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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审查的三个基本前提

合同审查并非合同文本审查，律师在对合同文本进行实质审查之前，需要搞清楚几个前提问题，即在何种情形下进行合同审查和修改。否则，审查修改后的合同适用性和可接受程度将大打折扣。这几个前提问题包括修改立场、修改程度、修改模式，笔者分述如下。一、修改立场：代表谁忠诚于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应当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尽心尽责。对于合同审查而言同样如此，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委托人是合同中哪一方，此即律师审查修改合同的基本立场。如何确定律师的审查修改立场？实践中，合同文本是切入点，即根据合同文本中关于主体部分的约定内容来确定在具体的合同中自己的委托人是哪一方主体。委托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中关于合同主体的约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合同主体清楚明确，委托人是其中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能够直接确定委托人的合同主体身份，进而明确自己的修改立场。二是合同主体清晰明确，委托人的关联单位是其中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若律师知道其中的关联关系，可参照前述第一种方法明确自己的修改立场。若律师不知道其中的关联关系，则应当向委托人（或其合同经办人）进行核实，以确定修改立场。若基于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的委托合同约定关联单位的合同不在律师的服务范围之内，则应与委托人进行沟通，以便确认是否就该合同提供审查修改服务。三是合同主体不清晰，无法体现委托人是合同的哪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最佳办法是直接与委托人（或其合同经办人）进行沟通核实，以确定修改立场。对于一些特征比较明显的合同，也可以根据合同内容并结合委托人的性质来进行判断。出于谨慎的考虑，即使判断出了委托人的合同主体身份，还是应当与委托人进行确认。若委托人经常提供此类主体不清晰的合同要求律师进行审查，较好的做法是要求委托人（或合同经办人）在提供待审合同文本时，一并告知律师在该合同中委托人是哪一方主体。二、修改程度：谈判地位除了明确修改立场之外，律师在着手进行合同审查修改之前，还应当知道该合同的修改程度，即委托人对于该合同的内容是否可以进行修改？若可以，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修改？这个问题对于审查修改合同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若仅从文本角度而言，律师可以进行任何有利于己方委托人的修改，增加其权利，减少其义务。但律师所进行的修改很可能会在委托人并非优势的场合因为合同相对方不同意而沦为无用功，或者是在委托人处于优势地位时未能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而全面的保护，这两种情况都是不适当的，应予避免。关于合同的修改程度问题，可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解和把握。（一）合同修改的程度取决于合同当事人在该交易事项中的谈判地位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公平是相对的，是建立在当事人交易地位平等之上的。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供求关系决定了交易主体的市场地位，若供大于求，则需方相对而言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则处于劣势地位。这种交易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的谈判地位。因此，确定合同修改程度的核心在于确定委托人在该交易事项中的谈判地位。（二）合同修改的程度不可能精确，但可以从原则上进行把握实践中，以己方委托人为中心，可大致分为三类：1.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具有明显优势。一般而言，在买方市场下，买方的谈判地位通常较高，在卖方市场下，卖方的谈判地位较高。例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通常情况下发包方的地位相对较高，而承包方的地位相对较低；在银行贷款合同中，贷款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而借款人的地位则相对较低。当然，在实践中谈判地位的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委托人的综合实力和交易的迫切程度。委托人综合实力较强，合同相对方更迫切希望达成合同，则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反之则较低。在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的情况下，此类合同的修改程度较大，律师在审查修改时委托人的权利条款可以相对较多而义务条款相对较少。在此情况下，还应当兼顾合同的公平性问题，若修改后的合同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显失公平”，则可能导致相应的合同条款或者合同被撤销的后果。2.合同双方谈判地位势均，委托人无明显优势。律师在审查修改此类合同时，应以完善合同内容、增强合同的可操作性为出发点，以权利义务对等为原则，对合同内容进行审查和修改。3.委托人谈判地位较低，处于相对劣势。在此种情况下，律师在审查修改合同时，基本原则应是：对于底线问题必须修改，对于非底线问题力争权利。所谓底线是指涉及委托人核心目的的内容，若不进行修改，可能会导致委托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或遭受重大损失。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风险的角度考虑，在审查修改此类合同时，应当就合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不利条款及其后果向委托人进行分析和提示，让委托人在对合同风险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接受该合同条款，而不能贸然决定。三、修改模式：以委托人为中心所谓修改模式，是指律师以何种方式来修改合同，从而让委托人能够清晰看出合同被修改的地方，这也是律师工作成果的体现。不同的委托人对于合同修改模式的要求不同，从实践来看，一般有清洁修改模式、痕迹修改模式以及意见书模式三类。需要采用何种模式，对于律师而言应当以委托人的需求为中心，即委托人希望以哪种模式修改，或者说委托人习惯于哪种模式。实务中，为了便于保存和归档，在进行合同文件命名时，建议用“日期+文件名称+修改人+版本”的模式进行命名，或“20170321委托代理合同-某某修改终稿-清洁版”，此种命名方法可清晰地看出合同名称、修改时间、修改人及修改版本，在后期查询及撰写工作报告时较为清晰、实用。（一）清洁修改模式清洁修改模式即律师对合同文本直接进行修改，完成以后将终版合同提供给委托人，不需要标注修改痕迹。此种修改模式常见于小微型企业没有专门的法务人员，企业负责人对律师的信任度较高。此种修改模式要求律师更加细心，修改的程度更深，不仅要修改法律条款，甚至连商务条款、交易细节安排也需要一并修改。对于此类合同的修改，律师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增加与委托人的沟通，确保全面理解合同的交易内容以及委托人的核心利益。委托人希望律师提供的是最终的合同版本，可供直接签署，因此合同中一般无需再出现提示、建议。这就要求律师与委托人交流沟通后，将需要提示的问题和建议告知委托人，然后将重点直接体现为合同条款。二是在给委托人提交修改后的合同时，应当同时发送修订版和清洁版两个版本，一方面可以满足委托人对合同清洁版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今后查询合同修改情况也更为直观和方便。（二）痕迹修改模式所谓痕迹修改模式是指留有修改痕迹的一种模式。委托人可以从律师提供的合同文本中一目了然地看出律师在什么时间、对合同的哪些条款进行了修改、删除、增加了哪些内容、提出了哪些建议、提示了哪些问题。痕迹修改模式是实践中较为常见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采用此种修改模式，需要注意的是：1.明确体现修改信息。以WORD为例，在“审阅”一栏下选择“修订”模式对合同进行修改，即可形成带有修改痕迹的合同版本，但应当在“修订”一栏下点击“更改用户名”，点开之后在“用户信息”一栏里面输入修订者的名字，如此设置能够在合同中明确体现出修订者、修改时间以及相应的修改内容。对于经过多人修改或多次修改的合同而言，可以清晰地反映并记载合同条款的修改及形成过程。2.灵活运用多种修改方法。在痕迹修改模式下，律师要根据具体的合同文本灵活运用审改方法，全面反映出合同存在的问题以及律师的修改意见，实际上这也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进行的一种书面沟通。“补增”“删改”在修订模式下可直接体现出来，“提示”“建议”和“意见”则通过“审阅”栏中的“插入批注”功能以批注的形式出现。对于律师提示的问题以及“建议”“意见”，通常在委托人予以反馈后还需要再次进行修改或确认。（三）意见书模式意见书模式是指律师不在委托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上进行修改，而是将律师修改意见以意见书的形式发给委托人，由委托人参照采纳修改的一种模式。一般来讲，委托人的经办部门会对律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慎重考虑，对适于采纳的予以采纳并修改（通常合同经办部门需要向合同审批部门或审批领导作出相应的解释）。此种模式在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应用较多，因为这些单位对于合同的审批流程较为严格，而且对于律师的修改意见也会被作为合同档案一并留存。但这种修改模式对于经办人员的法律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功底和书面表达能力。否则经办人员对于律师的提示和建议可能无法准确理解，也无法将律师的意见转化为合同条款，从而导致合同审改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从笔者的实践经验来看，随着律师和委托人的不断沟通，这一模式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具体操作方法为：待审合同发送给律师后，先由律师以痕迹修改模式进行修改后将合同反馈给经办人，由经办人和（或）业务部门与合同相对方进行沟通，待合同双方对合同文本无异议之后确定最终版本再发送给律师，由律师针对该最终版本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查意见书，这样既能保证合同修改的质量和准确性，也能兼顾审批和存档的需要。（作者：张海燕，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29 09:53:48

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预防和矫治的三个维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要求。司法实践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低龄化、手段成人化、后果严重化等新态势，严重犯罪未成年人多被判处监禁刑，正常社会化进程被提前阻断。面临侦查、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关四重机构和程序，易忽视对其犯罪恶习的调查、对犯罪原因的探究，无法形成治理的连续性。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坚持依法办案、落实宽严相济、遵循办案规律、注重标本兼治”四

发表时间：2025-04-23 16:14:19

家庭教育促进法：从“家事”到“国事”的法治化探索

发表时间：2025-04-22 15:54:02

遗产继承纠纷的律师实务要点与立法建议

一、拆迁款属性、遗嘱条件履行实务要点被继承人TDX（1936年4月生，2023年3月去世）与XN（2012年7月去世）系夫妻，育有八名子女（原告XJY、XJK、XWQ；被告XGF、XWN等五人）。双方在广州市南沙区拥有一处153平方米房屋，属夫妻共同财产。而XN生前未就该财产享有的份额立遗嘱或签订遗赠协议。2020年5月，因房屋被征收，TDX与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合同，获安置房及补偿款190余万元。同年6月，TDX立公证遗嘱，明确其享有的征收权益份额及应继承XN的遗产份额均由被告XGF继承，但附加条件为“XGF须照顾其至终老方可取得财产”。实际履行中，TDX自2020年至2023年去世前一直与另一被告XRF共同生活。三原告主张XGF长期居住东莞未履行照顾义务，遗嘱生效条件未成就，要求按法定继承分配征收权益及存款，被告方则否认该主张。本案的核心点为公证遗嘱附条件（赡养义务）是否成就以及拆迁补偿款的遗产属性，集中凸显了遗产继承纠纷中的三个典型法律争议点。一是针对拆迁补偿款的遗产属性争议，部分当事人误认为被继承人生前签署的拆迁协议必然排除补偿款的遗产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遗产范围以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为限，而拆迁补偿款虽产生于生前协议，但其法律性质需结合款项发放时间与财产权益转化节点综合认定。若补偿款的实际发放发生于被继承人死亡后，则该款项应视为被继承人基于原物权转化形成的遗产，当事人对遗产动态属性的认知亟待法律进一步释明。二是在本案中，被继承人仅为一女设定了附条件遗嘱，明确以“履行养老义务”作为继承房产的前提条件，实践中有些继承人将“养老义务”简单理解为经济供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附义务遗嘱的履行需覆盖物质保障、生活照料与精神关怀三重维度。三是本案胜诉的关键在于构建完整的义务履行证据链。被告方可以提交综合证据：连续五年的医疗陪护记录及护工证言，证明日常照料；每月固定转账凭证及生活用品采购清单，佐证经济支持；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被继承人精神状况评估报告，反映情感关怀；邻居及亲友的多份证人证言，形成赡养事实的交叉印证。法院据此认定遗嘱所附条件已成就，家事案件中“证据场景化”的诉讼策略具有一定价值。二、农村集体经济股份继承实务要点FLZ与原告LYR于2001年结婚，婚后无子女。FLZ的父母为FGX（2020年去世）、ZXN，其兄弟姐妹为FXM、FLJ。FLZ生前持有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某股份合作经济社股权10股，2015年至2023年期间的分红累计360余万元，原告主张股权及分红为FLZ遗产，要求继承三分之一。（一）集体经济分红基准日在司法裁判中的影响顺德某村股份合作社股权固化以2001年9月30日为截止时点，以户籍在册农业人口为确权基准，这一制度设计在司法实践中对分红权主体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及《民法典》物权编相关条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通常以特定时间节点（如股权固化日）的户籍状态为核心依据。成员权益分配以分红基准日为起点展开，直接影响司法裁判中对股东资格的认定：若继承事实发生于分红基准日后，则被继承人生前享有的分红收益仍属遗产范围，但其股东资格是否可由继承人承继需结合章程规定；若继承发生于基准日前，则继承人可能因未完成股权变更登记而丧失当年度分红请求权。（二）股份继承规则解析《关于固化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权量化股份合作社资产的实施细则》中规定，个人股东的股份可以继承、转让及赠与，但不能质押。股份的继承、转让及赠与按以下办法处理：股份的继承要根据被继承人订立的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法定的继承顺序进行继承，如无订立遗嘱、遗赠扶养协议和法定继承人的，则被继承人的股份划归集体股。在股份继承方面，该村明确规定个人股权可继承但禁止质押，体现了集体资产保护与个人财产权益的平衡。股权固化后新增人口通过继承取得的股份仅保留财产性权益，其分红权以完成继承登记且符合基准日条件为前提。此种规则既维护了集体资产稳定性，亦为类似纠纷中“身份—财产”二元权利冲突提供了解决路径。（三）继承权与股东资格分离问题继承人虽通过继承取得股份财产权益，但能否取得合作社成员身份需遵循章程及地方性法规。实务中常出现继承人因户籍迁出或非农业身份被限制行使表决权的情形，此类纠纷需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辨析财产性权利与身份性权利的边界。三、家庭伦理与继承编规则被继承人未成年时丧母，后父亲再婚又生育女儿。被继承人成年后赴广州创业成立公司，未获父母经济支持。其因病去世后引发了妻子、幼子与父母间的遗产诉讼。被继承人父母在遗产分割时主张法定权利；继母明知缺乏法律依据仍主张继承资格。本案聚焦两个法律争议：其一，法定继承份额划分中需平衡配偶、子女与父母三方权益；其二，继母主张与被继承人形成继子女关系，要求继承遗产，形成抚养关系与否如何认定与举证。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继父母主张继承权必须以形成抚养关系为前提。该案证据显示，被继承人父亲再婚时其已成年且独立生活，既未与继母共同居住，亦未建立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关系，不符合“抚养教育”的法定要件，法院据此认定了继母不享有继承权。此外还确立了两项重要规则，一是成年继子女关系的认定需以共同生活为基础，单纯姻亲关系不产生法定继承权；二是父母未履行抚养义务不影响法定继承权，但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条，在具体分配时适当调整份额。这种既坚守法律原则又兼顾个案平衡的裁判思路，为类似家事纠纷提供了重要参考。四、扶助型婚姻遗产纠纷多维剖析被继承人YJ（2022年2月22日去世）与原告NZJ系夫妻关系，育有女儿NRQ（2004年生）、儿子NYN（2016年生），YJ母亲LXH、姐姐YK为被告。YJ生前未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合法继承人为配偶NZJ、母亲LXH及两名子女。本案涉及女婿对岳母处理妻子遗产的抗辩，具有特殊性。女方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创业资金源于娘家原始积累，且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无收入，其属于扶助型婚姻。在办理本案中，形式瑕疵遗嘱的效力认定规则、夫妻共同财产析产与继承的衔接、利害关系人参与见证的法律后果等法律问题值得关注。（一）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边界争议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房产虽登记在女方名下，但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本案特殊性在于女方创业资金源于娘家原始积累，若能证明购房首付款系女方父母对女儿的单方赠与，如附条件借款协议、资金流水备注等，则该部分对应的增值收益可主张为女方个人财产；男方在婚姻期间长期无收入，女方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事实虽不影响财产共有性质，但在遗产分配时可能引发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倾斜，实践中存在照顾主要贡献方的判例。（二）遗嘱形式瑕疵引发的继承权博弈本案遗嘱因见证人资格瑕疵被否，民间遗嘱订立存在认知误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明确规定，打印遗嘱需两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全程参与，继承人及其关联方，例如债权人、合作伙伴均不具备见证资格。女方本可通过公证遗嘱或律师见证遗嘱等方式规避风险，但最终因程序疏失导致结果未能实现，凸显了遗嘱形式要件的严苛性。（三）遗产保管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女方姐姐在妹妹去世后转走银行卡内资金存在法律风险：若转账发生于女方死亡后，该行为涉嫌侵害遗产共有权，即便资金用于其女儿教育，仍需经全体继承人同意或事后追认；若姐姐持有女方生前书面授权，可主张委托理财关系，但死亡后代理权自动终止；款项用途的合理性，如支付必要教育费用可作为减轻责任的抗辩理由，但不能免除其作为遗产占有人应履行的清算报告义务，建议姐姐可通过补签遗产管理协议或诉讼确权厘清责任。本案提示高净值家庭需建立前置性财富规划体系，通过婚前协议、产权代持公证、合规遗嘱工具及保险信托等金融手段，实现资产保护与代际传承的平衡。对于“扶助型婚姻”中的财产风险，更应注重书面约定与法律事实的衔接。五、遗产继承领域立法建议在遗产继承中集体经济分红继承领域争议频发，现行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继承与分红权益转移的规定需进一步完善。身份权与财产权混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将遗产范围限定为“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兼具人身属性与财产收益，其能否继承须有统一规定；以户为单位的分红机制失灵，许多地区仍沿袭“生不增、死不减”的静态分红模式，导致已死亡或外嫁女性的分红份额被不当截留等。针对以上情况笔者建议，立法应明确身份权益财产化标准，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规定，成员生前已确定享有的分红收益可作为遗产继承，但成员资格本身不得继承；建立动态分红调整机制，要求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载明成员死亡后分红份额的处置规则，如由集体赎回或亲属递补等。（作者：孙俊杰、左薇，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21 11:01:53

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亮点之我见

新制定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原《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同时废止。《办法》直面多年来特许经营领域的焦点，充分汲取过去几年间的立法、政策和实践成果，进一步规范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的经营与管理，增加利好规定，加强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和鼓励，构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为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项目提供了更加完善、明确的指引。

发表时间：2025-04-15 09:45:04

浅析人工智能适用法律人格制度的可行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突破简单的工具性身份，展现出超强的潜能开发优势，让人们在畅想未来科技进步的同时，不禁思考现有法律体系需要适用于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本文通过讨论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即赋予其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初步构建未来智能社会的新型治理模式。一、人工智能概述根据《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人工智能是指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技术、系统、产品以及服务。应用型人工智能又称弱人工智能，通过机器学习技术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并应用于特定的需求领域中。这种人工智能只是表面看起来智能，并不能真正地进行推理和解决问题。通用型人工智能是在脑科学技术的发展下，试图使人工智能具有类似人类思维的能力，包括强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对比弱人工智能，具备独立思考问题并制定解决问题最优方案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自1956年问世以来，经历了只能解决“玩具问题”的第一阶段、依靠手工知识库支撑的第二阶段，现已进入以机器学习的兴起为标志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的人工智能仅为可进行简单算法的辅助性工具；第二阶段的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积累或给定算法进行单任务操作，以应用到相应实践中；第三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则将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人工智能开始具备自主学习能力，能够理解和分析情境，并作出相应的反馈。虽然现在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独立意识，但其创造性、自主性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一态势使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主体，世界各国都开始思考是否可以赋予人工智能一定的法律地位来适应机遇与风险共存的未来。二、法律人格制度的法理概述（一）人格的概念人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包括“能力、自由及人格关系”，对人格的保护是民法的首要任务，法律表现上为《民法典》人格权编，包括生命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二）法律人格的概念及发展法律人格也称之为法律主体资格，是独立承担责任或享有权利的法律地位。法律人格问题是私法中最基本的问题，它体现了成为法律上认可的人所需具备的条件。法律人格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后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法律人格的性质往公平、自由、平等的方向演变。《法国民法典》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法典，变革了过去以血统和身份作为法律人格的界定，将自然法思想中伦理性的要求与法律人格在实在法上相结合，“因理性所生的人的伦理价值开始成为人格的基础”。《德国民法典》则在《法国民法典》的基础上扩大了法律层面“人”的范畴，加入了法人制度。这一改变让法律人格有关自然法的伦理性要求得以突破。法人制度的广泛应用适应了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德国法学家萨维尼认为，法人仅仅是为了达到特定的法律上的目的而被看作一个“人”。法律人格随着时代的变化先后体现出“反伦理化、泛伦理化、去伦理化”的方向。三、人工智能与法律人格制度之连接（一）人工智能适用法律人格的必要性1.时代背景的要求。国务院于2017年颁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求，“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规划中明确体现了未来发展对人工智能实现深度人机互动的期望，提出了对人工智能赋予法律主体地位的设想。国内外对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问题都十分重视，中国科学研究院编写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各国强化人工智能发展迭代，16个国家新发布了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或计划。另外，还有18个国家正在筹备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2.人工智能自主性能力加强。人工智能的早期应用离不开人的控制，工具性属性使其只能被视作法律上的物。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能力加强，可以自行完成一定的任务而无需人类的控制参与。甚至一些人工智能的行为可以超出人类控制，所得结果与人类之间的因果关系逐渐变弱。（1）人工智能的著作权归属。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体现主要在生成作品上，人们可以通过简单地输送原始素材，选择自己想要的作品类型，使用人工智能一键生成。从这个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机械延伸的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明确，“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著作权若直接归于生成者的选择行为显然不妥，生成者在整个过程中对作品起到的作用十分微弱，没有进行直接产生作品的智力活动。如果不能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产生的作品只能流入公共领域。而无主物并不一定能促进社会产生效益，甚至可能加剧抄袭带来的市场现象，导致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优质作品数量减少。如果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生成的作品给予著作权保护，其所有者及研发者可以作为作品权利承继者获得利润回报，使该领域技术的后续创新与进步得到法律保护，鼓励利用创新型技术来生成创新型作品，由此实现双重创新。（2）维护合同关系稳定的需要。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应当具备订立合同、报告情况的行为能力，结合人工智能的特点赋予获取数据和能源、升级和维护的权利能力。人工智能参与合同构建的情形比起传统的电子交易结构，人工智能可以独立完成对合同的选择到决定。这个期间人类的参与很少，甚至没有参与意识，因此容易形成当事人真实意思与人工智能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传统的意思表示和因果关系理论在人工智能从事的交易中进行解释的链条过长，导致交易稳定性降低。直接授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可以通过强有力的中继站保障足够的权利能力，以维护交易安全。（3）简化明确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现代产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基本都是多主体协同的开放性模式，因此各主体都有可能会对人工智能的运行产生影响，难以从中抓取实际主体。同时人工智能本身也具有一定自主性，因此当侵权发生时难以认定责任主体，有关人工智能状态和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成本是昂贵且困难的。若能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令其独立承担责任，可最大程度地降低责任负担、缩小责任主体范围，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更加高效。对被侵权人而言，适用法律人格制度能加快其获得理赔的速度。为达到这种目的，人工智能主体的设立人必须事先注入责任资本或者购买责任保险。同时，可仿制法人人格的否认制度，规定某些情况下设立人应承担补充责任，以避免其不合理滥用人工智能的独立人格地位。3.理论前瞻研究对未来不确定性变革的缓冲性。虽然目前的人工智能尚不具备独立意识，现在考虑赋予其独立人格也不具备现实可能性，但应正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潜力，以及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通过赋予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主体地位，是进行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未来智能社会治理结构与治理体系所做的提前准备。当然，这种制度的设置与安排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复杂工程来完成的。即便现有技术存在局限性，也并不妨碍用前瞻性视角分析法律情况，利用前瞻理论研究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可能。（二）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类型构想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可以以法人制度作为参考，是以限定性、工具性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电子人格。法人制度作为现有的非自然人的法律人格，许多方面都能够为人工智能适用法律人格设想提供参考借鉴。法人制度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对团体人格的简化，还能够促进合同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实现自然人与法人财产分离、建立有限责任、鼓励交易发生。而这些同样可以适配到人工智能独立人格的应用上，目的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人类提供保护与便利。但无论发展到何种地步，人工智能与自然人之间都存在着本质性差异。因此，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所对应的权利义务自然不同于人类，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基于算法的机器，因而无法享有跟性别、年龄、血缘等特征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人工智能的人格存在限定性，立法者应通过限定权利义务范围来明确人工智能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本质上作为一种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工具，其权利义务的限定标准应当是坚持以人类利益为中心，让这项技术始终有效服务于人类。当人工智能可基于自身的智力与第三人独立产生互动时，可为其创设一种“电子人格”予以适用，承担特定的权利与义务责任。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为其赋予法律人格的主体地位是当下对适应未来智能社会的制度调整。我们应当在不断探索中发现和构建智能社会形成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法律来明确权利义务，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转。（作者：王娟蕊、王文秀，河北信联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11 09:54:13

论律师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988年，徐静村教授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以律师学命名的专著《律师学》，表明该学科的研究由零星、分散状态进入到系统、整体的阶段。律师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律师制度和律师执业活动，其研究范围比律师法学的范围更广，可以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的方法研习，以此丰富相关的理论成果。一、律师学的学科定位（一）律师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学科研究对象是决定一门学科能否独立以及该学科属性的关键要素，法学分支学科是因法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不同而形成的法学体系内部的学科分支。虽然当前学界对律师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尚有分歧，但多认为包括律师相关制度以及律师执业活动，且现有的法学学科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分支学科有与之相同的研究对象。由此，律师学以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成为法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二）律师学是一门职业法学学科职业法学是以具体的法律职业作为研究内容，该学科的蓬勃兴起使法学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广。徐静村教授认为，律师学是一门以研究律师职业活动为中心，以研究律师综合运用各种法律知识进行服务为内容的职业法学学科。律师学与检察学、公证学等职业法学相似，与律师制度的建立、发展以及律师职业实践活动的展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三）律师学是一门应用性法学学科指导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和根本目的。律师学作为一门职业法学，相关理论源于实践，也应当反哺实践。应用法学研究必须把握时代脉搏，也必须强调务实。作为应用性法学学科，律师学的研究成果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恐陷入“空想主义”，若拘泥于法规范的研究亦会落入“本本主义”。鉴于此，律师学不仅须根植于律师的执业活动，而且应坚持实践价值导向，确保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指导律师的执业活动。（四）律师学是一门综合性法学学科律师业务的广泛性和知识渊源的复合性是律师学综合性的主要体现。从预防风险到化解纠纷，从非诉讼路径到诉讼途径，从民商领域到行政、刑事领域，从公民到政府，凡律师业务所涉之处皆是律师学的研究范畴。同时，律师学的知识渊源不仅源自于实体法与程序法等诸多法学学科，而且离不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等学科知识。二、律师学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律师学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律师制度与律师业务两个方面。（一）律师制度律师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律师制度亦有新发展，包括律师制度演进、中国律师职业、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事务所、律师管理制度和律师职业伦理等，在此介绍其中三个重要内容。1.律师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现实中，律师与不同的法律职业只是在分工上有所不同，他们都以实现公平正义为职责所在，致力于将矛盾纠纷纳入法治解纷机制，促使案结事了人和。正确认识律师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定位和分工，有利于保障律师的合法权利，并有助于律师代理和辩护职能的有效行使。2.律师管理制度。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至今已逾45年，律师管理制度已实现有效“两结合”管理。律师职业具有独立性以及行业自治性的特点，行业协会更贴近律师业也更了解律师执业过程中的问题，强化律师协会的自律管理是律师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3.律师职业伦理。律师职业伦理建设关系着律师个人的社会声誉和律师职业整体形象，是律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主要分为律师与同行、委托人、司法人员的职业伦理。在律师行业有必要规范律师之间的行为，形成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公平竞争的职业关系。在律师与委托人之间，规范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是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内容。律师在面对潜在客户时、与委托人建立委托关系时、委托关系存续期间、委托关系终止后，均须严格遵守职业伦理。在律师与司法人员之间，需加强律师职业伦理的建设，进一步规范律师与司法人员的关系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应推动二者形成对立而不对抗的良性互动关系。（二）律师业务律师常见的业务包括民事诉讼代理业务、刑事辩护及代理业务、法律顾问业务、非诉讼法律业务、调解业务等，在此介绍其中三种主要业务。1.民事诉讼代理。在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理论背景和“案多人少”的现实情况下，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功能愈发重要。当前，法官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案，律师亦应秉持该理念，以共情与责任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以超然的心态独立思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准确判断当事人的诉讼意图，理性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积极寻求矛盾纠纷的最佳解决之道，协同法院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律师在诉讼实践中历来重视法律服务经验，但律师若习惯性地依赖经验，恐会损害代理的质效。基于此，律师须重视对个案、类案经验的反思归纳，以创造性的思维提炼出一套科学、系统且具备一定前瞻性的代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法律风险告知、诉讼策略制定、证据收集与运用、法律检索、诉讼可视化、庭审商谈等。2.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业务主要包括政府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律顾问。就政府法律顾问而言，律师需不断优化政府法律顾问服务，重视团队建设、树立律所间合作理念、善用公开渠道、化解工作难题，在不断提炼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出成熟的法律服务产品，以满足政府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就企业法律顾问而言，律师提供具有法律专业性、行业专属性的综合性法律顾问服务可以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助力企业合法经营，维护企业合法利益，推动实现商业目的。律师有必要提供团队化、标准化和智能化的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切实提升企业法律事务的管理水平。3.律师调解。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出台，标志着律师调解工作正式步入制度化轨道。与律师参与调解活动不同，律师调解制度中的律师是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主持调解，角色由代理人转向调解员，其定位由辅助转向主导。在宏观层面，律师调解有助于提高调解活动的专业化水平，促进案件分流，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压力。在微观层面，律师调解可于情理之中融入法理，更能体现调解的协同性与合意性。笔者认为，律师调解业务有必要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在激发律师积极性的同时不断提升律师调解的质效。三、律师学的研究方法法学研究须遵循法学界通用的研究标准、研究准则来进行，借助有效的研究方法使法学研究成为系统、有规则的研究。律师学的研究因学科个性衍生出以下四种常用的方法。（一）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律师的实践活动是律师学研究的源泉，其理论研究成果是对律师实践活动的规律性总结，并需要实践检验相关理论成果的科学性、实效性。具体而言，一是以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律师业的现状。以社会调查、问卷访谈等方式获得第一手翔实的资料，对制度的运行情况、有益的实践经验和存在的实际问题作出全面的了解。二是以结构性思维提炼适切的理论。通过运用观察、思考等基本方法，从经验事实中形成主观上的认知和理论，在归纳的基础上提出契合实际且行之有效的理论，以期使律师实践获得正确的指导。三是在实践中贯彻理论。实践的价值不仅在于将理论外化于律师的执业活动中，而且得以对理论作出验证，并进一步指导实践。（二）分析的方法分析的方法在律师学的研究运用中主要有三：一是规范分析。法律解释对于法律的准确理解和正确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对现行有关律师制度的法律规范作出分析阐释是律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历史分析。对律师学相关制度和现象的研究需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发现其运行的规律，并得出正确结论。三是经济分析。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律师法律制度及相关理论，可以通过对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合理配置，用最少的法律成本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三）比较的方法运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推动律师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比较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内部比较和外部比较。其中，根据学科内同一内容的变化发展和不同做法，内部比较可以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详言之，通过外部比较的方法分析异同，探寻律师学相关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把握其本质和特殊性，明晰学科间的共性与个性以促进学科的交流与衔接。同时，坚持客观辩证的思维进行内部比较，通过横向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通过纵向比较把握律师制度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继承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在横、纵比较中内外兼修，实现律师学知识体系自主性和世界性的有机融合，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自主律师学知识体系。（四）综合运用的方法律师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法学学科，面对广泛、综合、复杂的律师执业活动，单一的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对该学科的研究需要。为此，律师学的研究有赖于多种研究方法交叉运用，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所述的一系列方法。此外，律师学知识渊源的复合性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灵活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原理融会贯通，以期产生清晰、透彻且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作者：项佳乐、赵青航，浙江理工大学）【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10 09:21:09

谈公司治理架构中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的制度选择

在“双层制”公司治理结构下，监事会在外部监督中虽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不够尽如人意。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引入董事会中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单层制”治理模式，转变审计委员会职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机制。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上述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作出以下探讨。一、《公司法》允许公司选择“单层制”治理模式（一）《公司法》组织机构的设置采用“选择制”《公司法》修订的一大亮点是公司治理优化升级，允许公

发表时间：2025-04-08 09:13:19

承租人提前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争议点解析

房屋租赁关系中，承租人因经营困难、难以负担租金等原因被迫提前退租，但在出租人未同意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引发争议。合同能否解除，合同解除的时点如何认定，合同解除后的责任如何确定？这些问题系此类纠纷中较为常见的争议焦点。笔者结合案件代理经验，对此类问题作了系统梳理和分析，以期对相关实务提供参考。一、实务中的典型情形相较于承租人与出租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承租人单方面主张提前解约退租的情形下，更容易引发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双方对合同能否解除以及合同解除的后果，存在截然不同的理解。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合同约定了附提前通知义务的单方解除权。例如：“承租人有权提前一个月以向出租人发出书面解约通知的方式解除本合同，在此情况下，承租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二是合同约定了附违约责任和提前通知义务的单方解除权。例如：“非因出租人原因，承租人单方要求提前终止本合同的，应当提前一个月以书面方式通知出租人，并按解除合同时六个月租金的标准承担违约金。”三是针对不同履约时长，分设违约金计算标准的单方解除权。例如：“承租人有权提前三个月以书面方式通知出租人要求解除本合同，合同自承租人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此种情况下，如承租人履行合同未满一年的，需支付出租人两年租金的违约金；如承租人履行合同满一年，但未满两年的，承租人应向出租人支付六个月租金的违约金；如承租人履行合同已满两年的，承租人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四是合同未约定承租人享有单方解除权。但实际履行过程中，承租人因经营困难、已无使用房屋的实际需求等事由要求提前解约。二、合同能否解除的问题（一）任意解除权的效力分析前文所列举的“单方解除权条款”，在实务中通常被定性为“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或“附条件/附期限的法律行为”。但此类约定是否有效，目前缺乏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导致实务中存在较大争议。《人民法院报》发布的（2021）浙01民终7149号戴某诉杜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认为：“附有责任承担方式、提前通知程序且符合当事人真实缔约目的的任意解除权约定有效。行使解除权的一方提前通知并实际支付或承诺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的，其通知可以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其关键在于，若合同约定任意解除权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相对方的利益，提前通知可便于对方预先合理安排另行出租等事宜，支付违约金或赔偿弥补对方损失，则无否定其效力的必要。持此类观点的案例还包括（2022）粤01民终21346号、（2021）京民终726号等。笔者较为同意公报案例中的观点，对于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判断的核心标准应为：是否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兼顾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是否实质上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1.判断是否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从磋商过程、行业特点、交易惯例等角度切入进行考察。若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对于提前解约条款有过充分磋商，此类条款亦符合行业特点（例如市场风险大，不确定性强等）或双方交易惯例，则可以认为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判断是否兼顾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可以从提前通知的时间长短和违约金多少两个方面来衡量。一般而言，若合同约定了提前通知解约义务，并同时约定了合理的违约金，可以认为已充分考虑了相对方的利益，应当认定为任意解除权约定有效。而对于仅约定了提前通知程序但未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形，若承租人提前通知解约的时间已足够出租人安排后续另行出租事宜（例如承租人提前3-6个月通知出租人解约事宜），亦可以认为已经兼顾相对方的利益，符合诚实信用原则。若合同约定的提前解约违约金已经足够弥补相对方的实际损失，即使没有约定提前通知义务，也没有必要否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3.判断是否实质上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需要考察承租人提前解约退租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合同订立时所预设的情形，以及租赁合同有无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提前解除合同是否有利于房屋的再次出租、利用，是否有利于避免双方损失的扩大等。综上笔者认为，若任意解除权的约定符合以上几项判断标准，可以认定该约定有效。承租人按约解除合同的，可以认定租赁合同自解除通知送达之日解除，或自解除通知所载明的具体时点解除。另外，对于合同中约定双方均享有此类附提前通知义务的解除权的情形，相比于仅约定一方享有该权利的情形更为公允、对等，无论该约定的性质被认定为“任意解除权”还是“附条件/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在实务中其效力更容易获得法院的认可。例如（2021）浙01民终7149号案及（2018）京0119民初3906号案中，法院均认可该提前解约条款的效力。（二）合同未约定任意解除权，承租人提前通知解约退租并已实际搬离租赁合同未约定任意解除权，但承租人仍提前通知解约退租并已实际搬离的情况下，出租人通常会拒绝接收房屋，并诉请承租人继续履行合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此时应当如何处理，系实务中的难点问题。对此，《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4条规定：“承租人在合同租赁期限内单方搬离租赁房屋，并主张解除合同，而出租人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经法院释明出租人坚持不解除的，考虑到承租人不愿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该义务性质又不宜强制履行，租赁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法院可以直接判决解除租赁合同，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出租人收回房屋、当事人起诉或判决生效之日等时间合理确定合同解除的具体时间。”结合前述规定，笔者认为考虑到租赁合同为继续性、长期性合同，以双方互相信任、互相配合为履行前提，并不适宜强制履行。而且在承租人经营困难、难以负担租金的情况下，强迫承租人继续履行合同也不现实，容易造成社会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双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故此类案件的处理思路应当是：鉴于租赁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出租人是否同意变更诉请，请求解除合同并就合同解除后果一并处理。若出租人选择变更诉请，法院可以判决解除合同，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但若出租人坚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可以说明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或已经解除，并判决驳回出租人的诉讼请求，同时说明针对合同解除后果及违约赔偿等问题，可以另行诉讼解决。此外，针对合同约定了任意解除权，但条款效力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若承租人已经实际搬离，租赁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的，亦可以参照此种方式处理。（三）关于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问题实务中除前述情形外，承租人援引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规定要求解除合同，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较为典型的如战争等。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和第五百九十条规定，应注意的是：1.只有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能要求解除合同。若不可抗力只是暂时性地影响义务履行，仅能产生免责效果，不能当然地解除合同。2.若不可抗力发生在迟延履行期间，不能产生免责效果。3.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后，负有及时通知和证明义务，以减轻可能给对方带来的损失。若未履行该义务导致对方损失进一步扩大的，需要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经检索发现，实务中认定构成“不可抗力”而免责或解除合同的案件并不罕见，但认定构成“情势变更”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案件则相对较少，法院在“情势变更”的认定上更加审慎。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情势变更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至少包括：订立合同时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该重大变化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商业风险范畴；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明显不利，显失公平；履行了相应的磋商义务。在涉及情势变更的案件中，主要以长期性、持续性合同为主，常见的情势变更情形主要是政策变化。此外，实务中关于“无法预见”的适用要求也较为严格。三、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一）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条款的效力分析实践中，部分租赁合同存在“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条款”。例如:“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违约金系根据出租人对承租人的租赁期、租金折扣等因素综合确定，承租人知晓并同意该违约金金额，保证不以任何原因要求降低违约金金额”。对此，《民法典合同编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仅以合同约定不得对违约金进行调整为由主张不予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主要考量在于，违约金司法调整规则是基于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当限制，如果认可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条款的效力，可能导致实践中因缔约地位差异而出现大量放弃调整违约金条款的约定，违约金调整规则将被架空，既不利于维护法律确定的公共秩序，也会影响违约金损失填平功能的实现，违背违约金调整规则的立法目的和民法典规定的基本原则。因此，即使在租赁合同中事先约定了放弃违约金调整的内容，承租人仍可以在诉讼中向法院请求酌减违约金。（二）违约金酌减的标准基本处理原则。房屋租赁合同解除时，出租人请求承租人赔偿损失或支付违约金的，承租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请求法院对违约金数额予以酌减。根据《民法典合同编解释》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违约金酌减时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结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过错程度、当事人缔约地位强弱、是否适用格式合同或条款等多个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判断。各地的裁判尺度和标准。实践中，法院还会参考合同剩余租期、房屋实际空置情况和出租人是否及时收回房屋并另行出租等因素，确定具体的违约金或损失赔偿数额，各地区的裁判尺度略有差异。以北京市为例，法院一般判定承租人承担不超过六个月租金的违约金或空置期损失。具体可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24条、第26条规定。（三）出租人的减损义务《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实务中一般认为，在承租人已经明确表示无力继续履行合同并已实际搬离的情况下，出租人应当知晓合同客观上无法继续履行，并负有及时收回房屋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出租人应当采取的“适当措施”包括及时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及时确认房屋损坏情况并沟通具体修复事宜、及时对外招租等。若出租人仅以承租人无权解约为由拒绝接收房屋，造成房屋长期空置的，有可能被认定为“对于损失扩大部分负有责任”，进而无权要求承租人进行赔偿。（作者：郭遥远、白千慧，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07 09:51:20

“执破融合”的制度思考及实现路径分析

所谓“执破融合”就是执行和破产两个司法程序融合在一起，实施“执破融合”的主要原因是原有的“执转破”（执行转破产）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僵尸”企业破产周期过长等问题。本文旨在探讨“执破融合”机制的实现路径。一、“执破融合”机制运行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布置的“执转破”工作以及当前提出的“执破融合”工作，都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作出的积极探索和工作创新，是司法程序内部的重塑再造。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涉及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之间的转换衔接，不

发表时间：2025-04-03 09: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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