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市场新业态和消费新模式，激发消费新动能。网络消费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较大便利，已成为群众消费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快速发展对进一步完善消费模式、提升消费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认识增强消费对于把握战略主动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消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福祉间的辩证关系，稳妥探索、认真总结网络消费变化趋势和规律，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持拓展网络消费场域，护育网络消费韧性，厚植网络消费潜力，促进网络消费蓬勃健康成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主要体现以下方面工作重点。一是制裁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筑牢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网络消费案件审判中，人民法院坚守消费者权益依法保护之基础，依法制裁经营者违背销售承诺、破坏消费预期的侵权行为，做好消费者权益兜底保障。网络直播营销具有“即时互动+场景化”的优势，但实践中容易出现虚假宣传、“货不对板”问题。比如，案例1中，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承诺商品“保真”“假一赔十”，但其向消费者交付的商品却并不符合承诺。人民法院判令经营者承担其承诺的高于法定标准的“假一赔十”责任，剑指直播营销中经营者欺诈行为，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二是统筹诚信经营和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网络消费模式持续健康发展。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相较于传统线下消费，网络消费流量日益增大、势头更加强劲。但是，消费者通过在线方式消费时，由于通常难以对商品进行现实体验，故消费决策、消费意愿容易受到影响和抑制，消费后也容易产生争议和纠纷。人民法院引领强化经营者诚信经营的同时，注重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也为经营者拓展更广阔更持久的市场空间，促进网络消费行稳致远。比如，案例2中，人民法院结合具体的商品类型、退货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案涉商品不属于不宜退货情形，故不予支持经营者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行为，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维护市场诚信。案例3中，人民法院认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告知优惠规则时存在误导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故判令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能够督促经营者珍视消费者信任、兼顾消费者利益，实现网络消费良性运行。三是聚焦网络消费新领域和新问题，树立正确导向。当前，网络消费新领域不断呈现，因消费而产生的新问题也不断增多，很多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持续深入研究。人民法院注重在个案中树立正确导向，发挥裁判示范引领作用。比如，案例4中，人民法院充分注意到演唱会门票与一般日常消费品相比的特殊性，在审慎权衡经营者关注和消费者利益基础上，正确运用格式条款法律解释规则对退票条款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能够促使类似行业经营者认真对待消费者权利，恰当兼顾好消费者利益。案例5中，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收集与其提供服务内容无关的用户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能够警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坚持合理且必要，避免过度收集而对消费者造成次生的不当影响。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作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应依约履行——侯某与张某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2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不应支持——胡某与韩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3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与某家具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4经营者拟定的格式条款存在不同解释，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方某与某票务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案例5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马某与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案例1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作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应依约履行——侯某与张某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张某某系某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在某次直播营销中，该店铺的主播人员将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系大叶紫檀）制作的手串宣称为正宗小叶紫檀材质制作，并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侯某观看该直播后购买手串1件，支付价款1千元。侯某收到手串后发现不是小叶紫檀材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某赔偿十倍价款1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网络店铺的主播人员在直播营销中宣称所售手串系小叶紫檀，并明确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上述承诺构成其与侯某买卖合同的内容，该内容对张某某具有约束力。张某某交付的手串并非小叶紫檀，而是属于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即大叶紫檀。张某某交付给侯某的手串不符合约定，而木质首饰的原材料对其价值具有重要影响。“假一赔十”的承诺虽高于法定赔偿标准，但张某某应当履行。最终判决：张某某赔偿侯某1万元。【典型意义】在直播营销中，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和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播介绍的内容。经营者的主播人员向消费者作出高于法定标准赔偿承诺，容易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影响其消费决策，促使消费者消费。当商品品质与承诺不符时，应予赔偿。虽然经营者作出的承诺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标准，但该承诺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内容，经营者应依约履行。本案判决有利于制裁消费欺诈行为，通过充分保护个体消费者权利，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案例2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不应支持——胡某与韩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胡某在韩某经营的网络店铺中购买一款女士手提包。购买时，店铺页面显示胡某该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胡某收到该手提包后，于七日内向该店铺申请无理由退货，被韩某拒绝，拒绝原因为此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并且此事项在胡某购物时即作出了提示。胡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韩某承担退货退款责任。【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虽然韩某在商品详情标注了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但韩某并未合理说明该手提包性质属于不宜退货的理由，也未举证证明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损或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故该手提包不属于前述法律条文规定的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韩某拟定的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条款对胡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终判决：韩某退还货款，同时胡某退还该手提包。【典型意义】消费者通过网络在线购买商品时，通常无法进行现实体验，其对商品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对商品的介绍和展示。当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可能会觉得不符合预期或不满足需求。为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适应在线消费的特点和需求。对于性质上不宜退货的商品，虽然经营者可以依法与消费者约定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但不得任意扩大范围。本案中，该手提包并非不宜退货，人民法院未支持经营者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之行为，有助于保障消费者退货的法定权利，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案例3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与某家具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家具公司在某电商平台经营家具。该公司针对某款床垫开展促销活动，促销规则为：10月24日20时开始付定金，前50名付定金者享受半价优惠。实际上，当日19时33分该公司即接受定金支付。张某于19时40分支付定金100元，同时告知客服人员已下单，并向客服人员发送了当时预定人数为15人的截图。客服人员回复结果随后公示，同时告知张某有机会享受半价优惠。张某随后支付订单尾款2399元，合计支付金额为2499元。后来，该公司公示的优惠名单中并无张某，该名单显示第1名下单时间为10月24日20时0分0秒，第50名下单时间为10月25日9时32分1秒。张某申请享受半价优惠，被该公司拒绝。该公司认为，张某未在活动时间内下单，不符合优惠条件。张某诉至法院，请求该公司返还商品一半的价款1249.5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家具公司提前接受定金支付，张某支付定金后即告知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并未指出其付定金时间不符合促销规则，并表示张某有机会享受优惠。据此，张某有理由相信其有资格享受半价优惠。根据某家具公司公示的优惠名单，若客服人员在张某告知时即指出其付定金不符合规则，张某完全可以先取消该订单并在20时后支付定金，进而促成符合优惠条件。某家具公司在促销活动中存在误导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某家具公司返还张某1249.5元。【典型意义】实践中，经营者为了吸引消费者、提高销量，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经营者作为促销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诚实守信，既要保证促销规则的公平合理，又要便利消费者进行消费。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因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有助于引导经营者不断完善技术手段及促销规则，规范网络消费中的促销行为，促进形成正常有序的营销环境。案例4经营者拟定的格式条款存在不同解释，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方某与某票务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方某在某票务平台同时在线购买两张演唱会门票。购票页面的票务须知载明：购票后48小时内可办理无条件退票。在销售阶段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权益，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如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能退票。因行程有变，方某向某票务平台申请退票，其中一张演出票退票成功，另一张演出票被该平台拒绝退票。经方某多次请求，该平台仅向方某退还第二张票款的80%。方某诉至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剩余的20%票款。【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票务平台在票务须知中载明的退票条件，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演唱会门票具有时间性要求和有限性等特点，若允许消费者任意退票可能对经营者带来较大不利影响，故票务经营者有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拟定退票规则的现实需求，但退票规则应清晰明确、避免歧义、公平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对退票规则的通常理解应为“退票后再次购买则不享有退票权益”。而案涉门票并非方某退票后再次购买，故平台不能依据上述条款拒绝向方某全额退还票款。即使对上述条款存在一个购票账户仅能就一张演出票享受无条件退票的解释，但也因该种解释更有利于某票务平台，故不应采纳。此种情况下，本案中的退票规则应作出更有利于方某的解释。最终判决：某票务平台向方某退还剩余的20%票款。【典型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深入扩展到了精神层面。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消费逐步成为消费热点。演唱会门票等票证系欣赏音乐等艺术的凭证，其与一般日常消费品相比，价格一般较高，时间性要求也更强。经营者拟定该类票证的退票规则时，既要考虑到退票对节目演出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合理现实需求。首要体现在退票规则的内容上，就应当清晰明确，防止出现歧义，避免不当影响消费者利益。当经营者拟定的退票规则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这样才能督促经营者认真对待消费者权利，恰当兼顾好消费者利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对格式条款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促进文化产品消费市场蓬勃健康发展。案例5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马某与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公司系某词典APP的开发者和运营者。马某下载后使用该APP时，系统提示用户需阅读隐私政策。隐私政策中载明需要收集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若用户在未实际阅读的情况下点击手机屏幕其他位置，该提示内容即消失并自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选项，且勾选后没有撤回同意的途径。若用户点击拒绝，则该APP自动退出，不向用户提供任何服务。马某认为，该APP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己接受隐私政策，收集手机号等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构成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其预先拟定的有关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协议应使个人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确作出同意。该APP的基本功能为词汇查询，用户的手机号码并非使用词汇查询功能所必需的信息，故某公司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该APP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未依法保障用户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作出同意；其在用户拒绝同意隐私政策的情况下直接退出，不提供查词服务，属于拒绝提供基本服务；其未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构成对马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本案诉讼过程中，某公司已对该APP的隐私政策进行了修改并新增撤回同意等功能。最终判决：某公司删除其收集的马某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向马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维权合理支出。【典型意义】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预先拟定协议，载明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等。实践中，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影响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内容采取自动勾选同意的方式，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收集与服务内容无关的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就是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说“不”。司法裁判警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坚持合理且必要，避免过度收集信息而对消费者造成次生的不当影响，体现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司法立场。【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9 10:09:45
分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更加关注对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6月14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为各地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案件提供参考借鉴，以高质效司法办案助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据统计，2025年1月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160件，在公益诉讼办案总数中占比4.61%，占比增幅达40.1%。本批次案例包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6件，其中4件为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例，都是制发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诉讼，突出了“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的鲜明导向，推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案例所涉文物涵盖了古遗址、古建筑、线性文化遗产等多种文物类型，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文物等级看，既聚焦重点文物的保护，也兼顾低等级文物保护，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驼山石窟，也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二野前委旧址。从文物形态看，注重对单体文物、线性文化遗产等一体保护，单体文物如“大夫第——文光牌楼”，线性文化遗产如万里茶道。本批次案例在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职进行监督的同时，更加关注对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比如，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是针对文物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职责开展监督；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是针对国有文物被属地政府转让的违法行为开展监督。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今年部署开展的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将对前期摸排的线索做好科学研判，依法应当立案的抓紧办理。工作中将更注重由点到面、由浅及深，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整治、从单一文物保护向同类文物或文物集合的整体保护转变。此外，今年下半年，最高检将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长城保护“回头看”，重点核查已办案件整改落实情况，梳理尚未解决的难点问题，推动长城保护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关于印发《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以高质效司法办案助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6件案例，作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6月12日目录1.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2.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夫第——文光牌楼”行政公益诉讼案3.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驼山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4.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5.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万里茶道（五峰段）文化遗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6.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代黄公广济桥行政公益诉讼案1.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文化遗址公开听证协同共治【要旨】针对文化遗址上存在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等违法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有效保护文化遗址。【基本案情】五担岗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距今约3500年，面积近10万平方米，系长江以南沿江区域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对于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被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疏于管理，周边居民长期在遗址上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历史风貌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7月，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花山区检察院）在开展专项监督中发现本案线索，初核后于同年10月12日依法立案。经实地勘查、走访调查等查明：五担岗遗址周边居民为生产生活方便，在遗址上搭建房屋、工棚等10余处，开设废品收购站2处，开垦种植玉米、油菜、红薯等作物60余亩，圈养家禽百余只，遗址地面随处可见垃圾、废品和家禽粪便；遗址界碑设置不明显，“四至”范围不清晰，保护工作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马鞍山市文物保护条例》有关规定，2023年10月18日，花山区检察院经磋商后，正式向花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花山区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处理侵害五担岗遗址的违法行为，做好保护修缮工作。同年12月6日，花山区文旅局书面回复称：因历史遗留问题，五担岗遗址上未征迁的原住户仍习惯在遗址上生产生活；种菜区域不在本体保护范围内，未发现新增种植深根系植物；搭建工棚、种菜、养殖等不同于打井、建坟、修墓等危害文物安全的违法行为；将加强日常巡查，拨付经费用于遗址周边环境整治；设置文物点宣传指示监督牌，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回复中提到的问题，花山区检察院再次前往遗址现场，核查遗址保护区“四至”范围，通过无人机航拍比对、平面定位，确定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均在遗址本体范围内；同时，经征询省级文物部门意见，明确搭建工棚、种菜养殖等行为会对遗址造成破坏。2024年1月10日，花山区检察院向花山区文旅局通报相关核查情况。会后，花山区文旅局制定整改方案，表示将申请专项资金，协调相关部门推动整改落实。鉴于涉及历史遗留征迁问题，整改工作需要一定周期等客观原因，2024年1月11日，花山区检察院依法作出中止审查决定。诉讼过程。花山区检察院多次跟进监督发现，整改工作无实质性进展，案涉违法情形持续存在，遂于2024年3月21日依法恢复审查。2024年4月17日，花山区检察院依法向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花山区文旅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加强五担岗遗址保护。提起诉讼后，花山区文旅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争取专项资金1000余万元，协同开展征迁补偿、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多方协同履职下，11户居民同意搬迁，清理菜地和工棚70亩，拆除废品收购站2处，安装防护格栅1800米，设置文化保护宣传标牌21处，遗址环境得到彻底整治。2024年7月5日，花山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召开听证会，一致认为花山区文旅局已依法履行职责，五担岗遗址得到有效保护。鉴于公益诉讼目的已全部实现，经花山区检察院建议，花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7日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检察机关运用无人机航拍、平面定位等技术手段全面调查核实，精准认定古文化遗址公益受损事实。针对行政机关整改不到位、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依法跟进监督，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督促之诉、协同之诉职能作用，推动各方联动履职、协同共治，在兼顾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公益保护。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公开听证客观评估整改成效，确保公益得到切实保护，以法治之力守护中华文脉。2.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夫第——文光牌楼”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修缮保护【要旨】针对非国有不可移动古建筑文物，因年久失修导致存在坍塌损毁危险的情形，检察机关查明文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后，通过公开听证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依法监督并协同行政机关解决履职难题。对制发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仍未开展实质性整改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基本案情】“大夫第——文光牌楼”（以下简称文光牌楼）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琉璃乡澳塘村，为当地村集体所有，系明代建筑，2018年3月被核定公布为江西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对研究明代历史、牌坊建造和民俗文化具有较高价值。但由于长期暴露在外、日常维护不到位等原因，文光牌楼损毁严重，主体存在倒塌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3月13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溪县检察院）在开展专项监督中发现该案线索。2024年3月26日，金溪县检察院依法立案。通过实地勘察，发现文光牌楼主楼风化严重、次楼屋面坍塌，基座部件缺失、中部断裂。经邀请文物专家研判认定，文光牌楼因年久失修，牌楼的柱、基座3处残损，构架5个部位17个构件损坏，屋面7处破损，主体结构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构筑物存在坍塌掉落风险，亟需进行抢救性修缮。通过调取文物档案及实地走访，查明文光牌楼归当地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缺乏修缮能力，无力开展修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第八条、《江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第五条之规定，金溪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以下简称金溪县文旅局）对辖区内文物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24年4月2日，金溪县检察院就行政机关监管职责、文物修复必要性等问题召开听证会。会上，金溪县文旅局认为文光牌楼归当地村集体所有，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牌楼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其没有保护修缮职责。金溪县检察院认为，依据文物保护法之规定，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县文旅局作为县级政府的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对其予以保护修缮。与会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2024年4月3日，金溪县检察院向金溪县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一是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对文光牌楼及时开展抢救性修缮保护工作；二是完善文光牌楼的日常保护措施，做好文物安全防范。收到检察建议后，金溪县文旅局向检察机关反映，文光牌楼作为省级文保单位，开展保护修缮工作需层报省级文物保护部门争取项目资金。为推动保护修缮工作，金溪县检察院向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汇报该案，一同与抚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沟通协调，助力行政机关争取文物修缮资金。2024年6月3日，金溪县文旅局回复称已争取到省级文保专项资金20万元用于修缮文光牌楼，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考虑到修缮方案审批周期等客观原因，金溪县检察院作出中止审查决定。期间，经多次跟进监督发现，金溪县文旅局上报文光牌楼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江西省文物局批复同意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后，文光牌楼修缮工程并未实际实施，金溪县文旅局也未对文光牌楼采取任何临时保护措施，且该牌楼主楼西面斗拱再次发生坍塌。2025年1月6日，金溪县检察院依法恢复审查。诉讼过程。金溪县检察院认为县文旅局未采取实质性整改措施，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于2025年1月21日依法向金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县文旅局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对文光牌楼及时进行修缮保护工作，并完善日常保护措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金溪县文旅局启动文光牌楼修缮工程招标工作，聘请施工单位进场修缮，按照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推进文光牌楼修缮工作。2025年4月9日，经金溪县文物研究保护中心等单位现场评估，确认文光牌楼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2025年4月18日，金溪县人民法院认为县文旅局已依法全面履职，完成对案涉文光牌楼的修缮，公共利益已得到有效保护，依法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非国有不可移动古建筑文物因产权归属问题，其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导致文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修缮，最终面临损毁危险。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借助技术手段、专家意见等方式查明文物受损事实，通过公开听证厘清修缮责任主体争议，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修缮保护工作。对行政机关无故拖延整改造成修缮工作长期停滞，加剧文物毁损灭失危险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整改到位，实现对文物的及时有效保护。3.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驼山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石窟造像风貌受损【要旨】针对文物原有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文物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运用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修复受损文物的历史风貌。行政机关因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等客观原因一定时间内不能全部整改到位的，检察机关可以中止审查。中止审查的原因消除后，行政机关仍未整改到位的，应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基本案情】驼山石窟开凿于北周至唐代中期，现存石窟5座、摩崖造像群1处，造像638尊，涵盖北周、隋、唐三代艺术风格，是中国东部保存最完整的石窟造像群，1988年被核定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因对驼山石窟洞口防护栅栏粉刷油漆操作不当，导致69尊造像被油漆污染，被游客评价“千年佛像在滴血”，文物原有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文物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1年4月，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州市检察院）根据新闻媒体反映线索，于2021年4月25日依法立案。青州市检察院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等方式查明：2014年上半年，石窟管理单位对驼山石窟加装护栏并涂刷油漆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致使造像被红色油漆污染，涉及造像面部、肢体等区域，滴落的油漆印记多呈“长条状”“水滴状”，散落在69尊造像150余处点位。山东地区最大的北周时期结跏趺坐佛像就有9处被红色油漆污染。由于长达7年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修复，造像油漆滴落处风化明显较快，石材发生明显变化，严重破坏了石窟造像群的整体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2021年5月8日，青州市检察院向负有文物保护职责的青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青州市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修复受损文物。同年5月28日，青州市文旅局回复称，经咨询专家，拟将油漆污染与自然侵蚀问题一并开展修复，因需进一步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确定最佳修复方案后由专业单位具体实施，预计于2023年6月前完成修复。鉴于修复工作确需进行大量科学实验以印证修复方案的可行性，且行政机关已经制定计划开展修复工作，青州市检察院遂于2021年7月8日对该案作出中止审查决定。其后，青州市检察院多次跟进监督。2022年2月，了解到修复工作进展缓慢，遂督促青州市文旅局加快进程。2022年5月，青州市文旅局回复称，为一并解决自然侵蚀形成的污点、霉点等问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征询有资质的维修单位。2022年7月，青州市文旅局反馈已确定修复单位，方案正在推进中。2023年5月，80万元修复资金到位。2023年9月，青州市文旅局书面回复称，基于前期实验结果，已委托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对石窟油漆滴落情况制定清理方案，待评估可行后进行全面清理。2024年2月27日，青州市检察院发现青州市文旅局仍未开展实质性修复，遂对该案恢复审查。诉讼过程。2024年6月17日，青州市检察院向青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州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青州市文旅局依法履行对驼山石窟的修复职责。法院审理期间，青州市文旅局及时启动了修复工作，委托具备文物修复资质的公司制定《油漆污染清理保养维护项目工作方案》，对驼山石窟佛像本体上的红色油漆，通过机械清除、手工剔除、超声波清洁等方式，进行清理维护。2024年10月，文物专家从油漆清理的彻底程度、油漆区域石刻的干涉程度、油漆去除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协调程度等三个方面评估油漆的清理效果，认为修缮结果可以通过验收。2024年11月7日，青州市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认为青州市文旅局对被污染石窟具有修复职责，应充分履职。2025年2月14日，青州市检察院、青州市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现场查看石窟修复情况并举行听证会，听证人员一致认为，结合具备文物修复资质公司出具的竣工报告、第三方文物专家验收意见、现场查看情况，青州市文旅局已履行修复职责，清除了驼山石窟造像本体上的油漆污染，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维护。2025年2月19日，鉴于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青州市检察院建议终结本案诉讼。2025年2月24日，青州市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针对文物持续严重受损情形，检察机关应及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发出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制定修复方案需要采取进一步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等手段以保证履职效果的，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情形。检察机关在确定行政机关没有怠于履职情形后，可以中止审查并持续跟进监督，积极协调推进问题整改。对客观原因消除后行政机关未开展实质性修复工作的，应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确认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终结诉讼。4.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违法转让依法收回【要旨】针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违法转让导致严重损害风险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推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文物并加以保护，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基本案情】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秀山县）的二野前委旧址和洪安祝茂荣民居均是具有代表性的红色资源，洪安喻和尚民居系研究近代传统民居复合式四合院的珍贵实物建筑。上述三处建筑均为县级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原所有权人为秀山县洪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洪安镇政府）。2011年8月，洪安镇政府将该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普通国有不动产违法转让给民营企业，文物长期得不到修缮、保养，存在毁损灭失风险，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履职过程】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11月，秀山县人民检察院收到（以下简称秀山县检察院）“益心为公”志愿者的举报线索，初步调查后于11月14日依法立案。经查，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洪安镇政府违法出售给重庆某公司后，因其疏于管理导致文物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文物墙体多处裂缝、木质楼板多处腐烂，屋顶瓦片大面积脱落。秀山县文化旅游和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秀山县文旅委）对违法转让行为未及时查处，怠于履行文物保护职责，致使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长期处于脱管状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八条、二十四条、六十八条之规定，2023年11月15日，秀山县检察院向秀山县文旅委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收回文物所有权，重新确立合法主体为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人，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秀山县文旅委于同年12月26日复函秀山县检察院，称其将依法履行职责，督促收回文物所有权。因文物收回方案审批时间长、协商金额不一致等客观原因，行政机关整改需要一定周期，秀山县检察院于2024年2月18日中止审查。后经跟进调查，整改无实质性进展，违法转让状态仍未消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遂于同年3月13日恢复审查。诉讼过程。2024年4月25日，秀山县检察院向秀山县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秀山县文旅委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秀山县法院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秀山县文旅委协同该县财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将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收归国有，并邀请文物保护专家、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修缮方案，启动修缮工作。2025年1月，秀山县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开展“回头看”，三处文物已完成修缮，并作为爱国教育、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展示，取得良好的活化利用效果。【典型意义】检察机关针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违法转让的行为，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监督，防止文物因违法转让长期得不到修缮保养，通过“诉”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从源头治理角度，下大力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注重“后半篇文章”，协同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发挥文物在历史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万里茶道（五峰段）文化遗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文物本体损坏整体性保护【要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中存在的文物原状与历史风貌严重受损、文物缺乏基本安全保护等侵害公益情形，检察机关针对不同违法情形开展精准监督，推动线性文化遗产从单体遗迹碎片化保护向整体性保护转变。【基本案情】万里茶道是17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的中蒙俄之间的商贸大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将之喻为“世纪动脉”。万里茶道五峰段作为重要茶源地和关键转运节点，留存石桥、碑刻、摩崖石刻、古茶园等58处遗迹（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130余公里古茶道（1段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段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段未定级）。由于地处偏远且多数遗迹保护级别较低，多处文物本体以及历史风貌受损，大量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缺乏基本安全保护，茶源地的古茶树遭人为破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4年12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五峰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初步核实后于2025年1月9日立案。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勘查、走访群众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查明：一是文物保护单位存在违规搭建和自然损毁问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汉阳桥段古茶道、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楠木古石桥等4处文物本体上建有通信杆、水泥桩等设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百顺桥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柴埠溪古道碑等5处碑刻风化严重，有濒临灭失的风险；二是古茶树种质源保护缺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楠木桥村古茶园内212株200年以上古茶树未设保护标识，周边2810株同树龄古树未纳入保护体系，面临砍伐移栽风险；三是柴埠溪段、百年关段、苏家河段、石梁司段共43公里古茶道处于无标识、无管护、无监管的状态，出现石板断裂、杂草丛生等问题，已引发多起游客摔伤事故，部分路段被侵占用作菜地。2025年1月17日，五峰县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物专家等召开听证会，与会单位就加强万里茶道五峰段全方位整体保护达成共识，并进一步明确相关行政机关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湖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五峰县检察院分别向县文旅局、县林业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文旅局依法全面履职，恢复受损文物的原始风貌，加强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监管；建议县林业局做好古茶树资源普查工作，对符合古树名木条件的古茶树落实保护措施，做好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检察建议发出后，五峰县文旅局、林业局积极采取整改措施，3月17日，分别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县文旅局依法拆除4处违规构筑物，恢复了文物历史风貌，对5处受损古碑刻实施抢救性保护，对4段未定级古茶道统一悬挂文物保护标志、建立“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档案，落实专人负责、定期巡查管护机制，并启动县级文保单位申报。县林业局对2810株古茶树完成GPS测绘建档，实现一树一档数字化管理，为3022株古茶树设立保护标识和监控设施。2025年3月20日，五峰县检察院组织人大代表、文物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及行政机关代表开展整改效果评估，经现场核查确认，违建设施已拆除，古茶道完成清障修缮，古茶树全部建档挂牌保护，各方一致认可整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有效恢复了文物历史风貌。2025年4月2日，五峰县检察院依法作出终结案件决定。【典型意义】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廊道，面临着建设性破坏、生态资源损毁等情形。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职能，聚焦监管缺位、保护碎片化等问题，通过法律监督推动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从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的转变，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6.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代黄公广济桥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市政建设风貌受损【要旨】针对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范围划定前已有的非文物构筑物影响文物安全、破坏文物风貌等情形，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属地政府与相关行政部门协同共治，建立完善文物保护常态化机制，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基本案情】黄公广济桥，位于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瀍河河道之上，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60多年历史，是洛阳现存的最古老石拱桥，对研究民间桥涵建筑、石刻艺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1960年被核定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前，该桥因历史遗留原因，相关企业在古桥桥体上安装了13条线路管道，管道已存在长达30年以上，对古桥桥体安全造成潜在危害，严重影响古桥风貌。同时，因长期缺乏专业管护，古桥石缝间生长灌木数十棵，根系深入桥体，桥体下方河道存在黑臭水体。以上情形严重影响文物安全和文物风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4年10月，“益心为公”平台志愿者向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瀍河区检察院）反映该线索。经报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复后，2024年10月17日，瀍河区检察院立案调查。经走访现场、调取相关文献等方式查明：黄公广济桥，又名东关大石桥，在2024年划定文物保护范围之前，因市政建设需要，相关电力、通讯企业在桥体上通过钻孔、安装膨胀螺丝等方式架设管道13条，致使桥体因长期架设重物出现裂缝；同时因长期缺乏专业管护，桥体生长出灌木数十棵，根系深入桥体，影响石桥安全。同年11月15日，瀍河区检察院组织具有文物保护专业知识的“益心为公”志愿者对该桥进行现场评估，认为古桥桥体长期存在膨胀螺丝及架设管道，已影响到桥体安全，同时桥体灌木丛、桥下黑臭水体严重影响了古桥风貌。2024年12月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规定，瀍河区检察院分别向属地政府东关街道办事处和瀍河回族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瀍河区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东关街道办事处解决灌木丛、黑臭水体等损害文物环境问题；建议区文旅局解决线路管道等损害桥体问题，消除文物安全隐患。东关街道办事处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组织专业人员清除桥体灌木丛，并集中整治桥下黑臭水体。区文旅局多次反映该区域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线路管道产权单位不明，且涉及发改、工信等部门，解决阻力较大。为促进问题解决，瀍河区检察院邀请区文旅局、东关街道办事处以及架设管道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多家单位召开古桥保护现场推进会，对13条管道逐一排查、认领。确定管道所属单位后，区文旅局对相关企业下发工作函，督促尽快清理。对无人认领的废弃管道面向社会发布公告，统一予以拆除，最终长达30年的线路管道损害文物问题得到解决。2025年4月，瀍河区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回头看”，相关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为实现长效长治，瀍河区检察院与区文旅局会签《关于建立加强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推动形成“行政+检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合力。近期，在检察机关与文旅部门共同推进下，区政府优化提升《洛阳市东关大街街道风貌整治设计方案》，串联黄公广济桥、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铜驼暮雨”街坊等文旅项目，打造了集历史文物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于一体的文化街区，促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意义】明代黄公广济桥，既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文物，又是大运河历史变迁的实物佐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针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检察建议、现场会等方式，督促并协同属地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形成公益保护合力。通过办案与行政主管部门建立长效协作机制，促使出台相关保护方案，推动文物的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7 09:50:15
分享
陈文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职责使命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政法力量
新华社西宁6月1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3日至15日在青海调研时强调，政法机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深刻把握青海的特殊区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职、勇于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政法力量。陈文清在省公安厅视频调度重要场所、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情况；在西宁市实地调研青海民族大学和有关宗教场所维稳安保工作，详细了解城北区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情况；在海东市深入基层公安机关查看群防群治情况，走进平安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公益诉讼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工作。他指出，青海是稳疆固藏的战略要地，维护青海安全稳定十分重要。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强化应急处突准备，做好重大活动、重要时段、敏感节点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打赢涉藏反分裂斗争。要时刻绷紧反恐怖斗争这根弦，依法惩治宗教极端主义，强化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暴恐案事件底线。要推动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主管监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有效防范重大涉稳风险。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要完整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基层政法单位，陈文清看望慰问一线干警，要求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加强政法队伍政治、作风、能力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集中整治违规吃喝要求，严格落实防止党员干部违规干预执法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和不正当接触交往等规定，以铁的纪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政法领导干部要抓班子、带队伍，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调研期间，陈文清在西宁出席部分省区市涉藏反分维稳工作座谈会，就维护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安全稳定工作作出部署。【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6 09:54:02
分享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
当前，互联网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展开，人们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也按下了加速键。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社会个体高度互联和人际关系深度重塑，社会变化加剧。在此过程中，充分重视和严格落实民事主体基本权利保障，不仅是依法实施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新兴技术向上向善发展以及和谐有序社会秩序构建的必然要求。实践中，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情形并不鲜见，侵权方式和手段相较于传统人格权侵害案件也表现出更多的隐蔽性、复杂性，需要准确识别和依法救济。民法典、刑法修正案（九）回应时代需求，构建完整的人格权规则与制度体系，全面保护公民和法人的人格利益。人民法院认真落实法律规定，在案件办理中正确适用法律，加强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的否定和整治，强化人格权司法保护力度。在此，发布6个典型案例。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严格落实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等规定，加强人格利益司法保障。民法典设立专编对人格权作出规定，不仅保护生命权、身体权等基本人格权利，而且保护信息时代中价值已充分凸显的自然人隐私、声音等人格利益；不仅保护自然人人格权，而且保护法人相应的人格权利。案例2中，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利用AI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其声音，并提供给用户配音，使得殷某某的声音信息被用于多处。人民法院判令该三个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体现了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充分保护。案例1中，郑某某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某发展公司违法犯罪线索，会降低该公司社会评价，侵害该公司名誉。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郑某某承担侵权责任，既彰显对法人名誉权的切实保护，又引领将悬赏广告用于正当目的，避免滥用悬赏广告损害公序良俗。二是聚焦网络、信息技术侵权新形态，引导和规范新兴技术正确运用。AI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领航新兴技术发展的方向，其广泛应用势不可挡。当前，AI技术驱动的产业形态和经营模式不断涌现，该类技术的独特性能以及对民事主体权利的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兴利除弊，确保新兴技术造福社会。案例2、案例3均涉及利用AI技术侵权的问题。尤其是案例3中，某软件运营公司通过AI技术开发运营“换脸”软件牟利。该公司在未获彭某某授权的情形下，利用其肖像供用户“换脸”。人民法院认定该公司构成侵害肖像权，有助于提示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AI时，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侵害他人人格权。三是统筹人格权保护和网络侵权惩治，拓展技术蓬勃发展清朗空间。人格权侵权案件中，有的不仅侵害了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而且污染网络空间，毒害社会风气，为网络充分运用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人民法院对此予以坚决惩治。案例4中，涉案账号违规公示陈某信息并号召他人网暴陈某。孟某、高某作为共同注册和管理账号的责任人，人民法院判令该二人承担侵权责任，明确网络账号的注册人、使用人应切实承担管理责任，合法合理使用账号，防止账号成为网络暴力工具。通过案例引领，力求从源头避免侵权、杜绝网络暴力，营造良好网络氛围。四是依法追究严重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加大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确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案例5中，徐某、李某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人脸信息，情节严重，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例6中，家庭监控摄像头被依法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非法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人民法院判处上述两案行为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大对侵害公民人格权益行为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增强警示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加强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权案件的裁判和监督，确保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进程中更充分、更及时、更周延地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促推新兴技术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迅速地发展和攀升。目录案例1：个人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可构成名誉权侵权——某发展公司诉郑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案例2：未经许可AI化使用他人声音，应承担人格权侵权责任——殷某某诉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案例3：擅用他人肖像供用户“换脸”，应承担肖像权侵权责任——彭某某诉某软件运营公司肖像权纠纷案案例4：利用网络账号“挂人”并号召粉丝投诉和网暴，构成名誉权侵权——陈某与孟某等名誉权纠纷案案例5：非法买卖人脸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徐某、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6：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韩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案例1个人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可构成名誉权侵权——某发展公司诉郑某某名誉权纠纷案基本案情郑某某在其所有的某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悬赏广告，主要内容为：郑某某现向社会及广告行业、媒体从业者、互联网平台广告从业者收集某发展公司违法犯罪线索。如有受害人、知情人，请积极提供线索、证据。相关线索、证据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并作出处罚后，郑某某将给予报酬。某发展公司知晓上述悬赏广告后向郑某某发函，要求其立即删除广告内容并赔偿损失。郑某某收到函后未作删除，还将该函转发至前述网络社交平台账号，再次发布上述悬赏广告，并强调原有报酬数额增加。某发展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郑某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3.2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悬赏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是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主体向社会发布的，收集该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犯罪信息的一种方式，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某发展公司未被作为涉嫌违法犯罪处理，郑某某在社交账号上发布悬赏广告征集该公司的违法犯罪线索，易使他人误认为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从而导致该公司社会评价相应降低。郑某某的行为已侵害该公司名誉权。某发展公司请求郑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终判决：郑某某将其在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的悬赏广告等侵权内容予以删除，在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刊登声明向某发展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共计7千余元。典型意义悬赏广告是悬赏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行为。对完成特定行为予以悬赏，有利于实现悬赏人的特定目的。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无疑可以通过悬赏的方式征集相关主体的违法犯罪线索。民事主体发布悬赏广告，应具有正当目的，且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民事主体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很可能使一般公众对被征集者产生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相应地降低被征集者的社会评价。尤其是，民事主体在网络平台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更容易放大对被征集者的不利影响。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郑某某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判令其承担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责任，有利于引导民事主体正确使用悬赏广告，避免侵害他人权益。案例2未经许可AI化使用他人声音，应承担人格权侵权责任——殷某某诉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殷某某曾为甲公司录制录音制品。甲公司将该录音制品的音频提供给乙公司使用。乙公司以该音频为素材进行AI化处理后形成软件产品，该产品使任意文字内容都可以以殷某某的声音展现出来。乙公司将该产品对外出售。丙公司购买该软件产品后，又包装成自有软件产品提供给用户使用。后来，殷某某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用户发布的视频中使用的是基于自己声音制作的配音。经查，上述视频中的配音来源于丙公司的软件产品。殷某某并未授权上述任何公司将自己的声音或音频AI化。殷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公司、丙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以上三个公司连带赔偿损失共计60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殷某某声音权益及于涉案AI声音。自然人声音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能够给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产生与该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利用AI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可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AI化处理其声音，构成对殷某某声音权益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殷某某的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请求，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乙公司、丙公司相关产品已下架，故停止侵权请求已经实现；因乙公司、丙公司实施了侵害声音权益的行为，殷某某主张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与乙公司、丙公司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影响范围相当，依法应予支持。对于殷某某的赔偿请求，甲公司、乙公司未获得合法授权，AI化利用殷某某声音，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丙公司对乙公司软件产品未获授权一事并不知情，且其通过合理价格购买相关产品，对相关产品存在合法授权有合理信赖，不存在主观过错，无需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人民法院综合考量侵权情节、同类市场产品价值、产品播放量等因素，对殷某某损失数额酌定为25万元。最终判决：乙公司、丙公司向殷某某赔礼道歉，甲公司、乙公司连带赔偿损失25万元。典型意义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专属性，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实践中，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提出挑战。随着网络、AI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作为人格权益予以保护显得更加必要。民法典人格权编首次以立法形式保护声音权益，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规则保护自然人的声音，体现了对人格权益的全面尊重和保护。本案中，人民法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构成侵权并判令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彰显了声音的人格属性，有利于提升人格权全面保护的意识和水平。案例3擅用他人肖像供用户“换脸”，应承担肖像权侵权责任——彭某某诉某软件运营公司肖像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某软件运营公司开发运营一款软件，用于供付费会员使用他人的照片进行面部替换（俗称“换脸”），进而生成面部为该他人的作品。该公司未经彭某某同意，自行在软件中上架彭某某的肖像供会员“换脸”并牟利。彭某某认为其肖像权受到侵害。彭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软件运营公司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共计5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自然人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未经自然人同意，他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自然人的肖像。自然人的肖像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某软件运营公司未经彭某某授权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含有彭某某肖像的照片、视频，侵害了彭某某的肖像权，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最终判决：某软件运营公司向彭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千元。典型意义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AI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领航新兴技术发展的方向。一方面，AI技术驱动的产业形态和经营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增添了新的引擎，注入了强劲活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技术无序发展、向害发展。本案中，某软件运营公司利用AI技术供用户“换脸”，构成侵权。而且，随着这类软件逐步增多，客观上会加大个人肖像权受侵害的范围和程度。该公司未经他人许可使用他人肖像进行商业经营，直接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裁判结果提示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AI技术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护个人肖像权等人格权益。案例4利用网络账号“挂人”并号召粉丝投诉和网暴，构成名誉权侵权——陈某与孟某等人名誉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涉案账号系某知名相声演员的粉丝超话账号（即粉丝基于对该演员的关注聚集在该账号中，形成特定的讨论组），由孟某手机绑定、高某身份信息实名注册，孟某、高某对该账号共同管理使用。陈某观看前述相声演员的演出后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观后感，因意见不合与该相声演员的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发生争执。涉案账号发布多条信息，将陈某的社交账号等个人信息置顶公示（俗称“挂人”），列出陈某的多条与粉丝争执的消息网址链接，并置顶公开投诉模板，号召该相声演员的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的社交账号。陈某的社交账号还收到众多粉丝的私聊辱骂。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孟某、高某删除相关信息、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陈某仅是针对某相声演员的演出发表观后感，后与个别粉丝发生言语争执。涉案账号借维护相声演员声誉为由，号召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社交账号，持续对其网暴，严重侵犯陈某的名誉权。孟某、高某作为账户的共同使用人，应当对涉案账号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孟某、高某删除涉案相关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陈某损失。典型意义网络账号的使用者将他人网络身份信息置顶公示、号召他人投诉，容易使公众对“被挂者”的形象和名誉产生误解或负面评价，甚至逐渐演变为对“被挂者”的网暴，制造社会矛盾和冲突。对此，应予杜绝和制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得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诽谤、网暴等行为。本案裁判结果有利于帮助提高公众法律意识，使社会知晓组织特定群体在网络平台恶意、批量地以言语攻击他人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损害。本案对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减少网络暴力也具有积极意义。案例5非法买卖人脸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徐某、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基本案情2021年6月起，徐某通过其社交账号自他人处购买约130套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公民的动态人脸图等信息）和1套软件。在未经游戏账号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徐某用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和该软件解封多人的游戏账号，还对外有偿出租该软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给社会人员，用于解封社交账号、游戏账号。徐某获利约6千元。2021年8月起，李某通过使用徐某提供的软件，采取人脸识别、完成观看任务视频等方式为他人解封社交账号，还将从多个渠道购进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人脸照片、视频等）转卖，获利约3万元。徐某、李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徐某、李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两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积极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决：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千元；违法所得及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典型意义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也是刑法保护的对象。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徐某、李某通过网络等渠道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一是明确人脸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二是充分保护广大群众的人格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三是警示有非法出售或提供他人人脸信息行为企图的人悬崖勒马，否则可能受到刑罚处罚。案例6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韩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基本案情2020年，韩某通过聊天软件，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密码等信息，添加到自己手机或电脑上，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远程观看他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面截图保存。截至2022年5月，韩某登录并控制的监控摄像头共193个。韩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在案证据证实，2020年至2022年5月，韩某非法控制监控摄像头设备193个，窥探他人隐私，保存了大量其窥探到的他人家中画面影像的截图，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终判决：韩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典型意义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非法获取智能家居设备控制权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对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带来严重挑战。本案中，家庭监控摄像头被依法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非法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控制数量达“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控制行为隐蔽性强、危害范围广，对此类行为应当予以严惩。本案裁判结果凸显对公民个人信息和居家安全的司法保护力度，彰显对非法控制智能家居设备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充分提示公众加强对智能家居设备账号密码的保护，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3 10:59:36
分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依法惩治非法集资犯罪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今年6月是全国“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为集中展现检察机关依法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经验成效，揭示非法集资的犯罪手段和风险危害，引导社会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共4件，分别是：周某标、李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王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张某锋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刘某香等人集资诈骗、洗钱案。其中，周某标、李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是一起打着“养老金融”旗号，以提供养老公寓、旅居基地为噱头，主要针对老年人群体进行非法集资的养老诈骗案。检察机关对该案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并加强技术辅助证据审查工作，全面提取、审查电子数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王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是一起通过搭建虚假炒汇平台，谎称可代为在平台“开户”开展真实外汇保证金交易的非法集资案件。检察机关经全面审查，查清业务违法性和实际经营模式，并补充起诉遗漏犯罪事实。张某锋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是一起通过搭建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以合法网络借贷为幌子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检察机关全面细致审查深挖涉案财产线索，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刘某香等人集资诈骗、洗钱案是一起谎称进行黄金交易，实际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的案件。该案系检察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时发现立案监督线索，通过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和监督立案，筑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火墙”。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非法集资不仅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而且破坏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近年来，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非法集资案件，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检察机关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依法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会同相关部门，以高质效履职有效遏制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动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走深走实。关于印发检察机关打击非法集资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深入推进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规范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周某标、李某等人非法集资案等4件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供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5月15日案例一：周某标、李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关键词】养老诈骗国际追逃追赃电子数据技术辅助【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标，上海裔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裔某集团”）副总经理。被告人李某、霍某珊，均为裔某集团股东、副总经理。被告人周某桃、徐某、危某香，均为裔某集团销售总监。2009年11月至2021年12月间，沈某峰（红通在逃人员）组织招募周某标、李某等人设立裔某集团，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在上海、江苏、安徽、云南等地开设养老旅游基地、酒店、度假别墅等项目，并招揽业务团队通过旅游宣讲会、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推销养老、旅居类等理财产品，承诺保证本金并获取固定收益，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其中，沈某峰全面负责公司决策并实际控制公司资金；周某标、李某、霍某珊负责分管公司销售、旅游基地和养老项目；周某桃、徐某、危某香负责带领销售团队通过上述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经审计，2013年8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裔某集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3亿余元，未兑付金额15.4亿余元。其中，2020年3月起，裔某集团资金链断裂，周某标等人明知公司无兑付能力，仍然继续吸收公众存款，未兑付金额3.6亿余元。2023年12月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罪并罚，判处周某标等人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至九年不等，并处罚金共计560万元。一审宣判后，周某标、周某桃等4人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4年4月15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周某桃撤回上诉，裁定驳回周某标等3人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2021年12月2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对裔某集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应公安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发现裔某集团部分产品为依托旅游基地的“旅居预付卡”。经研判，确定该类预付卡可能属于具有存款特征的理财产品，但是否具备承诺还本付息的特征还需要客观证据予以支持，建议公安机关有针对性地开展侦查取证。公安机关询问30余名投资人，调取裔某集团运营系统及旅居基地消费账册，核实相关预付卡合同内容及实际使用情况，最终查明所销售的该类预付卡行为具有还本付息特征，应认定为非法募集资金。（二）审查逮捕外逃犯罪嫌疑人。2022年3月21日至23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以周某标等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进一步查明裔某集团组织架构、人员任职情况与参与程度，厘清各参与人员的具体非法集资金额，于同年3月28日对周某标等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22年7月29日，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对已出逃境外的沈某峰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024年9月30日，国际刑警组织对沈某峰发布红色通报。（三）审查起诉。2022年7月29日，公安机关以周某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周某桃、李某、霍某珊、徐某、危某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中，公安机关认定周某标于2021年8月之后明知资金链断裂无法兑付仍继续非法集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集资诈骗106万余元，但未认定周某桃等5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在审查部分犯罪嫌疑人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时，检察官发现移送起诉的其他犯罪嫌疑人在2020年初已知晓公司无法兑付的情况，故周某桃等人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遂经商请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利用检察机关技术调查官机制，制发《委托鉴定书》，委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涉案电脑及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进行数据恢复和固定，恢复了裔某集团董事会决议、不能如期兑付通知书、销售总监向业务员告知无法兑付的消息记录等大量已被删除的电子数据。结合对恢复电子数据的审查情况，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调取相关投资人及业务员的言词证据，查明公司出现兑付困难后，是否继续要求业务员发展客户以填补公司资金缺口等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事实。综合上述补充侦查的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周某标、周某桃等6人在2020年3月已经知晓公司已陷入经营困难、兑付资金主要依靠借新还旧来实现的情况，仍继续向投资人吸收资金及诱导投资人到期继续投资，在后续的非法集资中均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认定周某标集资诈骗3.6亿余元，并对周某桃等5人增加认定集资诈骗罪。2022年10月28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周某标等6人涉嫌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典型意义】（一）加强技术辅助证据审查工作，注重全面提取、审查电子设备储存的各类电子数据。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及相关应用软件成为实施非法集资等犯罪的重要工具，储存了大量与犯罪有关的电子数据，对于证明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等具有重要价值。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电子设备及提取固定的电子数据，检察机关要注重审查以下方面：（1）注重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电子设备中的电子数据是否依法全面提取固定并移送；（2）依托技术手段，对提取电子数据尤其是通讯聊天记录、电子账册、资金交易记录等关键电子数据进行全面审查；（3）在审查其他证据时发现电子数据提取不全面或者存在人为删除等情况的，应当委托检察机关技术部门依法提取固定或者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避免因遗漏重要电子数据影响定罪量刑关键事实的认定。（二）审查逮捕外逃犯罪嫌疑人，协同做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对外逃的犯罪嫌疑人，我国往往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开展跨国缉捕，发布红色通报时需要提交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决定书，检察机关应当积极协助、依法审查作出决定。根据“引渡特定性”原则，外逃犯罪嫌疑人被引渡回国后，原则上不得对其在引渡前实施的其他未准予引渡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在对外逃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时，检察机关应坚持全面、准确审查原则，对犯罪分子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均予列明，不遗漏所涉全部罪名，全力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案例二：王某等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关键词】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假炒汇平台跨区域案件【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北京达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某公司”）、北京致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某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顾某，致某公司交易部负责人。被告人王某竹，致某公司管理人员、北京米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穆某竹，致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部负责人。2014年1月至2020年7月间，王某陆续成立达某公司、致某公司等多家投资管理公司，伙同顾某、王某竹、穆某竹等人，搭建虚假炒汇平台MT4，通过发放传单、举办客户说明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谎称所搭建的MT4平台可以开展真实外汇保证金交易业务。该公司与投资人签订《委托开户协议》、《账户委托管理协议》，约定由公司代为在平台“开户”并“入金”，后续由专人进行账户日常维护以及炒汇交易，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咨询费，合同到期后，返还客户本金及20%至300%不等的收益。王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19.2亿余元，集资款主要用于返本付息和个人高消费。案发时未兑付本金3.9亿余元。2023年8月4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王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顾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王某竹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八万元；判处穆某竹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七万元。一审宣判后，顾某提出上诉，后又撤回上诉。2023年11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顾某撤回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审查起诉。2021年1月11日、12日，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以王某等4人涉嫌集资诈骗罪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因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将案件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期间，王某等人辩解其通过代办公司在新西兰注册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租用了7台设在香港的服务器，所搭建MT4交易平台可以进行真实外汇保证金交易，且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检察机关针对上述辩解提出补充侦查提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又开展自行补充侦查，进一步收集、提取了涉案公司电脑中安装、使用MT4炒汇软件的交易日志等电子数据，调取炒汇软件公司相关人员证言。检察机关审查认定，王某等人搭建的炒汇平台无法进行真实外汇交易业务，投资人资金也没有汇入真实的国际外汇交易市场，属于假借开展外汇保证金交易之名实施非法集资活动。王某、顾某主观明知所搭建的MT4平台虚假，直接支配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个人挥霍等，用于生产经营仅3000余万元，二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王某竹、穆某竹虽然不明知涉案MT4平台虚假，亦不实际控制或支配集资款流向，但二人积极参与了王某、顾某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宣传、并承诺返本付息的非法集资行为，应当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21年5月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王某、顾某涉嫌集资诈骗罪，王某竹、穆某竹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二）补充起诉遗漏犯罪事实。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通过分析涉案资金去向，结合部分犯罪嫌疑人供述，发现王某等人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进行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遂要求公安机关查清遗漏犯罪事实。了解到该案在当地尚处于侦查阶段后，及时通过北京市公安机关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通报办案情况、证据要求、追赃挽损等，并就审计标准以及补证方向等事项与两地公安机关共同沟通研究。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侦查终结后，经由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将案件相关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2022年1月14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对遗漏犯罪事实补充起诉，认定王某等人在黑龙江省大庆市等地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共计1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3000万余元。【典型意义】（一）全面查清实际经营模式，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当前外汇保证金等金融衍生品交易平台相关犯罪案件多发，但经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要注重穿透审查平台架构和资金去向，多角度挖掘涉案电子数据信息，重点包括是否通过后台修改账户数据、控制行情，是否许诺保本保息非法吸收资金，投资资金是否用于外汇交易以及资金实际去向等。在此基础上，全面查清业务违法性和实际经营模式，根据实质法律关系准确区分集资诈骗罪、诈骗罪与非法经营罪等罪名，依法定罪处罚，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罪。（二）严格落实“三统两分”要求，全面查清跨区域非法集资犯罪事实，依法追诉犯罪。当前跨区域非法集资案件多发，主案办案地全面查清非法集资人全部犯罪事实，是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规定的“三统两分”的基本要求。主案办案地检察机关要注重通过讯问被告人、审查资金证据等方式审查在案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遗漏犯罪事实。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在其他地区有非法集资犯罪事实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移送起诉。注意加强与其他涉案地办案机关的沟通协调，及时通报证据要求、诉讼进展等，实现办案线索互联、证据材料共享。案例三：张某锋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变相自融股权转让追赃挽损【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锋，北京聚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某信息公司”）股东、北京网某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网某投资中心”）股东。被告人刘某，聚某信息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网某投资中心股东。被告人王某，聚某信息公司股东、风控总监，网某投资中心股东。张某锋、刘某、王某、计某月（另案处理）系网某投资中心股东，以网某投资中心名义先后出资设立聚某信息公司、小某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某菜公司”）。2013年至2021年间，张某锋等人通过聚某信息公司、小某菜公司运营“小某菜金服”网贷平台，以网站宣传、口口相传等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宣传“金财”“聚有财”等债权类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6%—12.5%年化收益率的高额回报，非法吸收资金2.69亿余元，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1.05亿余元。其中，2018年，张某锋、刘某、王某、计某月4人分别将持有的网某投资中心股权转让给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别获得股权转让款3000万余元、700万余元、200万余元、300万余元。但之后4人仍实际指导或参与“小某菜金服”网贷平台经营。2024年6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张某锋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张某锋、王某提出上诉。2024年12月1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审查起诉。2023年2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张某锋、刘某、王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时，张某锋等3人辩解称自己已于2018年转让聚某信息公司、小某菜公司股权，公司后续非法集资行为与其无关。对此，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要求公安机关围绕张某锋等人2018年后是否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等方面收集证据。结合补充侦查的证据，在全面审查涉案公司服务器数据、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同案犯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证据后，检察机关认为，2018年，张某锋等3人虽以股权转让为名，形式上退出了公司经营，但3人仍实际继续参与涉案平台非法集资活动，应当对股权转让后的全部非法集资犯罪数额承担责任。3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分工有所不同，但作用相当，故不区分主从犯。2023年7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锋、刘某、王某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起公诉。（二）全面查清涉案财产。为最大限度追赃挽损，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追赃挽损相关证据进行针对性筛查，全面审查电子数据中相关信息，认真梳理集资参与人提供的相关信息线索，发现张某锋、计某月名下7套涉案房产，及时督促公安机关予以查封。同时，督促涉案人员退赃退赔，累计退缴违法所得1290万元。【典型意义】（一）实质审查涉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准确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非法集资犯罪往往呈现团伙性特征，不同涉案人员参与犯罪的时间、阶段、分工不同，应当准确评判不同涉案人员的具体行为以及在共同犯罪中地位、作用，依法准确认定主从犯。对于被告人提出的已转让涉案公司股权等辩解，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审查涉案公司经营管理相关证据，查清股权转让后被告人是否仍实际组织、领导、管理、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对于部分被告人以转让股权为幌子，名义上退出但实质仍参与网贷平台经营等活动，且平台延续此前非法集资模式的，应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二）全面审查相关证据，深挖涉案财产线索，最大限度追赃挽损。注重把非法集资案件的追赃挽损融入证据审查工作中，加强对涉案财产线索的挖掘，坚持“应追尽追”。注重从在案证据中同步审查发现与涉案财产有关的线索，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核查。注重对集资参与人提供涉案财产线索的核实，及时回应集资参与人诉求，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无法查实的，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案例四：刘某香等人集资诈骗、洗钱案【关键词】集资诈骗罪调查核实行刑衔接监督立案【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香，青岛金某金行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李某，刘某香之女，金某公司总经理。2015年10月至2022年11月，刘某香、李某在经营管理金某公司期间，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许可，通过随机拨打电话、发放宣传单、举办推荐会等方式，公开宣传黄金延期交付等项目，非法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该项目合同约定购买人自主购买黄金饰品后，可选择数月后实际交付黄金饰品，或选择退还本金并支付月息0.5%至1%的利息，以此方式诱导社会公众选择利息更高的返本付息模式。经审计，金某公司共向1600余人非法集资4亿余元，其中90%资金用于返本付息，其他用于购买证券保险、房屋车辆等，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2亿余元。刘某香在案发后将备份的财务数据全部销毁。2022年11月，刘某香、李某在被监视居住期间，为掩饰、隐瞒集资诈骗犯罪所得及收益，将集资款500万元转至深圳市某公司，其中100万元购买黄金原料交付他人，400万元转账多个账户进行保管。2024年9月20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数罪并罚，判处刘某香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三百三十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二被告人提出上诉。2025年3月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一）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和监督立案。2021年5月，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高某旋涉嫌诈骗案时，发现高某旋系金某公司业务总监，其模仿金某公司业务模式，与20余名客户签订《实物黄金买卖延期交收合同》，骗取600万余元归个人使用，据此认为金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检察机关进一步核实发现，因集资参与人未报案，金融监管部门未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公安机关也未立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及时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引导公安机关在侦查高某旋诈骗案过程中，调取金某公司客户投资合同等书证，涉及金额215万元；二是经讯问高某旋，证实金某公司通过媒体广告、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对外宣传，以承诺定期返还本金和年化收益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是依法查询刘某香个人账户信息，明确其大部分转款数额出现有规律重复，具有明显的返本付息特点。综合调查核实情况，检察机关认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将金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遂于2021年10月30日向其发函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同年12月9日，金融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本案；12月17日，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对本案立案侦查，后又相继对关联案件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依法查扣冻结涉案财产3000余万元，房产3套。（二）适时介入引导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因刘某香销毁了公司大量财务数据，导致非法集资具体参与人数以及犯罪数额的确定仅能依靠集资参与人报案提供的材料。同时，还存在大量集资参与人未报案或报案集资参与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等问题，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与公安机关会商，建议综合涉案账户情况以及账户转款数额、时间等规律性重复特征等情况，认定集资参与人；同时分析公司涉案账户转款情况，对集资参与人提供材料不全，但具有明显返本付息规律特点的转款，计入犯罪数额。经过上述工作，证实的返本付息规模从最初集资参与人报案的2亿余元提高至17亿余元，进一步印证了集资款主要用于返本付息而非生产经营活动。（三）审查起诉。2023年7月24日，公安机关以刘某香、李某涉嫌集资诈骗、洗钱罪移送审查起诉。因该案可能判处无期徒刑，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2月7日移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通过审查集资模式认定刘某香、李某非法集资的犯罪事实，同时结合资金流向，发现正常的黄金饰品交易仅占集资款的4%，90%以上集资款用于返本付息而非生产经营活动，再加上刘某香毁灭相关财务数据等行为，认定刘某香、李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同时，对于发现的涉案财产线索及时与公安机关沟通，为后续追赃挽损奠定基础。2024年3月1日，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香、李某涉嫌集资诈骗罪、洗钱罪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典型意义】（一）加强金融领域行刑衔接，依法移送办案中发现的其他涉嫌犯罪案件。加强金融领域行刑衔接，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嫌疑人尚有其他涉嫌犯罪线索的，主动开展调查核实。对于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向侦查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符合立案标准的，应当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及时建议移送，并督促侦查机关依法立案，共同筑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火墙”。（二）在财务资料灭失的情况下，加强对在案资金证据的关联审查，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数额。非法集资案件中，被告人销毁数据和财务资料对证明犯罪数额和追赃挽损造成一定阻碍。对此，检察机关要加强与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的协作，根据在案证据，引导公安机关查明收取资金的账户及相关交易记录，分析非法集资资金进出特别是具有还本付息等规律特征，同步推动审计报告对相关资金情况进行审计，列出符合上述规律特征的交易记录和交易数额，综合在案其他证据，准确认定犯罪数额。【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3 10:55:52
分享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4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为全面展示2024年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工作成效，总结环境资源审判经验，加强以案释法、以案促治，做实“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法院2024年审结的环境资源审判案件中，遴选出5件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具有代表性和示范性的案例，作为2024年度典型案例，与《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4）》年度报告同时发布。本次发布的案例主要特点为：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人民法院始终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纲”和“魂”融入环境资源审判，坚定服务“国之大者”，依法严惩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跨区域运输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生态安全、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如案例1，被告单位以“包合格”承揽环境监测业务，出具虚假报告222份，获利76万余元，人民法院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对该公司和责任人员一并定罪判刑，依法严厉打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违法犯罪，并发出司法建议助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推建立规范有序公平的环境检测服务市场，筑牢绿水青山的重要防线。又如案例3，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向长江干流倾倒2万余吨危险废物，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域跨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犯罪行为，并通过“现金赔偿+技改抵扣”替代性修复方式让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积极做好长江保护“后半篇文章”，守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二是以高质量审判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人民法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妥善化解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企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通过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如案例4，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法典绿色原则、绿色条款，在处理案涉合同纠纷中综合考虑企业履行合同过程中的投入、后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府院联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出科学合理解决方案，通过添加发酵菌剂编制牛用铺垫、肥力还田、与生物质燃料公司合作制作生物质颗粒等方式，促推露天堆积的7000余吨牛粪再利用，一体做实生态环境保护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三是践行生态环境预防性、恢复性司法，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人民法院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围绕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加大审判力度，通过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等方式，预防、避免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发生和扩大，有力支撑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如案例5，人民法院运用预防性司法措施，对破坏新发现珍稀物种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及时制止正在实施的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后果的行为，避免生态损害发生，维护生态安全。四是持续加强民生司法保护，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人民法院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关注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矛盾纠纷解决，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生态环境司法需求和民生关切，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和公众健康。如案例2，被告人多次非法排放养殖污水，污染了饮用水水源，导致周边村镇生产生活用水停供，严重影响当地生产生活秩序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民法院依法严格追究其污染环境犯罪刑事责任，责令其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饮水安全和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持续加强新时代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用心用力用情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努力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服务和保障。2024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目录1.某检测公司、石某涛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2.某养殖合作社、张某伦污染环境案3.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4.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质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5.长兴县农业农村局与某村合作社禁止令保全案1.某检测公司、石某涛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依法严厉打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基本案情】某检测公司于2018年4月注册成立，具备从事土壤、环境空气和废气、水和废水、生物、振动、油气回收、室内空气等领域检验检测资质。为迎合客户对环境监测数据的要求，获取更多利润，2021年3月至2023年10月期间，某检测公司及石某涛等6人在环境监测业务中弄虚作假，共出具环境监测虚假报告222份。这些报告涉及陕西省西安市、榆林市、宝鸡市、渭南市、咸阳市等五个地市44家委托单位，涵盖能源、化工、钢铁、机电、汽修、医疗、餐饮及科研院所等多领域、多部门，涉及废气、废水、土壤、饮食业油烟等多个监测项目，违法所得76万余元。【裁判结果】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某检测公司作为具备环境检验检测资质和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为降低监测成本、满足被监测单位需求，故意大量出具虚假监测报告，损害了环境监测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扰乱了环境监测市场及政府主管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和行业广泛，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石某涛等6人作为公司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明知监测规范要求，却授意、指使或默许、放任业务部门弄虚作假或不按规范采样、编造数据及记录，授意、指使或默许出具虚假监测报告，对应的违法所得均超过30万元，情节严重，亦均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遂判决某检测公司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20万元；石某涛等6人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至九个月不等，并禁止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三年内从事环境监测及相关职业。一审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惩治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弄虚作假行为的典型案例。环境监测数据是生态环境决策、管理和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真实性和准确性至关重要。严厉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对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依法惩处被告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并对实施数据造假的相关人员采取行业禁入措施，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的决心，对其他环境监测机构和相关从业人员起到强有力的警示作用，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自律意识和诚信水平，守牢绿水青山的重要防线。同时，人民法院结合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经营乱象，向行政主管机关发出司法建议，助力生态环境综合治理。2.某养殖合作社、张某伦污染环境案——依法严格追究偷排养殖污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助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基本案情】2020年8月至2022年3月，某养殖合作社在生猪养殖期间未有效运行污染处理设施，在法定代表人张某伦的许可和安排下，通过私挖粪污储存池、私设管道的方式，利用养猪场附近的喀斯特地形，多次直接排放未经处理且严重超标的养殖粪水，排放的养殖粪水通过溶洞、渗坑，流入地下水系，三次污染饮用水水源，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数月。为恢复取水，某水务公司采取应急取水措施，重新安装水泵、敷设输水管道等。本案污染环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160万余元。【裁判结果】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养殖合作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多次直接向自然界排放未经处理的生猪养殖粪水等有害物质，导致有害物质经地下水系统污染饮用水水源，造成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取水中断、公私财产损失160万余元，情节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张某伦系实施污染环境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参与实施违法排污，情节严重，构成污染环境罪。综合犯罪事实、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态度，依法判处某养殖合作社罚金40万元，张某伦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一审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偷排养殖污水污染环境犯罪，司法助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一些畜禽养殖企业为压缩粪水处理成本，以非法排放的方式进行处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公众健康。本案某养殖合作社的非法排污行为，直接导致周边村镇生产生活用水停供，严重影响当地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启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准确认定公私财产损失数额，依法定罪量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饮水安全和美好人居环境的期待，对保障民生、助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3.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域跨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犯罪行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基本案情】2018年以来，某树脂科技公司违反国家规定，将危险废物废酸液交由无处置资质的李某好、王某众、陶某兰等人非法处置，薛某为某树脂科技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某好、王某众、陶某兰等人从安徽省、江西省、江苏省等地将危险废物分批次运至黄某租用的厂房交由其非法处置。黄某接收危险废物后，安排陈某等人，将废蚀刻液（废酸液中的一种）提铜后通过暗管向长江干流排放，其他废酸液直接通过暗管向长江干流排放，共排放危险废物2万余吨。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10人赔偿生态环境损失等。【裁判结果】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10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污染环境罪，依法判处某树脂科技公司罚金600万元，薛某等10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至二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民事公益诉讼部分，检察机关与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达成调解，由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赔礼道歉；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鉴定评估费等合计8900余万元（通过技术改造对废酸液进行循环利用、降低自身环境风险，对符合折抵条件的技术改造费用等可在3000余万元内抵扣）；技改项目完成之前需依法处置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并承诺在全部款项履行完毕前不会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否则剩余全部款项将移送强制执行。一审宣判后，某树脂科技公司、薛某等3人对刑事部分提出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跨省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行为，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件。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长江生态环境，严厉打击向长江干流排放危险废液的犯罪行为。同时，积极做好长江保护的“后半篇文章”，考虑到某树脂科技公司需要支付高额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人民法院创新责任承担方式，多次与检察机关、环保部门、涉案企业、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共同探索论证替代性修复方案，最终确定“现金赔偿+技改抵扣”损害赔偿方式，妥善处理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4.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质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生动践行民法典绿色条款，实现资源有效循环利用【基本案情】2021年，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质能公司签订《牛粪销售合同》，约定由某牧业公司每月向某生物质能公司提供干牛粪用以发电。2023年6月起，某生物质能公司以场地改造施工为由拒绝收货，造成本应供应该公司的7000余吨牛粪露天堆积。同年8月，某生物质能公司以某牧业公司提供的牛粪质量不合格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合同。某牧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生物质能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某生物质能公司以某牧业公司供货标的物质量不合格无法使用为由，反诉请求解除合同。【裁判结果】案件审理过程中，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围绕牛粪再利用这一实质解决矛盾纠纷及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有效路径，通过实地走访县域外牧场及能源综合利用企业开展调研，并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与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工商联等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经过联动调解，某牧业公司与某生物质能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一、解除案涉《牛粪销售合同》；二、某生物质能公司于2024年9月15日前给付某牧业公司产品处理费10万元；三、双方放弃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并作出调解书，现已履行完毕。同时，指导某牧业公司通过添加发酵菌剂编制牛用铺垫、肥力还田、与生物质燃料公司合作制作生物质颗粒等举措，妥善处理了7000余吨堆积牛粪。【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运用民法典绿色条款处理民事纠纷，促推资源有效循环利用，一体做实生态环境保护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的典型案例。民法典合同编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人民法院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精神和合同编绿色条款规定，综合考虑案涉企业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投入和后续发展，以及因案涉合同迟延履行导致7000余吨牛粪堆积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以“如我在诉”意识找准环境司法审判与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提出科学合理解决方案，在避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维护当事人利益和保护生态环境共赢，为类似案件处理提供良好借鉴和示范样本。5.长兴县农业农村局与某村合作社禁止令保全案——适用禁止令预防性司法措施，探索涉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适用禁止令的审查标准【基本案情】2023年，一种水韭植物在长兴县域某村被首次发现，后被确定为全球从未报道过的新物种，定名为长兴水韭，并于2024年4月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领域主流期刊正式发布。申请人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在现场勘查时发现某村合作社正在距离长兴水韭生长地仅十余米处实施景观提升工程，附近人员流动大、淤泥堆积、存在大量扬尘，对长兴水韭物种生存造成现实威胁。为及时有效防止和减少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向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申请禁止令，责令某村合作社禁止实施破坏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发出禁止令，并协调双方达成长兴水韭生态保护项目意向，某村合作社亦承诺积极整改不利于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相关行为。【裁判结果】浙江省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认为，长兴水韭被发现以前，我国已有多种水韭属植物，水韭属（所有种）均被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因此长兴水韭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物种多样性保护价值。经实地勘察、约谈当事人以及咨询专家，发现当前长兴水韭现存种群极小、生境极为脆弱，附近实施的景观提升工程产生扬尘、建筑垃圾堆积等，已经对长兴水韭物种生存造成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风险，不及时制止将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达成长兴水韭生态保护项目意向的情况，裁定在长兴水韭生态保护项目启动前，某村合作社应停止实施破坏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周边施工向长兴水韭生存环境扬尘、人员行走踩踏长兴水韭等。在禁止令发出后30天内，某村合作社与第三方机构签约并启动了保护项目，因30天内协商达成调解协议，避免了进一步诉讼。人民法院、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共同监督该项目实施并已联合完成验收。【典型意义】本案系人民法院为保护新发现物种生境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水韭属（所有种）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长兴水韭作为新物种被首次发现，现存种群极小、生境极为脆弱，生存要素仍待研究和完善。人民法院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对破坏新发现物种长兴水韭生存环境的行为依法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可能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后果的行为，避免生态损害扩大，是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物种繁衍的生动司法实践。本案积极探索涉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件适用禁止令的具体审查标准，具有示范意义。【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3 10:52:25
分享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我国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今年4月3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将我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确定为法律制度，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做好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工作，全面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5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二被告人作为某控股公司董事，收受贿赂5.6亿余元，造成所在公司巨额经济损失；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被告人作为某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收受贿赂608万元并侵占公司财物366万元，严重侵害所在互联网企业权益；周某萍挪用资金案，被告人作为某连锁公司经理，挪用公司资金487万元归个人使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民营企业工作人员腐败是民营企业的“蛀虫”，清除这些“蛀虫”，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昭示民营企业的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依法惩治破坏市场秩序犯罪。张某剑强迫交易案，被告人欺行霸市，强迫多家商户以不合理价格与之交易；廖某茂合同诈骗案，被告人通过财务造假实施合同诈骗，导致被害企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破坏市场秩序犯罪，体现了人民法院为民营经济发展构建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和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坚定立场。三是加大追赃挽损工作力度。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人民法院追缴犯罪所得及孳息；廖某茂合同诈骗案，人民法院积极协同有关部门追缴犯罪所得并发还被害单位。人民法院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彰显了人民法院决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行为中获利、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企业损失的鲜明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以依法平等保护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让民营经济这支生力军更有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承担起更重责任、发挥出更大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典型刑事案例目录一、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二、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三、周某萍挪用资金案——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犯罪四、张某剑强迫交易案——依法惩治强迫交易犯罪五、廖某茂合同诈骗案——依法惩治财务造假型合同诈骗犯罪一、燕某、孙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燕某系某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控股公司）总经理、董事，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被告人孙某系某控股公司董事，负责联系金融机构。2014年，某医药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林（另案处理）为与某控股公司就应收账款债权业务达成合作，提出按照融资金额的5%向燕某、孙某支付“业务提成”。燕某、孙某同意，并约定由二人均分“业务提成”。在业务开展过程中，燕某在明知应收账款发票无法核查、应收账款回款路径与合同约定不符、财产确权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仍多次帮助审批通过。孙某在联系金融机构、出席董事会表决过程中，专门出面予以解释。2014年12月至2018年4月，燕某、孙某二人共同收取“业务提成”共计5.6亿余元。【裁判结果】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燕某、孙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燕某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故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燕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亿元；判处孙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一亿元；对燕某、孙某犯罪所得5.6亿余元及孳息予以追缴。一审宣判后，燕某、孙某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典型案例。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本案中，燕某、孙某作为某控股公司董事，收受行贿人给予的巨额财物，在明知债权融资存在明显瑕疵的情况下，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给某控股公司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二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和十四年十个月，均并处没收财产一亿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5.6亿余元及孳息，释放了人民法院坚决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警示我们，民营企业工作人员非法收受贿赂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一样，都是犯罪行为，都要被定罪量刑并追缴犯罪所得，最后终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二、石某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职务侵占案——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石某玉系某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公司）工作人员，负责产品设计、客户需求挖掘、合作方案推进等工作。2014至2019年，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引入乙公司与某网络公司合作开展虚拟币奖励业务，非法收受乙公司给予的财物共计608万元。2016年6月至12月，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某网络公司与乙公司合作开展的虚拟币业务中，通过某网络公司多个账号将部分虚拟币变现并转入其控制的个人银行账户，非法占有某网络公司财物共计366万元。【裁判结果】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石某玉作为某网络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综合考虑石某玉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石某玉有期徒刑九年，以职务侵占罪判处石某玉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责令石某玉向某网络公司退赔366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608万元。一审宣判后，石某玉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的典型案例。互联网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互联网企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工作人员腐败犯罪是促进互联网企业发展、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本案中，被告人石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合作方财物，为合作方谋利；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将虚拟币变现的方式侵占本单位财物，侵犯了某网络公司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对石某玉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责令石某玉向某网络公司退赔366万元，并依法追缴犯罪所得608万元，充分体现人民法院依法惩治互联网企业腐败犯罪，助推互联网企业“挖蛀虫”“打内鬼”，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态度。同时也郑重宣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同样受法律保护，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行为必将受到刑事制裁。三、周某萍挪用资金案——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萍系某商业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连锁公司）地区团购经理。2021年6月，某连锁公司与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签订一卡通商户合作协议，由周某萍具体负责项目开展。2021年11月，周某萍将某连锁公司账户中的487万余元转入自己账户，并以挂账形式登记在与某科技公司的业务往来名下，转出钱款被周某萍用于归还个人所欠债务、日常开支及出借给他人。2022年3月底，某连锁公司与某科技公司对账后发现账款存在大量差额，遂报案。次日，周某萍到公安机关主动投案。2022年8月，周某萍退赔某连锁公司13.8万元。【裁判结果】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萍作为某连锁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487万余元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且超过三个月未归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周某萍具有自首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周某萍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挪用资金罪判处周某萍有期徒刑三年；责令周某萍向某连锁公司退赔473万余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犯罪的典型案例。资金是民营企业发展的血脉，资金安全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民营企业工作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侵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收益权，也给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重大隐患，应依法予以惩治。本案中，被告人周某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资金487万余元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严重侵害了某连锁公司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依法对周某萍判处刑罚并责令退赔尚未归还的钱款，充分说明民营企业资金受法律保护，挪用民营企业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的，将要承担刑事责任、受到刑罚处罚。四、张某剑强迫交易案——依法惩治强迫交易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剑系某工程项目工作人员，负责门岗保卫、工地进料、施工安全等工作。2015年至2018年，在入驻该项目的商户装修期间，张某剑以不向其购买水泥、沙土等装修材料就不能进场装修为由相威胁，强迫某装饰公司等多家商户从其处购买高于市场价格的水泥、沙石等装修材料，强迫交易数额共计92万余元。【裁判结果】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剑以威胁手段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张某剑的家属代为退缴犯罪所得，主动预缴罚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张某剑自愿认罪认罚，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强迫交易罪判处张某剑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强迫交易犯罪的典型案例。主体平等、交易自由、公平竞争是市场秩序的本质特征，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剑以威胁手段强迫多家商户购买高于市场价格的装修材料，不但侵害了商户合法权益，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人民法院依法惩治张某剑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的犯罪行为并判处刑罚，发挥了警示作用，起到了震慑效果，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为民营企业专心创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构建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五、廖某茂合同诈骗案——依法惩治财务造假型合同诈骗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廖某茂系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起，廖某茂为增加某科技公司市值进而为高价转让作准备，安排公司财务、仓储等人员通过私刻交易相对方印章、伪造采购、销售单据及流水等方式虚增公司经营业绩。2016年12月，被害单位某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机电公司）决定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某科技公司全部股份。为隐瞒真实业绩情况，在某机电公司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调查时，廖某茂又采取截留询证函、伪造回复函证等方式，骗取某机电公司信任，致使某机电公司以34亿元收购某科技公司全部股份，廖某茂以其持有股份获得19亿余元。经评估，某科技公司实际股权价值仅为9.8亿元，廖某茂通过财务造假手段取得的评估价值与真实价值的差额达24.2亿元。【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廖某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综合考虑廖某茂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廖某茂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追缴廖某茂犯罪所得19亿余元并发还被害单位。一审宣判后，廖某茂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治通过财务造假实施合同诈骗犯罪的典型案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财务造假行为严重冲击投资者信心，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惩治。本案中，被告人廖某茂违背诚信原则，通过财务造假的方式致使某机电公司在并购重组期间被骗，遭受数十亿元损失，经营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廖某茂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追缴犯罪所得并发还被害单位。对于财务造假型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人民法院既依法严惩，切实维护市场秩序和交易安全，又把追赃挽损摆在与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位置，不让犯罪分子从犯罪行为中获利，不让被害企业因犯罪行为受损。同时，本案也充分说明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企案件时，坚持依法平等保护与惩治，对所有市场主体犯罪行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地予以定罪量刑，切实做到对合法权益依法平等保护、违法犯罪一律依法惩治。【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2 10:03:22
分享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
组织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最高检发布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今年六五环境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统一部署，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坚持落实以可诉性引领精准性规范性工作要求，以高质效公益诉讼检察履职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更多贡献。据统计，2024年1月至2025年5月，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理念指引下，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7.4万件（行政公益诉讼6.1万件、民事公益诉讼1.3万件），提起公益诉讼6700余件，约占全部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的57%，有力推动解决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充分彰显了检察公益诉讼治理效能。本批发布的案例均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案件，包括贵州省仁怀市检察院诉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10件，其中6件行政公益诉讼，4件民事公益诉讼，涉及水污染、固废危废污染、土壤污染防治，以及农用地、矿产、湿地生态、自然保护区、海洋资源保护等。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案例聚焦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强化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突出“诉”的刚性监督作用，以可诉性引领精准性规范性。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但近年来跨区域非法倾倒固废危废问题较频发，严重威胁长三角生态环境安全。浙江嘉兴检察机关针对长三角跨区域倾倒危险废物违法行为，依托办案协作机制，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在调查取证等方面加强协作配合，通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全链条、全方位追究危废产生者、转移者、处置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形成区域协同发展保护合力。同时，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还突出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推动生态环境长效治理。陕西省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针对旅行社非法组织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行为，准确适用诉前禁止令保全措施，委托专家评估非法穿越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依法追究赔偿责任，对整治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行为具有示范意义。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聚焦生态保护重点工作，持续加大办案力度，以服务保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完善生态环境检察制度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检察能力为重点，更加有效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目录1.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检察院诉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2.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安溪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3.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院诉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办事处、九原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4.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诉分宜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公益诉讼案5.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诉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涪陵区林业局行政公益诉讼案6.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诉淮南市林业局、淮南市潘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7.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诉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8.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建工集团等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9.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诉陕西某旅行社公司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案10.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建材有限公司、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非法挖掘海洋沙洲、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检察院诉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水污染煤矸石治理【基本案情】2014年9月，位于赤水河流域的某煤矿经矿山治理验收合格依法关停。后该煤矿被纳入无主煤矿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综合整治项目。该煤矿及附近的10万方煤矸石，因未安装防渗漏硬化设施设备，长期被雨水和浅层地下水冲刷，形成煤矸水流入丰岩河，造成赤水河支流丰岩河的铁、锰含量超标，破坏流域生态环境。【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3月，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仁怀市检察院）接到群众举报称丰岩河被污染，经初核后依法立案。通过现场勘验、无人机航拍、委托鉴定、查阅资料等方式，查明某煤矿因未安装防渗漏硬化设施设备，堆放的煤矸石被雨水和浅层地下水冲刷，造成赤水河支流丰岩河水体含铁量超地表水Ⅲ类水体标准5.2倍以上（部分点位超37.8倍）、含锰量超地表水Ⅲ类水体标准2.7倍以上（部分点位超47.6倍），严重破坏流域水生态环境。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等规定，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对辖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经磋商，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对赤水河水体污染事实予以确认，同意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污染。仁怀市检察院跟进调查发现仁怀市自然资源局仅制定整改方案，未落实实质性整改措施，依法于9月向仁怀市自然资源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煤矿治理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煤矸水污染问题。仁怀市自然资源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对某煤矿涵洞煤矸水采取修筑二级拦河坝后投药处置的应急处理措施，但未解决煤矿涵洞煤矸水污染问题，经检测丰岩河水体铁、锰等重金属含量仍超标。【诉讼过程】2023年12月，仁怀市检察院按照行政案件集中管辖规定向湄潭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湄潭县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仁怀市自然资源局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治理措施，消除某煤矿涵洞煤矸水污染问题。2024年3月，湄潭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法院认为，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相关规定，仁怀市自然资源局作为无主煤矿矿山生态环保问题整治牵头单位，对某煤矿煤矸石污水治理具有监督管理职责。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虽然协调采取了应急处理措施，申请某煤矿涵洞煤矸水治理工程立项，但某煤矿涵洞煤矸水对丰岩河污染问题依然存在，至本案诉讼中才完成立项审批工作，作为牵头单位工作推进迟缓，社会公共利益仍然持续受到侵害，应认定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行为。同月31日，湄潭县法院作出判决，判令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继续履行对某煤矿煤矸石污染治理的监督和管理职责。判决生效后，仁怀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将某煤矿煤矸水拦截引入附近污水处理厂进行临时处理；委托第三方机构制定《应急管网和收集工程项目方案》，投入建设应急管网和收集设施设备。经检测，某煤矿污水处理后锰、铁含量已达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典型意义】针对长江流域赤水河支流无主煤矿煤矸石治理不到位，煤矸水未经处理排入赤水河支流导致水体污染，破坏流域水生态环境的问题，检察机关经磋商、制发检察建议未果后，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无主煤矿煤矸水污染系统治理，促进长江支流生态保护。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安溪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建筑垃圾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基本案情】福建省三明市某建筑公司在承包安溪县某钢铁公司产能置换项目施工过程中，擅自将烧结老系统拆除项目中产生的约1.3万吨含重金属建筑垃圾交由无资质的李某处置。李某违规将其倾倒于安溪县湖头镇县道X332线沿途三个地块的园地，占地面积共约17.2亩，造成生态破坏和土壤污染等危害后果。【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8月，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人民政府向安溪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安溪县检察院）移送其辖区内三个地块被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的问题线索。安溪县检察院通过现场勘查、询问驻村干部等方式开展初步调查，于同月29日决定对安溪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县城管执法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调查，安溪县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二条、《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等规定，明确由县城管执法局牵头各单位在其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职。2024年4月1日，安溪县检察院依法向县城管执法局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合力整治，及时督促相关责任人清理案涉地块上堆放的建筑垃圾，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2024年6月1日，县城管执法局书面回复称，已对施工单位三明市某建筑公司、违法行为人李某行政立案调查并开展执法活动，督促相关责任人采取清运、平整、补植复绿等措施进行整改。收到回复后，安溪县检察院对整改情况跟进调查，发现县城管执法局仅责令相关责任人在案涉地块建筑垃圾上覆土和补植复绿，未组织清运案涉建筑垃圾，社会公益持续受损。2024年6月14日，安溪县检察院委托鉴定机构对相关地块土壤环境进行鉴定。2024年8月3日，安溪县检察院收到鉴定意见，案涉地块锌、铁、锰等元素超出基线水平，且与倾倒建筑垃圾存在明显因果关系。【诉讼过程】因案情复杂，安溪县检察院决定延长审查起诉期限1个月。2024年9月19日，安溪县检察院依法对县城管执法局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立即履行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职责，组织相关责任人员对案涉的违法建筑垃圾进行清理，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案件审理期间，县城管执法局积极组织整改，责令三明市某建筑公司、安溪县某钢铁公司、李某在2024年10月15日前将案涉地块约1.3万吨的建筑垃圾全部清运至指定场所，并对三明市某建筑公司违法将建筑垃圾交由李某处置的行为处以行政罚款5万元。同时，安溪县交通运输局对李某在公路主干道两侧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处以行政罚款8000元。清运完成后，安溪县某钢铁公司委托检测公司进行检测，确认案涉地块已排除土壤环境污染。随后，安溪县某钢铁公司委托设计院编制生态修复方案并组织实施，对生态环境破坏区域采取整治措施，恢复植被。修复完成后，设计院出具了验收报告。安溪县检察院会同县城管执法局、湖头镇人民政府到现场调查，安溪县人民法院邀请生态技术调查官进行评审并出具专家意见，均认可相关地块生态环境、土壤环境得到妥善修复。2025年2月13日，安溪县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针对违法倾倒建筑垃圾造成土壤污染的问题，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后明确履职主体。行政机关收到检察建议后未全面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确保法律监督刚性，以诉的确认实现司法价值引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检察院诉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办事处、九原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人居环境整治职权变更【基本案情】2022年7月9日，政府启动包头市九原区白音席勒街道三道沙河村的征地补偿工作，涉及三道沙河村126户拆迁，建筑物占地132.76亩，拆迁后原址露天堆放大量砖头、石块、沙土等建筑垃圾，粉尘污染严重，部分区域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同堆放，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差。【调查和督促履职】本案线索系九原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九原区检察院）从“府检联动”机制项下12345工单发现，经实地走访，三道沙河村内堆放大量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影响生态环境及乡村人居环境。通过现场勘察、询问证人、调取相关单位工作资料等方式查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白音席勒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白音席勒办事处）对案涉垃圾处置负有统一监管的职责。2024年3月25日，九原区检察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2024年5月28日，九原区检察院向白音席勒办事处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对案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履行监管职责。8月8日，白音席勒办事处书面回复，其已督促清运案涉生活垃圾，根据即将发布的权责清单，建筑垃圾的监管应由九原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区综合执法局）承接。九原区检察院回访发现白音席勒办事处仅清理了生活垃圾。另查明，包头市九原区政府将于8月23日发布权责清单，将违法处置建筑垃圾的行政处罚权变更赋予区综合执法局。九原区检察院认为白音席勒办事处在其具有监管职责期间不对建筑垃圾进行督促清理，已构成怠于履职。9月29日，九原区检察院将白音席勒办事处诉至九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确认白音席勒办事处未对案涉垃圾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违法。2024年9月30日，九原区检察院对区综合执法局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10月17日，九原区检察院向区综合执法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对案涉建筑垃圾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区综合执法局收到检察建议后，认为三道沙河村拆迁产生的建筑垃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且该处建筑垃圾产生时监管职责不属于区综合执法局，故不应由其处置案涉垃圾。九原区检察院认为该局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拒绝履行监管职责，已构成怠于履职。2025年1月9日，九原区检察院将区综合执法局诉至九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原区法院），请求判令区综合执法局对案涉建筑垃圾履行监管职责。【诉讼过程】2024年11月19日，九原区法院开庭审理九原区检察院诉白音席勒办事处行政公益诉讼案。法院认为，被告自收到检察建议至整改期限届满，始终是案涉建筑垃圾的监管部门，其未依法履职致违法行为持续存在，已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11月25日，九原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白音席勒办事处对案涉建筑垃圾未依法履行职责违法。九原区法院在审理九原区检察院诉区综合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期间，区综合执法局清理三道沙河村内建筑垃圾77253立方米，并筹建总容量为10万立方米的垃圾堆填场所。2025年3月18日，九原区检察院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等参与整改评估，确认整改完毕。3月28日，九原区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事关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事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整改期届满后监管职责发生变更，原监管部门和现监管部门都拒绝履职的，检察机关可以对原监管部门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对现监管部门立案、制发检察建议、诉请依法履职。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诉分宜县交通运输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机动车维修环境污染风险预防行业监管【基本案情】江西省分宜县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长，辖区内机动车维修企业有100余家。部分机动车维修企业未依法向主管部门备案，未配备相关环境污染防治设施，废机油等危险废物贮存、处置不规范，存在环境污染风险隐患。【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3月，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分宜县检察院）在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本案线索，于同月20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分宜县检察院通过实地走访、现场勘查、调取行政机关资料等方式开展调查，查明辖区机动车维修企业有102家，随机抽查的25家企业中仅有4家向交通运输部门备案，大部分企业未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未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废机油露天堆放、倾倒或去向不明，环境污染风险问题突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规定，分宜县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内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具有监督管理职责，且对机动车维修行业贮存、处置废机油等环境防治具有行业管理职责。2023年3月23日，分宜县检察院依法向分宜县交通运输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该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督促辖区内机动车维修企业依照规定备案经营，协同生态环境部门督促机动车维修企业依法处置机动车维修产生的废机油等废弃物。2023年5月22日，分宜县交通运输局向分宜县检察院书面回复称已制定机动车维修市场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下发整治通告，并与相关部门就环境保护、登记备案、作业工序管理以及废机油贮存处置情况建立联动机制，联合开展现场执法督促整改。因案涉企业数量多，整改时间长，分宜县检察院在跟进调查后，又于2024年5月开展“回头看”，发现检察建议书指出的21家机动车维修企业仍未依法备案，且县交通运输局对于未依法备案的企业亦未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随机抽查的10家企业中有4家未按规定设置专门的废机油贮存场所，7家未建立废机油处置台账，环境污染隐患仍未消除，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持续受侵害的状态。【诉讼过程】2024年7月10日，分宜县检察院以分宜县交通运输局为被告向分宜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依法继续履行法定职责，督促辖区内机动车维修厂依法进行备案，依法贮存、处置废机油。2024年8月28日，分宜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双方围绕被告分宜县交通运输局是否全面履行法定职责以及是否具有督促机动车维修企业依法贮存、处置废机油的管理职责两个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意见。分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县交通运输局对县域范围内的机动车维修经营企业的备案具有监督管理职责；同时，根据法律规定，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废机油属于危险废物，被告对本县范围内汽修企业依法贮存废机油具有管理职责。目前仍有部分企业未依法备案、未依法贮存及处置废机油，被告并未依法全面履职，存在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2024年12月13日，分宜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检察机关诉讼请求，责令被告依法继续履行法定职责，督促辖区内机动车维修厂依法进行备案，依法贮存、处置废机油。判决生效后，分宜县交通运输局积极整改，共督促47家机动车维修企业依法备案，设置专门的废机油收集、贮存场所及危废识别标志，并建立了废机油处置台账，对24家企业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2家经整改仍不符合经营备案条件的主动申请关停、注销。【典型意义】机动车维修企业产生的废机油等危险废物未规范收集处置，具有环境污染风险隐患。检察机关针对行业主管部门未依法履行环境污染防治职责的行为，经检察建议督促仍未全面履职，致使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助推汽修行业规范经营，服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诉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涪陵区林业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耕地保护农用地修复【基本案情】2012年以来，重庆某建设公司等24家企业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在涪陵区13个乡镇设立自拌混凝土搅拌站24个，非法占用农用地40余亩从事混凝土搅拌站经营活动，其中违法占用耕地30.38亩，部分耕地表层被硬化或者严重压实，耕地生产条件受到破坏。行政机关就混凝土搅拌站运营中存在的破坏农用地等问题，虽多次开展专项执法活动，但上述问题长达十余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调查和督促履职】2022年5月，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涪陵区检察院）在开展公益诉讼巡查中发现上述问题线索，分别对重庆市涪陵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区规资局）、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以下简称区林业局）进行立案。2022年7月至9月，涪陵区检察院分别向区规资局、区林业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两家单位全面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依法查处违法占用耕地、林地等行为。收到检察建议后，区规资局聘请测绘公司对案涉土地开展专业测绘，依法组织拆除非法占用耕地的搅拌站及复耕，并书面回复称已对非法占用耕地的搅拌站进行了查处，拆除建（构）筑物21514.04平方米。区林业局依法对2个非法占用林地的搅拌站进行查处，同时对重庆市涪陵区某有限公司在涪陵区焦石镇非法占用林地修建搅拌站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后以该公司自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为由撤销立案。2022年11月至2023年6月期间，涪陵区检察院对前述案件开展跟进调查时发现，位于涪陵区南沱镇的重庆某建设公司仍非法占用耕地从事混凝土搅拌站生产活动。位于涪陵区焦石镇的重庆市涪陵区某有限公司未自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区林业局也未督促其恢复，仍非法占用林地从事混凝土搅拌站生产活动。【诉讼过程】2023年9月5日、10月30日，涪陵区检察院向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涪陵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区规资局对重庆某建设公司非法占用耕地的行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区林业局对重庆市涪陵区某有限公司非法占用林地的行为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在诉讼过程中，区规资局依法拆除重庆某建设公司非法修建的混凝土搅拌站。9月25日，涪陵区检察院经现场勘查等方式确认案涉地块仍存在未修建防水土流失设施、土壤培育复耕能力不足、局部区域砾石含量高等问题，未达到复耕条件。10月，涪陵区法院对涪陵区检察院诉区规资局一案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出案涉耕地未达到复耕条件，被告经质证后全面认可检察机关意见，表示会继续修复并重新申请复耕验收。2023年11月，涪陵区法院组织涪陵区检察院、区规资局等单位对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核实。涪陵区法院认为区规资局已积极履行耕地保护职责，案涉耕地符合土地复耕验收质量标准，社会公共利益已得到全面保护。11月29日，涪陵区法院裁定终结诉讼。2023年11月28日，涪陵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涪陵区检察院诉区林业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庭审后，区林业局督促重庆市涪陵区某有限公司对案涉林地进行了修复，并取得验收报告。2023年12月29日，涪陵区法院裁定终结诉讼。2024年2月，涪陵区法院、涪陵区检察院主动向涪陵区委报告，推动涪陵区政府出台《关于强化混凝土搅拌站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共督促拆除自拌混凝土搅拌站71个，全区自拌混凝土搅拌站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得到彻底整治。【典型意义】“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自拌混凝土搅拌站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持续时间长、处理难度大，严重破坏耕地资源。检察机关紧盯被破坏农用地的修复治理，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的监督职能，经检察建议后仍未有效整改致使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推动开展专项整治，实现农用地的保护和长效治理。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诉淮南市林业局、淮南市潘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泥河湿地保护系统治理【基本案情】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以下简称泥河湿地）总面积4万余亩，2017年被列为第一批安徽省省级重要湿地。泥河湿地内长期存在光伏项目违规建设，周边居民违法养殖，生活垃圾随意堆积，湿地水域污染严重等问题，致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调查和督促履职】泥河湿地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于2022年、2023年被中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多次巡视通报，仍未整改到位。2024年2月，淮南市潘集区河长制办公室（以下简称区河长办）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将该问题线索移送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潘集区检察院）。因涉及市属行政机关职责，该院经报请淮南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淮南市检察院）研判并指定管辖后，于同年3月分别对淮南市林业局（以下简称市林业局）、淮南市潘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区城管局）立案。通过邀请人大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实地走访、无人机航拍、卫星影像比对、委托专业机构测绘检验等方式查明，泥河湿地内存在违规建设的光伏项目4个，侵占湿地面积近3400亩；周边148户居民违规围网养殖，侵占湿地面积7200余亩；此外还存在侵占湿地违章搭建房屋、生活垃圾随意倾倒堆积等问题，致湿地水域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等主要污染物检测严重超标，水质发黑发臭，湿地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2024年4月，潘集区检察院召集市林业局、区城管局、淮南市生态环境局、属地政府等召开圆桌会议，确认市林业局、区城管局负有监管职责。经持续调查及磋商后，潘集区检察院于同月分别向市林业局、区城管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两家行政机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破坏湿地生态环境行为。同年5月，市林业局回复称，已出台《淮南市关于全面加强湿地保护的工作方案》，将联合相关行政机关会商研究整改措施，积极推进围网及光伏拆除工作。同年6月，区城管局回复称，已与属地政府配合清理转运堆放的垃圾，拆除河道周边违章搭建及围栏围网。2024年7月，潘集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及“益心为公”志愿者现场勘查，并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现场勘察显示，泥河湿地内光伏板、养殖围网、违建房屋等未完全拆除。后经听证评议认为，市林业局、区城管局未履职到位，生态环境受损水域仍未恢复原状，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遭受侵害。【诉讼过程】潘集区检察院经报请淮南市检察院商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于2024年7月26日、8月8日以区城管局、市林业局为被告，向淮南市潘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潘集区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继续履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市林业局积极整改，强化督查指导，督促潘集区林业主管部门清单化闭环式推进整改落实。区城管局对泥河省级湿地公园内的非法围网养殖、随意堆放垃圾、违章建设等违法行为，积极配合属地乡镇街道多次清理垃圾，全力拆除河道周边违章搭建及围栏围网。2024年8月底，潘集区检察院依托“府检联动”机制，协同生态环境部门对泥河湿地水体污染治理情况进行专业检测，显示水体主要污染物指标已大幅下降，泥河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显著改善。同年11月，泥河湿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通过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核查验收，并予以销号公示。鉴于检察机关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公益得到有效维护，潘集区法院分别于2025年1月3日、1月7日对两案裁定终结诉讼。以办理此案为契机，潘集区检察院推动区政府出台《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长效管理制度》《潘集区泥河省级湿地公园巡护制度》等系列工作机制，并设立泥河省级湿地公园管理办公室，组建联合执法小组，常态化对泥河流域开展联合执法巡查。【典型意义】针对湿地内突出环境问题，检察机关通过卫星影像比对、无人机巡查等方式查明案件事实；依托“府检联动”机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对经检察建议督促后仍不依法履职的行政机关，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同时，坚持系统治理思维，助推行政机关建章立制，为湿地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坚实屏障。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诉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跨区域转移处置危废长三角区域协作【基本案情】2021年至2023年2月，上海某薄膜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11150个危废铁桶（共计200.442吨）交由杨某某处置，后杨某某将其中24.179吨危废铁桶转运出售至浙江省平湖市新仓镇闫某某处。2022年3月至2023年2月，闫某某在未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情况下，于平湖市新仓镇某农宅内将从杨某某和他人处收购的危废铁桶进行劈割、轧平加工成铁板待出售，对周边土壤和地表水造成污染。后被现场查获固体废物33.8吨，其中24.179吨来源于杨某某处，9.621吨闫某某无法说明来源。经嘉兴市生态环境局认定均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HW49类危险废物。【调查和诉讼】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平湖市检察院）接到线索通报后，多次和生态环境部门及上海检察机关围绕危废来源、非法处置数量、各处置环节参与人、生态环境损害程度等进行会商，并依法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对危废进行应急处置，同步委托专业机构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2024年1月18日，平湖市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次日发布民事公益诉讼公告。经调查查明，上海某薄膜公司明知其所产生的废包装桶属于危废，仍将其中200.442吨危废铁桶作为一般固体废物交由无危废经营资质的杨某某处置，后杨某某将24.179吨危废铁桶交由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闫某某处置，其余176.263吨经多次调查仍未能查明去向。闫某某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明知将盛装化工原料的危废铁桶加工成铁板导致污染环境的后果，仍违法收购废铁桶并进行裁切，造成周边环境污染。经相关鉴定机构鉴定评估，非法处置33.8吨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共计87993元。涉案其余176.263吨危废铁桶，被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处置，不仅无法说明处置情况，亦未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存在污染环境甚至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重大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推定上述176.263吨危废铁桶被非法处置并污染了环境。上海某薄膜公司作为危废产生者，杨某某作为危废转移者，闫某某作为危废处置者，其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因无其他适格主体提起诉讼，2024年3月5日，平湖市检察院依照管辖规定将本案移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嘉兴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嘉兴市检察院于2024年3月11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共同赔偿非法处置176.263吨危废铁桶造成生态损害价值616920.5元；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闫某某共同赔偿非法处置24.179吨危废铁桶造成生态损害价值62946.2元；闫某某赔偿非法处置9.621吨危废铁桶造成生态损害价值25046.8元。审理过程中，经嘉兴市中院主持调解，上海某薄膜公司、杨某某、闫某某与嘉兴市检察院达成调解协议，并主动支付生态损害赔偿金合计704913.5元，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在开庭前得到全部实现。嘉兴市中院于2024年3月26日将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30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任何异议。后经嘉兴市中院审查，出具调解书。【典型意义】跨行政区划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因链条长、人员多、行为地广等因素，具有很强隐蔽性，严重威胁生态环境安全。检察机关依托跨域协作机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及时固定损害证据并委托鉴定评估。有证据证明违法行为人产生危险废物并实施了污染物非法处置行为，但不提供处置污染物情况等环境信息，导致无法查明污染物去向的，依法推定存在环境污染事实，并依法追究危废产生者、转移者、处置者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建工集团等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基本案情】2015年10月28日，某房屋公司与某县人民政府签订康体养生项目招商合同，约定在该县建设康养旅游项目。2017年6月至2021年9月，某建工集团、某新材料公司、某康养旅游公司、某房屋公司在实际控制人吕某指挥下分工协作，未经许可以应急排险、项目场平等名义组织人力、机械在康体养生项目所在地非法挖山采矿并加工销售，严重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鉴定，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9007余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640余万元。【调查和诉讼】2021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的该案线索，逐级交由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宜昌市检察院）办理。2021年12月17日，宜昌市检察院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2022年2月22日，经鉴定，涉案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640余万元。同年3月29日，宜昌市检察院履行公告发布程序。2022年5月15日，某新材料公司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公安机关移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夷陵区检察院）审查起诉。2022年4月19日，两家环保社会组织对某康养旅游公司向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生态环境损害损失费2000元等民事责任。2023年6月19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某康养旅游公司按照要求对项目整改修复区进行管护、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驳回其他诉讼请求。因社会组织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存在侵权主体遗漏的嫌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7月11日提级办理宜昌市检察院立案的非法采矿损害赔偿民事公益诉讼案，并于同月18日指定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武汉市检察院经组织召开专家咨询会认为，涉案四家企业非法采矿故意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和社会不良影响，后果严重，检察机关可向多家涉案侵权主体诉请赔偿矿产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以全面保护社会公共利益。2022年11月17日，武汉市检察院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市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法院判令某建工集团、某新材料公司、某康养旅游公司、某房屋公司依法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惩罚性赔偿1946余万元、赔偿矿产资源损失9007余万元并赔礼道歉。期间，夷陵区检察院以某新材料公司、实际控制人吕某等涉嫌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就某新材料公司等非法采矿作出刑事判决，将矿产资源损失9007余万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鉴于生效判决情况，武汉市检察院决定撤回赔偿矿产资源损失的诉讼请求。武汉市中院两次组织召开庭前会议进行证据交换，明确争议焦点。2023年11月27日，武汉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双方围绕本案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是否构成共同侵权以及赔偿数额等进行辩论。武汉市检察院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与环保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等方面皆存在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不构成重复诉讼；涉案企业分工协作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导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涉案企业违反法律规定破坏生态环境，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破坏程度高，历经多次行政处罚却拒不改正，理应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惩罚性赔偿。2023年12月27日，武汉市中院判决某建工集团、某新材料公司、某康养旅游公司、某房屋公司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及惩罚性赔偿1297余万元，并赔礼道歉。【典型意义】针对故意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社会组织遗漏被告、诉讼请求不全面，导致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尚未得到赔偿，社会公共利益并未得到充分有效保护的，检察机关可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追究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赔偿责任，全面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诉陕西某旅行社公司破坏生态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秦岭生态保护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诉前禁止令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基本案情】秦岭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和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顶棚梁、鹿角梁、光头山、草链岭、箭峪岭等地区海拔均在2000米以上，按照相关规定属于秦岭核心保护区，不得开展与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顶棚梁同时属于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2024年1月至12月，陕西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旅行社公司）为谋取不当利益，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发布活动信息，招揽、组织人员进入上述区域，非法开展穿越、登山活动，破坏秦岭生态环境。【调查和诉讼】2024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交办非法穿越“鳌太线”案件线索，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院（以下简称陕西铁检分院）按照上级要求，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本案线索，于11月26日立案。立案后，陕西铁检分院对某旅行社公司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活动信息、微信活动群聊天记录及照片等电子证据进行固定，调取报名小程序缴费退费、参与者旅意险保单等数据5525条，对数据要素提取后逐条分析梳理，并询问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核对报名小程序后台数据，比对梳理每次活动的具体日期、目的地、参与人数、报名费等情况，查明全年活动成行155次，参与人数3808人，收取报名费670632元，以及穿越中破坏高山植被、生火做饭等损害生态环境的事实。为了科学评估非法穿越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陕西铁检分院委托4位动物学、植物学领域专家进行评估，专家认为非法穿越行进过程中踩踏植被、折损林木，影响植物的生长和繁殖，造成土壤通气性和透水性降低，侵扰野生动物的栖息和繁衍，影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办案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调查了解同时期同地区同行业平均收益水平，综合考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核心保护区生态环境恢复难易程度，穿越次数、人数，该公司获得的利益及过错程度，并参考专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意见，合理确定诉讼请求中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025年1月21日，陕西铁检分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等规定，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以下简称西铁中院）提出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法院于当日裁定某旅行社公司立即停止组织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陕西铁检分院持续跟进，发现该公司在裁定后，11天内连发11次活动的招揽报名信息，遂将证据固定后移交西铁中院，法院对该公司罚款50000元。经公告，2025年2月20日，陕西铁检分院向西铁中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旅行社公司停止组织进入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针对非法穿越行为，2024年至今，陕西铁检分院还同步指导下辖陕西省秦岭北麓地区人民检察院、陕西省秦岭南麓地区人民检察院立办行政公益诉讼6件，目前向西安市3个区县林业、文旅等部门制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5件，移送线索2件，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2025年4月17日，西铁中院在非法穿越秦岭的一处登山口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围绕某旅行社公司是否构成环境侵权，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充分举证质证。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旅行社公司为谋取不当利益，违反《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通过在网络发布广告信息和有偿提供车辆、向导、野外餐食等服务的方式，长时间、大范围、持续性组织人员穿越、登山，破坏了秦岭生态环境，且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符合生态环境侵权构成要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考虑到该公司不具备修复生态环境的专业能力，综合考量案件相关因素，依法判令该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5000元，立即停止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穿越、登山活动，以及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支持了检察机关的全部诉讼请求。4月24日，西铁中院与陕西铁检分院、秦岭桦树坪林场、某旅行社公司就判决执行召开案件协调会，旅行社公司承诺以林区道路养护、防火巡查、捡拾垃圾、病虫害防治等劳务方式代偿60000元，于5月底前支付剩余金额，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目前被告已赔礼道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已执行到位，劳务代偿已按方案持续开展。【典型意义】秦岭核心保护区涵盖了秦岭最精华的自然遗产，生态系统复杂且脆弱，生态保护极端重要。针对户外公司组织非法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行为，适用诉前禁止令保全措施，对违反禁止令的，予以罚款惩戒；发挥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作用，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切实维护秦岭生态安全。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建材有限公司、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非法挖掘海洋沙洲、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听证异地修复【基本案情】2021年9月，中山市某建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在未取得有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与某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约定在其指定的洪奇沥水道中山市沙仔段（属于海域）一无名沙洲处实施清淤工程。随后，工程公司组织人员驾驶抓斗船、运泥船非法在上述沙洲处挖取沙石，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和诉讼】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中山市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中发现上述线索，开展初步调查后研判认为建材公司、工程公司非法挖掘海洋沙洲的行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11日对两公司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中山市检察院通过询问有关人员、运用无人机等手段开展现场勘验，并调取案涉区域遥感卫星影像，组织开展检察听证。听证邀请相关行政机关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加，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派员指导。听证会上，工程公司否认曾在案涉沙洲区域开展施工。中山市检察院充分听取其陈述后，向中山海事局调取工程公司作业船只AIS轨迹，进一步查明工程公司船只在认定的作案时间范围内行驶轨迹与沙洲被非法挖掘区域大范围吻合，有效完善了案件证据链条。为查明公益受损的具体情况，中山市检察院向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水务部门等调取并比对相关行政处罚材料、案发海域视频监控资料和水文资料、清淤方量登记单据、案涉两公司签订的清淤施工合同等证据，并委托开展鉴定评估。鉴定机构利用无人声呐船等技术设备开展测绘测算，评估认为案涉两公司非法挖掘海洋沙洲，破坏沙洲生态环境系统的水生态和陆生生态，致使沙洲水土保持和肥力破坏以及水生生物生境破坏，对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作出认定。经发布诉前公告，因无其他适格主体提起诉讼，2024年1月5日，中山市检察院向广州市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规定，请求法院判令建材公司与工程公司连带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2024年5月24日，广州市海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公司以清淤、疏浚为名非法采砂，共同实施了破坏海洋生态、造成天然沙洲损害的违法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广州市海事法院于2024年6月24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两被告公司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85.21万元，并在广东省级以上媒体上发表赔礼道歉声明。建材公司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未在指定的期限内预交上诉费。二审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裁定，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判决于同年9月生效。判决执行期间，两被告公司均表示无力支付赔偿款，其中工程公司有劳务代偿意愿。广州市海事法院结合工程公司具备清淤资质、被破坏沙洲已不再适宜人工修复的实际情况，最终确定由工程公司在地理环境类似的中山市神湾镇竹排村水道，以开展清淤及绿化工程的方式通过劳务代偿履行赔偿责任，并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印发的《广东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移送政府部门监管办法（试行）》，移送中山市水务局对修复工程实施监督管理。2025年3月起，工程公司共清理指定位置的河道淤泥8085立方米，在河岸栽种乔木1500棵。4月22日，中山市水务局组织对修复工程进行验收并认定合格。【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充分运用无人机、卫星遥感、委托专业技术评估等手段开展调查，完善案件证据链条，查明违法事实，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针对以劳务代偿方式履行的案件，移送政府部门监管，形成“法院判执+检察监督+行政监管”的闭环工作模式，有效实现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1 09:38:44
分享
陈文清会见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黎明智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6日在京会见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黎明智。陈文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就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越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健全交流机制，拓宽合作途径，强化司法协助，提升打击贩毒、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质效，推动跨境纠纷高效解决，为两国、地区和平发展贡献法治力量。黎明智表示，愿深化越中司法领域交流合作。张军参加会见。【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0 10:04:47
分享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
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队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值此6月8日“世界海洋日”“全国海洋宣传日”即将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4年全国海事审判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彰显人民法院海事审判在化解国际海事纠纷、维护海上航运秩序、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用“中国速度”和“东方经验”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案例一英国某银行与土耳其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案，所涉纠纷与我国并无任何实际联系，但外方当事人特意选择向我国海事法院申请扣船，海事法院快速实施扣船后积极促成当事人在9天内达成和解，顺利化解1800万美元的国际海事纠纷，实现定分止争，展现了我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国际海事纠纷解决提供更多“中国智慧”。案例六中海事法院践行“如我在诉”理念，运用调解公正高效化解群体性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保障船员合法权益，为航运经济稳定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充分彰显调解这一中国经验在解决复杂海事纠纷方面的独特优势。二是以高质量司法服务助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底油气管道是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与运输的关键基础设施。案例四准确厘清船舶触碰海底管道事故的各方权责，依法平等保护油气企业、航运企业和保险行业的合法权益，保障了能源运输的安全与稳定，充分体现海事司法对海洋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案例五依法支持检察机关提起的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判令非法盗采、运输和收购海砂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警示和震慑非法行为，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科学开发利用提供有力司法支持。三是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争议解决方式的意愿。案例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海事仲裁制度规则创新”的部署，支持“临时仲裁试点措施”在海事领域的落地实施，推动海事仲裁创新发展，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保障。案例三准确理解和参照适用民诉法规定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区际平行诉讼冲突，增加了两地之间的司法互信，既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生动体现，也有利于两地创新和完善跨境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目录案例一英国某银行与土耳其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案案例二某贸易公司与某运输代理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案例三中山某服务部诉某航道局、香港某工程公司其他海商纠纷案案例四某石油公司、某甲保险公司与海南某船务公司、某乙保险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案例五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甄某某等11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案例六郝某某等88人诉某船务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案例一英国某银行与土耳其某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案【基本案情】土耳其某公司作为连带借款人，加入英国某银行和案外人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资金出借方可以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对借款人或担保人提起诉讼相关程序。土耳其某公司所有的“A某”轮为英国某银行设立第一优先登记船舶抵押权，并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海事部门完成登记。英国某银行宣布借款全部到期后，在“A某”轮锚泊东南亚某国期间，获悉该轮下一目的港为我国广西防城港，特地等待一个月后“A某”轮停泊防城港卸货时，向北海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该轮。【裁判结果】北海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英国某银行基于船舶抵押权请求扣押“A某”轮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裁定扣押该轮并责令土耳其某公司提供1800万美元的担保。扣押期间，北海海事法院依法准许土耳其某公司将该轮移泊至锚地等候进一步指令的申请，同时积极促成双方达成了和解。英国某银行向北海海事法院申请解除了对“A某”轮的扣押。【典型意义】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了非对称管辖条款，英国某银行在船舶停靠的国家均可寻求司法救济。基于对中国海事法院的信任，外国当事人特地选择在中国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扣押船舶。北海海事法院快速受理申请、实施扣押。在英国某银行因担心船舶到锚地后会有逃逸风险而明确反对移泊情况下，北海海事法院积极协调边检部门加强监管，打消英国某银行的顾虑，准许船舶移泊至锚地，避免长期停泊在码头泊位而产生高额费用。扣押期间，北海海事法院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仅用9天就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顺利化解1800万美元的国际海事纠纷，实现案结事了。船东特地委托律师致信感谢，称该案“增强了我们对中国法官和中国海运营商环境的信心，在海外产生非常大的良好影响”。该案充分展现了中国海事司法公正高效、善意文明的良好形象，是我国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生动实践。【一审案号】（2024）桂72财保4号案例二某贸易公司与某运输代理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基本案情】某贸易公司与某运输代理公司分别注册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2024年1月，两公司签订《国际进口货物运输协议》，约定某运输代理公司为某贸易公司办理进口货物的清关等手续，并将货物运至某贸易公司仓库。协议履行过程中，双方为一批从菲律宾进口货物的运输、报关等费用发生争议。2024年11月，双方就上述费用纠纷的解决达成书面协议，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适用《上海仲裁协会临时仲裁规则》，仲裁地为上海，仲裁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仲裁庭由一名仲裁员组成。后某运输代理公司认为该仲裁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某贸易公司遂诉至上海海事法院，请求确认临时仲裁协议效力。【裁判结果】上海海事法院审查认为，根据仲裁协议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解决案涉仲裁协议效力纠纷的准据法。涉案《国际进口货物运输协议》内容涵盖了货物进关前后的事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本案的申请主体及对仲裁地、仲裁规则的约定符合《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关于临时仲裁的相关规定。仲裁协议约定适用的仲裁规则为仲裁员的选定提供了路径，能够有效解决仲裁庭的组庭僵局，故可认定案涉仲裁协议对“特定人员”已有约定。综上，上海海事法院裁定案涉临时仲裁协议有效。【典型意义】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上海按照国家部署，探索在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海事领域，可以约定在上海、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进行临时仲裁。本案是该条例实施以来，上海法院受理的首例申请确认临时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该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有效保障了当事人在现有法律和政策条件下对临时仲裁协议有效性的信赖预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确立临时仲裁协议效力要件审查标准和审查规则的有益探索。该案不仅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有关“推进海事仲裁制度规则创新”的具体实践，同时也为我国仲裁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司法案例样本。【一审案号】（2024）沪72民特43号案例三中山某服务部诉某航道局、香港某工程公司其他海商纠纷案【基本案情】某航道局与香港某工程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约定将其中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某填海工程部分项目分包给香港某工程公司，工程地点为澳门海域；在执行中若出现争议，提交澳门法院处理。香港某工程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分别自中山某服务部租用船舶运输工程物料，自案外人广某公司处采购工程所需山砂。中山某服务部因与香港某工程公司就船舶租赁费用产生纠纷，另案诉至广州海事法院，该院判决香港某工程公司应向中山某服务部支付租船费用人民币557564.03元及利息。中山某服务部以某航道局对香港某工程公司负有到期债务为由，于2023年10月向武汉海事法院提起债权人代位诉讼，请求判令某航道局向其支付前述租船相关费用。某航道局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更方便的澳门法院管辖。另查明，因香港某工程公司拖欠采购山砂的货款，广某公司以某航道局尚欠香港某工程公司工程款及未退还的保证金为由，在澳门初级法院对香港某工程公司、某航道局提起诉讼，请求确认香港某工程公司对某航道局享有债权，并判令某航道局向广某公司支付货款及迟延利息等。该案正在审理中。【裁判结果】武汉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中山某服务部对其债务人香港某工程公司的相对人某航道局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案涉纠纷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海事案件，某航道局住所地在武汉海事法院管辖范围，故该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但本案争议的核心在于香港某工程公司与某航道局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澳门系该争议基本事实的发生地，香港某工程公司、某航道局、中山某服务部三方未就该争议由内地管辖法院达成合意，争议不属于内地法院专属管辖范围，也不涉及内地社会公共利益，且澳门法院审理该争议更为方便。澳门初级法院亦已经受理广某公司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将对香港某工程公司与某航道局之间的债权债务作出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澳门法院的相关判决在内地法院的认可和执行具有制度保障。故裁定驳回中山某服务部的起诉，告知其向澳门法院提起诉讼。【典型意义】本案是海事法院参照民事诉讼法涉外编第二百八十二条有关“不方便法院原则”的规定，处理内地法院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之间海事案件区际管辖冲突的典型案例。武汉海事法院结合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当事人提出的不方便法院管辖异议进行审查，同时结合澳门法院已受理相关争议、澳门民商事判决在内地的认可与执行等因素考量，认为由澳门法院管辖本案更为方便，也更有利于债权人代位权的实现。该案是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协调区际平行诉讼管辖冲突的典型案例，增加了内地和澳门之间的司法互信，充分体现了不方便法院原则在协调平行诉讼管辖冲突、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国法院注重礼让和合作，提升纠纷解决效率的立场。【一审案号】（2023）鄂72民初997号案例四某石油公司、某甲保险公司与海南某船务公司、某乙保险公司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0年5月17日，海南某船务公司光租的“仁某”轮在辽宁锦州港附近水域锚泊过程中发生走锚事故，进入海底管缆保护区，船锚与某石油公司的海底天然气管线发生持续触碰，导致管道损坏。其后，某甲保险公司作为某石油公司的保险人向其支付了保险理赔款58148030元。2023年8月4日，海南某船务公司以某乙保险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在大连海事法院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某石油公司起诉要求海南某船务公司赔偿保险理赔款之外的直接损失16027589.46元以及生产损失29938591.95元；确认某石油公司就上述诉讼请求在案涉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先于某甲保险公司受偿；某乙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某甲保险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起诉要求海南某船务公司赔偿损失58148030元及费用；某乙保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裁判结果】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仁某”轮因走锚与海底管线发生触碰造成管线损坏，海南某船务公司作为船舶光租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某石油公司有权就海底管线受损主张修复费用和生产损失。某甲保险公司向某石油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有权向海南某船务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剩余未获保险赔偿的损失，某石油公司仍有权向海南某船务公司主张，但某石油公司主张其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优先于某甲保险公司受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海南某船务公司向某石油公司支付直接损失赔偿款16027589.46元及利息、生产损失赔偿款14193638.35元及利息；向某甲保险公司支付直接损失赔偿款58148030元及利息；海南某船务公司上述三项支付义务以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为限。海南某船务公司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海底油气管道作为全球能源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在现代能源运输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价值。船舶航行或锚泊过程中与海底油气管道发生触碰可能引发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环境污染。本案准确认定触碰事故双方及保险人的责任，确定赔偿计算标准，明确了不足额保险的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各自损失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裁判规则，为该类纠纷的处理提供了裁判指引，依法平等保护油气企业、航运企业和保险行业的合法权益，为加强海底能源管道安全、促进海洋科学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一审案号】（2023）辽72民初725号【二审案号】（2024）辽民终846号案例五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某、甄某某等11人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20年8月，王某某、甄某某、成某某、苏某某四人，在未取得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预谋通过采挖海砂获取利益。11月25日凌晨1时许，青岛海警局在青岛西海岸新区董家口港外附近海域查获正在作业的“江海某某”船、“苏货某某”船，两条船舶载有海砂2600余吨，涉嫌非法采砂。伍某、薛某等人亦不同程度参与了案涉海砂的盗采、运输、收购等事宜。“江海某某”船负责采挖海砂，“昌某某”船、“苏货某某”船分别负责收购、运输盗采的海砂，被海警抓获时，已有2000余吨盗采海砂完成交易。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某某、甄某某等11人在各自行为范围内对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恢复期间损失及预防措施费用、鉴定评估费用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裁判结果】青岛海事法院一审认为，王某某、甄某某、苏某某、成某某在未获取海域使用权证、采矿许可证情况下，为谋取非法利益，谋划并组织他人开采海砂，应当承担海洋生态环境受损的侵权责任。伍某、李某某明知案涉行为系以“清淤”名义盗采海砂，仍参与组织联络，均存在主观故意及客观的采砂行为，应承担侵权责任。陈某某、顾某某分别作为采砂船的实际经营人、管理人员，未尽审查义务而参与其中，均应承担侵权责任。上述八人共同参与了非法采砂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辛某某、薛某与任某某分别通过两条船舶参与了涉案海砂的运输与收购，均未尽到审查海砂来源的注意义务，与采砂者构成共同侵权，应在其各自运输收购范围内对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王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368014元、恢复期间损失9466元和预防措施费用73603元；薛某、辛某某在运输收购范围内与王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160000元、恢复期间损失4115元和预防措施费用32000元；任某某在运输收购范围内与王某某等8人连带赔偿海洋生态环境恢复费用208014元、恢复期间损失5351元和预防措施费用41603元；上述11名被告连带承担案涉鉴定评估费用5万元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陈某某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海砂是宝贵的海洋矿产资源，大量非法、无序开采海砂，不仅造成海洋矿产资源的流失，影响海底生物群落和生态环境的稳定，同时未经淡化的海砂用于建筑业也将危及建筑安全。在巨大利诱下，盗采人员与收购、运输、销售人员形成了完整利益链条，导致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受损。本案将非法采砂行为链条上的组织者、采挖者、运输者、采购者等11名被告认定为共同侵权，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打击，彻底切断“采、运、销”利益链条，充分发挥了海事司法预防、打击非法盗采海砂行为的引领作用，切实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安全，为服务保障经略海洋战略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一审案号】（2023）鲁72民初359号【二审案号】（2024）鲁民终892号案例六郝某某等88人诉某船务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系列案【基本案情】2010年8月，案外人某金融租赁公司与某船务公司签订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将涉案两船光租给某船务公司。2023年3月起，由于经营困难，某船务公司持续拖欠两船共计88名船员工资总额近1000万元。郝某某等88名船员先申请扣押涉案船舶，后又诉至天津海事法院，请求某船务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确认所欠工资对涉案船舶依法享有优先权。【裁判结果】天津海事法院通过核查不同工种船员的工资市场行情、案涉船员上下船时间等，积极促成所有102个案件的88名船员与某船务公司达成调解协议，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船员工资等费用，并经审查确认上述款项对涉案船舶享有优先权。涉案两船于2025年1月被司法拍卖，88名船员的工资等费用均得到及时清偿。【典型意义】船员是航运业的重要生产要素。我国船员人数位居世界第一，依法维护船员合法权益，对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航运健康稳定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系列案涉及人数多、金额大，海事法院践行“如我在诉”理念，高效核查每名船员的工资标准以及上下船时间，从扣船、立案到最终调解结案不到三个月时间，公正高效维护了船员的合法权益。该系列案件还创新采用利害关系人参与审查机制，充分听取某金融租赁公司对船员工资享有船舶优先权的意见，保障其知情权，避免引起关联案件，拖延船员权利的实现。该系列案件的妥善化解，是践行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促进涉民生群体性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一次性解决，实现定分止争的生动体现。【一审案号】（2024）津72民初691号等102案【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09 09:56:24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