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发布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
依法再审纠正涉企产权冤错案件是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的重要内容。今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时强调“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5月20日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要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依法再审纠正涉企产权冤错案件，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进一步对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提供指引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今日发布4个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包括3个刑事、1个民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一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谢某等三人虚报注册资本、私分国有资产、行贿、职务侵占再审部分改判无罪案中，原二审期间公司法已对资本注册制度作出了重大调整，当事人没有实缴注册资本的行为未违反修正后公司法的规定，不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人民法院严格把握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准确划定罪与非罪界限，对此案依法再审裁判，切实维护了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二是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窦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再审改判无罪案均由合同纠纷引发，但在案证据并不能证实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存在侵占、挪用等犯罪事实。人民法院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准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有利于体现刑法最后的保障作用，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三是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原则。史某某、王某某诉某矿业公司、某联合集团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再审案，坚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法律地位平等，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对各类市场主体的依法平等保护，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优质司法服务。以上典型案例的发布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错、依法保护的原则，对具体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司法服务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各类市场主体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护。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司法活动，对当事人而言，轻则权益受损，重则倾家荡产。”本批典型案例的发布，释放强烈法治信号，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专心创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同时，为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准确把握政策界限，依法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裁判指引，体现了人民法院纠防结合的目标导向。人民法院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实施好民营经济促进法，进一步推动涉企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常态化机制化，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目录1.谢某等三人虚报注册资本、私分国有资产、行贿、职务侵占再审部分改判无罪案2.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3.窦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再审改判无罪案4.史某某、王某某诉某矿业公司、某联合集团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再审案1.谢某等三人虚报注册资本、私分国有资产、行贿、职务侵占再审部分改判无罪案基本案情原审被告人谢某系某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原审被告人杨某某系副总经理，原审被告人赵某某系财务总监。2004年9月，谢某、杨某某决定注册成立某房产公司。谢某使用其指使赵某某从某信用社以棚户区改造为名获得的贷款800万元，虚报某集团公司出资600万元，杨某某出资200万元，取得验资报告后即归还贷款。2007年2月15日，某房产公司被注销。（私分国有资产、行贿、职务侵占事实略）裁判结果一审法院于2010年1月27日作出判决，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谢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并与其所犯贪污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所判刑罚并罚；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赵某某、杨某某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谢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4年7月29日作出判决，将一审判决对谢某犯贪污罪的定罪量刑部分改判为私分国有资产罪及相应刑罚，其余维持原判。原审裁判生效后，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本案原审生效判决作出时间在公司法修正及相关立法解释出台之后，故应适用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解释。按照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立法解释等相关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另有规定的以外，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本案涉及的某房产公司不属于注册资本实缴制的公司范围，2014年3月1日以后，不应对原审被告人以虚报注册资本罪追究刑事责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3日作出再审判决，维持对谢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行贿罪、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宣告谢某不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赵某某、杨某某无罪。典型意义经济犯罪往往先违反了经济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要注意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成立以违反公司法有关注册资本缴纳规定为前提。修正后的公司法原则上将公司注册资本从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本案原二审判决作出时间在公司法修正及相关立法解释出台之后，故应适用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解释。按照修正后的公司法及相关立法解释，三原审被告人注册成立某房产公司没有实缴出资的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应作为犯罪处理。本案再审改判依法保障了涉案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合法权益，有效发挥了司法裁判规范、保障、引领的重要功能。2.叶某某合同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基本案情原审被告人叶某某系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2月6日，某市西区发改局召开某商场转让招标会。某商贸公司以460万元中标，并于同月29日与某商场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叶某某分数次向西区发改局交纳了转让费120.01万元，剩余款项至案发一直未交。2008年6月20日，叶某某与某商场租户胡某某、王某某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租金共计30万元，并约定当日先付给叶某某6万元，剩余24万元在叶某某获得某商场正式授权或取得某商场产权后一次性支付。后叶某某伪造了一张“西区发改局已收到叶某某余款340万元”的收条，二人遂将剩余租金24万元支付给叶某某。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叶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叶某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审裁判生效后，叶某某提出申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叶某某与某商场基于意思自治签订转让协议，并支付了部分转让费，之后双方在履行转让协议过程中产生纠纷。叶某某虽有伪造收条，获得租户信任并收取租金的行为，但未造成租户损失，租户与叶某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有效且实际占有使用了商场商铺，故叶某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其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再审判决，宣告叶某某无罪。典型意义办理涉企产权刑事案件应当注意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坚决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犯罪处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合同纠纷时有发生。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准确审查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简单以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行为，便动辄以合同诈骗罪处理。本案中，叶某某虽然虚构了部分事实，但不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租金的目的，故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本案再审改判对于正确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罪的界限，准确把握合同诈骗罪入罪条件，切实增强企业家人身及财产安全感具有积极意义。3.窦某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再审改判无罪案基本案情2010年5月，原审被告人窦某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案涉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采用楼面价包干方式由窦某某承包经营，并设立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专门用于项目开发，该分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由窦某某担任负责人、总经理。原审认定，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经营期间，窦某某将其个人债务共计561.7万元计入某置业宁国分公司支出账目或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产抵偿，因个人原因挪用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金180万元。再审查明，窦某某的个人资产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产存在混同情形。2010年至2016年，某置业宁国分公司累计从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入资金1400万余元，向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出资金1亿余元，净流出资金共计9100万余元。经窦某某及其亲属账户流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资金共计9400万余元，其中绝大部分与开发案涉项目及公司经营相关。案涉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双方发生纠纷，窦某某于2014年4月对某置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诉讼期间，窦某某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了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用于审计。本案侦查期间，侦查机关要求窦某某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窦某某表示已提交审计而未予提供。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定窦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责令窦某某将挪用的资金退还被害单位。窦某某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二审法院认定窦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责令窦某某将挪用的资金退还被害单位。原审裁判生效后，窦某某提出申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根据窦某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案涉房地产项目采用楼面价包干方式由窦某某承包经营，并设立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专门用于项目开发，由窦某某担任分公司负责人、总经理。某置业宁国分公司除向某置业公司支付前期费用外，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在案证据看，窦某某的个人资产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资产高度混同，故在没有全面查清窦某某及其亲属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和用途的情况下，认定窦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案证据证实窦某某在其他案件中已提供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用于审计，该财务资料已经公开。原判认定窦某某犯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宣告窦某某无罪。典型意义侵犯财产类犯罪的认定必须以财产权属明确为前提。在企业经营者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高度混同的情况下，如果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之间双向往来频繁，无法准确区分涉案财产究竟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财产，那么在证据层面不宜简单认定涉案财产系公司财产，不能确认行为人的行为实质上侵害了公司财产所有权或者使用权。本案中，窦某某个人财产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财产高度混同，且原判未全面查清窦某某及其亲属与某置业宁国分公司之间资金往来和用途，故不宜认定窦某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本案再审从企业经营的现实状况出发，对行为是否损害公司财产进行实质性审查，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体现了刑事审判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4.史某某、王某某诉某矿业公司、某联合集团企业出售合同纠纷再审案基本案情某联合集团系某地方国有企业，某矿业公司系某联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13年5月10日、12月24日，史某某、王某某二人先后与某矿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二人将某煤矿全部净资产及股权的70%转让给某矿业公司，价款3.262亿元；由县政府主持、县工业和特色产业局（以下简称县工特局）具体办理案涉煤矿历史债务登记及清偿事宜；由某矿业公司代二人偿还煤矿原有债务，当其代偿金额超出70%股权价款范围时，二人按1.398亿元的价格向某矿业公司转让剩余30%股权。2014年5月20日，县政府向某联合集团发函要求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某联合集团向县政府出具《复函》称：“县工特局对乙方（史、王二人）经营煤矿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登记清算后，我方以1.398亿元购买剩余30%股权。”县工特局于同年8月6日完成煤矿原有债务登记工作。某矿业公司出具《说明》，明确其尚欠股权转让款2.262亿元（总价款4.66亿元减去已付的2.398亿元）。某联合集团向县政府出具《补充意见》承诺，尚欠的股权转让款力争2015年一季度前支付完毕。后史某某、王某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矿业公司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按股权100%转让计算）并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某联合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某矿业公司辩称其并未购买剩余30%股权，某联合集团辩称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裁判结果原审认为，在某矿业公司未实际清偿案涉煤矿原有债务的情况下，其受让剩余30%股权的条件尚未成就，应认定其仅受让了案涉煤矿70%股权；根据某联合集团在《补充意见》中的表示，其仅应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案涉股权转让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又形成《复函》《说明》及《补充意见》等。从整个交易过程看，某矿业公司以1.398亿元购买剩余30%股权的条件从原来的“代偿金额超出70%股权价款范围时”变为“县工特局对乙方（史、王二人）经营煤矿期间的债权债务进行登记清算后”。在县工特局已完成相关登记工作的情况下，某矿业公司以“承债方式”受让案涉煤矿100%股权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审认定某矿业公司仅受让70%股权错误，再审予以纠正。某矿业公司未及时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构成违约，应承担逾期付款利息。在县政府推进煤矿兼并重组工作、深度介入案涉煤矿股权转让事宜的情况下，某联合集团向县政府出具的《补充意见》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效力应及于史某某、王某某。某联合集团该行为应属于债务加入，其应当对某矿业公司未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对《补充意见》解读有误，错误判定某联合集团仅在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再审亦予以纠正。遂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某矿业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某联合集团对前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法律地位平等。本案中，再审回溯案涉煤矿股权转让发展变化的全过程，统筹考虑煤矿经营中常见的历史遗留债务、政府政策、市场波动等相关因素，精准分析各方权利义务的实质演变，穿透式还原交易本质。在此基础上，再审对股权转让价款、违约责任、连带责任等进行客观合理认定，并依法支持了个人作为煤矿原权利人的合法诉求。本案再审改判不仅实现了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救济，更是生动诠释了“平等保护原则”这一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要义，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注入“强心剂”，为以司法之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法治样本。【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7 09: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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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涉及保健品、牛肉、中药等坚持“四个最严”要求有力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7件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涉及保健品、牛肉、中药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并披露了检察机关今年前9个月办理相关案件的数据。据悉，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四个最严”要求，依法履行检察职能，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2025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危害食品安全犯罪1025件1693人，起诉3762件7316人；批准逮捕危害药品安全犯罪279件443人，起诉1354件2668人。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471件495人，监督侦查机关立案182件213人。这批典型案例办理具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坚持全链条打击，全面惩处涉案的生产、运输、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如，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办理杨某等人通过网店销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案时，发现上游犯罪线索，及时引导公安机关追查原料供应商、包材生产人员、物流发货人员、下游批发商、零售商等，彻底摧毁犯罪产业链。二是坚持检察综合履职，推动建立健全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一方面，刑事检察部门协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调查是否侵犯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益，符合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依法开展立案调查，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及时修复公益损害。如，安徽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告人的行为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而且严重破坏中药材市场秩序、损害亳州“药都”的声誉。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对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另一方面，依法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推动开展社会综合治理。如，山东省检察机关办理王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时，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作用，建立“食品安全从业禁止法律监督模型”，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纠正应被限制从业而未限制的违法经营人员6人，构建“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三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如，贵州省检察机关在办理蔡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时，综合行为人经营活动时间、具体行为、非法获利等情况，对收购病死牛链条各个环节起主要作用的人员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对情节较轻的，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不能证明其主观故意的末端销售人员、农户，不作为犯罪处理。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相关负责人指出，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大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深挖上下游产业链，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进一步健全完善食品药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机制，凝聚打击涉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康中国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一何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案【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保健食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基本案情】2023年上半年起，被告人何某与他人结伙，采购保健食品原料、外包装、标签后进行灌装、组装、贴标，生产成假冒“Swisse”注册商标的护肝片、蔓越莓胶囊，“BLACKMORES”注册商标的黄金素叶酸、月见草油胶囊、氨糖维骨力软骨素，“life·space”注册商标的益生菌等多种保健食品，后对外出售牟取不法利益。上述注册商标的有关产品本系具有强健肝脏、缓解经期不适、缓解关节疼痛等功效的保健食品。其间，被告人何某委托被告人郭某某采购保健食品原料，由郭某某联系具有食品生产资质的厂家，仿照真品从外观、口感等方面进行调制并批量生产。保健食品原料生产完成后通过物流运至被告人庞某某在广东东莞的经营场所，由庞某某安排苏某某、侯某、王某等人进行分装、贴标、打码。加工完成的假冒注册商标的保健食品发往何某位于广东深圳的仓库，由何某通过物流向全国各地发货。至案发，何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保健食品12万余瓶，销售金额人民币800余万元。经检验检测，涉案保健食品不含标识核心成分或者含量极低。2024年9月20日，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以下简称上海铁检院）以被告人何某、郭某某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庞某某、苏某某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提起公诉，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5年6月9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何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四百万元；判处被告人郭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八十万元。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庞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苏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决各被告人向社会公众道歉、发布食品风险警示、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提前介入。2024年1月，上海铁检院在办理杨某等人通过网店销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案中，发现上游犯罪线索，及时引导公安机关追查原料供应商、包材生产人员、物流发货人员、下游批发商、零售商等，依法开展全链条惩治。2024年3月4日，公安机关对以何某为首的制假团伙刑事立案，共计抓获涉案人员20余人。因本案涉及环节多、保健品种类多，同时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等复杂情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准确查明各假冒保健食品的品牌、数量、金额，及时告知知识产权权利人相关权利义务，并对涉案保健品全面开展食品安全检测，查明是否存在非法添加以及掺杂掺假、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等情况。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科学认定伪劣产品，准确适用法律。为依法查明涉案保健品质量，上海铁检院经自行补充侦查，获取了涉案保健食品的成分、检测标志物、生产配方等关键性问题的相应佐证材料，并由相关检测机构对涉案保健品进行质量检测，查明涉案假冒保健食品均不含核心成分或核心成分含量极低，属于伪劣产品。同时，结合各犯罪嫌疑人犯罪故意，对生产源头各犯罪嫌疑人依法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仅参与灌装、贴标环节，不明知涉案保健食品配方成分的犯罪嫌疑人，依法认定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二是多渠道核实销售数量，准确认定犯罪数额，依法厘清法律责任。针对本案聊天记录被清空、销售账本已灭失、犯罪数额认定难的问题，上海铁检院全面梳理原料供应量、物流记录、销售记录、发货记录，结合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综合认定本案各环节、各参与人员的犯罪金额，并查明一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远超立案追诉标准，依法开展追诉。同时，对各参与人员分层分类处理，在查明各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的基础上，结合各涉案人员在犯罪链条中所处环节、地位作用，对犯罪情节轻微的王某、侯某2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意见书。三是强化检察综合履职，及时开展公益诉讼。涉案假劣保健食品不含核心成分，没有相应保健功能，可能侵犯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众健康。上海铁检院受案后，及时将线索移送本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开展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公告，在本案提起公诉时一并提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法院采纳起诉意见，判决被告人向社会道歉、发布风险警示，并承担无害化处置费用。四是深化网络综合治理，督促履行食品安全责任。鉴于涉案伪劣保健食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上海铁检院在近年来向电商平台制发检察建议并健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及时将本案线索移送相关平台，督促其下架涉案伪劣保健食品10余种，关停违法店铺8家。【典型意义】（一）坚持实质判断产品性质，依法认定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不法分子制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并通过网店、微商等渠道大量销售，不仅损害知识产权权利人声誉、市场份额，而且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结合涉案产品的生产原料、正品配方、检测报告等综合判断质量，对不含核心成分或者核心成分含量极低的假冒保健食品，依法认定为伪劣产品。同时结合各被告人犯罪故意，准确界分制售伪劣商品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依法适用法律，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力维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二）坚持全链条查处追责，从源头遏制制假售假犯罪。对链条长、人员多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案件，涉及核心原料供应、成品包材制作、假冒伪劣产品灌装、仓储、发货等生产、销售环节，具有人员分布广、散见于各行业的特征。针对该类案件，检察机关要协同公安机关开展全环节惩处，从源头上铲除犯罪，形成有力震慑。应及时引导公安机关全面收集原料供应量、生产记录、物流发货及销售记录等关键证据，准确认定犯罪金额，实现罚当其罪。对于在犯罪环节中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参与程度较低、犯罪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要及时开展行刑反向衔接，依法督促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三）坚持检察融合履职，织密织牢食品安全责任网。办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推动建立健全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有效督促网络平台依法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要坚持一案双查，刑事检察部门要协同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同步调查是否侵犯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益，符合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的，依法开展立案调查，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消除公共健康风险，及时修复公益损害。案例二蔡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关键词】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病死牛主观明知追捕漏犯【基本案情】2023年以来，被告人蔡某某等4人经预谋，在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收购、加工、销售因病濒死、病死及死因不明的牛牟利。被告人李某某等10人以低于每斤2元的价格，从农户处低价收购上述病牛，再转卖至被告人蔡某某在威宁县私设的屠宰场，蔡某某雇佣被告人耿某某等4人进行屠宰加工，以低于18元每斤的价格对外销售。被告人雷某某等5人购买后，再以35元至40元每斤的价格对外销售。同时，蔡某某安排被告人杨某某将总收购价为15.6万元的142头病、死牛运输至贵州省各地，安排被告人陈某某等2人再次加工、销售。经查证，蔡某某等人共收购、销售200多头病、死牛，销售金额共计114万余元，违法所得共计51万余元。经检测，从蔡某某、杨某某等处扣押的牛肉及死牛中，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牛轮状病毒、牛支原体核酸呈阳性。经贵州省毕节市农业农村局认定，威宁县屠宰加工点查获的死牛和加工成产品的牛均为死因不明。2025年4月6日，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县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蔡某某等26人提起公诉。同年7月2日，毕节市威宁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蔡某某等26人有期徒刑四年至拘役一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至一千元不等。一审判决后，杨某某等3人对罚没金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9月15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情况】提前介入。本案系群众因购买的牛肉颜色异常、气味变异，通过12345热线举报而案发。因涉案人员众多、金额较大、案情重大复杂，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派员提前介入，针对性提出深挖上下游、确保全链条打击的意见。一是全面查清犯罪数额。引导公安机关重点调取出售农户、收购者、销售者、消费者整个链条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等电子数据，与查扣的账本记录比对，精准绘制资金流向图，排查可疑交易。二是实质判断是否属于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引导公安机关注重收集能够证明牛在宰杀前是否患病、治疗、濒死、死亡等具体状态的相关农户、兽医以及医治依据等证据，并对查扣的牛肉及牛肉制品进行病理性鉴定。审查逮捕。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依法追捕漏犯。雷某某等4人系长期经营牛肉的人员，聊天记录显示雷某某要求购买“臭牛肉”，账本记载“臭牛肉”的交易价格为每头牛500-2000元、每斤12-18元不等，明显低于市场价，且综合其他证据能够认定雷某某等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牛肉予以销售，建议公安机关依法追捕雷某某等4人。二是精准适用强制措施。本案以蔡某某等4人为主，形成“收购-屠宰-加工-销售”长期、稳定的跨区域犯罪团伙，检察机关综合行为人经营活动时间、具体行为、非法获利等情况，对蔡某某等20人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对情节较轻的陈某某等6人，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刘某等不能证明其主观故意的末端销售人员、农户，不作为犯罪处理。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综合判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证据。检察机关全面梳理整理，查明蔡某某等人通过发送自制“收购病、死牛小卡片”的方式，从农户处收购的牛普遍伴有口蹄溃疡、严重腹泻、关节肿胀等症状，部分病牛经兽医使用青霉素等药物医治无效濒临死亡，以及牛肉颜色、味道异常等事实。二是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对于确有证据证明系病死及死因不明情形，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认定为“病死、死因不明”；对于未经检疫，但检测出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菌的，应认定为“经检疫检验不合格”；对于因病濒死，通过“急宰”“赶刀”等其他方式屠宰后售卖的，结合出售农户、兽医的证言、检测报告、认定意见等证据，综合判断是否与病死、死因不明等明确入罪条款的危害程度具有相当性，可认定为“其他足以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情形”。三是综合研判主观故意。结合行为人的文化程度、认知能力、产品质量、进货或者销售渠道、聊天记录及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等要素予以综合判断，避免客观归罪。【典型意义】（一）全链条惩治病死牛“产供销”犯罪，积极延伸打击范围。金黄色葡萄球菌系国家卫健委制定的《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所列的病原菌之一，根据《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工作规范》，葡萄球菌肠毒素中毒属于食源性疾病，可引发急性肠胃炎，损害人体健康。本案中，检察机关积极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征集肉制品领域违法犯罪线索，全面延伸打击范围，目前，通过征集线索办理该类案件4件5人，同步向纪委监委移送官方兽医等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违纪违法线索。因案情重大、复杂，公益诉讼损害范围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威宁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公益诉讼线索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二）多维度强化协同发力，有效促进食品安全行业治理。检察机关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积极协调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同向发力，进一步完善畜禽交易市场准入条件、畜禽运输、产地检疫、收购等规定。目前，威宁县在乡镇均设立检疫点，官方兽医对运输耕牛现场检疫并出具检疫证明，新增设一个大型牛羊鸡屠宰场。为帮助农户减少损失，威宁县财政局等六部门制定《威宁县2024年—202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对大型牲畜因病死亡的给予补助。（三）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利用消费者权益日等时间节点，持续开展法治宣传，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有效维护食品安全。食品从业者要杜绝侥幸心理，依法合规经营，未经检验检疫合格的食品不得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者要强化自我保护意识，购买肉类食品要到正规商店或农贸市场，主动查验检验检疫合格标志，坚决抵制购入无合法来源、无合格标识、价格异常偏低的肉制品，共同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秩序。案例三袁某某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关键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新型那非类衍生物立案监督全链条打击协同履职【基本案情】2022年2月至7月，被告人袁某某根据汤某某（另案处理）的授意，由汤某某提供资金，袁某某具体负责，生产具有壮阳效果的“权力肽”黑莓片压片糖果并通过网络终端隐秘销售。在袁某某的组织下，被告人王某等5人以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名义提供抗检测壮阳原料（指新型伐地那非衍生物，伐地那非是《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第一批）》所列物质），被告人王某某、董某负责压片糖果的生产加工，确保产品能够通过那非类物质常规检测。被告人郭某某、李某为王某某、董某提供场地、机器设备、技术支持，共同生产加工15万粒壮阳压片糖果，寄往被告人廖某的公司仓库。廖某作为名义总经销商，负责产品包装，并将封装成品邮寄至汤某某指定的天津某公司，由该公司通过网络会员方式销售至全国28个省份，共计3000余盒（每盒30粒），其余涉案产品被公安机关依法扣押。经查，袁某某生产、销售金额共计24万余元，廖某生产、销售金额共计24万余元，王某某、郭某某等4人生产、销售金额15万余元，王某等5人生产、销售金额为18万余元至8000余元不等。经河南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检测，送检黑莓压片糖果中检出与伐地那非母核结构相同的化学物质。经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涉案产品中检出的化学物质确认为伐地那非衍生物，该物质未被批准为食品添加剂、新食品原料或保健食品原料。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2022年8月发布的《关于打击食品中非法添加那非拉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违法行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那非、拉非类物质及其系列衍生物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伐地那非、红地那非等核心药效团一致，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食用添加有那非类物质及其衍生物的食品对人体有毒副作用的风险，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2023年12月至2024年9月，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卧龙区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相继对被告人袁某某、王某某等11名被告人提起公诉。2024年5月至2025年7月，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至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二十二万元至十万元不等。上述判决均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立案监督。2023年2月，南阳市卧龙区居民李某服用购买的黑莓压片糖果后心慌呕吐，携带产品向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区公安分局报案，公安机关对涉案产品进行快检，结果呈那非类阳性，但进一步检测却未检出那非类物质，遂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卧龙区院食药环办案团队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了解到该情况后，结合对功效类食品、检测技术局限性及食品领域犯罪手段更新的认知，判断涉案产品可能添加新型那非类衍生物。针对该新型衍生物在国内未被列入食品非法添加物质名单、缺乏检验方法与检测标准等核心问题，卧龙区院牵头组织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及高校学者，开展专家评估与检测方法论证。南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柱层析法，从压片糖果中精准分离并提取出可疑添加物，用核磁共振波谱仪检测测试分析其成分构成及分子式结构，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检测分析报告，认为该添加物系人为改变伐地那非分子结构形成的新型衍生物，属于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不恰当或长期服用，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该检测报告为案件的准确定性提供了依据，2023年6月25日，卧龙区院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案件侦破及推动制定相关检测标准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批捕起诉。被告人袁某某、王某某、廖某到案后，以主观不明知涉案非法添加物的有毒、有害属性为由，拒不认罪。对此，卧龙区院引导公安机关深入调取三人近4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面固定其长期从事食品生产销售、故意选用新型伐地那非衍生物作为壮阳原料以规避国家监管的客观证据，清晰揭示出三人对非法添加物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具有明确认知，为认定其主观明知提供了证据支撑。与此同时，卧龙区院在审查案件过程中，针对上游抗检测原料供应方及生产加工帮助者等相关人员，依法开展追捕追诉工作。其中，对于经追捕到案的上游抗检测原料供应方王某等5人，卧龙区院指导公安机关多维度搜集证据，不仅调取了该团伙人员亲属名下的车辆登记信息、高速行驶轨迹、宾馆入住记录，还全面核查了快递寄送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细节信息，通过构建完整的证据闭环，彻底推翻了王某团伙的无罪辩解，促使其认罪认罚。经追诉到案的董某等3人，在确凿证据面前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至此，该案实现了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终端销售的全链条打击，有力遏制了此类犯罪的蔓延势头。指控与证明犯罪。庭审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行为时该衍生物未被列入食品非法添加物质名单，且《意见》尚未出台，涉案添加物不能据此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针对这一辩护观点，公诉人通过充分有力的阐述，明确认定依据：其一，经核查，涉案非法添加物的母核为伐地那非，属于国家明令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物质；其二，《意见》是对新型那非类衍生物系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事实认定及方法说明，涉案非法添加物与伐地那非核心药效团一致，具有同等属性和同等危害；其三，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结合南阳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成分检测分析报告、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认定意见，以及被告人刻意使用抗检测原料的行为，足以认定涉案非法添加物系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经审理，卧龙区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情节和量刑建议。协同治理。卧龙区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全国多地出现相同或类似新型衍生物因无法检出或种类属性无法认定导致不法分子逃避处罚的情况。为此，卧龙区院与市场监管部门专题协商沟通，同步推动将涉案新型那非类衍生物的种类属性及检验检测方法层报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5家省级以上权威检测机构对涉案物质属性及检测方法进一步验证后，于2023年10月9日下发《关于〈食品中双丙酚汀的测定方法〉等3个测定方法可用于食品安全案件查办的通知》，正式将本案中的非法添加物命名为“伐地那非杂质30”，并公布了食品中伐地那非杂质30的测定方法，彻底堵住了不法分子通过“结构修饰”逃避检测的漏洞。针对功效类食品泛滥、利用网络隐蔽销售等突出问题，卧龙区院结合办案，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先后部署开展民生领域“铁拳行动”“守护民生”等食品安全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查办多起危害食品安全案件。与此同时，卧龙区院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开展多种形式普法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防范意识和法律认知。【典型意义】（一）准确把握实质性危害，着力守护食品安全。检察机关在办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时，始终将准确认定非法添加物的危害性作为核心环节，结合物质的化学特性、毒理反应及实际食用后的健康风险评估，对其是否具有毒性、危害程度及潜在风险进行实质性审查，协同市场监管部门等加强分析检验，由相关专业检测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分别出具成分分析报告、检验报告和认定意见，严格区分非法添加物与合法食品添加剂的界限，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二）坚持高质效履职，积极助推社会治理。针对涉案物质未列入食品非法添加物质名单情况，检察机关坚持以案件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背后潜藏的监管空白、标准滞后等深层次问题。在依法监督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主动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作，积极推动新型物质命名，促成国家层面检测标准的制定与出台，为查办同类案件提供统一遵循和技术方法。坚持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普法宣传等多种方式，持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推动形成“刑事打击-行政监管-行业规范”的闭环治理链条，凝聚高效联动合力，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三）注重全链条打击，切实强化法律监督。在办理危害食品安全案件时，检察机关不仅聚焦于直接实施犯罪的行为人，更要强化证据审查，着力深挖犯罪网络的每个环节，强化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引导公安机关运用大数据核查等精准手段，全面调取涉案人员的行动轨迹、资金支付结算明细、网络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层层追溯犯罪源头与扩散路径。对上下游涉案人员，依法从严追捕追诉，确保不遗漏任何犯罪节点，真正实现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摧毁相关犯罪网络的生存根基。案例四王某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关键词】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食用农产品“瘦肉精”全链条打击综合治理【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某自2021年起开始在本村自建的养殖场内从事肉牛养殖。2022年10月至2023年10月，王某某分批次自辽宁省彰武县、吉林省蛟河市购进90余头肉牛，在养殖场内喂养。后王某某明知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禁止在饲料中添加的情况下，仍将克伦特罗粉末加入饲料中饲喂肉牛，并对外出售。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国家饲料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山东标准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验，王某某养殖场内的32头肉牛检出克伦特罗成分。此外，被告人王某某还帮助本村肉牛养殖户张某某、刘某某（另案处理）购买含有“瘦肉精”成分的小料四袋（每袋50公斤）供其使用。经检验，张某某、刘某某二人养殖场内的50头肉牛检出克伦特罗成分。经商河县价格认定和监测中心认定，检出含有克伦特罗成分的肉牛总价值92万余元。2024年9月，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被告人王某某提起公诉。2024年10月，济南市商河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三十三万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某某提出上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过程】提前介入。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检察机关指派专人实地听取汇报，同步指导办案。商河县人民检察院抽调刑事、行政、公益诉讼部门办案骨干成立专案组第一时间提前介入。一是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围绕犯罪构成与证据标准，制作《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指引》，从物证、书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专家证言等方面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全面收集证据，并就检材如何分类封存、称重、抽样、送检等提出具体意见，确保取证程序合法规范。对犯罪嫌疑人辩解不明知“瘦肉精”性质危害、存在他人投喂可能等情况，建议公安机关全面调取行政机关普法宣传记录、关于“瘦肉精”危害性的专家证言、养殖现场系封闭场所的现场勘验等证据，夯实证据链条。二是全链条打击犯罪。扩大排查，抓获其他涉案养殖户。因村里农户多为集中养殖，检察机关建议公安机关扩大排查范围、增加抽检轮次。经公安机关摸排，抓获另外6名在饲料中添加“瘦肉精”的养殖户。深挖线索，查获制售源头。为查获养殖户使用的“瘦肉精”来源，检察机关结合银行流水、出行记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引导公安机关深挖犯罪线索，抓获张某某（另案处理）等制售“瘦肉精”人员10人。跨区域处置，铲除犯罪土壤。针对将“瘦肉精”掺杂稀释后又销售给外省的30余名涉案人员，建议公安机关将线索移交其居住地依法处置，有力遏制有毒、有害食品生产源头。审查起诉。一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分层精准打击犯罪。本案养殖、制售环节涉案人员呈现家族化特征，对于长期实施喂养行为、积极联系“瘦肉精”生产渠道等关键人员从严惩处；对涉案金额较小、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涉案人员，根据其认罪态度在量刑建议时予以从轻处理；对仅从事辅助性工作、地位作用较小的家庭成员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确保宽严有度、罚当其罪。二是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沟通协作，推动行政机关组织力量对涉案的82头肉牛进行无害化处理，最大程度降低有害食品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危害和风险，并将涉案肉牛销毁情况及时向公众反馈，有效维护商河县农产品安全信誉。三是延伸检察职能，推动食用农产品市场综合治理。检察机关以办理本案为切入点，建立“食品安全从业禁止法律监督模型”，充分发挥大数据赋能作用，锁定类案监督线索，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纠正食品安全领域应限制从业而未限制的违法经营人员6人。推动全县开展由30余个单位共同参与的“瘦肉精”全链条专项整治活动，覆盖养殖、检疫、屠宰、流通等各个环节，构建“个案办理-类案监督-系统治理”的立体化监督体系。【典型意义】（一）聚焦民生福祉，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牛肉等食用农产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案及关联案件涉及“瘦肉精”肉牛近150头，“瘦肉精”制售人员将原粉掺杂稀释后对外层层分销，销售区域涉及河北、黑龙江等多个省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及时引导侦查，准确认定犯罪事实，同时注重深挖源头，对上游制售人员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处置，有效实现全链条打击，有力震慑犯罪。（二）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涉农案件办理效果。禽畜养殖产业系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且经营模式以家庭成员共同参与为主。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突出打击重点，依法分层处理，对于犯罪链条中的出资者、组织指挥者、主要获利者等关键人员，综合考量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违法所得等因素予以从严惩处；对于参与时间较短、参与程度较低、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员根据其悔罪表现从宽处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三）主动融入综合治理，服务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大局。坚持治罪与治理相结合，以个案办理为切入点，深入挖掘食用农产品安全背后的监管漏洞和薄弱环节，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建章立制，完善食用农产品安全治理体系。加强与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通过信息共享、联席会议、联合督办等方式推进食药领域行刑双向衔接，形成治理合力。通过开展庭审旁听、公开宣告、普法进村居等多种形式的法治宣传活动，帮助从事养殖行业的社会群体厘清犯罪边界、提升法治意识，营造食品安全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社会氛围。案例五陈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关键词】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中药方剂追诉漏犯综合治理【基本案情】2022年12月至2024年3月，被告人陈某某、黄某甲、黄某乙在无生产、销售药品资质的情况下，使用样式相仿但功效完全不同的水红花子冒充酸枣仁、使用切片桔梗冒充高价切片人参等以假充真，使用提取过的红花（含量不达标）等药材原料以次充好，并且用以上原材料按照中药材使用比例制作所谓的酸枣仁汤、当归四逆汤等古代经典名方的方剂中药包，通过在某电商平台开设的4个网店面向全国销售。其中，陈某某负责采购原料及招募工人、结算工资等，黄某甲负责网店整体运营等，黄某乙负责收发快递及安排工人工作，被告人赵某某于2023年4月受雇负责客服回复及安排工人工作。经安徽省亳州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检验，涉案方剂中药包中酸枣仁、人参等11种原料所含成分与《中国药典》收录相关中药材的成分不符，红花、黄连等5种原料中相关含量等不符合《中国药典》规定标准。经亳州市市场监管局认定，涉案酸枣仁等11种中药材为假药、红花等5种中药材为劣药；涉案酸枣仁汤、当归四逆汤等为假药，桃红四物汤等为劣药。经审计，涉案假药销售金额134万余元，涉案劣药销售金额140万余元。2024年7月18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陈某某、黄某甲、黄某乙、赵某某提起公诉，并于同年8月20日对四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0月8日，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陈某某、黄某甲、黄某乙、赵某某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二十万元；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二十万元；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六十万元；有期徒刑八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五万元。同时责令四人支付公益诉讼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四被告人提出上诉。2025年3月31日，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对陈某某、黄某甲维持原判，鉴于黄某乙、赵某某二审阶段自愿认罪认罚，改判黄某乙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四万四千元；改判赵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一万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提前介入。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就案件定性、涉案药品属性认定等提出意见建议，督促公安机关深挖上下游犯罪线索，打击犯罪链条，并进一步准确查明犯罪数额。一是严格区分涉案产品与非涉案产品，细致梳理涉案假药、劣药的销售情况；二是调取相关转账记录、客服聊天记录、网购凭证等客观证据；三是调取电商平台后台涉案产品的销售记录、发货信息等电子数据，向工人、供货商核实生产情况、原材料购买情况等。审查起诉。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破解药品属性认定难题。在明确涉案方剂中药包的名称及标注的成分与古籍古方以及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古代经典名方目录》一致的前提下，引导公安机关调取电商平台上的“交易快照”，确认案发时网店页面标有“经典中医方”“适用于失眠多梦、头痛头胀”等字样，同时客服聊天记录中宣称具有“散结节”“治鼻炎”等疗效，进而认定涉案方剂中药包为药品。二是破解伪劣药品认定难题。引导公安机关在委托专业机构检验的基础上商请市级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论证，明确涉案方剂中均有一种或多种关键药材为以假充真或以次充好，导致药材配比关系被破坏，不具备应有药理作用，进而分别认定为假药、劣药。其中，因不能证明涉案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结合销售金额，依法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最终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起公诉。三是破解已售药品认定难题。针对犯罪嫌疑人“以往销售的均为真药”的辩解，通过抽样检验，确定现场查获的成品和原料均是假药或劣药；通过溯源生产原料供应情况，证实其主要原料供应商从未变更，造假窝点固定；通过对比成本和售价，结合部分消费者的证言，认定涉案方剂中药包均为伪劣药品。【典型意义】（一）严惩伪劣中药犯罪，守护群众用药安全。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医药治病养生深受百姓认可。本案被告人以伪劣药材包装成古籍古方、古代经典名方，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全国销售，消费者服用后，不仅无法获得调理治疗效果，还会因中药材本身的特性增加身体负担。检察机关深入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主动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的协作联动，依法有力打击制售伪劣中药犯罪，震慑潜在违法犯罪行为，同时也提醒群众购买药品时注意甄别，不能盲目听信虚假宣传。（二）精细审查强化监督，全链条打击犯罪。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准确认定涉案方剂中药包的性质，对以假充真的认定为假药，对虽属劣药但未证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认定为伪劣产品，并细致查明销售金额，夯实证据体系，精准指控犯罪。深挖犯罪线索，对上游原材料提供者罗某某、刘某某依法追诉，确保犯罪链条上的犯罪分子均受到应有惩处。（三）坚持治罪治理并重，护航中药材市场健康发展。亳州作为世界中医药之都，有着全球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仅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而且严重破坏中药材市场秩序、损害亳州“药都”的声誉。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在当地最大中药材市场建立“检察服务直通车”机制，为药商、药农提供法律咨询、举报投诉等“一站式”法治服务，助力中药材市场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案例六李某甲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关键词】生产、销售假药民间配方引导侦查全链条打击【基本案情】2017年至2023年，被告人李某甲、寸某某、郑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小区居民出租房等隐蔽地点，将三七、丹参、白芷等十几种中药材打磨成粉状后按照一定配比加入含有吡罗昔康成分的白梅花片等西药，使用大铁盆、粉筛、粉刷等工具将药粉混合搅拌均匀后，购买普通透明包装袋以及自行印刷药品标签，以“中药冲剂”形式包装并命名为“雪山追风散”和“特效胃药”。李某甲等人宣称其销售的系民间配方的“纯中药”，对治疗颈椎病、神经性肌肉萎缩、胃肠道疾病等十几种疾病有特殊功效。生产完成后，李某甲通过网络销售给被告人李某乙等人，李某乙等人购买后通过微信朋友圈等方式宣传并以“纯中药”名义继续销售给被告人李某丁等人，被告人李某丁以相同手法继续销售。李某甲等3人生产、销售假药金额为54万余元，李某乙等6人销售假药金额为20万余元。经云南省大理州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涉案药品中检出吡罗昔康成分，吡罗昔康系消炎止痛类药物，主要有止痛、消炎和退热等作用。经大理州市场监管局认定，涉案“雪山追风散”“特效胃药”系“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假药。2024年4月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分别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销售假药罪对被告人李某甲、寸某某等9人提起公诉。2024年6月3日，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被告人李某甲、寸某某等3人有期徒刑十年到三年不等，并处罚金十万到三万元不等；以销售假药罪判处李某乙、周某某等6人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到八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到二千元不等。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某甲提出上诉，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就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周某某量刑不当提出抗诉。2024年9月23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抗诉意见，维持一审对其他被告人的判决。【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侦查阶段。本案生产、销售假药时间长达6年、涉案人员众多，案情重大复杂。公安机关主动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大理州两级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针对案件定性、销售金额认定等难题，提出全面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及销售数量、进行药品成分检验，及时固定关键证据，并以物流信息为核心锁定下游销售人员及买家，全面查明涉案人员身份等侦查取证意见，为下一步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查清销售金额及实现全链条打击奠定坚实基础。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准确界定犯罪性质。科学论证涉案药品属性。李某甲等人无药品生产资质、无中医药从业经历，生产“药品”未经注册、审批，添加的西药剂量不清、质量不可控，不符合药品安全性要求。李某甲等人在中药粉末中添加西药成分，却以具有治疗功能的“纯中药”名义销售，属于“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依法认定李某甲等3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李某乙等6人构成销售假药罪。二是精准认定犯罪数额。检察机关结合9名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160余名证人证言、订单发货单据、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通过补充引导侦查，对李某甲的生产、销售金额从移送起诉时认定的40余万元最终审查认定为50余万元，达到“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标准。三是准确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检察机关结合下游销售人员的从业经历、药品质量、销售渠道和宣传方式等事实综合判断认定其主观故意。【典型意义】（一）清晰界分“民间配方”与“假药犯罪”的界限，准确认定案件性质。本案中，被告人打着“民间配方”的幌子，利用群众对传统中医药的信任，在中药粉末中添加西药成分，并以“纯中药配方”名义进行宣传、销售。被告人生产的药品不具有其所宣称的主治功效，长期服用剂量不明的西药可能导致高血压患者血压骤降，糖尿病患者血糖紊乱，轻则延误治疗，重则危及生命。检察机关通过对中药添加西药这一关键事实进行深挖，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并针对网络分级销售等特点对涉案证据抽丝剥茧开展分析，精准确定涉案数额。（二）上下一体履职，同步提前介入为案件办理提质增效。办理利用网络分级销售、涉及下家众多、资金流向复杂、侦查难度大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过程中，两级检察机关高效协同、联动配合。大理州检察院发挥政策把握、法律适用和协调优势下沉指导，就法律适用、证据标准等提出明确意见。基层检察院发挥一线办案优势，细致开展证据审查、跟踪监督，进一步引导公安机关收集、固定微信数据、转账记录、物流信息等关键证据，通过比对物流信息与转账记录，核实涉案药品流向及销售网络，最终形成证据锁链。（三）坚持惩治与预防并重，筑牢药品安全防线。检察机关坚持上下游一起打、生产销售一并查，实现对药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切实消除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安全隐患。针对部分消费者因轻信“纯中药”“民间祖传秘方”宣传，不知其中添加西药成分而长期服用的风险，检察机关走访被害人，结合检验结果、认定意见说明非法添加西药的危害。同时，检察机关主动延伸履职，深入乡镇集市等假药犯罪易发多发区域，开展专项普法行动，通过发放宣传册、现场答疑、以案释法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假药识别技巧，引导群众通过正规途径买药就医。案例七柯某某等人生产、销售假药案【关键词】生产、销售假药药品溯源码立案监督全链条打击【基本案情】2023年5月至6月，被告人柯某某、吕某某等5人，雇佣被告人古某某等3人，按照租赁窝点、采购原料、仿制包装、生产灌装等分工，在河南省封丘、长垣等地以生理盐水和蛋白粉配制成的液体假冒G公司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共计1600余支，生产金额92万余元。并通过被告人李某某等2人分级售出500余支，销售金额28万余元。2023年8月至11月，柯某某、吕某某等5人（同上）与被告人范某某合作，另雇佣被告人唐某某等8人，按照上述同样的分工方式，在贵州省松桃县以生理盐水作为药液假冒R公司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并伙同四川省某医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某某（另案处理）等人，采购专门的喷码设备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复制购入的真药“追溯码”，再由该公司出具合法进出库手续、发票等，将假药“洗白”后销售。该批次假药共计7000支，生产金额698万余元，售出3150支，销售金额219万余元。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假冒G公司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852支、假冒R公司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1998支。经检测，涉案扣押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不含免疫球蛋白（lgg）成分，结论为假药。2024年9月27日，河南省信阳市新县人民检察院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对柯某某、吕某某等19人提起公诉，10月24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2024年12月23日，信阳市新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柯某某、吕某某等19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六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二百六十万元至二万元不等，判处各被告承担约七百万元至十一万余元不等的公益损害惩罚性赔偿。一审宣判后，柯某某、吕某某等4人提出上诉，2025年3月10日，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机关履职情况】立案监督。2023年12月，受害人夏某某亲属反映称夏某某通过微信名凯通天下（李某某）购买G公司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注射后死亡，报案后公安机关超过3个月未立案，申请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河南省新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征求G公司意见等方式核实，确认涉案药品非G公司生产，行为人李某某虚构医药代表身份，无销售药品资质。经审查认为李某某涉嫌销售假药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符合立案条件，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立案。通过侦查，生产、销售假冒G公司药品的柯某某等10人被抓获归案。审查起诉。一是深挖上下游犯罪链条。检察机关通过分析扣押的涉案物品、电子数据、转账流水，发现柯某某等人可能存在漏罪，通过研判物流信息，发现可能有大量假药流入市场，遂建议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查明其另涉及生产假冒R公司的药品，另抓获了范某某等9人，扣押涉案假药2848支。二是精准认定案件性质。经检测，涉案静注人免疫球蛋白不含免疫球蛋白(lgg)成分，认定为假药，与犯罪嫌疑人供述相互印证，犯罪嫌疑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同时，涉案药品的外包装假冒他人公司的注册商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按照法律规定应从一重罪处罚。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后，走访了R公司和G公司，告知被侵权人的权利义务，听取意见，并就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达成了共识。三是核实全案证据、准确适用法律。对关键人员重新讯问，核实各自的地位、作用，绘制组织架构图，厘清各自的犯罪事实、作用主次、危害后果等，分层分类提出量刑建议。因涉案死者遗体火化灭失，导致专家论证意见仅能证明假药可能具有危害后果，难以鉴定因果关系，无法认定“致人死亡”的加重情节，检察机关为此向受害人家属进行了充分的释法说理。此外，检察机关通过办案还发现了司法领域的“保护伞”线索，某地公安机关办案民警接受请托，对生产、销售假药的柯某某等人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导致该团伙流窜多地重建窝点继续作案。检察机关对涉案2名民警以徇私枉法罪立案侦查并依法提起公诉。【典型意义】（一）严打套用“追溯码”假药的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静注人免疫球蛋白是一种无菌、纯化、含有多种抗体的血液制品，主要用于临床危重症病患增强免疫力，在关键的治疗场景属于救命、救急药品。本案被告人柯某某等人以生理盐水冒充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并与取得合法经营资质的医药公司勾结，使用精确仿制的药品“追溯码”，将“黑作坊”药品“洗白”身份，使其在流通环节具有表面的真实性，这种制假并套码的行为不仅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造成威胁，还使本应作为药品“身份证”的“追溯码”反而成为混淆视听的工具，严重破坏了药品追溯体系的安全性和可信度。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的基础上，会同公安机关跨五省最大限度地追回已流入市场假药，以检察履职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二）加强司法执法协同，实现全链条打击犯罪。检察机关通过多层次司法保护体系，实现“破网打伞”的根治效果。针对该案链条长、跨区域的特点，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和引导侦查，从终端销售线索入手，建议公安机关系统性地深挖上游生产源头、下游销售网络，成功追捕追诉多名漏犯，捣毁假药生产销售网络。司法腐败与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交织，容易导致不法分子继续犯罪，扩大危害范围，只有打掉“保护伞”，才能彻底斩断不法分子逃避处罚的通道，真正落实“处罚到人”。（三）聚焦民生保障，加大药品安全多元化治理。检察机关延伸检察职能，构建“民事补偿+公益赔偿+行业治理”办案机制。针对涉案的死者家属提出的民事补偿事项，检察机关经双方同意就民事补偿问题进行调解，部分被告人家属自愿补偿27万元，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针对大量假药流入市场，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各违法行为人在其参与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惩罚性赔偿费用并向社会公开道歉，形成“刑事+民事”双重震慑；针对药品销售渠道混乱、消费者维权意识不高等社会问题，会同行政机关向群众开展普法宣传20余场次，以检察履职筑牢民生安全的保护墙。【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6 10: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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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报告会在中央政法委举行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3日在中央政法委宣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陈文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宣讲阐释了全会的重大意义，“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根本保证，并对政法机关贯彻落实工作提出要求。陈文清强调，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政治保证。政法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聚焦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牢牢把握“两个维护”这个最高政治原则、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立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重大原则、维护公平正义这个价值追求、党的自我革命这个强大武器，全面履职，勇于担当，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保障。中央政法委、中央政法单位和中国法学会有关负责同志，中央政法委内设机构、直属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宣讲报告会。【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4 10: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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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建设工程质量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筑质量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一定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无论规划、建设还是管理，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强化工程质量保障，全面落实各方主体的工程质量责任，强化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加强运营维护管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为我们做好建设工程质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司法裁判中落地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助力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工程质量司法服务保障，引导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等强化质量观念，增强底线意识，充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最高人民法院从地方法院审结的案件中遴选出6件建设工程质量保护典型案例，向社会公开发布。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化解工程质量僵局、工程质量责任主体认定、司法建议助力工程质量问题源头治理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贯彻“质量第一”理念。施工单位等承包人向建设单位等发包人交付质量合格的工程是其基本义务。案例1中，施工单位请求支付工程款，建设单位提出质量缺陷抗辩。人民法院先围绕工程质量缺陷组织当事人调解，经调解修复缺陷并办理竣工验收后，人民法院再对工程款结算做出判决，实现了建设工程当事人利益保护与建设工程质量保障的良好统一。案例2中，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工程虽已交付建设方使用10年，但由于工程主体结构吊车梁仍在合理使用年限内，所以人民法院判令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依法考虑了工程的特殊性。案例3中，工程虽经竣工验收合格，但在工程保修期内发现部分楼栋地下室渗水严重，人民法院判决承包人李某依法承担保修义务，充分保障工程质量安全。二是压实相关主体质量责任。工程建设是一项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于一体的建造活动，相关责任单位应在各个环节对工程质量负责。案例4中，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不符合建筑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施工单位明知设计图纸不符合规范仍按图纸对工程进行修复，导致工程始终存在质量缺陷。人民法院依据双方过错，判决双方均承担相应损失，有利于督促建设工程各方参与主体切实负起质量责任。案例5中，石某借用某建设公司资质与某食品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组织施工，工程未竣工验收但已交付使用。由于工程存在墙体、地面开裂等质量缺陷，人民法院判令某建设公司与石某对质量缺陷修复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有利于遏制出借资质违法行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保护工程质量安全。三是促推质量问题前端治理。“三包一挂”（即违法发包、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在建筑市场长期存在。建设工程由缺乏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施工，会影响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同时，工程层层转手，工程款遭层层盘剥，导致工程款不能全部用于施工，致使“瘦身”钢筋、问题水泥、偷工减料屡禁不止。工程每转一手，质量就降一成。案例6中，人民法院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某建筑集团公司出借资质违法行为，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对相关违法线索依法核实处理。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司法建议立案调查，对某建筑集团公司、相关责任人违法出借资质的行为处以罚款，以儆效尤。该案是人民法院与行政主管部门合力惩治建筑领域违法现象，从源头上制止“三包一挂”等违法行为的典型事例。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在执法办案、对下指导等司法工作中将始终绷紧工程质量这根弦，落实质量责任，强化宣传引领，引导建筑市场各类主体依法经营、诚信经营，促推形成执法司法合力，共同铺就迈向质量强国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大道。目录案例1先行调解修复存在质量缺陷的工程，彰显优先保护工程质量安全的司法理念——李某诉某资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2工程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依法承担保修义务——某汽车公司诉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3隐蔽工程虽经验收但仍存在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依法履行保修义务——某建安公司诉某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4施工单位明知设计存在缺陷仍按设计施工的，应与建设单位共同承担质量责任——某镇人民政府诉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5借用资质施工导致工程质量缺陷的，借用方与被借用方应承担连带责任——某食品公司诉石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6通过司法建议助力整治“三包一挂”，促推工程质量问题源头治理——朱某诉某劳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案例1先行调解修复存在质量缺陷的工程，彰显优先保护工程质量安全的司法理念——李某诉某资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资源公司与李某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就李某承建某工程事宜达成协议。因某资源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李某在未完工的情况下退场。双方对案涉工程款结算产生争议。某资源公司以工程存在质量缺陷、李某一方未履行修复义务为由拒付工程款。李某起诉请求某资源公司支付工程欠款46万元及利息。【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因李某不具备相应资质，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李某在交付质量合格的建设工程情况下，才有权请求某资源公司折价补偿。李某、某资源公司双方就工程中有质量缺陷的部分应当进行修复无争议。工程修复后再进行工程款结算，有利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最大限度实现物尽其用。经审理法院组织调解，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先修复工程并办理竣工验收，再进行工程款结算。调解协议签订后，案涉工程经修复，最终竣工验收合格。审理法院对李某其他诉讼请求作出处理，判决：某资源公司支付39万元工程款及利息。【典型意义】工程质量安全是建设工程的生命线，是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首要价值导向。本案中，某资源公司欠付工程款，李某施工的工程存在质量缺陷，如处理不当会影响工程竣工验收和交付使用，甚至陷入僵局。人民法院通过组织先行调解，解决缺陷修复问题，再依法判决工程款支付责任，实现争议分层化解。在维护施工人权益的同时，也督促其严格履行质量责任，保护建设工程质量，体现了司法审判确保工程质量的坚定立场。案例2工程主体结构在合理使用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依法承担保修义务——某汽车公司诉某建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建设公司与某汽车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为某汽车公司建设汽车车间土建及钢结构工程，工程质量应符合国家或行业的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工程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质量保修期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工程竣工交付使用10年后，主体结构吊车梁出现裂缝，影响作业安全。某建设公司以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等理由拖延履行保修义务。某汽车公司遂自行维修加固，后起诉请求某建设公司履行保修义务，并赔偿其自行修复所产生的费用共计175万元。诉讼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意见为：某汽车公司对不平整轨道进行调平整改、对断裂或存在质量缺陷的吊车梁进行加固是必要及合理的，并提出更换新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吊车梁等维修方案。【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保修的期限应当按照保证建筑物合理寿命年限内正常使用，维护使用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案涉工程主体结构吊车梁在设计使用年限（50年）内出现质量缺陷，某建设公司应承担更换新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吊车梁的保修义务。某建设公司拖延履行保修义务，某汽车公司采取保护性修复措施，产生的修复费用中合理费用为127万余元，该笔费用应由某建设公司承担。故判决：某建设公司对原施工不合格部分应进行更换维修，达到符合设计施工图的规范要求并在六个月内施工至竣工验收合格；某建设公司赔偿某汽车公司质量缺陷修复费127万余元。【典型意义】“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主体结构是建设工程的“骨骼”，事关公共安全。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并不意味着施工单位质量责任的终结。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本案中，案涉工程主体结构存在质量缺陷。人民法院根据合同约定认定主体结构的合理使用年限，判令某建设公司在合理使用年限内依法履行保修义务，明确了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责任期限，对于保护工程质量安全、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安全生产具有积极意义。案例3隐蔽工程虽经验收但仍存在质量缺陷的，施工单位应依法履行保修义务——某建安公司诉某建设投资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建设投资公司与某建安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某建安公司承包某建设投资公司棚改小区项目。合同约定防水工程质量保修期为5年，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2013年10月，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2015年12月，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抽查发现，案涉工程部分楼栋地下室顶板、外墙渗水严重，要求整改。某建安公司起诉请求某建设投资公司支付工程欠款及相应利息，某建设投资公司反诉请求某建安公司支付工程质量缺陷修复费。诉讼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意见为：地下车库、地下室防水工程不符合图纸和规范标准要求；维修费用为735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零一条）规定，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施工人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尽管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但现有证据证明由于施工人原因导致部分楼栋的防水工程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陷，确需修复。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法有效，某建安公司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保修义务。某建安公司应承担的质量缺陷修复费用为735万余元，某建设投资公司应当给付某建安公司的工程款为3653万余元，上述款项折抵后，某建设投资公司应支付剩余工程款。故判决：某建设投资公司向某建安公司支付工程款2918万余元及相应利息。【典型意义】部分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具有隐蔽性，尤其是地基基础、防水等隐蔽工程的质量缺陷具有“潜伏期”，这种质量缺陷在工程竣工验收时难以发现，但在后续使用过程中逐渐暴露。建设工程领域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出现质量缺陷的，施工人仍然应当履行保修义务。本案中，在某建安公司不愿意履行保修义务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判决其在工程竣工验收后依法承担质量缺陷修复费用，既有利于及时消除质量缺陷，又纠正了“工程一旦通过竣工验收，质量责任就已经转移”的错误观念，促使施工单位加强质量控制、规范施工流程，筑牢建筑安全防线，助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案例4施工单位明知设计存在缺陷仍按设计施工的，应与建设单位共同承担质量责任——某镇人民政府诉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镇人民政府将某边坡治理工程发包给某建筑公司。双方签订协议约定，工程内容以设计图纸和清单列明项目为准。工程完工后，因当地突降大雨，案涉工程挡土墙发生垮塌。当时经鉴定，工程水毁原因是某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设计图纸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双方约定，某建筑公司按照原设计图纸对工程进行修复。修复后，工程又出现倾斜、沉降。某镇人民政府重新提供了新的图纸和修复方案，双方就再次修复费用的承担发生争议。某镇人民政府起诉请求某建筑公司按照新图纸进行修复，并承担修复费用。诉讼过程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意见为：工程质量缺陷产生的原因是原设计图纸不合理且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发包人提供的设计有缺陷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承包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案涉工程修复后仍存在质量缺陷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某镇人民政府提供的设计图纸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应承担主要责任；二是某建筑公司明知原设计图纸存在设计缺陷，仍按照原设计图纸进行修复，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故判决：某建筑公司承担30%的质量修复费用。【典型意义】工程建设是一项集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作于一体的建造活动。各方主体应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建设工程质量承担责任，共同保障工程质量安全。如果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纸不符合相关技术规范，施工单位明知设计图纸不符合规范仍按图纸施工，导致建设工程质量缺陷，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对于案涉工程出现质量缺陷均有过错，人民法院判令双方分别承担相应责任，警示建设单位对施工图纸等资料应进行严格审查。同时，本案也提醒施工单位，按图施工并非绝对的“免责金牌”，如发现设计图纸存在缺陷，应及时反馈问题，不应按错误图纸施工。本案对于倡导建设工程各责任主体恪尽职守、各尽其责、专业协作，共筑工程质量安全防线具有积极意义。案例5借用资质施工导致工程质量缺陷的，借用方与被借用方应承担连带责任——某食品公司诉石某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石某借用某建设公司资质与某食品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施工内容为建设综合生产车间、原料生产车间、门卫、道路、绿化围墙等。工程完工后已交付使用，一直未竣工验收。某食品公司发现案涉工程存在墙体、地面开裂等情况，认为石某应当对工程质量缺陷进行修复，双方就此产生争议。某食品公司起诉请求石某与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质量修复费。诉讼过程中，鉴定机构受法院委托出具鉴定意见为：综合生产车间、原料车间、挡土墙等工程质量不合格，修复费为770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七条规定，借用资质施工的情况下，发包人有权请求资质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某建设公司将其资质出借给石某承揽工程，石某施工的工程出现质量缺陷，某建设公司依法应与石某对质量缺陷修复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判决：某建设公司与石某连带给付某食品公司质量缺陷修复费770万余元。【典型意义】资质是建筑企业施工能力和信誉的认证。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承揽工程，极易导致工程出现质量缺陷，故为法律所禁止。建筑施工企业因出借资质造成工程质量缺陷的，应与资质借用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某建设公司与石某就工程质量缺陷修复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既打击资质借用方“借帽子”行为，也惩治资质出借方“卖牌子”行为，明确一旦出现工程质量缺陷，双方都要为损失“买单”。该案对于压实建筑行业主体责任、保护建设单位合法权益、促进建筑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案例6通过司法建议助力整治“三包一挂”，促推工程质量问题源头治理——朱某诉某劳务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5月，某劳务公司借用某建筑集团公司资质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揽某商业广场建设项目。此后，某劳务公司与朱某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前期该公司与某建筑集团公司对接的项目全部转包给朱某，某建筑集团公司未付的工程款全部由朱某享有。《合作协议》签订后，某劳务公司退场，朱某进场组织施工。因工程款结算发生争议，朱某起诉请求某劳务公司支付工程款300万元及利息。【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某劳务公司将案涉工程转包给朱某的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无效，但案涉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依据上述规定，朱某请求某劳务公司折价补偿，支付工程价款，应予支持。故判决：某劳务公司向朱某返还工程款300万元及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审理法院发现，本案存在出借资质行为，遂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司法建议，建议对本案相关违法线索依法核实处理。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司法建议立案调查，发现当地建筑行业较有影响力的某建筑集团公司存在管理不严、违法出借资质的情况，应当对其实施行政处罚。鉴于某建筑集团公司积极配合调查整改，对该公司及其负责人均处以罚款。【典型意义】建设工程领域，“三包一挂”（即违法发包、非法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等违法行为长期存在，不仅引发大量纠纷，还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影响工程质量，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建筑施工企业通过出借资质收取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还可以将违法线索移送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追究其责任，让违法行为人得不偿失。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建筑施工企业存在出借资质行为。为从源头上惩治“三包一挂”等危害建设工程质量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与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开展常态化违法线索排查、移送工作，协助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企业进行管理，有效打击建设工程领域违法现象，为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3 10: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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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0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认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是乘势而进、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会议强调，“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政治保证。政法机关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扭住全会提出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服务高质量发展，着力强化政法工作鲜明的人民性，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着力推进政法领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王小洪、张军、应勇出席会议。【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3 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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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道路交通事业持续快速发展，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生活空间和质量得到拓展和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的责任，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往往遭受人身或财产损害，不仅正常生活受到影响，而且相关矛盾纠纷化解难度也较大。引导交通参与人安全出行、文明出行，构建良好的交通秩序，源头防范交通事故保障出行安全，妥善化解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及时充分救济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主动回应道路交通安全新形势新要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妥善审理各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注重保障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救济。近年来，我国非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电动自行车以其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的优势，逐渐成为人们的重要出行选择。电动自行车在便利人们出行的同时，与机动车间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有些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案例3中，因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过错造成机动车驾驶人人身损害，人民法院综合考虑行为人过错程度、损害后果及双方交通工具的危险程度、避险能力等，确定电动自行车一方应承担的责任，既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得到及时充分救济，又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责任意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路救基金）系为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权益而在特定情形下为受害人提供及时救助。案例5中，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对垫付抢救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请求依法一并处理，有利于保障路救基金充足及正常运行，充分发挥其救济功能，也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减少当事人诉累。二是依法合理认定各方责任。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不仅涉及车辆驾驶人、受害人，还可能涉及乘车人、保险公司、网约车平台公司等多方主体，这对人民法院厘清各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准确划分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案例2中，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事故认定书、事故发生原因等因素，适用民法典关于好意同乘规定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利于鼓励形成友好互助的社会风尚，也警示驾驶人，增强其责任意识。案例4中，人民法院认定乘客和网约车平台公司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依法判决网约车平台公司对乘客损害承担承运人责任并进行赔偿，既合理认定事故责任，保障受害人救济权利，也督促网约车平台规范管理，共同守护安全底线。三是引导交通参与人增强规则意识。交通规则是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提升通行效率、维护交通秩序的重要制度保障。交通参与人均应遵守交通规则，有序出行。实践中，“开门杀”时有发生，看似简单的开车门行为有时甚至造成很惨烈的后果。案例1中，人民法院认定驾驶人和乘车人同属机动车一方，乘客开车门造成他人损害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公司应予赔偿，超出保险赔付部分由侵权人承担，充分发挥责任保险保障救济功能，警示驾驶人、乘车人增强安全意识，在停车、开车门时谨慎注意，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通行。案例6中，人民法院支持公安交管部门对违反上述规则的非机动车驾驶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有助于强化非机动车驾驶人规则意识。目录案例1乘客开车门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侵权人应依法赔付——周某某诉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2“好意同乘”情形下，应综合事故发生原因等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赵某诉钱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3电动自行车因过错致机动车一方人身损害，应予赔偿——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4网约车交通事故造成乘客损害，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陈某某诉某科技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案例5路救基金垫付医疗费后，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王某诉刘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6非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应依法支持行政处罚——袁某诉某交警支队、某区政府罚款及行政复议案案例1乘客开车门致人损害，保险公司和侵权人应依法赔付——周某某诉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辛某某驾驶机动车载客，未紧靠道路右侧停车，乘客陈某开门时也未充分注意，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周某某发生碰撞，造成周某某受伤，车辆受损。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辛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周某某无责任。辛某某驾驶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周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陈某、辛某某、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交强险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本案中，辛某某未紧靠道路右侧停车，陈某开车门未确保安全，造成周某某受损，二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对于受害人而言，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陈某与辛某某同属机动车一方，陈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某保险公司关于其对乘客责任部分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某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就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辛某某承担70%赔偿责任，乘客陈某承担30%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周某某各项损失共计24万余元，辛某某赔偿周某某4200元，陈某赔偿周某某1800元。【典型意义】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该类事故通常因疏忽导致，但往往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有些甚至引发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本案判决明确，在“开门杀”事故中，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驾驶人和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其余部分由驾驶人、乘车人依法承担。本案判决既充分发挥保险保障作用，及时救济受害人，又强化驾驶人、乘车人安全责任意识，警示驾驶人、乘车人均应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谨慎注意，避免小疏忽引发大事故。案例2“好意同乘”情形下，应综合事故发生原因等判断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赵某诉钱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钱某驾驶机动车搭载赵某回村途中，车辆撞到路中的障碍物，失控撞向路边灯柱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赵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钱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赵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钱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等损失共计19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赵某系无偿搭乘钱某驾驶的车辆。虽然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钱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但判断钱某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还应综合事故发生原因、损害后果等因素予以确定。本案中，钱某具有驾驶案涉车辆的相应驾驶资格，亦不存在酒后驾驶等法律禁止驾驶的行为。本案事故发生在凌晨，当时公路上有障碍物，灯光对于驾驶员判断路面障碍物并及时避让有一定影响。此外，赵某在车辆后排乘坐但未系安全带对损失的扩大也有过错。钱某无偿搭载赵某属于利他性的行为，对其过失行为不应过分苛责。综合以上情况，钱某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机动车使用人有重大过失的情形，可以减轻钱某的赔偿责任。最终判决：钱某对赵某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好意同乘”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这对促进形成互助友爱社会风尚具有积极意义，也符合绿色低碳出行方式的倡导。实践中，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全责、主责、次责等的认定，通常是结合对事故各方的过错比较作出。在“好意同乘”情形下，驾驶人是否构成重大过失，进而能否减轻责任，仍需结合全案事实进行评判。本案判决综合考虑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发生原因、损害后果等因素，依法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有利于维护友善互助的传统美德，也警示驾驶人和乘车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驾驶人需谨慎驾驶，乘车人也需遵守相关规定，做好系安全带等风险防范措施。案例3电动自行车因过错致机动车一方人身损害，应予赔偿——贺某诉李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李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与贺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系机动车）发生碰撞，造成贺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贺某无责任。司法鉴定意见认定贺某误工期100日，营养期45日，护理期30日。贺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损失。【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系非机动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某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负事故全部责任，贺某系无责方。李某某因过错侵害他人身体健康权益，应承担赔偿责任。综合考虑李某某过错程度、损害后果以及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危险程度、避险能力等因素，最终判决：李某某赔偿贺某各项损失共计1.9万余元。【典型意义】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幅增加。电动自行车因轻便、快捷、自由度高等优点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同时，电动自行车与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机动车具有高速、高风险特性，其驾驶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但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作为重要的交通参与人，亦应增强安全意识，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本案判决判令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对机动车驾驶人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依法保护受害人人身权益，有利于引导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强化规则意识与风险意识，对构建权责清晰、安全文明的道路交通治理格局具有参考意义。案例4网约车交通事故造成乘客损害，网约车平台公司应依法承担责任——陈某某诉某科技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科技公司系某网约车平台的经营者。唐某某系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乘客陈某某通过某网约车平台预约下单乘坐唐某某驾驶的网约车。驾驶过程中，因唐某某操作不当，车辆撞向路边护栏，造成陈某某右手粉碎性骨折。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唐某某在驾驶过程中操作不规范，负事故全部责任。陈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科技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6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本案中，陈某某通过某科技公司的网约车平台发出出行信息，该平台通过短信提示乘坐车牌号码和联系电话接受要约，可以认定双方之间形成了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八百一十九条、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某科技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在没有证据证明陈某某的受伤是其自身健康原因或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情况下，陈某某的损失应由某科技公司承担。结合误工费等赔偿项目的计算标准，最终判决：某科技公司赔偿陈某某各项损失共计23万余元。【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兴起，网约车已成为社会公众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应当保障乘客的乘车安全。本案判决认定乘客和网约车平台公司成立公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依法判令网约车平台公司对车辆运营过程中发生的乘客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既合理认定事故责任，妥善处理事故纠纷，也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强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为乘客提供更便捷、可靠的出行体验，守护网约车安全运营底线。案例5路救基金垫付医疗费后，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王某诉刘某、某保险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刘某驾驶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王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某负事故次要责任。刘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事故发生后，依抢救中心申请，路救基金垫付王某医疗费19万余元。王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本案审理过程中，路救基金管理机构请求法院对其垫付的医疗费一并处理。【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我国设立路救基金的目的系为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医疗抢救费用，从而使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路救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据此，本案一并处理路救基金垫付医疗费后的追偿问题，于法有据。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王某160万余元；刘某赔偿王某45万余元；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先行垫付的医疗费，由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向其支付。【典型意义】路救基金是依法筹集用于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其目的在于保障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在肇事机动车不明、未参加强制保险或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需要支付受害人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特定情形下，为受害人提供及时救助。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基于其垫付行为，依法享有追偿权。本案在路救基金垫付受害者抢救费用后，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对路救基金管理机构的追偿权诉请依法一并处理，不仅有利于保障路救基金的正常运转，也有利于一次性解决纠纷、减轻当事人诉累，从而实现交通事故的快速、妥善处理。案例6非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的，应依法支持行政处罚——袁某诉某交警支队、某区政府罚款及行政复议案【基本案情】袁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的路口，未按照机动车信号灯通行，因闯红灯行为被交警查获。某交警支队对袁某作出罚款50元的处罚决定。袁某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某区政府复议后维持了处罚决定。袁某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上述处罚决定。【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袁某驾驶非机动车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的路口，不按机动车信号灯通行，违反了上述规定，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某交警支队的处罚决定及某区政府所作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终判决：驳回袁某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各类交通参与人均应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本案判决明确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上述规定应予处罚，有助于督促各类交通参与人学习和遵守交通规则，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也有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形成合力，共同促推构建良好交通秩序。【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10-31 10: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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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检察合作论坛开幕 陈文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新华社广州10月29日电中非检察合作论坛29日在广东广州开幕，论坛主题是“中非现代化进程中的检察担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陈文清指出，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非洲领导人一致同意携手推进现代化，中非关系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非检察合作论坛是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重要平台，中方愿同非洲各国一道，充分发挥中非检察合作论坛作用，深化中非执法司法交流合作，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陈文清表示，要加强法治对接，持续推动各领域法律、政策衔接，实现规则、标准相通，为中非经贸往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服务中非共同发展。要密切法治合作，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依法打击各类跨国犯罪，共同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筑牢安全稳定根基。要深化法治交流，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高层互动、人员培训、多边会议、专题研讨等形式，加强法治建设经验交流，深化检察业务合作。要秉持法治正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形成更加公正透明的国际行为准则，切实维护国际法治的尊严和权威，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开幕式上致辞。【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10-30 0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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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审理涉及老年人案件，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促推社会养老产业和事业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四批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着力提升涉老司法能力、营造良好社会风尚，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促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和安宁疗护的服务供给。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服务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进一步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现发布第五批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采取恰当方式着力解决老年人权益保护中的法律适用难题。案例一中，人民法院准确适用平等原则，强化保护理念，明确了“老年人体质的客观情况并不当然影响护理依赖费等赔偿数额”规则，既解决了个案中的法律适用难题，也有效避免形成老年人受损赔偿中“身体越弱护理费越少”的悖论，还有利于引导社会各方面重视和聚焦高龄老年人保护中的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二是就法律规定的公职监护、遗产管理等制度提供可行的规则指引，释放制度红利。案例二中，人民法院综合考虑独居的部分失能的老年人意愿、生活居住情况等，指定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作为监护人，激活公职监护制度，确保老年人在无其他监护人的情况下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案例四中，人民法院结合老年人生前就医情况、遗产所在地情况等认定住所地并指定相应的遗产管理人，确保遗产处理符合法律规定，为孤寡老人遗产的管理和恰当处分提供可行的规则，也激励养老行业和机构诚实履行义务，提升服务质量，实现更好发展。三是聚焦失能失智、失独等特殊老年人群体，努力做到因事施策和精准保护。案例三中，人民法院对赡养人怠于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通过家庭赡养指导、村社跟踪回访机制等督促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最终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并撤诉，不仅定分止争、案结事了，还锁定了失能老年人托底保障。案例五中，人民法院针对双方当事人均系失独老人这一特殊情况，坚持“一体解决相关纠纷和切实减轻老年人诉累并重”原则，积极开展调解工作，为失独老人量身定制一站式解决方案，为双方失独老人解案结、开心结。老年人权益保护意义重大。人民法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大审判执行力度，强化典型案例示范引领，推动形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法治环境和社会风尚，有力服务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支持老年人护理依赖费用充分保护老年人权益——聂某诉张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案例2指定公职监护人承担部分失能的老年人的监护职责——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指定监护人案案例3开展家庭赡养指导保障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老有所养”——某养老公司诉洪某甲、洪某乙服务合同纠纷案案例4准确认定住所地依法指定遗产管理人——某养老院与某区民政局指定遗产管理人案案例5运用适老诉讼服务机制妥善化解失独老年人继承纠纷——李某某诉唐某某、周某某继承纠纷案案例1支持老年人护理依赖费用充分保护老年人权益——聂某诉张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张某驾驶汽车转弯时撞倒行人聂某（系87岁老年人），造成聂某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在某保险公司为汽车投保了机动车辆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经鉴定，聂某构成十级伤残，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下降，为部分护理依赖。聂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张某及某保险公司支付护理依赖费用14万元。某保险公司辩称：聂某为高龄老年人，自身生活能力本就不如常人，其身体状况与事故共同造成护理依赖，不应全部支持护理依赖费用14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应简单因年龄等而有所差别。个人的体质情况在侵权赔偿中不必然作为参与因素，这是平等保护原则的要求。老年人体质弱系客观情况，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过错。不能因为聂某已达87岁高龄而认定其对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相应地，也不能以体质情况在交通事故赔偿中的参与度为由来减损应赔偿的护理依赖费用。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聂某护理依赖费用14万余元。【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各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所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因自然人的出生、身份、职业、性别、年龄、民族、种族等而不同，均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自然人年老时身体机能不可避免地会减弱，被侵权而受伤后产生的损害可能更大。不因老年人年龄或体质情况而当然地影响护理费用确定，有利于支持老年人正常参与社会活动，体现对老年人的充分平等保护，同时防止形成“身体越弱护理费越少”的悖论。本案判决彰显了人民法院对老年人的切实尊重和充分保障。案例2指定公职监护人承担部分失能的老年人的监护职责——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指定监护人案【基本案情】朱某某系独居老年人，无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因朱某某患有精神疾病，部分失能，对具体财产情况不清楚，无法取用，生活、就医等面临困难，其日常生活长期由其住所地的某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协助照料。经鉴定，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朱某某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居委会）向法院提出申请：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某居委会为朱某某的监护人。【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朱某某患有精神疾病，不能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而且其部分失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朱某某系独居老年人，没有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故应当由民政部门或者其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承担监护职责。朱某某对某居委会工作人员较为熟悉和信赖，现某居委会申请作为其监护人，朱某某亦表示同意。如此，既不会改变朱某某已经适应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有利于对朱某某的生活照料、财产保管、医疗陪护等，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此外，法院还根据掌握的财产线索，对朱某某的财产进行查询并制作财产清单，要求某居委会建立监护台账，在民政、街道等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及时支取相应款项用于朱某某的生活及医疗支出，改善朱某某的生活及健康状况。最终判决：宣告朱某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某居委会为朱某某的监护人。【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被监护人依法无具有监护资格人时的监护人认定规则。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对失能或部分失能的老年人的监护亟待完善。本案中，人民法院深入调查部分失能的老年人身体、精神状况和生活状况，在此基础上依法认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指定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担任老年人的监护人，承担监护职责。在审理过程中，针对老年人财产查找困难、使用受限等现实困境，人民法院主动调查、核实财产，联合有关部门形成协同监督机制，为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借鉴，确保部分失能的老年人仍然能够享受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案例3开展家庭赡养指导保障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老有所养”——某养老公司诉洪某甲、洪某乙服务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洪某甲患精神疾病，系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洪某乙系洪某甲之子，系成年人。洪某甲遭遇交通事故后生活不能自理，交通事故相关赔偿款由洪某乙负责接收。洪某甲、洪某乙无其他财产。2023年3月，洪某乙与某养老公司签订服务合同，约定由该公司对洪某甲提供养老照护服务，收取相关服务费用。洪某乙将洪某甲托管于某养老公司后就很少探望，也未履行赡养义务。2024年1月起，洪某乙拒付服务费，累计拖欠费用3万余元。某养老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洪某甲、洪某乙支付拖欠的服务费及违约金；洪某甲搬离某养老公司。【裁判情况】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洪某甲因交通事故所取得的获赔款即将汇入洪某乙账户，但洪某乙无固定职业，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该笔款项被洪某乙挥霍的可能性较大。为确保该笔款项能实际用于支付案涉服务费和保障、照料洪某甲生活，法院向洪某乙专门开展家庭赡养指导，对其怠于履行赡养义务的行为批评教育，告知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赡养义务的法律后果，督促洪某乙积极履行赡养义务。同时，法院邀请洪某乙住所地村干部作为赡养监督人，每月回访监督。洪某乙收到上述交通事故赔偿款后，主动向某养老公司支付了拖欠的服务费，并将洪某甲转入条件更好的康复医院进行护理，每周探望和照料。因法院在裁判前已实质性解决双方纠纷，故某养老公司申请撤回起诉。最终裁定：准许某养老公司撤回起诉。【典型意义】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被良好照护，不仅体现家风家教，也体现社会保障水平和文明程度。本案中，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老人及其子女的财产状况，又通过家庭赡养指导、建立村社跟踪回访机制等方式压实赡养义务履行，确保失能失智的老年人能够得到长期稳定的妥善照料，落实“老有所养”，既做实特殊老年人群体生活的托底保障，又引导和教育子女切实履行赡养义务。案例4准确认定住所地依法指定遗产管理人——某养老院与某区民政局指定遗产管理人案【基本案情】史某某无直系亲属，无法定继承人。为保障晚年生活及后事安排，史某某与某养老院自愿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约定：某养老院承担史某某的生养死葬义务，史某某去世后其名下全部遗产均遗赠给养老院。签订后，史某某一直居住在某养老院，某养老院对其进行了照料。史某某去世后，某养老院向法院提出申请：指定史某某生前户籍所在地的某区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某区民政局称：某养老院与史某某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的真实性存疑；仅凭身份证和户口簿不足以证明史某某生前住所地位于某区民政局辖区。【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通过审查遗赠扶养协议签订时的视频录像，确认该协议系史某某和某养老院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合法有效。某养老院因合法有效的遗赠扶养协议成为利害关系人，有权提出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申请。史某某的住院病志及看护记录可以表明某养老院真实履行照料义务，遗赠扶养协议应当履行。史某某虽在某养老院生活一年之久，但期间频繁外出，居住在其他地方。而且，其主要遗产所在地位于户籍所在地，故以户籍所在地为其生前住所地为宜。现有的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史某某去世时已无法定继承人，某区民政局作为被申请人身份正确。综合考虑，指定某区民政局作为遗产管理人合理有据。最终判决：指定某区民政局作为史某某的遗产管理人。【典型意义】老人通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对自身晚年生活予以安排，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意愿应予尊重、保护。本案中，人民法院在确认遗赠扶养协议合法且某养老院已实际履行照料义务的情况下，综合考量老年人的户籍所在地、遗产所在地、实际居住情况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关联程度等因素，准确认定老年人的住所地并指定相应的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依法保护了遗产处理的有序开展，对激励遗赠扶养协议全面恰当履行、保障老年人生前生活质量、提升遗产处理质效具有重要意义。案例5运用适老诉讼服务机制妥善化解失独老年人继承纠纷——李某某诉唐某某、周某某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曾某（系李某某之子）与唐某（系唐某某、周某某之女）均系独生子女，二人于2013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9年，双方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价值约110万。李某某支付首付约33万元。2020年，唐某去世，曾某独自偿还房屋贷款。2024年，曾某去世，当时尚欠银行购房贷款70万余元未偿还。曾某自幼丧父，由其母李某某抚养长大。李某某认为案涉房屋由曾某一人购买，是曾某的个人财产，应由其继承。唐某某、周某某认为，房屋系曾某与唐某二人婚后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唐某的父母，应继承房屋相应份额。三位老人均年逾七旬，多次协商未果。李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案涉房屋全部由其继承。【裁判情况】法院在审理中发现，三位当事人年龄较大，诉讼能力较弱，情绪容易波动，特别是唐某某因病导致语言表达困难，难以独立参与诉讼活动，无法有效表达意愿。鉴于以上情况，审理法院主动运用适老诉讼服务机制，联合唐某某所在社区共同邀请熟悉案情的人员作为其诉讼陪同人，协助其明确表达意愿并打消其诉讼中的心理顾虑。法院还引入专业的心理辅导，缓解老人的丧子之痛。同时，法院考虑到，该房屋上还存在对银行的按揭贷款，解决按揭偿还问题又会引起新的争议，通过裁判方式并不利于实质性解决老年人双方的争议。所以，法院加大调解力度，最终引导双方达成调解：案涉房屋由李某某继承；李某某当场支付唐某某、周某某补偿款3万元；唐某生前债务由李某某在继承范围内负责清偿。【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法定继承顺序及同一顺序继承人分配遗产的规则。本案中，作为独生子女的夫妻去世后，双方父母因继承子女遗产发生纠纷，人民法院准确界定夫妻共同财产、遗产范围，依法确认各继承人应继承份额，理清独生子女去世后双方继承人可继承的财产数额，一体解决继承及生前债务的偿还问题。本案以“先析产、后偿债、再继承”的思路为老年人清晰释法，同时，通过运用适老诉讼服务机制，充分保障老年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让老年人在诉讼中充分感受到司法的公平和温暖，赢得了老年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最终通过调解一体解决了既有纠纷和潜在纠纷，减轻了老年人诉累，体现了对老年人愁事难事的务实服务和担当。【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10-30 09: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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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诉讼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发布
以案结事了促政通人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行政诉讼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2015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正施行，2017年7月1日该法第二次修正施行。十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新修正行政诉讼法的精神和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公正高效审理行政案件，行政审判工作变化可喜、成效显著。2015年5月至2025年6月，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行政案件283.1万件，办结行政非诉执行案件208.5万件。行政审判全面履行了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利，监督依法行政的职责使命，人民群众更加信任行政审判，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与此同时，行政诉讼也面临着挑战，部分类型的行政案件多发高发，2024年新收一审行政案件中，因征收拆迁引发的“城建”“资源”类案件占26.1%，行政处罚类案件占比14.42%；行政案件上诉率高、申请再审率仍然较高，2024年全国法院行政案件上诉率48.83%、申请再审率18.47%，人民法院监督依法行政、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审判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心。值此行政诉讼法修正施行十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从行政审判指导性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影响力的案例中，遴选出7件既能体现修正后行政诉讼法精神要求，又具有裁判规则意义的典型案例予以发布。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四个方面特点：一是聚焦行政诉讼法“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选取了人民法院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判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等方式，实现依法监督职能的典型案例。二是聚焦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选取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三是聚焦行政案件多发高发的征地拆迁、行政处罚等领域，选取了一揽子解决民事行政争议、依法撤销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典型案例。四是聚焦源头预防化解行政争议，选取人民法院通过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促推行政机关修改“红头文件”，实现行政诉讼“审理一案、规范一片”的典型案例。希望通过这批案例的发布，教育引导全国法院干警在办理每一起行政案件时都注重从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高度去判断和把握，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行政诉讼法修正施行十周年典型案例目录一、依法判决撤销国家部委行政复议决定,有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丙公司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案二、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审判职能，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云南省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三、准确把握商标近似性判断规则及在先商标对在后商标核准注册的影响，有效保护在先注册商标合法权利——广东好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佛山市凯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四、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实现民行交叉争议一揽子、一次性解决——达某诉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房产管理所房屋登记及达某诉斯某等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并审理案五、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促推行政机关修改“红头文件”，实现行政诉讼“审理一案、规范一片”——袁某某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案六、依法判决撤销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秦某某诉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七、依法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作出裁判,切实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甲公司诉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返还征收补偿款案一、依法判决撤销国家部委行政复议决定,有力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丙公司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案（一）基本案情2006年1月，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向郴州市甲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为“甲公司红旗岭矿”，有效期限为2006年1月至2010年1月；2010年，采矿权人经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批准转让和变更登记为乙公司。因锡矿储量达到中型以上，乙公司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10月在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以下简称国土资源部）办理了采矿许可延续登记手续，有效期限为2011年10月至2012年1月；同时，国土资源部在该采矿许可证上标注：“请在本证有效期内解决重叠问题，重叠问题解决后，再申请办理延续登记。否则不再予以延续”。2006年3月，原湖南省郴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2006年《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采矿权人均记载为“XXX北段有色金属矿”，有效期限为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2010年12月，原郴州市国土资源局进行换证，变更了证号。该证到期后，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和变更登记手续，采矿权人从“XXX北段有色金属矿”变更登记为丙公司，并颁发了2011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1年9月至2014年9月。据地质资料和矿山储量核实，上述两处矿区垂直投影重叠。因无法解决重叠问题，乙公司于2012年11月向国土资源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授权原郴州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向丙公司颁发、于2011年又经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延续的2011年《采矿许可证》的行政行为。2012年12月，国土资源部决定受理乙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并通知丙公司参加行政复议。因认为需要进一步查明有关事实和依据，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1月中止该案的审理，2014年7月恢复该案审理，并作出国土资复议〔2014〕455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原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向丙公司颁发的《采矿许可证》。丙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7月作出（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号行政判决，驳回丙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3月作出（2015）高行终字第320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3月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6号行政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颁发采矿许可证属于典型的许可类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采矿许可必须考虑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衡量撤销许可对国家、他人和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大小问题。确需撤销的，还应当坚持比例原则，衡量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的关系问题。被复议撤销的2011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2011年至2014年9月；国土资源部2014年7月1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时，该《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已经临近届满。在许可期限即将届满，双方均已经因矿区资源整合需要停产且不存在安全生产问题的情况下，被诉复议决定未能说明撤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反而使丙公司在可能的整合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加大整合并购的难度。在对案涉采矿权重叠问题有多种处理方式以及可能存在多种复议结论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选择作出撤销决定，更应充分说明理由。但是，从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与全案卷宗情况来看，被诉复议决定并未体现相应的衡量因素，也未进行充分说理，仅简单以构成重叠即作出撤销决定，不应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法院认为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满足司法审查需要，复议机关未完全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可以要求复议机关重新调查处理，并提供可以进行审查的证据、依据以及相应的理由说明。（三）专家点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是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之一。人民法院在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通过对违法行政行为判决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无效、责令履行等方式，实现依法监督的职能。该案最终判决国家部委败诉，是人民法院正确处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关系，全面贯彻落实行政诉讼法立法目的的典型案例。该案裁判明确了复议机关采用撤销决定方式时需考量的因素：一是权衡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等；二是存在不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时，可以决定不予撤销而选择确认违法等复议结果；三是确需撤销的，还需指明撤销许可给被许可人造成损失的救济渠道。（点评专家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二、充分发挥行政公益诉讼审判职能，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检察院诉云南省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一）基本案情2013年1月，在未取得林地征占用手续的情况下，甲公司委托剑川县居民王某某在国有林区开挖公路，长度494.8米、平均宽度4.5米、面积2226.6平方米。2013年2月，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以剑川县林业局的名义对甲公司及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1.责令限期恢复原状；2.处非法改变用途林地每平方米10元的罚款，即22266元。2013年3月，甲公司缴纳罚款，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即对该案予以结案，后一直未督促甲公司及王某某履行限期恢复原状的行政义务。2016年11月9日，剑川县人民检察院向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职责，落实行政处罚决定，采取有效措施恢复森林植被。2016年12月8日,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回复检察建议称认真研究后已采取措施，并派民警到王某某家催告履行第一项行政处罚，鉴于王某某死亡，执行终止。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未就该事项催告甲公司履行。剑川县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判令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云南省剑川县人民法院2017年6月作出（2017）云2931行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怠于履行案涉处罚决定第一项内容的行为违法；责令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继续履行法定职责。（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益诉讼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及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行政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2013年9月27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林业部门相对集中林业行政处罚权工作方案的批复》授权各级森林公安机关相对集中行使林业行政部门的部分行政处罚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剑川县森林公安局行使原来由剑川县林业局行使的林业行政处罚权，是适格的被告。本案中，剑川县森林公安局在查明甲公司及王某某擅自改变林地的事实后，以剑川县林业局名义作出对甲公司和王某某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和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但在甲公司缴纳罚款后三年多时间里没有督促甲公司和王某某对破坏的林地恢复原状，也没有代为履行，致使甲公司和王某某擅自改变的林地至今没有恢复原状，且未提供证据证明有相关合法、合理的事由，其行为显然不当，是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行政处罚决定没有执行完毕，剑川县森林公安局依法应该继续履行法定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行政相对人限期恢复被改变林地的原状。该案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剑川县森林公安局积极履行了生效判决。（三）专家点评2017年行政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时，新增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职责的，人民检察院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系检察机关为依法督促行政机关履行监管职责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明确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以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得到有效制止，行政机关是否充分、及时、有效采取法定监管措施，以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护，作为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的标准。从该案审理和判决看，人民法院很好地掌握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充分发挥了国家审判机关在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的重要作用，这个案例具有可推广性。（点评专家孙佑海：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三、准确把握商标近似性判断规则及在先商标对在后商标核准注册的影响，有效保护在先注册商标合法权利——广东好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佛山市凯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一）基本案情佛山市凯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某公司）持有在先商标第3563073号“Haotaitai”商标，2011年5月23日，凯某公司申请注册诉争商标，后被核准注册在第20类餐具柜等商品上。广东好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某公司）系在先的引证商标一“好太太及图”、引证商标三“好家好太太”的注册人，引证商标一核定使用在第21类晾衣架等商品上，引证商标三核定使用在第20类家具等商品上。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裁定，认为诉争商标的注册为凯某公司在先商标权利的合理延伸，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三未构成使用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遂裁定维持诉争商标。好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无效宣告请求裁定。根据中央机构改革部署，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职权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行使。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年11月作出（2019）京73行初1730号判决，驳回好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5月作出（2020）京行终3563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6月作出（2022）最高法行再3号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和被诉裁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裁定。（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就标识本身而言，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三为近似标识，二者核定使用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易造成消费者的混淆误认，构成近似商标，被诉裁定及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不当。根据在先系列生效判决的认定，引证商标一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已经在晾衣架商品上广为公众所熟知，达到驰名程度。虽然凯某公司第3563073号商标在厨房用抽油烟机、燃气灶商品上业已达到广为公众所熟知的驰名程度，但第3563073号商标的核准注册并非是本案诉争商标应予核准注册的当然理由。诉争商标是由拼音“Haotaitai”、中文“好太太”及图形构成，显然与第3563073号商标并不相同，诉争商标能否注册应当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被诉裁定认定诉争商标是凯某公司在先商标权利的合理延伸注册，没有法律依据。原审判决将第3563073号商标作为诉争商标注册的关联关系，并作为诉争商标注册的因素考虑亦缺乏法律依据。诉争商标显著识别部分文字“好太太”与引证商标一中的“好太太”文字相同，二者构成近似标识。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餐具柜等商品与引证商标一赖以驰名的“晾衣架”商品均为常见的家居用品，同时在家装市场上销售，相关消费群体存在一定重叠，相关商品具有一定的关联。加之凯某公司曾使用“广东好某电器有限公司”的名称，而被工商行政机关认定损害好某公司驰名商标权益而被责令更名，以及在诉争商标申请注册前就有生效裁判认定凯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侵害好某公司引证商标一商标权行为，因此，诉争商标的申请注册构成对好某公司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误导公众，致使好某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构成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不予注册的情形。（三）专家点评不断提升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质量，依法维护商标申请注册及使用秩序，助力新时代品牌强国建设是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的重要目标之一。商标能否获得注册应当依据商标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商标注册人拥有的在先驰名商标并非是其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应予核准注册当然理由。该案阐明了商标近似性判断的基本规则，以及商标注册人的在先商标对其在后商标核准注册的影响，有效保护在先注册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立法目的。（点评专家杜颖：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四、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实现民行交叉争议一揽子、一次性解决——达某诉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房产管理所房屋登记及达某诉斯某等人所有权确认纠纷一并审理案（一）基本案情达某称其于1998年从房屋原所有权人努某处购买了案涉房屋。该房屋原系公房，缴纳部分税款后可以归个人所有，达某将购房款交付努某并以其个人名义缴纳应缴税款后入住案涉房屋。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新巴尔虎右旗房产管理所（以下简称新巴尔虎右旗房管所）依达某申请，对案涉房屋进行房屋登记并为达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2018年，因案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达某与新巴尔虎右旗房管所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议。2019年，努某之女斯某等六人称，努某去世前告知斯某，达某购买房屋未支付全部购房款，努某去世后，斯某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名下，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据此主张其享有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请求权。由于双方均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因此发生纠纷。达某对斯某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提出异议并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新巴尔虎右旗房管所向斯某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二）裁判理由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向当事人释明其可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其后，达某以斯某等六人为被告一并提起确认房屋所有权的民事诉讼。最终民事诉讼原告达某与被告斯某等六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案涉房屋归达某所有，达某收到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后向斯某等六人给付75000元，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在征收过程中被收回注销。行政诉讼原告达某以案涉民事争议已达成调解协议且行政争议得到解决为由提出撤诉申请，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5日依法裁定准许撤回起诉。（三）专家点评实践中，民行交叉案件日益增多，此类案件往往法律关系复杂，容易导致循环诉讼、民行裁判冲突、争议实质化解难等问题。对此，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该案中，被诉行政行为是新巴尔虎右旗房管所的颁证行为，但房屋所有权民事争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基础。人民法院厘清民事、行政法律关系后，通过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一揽子解决了案涉矛盾纠纷，对民行交叉案件的审理裁判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第一次修正的行政诉讼法施行10年来，全国法院聚焦当事人的实质争议，打破民行诉讼壁垒，通过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审结了大量民行交叉案件，实现了相关争议的一揽子、一次性解决，防止民行推诿，循环诉讼。（点评专家王青斌：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行政法学研究》副主编）五、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促推行政机关修改“红头文件”，实现行政诉讼“审理一案、规范一片”——袁某某诉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物价行政征收案（一）基本案情袁某某的住房位于江西省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2010年至2015年期间，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于都县政府）委托县自来水公司，依据其制定的《于都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向袁某某征收污水处理费共计1273.2元。《实施方案》将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扩大至“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及国家部委规章均规定，污水处理费仅适用于“向污水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单位和个人”。袁某某认为，其并未向城市污水管网排放污水，政府征收行为违法，遂提起行政诉讼，请求退还全部费用并申请对《实施方案》相关规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一审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作出(2015)赣中行初字第126号行政判决,驳回袁某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11月作出（2016）赣行终245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于都县政府征收袁某某城市污水处理费的行为，责令于都县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袁某某返还1273.2元污水处理费。（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排污者提供污水处理的有偿服务，收取污水处理费用，保证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以及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江西省发改委赣发改收费字〔2010〕135号《关于统一调整全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赣州市物价局赣市价费字〔2010〕15号《关于核定于都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批复》确定的征收范围均明确是“在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规划区范围内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达标污水的所有用水单位和个人”。但《实施方案》所确定的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却扩大至“于都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所有使用城市供水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不能作为于都县政府征收袁某某污水处理费的合法性依据。在袁某某未向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的情况下，于都县政府向其征收污水处理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返还。（三）专家点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制度，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的请求权，人民法院可以在行政诉讼中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该案当事人请求一并审查的《于都县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实施方案》中有关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的内容，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该案判决生效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于都县政府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对案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条款予以修改。于都县政府专门印发《于都县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调整方案》，对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作出了调整。（专家点评薛刚凌：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六、依法判决撤销明显不当的行政处罚决定，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秦某某诉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案（一）基本案情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以下简称“綦江交巡警支队”）在某丁字路口右转进入某小学的行进路段前方及右侧均未设置“禁止右转”等标志，但在进入该右转道约30米处的道路左侧和地面分别设置了“禁止驶入”交通标志和交通标线。2018年6月16日，秦某某驾驶小型轿车在该丁字路口右转行驶30米后，道路左侧出现“禁止驶入”交通标志和地上出现“禁止驶入”交通标线，秦某某进退两难，遂驶入了禁行路段。2018年7月5日，綦江交巡警支队作出《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秦某某驾驶小型轿车在某小学路段实施机动车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决定予以200元罚款、记3分的处理。秦某某不服，向重庆市綦江区公安局（以下简称“綦江区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綦江区公安局于2018年8月2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綦江交巡警支队作出的前述处罚决定。根据公开的政府信息可知：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5月10日，案涉路段抓拍设备共抓拍5814车次。秦某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一审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9年9月作出（2018）渝0110行初368号行政判决，驳回秦某某的诉讼请求。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9月作出（2019）渝05行终467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案涉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规定，交通标志一般情况下应设置在道路行进方向右侧或车行道上方，也可根据情况设置在左侧，或左右两侧同时设置。因此，綦江交巡警支队将案涉禁行标志设置在道路的左侧，符合规范。但交通标志标线设置除了应当符合相关规范外，还应当考虑相关通行设计的合理性等因素。秦某某驾车行至该丁字路口时，路口前方或其他相应位置并未设置“禁止右转”等相关提示标志。此种情况下，一般人的反应是此处可以右转，既然可以右转，右转后的道路一般情况下均可以通行。本案綦江交巡警支队虽然将禁行标志设置在禁行道路的起点，但没有在起点位置之前的适当位置设置相应的提示标志，致使机动车驾驶人驶入顺行路段后，容易越过禁行道路，造成违章。结合该路段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发生高达5814车次因同一行为被监控抓拍的事实，法院认定该处的交通标志标线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秦某某请求撤销綦江交巡警支队所作案涉处罚决定和綦江区公安局所作案涉行政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成立。（三）专家点评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促进良好治理，是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对于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虽然符合法律法规条文的字面含义，但违背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给人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带来重大不便的，即属于明显不当的情形。该案中，綦江交巡警支队虽然将禁行标志设置在禁行道路的起点，但没有在起点位置之前的适当位置设置相应的提示标志，致使机动车驾驶人驶入顺行路段后，极容易越过禁行道路，造成违章。该路段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发生高达5814车次因同类行为被监控抓拍的事实，说明该处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明显不当，“法律不会强人所难”，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机动车驾驶人因此受到的行政处罚。该案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向相关交通管理部门发送了司法建议，交通管理部门积极优化交通标志设置，彻底解决了该路段因交通标志设置不合理导致的交通违法频发问题，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事、指导一片”。（点评专家何海波：清华大学教授）七、依法适用民营经济促进法规定作出裁判,切实保护民营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甲公司诉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返还征收补偿款案(一)基本案情2010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阳市政府）作出49号会议纪要规定，同意甲公司就案涉地块补偿问题与被征地群众达成的协议，由甲公司在原补偿标准基础上增加补偿。甲公司额外增加的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南阳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土地出让、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2012年4月，甲公司和被征地群众达成案涉调解协议，南阳市政府在案涉调解协议首页右上角加盖印章。2016年，甲公司通过公开出让方式获得了49号会议纪要涉及土地。后甲公司以南阳市政府未履行补偿义务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决南阳市政府支付其垫付的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偿费和占用资金成本。一审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10月作出（2020）豫13行初118号行政判决，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12月作出（2020）豫行终314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5月作出（2025）最高法行再58号行政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南阳市政府、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甲公司支付841.1545万元；逾期支付的，计付相应利息。（二）裁判理由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涉征地补偿款的法定支付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甲公司的义务一般仅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南阳市政府在案涉调解协议首页加盖印章的行为，表明其对该调解协议是知情并同意的。南阳市政府案涉会议纪要的有关内容已构成行政允诺，其虽就出让土地、调整容积率等行政允诺作出努力，但在相关允诺内容事实上无法履行后，拒绝承担支付案涉损失款项的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应予以纠正。故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南阳市政府根据责任大小就案涉损失向甲公司支付841.1545万元。(三)专家点评行政审判一手托着“民”、一手托着“官”，肩负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法定职责。依法依规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护身符”，行政机关有权监管但不能任性。该案中,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依法向民营经济组织作出的政策承诺和与民营经济组织订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民营经济组织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规定进行审理裁判，从维护政府诚信、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角度，确立“行政允诺审查—履行不能认定—补偿责任量化”的裁判规则，厘清了土地出让法律关系中政府与企业的责任边界，防止行政机关以“变通”之名转嫁法定责任;明确会议纪要“给予政策优惠补偿”的承诺构成行政允诺，行政机关应对未履行承诺造成的损失担责。（点评专家王敬波：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会副会长）【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10-20 1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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