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发布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典型案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更好发挥涉台司法典型案例在指导涉台审判、及时回应台胞台企司法关切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人民法院涉台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9日发布新一批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典型案例。本批案例共有4个，涉及两岸海洋生态保护、台商投资权益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涉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等方面，突出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涉台司法领域持续落实台胞台企同等待遇、平等保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积极服务两岸融合发展的努力与成效，对于提升人民法院涉台审判质效、做实涉台司法工作具有很强的示范、引领意义。人民法院台胞权益保障典型案例目录一、金门县政府与上海某海运公司、李某某、深圳某油品销售公司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二、台湾地区居民庄某某诉上海某食品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三、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第三人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四、漳州某机械公司与周某劳动争议案一、金门县政府与上海某海运公司、李某某、深圳某油品销售公司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关键词：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海洋生态保护【基本案情】2016年9月15日，案涉船舶遭受超强台风“莫兰蒂”影响，自厦门港锚地漂流至金门附近海域并搁浅，事故导致船体受损、船上燃油泄漏。金门县政府为此成立海洋油污染紧急应变中心，组织相关单位人员，配合潮汐布放海上拦油索，进行岸际吸油棉索布放及沙滩除污作业。其间，金门县政府商请厦门海事局派遣两艘油驳船参与了残油抽除作业。救援及清污工作完成后，由于对相关费用的支付主体及具体金额等存在争议，金门县政府向厦门海事法院提起船舶污染损害赔偿之诉，要求案涉船舶所有人上海某海运公司、李某某赔偿堵漏、清污等作业产生的费用人民币1975623.37元，并诉请事故发生之时的船舶实际控制人深圳某油品销售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裁判结果】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金门县政府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对案涉燃油泄漏事故采取预防措施并产生相关费用，其有权就相关费用主张索赔。案涉漏油事故系因案涉船舶实际控制人深圳某油品销售公司的过失所致，依照事故发生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年修正）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该公司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海某海运公司、李某某则可以免责。故判决深圳某油品销售公司向金门县政府赔偿合理的防污清污费用合计人民币1596710.09元及相应利息损失。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中，金门县政府主动选择在大陆法院提起诉讼，体现了台湾同胞对大陆海事司法的认同与信任。从立案、审理至判决，审理法院在诉讼全流程中落实同等待遇，依法平等保护两岸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了当事人的一致认可。本案判决针对法律适用、责任主体、行为性质、费用认定等多方面疑难复杂问题进行充分释法说理，各方当事人在一审宣判后均服判息诉，彰显了大陆海事司法的公正与专业，是以高质量司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打造涉台司法服务优选地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同时，本案涉及厦金海域环境，事关两岸融合发展和民生福祉。审理法院最终依法支持了金门县政府关于赔偿其在清除海洋污染、恢复环境治理方面支出的合理必要费用的诉讼请求，在维护好台胞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力倡导和鼓励了两岸守护海洋生态的共同理念，有利于促进两岸进一步开展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协作。二、台湾地区居民庄某某诉上海某食品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关键词：保障投资权益提振投资信心【基本案情】2002年，台湾地区居民庄某某委托其在沪居住的同乡林某某的配偶郑某（大陆居民）、郑某的母亲夏某某（大陆居民）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的代持协议。期间，该食品公司长期由庄某某实际控制、经营，林某某亦持续在该食品公司担任管理人员、领取工资；郑某及夏某某未参与经营，但亦有领取相应费用。2019年，林某某去世，庄某某与郑某、夏某某因公司股权、财务、利润分配等发生纠纷。庄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郑某、夏某某辩称该食品公司实际由林某某及郑某开办，庄某某仅为公司员工。【裁判结果】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当公司内部发生股权确认纠纷时，不应仅以工商登记为准，还应对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如是否出资、是否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股东盈余分配等事实进行审查。经过对公司设立、出资情况、日常经营状况、公司利润分配等情况进行调查、取证、分析，该公司实际由庄某某开办具有高度可能性，应当依法确认其股东资格。一审判决作出后，郑某、夏某某不服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争议事实时间跨度长达近二十年，又缺乏关键的书面证据予以佐证，审理法院通过依法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深入细致调查，准确把握法律、司法解释有关保护实际出资人权益的精神，不为工商登记的形式所限，从实质上认定股权真实出资人，有力地维护了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判决生效后，该食品公司通过工商登记机关完成股东变更登记。本案通过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保障了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投资安全、财产安全，提振了台胞在大陆市场的投资信心，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及第三人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关键词：驰名商标保护【基本案情】引证商标为第三人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在大陆注册的驰名商标，核定使用在糖果、糕点等商品上。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呼叫、含义相同，核定使用在洗发液等商品上，注册人为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针对诉争商标，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以诉争商标的注册和使用与引证商标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4年实施，以下简称2014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情形为由，裁定对诉争商标予以无效宣告。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不服该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主张诉争商标应予维持有效注册。【裁判结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并认为，某食品公司提交的各类证据能够证明引证商标已为大陆公众广泛知晓，在诉争商标申请日前处于驰名状态。诉争商标构成对引证商标的复制、摹仿。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洗发液等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糖果、糕点等虽然不属于类似商品，但均常见于日常消费领域，相关公众重合程度较高，诉争商标若使用在其核定商品上，足以使公众认为诉争商标与引证商标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进而减弱引证商标的显著性、贬损引证商标的市场声誉，致使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因此，诉争商标的注册违反2014年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典型意义】本案引证商标和诉争商标的持有人分别为台湾地区某食品公司、台湾地区某生物公司。引证商标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地区均家喻户晓，该品牌的形象、信誉以及消费者认可度均较高。为制止随意“搭便车”现象，保护台湾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品牌，本案在全面审查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商标反淡化保护理论实践，对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进行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展现出大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增强了台湾地区企业在大陆创业经营的信心。四、漳州某机械公司与周某劳动争议案关键词：涉台纠纷源头化解台胞调解组织司法建议【基本案情】漳州某机械公司为台企，其与龙岩某学校连续多年开展校企合作，帮助培养学生实践能力。2021年6月，学生周某在该台企实习时不慎受伤。根据台企、学校及周某签订的三方协议约定，实习生实习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参照正式员工工伤事故处理。基于此，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人社局认定周某的事故性质属于工伤，南靖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准予周某与台企解除劳动关系，企业应支付周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款项合计113839.89元。台企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工伤认定，分别向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靖法院）、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芗城法院）提起劳动争议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处理结果】台企提起的劳动争议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系由同一个事实引发，具有关联性，南靖法院、芗城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实习生为在校学生，与实习企业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仲裁裁决存在错误；但依三方协议约定，台企按约定参照工伤待遇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如果简单地按照三方协议约定处理，台企承担的责任将在相当大程度上超过法律规定标准，校企间多年的“双赢”合作关系也将受到影响。故经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南靖法院、芗城法院采取调解实质性化解矛盾的方案，加强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并通过涉台司法服务一体化平台委托漳州市台胞人民调解委员会选派南靖、芗城台胞调解员参与调解。经各方共同努力，双方自愿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台企支付周某伤残补助金等合计7万元，另通过南靖县慈善总会支付周某1万元慰问款；周某确认放弃其他仲裁请求，台企撤回关联的芗城法院行政纠纷起诉。双方当事人对调解结果均表示满意，案件得以圆满解决。案件审理后，南靖法院还向台企和学校发送司法建议函，建议修改院校合作方案及实习三方协议模板，并为实习生购买意外保险，既充分保障学生权益，又避免日后再陷入类似争议。【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司法服务的若干措施》（简称“司法36条”惠台措施）第26条强调，完善调解、仲裁、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高涉台纠纷解决效率，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各地法院特别是涉台案件较多的法院，深入贯彻“司法36条”惠台措施，加大与当地台办、台联、台商协会等的沟通合作，邀请台胞担任特邀调解员或组建调解组织，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颇有实效的涉台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工作机制。本案通过发挥台胞调解组织和台胞调解员的同乡同音优势，合力有效调处案件、化解矛盾纠纷；同时，做实“抓前端、治未病”，结合案件办理发出司法建议，努力从源头预防和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产生。【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0 07: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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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
渔业资源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对于保障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非法捕捞不仅会对渔业资源造成直接损害，也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影响生态平衡。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为保护渔业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布4件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就是要发挥案例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展现人民法院保护渔业资源、守护生态安全，严厉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的坚定决心，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保护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合法规范开展渔业捕捞活动，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和法治意识。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依法惩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加大打击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力度，特别注重对非法捕捞、运输、售卖各个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强化全面保护。案例一，吴某、黄某京等人大规模捕捞螃蟹并运输至各地销售，情节严重，陈某惜明知螃蟹为非法捕捞犯罪所得仍进行收购、出售牟利，分别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例二，张某喜明知用于捕鱼的电瓶经过升压后足以致人死亡，因疏忽大意致同伙娄某祥触电身亡。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进行数罪并罚，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将有力震慑类似情况的发生。二是坚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司法裁判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人民法院立足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案例三，王某双非法捕捞的涉案水产品价值较低，且已被侦查机关依法倒回海域，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三是坚持恢复性司法理念，实现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相统一。人民法院在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时，积极引导行为人实现从“破坏者”到“修复者”的转变，促进生态环境有效恢复。案例四，张某星等人团伙化、链条化作案，非法捕捞次数多、数量大，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人民法院对涉案被告人均判处刑罚，同时判令张某星等人支付水产品资源损失以及生态修复费用，修复了被破坏的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系统，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目录一、吴某、黄某京、黄某晓非法捕捞水产品、陈某惜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二、张某喜非法捕捞水产品致人死亡案三、王某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四、张某星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吴某、黄某京、黄某晓非法捕捞水产品、陈某惜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基本案情】2021年5月至2021年8月禁渔期期间，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等人在某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庄某某（另案处理）、柯某某（另案处理）等人驾驶渔船接驳非法捕捞的螃蟹运送至附近海域，彭某某（另案处理）等人使用快艇将非法捕捞的螃蟹运至海鲜市场码头，并经陆路运输至福州、深圳等地销售牟利。其中，2021年7月30日至8月2日，该团伙将价值45万元非法捕捞的螃蟹运至深圳市某海鲜市场出售给被告人陈某惜。陈某惜明知向其出售的螃蟹为非法捕捞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并出售牟利。审理期间，被告人吴某、黄某京自愿各自缴纳生态环境修复资金50000元。【裁判结果】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伙同他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告人陈某惜明知水产品是非法捕捞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系初犯、偶犯、认罪认罚、自愿缴纳生态修复资金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吴某、黄某京、黄某晓一年三个月至一年一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惜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运用刑事手段全链条打击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对非法捕捞和运输水产品、明知是非法捕捞所获仍收购的行为人均判处相应刑罚，做到不疏漏、不放过“捕捞、运输、售卖”每个关键环节的犯罪行为。同时，人民法院统筹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上下游犯罪的定罪量刑，在遵循下游犯罪量刑一般不高于上游犯罪的前提下，结合下游犯罪被告人参与犯罪的时间、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准确量刑，实现罚当其罪和量刑均衡的有机统一。二、张某喜非法捕捞水产品致人死亡案【基本案情】2020年8月23日，被告人张某喜伙同杨某勇、娄某祥到某河流上游用电鱼机捕鱼。在电鱼过程中，娄某祥因滑倒不慎抓住张某喜所持带电网兜导致触电死亡。经检测，张某喜电鱼工具中的电瓶电压为12V、容量120AH，经升压器升压后，输出功率为480000W、输出电压为624V，远远超出人体能够承受的安全电流上限。【裁判结果】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喜在禁渔区、禁渔期，采取禁用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张某喜明知用于捕鱼的电瓶经过升压后，远超安全电压，足以致人死亡，在捕鱼过程中未采取安全措施，因疏忽大意致娄某祥触电身亡，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结合张某喜认罪认罚情况，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分别判处拘役四个月、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采用高压电鱼的方法进行非法捕捞水产品并致人伤亡的典型案例。高压电鱼作为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捕鱼方法，不仅严重危害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同时也对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依法应予严厉打击。本案中，人民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过失致人死亡罪对被告人数罪并罚，具有较强的警示教育作用。今后，人民法院对于使用“电毒炸”等方法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将继续坚持高压严管态度，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三、王某双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基本案情】2022年7月9日，被告人王某双明知某海域为禁渔区且涉案时间系禁渔期的情况下，使用单船有翼单囊拖网非法捕捞水产品。经侦查机关勘验，被告人王某双非法捕捞羊舌鱼4.9公斤、虾爬子0.8公斤、海兔3.75公斤。经价格认证机构认定，上述水产品价值人民币453元。经有关部门评定，单船有翼单囊拖网渔具在案涉海域属于禁用渔具，全年禁止使用。被告人王某双当场被侦查机关抓获到案，如实供述，涉案海产品已被侦查机关依法倒回涉案海域。【裁判结果】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双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使用禁用的工具捕捞水产品，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渔获物价值仅为453元，且非法捕捞的时间较短，相关渔获物均已被倒回涉案海域，现无被告人的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具体损害情况的证据，应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对于在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作出的撤回起诉决定书，该院认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遂裁定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同时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机制，将本案移送至行政机关，对王某双进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时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被告人虽然在禁渔期、禁渔区，使用禁用渔具实施了非法捕捞行为，但渔获物数量少、价值小、案发后已被全部放归，且尚无被告人行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具体损害情况的证据，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人民法院全面考虑案件情节，准确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有效惩治违法犯罪，实现了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四、张某星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22年4月7日至2022年8月8日，被告人张某星等人分别准备好船、渔具、增氧机等捕捞设备，通过使用禁捕工具“地笼”进行非法捕捞45次，捕捞渔获物价值共计416180元。此外，被告人张某星等人提前与收购人涂某平（另案处理）、章某辉（另案处理）、李某川、徐某忠、张某国、段某斌、戴某宇等人确定渔获物每次上岸的时间、地点，在上岸地点即捕即售。【裁判结果】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星等十三人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被告人张某星等十三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至拘役四个月不等。结合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同时判令各被告人在各自责任范围内连带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2823136.3元，并在省级以上媒体发表赔礼道歉声明。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具有涉案人数众多、分工明确等特点的非法捕捞水产品典型案例。当前，部分犯罪分子为减少交易环节、规避日趋严厉的打击，有从链条式、多环节犯罪向团伙化犯罪转变的趋势，对渔业资源的破坏程度也更加严重，生态修复的任务也更加艰巨。本案中，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人赔偿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用，并将收取的资源损害及生态修复费通过增殖放流等形式用于恢复被破坏的水生生物资源，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助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追求。【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18 15: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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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会见塞尔维亚副总理武林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朱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2日在京会见塞尔维亚副总理武林。陈文清说，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就深化和提升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为两国合作擘画了蓝图、提供了遵循。希望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继续秉持铁杆友谊精神，深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核心利益，共同促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发展，共同讲好中塞友谊故事。武林表示，愿携手推进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3 10: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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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二批）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人民法院积极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精神，着力应对继承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妥善化解纠纷，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次发布的第二批四个案例，主要涉及遗赠扶养协议、必留份、继承权丧失等制度，意在通过司法裁判，倡导友善互助的价值理念，弘扬尊老爱老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本批案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尊重被继承人意思自治。遗嘱自由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领域的具体化，是继承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遗嘱和遗赠扶养协议是被继承人对自己财产作出的处分，遗赠扶养协议还是当事人对自己生养死葬事宜所做的安排，若真实合法有效，应当予以尊重。案例一中，戴某与前夫蔡某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后，蔡某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故人民法院认定遗赠扶养协议真实有效，支持了蔡某取得房屋的诉讼请求。第二，体现弱有所扶。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同时，继承制度同时发挥着扶持弱者、养老育幼的功能。案例二中，当事人在遗嘱中没有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人民法院根据必留份制度的有关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实现了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和尊重遗嘱自由之间的有效平衡。第三，倡导友善互助。和谐友善、互帮互助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没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案例三中，当事人徐某为残疾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等继承人。严某对徐某生前照料生活、死后料理后事，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严某有权主张徐某死亡后遗留的保险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力弘扬。第四，弘扬敬老美德。继承制度体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对被继承人有无尽到扶养义务，是判断遗产分配多少的重要标准。案例四中，高小某对父母不闻不问，完全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遗弃，并判决其丧失继承权，彰显了法律对社会价值的正面引导，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案例一扶养人尽到生养死葬义务，有权依据遗赠扶养协议取得遗产——蔡某诉庞小某等遗赠扶养协议纠纷案基本案情戴某与第一任丈夫生育庞小某，丈夫于1992年离世。与第二任丈夫蔡某于2017年离婚。2019年开始，戴某因身患多种疾病，长期卧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求助庞小某，庞小某不顾不理，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日后的治疗费用。戴某后与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作为扶养人，负责照顾戴某日后生活起居，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戴某去世之后，将其名下房屋赠与蔡某。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蔡某处理完戴某的丧葬事宜，依据《协议书》主张权利时，庞小某拒绝协助蔡某办理房屋变更登记事宜。蔡某遂将庞小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取得戴某名下房屋。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成，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扶养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其办理了殡葬等事宜，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庞小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赡养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主张按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其主张不能成立。遂判决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行为准则和价值引导，有利于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如果扶养人如约履行协议约定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对扶养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案例二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遗产份额——刘某与范小某遗嘱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范某与吉某原系夫妻关系，于1989年育有范小某，后二人离婚，范某2011年与刘某再婚。范小某自2006年即患有肾病并于2016年开始透析治疗，2020年出现脑出血。范某2021年6月订立自书遗嘱一份，载明：“我所有的房产及家里的一切财产，待我百年后，由妻子刘某一人继承，产权归刘某一人所有。”2021年11月，范某去世。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内容继承案涉房屋。诉讼中，范小某辩称其身患重病，丧失劳动能力，亦无生活来源，范某虽留有遗嘱，但该遗嘱未按照法律规定为其留有必要份额，故该遗嘱部分无效，其有权继承案涉房屋的部分份额。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范某在自书遗嘱中指定刘某为唯一继承人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因范小某作为范某的法定继承人身患肾病多年，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故应为其保留必要份额。结合案涉房屋价值和双方实际生活情况，酌定由刘某给付范小某房屋折价款。遂判决：案涉房屋由刘某继承，刘某给付范小某相应房屋折价款。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规定：“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该条规定的必留份制度是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旨在平衡遗嘱自由和法定继承人的利益，以求最大限度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生存权利。遗嘱人未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遗产份额的，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本案裁判通过房屋折价补偿的方式,既保障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范小某的权益，又尊重了范某遗嘱中财产由刘某继承的遗愿，实现了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和尊重遗嘱自由的有效平衡。案例三遗产酌给请求权人有权主张被继承人人身保险合同利益——严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徐某系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残疾人。2020年3月，其所在的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其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徐某为被保险人，限额5万元。保险期内，徐某因溺水死亡。徐某生前主要由严某负责照料生活；死后，由严某料理后事。徐某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向法院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下的权益，并和当地派出所共同出具书面说明，认可严某对徐某扶养较多。严某向法院起诉，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为徐某遗产。徐某生前作为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已书面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下的权益，对徐某扶养较多的严某有权向某保险公司主张案涉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遂判决：某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严某给付保险金50000元。典型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被保险人死亡后，若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继承相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本案中，徐某系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没有指定受益人，故其死亡后，保险金应作为其遗产，由保险公司给付继承人。经过事实查明，徐某系“五保户”，无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又承诺放弃案涉保险合同权益，该种情形下，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规定，认定严某属于可以分得适当遗产的人，并判决保险公司向其给付保险金，是对遗产酌给制度的适用。区别于继承制度较强的身份性特征，遗产酌给制度系通过法律规定对自愿进行扶养行为者赋予权利，倡导友善、互助的价值理念。本案裁判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有利于减少扶养人顾虑，鼓励在全社会形成养老爱老的良好社会氛围。案例四继承人不履行赡养义务，遗弃被继承人的，丧失继承权——高某乙诉高小某法定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高某甲与高小某系父子关系，高小某为独生子女。1992年，高小某（时年20周岁）在与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对父母不闻不问。母亲患病时其未照顾，去世时未奔丧。高某甲身患重病期间，做大手术，需要接送、看护和照顾，但高小某也未出现。高某甲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为高某乙、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高某乙对高某甲夫妻照顾较多。高某甲去世后，高某乙联系高小某处理高某甲的骨灰落葬事宜，高小某不予理睬，却以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领取了高某甲名下部分银行存单。高某乙起诉至法院，认为高小某遗弃高某甲，应丧失继承权，高某甲的遗产应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均认可高小某应丧失继承权，并出具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高某甲的遗产。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高小某自1992年离家后，三十余年来对被继承人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不仅未给予父母任何经济帮助，亦未有电话联系，没有任何经济和精神赡养，父母去世后，亦怠于对父母送终，对高某甲已经构成遗弃。遂判决：高某甲的遗产归高某乙继承所有；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后自高某甲账户内所取款项归高某乙继承所有，高小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孝敬父母，是我国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给予子女生命和关爱，当父母年老体衰时，子女对其进行赡养是应有之义。赡养义务不因父母有收入、身体状况良好而免除。本案中，高小某三十余年对父母没有任何赡养行为，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遗弃，并判决其丧失继承权，对其行为作出了否定性评价，彰显了法律对社会价值的正面引导，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3 10: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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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下称《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下称《专门审查指引》），着力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化审查，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据悉，为深化落实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有关要求，进一步解决伤害类案件中的专业技术难题，提升伤害类案件办理质效，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与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组成专班，历时一年多，共同研究制定了《工作规定》和《专门审查指引》。《工作规定》是刑事检察部门首次会同检察技术部门对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将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均涵盖在内，明确实质化审查的对象是技术性证据及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同时还结合伤害类案件特点，阐明不同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的要求与重点，比如《工作规定》第9条主要涉及损伤形成时间的审查，重点提示应当注重区分新鲜伤与陈旧伤，排除与案件无关的陈旧性损伤或自身病理改变的影响。《专门审查指引》聚焦案件办理，具体规定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程序性审查和实体性审查、两份以上不同鉴定意见的专门审查、颅面四肢等九大部位不同类型常见损伤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的专门审查等内容，以及医学影像学检查等专科检查的专门审查内容，同时强调对作出鉴定意见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也要进行审查，这有助于提升司法鉴定公信力。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表示，两份文件还对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之间的分工协作作出规定，明确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各自的审查重点、协作程序、工作要求、配合机制等，合力破解专业难题。检察官将强化对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的实质审查，通过检察技术人员的协助着力推动案件专门性问题的高质效解决。检察技术人员将从技术性证据的矛盾点和争议点发力，以专门审查促进实质审查，全面提升法律监督效能，通过检察一体履职，切实贯彻落实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推动实现新时代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审查实质化，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现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贯彻落实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形成的经验做法，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10月12日人民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工作规定第一条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强化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审查实质化，进一步提升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根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指伤害类案件，是指行为涉及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破坏他人身体机能的刑事案件。第三条本规定中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案件中的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技术性证据及其所依据的基础性材料，运用专业技术知识、逻辑和经验，对其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和科学性进行全面审查的活动。第四条开展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应当遵守法律规定，遵循技术标准和规范，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审查、科学解释原则。第五条检察官应当综合全案证据，审查判断技术性证据是否客观、真实反映案件事实，发现和排除技术性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技术性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技术性证据之间的矛盾。需要对技术性证据进行专门审查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交由检察技术人员或者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检察技术人员应当运用专门知识，审查技术性证据及其基础性材料，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为查明案件事实提供技术支持。第六条对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的审查，应当着重审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检材是否可靠，鉴定时机是否适当，鉴定标准是否有效，鉴定方法和过程是否科学，鉴定依据是否充分，论证分析是否客观、全面、严谨，鉴定意见是否明确，鉴定意见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等。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审查评定损伤程度、残疾等级依据的病历资料、检材是否完整、可靠，被害人后续治疗及恢复情况的相关材料是否收集移送，鉴定机构在伤情认定、标准适用方面是否符合专业规范要求，不同鉴定意见产生矛盾的原因等。第七条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成伤机制或致伤方式的，应当依据损伤的类型、部位、大小、程度、形态、分布等特征，结合案情和现场勘验、视听资料等情况，综合损伤形成过程及致伤物特征进行分析判断。着重审查损伤的性质、外力作用的方式、伤情新旧程度、损伤发生的生物力学或者病理生理学机制，排除诈伤（病）、造作伤、陈旧伤与攻击伤等。结合骨折部位与受力部位区分直接外力或是间接外力；结合损伤部位、形态、分布、试切创等特征排除造作伤。第八条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伤病关系的，应当调取与鉴定有关的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等基础性材料，着重审查损伤或者疾病是否符合医学转归规律，分析既往损伤或疾病与本次损伤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医疗介入因素等，综合判断伤病关系鉴定意见是否客观、准确。通过审查致伤过程、病历资料、影像学资料、诊疗过程等，综合分析病理过程的连续性和时间间隔规律性。对于损伤与既往伤、病并存，损伤独自存在不能造成现有后果的，应着重审查是否对损伤程度降级评定或者不作评定。第九条伤害类案件鉴定意见涉及损伤形成时间的，应当依据损伤的形态特征，区分新鲜伤与陈旧伤，重点关注损伤的愈合过程及其动态变化，结合骨痂形成时间、创口愈合周期变化等，排除与案件无关的陈旧性损伤或者自身病理改变。第十条对勘验、检查笔录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证据收集、制作程序是否合法，通过审查勘验、检查笔录，根据作案工具、打斗痕迹、现场血迹分布等还原案发现场状况，判断犯罪嫌疑人案发时是否在现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的过程等。第十一条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反映案件现场的录音、录像资料的来源，对提取情况是否有明确记录；现场录音、录像资料是否封存完好，形式要件是否齐备；录音、录像资料是否经过技术处理或者剪辑。注重审查视听资料显示时间与实际时间是否存在误差，是否有侦查人员、视听资料所有人、见证人签字捺印的时间校对说明，是否能够完整体现造成人身伤害的全过程等。第十二条对电子数据的审查，应注重结合伤害类案件的特点，关注电子数据的来源，是否移送原始存储介质，是否附有笔录、清单，形式要件是否齐备，电子数据取证方法是否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确保电子数据完整性、真实性、合法性。注重审查涉案的微信记录、手机短信记录、网上聊天记录、手机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判断造成伤害后果的主观心态，是否共同犯罪，有无预谋、纠集、分工、实施等。第十三条在技术性证据审查过程中，发现证据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依法及时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第十四条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中，检察官可以就有关专门性问题向检察技术人员咨询，或者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列席检察官联席会议、参与案件会商研究等，协助解决专门性问题或者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鉴定人、证人等，调取与技术性证据相关的基础性材料，或者补充收集其他有关证据时，可以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协助。第十五条检察官在办理伤害类案件中，发现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委托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一）同一专门性问题有两份以上鉴定意见且相互矛盾无法排除的；（二）起关键性作用的技术性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且无法排除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等对技术性证据提出异议，足以影响证据采纳的。第十六条检察官在办理伤害类案件中，发现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委托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一）对技术性证据中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等有疑问的；（二）对技术性证据材料涉及的鉴定时机、致伤物推断、成伤机制、伤病关系等专业技术问题有疑问的；（三）技术性证据材料决定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等关键性问题，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四）对技术性证据与在案其他证据材料间存在的矛盾有疑问的；（五）其他需要委托专门审查的情形。第十七条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补充鉴定：（一）原委托鉴定事项有明显遗漏的；（二）发现新的有鉴定意义的证物的；（三）对原鉴定证物有新的鉴定要求的；（四）鉴定意见不完整，委托事项无法确定的；（五）其他需要补充鉴定的情形。第十八条经审查，认为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鉴定：（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的；（二）鉴定人应当回避而未回避的；（三）送检材料不真实或者不具备鉴定条件的；（四）鉴定程序违法或者违反相关专业技术要求的；（五）有证据证明鉴定意见确有错误的；（六）其他可能影响鉴定客观、公正情形的。重新鉴定时，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第十九条检察官委托开展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应当按照规定履行委托手续，移送相关证据材料。本院无相应专业检察技术人员的，可以按规定委托上级检察技术职能部门办理。第二十条检察技术职能部门接受委托后，应根据委托事项，依据相关规定，一般应在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出具相关文书。对于疑难复杂、补充材料等情形需要延长审查时间的，应向委托部门说明原因后及时办理。对伤害类案件中鉴定意见等技术性证据审查工作按照《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等规定执行。检察技术人员对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承担相应司法责任。第二十一条检察技术人员出具专门审查意见后，应当及时向检察官解释审查中发现的问题，必要时协助检察官开展重新鉴定、补充鉴定、补充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等工作，进一步完善证据体系。第二十二条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可以作为检察官判断运用证据或者作出相关决定的依据，必要时可以提交法庭。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后，必要时，检察官可以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协助做好法庭讯问、询问、举证、质证、辩论等庭审中可能涉及的专门性问题的准备工作。第二十四条伤害类案件法庭审理中，检察官可以向法庭申请检察技术人员出庭，就相关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检察技术人员有必要出庭的，检察技术人员应当出庭就审查意见进行解释说明。第二十五条对伤害类案件中涉及的疑难复杂专门性问题，检察官、检察技术人员可以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费用参照相关规定从办案经费中列支。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邀请检察技术人员参加刑事和解、公开听证、公开宣告、当面答复等活动，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在开展技术性证据实质审查中发现可能影响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和科学性的普遍性问题，检察官可以在检察技术人员的协助下对相关事项开展调查核实，向有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第二十六条技术性证据的专门审查交由检察技术人员以外的其他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的，参照本规定及其他相关规定。第二十七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伤害类案件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专门审查指引》（略）。【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3 1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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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
近年来，偷拍盗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的不法分子在宾馆、民宿等场所安装窃听、窃照设备窥探他人隐私，甚至提供互联网链接供他人实时观看或者将偷拍盗摄内容制成图片、音视频进行贩卖、传播，有的利用窃听、窃照设备从事非法调查、敲诈勒索、作弊诈赌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个人隐私，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安全感，严重扰乱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同时，一些不法分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设备，致使窃听、窃照设备流入社会，成为偷拍盗摄乱象的重要推手。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依法严惩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深入推进偷拍盗摄黑灰产业治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现发布4件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坚持依法严惩。案例一中，被告人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在宾馆房间安装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销售牟利，人民法院充分考虑违法所得等情节，分别认定五人的行为属于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案例三中，人民法院综合被告人闫某坤等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经营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衍生次生犯罪等因素，认定闫某坤等三人的行为属于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彰显重拳出击、从严惩治的立场。二是强化全面保护。案例四中，被告人陈某非法改装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并售卖；案例二中，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将窃照专用器材安装于酒店房间用于偷拍；案例一中，被告人石某等在宾馆房间安装偷拍设备偷拍并制作成视频贩卖牟利。相关案例涵盖窃听、窃照设备非法生产、销售、使用以及偷拍盗摄内容传播等各环节，释放了人民法院对偷拍盗摄黑灰产业进行全环节打击，坚决斩断利益链条的强烈信号，彰显了人民法院全方位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良好秩序的坚定立场。三是深化法治宣传。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涉案设备种类上，既有公司生产的窃照专用器材，又有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等自行改装的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涉案设备用途上，既有用于偷拍他人隐私，又有用于作弊诈赌。人民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揭露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内幕和惯常操作，特别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增强保护意识，在工作、生活中警惕偷拍盗摄风险，提高识别、防范能力，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强化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持续提高打击治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工作质效，坚决斩断偷拍盗摄黑灰产业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一、石某等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二、颜某平、颜某建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案三、闫某坤等人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四、陈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案案例一、石某等人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案【基本案情】2021年4月至2022年1月，被告人石某先后伙同被告人吴某东、田某君、吴某华、罗某靖等人，经事先预谋，在多家宾馆、酒店房间内安装偷拍设备，偷拍入住旅客的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通过即时通信软件发布贩卖信息进行销售牟利，共非法获利29万余元。其中，石某负责在宾馆、酒店安装偷拍设备并对偷拍的视频进行加工、销售，吴某东、田某君、吴某华、罗某靖协助石某安装偷拍设备并提供收款账户收取违法所得等。【裁判结果】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以牟利为目的，非法使用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贩卖，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其中，石某、吴某东情节特别严重，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石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根据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偷拍盗摄黑灰产业犯罪的典型案例。公民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属于隐私，依法不受侵犯。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将偷拍设备安装在宾馆、民宿等场所进行偷拍盗摄，甚至提供互联网链接供他人实时观看或者将偷拍内容制成图片、音视频进行传播，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本案中，石某等人以牟利为目的，使用偷拍设备偷拍他人性行为并制作成视频予以贩卖，不仅严重侵犯他人隐私，而且相关视频具有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符合刑法对“淫秽物品”的界定，触犯了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石某、吴某东、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并综合违法所得等因素，认定石某、吴某东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认定吴某华、罗某靖、田某君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至一万元不等，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偷拍盗摄黑灰产业链，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坚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鲜明态度。案例二、颜某平、颜某建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案【基本案情】2021年3月以来，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为了偷拍他人隐私，在电商平台购买窃照专用器材，分别安装在三家酒店的多个房间内，使用手机APP将窃照专用器材与酒店房间内WIFI和自己的手机配对连接，并设置了远程使用手机APP观看房间内实时监控录像、回放录像、下载录像的功能。颜某建、颜某平通过手机APP实时观看时，若发现酒店房间内有人发生性行为，就将相关视频和截图下载至手机观看、保存并存储于颜某建的笔记本电脑内。2021年10月7日晚，旅客唐某某发现房间内安装有窃照器材，随后联系酒店并报警。【裁判结果】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颜某平、颜某建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颜某平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颜某建自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颜某平、颜某建均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理。根据颜某平、颜某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颜某平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判处颜某建有期徒刑一年。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偷拍盗摄乱象的典型案例。一些人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非法获取他人的经营信息或者个人隐私，给单位和公民的正常工作、生活带来不利影响，严重侵犯公民的隐私等人身权利，扰乱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本案中，颜某平、颜某建将窃照专用器材安装于酒店房间，用于偷拍住店旅客，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干扰了酒店的正常经营，严重侵犯他人隐私，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使用窃照专用器材罪。人民法院根据颜某平、颜某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体现了坚决打击此类犯罪的严正立场。此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在日常居家、旅游出行过程中，要注意个人隐私保护，一旦发现被窃听偷拍，应当及时报警；宾馆、民宿等也要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采取必要的防范、检查措施，合力消除隐患。案例三、闫某坤等人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基本案情】2020年开始，被告人闫某坤在其成立的北京、杭州、广州工作室，伙同其招募的被告人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及卞某蛟（另案处理）等人销售从广州某公司购入的用于赌博出千的A系列主机及其配件等产品，部分产品销售至绍兴市越城区。A系列主机外观和普通手机一样，侧边有改装的微型摄像头，内置软件，侧边摄像头偷拍识别后，软件会帮助计算玩法从而获利。其中，闫某飞负责北京工作室的销售工作，汪某燕负责杭州工作室的销售工作。孙某勤在北京工作室负责收发货、客服、记账等工作，并参与产品销售。经查证，闫某坤等人案发期间从广州某公司至少购入价值人民币2950万余元的A系列主机及配件，并予以销售。其中，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350万余元，杭州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400万余元，孙某勤参与期间北京工作室共计向广州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97万余元。经鉴定，从北京、杭州、广州不同销售渠道查获的A系列主机检材均为窃照专用器材。相关设备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衍生了参与人员广泛、被害对象众多、犯罪数额巨大的次生犯罪。【裁判结果】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等人违反国家对窃照专用器材的管理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许可，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在共同犯罪中，闫某坤起主要作用，属主犯；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起次要、辅助作用，属从犯，分别对闫某飞、汪某燕予以减轻处罚，对孙某勤予以从轻处罚。闫某飞、孙某勤自愿认罪认罚，闫某坤、汪某燕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分别对四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理。综合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等人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的经营数额以及销售的窃照专用器材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而造成的次生危害等情节，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根据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孙某勤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闫某坤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处闫某飞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汪某燕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孙某勤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偷拍盗摄黑灰产业不仅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还容易成为滋生其他违法犯罪的温床。整治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必须坚持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既要依法惩处偷拍盗摄者，也要加大对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设备的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铲除偷拍盗摄滋生蔓延的土壤。本案中，被告人闫某坤等人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的经营数额特别巨大，非法销售的窃照专用器材流入社会后被广泛用于“诈赌”等诈骗行为，衍生了参与人员广泛、被害对象众多、犯罪数额巨大的次生犯罪，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人民法院依法履职，综合本案犯罪事实及情节，恪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依法认定闫某坤、闫某飞、汪某燕的行为属于非法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情节严重”，充分体现了对偷拍盗摄黑灰产业“出重拳”打击的鲜明态度和对非法制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零容忍”的基本立场。案例四、陈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案【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于2023年9月4日至10月2日间，在未取得有关部门批准、许可的情况下，将二手手机及息屏录像软件改装成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后售卖，先后销售41部改装设备，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5万余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万余元。经鉴定，涉案送检的二手手机属于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裁判结果】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陈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陈某上缴违法所得并提供财产刑担保，具有悔罪表现。根据陈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属于国家严格管理的物品，非法流入社会，不仅可能侵犯公民隐私、企业商业秘密等，还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对于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行为，现行法律从不同层面作出了规范。民法典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或者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将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并给予处罚；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行为的刑事责任，明确了定罪量刑标准。本案中，陈某自行改装并销售具有窃听、窃照功能的设备，生产、销售数量多，违法所得数额大，严重扰乱社会管理秩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人民法院根据陈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有效打击了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流入市场的源头。此案也提醒社会公众，对于市面上的窃听、窃照设备，不要随意购买、使用；发现非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2 1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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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近日，公安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解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意见》共24条，采取条款式结构，对告诫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等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针对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家庭暴力证据标准等问题，《意见》明确，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基本证据条件包括：加害人对实施家庭暴力无异议的，需要加害人陈述、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加害人否认实施家庭暴力的，需要受害人陈述或者证人证言以及另外一种辅证。同时，明确了公安机关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可以适用的辅证类型，包括记录家庭暴力发生过程的视听资料，家庭暴力相关电话录音、短信、即时通讯信息、电子邮件等电子数据，亲友、邻居等证人的证言，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证言，加害人曾出具的悔过书或者保证书，伤情鉴定意见，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相关部门单位收到的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记录等8类证据。聚焦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要求，《意见》在明确出具告诫书情形、告诫书内容以及细化告诫实施流程等方面作出规范。如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情节较轻且具有因实施家庭暴力曾被公安机关给予批评教育等多种情形之一的，一般应当出具告诫书；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且取得受害人谅解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等。《意见》还对家庭暴力告诫书的样式、内容作出规范，并将有关法律条款摘录附注。为切实推动健全各部门协同的反家暴工作体系，《意见》明确了党委政法委、法院、教育、民政、司法、卫健、妇联、妇儿工委等八个有关部门的职责任务及工作衔接机制，如规定教育、卫健、民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反家庭暴力业务培训，督促指导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等。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情况及时通知当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和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公安派出所共同查访，或者单独进行查访，基层妇女联合会应当协助和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合力做实家庭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近年来，公安机关将反家庭暴力工作作为实施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家暴警情处置、协同开展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着力推动综合施策、源头治理。仅2023年，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有关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书9.8万份，有效发挥了告诫制度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警示器”“缓冲阀”作用。【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2 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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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蝇贪蚁腐”，事关民生福祉，事关人心向背，是老百姓期盼的实事，是关系党执政根基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持续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打虎”“拍蝇”决不手软，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法惩治群众身边腐败犯罪，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教育、警示、震慑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聚焦保障民生领域。6个案例分别系发生在住房保障、教育招生、医疗保险、劳动就业、财政税收、征地拆迁领域的腐败犯罪，被告人均被依法惩处，彰显人民法院零容忍惩治民生领域“蝇贪蚁腐”的坚定决心。二是坚持全链条惩治。齐某刚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被告人负责审批公租房申请，既受贿、又行贿，既徇私滥权、又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钟某燕受贿、洗钱案，被告人受贿后又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进行洗钱，人民法院依法分别予以定罪量刑并数罪并罚。同时加大财产刑适用和追赃挽损力度，强化全链条惩治，形成有力震慑。三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吴某鹏贪污、受贿、诈骗案，被告人贪污、受贿、诈骗数额均特别巨大，且未退赃退赔，依法数罪并罚顶格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贪污案，被告人贪污数额巨大，但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反腐败斗争必须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惩治“蝇贪蚁腐”的重要政治意义，做实“从政治上看、从法治上办”，依法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依法惩治“蝇贪蚁腐”典型案例一、齐某刚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二、钟某燕受贿、洗钱案——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三、李某贪污案——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贪污犯罪四、惠某强贪污案——依法惩处就业领域贪污犯罪五、吴某鹏贪污、受贿、诈骗案——依法惩处税收领域贪贿犯罪六、何某平贪污案——依法惩处征地拆迁领域贪污犯罪一、齐某刚受贿、行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案——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基本案情】2017年7月至2021年12月，被告人齐某刚利用担任某市某区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保障性住房科科长职务上的便利，为贾某、苗某磊、王某岭（均另案处理）等人在公租房申请、房源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取财物共计157万元。被告人齐某刚为了让某区某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公租房申请审核工作的杜某进（另案处理）违规审核苗某磊上报的公租房申请材料，给予杜某进现金3万元。被告人齐某刚明知公租房申请材料不符合申请条件，仍收受贿赂，徇私舞弊，违规审批公租房申请132份，涉及公租房121套。经审计，市场租赁价格总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的应交房租总金额的差价为323万余元。被告人齐某刚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审核公租房申请材料，致使232套公租房被不符合条件人员居住。经审计，市场租赁价格总金额与租赁合同约定的应交房租总金额的差价为566万余元。【办理情况】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齐某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情节特别严重；玩忽职守，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行贿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综合考虑齐某刚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受贿罪判处齐某刚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齐某刚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保障性住房是我国住房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负责保障性住房审批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规审批，严重破坏保障性住房管理秩序，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应当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齐某刚为他人在公租房申请、房源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既受贿，又行贿；既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审批公租房申请，又玩忽职守，不认真审核申请材料，共计造成经济损失889万余元。人民法院依法对齐某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追缴犯罪所得，充分体现了依法惩处住房保障领域职务犯罪、深入纠治侵害民生领域“蝇贪蚁腐”的坚定决心，实现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的良好效果。二、钟某燕受贿、洗钱案——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基本案情】2010年至2023年，被告人钟某燕利用担任某市某实验小学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及项目承接、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949万余元。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钟某燕将其收取的好处费123万余元，通过转账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另查明，被告人钟某燕到案后如实供述受贿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不掌握的洗钱犯罪事实。【办理情况】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某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949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为掩饰、隐瞒受贿犯罪所得，通过转账等方式掩饰资金来源和性质，情节严重，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钟某燕所犯受贿罪具有坦白、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所犯洗钱罪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以受贿罪判处钟某燕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的典型案例。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关系着千万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本案中，被告人钟某燕利用担任学校校长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学生入学、转学、分班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将教育资源当作“待价而沽的商品”，严重破坏教育公平公正。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受贿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追缴犯罪所得，彰显了依法惩处教育领域贿赂犯罪、坚决维护教育公平的鲜明态度。三、李某贪污案——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贪污犯罪【基本案情】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被告人李某利用担任某市某镇政府医保所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收取辖区村民基本医疗保险费41万余元，其中14万元在医保系统中核定缴纳，剩余27万余元被李某侵吞并用于个人房屋装修、生活开支等。另查明，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缴全部犯罪所得。【办理情况】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李某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医疗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医保制度健康运行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私自截留侵吞村民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侵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李某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对李某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彰显了依法惩处医保领域“蝇贪蚁腐”、坚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鲜明立场。四、惠某强贪污案——依法惩处就业领域贪污犯罪【基本案情】2020年10月至2022年6月，被告人惠某强利用担任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保科负责人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先后套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计153万余元。另查明，被告人惠某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退缴全部犯罪所得。【办理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惠某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套取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共计153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惠某强具有自首、全额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惠某强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依法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就业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就业领域腐败犯罪，不仅严重破坏政府公信力，也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惠某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冒领等方式，套取劳动就业各项补贴，是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蝇贪蚁腐”。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惠某强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对惠某强判处刑罚并追缴犯罪所得，推动就业领域反腐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彰显司法为民的担当与作为。五、吴某鹏贪污、受贿、诈骗案——依法惩处税收领域贪贿犯罪【基本案情】某市某镇政府安排该镇农业经济技术综合推广中心独资成立某矿产品贸易公司，利润用于支持发展当地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2012年至2020年，被告人吴某鹏利用担任某市某镇副镇长、镇长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提高税收扶持奖励比例、虚列税收扶持奖励资金等方式，通过某矿产品贸易公司等单位套取国家财政资金1086万余元。吴某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52万余元。吴某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工程保证金100万元。截至一审宣判前，吴某鹏未退赃退赔。【办理情况】安徽省铜陵市郊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鹏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国家财政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诈骗罪。吴某鹏虽具有坦白情节，但未退赃退赔，综合考虑吴某鹏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贪污罪判处吴某鹏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贪污、受贿犯罪所得，责令退赔诈骗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税收领域贪贿犯罪的典型案例。国家对纳税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扶持奖励，对于有效减轻企业税负、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被告人吴某鹏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执行税收扶持奖励政策时，采取提高税收扶持奖励比例、虚列税收扶持奖励资金等方式，套取本应用于扶持企业发展的国家财政补贴，案发后又未退赃退赔，造成国家财政资金重大损失。人民法院依法对吴某鹏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释放了对税收领域贪贿犯罪严惩不贷、决不姑息的强烈信号。六、何某平贪污案——依法惩处征地拆迁领域贪污犯罪【基本案情】2017年至2020年，被告人何某平利用担任某县某镇政府征地小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负责工业园区征地工作期间，伙同他人（均另案处理）采取虚报征地面积、青苗数量等方式，骗取国家征地补偿款225万余元。何某平分得121万余元。【办理情况】湖南省江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何某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何某平具有坦白、部分退赃等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以贪污罪判处何某平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惩处征地拆迁领域贪污犯罪的典型案例。征地拆迁补偿款本应用于补偿受征地拆迁影响的当地居民，侵吞征地拆迁补偿款，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必须依法惩处。本案中，被告人何某平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虚报征地面积、青苗数量等方式，骗取征地补偿款225万余元。人民法院对何某平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犯罪所得，起到良好的警示和震慑作用。【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10 09: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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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在湖北调研时强调 惩防并举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形成合力 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新华社武汉12月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4日至6日在湖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形成合力，全力确保元旦、春节前后社会安全稳定。在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陈文清参观了出土秦汉律令简牍展。他指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的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结合政法职能在新时代新征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统筹推进政法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在省委政法委、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荆州市荆州区东城派出所、孝感市孝南区综治中心，陈文清深入调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矛盾纠纷化解、有关群体服务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强化重点场所、重大活动管理和社会面巡控，提高街头见警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要以县级为重点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在法治轨道上实质化解矛盾纠纷。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抓实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救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治理等工作，加强信息共享、协调配合，在关怀救助的同时，形成有效防范危害行为的制度机制。要压实属地、部门责任，统筹做好各领域社会风险防范工作，全力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在省高级人民法院、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检察院调研时，陈文清强调，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司法审判工作中要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公正司法。对重大恶性犯罪，要依法从快从重惩处，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调研期间，陈文清召开部分省区市政法工作调研座谈会，就谋划明年工作听取意见建议。【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09 10: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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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继承纠纷典型案例（第一批）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继承制度是有关财富传承和弱者帮扶的重要制度，处理好继承纠纷，直接关系到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专设继承编，对继承相关问题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妥善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为切实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各地法院报送的案例中精心挑选，选取两批共计八个案例，将先后予以发布。本次发布的第一批四个案例，主要涉及遗产管理人等民法典新增制度的适用、裁判标准的统一以及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优秀的做法。本批案例具有以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准确适用立法新规定，指引当事人用好法、善用法。为使遗产得到更为妥善地处理，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权利等。案例一中，人民法院主动向当事人告知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指导分居国内外的当事人共同选定遗产管理人，完成清理遗产、制作遗产清单、报告遗产等事宜，最终引导各方当事人就遗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案例二中，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制度的规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认定。第二，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司法实践中，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否作为遗产继承，存在不同理解。案例四中，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户为单位取得，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户主死亡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其遗产，不发生继承问题，户内其他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享有承包权益。本案处理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第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元化解纠纷。妥善解决继承纠纷，需要重视调解工作，并善于运用多元化解纠纷机制。案例一中，人民法院积极借助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的力量，为案件化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案例三中，人民法院参与了纠纷处理的全过程，提前介入、指导调解，与当地基层自治组织、综治中心协力促成当事人间矛盾的化解，后又进行了司法确认。之后当事人还将遗产捐赠给了村委会，最终用于修缮道路、惠及友邻，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案例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王某诉赵某等法定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被继承人赵某与王某系夫妻关系，共生育赵一、赵二、赵三。赵某与王某二人在某村建造房屋11间。2000年，赵某去世，未留有遗嘱，赵某父母也早于赵某去世。2016年，王某与当地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房屋征收补偿预签协议，约定被征收房屋产权调换三套楼房及部分补偿款。王某于2022年收到回迁入住通知书。现王某与赵一、赵二、赵三就赵某的遗产继承事宜协商未果，诉于法院。各方对于赵某留有的遗产如何管理未有明确意见。【裁判情况】本案当事人除王某外，赵一、赵二、赵三均在国外生活。为妥善处理此案，审理法院前往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了解被继承人赵某的家庭成员情况、遗产范围及状况、遗产所涉债权债务等情况，并向当事人依法告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规定，当事人均表示同意确定一名遗产管理人处理遗产继承事宜，并一致推选现居国内的王某作为遗产管理人。王某在审理法院引导下及时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多次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向其他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经析法明理耐心调和，各方当事人最终就遗产分割达成和解协议。【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新增遗产管理人制度，规定了遗产管理人的选任、职责等内容。本案处理过程中，一方面，审理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借助村委会、房屋征收指挥部的力量，全面了解遗产状况和继承人相关情况，为案件化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审理法院充分发挥遗产管理人制度的作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依法引导当事人推选出合适的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并指导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得到了其他继承人的一致认可，是法定继承案件中适用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最终，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案例二被继承人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且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贾某一、张某诉贾某二、贾某三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贾某去世，无配偶，无子女。贾某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其去世。贾某有贾某一、贾某二、贾某三、贾某四这四个兄弟姐妹。贾某四于2007年去世，生前育有一女张某。现贾某一、张某将贾某二、贾某三诉至法院，主张共同继承贾某名下房产，各享有25%的产权份额。【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被继承人贾某未留有遗嘱，生前无配偶及子女，父母均先于其死亡，无第一顺序继承人。第二顺序继承人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均先于其去世，故应由其兄弟姐妹继承。贾某的妹妹贾某四先于贾某死亡，应由贾某四女儿张某代位继承。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本案中，贾某二、贾某三在贾某生前尽到了更多的扶养义务，在贾某去世后亦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依法应予适当多分。张某在诉讼中自愿将其应继承份额各半赠与贾某二、贾某三，系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依法予以准许。遂判决：诉争房屋由贾某一继承20%的产权份额，贾某二、贾某三各继承40%的产权份额。【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原有被继承人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的基础上新增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的规定，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可以保障财产在家族内部的传承，减少产生无人继承的情况，同时促进亲属关系的发展，鼓励亲属间养老育幼、相互扶助。同时，对尽了更多扶养义务的继承人适当多分遗产，以及张某在诉讼中自愿赠与继承份额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有力弘扬了家庭成员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维护亲情的和谐家风。案例三村委会善意为老人送终，继承人感恩捐赠遗产——秦某某与程某英等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程某与秦某某婚后生育程某英等四子一女。程某于2022年病故，因其子女均在外工作，村委会出资为其购置棺材等丧葬用品并办理了丧葬事宜。程某生前尚有存款人民币余额9万余元，其配偶秦某某与程某英等五个子女因继承权发生纠纷。经当地村委会及镇综治中心、镇人民法庭共同组织调解，程某英等子女感谢村委会的帮扶，均愿意先将各自享有的遗产份额赠与秦某某，再由秦某某出面将遗产赠与村委会。经当地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各方当事人就遗产份额赠与秦某某之意达成调解协议，后就调解协议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司法确认后，秦某某将遗产赠与村委会，最终用于修缮当地道路，惠及本村友邻。【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各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遂裁定该调解协议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本案中，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主动帮助子女不在身边的村民处理身后事；继承人感恩帮扶，最终一致决定将遗产捐赠，也是一种善意的传递，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本案也是一起通过诉前调解和司法确认，多元化解继承纠纷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从纠纷产生便主动参与调解，与当地基层自治组织、综治中心协力促成当事人间矛盾的化解，后又应当事人申请进行了司法确认，并见证了当事人将案涉遗产赠与村委会及村委会将遗产用于修缮当地道路，参与了纠纷处理的全过程，帮助当事人既解开了法结，又打开了心结，保全了珍贵的亲情。案例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该户其他成员继续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某一、凌某、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诉农某五法定继承纠纷案【基本案情】农某与凌某系夫妻，育有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农某五是农某与他人所生。农某五从小随农某与凌某生活长大。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已另成家立户。2017年，农某作为承包方代表与其所在村民小组签订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家庭承包方式）》。该合同的附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公示结果归户表》载明：承包地块总数为5块5亩，家庭成员共3人，成员姓名为农某、凌某、农某五。农某于2022年去世。农某去世后，凌某、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作为原告，将农某五诉至法院，要求由凌某继承农某名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50%，余下50%由凌某及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平均继承。【裁判情况】审理法院认为，农某与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合同的权利人不只是农某本人，还包括凌某和农某五，三人同为一个承包主体。当农某去世后，承包地继续由承包户其他成员继续经营，体现的是国家“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承包政策。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不是农某承包户成员，无资格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农某去世后，案涉土地应由承包户剩余的成员凌某、农某五继续经营。凌某、农某一、农某二、农某三、农某四诉请继承土地经营权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五人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以户为单位取得，在承包户的户主或某成员死亡后，其他成员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于死者的遗产，不产生继承问题。本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进行了处理，明确了裁判规则，为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03 1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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