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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涉企行政强制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发布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第一批）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并对“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作出重要部署。202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2025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要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2025年3月以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聚焦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大纠治力度，促进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履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对涉企市场准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赔偿等重点领域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力度，促推行政机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各级人民法院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严格依法公正办理涉企行政案件，积极推动涉企行政争议的源头治理，加大企业产权和企业经营者的司法保护力度，持续落实行政争议预防与实质化解“3+N”工作机制，有效发挥了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其明确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2022-2024年，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涉企行政强制一审案件约占全部一审行政案件的8%。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公正审理涉企行政强制案件，一方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行政强制等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坚决纠治违法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以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力促政通人和、取信于民。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严格公正司法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选取了10个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将分两批发布，每批均包含2个行政强制措施、2个行政强制执行和1个非诉行政强制案例。以上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涉及行政强制种类多样，既包括查封设施、扣押财物等行政强制措施，也包括行政强制执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二是原告企业所涉行业多元，包括了绿化、通讯、旅游、能源、药品、装饰、文化传播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三是涉及行政管理领域广泛，涉诉行政机关既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也包括文化旅游、消防管理、市场监管、城乡建设、劳动保障、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四是所反映的法律问题值得关注，涉及行政主体资格、法定职权、执法依据、执法程序、信赖利益保护等方面法律适用标准的探索和完善。相关案例的发布，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监督、纠正违法行政强制行为，依法保护市场主体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坚强决心，有利于强化规范指导，进一步防止同类行政违法情形的发生。本次发布第一批5个案例。涉企行政强制典型案例（第一批）一、某漂流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二、某新能源公司、包某诉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三、某绿化有限责任公司诉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四、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设施案五、山西省襄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某装饰有限公司案一、某漂流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一）基本案情某漂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漂流公司）于2004年开始在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经营漂流项目。2019年，该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区文体局）在执法活动中发现，某漂流公司经营的漂流项目应当按照《黑龙江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第8条第2款的规定在区文体局进行备案管理，但该公司未备案。2019年8月4日，区文体局扣押该公司的漂流船5只并制作了扣押清单，但直至2022年4月一直未予返还。该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区文体局赔偿扣押所导致的漂流船、码头等设施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二）裁判结果齐齐哈尔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黑龙江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并未规定对于经营主体未进行备案登记的情形，监管部门有权采取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且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4条、第25条规定，行政机关决定扣押，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扣押决定书和清单，且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本案中，区文体局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制作并当场交付了扣押决定书，且自扣押漂流船后一直未予返还。故对于区文体局扣押漂流船的行为判决确认违法。关于行政赔偿问题，某漂流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因船只被扣押所导致的实际经营损失，人民法院结合该公司购买漂流船的价格单、每只漂流船的承载人数、该公司经营漂流的年收入等，考虑折旧因素，酌情判决确定相应赔偿额。该公司上诉后，哈尔滨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对经营主体实施监管，一方面要落实监管责任，实现监管全覆盖，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对于经营主体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监管部门开展执法活动应当做到有理有据，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实施行政强制。本案中，某漂流公司未进行备案违法在先，区文体局可以依法对其作出处理，但该局在缺乏法律依据情形下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在判决确认扣押行为违法的同时，考虑到因长时间扣押导致财物严重贬值，若判决返还原物将难以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故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赔偿企业经济损失，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活动、保障经营主体财产安全。二、某新能源公司、包某诉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扣押财物及行政赔偿案（一）基本案情2023年6月15日，温州市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市监局）接温州海关缉私分局移交线索，派执法人员登上涉案船舶进行检查并制作《现场笔录》。该笔录记载，执法人员向船上人员询问船舶情况，船上人员不知道船舶所有人和承载油品所有权人，也无法提供船舶证书和油品合法来源证明等材料。区市监局依据《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定》，以“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成品油”为由作出扣押决定，并当场扣押涉案船舶和船载油品。随后，船舶所有人包某赶到码头，向现场执法人员提交船舶所有权证书、油品买卖合同等材料复印件，但执法人员未接收。区市监局于同年6月25日发布无主财产认领公告，要求涉案船舶和成品油的权利人到该局主张权利并接受调查；并于6月28日以涉案船舶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进口成品油予以立案，后决定延长行政强制措施的期限。因经调查没有发现违法行为，区市监局于同年8月25日销案，并将前述扣押船舶及船载油品交付包某。涉案油品所有权人某新能源公司、船舶所有人包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区市监局的扣押行为违法并赔偿相应损失。（二）裁判结果宁波海事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区市监局上船检查时船员无法提供船舶证书和油品合法来源证明等材料，但随后赶来的船舶所有人包某向现场执法人员提交了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买卖合同、油品买卖合同、出库单等材料复印件，并解释相关原件保存在海事部门和某新能源公司处，可随后提供。区市监局无正当理由不接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属于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导致未及时查清事实并解除扣押，构成程序违法。此外，该局在扣押涉案船舶后，未尽快通过合理途径查询船舶信息，而是直接作为无主财产予以公告，属于未尽调查义务的情形。因船舶在扣押期间必然遭受停运损失，一审判决确认扣押行为违法并判令区市监局赔偿包某船期损失24万元。区市监局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为达到维护正常行政管理秩序的目的，确有必要时可依法扣押，但扣押是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并及时查清事实后妥善处理，否则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陈述权、申辩权是行政强制法赋予相对人的基本程序权利。本案中，虽然船上人员在接受执法调查时未能提供相关材料，但其后船舶所有人及时前来补充关键证明材料，属于正当行使陈述权、申辩权。区市监局无正当理由拒不接收该证明材料，未能充分保障其程序性权利；且行政强制措施作为暂时性控制手段，不宜久扣不决。区市监局以“涉嫌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成品油”为由作出扣押决定后，未及时履行法定调查义务，持续扣押的依据不充分，给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依法应予赔偿。三、某绿化有限责任公司诉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一）基本案情某绿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绿化公司）于2014年通过竞拍获得利某海绵厂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物，并开展经营活动（转移登记手续未办结）。2022年1月，锦州市太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组织实施锦州市绕城公路建设项目，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之内。区政府于2022年3月、5月先后向利某海绵厂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和《限期拆除通知》，涉及由某绿化公司实际使用的多处房屋和关联构筑物，上述决定与通知后均被法院另案生效判决撤销。2022年6月10日，涉案房屋、关联构筑物被强制拆除。某绿化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确认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裁判结果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区政府不承认强制拆除行为由其实施，但涉案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其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实施拆除的其他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综合《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限期拆除通知》等现有证据，可以确定区政府实施了涉案强制拆除行为，是本案适格被告。拆除行为没有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第1款的规定，一审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区政府上诉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相同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三）典型意义行政征收过程中的强制拆除行为，往往关系到被强制主体的重大利益。规制涉企行政强制行为，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财产，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在有的强制拆除案件中出现实施主体不明确等情形，既有行政机关“躲猫猫”导致被执行人“欲诉无门”，也有起诉人刻意拉高政府层级缠诉，还有法院计算起诉期限仅考虑强拆之日等问题，需要通过当事人举证、人民法院调查依法认定实施主体。对此，为防止程序空转，及时高效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正确确定强制拆除行政诉讼案件被告及起诉期限的批复》，明确了强拆主体不明时，人民法院可以以现有证据初步证明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起诉期限计算从起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等重要规则。本案中，针对区政府有关被告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人民法院结合司法解释规定和在案证据，确定了区政府系适格被告并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避免企业因维权无门而陷入经营困境，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行政强制具有引导和规范作用。四、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诉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设施案（一）基本案情2014年，某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信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签订《业务代理协议》、《宽带驻地网共建项目合作协议》，约定某通信公司在西安市长安区贾里村投资建设相关管线路由、设备及光缆等，并享有上述设备的所有权。2017年11月，贾里村集体土地被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政府纳入征收范围，由长安区王曲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王曲街道办）作为实施部门，具体负责征收安置工作。拆迁过程中，王曲街道办未经补偿程序，于同年11月底迳行拆除了某通信公司的上述设备。该公司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王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二）裁判结果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无论是征收集体土地还是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均应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由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执行，并应当遵循“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被征收人获得安置补偿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关部门与被征收人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并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有关部门按照安置补偿协议履行义务；二是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按照补偿方案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并对补偿款进行支付或者专户存储等。本案中，王曲街道办并未就涉案通讯设备与某通信公司签订有效的补偿协议，而是在征收项目启动后迳行拆除了相关设备。王曲街道办的强制拆除行为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一审判决确认其强制拆除涉案通讯设施的行为违法。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三）典型意义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背景下，国家鼓励各类企业有序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部门在实施征收时，对土地、房屋与其他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在补偿对象方面，不仅要关注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村村民，还要关注在当地有实际投入的各类企业，尤其是公共服务企业，对其合法权益要依法依规给予平等保护。征收部门在实现行政管理目标时，应当优先采用协商一致、自愿搬迁等柔性执法手段，引导相关企业配合征收工作，探索多元化安置补偿；与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应及时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切实解决补偿问题；如需启动强制执行应严格依法实施，不可无视法定程序，对企业和其他被执行人造成不法侵害。本案中，王曲街道办在未就涉案通讯设备与某通信公司签订补偿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情形下迳行拆除了该公司的相关设备，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强拆行为违法，保护了该公司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对行政强制领域违法行为的有力监督。五、山西省襄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强制执行某装饰有限公司案（一）基本案情2021年11月，襄汾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接到某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装饰公司）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的反映，经调查后发现该公司拖欠金额85200元。2022年1月10日，县人社局向某装饰公司作出《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限令其在收到决定书7日内结清工资。上述限定期满后，经县人社局、某装饰公司和农民工三方协商，某装饰公司于同年1月25日、26日在县人社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将所欠工资全部支付完毕。县人社局认为，因该公司此前存在逾期未能结清的情形，遂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第1款第3项有关“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属于罚款范围之规定，于同年1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该公司罚款2万元。某装饰公司在接到处罚决定后未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也未履行缴纳罚款义务。县人社局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处罚决定，包括上述2万元罚款和逾期不履行加处的罚款。（二）裁判结果襄汾县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某装饰公司虽未在县人社局作出的《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但在期限届满后几日内，且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前即已结清所拖欠的工资，属于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33条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而县人社局针对《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30条规定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幅度，在明知企业已付清欠款的情况下仍作出“顶格处罚”，该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平，不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精神，损害了某装饰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61条规定的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故对县人社局就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申请，裁定不准予强制执行。（三）典型意义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行为存在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的，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义务督促各类企业认真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农民工、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的劳动保障权益；但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善于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各项监管手段，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实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本案中，县人社局责令某装饰公司改正欠薪违法行为，属于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表现，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坚持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过罚不当给企业带来过重负担。而涉案行政处罚决定未充分考量企业过错程度、实际履行情况与承受能力，导致与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以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规定精神不符。人民法院在查明某装饰公司已经结清拖欠工资的事实后，认为其及时改正违法行为，符合法定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故对县人社局的强制执行申请裁定不准予执行，对兼顾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责任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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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5-08-09 16:30:5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涉外商事海事调解典型案例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的重大部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涉外审判工作的部署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二批6个涉外商事海事调解典型案例。这批案例涉及新加坡、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土耳其、瑞士、马绍尔群岛、科特迪瓦、智利等8个国家当事人，彰显了中国法院深刻把握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时代要求，积极推动涉外商事海事纠纷高效、和谐、实质性化解，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具体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调和促稳保障各方共赢，护航海洋经济行稳致远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这对新时代人民法院海事审判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人民法院运用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实质化解矛盾，促成各方保持长远合作关系，为海洋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司法后盾。案例一中，外籍货轮在抵达智利瓦尔帕莱索港卸货时发现货损，新加坡、土耳其、智利三国当事人放弃提单背面条款约定的船旗国管辖协议，一致选择在大连海事法院诉讼，以共同行动表明对中国海事司法的期待和信任。法院充分发挥调解优势，通过多轮背对背沟通，仅用三个月即推动各方达成和解并自动履行，用中国海事司法的“东方经验”为外国当事人重新架起合作桥梁。案例二涉及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海南某渔业公司购买并出口冷冻罗非鱼引发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争议，货物运输到科特迪瓦阿比让港口后因无人提货，导致货物长期滞留而产生高额集装箱滞箱费。中国法院精准把握各方当事人利益关切点，快速促和解纷，各方当事人分别撤回上诉和一审起诉，促进渔业出口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发展。二、外籍当事人高度信任，东方经验在“多国多港”熠熠生辉从抵达智利瓦尔帕莱索港的海上货物运输，到印度尼西亚芝格丁港口发生的船舶碰撞，外籍当事人均主动选择中国海事法院解决纠纷，彰显了外籍当事人对我国法院的高度信任。案例三是一起发生在国外海域的船舶碰撞纠纷，多个国家法院均具有管辖权，但当事双方协商一致选择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同意适用中国法。法院首次创新引入外国船东保赔协会参与调解，成功破解碰撞事故赔偿难题，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自动履行了全部款项。调解这一“东方之花”正在“丝路海运”航线上绚丽绽放。三、创新“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奏响“和合共赢”时代和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人民法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中，不断探索“诉仲调衔接+专家辅调+行业指导”等涉外解纷模式，创新构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司法智慧书写“定分止争”新范式。案例四是孟加拉国何某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首创“商事调解+行枢辅调”模式，依托涉外民商事纠纷诉仲调“一站式”联动解决平台，邀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专家解读政策，邀请香港调解员开展云上法庭异地同步联调，形成了“法官+商事调解员+行枢辅调员”三员共调的解纷新局面。案例五是一起涉乌兹别克斯坦的跨国买卖合同纠纷，人民法院积极运用“多语言协同+数字化赋能+柔性调解”多元化解机制，通过线上视频方式进行授权见证、在线调解，切实做到高效便捷低成本化解纠纷，积极为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六是一起涉及瑞士某公司与河南某贸易公司、河南某煤电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充分把握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的需求，创新“证据交换—焦点锁定—动态协商—协调推进”全链条调解模式，积极避免汇率波动风险，促成中外当事人当庭握手言和、签署和解协议，实质性化解纠纷，打破了“一案生、合作止”的困局，圆满解决超千万美元的跨国纠纷。人民法院持续提升涉外商事海事审判质效，通过调解化解了一系列重大复杂的跨国商事海事纠纷，有效维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让中华传统“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东方智慧漂洋过海，逐步将我国打造成为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的优选地。目录案例一：善用“东方经验”实质化解国际海事纠纷——智利某农业公司诉土耳其某钢铁公司、新加坡某航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案例二：创新发展海上“枫桥经验”护航海南罗非鱼远赴海外──某轮船公司与海南某渔业公司、某货运代理公司、某国际贸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案例三：首例引入外国船东保赔协会参与调解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舟山某航运公司与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案例四：引入“商事调解+行枢辅调”依托诉仲调“一站式”联动机制化解涉外纠纷——孟加拉国何某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五：乌兹别克斯坦当事人足不出户追索货款点赞“中国法律的公正高效可感可见”——乌兹别克斯坦阿某与开某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六：“和文化”助中外企业续写合作新篇千万美元“跨越亚欧大陆”复杂商事纠纷当庭调解——瑞士某公司与河南某贸易公司、河南某煤电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案案例一善用“东方经验”实质化解国际海事纠纷——智利某农业公司诉土耳其某钢铁公司、新加坡某航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土耳其某钢铁公司是某轮船的船舶所有人。2022年7月13日，新加坡某航运公司签发清洁提单，由某轮船将240包七水硫酸镁从中国辽宁鲅鱼圈港运往智利瓦尔帕莱索港，提单载明的收货人为智利某农业公司，提单背面争议管辖条款为船旗国管辖或者承运人和货方协商一致的国家/地点管辖。2022年10月15日，某轮船在目的港卸货过程中发生船舱进水，导致货物受损。智利某农业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土耳其某钢铁公司、新加坡某航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及其他费用损失9万多美元。【调解方法及结果】智利某农业公司选择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后，两被告均主动应诉，明确表示希望由中国法院解决纠纷。本案三方当事人均是外国法人，法院向各方阐明中国的调解制度，建议优先选择调解解决纠纷，获得各方同意。合议庭组织开展了多轮调解工作。一是倾听诉求，锚定分歧。充分听取各方当事人的诉求和顾虑，快速确定各方争点和关注利益。二是释法明理，打消疑虑。释明中国法下实际承运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和案例，引导当事人对诉讼结果产生合理预期，缩小各方分歧。三是平衡诉求，实现共赢。引导各方当事人合理评估诉讼费用和时间成本，充分认识调解解纷优势，促成各方达成和解。四是灵活处置，案结事了。鉴于土耳其某钢铁公司尚未完成授权委托书的公证认证手续，法院引导各方当事人自行签订和解协议，智利某农业公司可在收到和解款项后撤回起诉。最终，智利某农业公司于签署和解协议当月收到足额和解款项后撤回起诉，其在递交撤诉申请时由衷表示：“中国海事法院值得信赖！”【典型意义】本案三方当事人都是外国法人，一致选择接受中国法院管辖，充分体现外国当事人对中国海事司法的信赖与认可。大连海事法院注重将调解这一“东方经验”中蕴含着的中华优秀法治文化融入国际海事纠纷多元化解，从“和文化”出发寻找解纷之道，耐心倾听各方诉求，充分了解各方关切，积极释明中国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积极开展调解工作。大连海事法院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公心、释法说理的耐心和实质性化解纠纷的诚心赢得各方高度认可，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当事人带来不一样的解纷体验，展现了中国司法制度的优势和独特魅力，是我国打造国际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的又一成功范例。案例二创新发展海上“枫桥经验”护航海南罗非鱼远赴海外──某轮船公司与海南某渔业公司、某货运代理公司、某国际贸易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国际贸易公司与海南某渔业公司签订合同购买冷冻罗非鱼，并转售非洲科特迪瓦的公司。海南某渔业公司委托海南某货运代理公司向某轮船公司订舱并支付运费，装货港为海口，卸货港为科特迪瓦阿比让，并按照某国际贸易公司的要求指定非洲科特迪瓦的公司为收货人。某轮船公司签发的提单载明托运人为海南某渔业公司。后因目的港无人提货产生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某轮船公司起诉至海口海事法院，请求判令某渔业公司、某货运代理公司、某国际贸易公司连带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2370480元及相应利息。一审判令某渔业公司向某轮船公司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60万元及利息。海南某渔业公司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调解方法及结果】本案为典型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二审法院了解到，海南某渔业公司认为应当由某国际贸易公司承担某轮船公司的损失。同时，海南某渔业公司作为生产商，又不想因案涉纠纷影响了与某国际贸易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了帮助海南某渔业公司实现罗非鱼长期出口的目标，调解才是最佳方案。二审法院贯彻平等保护理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化解纠纷。一是摸清当事人核心利益诉求。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分析各方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明确主要矛盾和主要诉求。二是引导当事人理性判断。在一审判决的基础上加强释法说理，引导当事人合理预判二审裁判结果，统一各方调解共识。三是在法律框架内创造解题空间。综合考虑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提高纠纷化解效率、维护良好合作关系等因素，精准制定调解方案。最终由海南某渔业公司、某国际贸易公司共同向某轮船公司支付相应损失数额后，各自撤回二审上诉、一审起诉，人民法院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各方已经主动依约履行完毕。【典型意义】海南省是我国第二大罗非鱼产地。2024年海南罗非鱼及其制品出口量占全省水产品出口总量的90%以上，是海南省海洋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海南某渔业公司已连续十年蝉联海南省水产行业出口创汇榜首。本案是因域外客户违约造成国内生产、销售、运输企业均遭受损失，是海南罗非鱼相关企业在出口业务中遇到的常见纠纷。人民法院从保护企业利益、促进产业发展出发，将新时代海上“枫桥经验”融入办案始终，运用“和为贵”的调解智慧，消弭各方利益分歧，平衡各方利益与风险，尽量减少企业损失，实质性化解各方矛盾，又促成各方保持良好关系，为后续继续合作实现共赢打下基础，是助力海南特色产业发展、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例。案例三首例引入外国船东保赔协会参与调解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舟山某航运公司与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7月，舟山某航运公司所属的X轮在印度尼西亚芝格丁港锚泊时，被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光船租赁的巴拿马籍外轮N轮碰撞，造成X轮船艏及右舷受损。X轮在碰撞地临时修理后返回中国，在舟山港卸货，后前往山东石岛港修理。舟山某航运公司诉至宁波海事法院，要求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赔偿船舶修理费、船期损失、燃油损失等共计160余万美元。【调解方法及结果】案件进入诉讼后，双方对本次船舶碰撞事故产生的损失金额存在较大争议。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合议庭在审理过程中多措并举，引导当事人有效化解纠纷。一是用专业定分。合议庭认真研读500余页中英文案卷材料，先后2次高效规范组织开庭，准确归纳争议焦点，向双方提示诉讼风险，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意向。二是以经验止争。合议庭在充分检索航行船与锚泊船碰撞案件的基础上，整理汇总出同类案件相关赔偿标准，充分运用丰富的审判经验和对航运市场的分析判断，启发当事人逐步缩小差距。三是通过外国船东保赔协会促事了人和。为帮助双方尽快达成一致，合议庭主动联系N轮船东所在地的某外国船东保赔协会，并抓住协会理赔联系人赴中国公出的机会，组织协会参与调解，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宁波海事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马绍尔群岛某船舶管理公司已按照民事调解书全额自动履行。【典型意义】本案系发生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涉外海事纠纷，根据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规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法院以及我国海事法院对本次船舶碰撞纠纷均具有管辖权。当事双方基于对中国海事法院司法能力的信任，协商一致主动选择宁波海事法院管辖并同意适用中国法，充分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案通过引入外国船东保赔协会参与调解，探索人民法院引导、船舶航运相关行业组织共同参与的涉外海事纠纷化解模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抵御风险、维护航运健康发展的引领作用。人民法院主动运用调解这一“东方经验”，充分考虑中外当事人的合理诉求，为双方明确解纷路径并帮助寻找最佳利益平衡点。调解协议达成后，当事人予以自动履行。案例四引入“商事调解+行枢辅调”依托诉仲调“一站式”联动机制化解涉外纠纷——孟加拉国何某与陈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11月，孟加拉国商人何某通过微信向中国商人陈某购买手机屏幕，并支付了绝大多数货款。陈某仅交付部分货物后，因何某支付的部分款项被我国公安机关冻结，陈某以此为由拒绝继续发货。而陈某已交付的部分货物经鉴定存在质量问题，何某通过中间人退还陈某存在质量问题的货物。后何某向陈某主张返还已支付货款未果，遂诉至法院，请求陈某向其返还货款及资金占用利息。一审判决陈某返还除已交货的货款及利息。陈某不服提起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其未继续发货存在客观原因，不应当返还货款和支付利息，请求继续履行合同。【调解方法及结果】由于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其权利义务关系散见于不同时段又纷繁琐碎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且合同履行还涉及我国相关政策等，案件存在“一案结、多案生”的风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以下简称南宁国际商事法庭）依托自身搭建的涉外民商事纠纷诉仲调“一站式”联动解决平台，创新性地引入“行枢辅调”（案涉特定行业、专业领域的权威专家），解锁更加丰富的解纷资源。一是充分发挥“行枢辅调”作用，从对抗到互谅。调解过程中，合议庭邀请广西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参与调解，就我国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有针对性就案件提供务实解决方案参考，帮助双方当事人对贸易往来中形成的行业惯例及术语达成一致的理解，引导双方从对抗性思维转向建设性对话。二是借助商事调解员的专业技能，重建协商基础。依托涉外民商事纠纷诉仲调“一站式”联动解决平台，联合广西国际民商事调解中心委派的具有丰富国际调解经验的香港调解员参与解纷，推动纠纷由建设性对话向实质性协商的迈进。三是善用“穿透式”审理思维，一揽子实质化解纠纷。为防止“案结事未了”情形发生，合议庭在充分考量各方真实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向当事人详细阐述法律规定、潜在诉讼风险以及后续跨国执行问题，促成双方当事人就货款归还、货物返还、违约责任等事项达成一揽子和解协议，该案最终得以圆满高效化解。【典型意义】南宁国际商事法庭在涉外民商事纠纷诉仲调“一站式”联动解决平台基础上，首次融入“行业专家指导”要素，形成了三员共调——“法官+商事调解员+行枢辅调员”解纷新局面。该模式以引入行业专家的路径，弥补了商事调解中对特定行业领域专业知识掌握不足的缺陷，切实提升了调解的有效性。南宁国际商事法庭还依托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多次组织海外当事人、香港籍调解员开展“云上法庭”异地同步联调，高效便捷解决涉外纠纷，为健全和完善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案例五乌兹别克斯坦当事人足不出户追索货款点赞“中国法律的公正高效可感可见”——乌兹别克斯坦阿某与开某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3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商人阿某通过中间人巴某介绍，向我国商人开某供应一批价值108500元人民币的钢丝。货物经跨境运输抵达乌鲁木齐市后，开某称因物流环节出现问题，货物丢失，一直未向阿某支付货款。2023年12月，阿某前往乌鲁木齐市追讨货款。12月28日，开某向阿某出具用维吾尔语打印的《还款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捺印。2025年4月2日，阿某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市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开某向其支付货款108500元并支付违约金、交通费、住宿费、律师代理费等。【调解方法及结果】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是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新市区法院处理本案时，践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兼相爱、交相利”理念，通过调解机制成功化解国际商事纠纷，实现双方互利共赢。一是以便利高效诉讼服务开启双方对话。跨境诉讼程序繁琐、耗时长、成本高是阻碍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突出问题。本案依托数字化法庭建设成果，通过视频见证委托和线上调解的方式，为乌兹别克斯坦当事人节省公证、认证以及出庭的时间及费用。二是以专业调解能力促成纠纷实质性化解。为准确厘清双方争点，人民法院选派通晓乌兹别克语的干警全程参与调解。针对双方分歧，法官通过“争议分层处置法”将诉求与抗辩拆解重构，先锁定双方无争议的货款金额，再针对有争议的诉求逐一化解，以专业能力促成圆满调解。三是以互利共赢理念为未来合作重塑基石。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将平等保护、互利共赢的理念贯穿调解全过程，为双方后续交往合作重塑信任基础。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阿某同意降低违约金诉求金额，开某承诺分期履行货款，双方均表示愿意继续保持贸易合作关系。阿某表示，为中国法律的公正高效可感可见点赞。【典型意义】跨境诉讼中长期存在的语言文字障碍以及公证、认证程序成本高、耗时长等问题，是长期困扰涉外商事审判的难点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创新运用“多语言协同+数字化赋能+争议分层处置”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法院本土资源优势，积极利用科技法庭建设最新成果，通过视频见证委托和线上调解的方式，不仅让外方当事人节省了公证、认证的时间及费用，而且促使双方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化解相隔千里的纠纷。同时，本案从东方“和合”文化中汲取智慧，积极寻求解纷之道，在尊重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法律制度和商业规则差异基础上，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并为未来合作重塑基础，为推进我国与中亚国家持续深化多领域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案例六“和文化”助中外企业续写合作新篇千万美元“跨越亚欧大陆”复杂商事纠纷当庭调解——瑞士某公司与河南某贸易公司、河南某煤电公司等清算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瑞士某公司因与深圳某贸易公司的买卖合同产生纠纷，伦敦金属交易所就损害赔偿和仲裁费用分别作出裁决，要求深圳某贸易公司支付超千万美元赔偿金额。深圳某贸易公司的股东河南某贸易公司以及深圳某贸易公司总经理，作为清算组成员在未通知瑞士某公司的情况下注销企业，导致瑞士某公司超千万美元债权无法得到清偿。瑞士公司遂将河南某贸易公司、河南某贸易公司全资股东河南某煤电公司等诉至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要求河南某贸易公司等向瑞士某公司支付损害赔偿和仲裁费用，河南某煤电公司就上述债务向瑞士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调解方法及结果】本案系典型的清算责任纠纷。伦敦金属交易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已在深圳中院得到承认。面对巨额跨国纠纷、汇率波动冲击、涉案因素复杂等诸多挑战，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法官以定分止争为目标，采取司法调解破解难题，展现和合共赢“东方智慧”。一是践行“如我在诉”理念，从东方“和文化”智慧中寻找解纷之道。为打破各方当事人“一案生、合作止”的困局，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关键作用，通过证据交换，精准锁定案件核心争议焦点，经过反复沟通协商，达成初步的和解方案。二是建立“合作共赢”思维，寻求未来发展机遇。因案涉金额特别巨大，一度因国际汇率市场剧烈波动导致和解协议内容反复。合议庭敏锐洞察风险，积极斡旋协调，推动案涉企业优化内部审批流程，缩短调解时间，促进各方尽快达成并确认最终和解方案，有效避免了汇率风险，保障了调解成果的稳定性。三是善用专业调解艺术，做实定分止争。国际商事法庭组织公开庭审并当庭调解，细化落实和解协议内容，各方当事人在合议庭见证下签署最终和解协议，即时制作调解书并当庭送达。其后，当事人在一周时间内主动履行调解协议内容，一起超千万美元的跨国纠纷至此圆满解决，促成中外企业成功续写商业合作新篇章。【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以定分止争为目标，坚持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积极贯彻落实“不仅依法审案件，更要实质解纠纷”的工作要求，在本案中通过创新“证据交换—焦点锁定—动态协商—协调推进”的全链条调解模式，做实定分更重止争，促使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一次性实质化解纠纷，以最小成本、最大限度保护了各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促使中外企业“和合”共赢，续写商业合作新篇。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的解纷实践，不仅是跨境债务的成功清偿，更是国际商事规则与中国司法智慧的深度契合，彰显了中国“和文化”越来越得到各国当事人的认同，展现了中国法院“以调促和”、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智慧，为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责任编辑：刘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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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5-08-06 10:02:5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医保基金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提出明确要求。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严惩医保骗保犯罪，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一是制定指导意见。牵头起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明确医保骗保犯罪定罪处罚、法律适用、政策把握、办案要求及有关工作制度机制等。二是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会同国家医疗保障局等有关部门开展2024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同步部署全国法院开展2024年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三是依法严惩医保骗保犯罪。各级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医保骗保犯罪，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等。2024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医保骗保犯罪案件1156件2299人，一审结案数同比增长131.2%，挽回医保基金损失4.02亿余元。四是制发司法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原因，提出强化医保基金监管的对策建议，制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司法建议书》。五是加强宣传警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典型案例，配合新闻媒体对医保骗保案件进行采访，曝光“回流药”黑色产业链等，形成广泛热烈的宣传声势和积极正面的舆论反响。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从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办理的医保骗保犯罪案件中，选编了4件典型案例，聚焦依法严惩，充分展示人民法院依法打击治理医保骗保犯罪的决心、举措和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医疗保障合法权益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部署要求，全力推进打击整治医保骗保犯罪工作，坚决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目录一、被告人艾某忠等诈骗案二、被告人杜某君诈骗案三、被告人戴某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四、被告人陶某云、徐某侠诈骗案案例一被告人艾某忠等诈骗案一、基本案情2016年9月，被告人艾某忠为主出资成立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某医院有限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2018年初，该医院成为医保报销定点医院。2018年12月，医院更名为大同市平城区某医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艾某宇，但实际控制人仍为艾某忠。艾某忠多次召集艾某宇、张某才、李某、牛某鹏、张某国、赵某等人商议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医院到周边各地（县区）吸引、招揽病人住院，鼓励、安排本院职工及家属住院，内科和骨科两大科室主要负责，其他科室辅助配合，采取虚增药品进价、药品重复入库、虚增临床用药、检查费用、虚报床位、空挂床等方式和手段，大肆提高、虚构住院费用，制作假病历，将虚假数据上传医保中心，骗取国家医保基金。截至2020年底，医院虚报金额970余万元，其中未拨付金额200余万元，系诈骗未遂。二、裁判结果本案经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艾某忠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增药品进价、药品重复入库、虚增临床用药、检查费用、虚报床位、空挂病床等方式，大肆提高、虚构住院费用，制作假病历，将虚假数据上传医保中心，共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情节，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艾某忠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被告人艾某宇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张某才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张某国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牛某鹏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赵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其他判项略）三、典型意义本案是民营医院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虚增药品进价、药品重复入库、虚增临床用药、检查费用、虚报床位、空挂床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民营医院在充实医疗力量、保障人民群众就医、购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有的民营医院及其工作人员为获取非法利益，采用虚假手段骗取国家医保基金，严重危害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展，依法应予惩处。《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涉案人员众多的，要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实施的行为区别对待、区别处理。本案中，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艾某忠等六人依法从严惩处，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起次要作用、具有自首等情节的被告人赵某依法减轻处罚，既有效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又实现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案例二被告人杜某君诈骗案一、基本案情2018年1月，重庆某医院注册成立，2019年5月成为定点医疗机构，被告人杜某君系实际负责人，经营过程中，杜某君推行让病人低价或者免费住院治疗、向“大额病人”返利等做法，通过医生、医助等工作人员向病人宣传、病人“老带新”等方式，吸引大量中老年医保病人住院治疗，并采取先开住院证办理住院手续再开检查单，或者虽先开检查单但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便办理住院手续等方式，将有住院意愿的病人全部收治入院，提供吃药、雾化、输水等基础医疗服务，并大量开具高利润抗生素等药品。为了使上述人员符合住院要求和逃避查处，杜某君指使或者默许医生、医助与检验科医技人员互相配合，修改住院人员的血常规检验报告、DR检查报告等，并将住院期间产生的药费、检查费等通过医保报销，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390余万元。二、裁判结果本案经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某君作为定点医疗机构的实际控制人，指使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篡改医学检验数据，制作虚假病历，使不需要住院的患者入院治疗，骗取医保费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杜某君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其他判项略）三、典型意义本案是定点医药机构的控制人通过篡改检验报告等医疗文书方式，骗取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定点医药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检测报告等有关资料，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杜某君利用其经营的定点医院，通过篡改检测报告、病历等手段，骗取医保基金，数额特别巨大，既违反职业道德和医保定点服务协议，也触犯刑法，人民法院对其以诈骗罪依法严惩。案例三被告人戴某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一、基本案情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被告人戴某寿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情况下，通过微信联系上下家收购、销售“医保回收药品”，并租用仓库作为场地，雇佣他人负责打包、邮寄药品。经核实，戴某寿将所收购的“医保回收药品”销售给冀某洲、彭某，共收款340余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药品10416盒。2022年7月开始，被告人戴某寿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通过微信联系上下家收购、销售“医保回收药品”，并租用场地，雇佣他人负责打包、邮寄药品。经核实，戴某寿从王某星等处收购“医保回收药品”，付款18万余元；将所收购的“医保回收药品”销售给翟某刚，收款57万元。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药品10133盒。二、裁判结果本案经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戴某寿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非法收购、销售，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戴某寿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其他判项略）三、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倒卖医保药品犯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非法收购、销售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违法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一些犯罪分子组成犯罪团伙，通过非接触式手段，倒卖医保骗保药品非法牟利，不仅造成医保基金损失，还造成大量药品得不到妥善保管而浪费，部分变质药品再次流入销售环节，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成为治理医保骗保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非法收购、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重申了上述规定。本案中，被告人戴某寿明知系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多次通过非接触式渠道收购、销售，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认定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医保骗保犯罪的全链条惩治。案例四被告人陶某云、徐某侠诈骗案一、基本案情2023年8月以来，被告人陶某云为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医保卡多次至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将药品低价出售给他人。陶某云无心脑血管、精神病、哮喘等病史，但虚开达格列净片、脑心通胶囊、多巴丝肼片等各类药品，价值22万余元。其间，2023年11月2日，被告人陶某云在某医院门口结识被告人徐某侠。在徐某侠授意下，陶某云持医保卡在多家医疗机构虚开脑心通胶囊、参松养心胶囊、达格列净片等各类药品，价值8万余元。徐某侠明知上述药品系陶某云利用医保骗保所得仍低价予以收购。二、裁判结果本案经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理，现已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陶某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国家医保基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徐某侠授意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进药品，进而非法收购，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陶某云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徐某侠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其他判项略）三、典型意义本案是参保人员骗取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参保人员不得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个人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属于参保人员的，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个人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前述行为，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前述行为，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陶某云作为参保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获取不当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对其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被告人徐某侠授意他人利用医保卡骗开药品而非法收购的行为，亦构成诈骗罪。人民法院提示，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普惠性资源、有限资源，参保人员作为政策红利的受益者，也负有依法、如实享受医保待遇，维护医保基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义务，人民法院对骗取医保基金的犯罪分子绝不姑息。【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8-06 10:00:07

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者业务培训班成功举办

7月28日，由中国法学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举办的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者业务培训班在国家法官学院举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万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武增，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肖胜方出席开班式并致辞。开班式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庭庭长（诉讼服务中心主任）钱晓晨主持，400多名诉讼服务专家志愿者、律师志愿者参加。杨万明在致辞中指出，开展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者工作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成功举措，对于提升涉诉信访工作质效、创新服务群众工作模式、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法学会要充分发挥联系面广、人才荟萃的优势，通过诉讼服务专家志愿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专业的解纷服务，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促进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实质化解。刘贵祥在致辞中指出，涉诉信访矛盾化解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社会性很强的工作，既需要各级法院主动作为，也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专家志愿者和律师志愿者利用自己的第三方身份，拉近与来访群众的距离，以无私的责任心、细致热情的服务，在最高人民法院与信访群众之间搭建了有效沟通的桥梁，助力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提升诉讼服务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志愿服务工作，通过完善机制，畅通渠道，加强宣传，形成品牌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专家、律师、学者、人民调解员参与到诉讼服务工作中来，广泛凝聚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资源力量。武增在致辞中指出，律师队伍是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支重要专业力量。选派优秀律师作为诉讼服务志愿者，充分发挥其在实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专业作用，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生动实践，有力彰显了律师的社会价值。司法部将加强工作指导，支持全国律协持续选派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律师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肖胜方在致辞中指出，本次培训班的举办有利于让律师志愿者们进一步了解涉诉信访工作，知悉服务对象和涉诉信访处理机制，提升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将进一步推动诉讼服务志愿工作高质量发展。开班式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关于增聘专家志愿者、律师志愿者的决定》，决定增聘中国法学会推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李霞等183名会员为诉讼服务专家志愿者；聘请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推荐的河北省律师协会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河北金龙律师事务所高凤龙律师等133名律师为诉讼服务律师志愿者，聘期5年，并为新聘任诉讼服务志愿者代表颁发聘书。开班式后，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负责同志对志愿者如何通过开展志愿诉讼服务，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行了指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梁迎修向志愿者讲授了人民法院涉诉信访有关理论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MAP研究生导师、督导师张雯为志愿者传授了在诉讼服务过程中如何运用心理学方法化解矛盾纠纷；王宗玉、张建伟等10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志愿者和律师志愿者进行工作经验分享和交流。诉讼服务志愿工作是最高人民法院协同中国法学会、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站稳人民立场，致力于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中国法学会累计选派专家志愿者2000余人次赴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参与化解案件6700余件次；全国律协从去年以来共轮派律师志愿者值班364人次，协助化解案件1684件次，有效地协助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认同感。【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8-06 09:59: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发表时间：2025-08-04 10:18:1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

发表时间：2025-08-04 10:13:26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加海：充分发挥律师工作联络专门机构职能进一步提升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水平

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职，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近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的部署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研究室增设律师工作联络处，这是人民法院首次设立律师工作联络专门机构，实现律师联络工作归口统筹管理，将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依法保障，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高度重视与广大律师的沟通交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律师依法参与诉讼活动，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促公正、助治理的重要作用。同时，与新时代司法工作要求相比，与广大律师的期待相比，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方面还存在一些难点堵点，人民法院需要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律师行业协会等部门的沟通联络、会商协调，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系统性针对性解决实践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律师工作联络处，是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进一步提升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现实需要。律师工作联络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督促、保障规范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并落实落细律师执业保障制度机制，促进规范律师执业活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助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完善律师权益保障制度机制。律师执业权利源自法律明确规定，本质上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延伸。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是人民法院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体现，关乎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保障程度。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职，就是尊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就是维护司法公正。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会同有关单位印发《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关于建立健全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置机制的通知》《关于为律师提供一站式诉讼服务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在审判执行各领域、各环节依法保障律师权益，为广大律师提供集约高效、智慧便捷的诉讼服务，总体上取得明显成效。但从实践看，不足和问题仍然客观存在。一方面，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需要不断加强，如对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发表辩护、代理意见的权利保障要更加充分，对律师的辩护、代理意见要更为全面、深入、精准的回应，诉讼服务需要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等等；另一方面，律师执业行为需要进一步规范，如极个别律师违规炒作案件、泄漏审判工作秘密甚至与法官不正当接触交往等客观存在，须依法有效规制。相关问题的出现，有的是因为已有制度但未能得到正确执行、有效落实，有的是因为规则还不够清晰或者存在盲点，还有的则是因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机制不够健全完善、顺畅高效。律师工作联络处将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实效导向，深入开展司法政策调研，协同院内外相关部门，推动强化制度落实、完善规则体系、健全协同机制，强化律师权益依法保障、执业活动依法规范。二是加强良性互动，共同推进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加强人民法院与律师行业协会联络沟通，深化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多次强调，律师是法官的朋友。法官和律师虽然职责和履职方式不同，但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力量。法官和律师从不同角度对案件把关，最终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实现公平正义。律师工作联络处将牵头开展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中央有关单位涉律师工作部门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日常联络沟通，接收转来的涉律师工作事项并协调办理；落实和健全涉律师工作有关单位走访交流机制，共商开展联合调研、专题研讨等工作，及时互通重要文件资料；共同引导广大律师依法规范诚信执业，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提升律师执业的规范化水平；共同研究如何厘清法官和律师之间交往的边界，搭建公开透明的沟通交流平台，既建立“防火墙”又架起“沟通桥”，促进构建“亲”不逾矩、“清”不远疏的良性互动关系。三是加强统筹指导，凝聚保障律师权益工作合力。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是各级法院共同担负的重要工作任务。特别是地方各级法院承担着绝大多数案件的审判职责，与广大律师群体接触更多、交流更直接，地方各级法院能否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实现。各级法院必须充分认识尊重和支持律师依法履职的重要性，以切实举措保障到位，畅通律师权利救济渠道。律师工作联络处将通过制定关于律师权益依法保障、规范律师执业活动的综合司法政策，统筹协调编发涉律师权益保障典型案例，开展法答网答疑等方式，加强对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的统筹指导，强化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公正、公信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律师工作联络处将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部署要求，在相关部门、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律师的关心、支持、监督下，扎实有效开展工作，努力推动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开创新局面、更上新台阶。【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8-04 1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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