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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如何做好法律研究业务

一、律师参与法律研究业务的优势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通常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通过公开招标、委托研究等方式产生。上述主体委托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开展研究，由后者根据要求和约定提供相应的法律研究成果，这类业务被称为法律研究业务。律师在与委托人管理领域、所在行业、产业相关的具有涉法因素的领域中具有以下优势：（一）律师具有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跨学科思维使律师能够将法律知识与行业知识相结合，从而有效地解决法律研究业务中的难题。例如法律顾问服务内容的复杂性与对象差异性，要求律师在提供顾问服务时，除了需要熟练掌握民事、商事、刑事、劳动等法律规定，还应根据企业的行业属性和经营范围掌握相关的法律规范及政策依据。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赋予律师跨越单一法律领域的能力，并整合来自金融、科技、工程等多领域的信息和见解，为委托人提供全面、新颖的法律分析和解决方案。（二）律师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是知识方面的优势。由于律师的服务对象涉及多种职业、行业，他们不仅有条件谙熟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地方性知识，更有机会了解多区域、多群体的相关情况。这使律师在调研时能跳出单一视角，洞察调研对象的核心问题，进而提出独到的研究观点。二是社会资源方面的优势。律师的社会关系网涵盖律师群体、媒体以及长期支持他们的各界人士。这为律师的法律研究业务提供了多渠道、多方位的支持。例如律师可以组建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专业团队，收集来自社会的多方意见，向有关支持者争取研究资源。（三）律师工作具有紧密联系实际的特质一个好的社会调查研究者必须善于观察问题和发现问题，保证调查研究的前沿性和现实性。律师在日常服务委托人的过程中具有紧密结合实际的优势，有机会深入了解、剖析委托人所在行业的状况，具备个体经验的支撑，能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其中不乏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些现象的新问题，解释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难题，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四）律师的办案思维能够强化法律研究结论的实证基础尽管法律研究业务与传统的律师业务存在显著的差异，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律师在开展法律研究业务时，办案思维强调精确理解法律条文和灵活运用法律规则，遵循这种思维所做的法律研究业务往往更具专业性。律师通过法律解释学、司法判例分析等方法，研判法律研究的结论能否获得行政机关、司法部门的认可。这为律师形成扎实的应用法学思维视角提供有力的支撑，确保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二、律师开展法律研究业务的调研方法论（一）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律师在做法律研究业务时应深入调研，得出既切合实际又精准细致的结论。律师若一味地“闭门造车”，与一线工作相脱节，最终提供的法律研究往往会脱离实际。笔者总结律师调研的基本态度与要求如下：1.掌握第一手资料，注重实效。一些采取形式主义的调研方式难以产出具备实用价值的创新成果，只有踏踏实实地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得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法律研究结论。2.坚持问题导向。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是引导、组织法律研究业务的基本逻辑，发现问题、分析本质、探索规律、提出方案，构成整个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中，律师调研是发现问题、研究规律、寻求解决的必经步骤。3.坚持深入细致钻研，拒绝表面研究。不深入、蜻蜓点水式的调研难以获取真实情况，单次调研、形式化调研催生的话题往往只能触及表面，难以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律师应把调研融入日常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全过程，即律师既主动服务，又主动调研，将调研内化于服务过程中，推动调研活动的常态化。唯有如此，律师才能不断深化对研究重点、难点的认识，产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4.坚持系统全面调查，真正把情况摸实摸透。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调研者将与调研对象相关的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构建完整的研究体系。律师要深入探索研究对象及其内部之间的联系与规律，广泛、全面地收集材料和了解真实情况，以期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质”的飞跃。5.注重内外合作，发挥多方优势。大型法律研究项目不会只涉及单一的专业领域，这就要求不同专业的律师紧密配合、分工协作。同时，律师可以与政府、高校、科研院所、智库、行业协会、企业的有关专家进行深度合作，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开展调研，有效借力，凝聚合力，使法律研究业务获得人才与技术的支撑。（二）调研设计律师基于法律研究进行的调研通常是解释性、应用性、专题性的调研，即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针对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开展调查，探寻研究现象背后的原因，揭示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题发生变化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律师在着手调研之前应制定一份详尽的调研方案，一份好的方案可以让调研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制定调研方案时，律师应遵从实用性、时效性、经济性、灵活性等有关调研设计的基本原则。调研方案应涵盖从调研题目的选定与研究启动到资料的全面搜集与深入分析，直至调研报告最终撰写完成。具体包括确立调研的目的、界定调研对象、明确调研内容、选择调研方法、安排调研时间、经费预算和后勤保障等。（三）调研的具体方法1.检索：调研前的准备工作。律师应先做好文献检索和法律检索工作，为之后的调研确定方向，文献检索在调研中起到基础性作用，可以帮助律师了解某项法律研究业务在该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筛选出的优质研究成果能为律师提供可参考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律师解释、论证重要的研究结论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学术支持。在检索文献时，律师可以交替使用检索工具查找法和参考文献查找法，力求在资料准备上达到“穷尽”的程度。法律检索是律师在工作中获取法律规范、案例、资讯等信息的重要方法。全面细致地检索法律规范及相关信息则是关键。法律检索要求律师拥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当面对一个不熟悉或不确定的法律问题时，律师需要迅速辨析问题的本质及其所属法律领域，通过检索找出对应的信息，解决相关的问题。法律检索能力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获得的，律师通过法律检索获取的有效信息又能拓展法律检索的广度与深度，以此不断往复。2.四种调研方法。调研方法大体包括问卷法、深入访谈法、座谈法、大数据法。问卷法是运用统一的有问有答的资料收集工具向各个被调查人了解情况与意见的一种方法，通常分为结构化问卷和无结构问卷。结构化问卷指的是每个问题都事先预设了可能的答案，调查对象可以从中选择恰当的答案。这类问卷适合需要量化结果的大范围研究，便于将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进行对比分析。无结构问卷中的问题虽是统一的，但事先未列出任何选择答案，调查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回答。这类问卷适合不需要量化且对调查对象主观反馈诉求较高的研究。律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调研需求选择使用上述两种问卷，或灵活交叉使用。深入访谈法主要用于收集个人的特定经验过程所做的访问，被广泛用于对于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中。定性研究主要依靠访谈法来完成，律师调研应主动走入田野、走到现场、走进一线，与调研对象面对面地深入交流。座谈法亦称为会议调查法，是指调研者邀请若干被访者，通过座谈的方式回答问题，围绕某一焦点，基于结构化、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座谈提纲系统地访谈一群参与者，从而收集资料，针对焦点作出定性的调查方法。实践中，座谈既可以是调研者与被访者以口头交流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直接调研，也可以是以书面咨询、电话会议、网络会议等形式进行间接调研。该研究方法既可以在研究进行时使用，从而帮助调研者改进、完善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也可以在研究后期用于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补充资料，便于更全面地解释定量研究结果。大数据法也被称为定量分析法，是指将研究对象加以定量化表述以及综合处理，以探索、揭示事物内在数量规律的过程和方法。使用该方法时常依赖于一些统计分析系统，若缺乏足够详实的数据支撑，研究成果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说服力和实际效果将大打折扣。三、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要求法律研究业务的成果应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呈现，通常而言，该类报告围绕特定的法律问题展开，具有明确的主题；所选材料均来自实践，具备典型性甚至创新性；报告结构清晰，逻辑严密，体现出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律师撰写法律研究报告的基本要求如下：（一）在理念层面一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律师应对研究报告的主题和内容具有政治敏感度，有学者指出：“在社会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各种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情况下，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尤为重要。”二是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研究和写作时须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开中药铺”式的罗列现象，不作任何理论分析；另一种是用一些空洞的原理或信条来解释现象。律师应充分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要发挥自身的实务优势，又要重视对应的理论学习。三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创新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从调研入手，发现新问题、新情况，提出新观点、新对策；从写法入手，如在多级标题、篇章结构、典型实例等方面求新。（二）在内容层面一是制作简明、精美的可视化图表。一份精心设计的可视化图表在展示复杂的法律关系、理顺繁冗的业务脉络时往往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律师在写作时不能只负责抛出问题，而应提出一套甚至多套既“接地气”又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三是注意保密。律师在做一些敏感且重要的涉密项目时要有保密意识，对委托人承担保密责任。在涉密项目中，律师不仅要对调查收集而来的资料予以保密，而且对自己撰写的研究报告也需严格保密，否则会给各方造成被动局面甚至严重后果。（三）在语言层面律师若把研究报告写得过于学理化，可能会给委托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故应避免将研究报告写成学术论文，追求文字的深入浅出、言近旨远。若写得过于叙述化，容易产生论述、分析不够深入的不佳效果，应尽量避免用新闻报道、娓娓道来讲故事的方式撰写调研报告。总之，律师使用的语言宜最大程度地符合委托人的阅读习惯，用委托人惯用的话语体系释明法律逻辑，体现法理深度。（作者：赵昕阳、褚亮、赵青航，浙江理工大学）【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11 09:51:30

银行保兑仓交易模式下法律责任的认定

发表时间：2025-07-10 10:35:01

浅析《能源法》对电力行业的积极影响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能源法》既调整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的关系，也调整同一类型内部能源开发利用关系，贯彻落实好这部法律对电力能源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归属经济法部门，平衡电力能源市场主体利益，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一）作为经济法，具有电力公法的性质《能源法》将能源宏观调控、战略规划、开发利用、市场、储备应急等方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纳入调整范围，平衡行政机关与能源市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权益。这就要求电力企业积极参与编制并遵守能源主管部门制定的能源规划，按照安全-结构-转型和节约-环保等价值顺序，执行能源产业开发利用政策，依法开展经营活动，主动开展能源科技创新，配合和服从能源监管，依法履行信息报送和公开义务等。（二）作为经济法，兼具电力私法性质《能源法》调整着能源生产、加工利用、供应消费等方面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从纵向看，国家平等保护能源市场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鼓励、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投资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横向看，国家完善能源产供储销体系，推动全国统一能源交易市场建设。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电力能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充分维护电力投资者、生产者、建设者、经营者、服务者和使用者的平等权益，提高其参与电力能源市场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基准法，配套集成的先进制度适用于电力能源发展，并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完善的体系和机制能够推进电力能源规划的科学编制并有效衔接，更有利于发挥其引领作用和执行刚性。《能源法》明确规定了能源规划的四种类型、五个要素以及编制主体、依据、程序等内容，同时规范着电力能源的分领域规划编制和实施。这也增强了电力能源编制和实施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避免电力能源市场的盲目发展。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策略和价值取向，提升了全社会对电力能源发展安全、节约和绿色的共识。国家对不同类别的能源开发利用采取不同的策略，绿电证书、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加强需求侧管理的规定，将用户节能义务法定化，促进节能效率。公共机构优先采购使用清洁低碳发电和节能产品服务成为法定义务，有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电力能源消费观念，带动电力能源的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有序竞争的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确认了电力能源改革“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的原则，实现自然垄断和竞争业务的分别管理。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竞争环节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分类别能源交易市场；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有公平、无歧视开放义务。这些规定明确了电力能源与竞争环节相区隔的自然垄断法定地位。全国统一电力交易市场的建成，有助于按照市场方式确定电力能源的配置，提高了电力能源的利用效率。功能完善的能源储备和应急体系，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电力储能和应急，缓解了电网企业单方保障电力能源安全的压力，为企业社会责任储能提供了法律依据。能源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储备，遵守能源应急法律制度，适时启动应急响应。电网企业的电力能源社会责任储备主要在调峰、调频等发电能力储备，适当增加电源投资和经营范围，确保一定比例的可调节的富裕装机容量，保障电网安全稳定；电力企业要积极加入政府主导的电能储备和应急体系，按照规划制定电力应急预案，承担相应义务。电力能源创新纳入国家科技发展重点支持领域，可激活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激发电力能源的创新活力。电力企业要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大投入促成电力科技创新成果；围绕电能开发利用技术、储能技术和节约电能技术等基础性、关键性和前沿性开展科技创新，积极参与建设并利用电力能源基础设施和电力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开展电力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创新，电力与其他能源形式多能转换和互补的数字智慧创新，与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创新。作为“政策宣示法”，明确了国家能源发展目标方向，决定着电力能源发展的策略、措施和行为（一）明晰了国家对电力能源发展的立场和高质量发展方向在国家能源政策宣示条款中，使用“完善”作为行为描述的有12次，“建立、构建、建设”等出现15次（其中5次用“加快”修饰），“鼓励”9次，使用“推进”6次，“制定”4次，使用“积极”表达态度立场的8次，“加强”7次。从这些统计数据看，未来我国需在跨区域电力能源规划、分类开发利用政策、节约能源政策、能源市场体系、能源储备体系、电力能源应急管理体制、能源标准体系等方面按照时序“建设”能源配套制度。（二）明确了政府及其部门电力能源行政和监管职责权限《能源法》共列举了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及其有关部门、省级以上政府能源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等13类不同的主体，并区分不同主体行使电力能源行政主管权、规划权、监测考核权等。这就要求电力企业区分不同事项，理清不同行政主体的职责权限，适用恰当的主体开展业务，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三）规定了企业和自然人电力能源开发利用的义务从事能源开发利用的主体应当遵守环保、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等规定，能源企业、能源用户应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和碳排放计量器具，承担社会责任。能源用户应按照安全使用规范和有关节约电力能源的规定依法履行节约电力能源的义务，积极参与电力能源需求响应，扩大绿色能源消费，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任何单位不得从事危及能源基础设施安全的活动。作为电力特别法，十二个条款直接影响着电力企业的责任定位和《电力法》修订的走向优化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能源法》将现行《可再生能源法》规定的电网企业“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消纳责任”调整为“接纳、配置和调控”责任，主体由“电网企业”调整为“供电企业、售电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和使用自备电厂供电的企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考核。这些规定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因此，电网企业的重心将转移到电力输送承载能力建设，满足优先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剧增输送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力能源开发利用，国家给予了差异化的价值选择。小水电、海上风电与核电发展受到限制，煤电发展设定了条件，生物发电具有地域性特征，光热发电具有前景，水电开发更注重综合效益。上述不同类型价值取向是电源投资主体必须遵守的产业发展政策，也是电源接入电网的时序规范，更是未来不同类型电源的结构图。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创造了法律环境，促进能源结构转型。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规定，确立了新型电力系统的法定地位；电源电网协同建设，确立了电源输送工程投资成本的分摊方式；抽水蓄能电站和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电网对电力能源的承载、配置和调节能力。进一步明晰了供电企业的五项供电服务义务。供电企业应当保障营业区域内的用户获得安全、持续、可靠的电力供应服务。这些义务来源于现行电力行政和监管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在《民法典》和《电力法》等法律中也有概括性规定，是自然垄断性供电企业作为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企业应当承担的义务。进一步明确了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主体的责任和法律属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力输送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应当预留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用海，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电力等能源输送管网设施运营企业应当提高运行安全水平。接入能源输送管网的设施设备和产品应当符合管网系统安全运行的要求，这些规定有利于通过行政机关的作用保障电力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明确将电力设施认定为基础设施，这不仅是保护电力企业财产权，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提供了法律基础，丰富了电力设施保护的法律措施和手段。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电力能源交易市场。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协调推动全国统一的电力等能源交易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功能完善、运营规范的市场交易机构或者交易平台，依法拓展交易方式和交易产品范围，完善交易机制和交易规则。这有助于实现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调节能力，推动形成适合中国国情、有更强新能源消纳能力的新型电力系统，进而激发电力交易活力，增强电力投资者的信心，促进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减少电力的用能成本，在更大范围有效推进能源转型。作为能源综合法，调整范围幅度大，法律的实施必将对电力能源带来深远的影响设定了五个立法目的，影响着电力企业的实施行为。立法目的包括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这既是司法和执法融会贯通把握的尺度，也是电力企业遵法的尺度。电力企业应当根据《能源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履行社会责任。调整包括电力在内的多种能源形式和类别。《能源法》既调整一次能源也调整二次能源；既调整化石能源也调整非化石能源；既调整可再生能源也调整非可再生能源；既调整传统能源又调整新能源。电力企业要根据法律条文中“能源”的抽象概念或具体概念遵守相应的规则，区别全称“能源”和特称“电力能源”，不能仅采用专门的“电力”条款。（作者：石长清、李会芝，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9 10:06:34

我国民营经济权益保护与治理体系重构

发表时间：2025-07-08 09:38:18

《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可诉性分析

发表时间：2025-07-04 15:37:11

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探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诸如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播等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兴职业应运而生。与传统劳动者相比，这些新业态从业者在工作模式、劳动关系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平台企业与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界定问题已然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的难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面临诸多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新业态从业者涉及劳动争议的大数据分析，探讨新就业劳动者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完善路径，并为新业态从业者合法劳动权益的保障提出建议和措施，助力平台经济健康、长远发展。一、新就业形态的兴起与现状互联网平台在新形态就业模式中扮演着劳动力资源的组织者角色，通过连接劳动者与消费者，将灵活就业的形态进行组织和赋予新意。这种新就业模式打破了传统就业的时间、空间和企业框架的限制。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4年）》显示，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众多新模式、新业态。其中，网约车、在线消费、外卖、远程医疗等服务业新模式继续保持增长活力。而新业态就业群体不仅局限于技术要求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包括了复杂技能和高度专业知识的工作，满足了劳动者多样化的劳动需求，给企业带来了降本增效的机会，提高了人们工作生活的便利性。但与此同时，新业态从业者也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现实困境。二、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纠纷的大数据分析根据大数据检索，以四川为例，2014-2023年四川法院劳动人事争议案件一审新收299753件，审结296615件，成都的案件数量远多于全省其他地区，占全省案件总量的33.42%。近年来因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中遭受人身损害引发的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快速增长，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外包公司、劳务公司等之间法律关系的判断已成为当前审判的重点和难点。在新业态用工劳动争议案件审理中，具有下述几个特点：（一）新业态用工主体认定困难新业态用工模式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招聘主体、实际管理主体、报酬发放主体等，这些主体可能并不一致。例如，平台企业可能将业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而第三方公司又与从业者签订合同。这种复杂的用工关系使得从业者在确定用工主体时面临巨大困难，从业者在前期收集证据时往往因缺乏明确的指引而陷入困境。（二）新业态用工模式与传统劳动关系特征具有较大区别与传统用工模式相比，新业态用工模式碎片化、灵活性显著提高。加之互联网平台管理相对松散灵活，用工企业普遍倾向于不与从业者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或签订合作协议/承包协议/服务协议/劳务协议，甚至通过发包转包等名义由其他企业与从业者签订合同等。（三）新业态从业者工作大多数存在风险高、保障弱的特点随着平台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新业态岗位正逐步成为关键的就业途径。平台所采用的绩效考核体系通常基于“按工作量计酬”的方式，即工作量越大收入越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配送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例如，外卖配送员为了提高收入，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更多的抢单及订单配送，常常导致他们在骑行过程中不停查看手机、超速、违反交通规则等行为产生。外卖配送员在高温、寒冷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工作时，一些职业病的发生率也有所增加。此外，外卖配送所依赖的交通工具本身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在高强度工作环境下，配送人员可能会忽略对交通工具进行必要的检查和维护。这种疏忽不仅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也对骑手和公众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四）司法观点不统一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当前我国在判定事实劳动关系方面，主要参照的是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然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从属性”的认定标准并不统一，这也增加了新业态从业者维权的难度及周期。通过上述大数据检索分析，新业态从业者规模迅速扩张，这一行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点领域。但新业态的发展仍存在着相关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从业者权益保障不足、就业市场不够成熟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三、新业态就业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建议（一）新业态就业市场的发展将带来更多的工作岗位，应加快完善相关立法及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探索新的保险模式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经济市场的创业模式大量涌现，将带动和衍生更多的新业态岗位。在立法、执法、法律服务等多环节共同为新业态从业者扣紧“安全带”，才能取得更好效果。一方面，相关执法司法部门应加大对侵害劳动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畅通维权渠道。比如在个案办理中，发挥“一函两书”的作用，推动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法律支持。同时，社会保障机制应作为法律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于在互联网平台上工作的从业者，例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配送员，他们在工作中所遭遇的职业风险与传统行业的从业者相比并无减少，这种风险不仅影响从业者本人，还可能涉及对第三方的侵权问题。因此，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对于这些新兴职业群体的安全与权益至关重要。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从业者若引发事故，可能面临高额赔偿责任。为应对此类风险，许多平台企业采取了强制要求从业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并从其工资中自动扣除保险费用。但基于平台新就业形态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业者面临劳动风险时不能适用传统法律加以保护，意外事故险也不足以保障从业者的权益。对此，人社部已出台《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的政策框架。平台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引入职业伤害全链路处置的第三方机构，完成新型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工作。目前，试点工作已在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苏、广东、海南等地开展。有配送企业已宣布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这是业内的一大突破，引发了广泛关注，是对外卖骑手劳动权益保障的提升，也弥补了以往外卖骑手社保缴纳途径的缺失。（二）为新就业群体打造多元联合调解工作模式，开启一站式“劳动维权+就业帮扶”通过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与司法所、派出所、工会成立联合调解工作组，形成矛盾联调、信息联通的工作机制；设立联合调解室，以政府+社会、线上+线下、预防+治理的“三+联动”运作模式，对于涉及劳动争议案件做到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同时建立联合走访-个案转介服务机制，定期开展企业和劳动者走访调查，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指导企业健全劳动人事规章制度，化解矛盾纠纷，及时为有需求的劳动者对接就业岗位等，切实有效提高新业态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三）多点开展对新业态从业者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力度，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政府、社区、居委会以及平台企业应联合开展一系列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技能提升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法律知识、安全生产、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培训，以不断增强从业者的法律意识、安全意识、社会服务意识以及职业道德意识。通过这些教育措施，可以为从业者开辟成长与发展的途径，构建职业晋升的阶梯，使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身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这些培训还能够促进从业者不断提升个人技能，遵守法律法规，进而实现员工与企业的双赢局面。（四）加强平台大数据监管能力，强化平台社会责任作为资源整合、组织生产要素商业化，贯穿线上企业与线下市场经济的通道，平台企业应配合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上述所提及的帮助从业者进行技能培训，建立规范的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外，还应建立协助纠纷解决机制、增设投诉渠道、健全完善劳动制度等。同时还应设立考核机制，避免“以罚代管”现象的发生，提升平台企业的责任意识。政府应采取创新的监管策略，如推动“互联网+监管”模式和利用征信系统实施差异化管理，以强化监管的预防性和连续性。同时，改进和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通过一体化平台提供全面的服务，包括政策信息的整合、查询、解读和反馈，以及在线的营业执照认证与核查等政务服务功能。（五）加强对平台算法规范的指导作用为保障从业者的服务质量，建议平台优化具有监控、记录和评估属性的算法系统，具体措施包括：在算法设计中引入从业者反馈机制，允许从业者对任务分配、工作时间安排等提出建议；赋予从业者在符合平台规范的前提下，自主选择劳动时间、任务类型和工作强度的权利；建立算法透明机制，向从业者公开算法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参数，确保从业者能够理解算法对其工作的影响。例如，可通过引入从业者反馈机制，优化任务分配算法，减少从业者因任务不合理导致的超负荷劳动问题，同时提高从业者的满意度。此外，严禁平台以“最严算法”作为唯一标准，应充分考虑新业态从业者的基本权益需求，优化算法系统，适当选择能够平衡效率和公平性的激励方式。政府部门可出台针对性的政策文件规范平台算法管理细则并加强对平台算法的监管，以保障零工从业者的合法劳动权益。新就业形态正经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发展的关键转型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新业态从业者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劳动关系界定模糊、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等不足。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等在新就业形态发展中是不同的各方主体，在政策制定、市场监管、权益保障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尽快建立政府部门、平台企业、行业协会以及资源提供者和消费者共同参与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加强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通过法律健全、政策出台、社会保障、加强监管等措施补齐短板，才能为新就业形式的良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动新业态领域高质量发展。（作者：王星，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7-01 15:00:36

一则涉农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代理实践

近年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法治实践中不断深化，尤其在涉农领域，其制度价值和社会意义更为凸显。本文结合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消委会”）诉孙某文、刘某春销售伪劣化肥一案的代理情况，从原告主体资格、惩罚性赔偿适用、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机制等角度展开解析，以期为同类案件提供借鉴。一、案件背景与核心问题（一）案情概要孙某文、刘某春在经营化肥厂期间，通过冒用生产许可证、伪造产品合格证等手段生产、销售不合格化肥，涉案货值7.3万余元，可统计的受害农户达200余人。经检验，该化肥可导致农作物减产、土壤板结，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及农业生产安全。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一是隐蔽性强。两被告通过套用合格证+区域分散销售的模式规避监管；二是损害持续。总磷超标化肥导致土壤板结需要修复期；三是维权困难。农户单户损失金额小，诉讼成本远高于赔偿预期。四川省消委会向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终在事实证据、法律震慑情况下，被告认识到自身的过错，经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退还违法所得7.3万余元，并分三期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21.9万余元。（二）核心问题第一，原告主体适格问题：四川省消委会在本案中是否具备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职权？换言之，即本案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第二，惩罚性赔偿适用问题：公益诉讼中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第三，赔偿金管理问题：公益诉讼赔偿金如何分配以实现“公益”之益？第四，检察机关角色问题：支持起诉机制如何提升公益诉讼效能？二、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定性（一）法律依据的体系化论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本解释”的规定，就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均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定机构。具体到本案，笔者通过三重论证夯实原告主体适格的观点：首先，受损消费群体符合“众多不特定性”。按照侦查机关提供的询问笔录，结合案涉不合格化肥的《销售统计表》所载明的销售人群、销售数量等情况，足以认定喻某雄、邬某林、杨某、冉某毅4人作为不合格化肥的经销商，将购进的31吨不合格化肥大部分转手销售给乡镇经销商，少部分直接销售给周边的老百姓。而李某、张某英两人作为乡镇经销商，又将购买的5吨不合格化肥销售给周边不特定的农民。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本案中，仅针对可查的喻某雄等6人购买销售的不合格化肥就有36吨，并通过层层转售最后卖到不特定且无法统计人数的农民消费者手上。因此，本案符合“众多不特定消费者”要件。其次，两被告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笔者认为以下三点足以证明被告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一是从本案对营商环境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损害来看，两被告长时间、跨区域实施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本身，构成了对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合法规范、诚信安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正常交易环境的损害，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二是从危害后果来看，两被告售卖的案涉化肥经具有合法资质的检测机构检验鉴定，结论为“不合格”。因化肥产品是农民为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不合格化肥产品不仅会造成农作物减产、品质降低、土壤性能状况恶化等后果，侵害了众多不特定农民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更是对涉农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的严重破坏。除现实已经发生损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外，如果不及时制止和严厉打击这种生产销售不合格化肥产品的侵权行为，将会发生更多不特定的消费者上当、受骗的严重后果，还将对农作物和耕地造成持续性损害；三是从损害一般社会公众的合理信赖利益来看，本案中的一般社会公众是指使用化肥产品用于生产的农民，其缺乏专业的辨别化肥产品真伪和来源的能力，更多的是基于对化肥产品外包装袋的标识和产品合格证的合理信赖来选择化肥产品。但本案被告恰恰利用一般社会公众的这种普遍消费心理，损害消费者对外包装标识和产品合格证的信赖利益，进而破坏了社会应有的诚信氛围和涉农市场正常的经营秩序。最后，四川省消委会提起本案诉讼具有明确的职能法定性基础。如上所述，省级消费者协会有权就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诉讼。本案中，涉案化肥销售范围覆盖巴中、广元等地，受害者涉及众多分散农户，个体维权存在诉讼知识欠缺、举证困难、诉讼成本高等现实问题，属于法律赋予省级消协组织行使公益诉讼权的情形。同时，本案符合《解释》的受理要件。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存在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属于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范围。本案两被告生产的不合格化肥经专业检测机构鉴定，磷、氯等关键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直接导致农作物生长受阻，既造成农民财产损失，又存在污染土壤的长期风险，其危害性已突破个体权益范畴，构成对公共利益的实质损害。四川省消委会作为原告针对此类侵权提起公益诉讼，完全契合司法解释的规范目的。（二）涉农案件的特殊规则构建农资产品直接关系粮食安全与农民生计，具有“涉众性”和“社会公益性”。本案中，伪劣化肥导致农作物减产、耕地破坏，损害对象既包括特定农户，亦涉及不特定农业生产者及粮食安全这一公共利益。四川省消委会的介入，体现了公益诉讼在涉农领域的制度优势和社会价值。三、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一）法律依据对于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而言，我国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从“禁止性诉讼”起步，主要是请求法院确认或撤销某种侵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赔礼道歉的运用也最为广泛，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且相对运用较少。本案中，笔者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作为请求权基础，并通过目的解释和扩充解释得到人民法院的认可，最后通过法院调解确认。（二）解决路径现行法律未明确公益诉讼中可以主张惩罚性赔偿金，以及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及其性质、归属，且执行机制不完善，赔偿金管理缺乏统一规范。本案中，笔者从以下四点入手予以解决：第一，关于消费者协会能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惩罚性赔偿金的问题。笔者认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本身具有替代性和补充性，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对侵权者的侵权行为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避免其因违法成本低而继续实施侵害社会公益的不法经营行为。第二，梳理证据确认“欺诈”事实。笔者结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原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颁布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规定，通过证据梳理认为，两被告的欺诈性行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明知案涉化肥厂没有办理工业生产许可证，冒用其他厂家的厂名、厂址及工业生产许可证编号并标识在化肥产品的外包装袋上，套用其他厂家的包装袋盛装不合格产品；明知案涉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产品从未进行自检，采取自行定作产品合格证放入未经检验的化肥产品包装袋中；明知案涉化肥厂生产的不是配方肥，却在外包装袋上标识配方肥；明知从2021年起，国家要求对肥料产品的含氯情况进行低氯、中氯、高氯标示，同时也明知使用氯含量超标的肥料产品会对农作物幼苗及土地造成损害，仍然不按要求对生产的高氯产品进行标示。第三，笔者选择以证据材料能确认的销售不合格化肥产品的合计金额7万多元为主张“退一赔三”的基数，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本案中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式。第四，与四川省消委会、巴中市人民检察院、巴中市消委会等专门制定《赔偿金管理使用方案》，明确退赔流程、资金使用等制度安排，并与检察机关、地方政府部门协作监督，为类似案件提供可行性的借鉴与参考。四、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机制的效能提升（一）支持起诉的法律定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定监督机关支持本案起诉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同时介入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亦是其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本案中，巴中市人民检察院在四川省消委会致函请求协助调查取证后，适用《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通过询问违法行为人、利害关系人进行证据补充，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这种“程序性支持”与“实体性补强”相结合的介入模式，既符合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辅助定位，又实质性提升了四川省消委会的举证效能和诉讼能力。（二）“刑民”衔接机制本案源于刑事犯罪线索，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及时移送民事公益诉讼线索，实现了刑事责任与民事赔偿的衔接，有效避免公益损害救济的滞后性和分割性。此外，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中，赔偿金管理始终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难题。本案在赔偿金管理层面注重创新性与实效性，通过“现金退还+实物抵偿”模式，为破解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作者：郭龙伟、易子静，北京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4 15:50:38

劳动争议仲裁审查范围及预决效力的司法确认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采取“仲裁前置、诉讼终局”模式，但仲裁与诉讼的衔接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效力与规则模糊问题。本文以徐某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为样本，结合《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以下简称《意见》）等规范，剖析仲裁裁决审查范围、未起诉事项效力确认的法律逻辑，探讨未起诉事项预决效力的司法确认规则，建议构建“效力分层—有限审查—标准统一”的裁审衔接机制，以期对裁审衔接机制建设有所裨益，更好地平衡公平与效率。一、案情简介徐某自2010年起与某公司签订三份劳动合同，末次为2018年8月12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合同。2022年，公司通过“双向选择”调整岗位，徐某两次落选后拒绝公司分配的异地岗位。同年6月6日，公司向其送达《解除、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终止劳动关系。徐某申请劳动仲裁，提出十项请求，包括确认劳动关系、补发工资、违法解除赔偿金等。仲裁裁决支持部分请求，包括确认劳动关系、支付未休年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徐某不服仲裁结果，向法院起诉主张违法解除赔偿金，但未提及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与仲裁一致，均认定为合法解除，维持劳动关系认定及工资补发，未审查经济补偿金；二审法院则以“公司未对仲裁裁决的经济补偿金提起诉讼，视为认可”为由，改判确认该部分仲裁裁决。本案中徐某在申请劳动仲裁和向法院诉讼中均未请求经济补偿金，仲裁裁决某公司应支付经济补偿金，一审法院在诉讼阶段未审查及确认公司应否支付经济补偿金；二审以“公司对该仲裁结果未提起诉讼，应视为其认可该裁决结果，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为由，对徐某关于本案应按仲裁裁决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意见予以采纳，判决公司应向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此案引发笔者对仲裁裁决审查范围与司法审查边界的思考，探讨仲裁审查范围与裁审衔接的法律逻辑及完善路径。二、劳动仲裁裁决审查范围及未提起诉讼的裁决事项效力确认劳动仲裁作为劳动争议解决的前置程序，其审查范围及裁决效力直接影响后续诉讼的审理范围，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仲裁失效但需确认未起诉事项”的情况。（一）劳动仲裁的审查及裁决范围劳动仲裁的审查范围是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核心环节，其范围既受限于法律明确规定，又需兼顾程序正义与实体公平。“不告不理”是诉讼法中的核心原则，本着“当事人处分原则”仲裁机构不得超出申请人请求范围裁决。如本案中对于申请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的经济补偿金请求，仲裁机构可否超出申请人请求范围进行审查并径行裁决，关键在于对“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正确理解与适用。自《意见》施行以来，允许仲裁机构在事实认定一致的前提下，主动将赔偿金请求调整为经济补偿金，成为劳动争议纠纷处理制度中对“不告不理”原则的例外情形和合法性依据。这一规定表明，在劳动仲裁中，这一原则的适用存在一定灵活性，仲裁机构在特定情形下可突破被动性，主动审查或处理部分事项。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十四条规定，若劳动者诉请的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不是基于同一事实，仍会存在违反仲裁前置程序的风险。（二）劳动仲裁裁决与未提起诉讼的裁决事项预决效力确认劳动仲裁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仲裁，在我国劳动争议处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兼具行政与司法的双重性质。根据《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能完全适用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原则，而要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争议重新进行全面的审查。此时，劳动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徐某一案中，针对双方当事人均未起诉的仲裁结果部分即本案中是否应向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也应属于人民法院案件审查范围。而一审判决对此未作审查及确认，使得劳动仲裁裁决因当事人起诉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导致程序空转，既不符合本条规定的精神，也不利于人民法院对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三）劳动仲裁的准司法属性与裁决效力待定我国劳动仲裁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其裁决因当事人起诉而整体失效，但未起诉事项仍需法院重新审查。徐某案中，经济补偿金裁决因徐某起诉而失效，二审法院需重新判断其合法性，而非直接赋予其终局效力，体现了劳动仲裁区别于民商事仲裁的非终局性特征。三、裁审衔接的制度安排及问题（一）仲裁裁决的整体失效根据《解释》第十六条，当事人对仲裁裁决部分事项提起诉讼的，仲裁裁决整体不生效。这意味着法院需对全案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重新审查，而非仅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例如在徐某案中，尽管被上诉人未起诉，但法院仍需对仲裁裁决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等事项进行全面审查。（二）“不告不理”原则的有限突破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在于仲裁前置程序的存在，根据《意见》第十五条，法院在审理时即使当事人未提起诉讼的裁决事项，只要这些事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仍应在判决主文中予以确认。（三）未起诉事项的预决效力未被起诉的仲裁事项虽因起诉而不生效，但法院在判决中仍需明确其效力。在徐某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未被起诉的经济补偿金请求因仲裁已支持和对方未起诉而对其效力予以确认。（四）全面审查与部分确认的平衡法院在审理时需对全案事实进行审查，但仅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作出裁判。对于未被起诉的事项，法院需在判决中明确其是否合法，而非直接采纳仲裁结果。例如，在徐某案中，法院虽未支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但确认了仲裁裁决中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部分。（五）现行协调机制的问题《意见》第十五条的规定旨在避免程序空转，但实践中仍存在审查标准模糊与“全面审查”原则冲突等问题。法院在诉讼中需重新审理全部争议，但若直接采纳未起诉的仲裁结果，可能削弱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四、裁审衔接的法律完善路径（一）明确仲裁裁决的预决效力和部分既判效力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当一方未起诉的仲裁事项在诉讼中具有认定事实的预决效力和裁判主文确定范围内的既判力，法院仅需进行形式审查。例如，可依据《意见》第十五条，将未被起诉的事项纳入判决主文确认。（二）统一司法标准，建立“裁审一致”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明确未被起诉事项的处理规则，完善类案同判制度，统一裁审衔接的裁判尺度。例如，明确“同一事实”的认定标准、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的转换条件等，减少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避免不同地区法院的裁判差异，规范对未被起诉事项的审查标准。（三）构建“有限审查+效力分层+标准统一”机制通过司法解释或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确立劳动仲裁裁决的“部分既判力”，对无争议事项赋予终局性。若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起诉，则未起诉部分裁决自动生效，对有争议事项保留司法审查权，法院仅对起诉部分进行实质审查，未起诉部分仅作形式审查，避免程序重复。【作者：杜莉，北京海勤（海口）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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