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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路径

未成年人犯罪需要综合治理，而建立早期预防体系是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预防体系的构成是多方位、多层面的，其中律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实践表明，律师队伍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长期执业服务中，律师从实际出发，以保护的视角，不仅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贯穿于法律服务活动中，而且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献计献策，最大可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文以山东省律师行业的经验做法为例，分析律师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路径。参与调查研究的路径分析律师参与服务的覆盖面大、战线长，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能从多个方面看待和分析社会问题，特别是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更能代表群众的诉求和呼声。（一）通过参政议政路径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建言献策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律师法律服务涉及方方面面，参政议政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许多律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法律顾问和各类学校法治副校长。山东省现有816名律师当选和担任“两代表一委员”，比上一届增长27.5%。山东律师借助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深入调研，撰写相关议案、提案和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发挥积极作用。（二）通过社会调查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提供依据律师参与社会调查是一项常态性工作，社会调查结果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社会调查贯穿于整个司法程序各环节，为律师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拓展出更大的空间。律师开展的社会调查体现了专业化特点，在规范化的制度指引下，通过全方位多层面展开调查，聘请专业人员参与，最大限度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关系情况；同时借助科学的评价规范和标准，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进行全面诊断，对人身危险性评估等项目进行客观评估，形成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保障司法办案与社会调查无缝衔接，为司法机关办理涉罪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准确的考量依据，这也正是律师专业化素质的进一步体现。（三）通过成果发布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支持总结和升华办案经验，通过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理论，为社会治理和平安社会建设实践服务，律师也发出了理性之声。在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机构举办的理论研讨会或业务提升培训班上，许多律师分享研究成果。在各地律师协会的征文中，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占有很大比重，也涌现出诸多优秀论文。山东律师编著的《宪法知识小学生读本》《宪法知识中学生读本》《青少年禁毒教育读本》及《写给青少年的法治课》《向欺凌说不——学生欺凌预防和治理30讲》《中小学幼儿园依法治校全流程法律服务》等著作和法律服务产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参与法治宣传的路径分析未成年人犯罪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基础是未成年人要知法、懂法、守法。长期以来，律师在法治宣传的阵地上形成了有效的工作机制。（一）借助法治进校园活动推动普法通过法治进校园活动，许多地区形成了律师普法的品牌，“12355·彩虹伞‘千名律师送法进校园’”活动就是山东律师普法活动的品牌。该活动由山东省律师协会和山东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及有关部门联合发起，旨在坚持多措并举，切实提升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质效。通过以案释法、模拟法庭、学法竞赛等形式，将法治教育融于教学活动之中，加强律师事务所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建设，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法治教育。全省在统一课件的基础上，由律师结合所服务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备课，保证了授课内容的正确政治方向和科学性。同时做好质量评估，及时发现问题，调整讲授内容，及时总结经验、推广典型，保证了活动的质量。（二）担任法治副校长全面融入学校的法治工作各地律师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到中小学担任法治副校长。青岛律师行业实施“法育未来”青年律师乡村中小学法治志愿服务工程，市教育、司法部门成立青年律师法治志愿服务团，组织60家律师事务所120名青年律师与乡村中小学结对并担任法治辅导员，作为法治副校长工作的助力和补充。山东律师还积极配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设立“校园安全先议办公室”，参与校园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依法调解处置校园欺凌案件，确立了“线索发现+甄别诊断+分类处置+反馈评估”工作模式。律师的广泛参与，对于阻断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恶性发展，探索未成年人罪错问题的一体化解决机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三）积极参与校园欺凌治理维护校园安全防止校园欺凌现象不仅需要精准有效的方式方法，更需要形成长效机制。律师以防止校园欺凌现象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促进校园整体安全。青岛律师行业建立面向全国的24小时反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求助服务热线；依托青岛市教师培训基地中小学校长、在岗教师常训班和家长大讲堂，常年举办学生欺凌防治专题讲座；成立“反欺凌与校园事务调处中心”和“盈科中国校园欺凌研究中心”；协助教育部门及学校试点情景体验式教育培训法；打造涵盖政府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全过程、全要素学生欺凌专项法律服务体系；参与调处学生欺凌及其他校园伤害事故；出版学生欺凌防治系列培训教材和编排反欺凌题材教育戏剧等。这些做法既有实践效果，又有带动和示范效应，走出了律师参与校园安全建设、反校园欺凌的新路子。（四）通过线上活动拓展法律学习大课堂利用多形式、多渠道、多媒体，突破传统教育方式，使未成年人接受法治教育呈现出趣味性、针对性、即时性特点，实现“全时空”法治信息传播。山东广大律师全面参与了省市两级团组织的“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法律咨询方面的义务值班工作，省直律所以及烟台、青岛、济南等地律所还直接承接了“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法律咨询业务，面向青少年提供全时段成长咨询和维权服务。山东律协与央视《法律讲堂》合作，推出由山东律师主讲的法律知识和“普法短视频”上线，深受未成年人欢迎；与山东广播电视台合作推出《关爱青少年·珊珊有说法》系列节目，紧扣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实际，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律师通过自媒体普法也是一个重要宣传渠道，各地律师纷纷以公益形式，通过现代媒介向未成年人讲授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让法律知识触手可及，让未成年人随时随地都能接受法治教育，对于强化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路径分析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让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既是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也是预防犯罪的重要“关口”。律师既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又要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努力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全方位保护。（一）通过刑事辩护依法助推司法保护律师可以参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不批捕，要求侦查机关变更羁押措施；辩护律师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起草社会调查报告，为减轻量刑做准备；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申请附条件不起诉，做庭前“无罪辩护”；为未成年被告人申请前科封存，确保其就业、升学不受影响。在每个诉讼环节，律师主动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讲解释法律条款，引导他们实事求是地供述自己的问题，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平性，既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要为行为后果担责。这些做法已在律师中形成章法，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付诸实践。（二）通过法律援助保障合法权益通过设置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请实行优先受理，做好未成年人法律服务工作。特别是对于留守儿童、残疾儿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等群体，律师认真执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操作指引（试行）》，全程服务、尽职尽责，并依托各地市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中心”“未成年人维权中心”，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律师快速办理，“一援到底”。建立“程序监管、庭审旁听、集体讨论、征询意见、质量评估、电话回访”六位一体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体系，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重点督办、全程跟踪，切实对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严格把关。（三）通过矛盾调解化解潜在的犯罪隐患司法实践表明，不少刑事案件源于民事纠纷，甚至是不经意间的口角和冲突，因为没有及时有效地解决和平息，而使事态趋于恶化。就未成年人而言，因为家庭间的矛盾而引起未成年人的报复案件或因未成年人之间的“小矛盾”而演化为家长之间的“大冲突”，诸如此类使矛盾升级激化的案件时有发生。律师的调解和积极负责的态度有助于将矛盾快速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法律知识进入调解工作，律师“和事佬”的角色定位在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四）通过帮教服务预防重新犯罪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工作中，律师将法律服务主动延伸到“墙内”和“墙外”。“墙内”是指对正在服刑未成年犯的帮扶和教育，“墙外”是指对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未成年人和刑满释放的未成年人的帮扶和教育。在监管场所和社区矫正场所建立“法律援助工作室”或“法律服务工作站”，及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入矫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律师还为未成年犯罪和入矫未成年人开展普法讲座，与他们谈心交流，“结对子”长期提供法律咨询。律师的参与让监管场所和社区矫正场所的教育改造工作更加丰富和立体，效果更加显著。（作者：张行进，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29 10:06:47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边界

发表时间：2025-05-27 09:48:51

中小律所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实践与展望

2023年底，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推动上海法律科技应用和发展的工作方案》，鼓励、支持法律科技的发展。在我国，“法律科技”这一概念自2013年起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早期行业内的讨论多集中在“互联网+法律”上，相关应用则多集中在法律检索领域。虽然也有少部分SaaS系统问世，但就像法律移植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一样，要求律师完全适用他人制定的系统性管理规程显然是困难的。随着时间推移，“法律科技”的概念逐渐明确且得到扩容，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和各种科技手段为法律行业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为法治社会治理提供支撑。笔者认为，律师行业则不应受限于上述框架，应从降本增效的角度出发，考虑改变律所或律师原有的“手工作坊”式工作习惯，进而实现数字化转型。由此而言，律所既有的办公系统是科技，律师使用文档编辑、即时通讯工具是科技，使用各类搜索引擎也是科技。将既有的应用与律师实务相结合，形成标准化业务流程，才能真正地实现律所数字化转型，实现《关于推动上海法律科技应用和发展的工作方案》所要求的“打造示范性数字律师事务所”。本文拟通过分析法律科技应用于律所的路径、具体步骤、已有实践及未来展望，为中小律所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借鉴的蓝本。中小律所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相比大型律所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要求中小律所花费较大金额、人员和时间成本去开发定制办公软件显然不切实际。就律所内部而言，国内中小律所往往采用提成制，留存的公共运营资金非常有限；律所对律师的服务一般限于基础行政职能。由此，要求中小律所承担高额软件开发成本，或者以“法律移植”的方式直接改变本所律师既有工作习惯十分困难。就外部供应商而言，在服务大型及中小型律所时，供应商考虑到服务的长尾效应，更倾向于与大型律所建立合作关系。例如：2023年12月5日，某智能科技公司与某大型律所成立中国律师行业内第一个“法律人工智能实验室”，而与中小律所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则几乎不可能。因此，对于中小律所而言，应当摒弃自主开发的路径，也不应存有直接购买第三方软件“一劳永逸”的想法。在客观上使用通用软件，在主观上自行设计律所应用场景，循序渐进，或许才是中小律所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效途径。通用软件的具体应用场景律所的数字化转型应当是循序渐进的：从清单化，到标准化，再转向自动化。笔者在考虑律所办案、管理的场景时，提供了多种方案。（一）立案阶段律师在立案阶段的工作主要可拆分为：当事人信息采集、利益冲突检索及委托文本制作。该三项工作为事务性工作，除涉及收费方案外均无需脑力劳动。由此，可以借鉴清单化、标准化、计算机化的工作方式，节省大量时间。1.身份信息采集：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客户自行提交由其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盖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开票信息等材料；二是调取诉讼对手方的身份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对于客户提供部分，初阶方案是固定客户留言内容并要求其提供；进阶的方案为通过线上表单，让客户填入并上传材料。对于从第三方调取的部分，目前还是需要律师在上海“一网通办”上传资料调取身份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站调取企业信息。2.利益冲突检索：初阶方案是设置EXECL表单（也可考虑在线协作文档工具），让律师自行排查或由律所行政人员完成利冲检索。进阶方案是由行政人员通过线上表单，让律师自行查询相关数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可以避免客户隐私被其他非经办律师知悉；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律师因潜在利益冲突引发不必要的纠纷。高阶方案则是通过OA系统设置“利益冲突”专栏，通过后台设置利冲规则，让计算机自动完成检索。3.委托文本生成：委托文本应标准化、不允许律师随意更改，否则会失去文本统一性。初阶方案是：律所建立委托文本的模版（包括：聘请律师合同、律师事务所函、授权委托书等），通过上传到网盘的方式让律师自动调取使用且定期更新，而行政人员通过盖章审核的方式要求律师必须使用模板文件。进阶方案是：律所可使用软件的限制编辑功能防止律所文本被更改，一次填写委托人身份信息、受理法院信息、对方当事人信息、案件案由信息后，通过代码软件自动生成所有文件。如果条件允许，还应实现电子合同、发票自动发送客户等功能，最大程度减少律师的工作量。（二）办案阶段律师在办案阶段的工作可分为文件起草、审阅及法律研究三项，均需律师付出脑力劳动。因此，律师的协作就具有了必要性。初级律师应该做好文件归入、扫描及初步分析工作。高级律师进一步分析案件所需证据、需要研究的法律问题，再进行第二次任务分配，以实现案件研究的深入，直至达到案件胜诉的目标。我们认为，为了实现律师的办案协同，应当做出以下努力：1.文件共享：在民商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如涉及多位律师协作，往往会发生两位律师通过即时通讯工具转发大量文件，造成信息不对称。此外，还有一个“痛点”在于如何将较大的证据材料、文件夹整体共享给委托人，使其实时掌握律师的工作动向。初阶方案是将文件夹上传网盘并向客户分享链接，供其下载查看，这可大幅提高律师的工作效率与客户满意度。更为进阶的做法则是由律所、团队购买私有云实现数据共享。2.流程管理：在提供多人间数据互传方案后，还应当考虑帮助律师便捷地找到所需文件，因此要对具体文件存放位置进行分类，而这更多是形成统一的工作习惯，而非法律科技。譬如：诉讼程序性文件、司法文书、原被告诉讼材料、庭审提纲、法院裁判文书、其他案件材料及归档文书应当分类归入文件夹，才能方便协作律师第一时间找到相关文件，给协作带来便利。3.其他小工具：如果要推动多位律师协作的进一步标准化，则应从应用程序着手。建议设立软件黑/白名单，将插件较多、内存较大的软件归入黑名单；对内存较小、帮助较大的软件归入白名单。黑/白名单不作强制要求，通过律所宣导等方式，逐渐推进律所整体工作的信息化。转型中的律所支持与要求软件的应用归根到底是技术，而律所的本质仍是人的结合。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的技术叠加，应先做好底层准备工作，包括：资金预算、建章立制、办公系统、专人负责。以期在保持合伙制灵活性的前提下，实现律所数字化转型。（一）资金预算律所数字化转型显然需要资金支持，建议以“年度上限+逐笔申报”的方式设置预算。年度上限预算应与律所宣传成本靠拢，适用以下两种采购方式：（1）对于可由律师个人或律师团队购买的软件，由律所与供应商签订优惠协议，约定本所律师购买时给予优惠折扣；在本所律师购买超过一定数量时，给予本所律师延长服务期等优惠。（2）必须由律所出面购买的软件，则由律所出面购买。但为避免“一买了之”的情况，购买前律所应向软件公司申请试用，根据律师试用情况最终考虑是否购买。上述采购方式可有效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提高律师及律师团队参与的积极性。（二）建章立制律所的数字化转型长期而言有利于律师，但在改革伊始势必遇到诸多不适。由此，建章立制与执行措施不可或缺。1.制度建设：提成制律所下律师为独立执业，要求律师一次性养成统一的办案习惯显然困难。但仍应求同存异，最大程度地建立制度。譬如：建立律所立案规则，民刑事案件办案指引，律师函起草、法律文件寄送、案件归档指引等，并将相关数字化工作增加到上述指引中，较为温和地推进数字化转型。2.执行措施：一种是以每月定期宣讲等软性方式促进数字化转型，另一种是通过控制律师的工作节点，强制性保障数字化转型实现。比如：律师必须根据既有方法进行利益冲突检索，律所才提供立案案号；必须严格使用律所的模版合同，律所才提供合同盖章、发票开具服务；必须进行文件扫描，律所才允许归档等。（三）办公系统中小律所的律师往往自带电脑、灵活办公。但律师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不一致，这种底层系统的不统一可能造成律师内部文件交换、律所文件留存困难等问题。由此，笔者建议律所应当统一底层的办公系统与基础软件。如有条件，建议律所推行统一的OA办公系统，但应该越简洁越好，只需涵盖立案、开票、归档的基础功能，在转向数字化的过程中也要兼顾最大程度地降低律师的学习成本。（四）专人负责不管是预算的执行、制度的建立、措施的推进还是办公系统的统一，最终都绕不开人的工作。由此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中小律所应当设置信息化工作专员岗位（或者由行政兼任），由其专门负责新进律师的应用程序安装、维护；律所办案规则的宣导、执行；律所软件的测试、采买。第二步，中小律所成立信息化工作小组，每一律师团队安排一位律师或秘书负责本团队的信息化工作，并加入律所的信息化工作小组，以做到本所的信息化工作步调一致、协同发展。数字化律所的未来场景就目前而言，律所实现信息化、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更多还是由线下人力投入+线上软件使用所构成。当我们畅想未来，律所数字化的推进应该更多地利用AI技术、以计算机替代律师助理的初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1.虚拟接待服务：通过AI电话的方式，自动接听意向客户的来电、社交APP的留言，一方面降低人工操作成本，另一方面定向发现高净值客户。2.诉讼文书的自动组装：对于类型化案件，可以考虑由当事人填写表单，自动输入系统，此后计算机自动得出分析结果，自动生成诉状、证据目录乃至完成一键网上立案。3.自动分析诉状及证据材料：实践中，律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分析诉状、证据材料，而该部分内容可以交由AI处理。实践中已有部分法律大模型可根据律师输入的证据自动完成资料的文字识别、完成案件大事记，通过“5W2H”的方法分析案件。4.法官、对方当事人画像分析：诉讼毕竟是人的工作，所以对于对方当事人及代理人、乃至法官的了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就目前而言，部分软件已可以完成对企业的分析，诸如判断公司的经营情况、风险情况。而针对律师和法官的散落数据也十分充分，但目前AI还未能完成有效的整合与分享。相信将来该部分数据可以为诉讼所用，定会让律师庭审的效果更上一层楼。作为法律专业服务机构，应当目标明确地构建适合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整合现有成熟技术方案、技术经验，是律师行业特别是中小律所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合适方向，会有越来越多的律所意识到，创新的关键并不在于“发明”，而在于“发现”——发现更多现有技术并运用于既有的律师实际业务中。（作者：田思远、朱宇晖，上海博和汉商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5-26 10:48:57

医药技术交易项目的终止风险与法律应对

发表时间：2025-05-26 10:43:58

企业部署AI模型的八个注意事项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产AI模型所展现的能力不仅让国内使用者惊叹连连，也在国际资本市场掀起了惊涛骇浪。很快关于企业决策者下令全面部署或对接AI模型的新闻纷纷见诸于报端。我们相信，随着训练成本和应用成本的逐步降低，基于AI模型的应用将迅速得到推广，随之而来的也有法律方面的多重挑战。本文将重点介绍中国企业在部署AI模型过程中一些需要注意的法律事项，以期协助企业更好地应用AI模型，从法律层面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注意事项一：应重点关注商业秘密的保护，对于企业数据和信息是否用于AI模型训练进行合同约定和技术防范AI模型的使用依赖于数据和信息流动，因此相关使用行为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除此之外，企业在部署AI模型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一类特殊风险，即AI模型可能会利用被输入的数据不断训练和发展自身，从而带来企业商业秘密或者保密信息被泄露的风险。笔者查阅了几家知名国产AI模型的服务协议，绝大多数都提到可能会将使用者输入模型的内容和模型向使用者输出的内容用于AI模型和相关产品的训练，并且部分模型还要求使用者就输入内容给予AI模型提供方“免费、长期、全球范围和可转让”的授权，只有少数服务协议提到如果使用者不希望模型提供方处理、使用其数据，可以联系反馈意见。也就是说，如果企业联网部署了AI模型，其员工所输入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秘密、经营秘密和其他保密信息等）将可能会被用于AI训练，从而导致其在法律上丧失商业秘密的可保护性，也可能导致这些数据或信息被第三方进一步知悉和使用。因此，企业在部署AI时应特别关注对输入内容的保护，一方面需要与AI模型提供方就数据权属和使用进行书面约定，另一方面也要在技术上采取预防措施（比如仅进行本地部署、避免数据上传等），防范商业秘密和其他保密信息的泄露。注意事项二：AI模型的可问责性存疑，应对人机责任的边界建立指引AI的可问责性存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免责约定。目前几乎所有的AI模型服务协议都约定了对使用者较为严苛的免责条款，AI模型提供方不对服务的连续性、完整性、合法性、准确性、及时性等承担责任，也不保证AI模型符合使用方的期待和需求。因此企业如果由于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追究模型提供方的责任，将在法律方面面临较大挑战。2.“黑盒效应”。AI模型的运行在输入、输出端是相对清晰的，但中间阶段的运行存在不透明性且欠缺可解释性，这给企业维权带来了较大困难。实践中我们注意到，在智能驾驶领域存在一些案例，消费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与主机厂商就智能驾驶系统是否正常运行、是否存在质量缺陷等发生争议，消费者在这类纠纷中的举证能力有限，进行AI模型部署的企业也可能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面临类似问题。3.责任边界。企业部署AI模型后将不可避免地涉及AI与员工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相比于传统办公软件，除了搜索功能之外，AI在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效率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但是关于员工可以在哪些业务领域使用AI、如何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及保密信息、如何确保决策结果的可靠性等方面，建议企业设立制度性文件予以指导，并根据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更新。否则，在缺乏制度指引的情况下，贸然部署AI模型无异于一场“技术冒险”，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更难以追究相关方的责任。注意事项三：AI模型的可靠性有待验证，应有其他备选方案和交叉验证机制，以防范对第三方的违约风险尽管AI模型已经表现出了惊人的能力，其可靠性仍有待考验，这既体现在硬件支持方面，也体现在数据污染、数据缺失所导致的“AI幻觉”等方面。具体而言：1.系统故障。现阶段AI模型的运营依赖于大量资源的投入，尤其在算力方面，需要有大量芯片、显卡、内存、存储设备等硬件支持。AI模型规模庞大、系统复杂，对于运营、维护、故障排除等都有很高的要求，而且AI模型还可能遭遇各类型的网络攻击。一旦系统出现故障，可能会对企业经营造成负面影响。2.假设偏见。区别于传统办公软件，AI模型在决策方面表现出了更加强大的能力。但是，也有分析指出，AI模型在给出分析和决策意见时可能存在结果不稳定的情况，实践中可能存在“千人千面”的结果。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既可能是数据污染或算法缺陷导致的，也有可能是使用人在输入内容时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或预设立场所导致的。如此情形下，不同员工使用AI模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可能会对企业决策造成困扰，也可能导致商品或服务的品质不稳定。3.AI幻觉。AI模型在生成内容时，有时为了呈现逻辑上的完整性，可能会生产出完全虚构、不准确的事实而误导用户。笔者在使用AI模型进行信息或法律检索过程中就曾多次遇到AI模型提供的内容包含不存在的案例或数据的情形。有鉴于上述情形，企业在部署AI模型时应着重考虑其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可靠性，尤其是交付的商品或服务需要利用AI模型所生成的内容时，应当设置其他备选方案和交叉验证机制，以预防由于AI模型的可靠性缺失而导致对于第三方的违约风险。注意事项四：关注AI模型相关的风险信息一方面，在我国国内部署AI模型的企业需要关注相关模型是否按照国内的法律法规履行了模型、算法等备案义务。企业如果利用AI模型对外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还要对自身所提供的服务是否需要进行安全评估和备案等进行分析和审查。另一方面，被部署的AI模型是否涉及贸易管制和制裁、国家安全审查等限制和风险，对于从事跨国业务的企业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并应做好相关的应对预案。以上一至四注意事项涉及企业对内、对外部署和应用AI模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笔者建议，企业在正式部署前和部署过程中需要组织跨部门的团队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此外，建议编制使用AI模型的内部指引文件，对涉及部门的员工进行培训和指导，以期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最大化AI模型对于业务的帮助。注意事项五：算法歧视所引发的监管和消费纠纷风险2024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将治理算法“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等现象，相信监管部门将在解决算法歧视等问题上进一步加强监督。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在对外业务中部署AI模型或应用，需要关注潜在的算法歧视问题，尤其重点关注滥用个人信息进行个性化推荐和设置不合理的交易价格等方面。注意事项六：AI虚假内容所引发的欺诈风险在当前热门AI应用中，虚拟数字人、智能聊天机器人、广告文案和图片创作是最先落地的应用领域之一。笔者长期关注广告法领域，并注意到在一些广告图片创作中的模特、产品以及场景是虚构的，这当然有利于商家节省聘请模特、产品打样、广告拍摄等成本，但也同样带来了虚假广告的违规风险。实践中，就曾经有因产品效果涉嫌修图而被处罚的案例。由于AI生成内容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和不可控性，企业在营销和售后业务中部署AI模型或应用可能会存在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法律风险，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注意事项七：AI算法应用中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风险2024年7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以及2024年12月25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第十三条，都增加了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实施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对于企业而言，如果在对外业务中部署AI模型或应用，尤其是使用或提供“动态定价”等功能时，需要特别关注垄断或不正当竞争方面的风险。就平台企业而言，除了横向和纵向垄断风险，还需要关注是否涉及帮助平台内经营者达成轴辐协议的垄断法律风险。注意事项八：AI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使用AI模型过程中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已经逐渐引发社会关注和大量讨论。几家知名国产AI模型的服务协议几乎都明确约定AI模型提供方不对输出内容的知识产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承担不侵权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相反，还可能会要求使用者对输入、输出内容及未来的使用承担法律义务。值得关注的是，部分AI模型的服务协议对于输出内容的商业化使用存在限制性规定，随意使用还可能导致对AI模型提供方的违约或侵权风险。以上五至八注意事项主要涉及企业对外部署和应用AI模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笔者建议，企业在正式部署前和部署过程中应当得到外部专业顾问在技术和法律风险评估方面的支持，将法律意识与商品、服务结合起来，以避免因为违反法律而给企业形象和持续运营埋下隐患。（作者：沈程，北京君合（上海）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07 10:09:23

发表时间：2025-04-30 10:04:50

青年律师 “听说读写”基本功的修炼心得

2024年，我的人生剧本突然从非诉切换到了诉讼。过去在非诉业务中，我们习惯将法律问题装入结构化的分析框架，而诉讼实践却要求将静态文本转化为动态博弈，拾取生活里繁琐的法律碎片，在程序规则与事实重构之间寻找平衡点。从严格适用到主动构造、从文本世界到现实“战场”，一边学规则、一边学“挨打”，这几个月的实战也让我明白：诉讼律师的修炼，仍绕不开“听说读写”四门功课的反复打磨，贯穿人生的四部曲，在新的职业及场景下又蕴含着新的含义与意义。听：当事人和法官的言外之意在中国传统“厌讼”观念的影响下，选择诉讼途径的当事人往往经历了激烈的内心纠结，这种文化观念与现实压力的碰撞，使得当事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三成事实、五成立场、外加两成记忆偏差。诉讼律师要从中精准找出关键事实，既要做情绪的“缓冲垫”，也要做事实的“过滤器”，既要理解当事人“为何要说”，更要辨析“实际发生了什么”。根据我浅薄的修炼心得，在倾听当事人陈述时律师要：先做情感博主：客户表达担忧等情绪时，给信心比递法条管用，了解客户的需求与立场，一句“您希望我们为您做些什么？”“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的”往往比直接追问案情更能打开话匣子。再当福尔摩斯：透过客户的陈述，聚焦事实的光斑，理解客户立场的同时捕捉信息，从“公司从来没有经营过”与“但公司的经营事务都不是我在处理”“这个合同确实是我签的字”的矛盾陈述中发现蛛丝马迹。最后当预言家：从诉讼对抗的角度出发，预判对方律师的台词，比如“如果我是被告，我肯定说是您拖延办理签约手续”。在这个人人都是叙述者的时代，律师的耳力修炼永无止境，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句是“实锤”还是“惊雷”。在法庭上，对抗的前提是对基本事实的认知，因此我们必须听清哽咽背后的诉求，辨明愤怒里裹挟的期待，在混响中捕捉事实的基准音。当我们学会在倾听中剥离情绪、在陈述里找出事实，或许就能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为每个“故事”整理出最接近真相的版本。法庭上的“听”更是学问。初入法庭时，我像一个带着民事诉讼法闯进真人秀现场的观众，把法官每句话都作成庭审纪要。后来才懂得，法庭上也有“言外之意”，法官一句“原告注意发言时间”，可能暗含对冗长陈述的提示；一次次频繁的追问，或许暗示对某个争议焦点的关注，学会解读这些“无声的台词”，才能让庭审策略有的放矢。这种对司法场景的解读能力，本质上是在钢索上跳探戈，既要恪守执业铁律，又要从审判席传来的每个语气词里捕捉心证涟漪。成熟的诉讼律师应当学会在举证质证的窗口期投放“法律精确制导武器”，而不是长篇大论，喋喋不休。通过对庭审现场的解读，确实也有助于律师后续工作的开展，如通过法官对某问题发问的次数推测其对争议焦点的判断。对法官已形成观点的部分就无需在庭后书面代理意见中反复陈述，否则容易造成意见冗长、重点不突出；对于法官没有明确表态的问题，可以在庭后代理意见中着重陈述，找寻与司法思维同频共振的点。说：活用“法言法语”法律人的执业生涯始终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一边是市井的烟火气，混合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另一边是法庭之上的法言法语，凝结着法律实践的理性规则，律师恰是这两种语言体系的摆渡者。当事人带来的“故事”往往不是法律问题，而是被生活或工作揉搓成的故事碎片。律师的第一课是学会用生活中的语言解构法律，如将“诉讼时效”转化为“借条上的日期是否超过三年”“有没有进行过催款”，而当法官问“被告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你得向客户翻译成“他是不是钱没给够还跑路了？”法律条文被拆解成通俗易懂的“零件”后又按照生活的逻辑重新组装。而当这些生活化的叙事需要进入司法程序时，逆向的翻译工程随即启动，法庭不需要用眼泪浸泡的故事，律师此刻需要让法官看到人性温度与法律理性的共振：将“他骗我这个房子完全没问题”的控诉，转化为“对方未披露房屋产权瑕疵，可能构成欺诈”；把“因为房价下跌，原本抢着买房的员工抓住行政限制未网签备案的由头，要求退房”的离谱事件，转述为“预约与本约并不能仅以是否约定在将来的一定期限内另行缔结合同来简单区分，如果当事人已就需要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内容形成合意且未给当事人将来订立合同保留磋商机会，则不能认定该约定构成预约合同，而应认定构成本约合同”。此时，翻译即是诉讼表达，需要准确复现法律事实、构建有利于己方的论证体系，并将法律逻辑转化为法庭上的认知共识。在从旁听了团队几位老师的庭审、谈判等现场输出后，发现“说”其实也是极具个人风格且讲求“对症下药”的事儿，真诚直爽、有信服力、逻辑缜密、言辞犀利等都能成为律师个性特征的标签，也能成为不同场景下表达的利器。表达的艺术是一场持久修炼的过程，作为一名新手诉讼律师，很容易陷入因为害怕不周延、不精准而将同一观点翻来覆去陈述，但其实说服的本质不就是要让复杂的问题听起来简单吗？“说”的修炼就先从精简表达开始吧！读：来一场证据丛林里的探案游戏对于诉讼律师而言，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不仅体现在对法律条文的精准解读，更在于对海量证据材料的深度挖掘与重构。诉讼律师的案卷像一本缺页的悬疑小说，需要以“考古学家”的耐心与“侦探”的敏锐对证据进行“解码”，逐字逐句分析每一份材料的字面含义与潜台词，通过时间线梳理等交叉验证方式发现证据链断裂点，并及时调整处理思路。会谈时，当事人信誓旦旦：“绝对没签过这份合同，是某亲属的另一家公司处理的！”会后梳理证据材料时发现：“咦，落款处的公司名称可不就是当事人公司的曾用名吗？只不过曾用名和另一家公司的名字太像罢了。”除了对己方证据的读取与组织外，诉讼律师也应该是对方材料的解构者。法庭对抗的本质是通过“读”破译对手的战术意图，进而制定精准的反制策略，从起诉状、答辩状中提炼核心矛盾，区分“情感诉求”与“法律争点”。有时对方的证据会玩“文字魔术”，比如将“拖欠货款”包装成“商业合作中的阶段性调整”。在庭审中，律师就是要将整个案件进行魔术拆解，撕破对方精心设计的外包装。与非诉律师相比，诉讼律师的阅读具有鲜明的对抗性、时效性与风险性。证据材料需随庭审进程实时调整；当事人可能刻意隐瞒不利证据，需通过交叉询问去伪存真；就连同一份证据在不同角色的读取下也可能被赋予截然不同的法律意义，需通过法律解释争夺话语权。这种能力无法通过标准化模板习得，只能依靠海量案件的淬炼。但在精深前，还是应先从小事做起，重视每一次证据读取与提炼，以十分的耐心与细心对待每一份案卷材料，哪怕在面对看似内容大量重复的材料时仍要逐字逐句检查，以获取是否有对我方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表述。有时候，一句话甚至是几个字就足以扭转局面。写：文书是动态博弈的武器非诉领域的文书是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尽调报告如同密不透风的城墙，试图用周全的条款预判未来数十年可能的风险，追求逻辑的闭环、讲究平衡的艺术。而法庭上的文书从来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动态博弈的武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每一份文书都是一次精准的战术部署，不需要面面俱到的论证，而是要像手术刀般直击要害。这种差异其实源于诉讼文书的对抗基因，要求律师在动态对抗中随时调整策略。比如针对对方深夜提交的新证据，就可能需要连夜修改代理词的辩护角度；再如庭审中法官着重发问的细节，往往要化作代理意见中新的火力点。这种瞬息万变的特性颠覆了非诉文书“一稿定乾坤”的写作模式。更微妙的是，诉讼律师还要在字里行间埋设“路标”，如通过加粗的关键字段、可视化的图表，甚至段落排列的先后顺序，悄然引导法官的自由心证。究其本质，诉讼文书的写作既要严格遵循程序的刚性约束，又要在法律解释的弹性空间中争夺话语权；既要保持专业性的尊严，又需将复杂事实转化为常人可触达的认知。当自认为完美的论证被法官问及“这部分与本案有何关联？”时，才明白或许法律文书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同审判思维的共振。“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诉讼律师而言，或许经验就是打不通的电话、数不清的证据、开不完的庭以及写不完的文书吧。2025年，我将与团队继续并肩作战，在事实与规则的辩证中继续修炼我的“四部曲”。（作者：张琦媛，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30 10:03:37

合同审查的三个基本前提

合同审查并非合同文本审查，律师在对合同文本进行实质审查之前，需要搞清楚几个前提问题，即在何种情形下进行合同审查和修改。否则，审查修改后的合同适用性和可接受程度将大打折扣。这几个前提问题包括修改立场、修改程度、修改模式，笔者分述如下。一、修改立场：代表谁忠诚于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之一。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应当为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尽心尽责。对于合同审查而言同样如此，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委托人是合同中哪一方，此即律师审查修改合同的基本立场。如何确定律师的审查修改立场？实践中，合同文本是切入点，即根据合同文本中关于主体部分的约定内容来确定在具体的合同中自己的委托人是哪一方主体。委托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中关于合同主体的约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合同主体清楚明确，委托人是其中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能够直接确定委托人的合同主体身份，进而明确自己的修改立场。二是合同主体清晰明确，委托人的关联单位是其中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若律师知道其中的关联关系，可参照前述第一种方法明确自己的修改立场。若律师不知道其中的关联关系，则应当向委托人（或其合同经办人）进行核实，以确定修改立场。若基于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的委托合同约定关联单位的合同不在律师的服务范围之内，则应与委托人进行沟通，以便确认是否就该合同提供审查修改服务。三是合同主体不清晰，无法体现委托人是合同的哪一方主体。对于此种情形，最佳办法是直接与委托人（或其合同经办人）进行沟通核实，以确定修改立场。对于一些特征比较明显的合同，也可以根据合同内容并结合委托人的性质来进行判断。出于谨慎的考虑，即使判断出了委托人的合同主体身份，还是应当与委托人进行确认。若委托人经常提供此类主体不清晰的合同要求律师进行审查，较好的做法是要求委托人（或合同经办人）在提供待审合同文本时，一并告知律师在该合同中委托人是哪一方主体。二、修改程度：谈判地位除了明确修改立场之外，律师在着手进行合同审查修改之前，还应当知道该合同的修改程度，即委托人对于该合同的内容是否可以进行修改？若可以，能够进行多大程度的修改？这个问题对于审查修改合同至关重要。原因在于，若仅从文本角度而言，律师可以进行任何有利于己方委托人的修改，增加其权利，减少其义务。但律师所进行的修改很可能会在委托人并非优势的场合因为合同相对方不同意而沦为无用功，或者是在委托人处于优势地位时未能对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而全面的保护，这两种情况都是不适当的，应予避免。关于合同的修改程度问题，可从如下方面进行理解和把握。（一）合同修改的程度取决于合同当事人在该交易事项中的谈判地位公平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种公平是相对的，是建立在当事人交易地位平等之上的。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供求关系决定了交易主体的市场地位，若供大于求，则需方相对而言处于优势地位，反之则处于劣势地位。这种交易地位同时也决定了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的谈判地位。因此，确定合同修改程度的核心在于确定委托人在该交易事项中的谈判地位。（二）合同修改的程度不可能精确，但可以从原则上进行把握实践中，以己方委托人为中心，可大致分为三类：1.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具有明显优势。一般而言，在买方市场下，买方的谈判地位通常较高，在卖方市场下，卖方的谈判地位较高。例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通常情况下发包方的地位相对较高，而承包方的地位相对较低；在银行贷款合同中，贷款人的地位相对较高，而借款人的地位则相对较低。当然，在实践中谈判地位的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委托人的综合实力和交易的迫切程度。委托人综合实力较强，合同相对方更迫切希望达成合同，则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反之则较低。在委托人谈判地位较高的情况下，此类合同的修改程度较大，律师在审查修改时委托人的权利条款可以相对较多而义务条款相对较少。在此情况下，还应当兼顾合同的公平性问题，若修改后的合同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显失公平”，则可能导致相应的合同条款或者合同被撤销的后果。2.合同双方谈判地位势均，委托人无明显优势。律师在审查修改此类合同时，应以完善合同内容、增强合同的可操作性为出发点，以权利义务对等为原则，对合同内容进行审查和修改。3.委托人谈判地位较低，处于相对劣势。在此种情况下，律师在审查修改合同时，基本原则应是：对于底线问题必须修改，对于非底线问题力争权利。所谓底线是指涉及委托人核心目的的内容，若不进行修改，可能会导致委托人的合同目的落空或遭受重大损失。从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风险的角度考虑，在审查修改此类合同时，应当就合同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不利条款及其后果向委托人进行分析和提示，让委托人在对合同风险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决定是否接受该合同条款，而不能贸然决定。三、修改模式：以委托人为中心所谓修改模式，是指律师以何种方式来修改合同，从而让委托人能够清晰看出合同被修改的地方，这也是律师工作成果的体现。不同的委托人对于合同修改模式的要求不同，从实践来看，一般有清洁修改模式、痕迹修改模式以及意见书模式三类。需要采用何种模式，对于律师而言应当以委托人的需求为中心，即委托人希望以哪种模式修改，或者说委托人习惯于哪种模式。实务中，为了便于保存和归档，在进行合同文件命名时，建议用“日期+文件名称+修改人+版本”的模式进行命名，或“20170321委托代理合同-某某修改终稿-清洁版”，此种命名方法可清晰地看出合同名称、修改时间、修改人及修改版本，在后期查询及撰写工作报告时较为清晰、实用。（一）清洁修改模式清洁修改模式即律师对合同文本直接进行修改，完成以后将终版合同提供给委托人，不需要标注修改痕迹。此种修改模式常见于小微型企业没有专门的法务人员，企业负责人对律师的信任度较高。此种修改模式要求律师更加细心，修改的程度更深，不仅要修改法律条款，甚至连商务条款、交易细节安排也需要一并修改。对于此类合同的修改，律师应当特别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增加与委托人的沟通，确保全面理解合同的交易内容以及委托人的核心利益。委托人希望律师提供的是最终的合同版本，可供直接签署，因此合同中一般无需再出现提示、建议。这就要求律师与委托人交流沟通后，将需要提示的问题和建议告知委托人，然后将重点直接体现为合同条款。二是在给委托人提交修改后的合同时，应当同时发送修订版和清洁版两个版本，一方面可以满足委托人对合同清洁版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对于今后查询合同修改情况也更为直观和方便。（二）痕迹修改模式所谓痕迹修改模式是指留有修改痕迹的一种模式。委托人可以从律师提供的合同文本中一目了然地看出律师在什么时间、对合同的哪些条款进行了修改、删除、增加了哪些内容、提出了哪些建议、提示了哪些问题。痕迹修改模式是实践中较为常见也是应用最多的一种，采用此种修改模式，需要注意的是：1.明确体现修改信息。以WORD为例，在“审阅”一栏下选择“修订”模式对合同进行修改，即可形成带有修改痕迹的合同版本，但应当在“修订”一栏下点击“更改用户名”，点开之后在“用户信息”一栏里面输入修订者的名字，如此设置能够在合同中明确体现出修订者、修改时间以及相应的修改内容。对于经过多人修改或多次修改的合同而言，可以清晰地反映并记载合同条款的修改及形成过程。2.灵活运用多种修改方法。在痕迹修改模式下，律师要根据具体的合同文本灵活运用审改方法，全面反映出合同存在的问题以及律师的修改意见，实际上这也是律师与委托人之间进行的一种书面沟通。“补增”“删改”在修订模式下可直接体现出来，“提示”“建议”和“意见”则通过“审阅”栏中的“插入批注”功能以批注的形式出现。对于律师提示的问题以及“建议”“意见”，通常在委托人予以反馈后还需要再次进行修改或确认。（三）意见书模式意见书模式是指律师不在委托人提供的合同文本上进行修改，而是将律师修改意见以意见书的形式发给委托人，由委托人参照采纳修改的一种模式。一般来讲，委托人的经办部门会对律师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进行慎重考虑，对适于采纳的予以采纳并修改（通常合同经办部门需要向合同审批部门或审批领导作出相应的解释）。此种模式在大中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应用较多，因为这些单位对于合同的审批流程较为严格，而且对于律师的修改意见也会被作为合同档案一并留存。但这种修改模式对于经办人员的法律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一定的法律功底和书面表达能力。否则经办人员对于律师的提示和建议可能无法准确理解，也无法将律师的意见转化为合同条款，从而导致合同审改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从笔者的实践经验来看，随着律师和委托人的不断沟通，这一模式也在发生着一定的变化，具体操作方法为：待审合同发送给律师后，先由律师以痕迹修改模式进行修改后将合同反馈给经办人，由经办人和（或）业务部门与合同相对方进行沟通，待合同双方对合同文本无异议之后确定最终版本再发送给律师，由律师针对该最终版本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查意见书，这样既能保证合同修改的质量和准确性，也能兼顾审批和存档的需要。（作者：张海燕，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4-29 09:53:48

未成年人严重犯罪预防和矫治的三个维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未成年人保护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布局，明确提出“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要求。司法实践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犯罪低龄化、手段成人化、后果严重化等新态势，严重犯罪未成年人多被判处监禁刑，正常社会化进程被提前阻断。面临侦查、检察、审判、刑罚执行机关四重机构和程序，易忽视对其犯罪恶习的调查、对犯罪原因的探究，无法形成治理的连续性。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坚持依法办案、落实宽严相济、遵循办案规律、注重标本兼治”四

发表时间：2025-04-23 16:14:19

家庭教育促进法：从“家事”到“国事”的法治化探索

发表时间：2025-04-22 15: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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