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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音乐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探析

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音乐作品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了公众关注与法律层面的讨论。此类事件不仅体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音乐领域的发展，更将其背后复杂的法律问题带入公众视野，具体涉及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对原作品的合理使用边界、对表演者权的潜在影响，以及对特定自然人声音、风格等人格利益的保护等问题。传统音乐创作活动以人类创作者为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简称《著作权法》）亦基于此种“作者中心主义”理念，将作品的权利赋予从事独创性智力劳动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AI技术的介入使得音乐创作过程呈现出多元主体参与和技术深度嵌入的特点。一部AI音乐作品的诞生是数据、算法与人类指令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创作流程从数据筛选、模型训练到用户通过提示词（Prompt）引导修正，过程更趋复杂。面对这一创作方式的变化，若简单地以现有“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作出否定性结论，可能无法有效回应技术发展的现实，亦不利于新兴文化业态的健康发展。本文遵循“技术-法律”的分析框架，旨在厘清AI音乐生成的技术原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其在法律意义上构成“作品”的可能性与独创性来源，进而解构创作链条中不同主体的贡献属性，最终提出符合当前技术阶段与法律原则的著作权归属与利益分配的可能性方案。一、AI音乐的作品属性与独创性认定：从技术原理到法律分析探讨AI音乐的著作权归属，一个基础性问题是：AI音乐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根据该法规定，作品是指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独创性”与“智力成果”是其核心要件，分别强调了独立创作并具有一定创造性以及与人类智力活动的关联。因此，对AI音乐的法律定性必须回归其生成过程，考察其中是否存在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存在人类独创性的智力投入。（一）AI音乐生成的技术路径解析理解AI音乐的生成逻辑，是进行法律分析的技术前提。当前主流的AI音乐生成技术，其工作流程可大致分解为三个环环相扣的核心阶段。1.数据转化与处理阶段：此阶段是AI学习的基础。海量的存量音乐作品，无论是记录音符信息的MIDI文件还是音频文件（如WAV、MP3等），都需要被转化为计算机可以理解和处理的标准化数字形式。该过程的核心是向量化处理，即将音乐解构为音高、时长、力度、音色等基本元素的向量数据，因为AI模型本质上是通过数学运算处理数据，此步骤的质量决定了模型学习的上限。2.模型训练阶段：这是AI生成能力的核心环节。算法开发者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对处理好的数据进行大规模训练。例如在GANs模型中，“生成器”与“判别器”在对抗博弈中共同进化，提升生成内容的逼真度与复杂度。算法的设计、模型的选择和训练参数的微调，决定了AI“理解”音乐规律和“创造”音乐的能力水平。3.生成与人机交互阶段：这是终端用户直接参与并主导内容生成的阶段。用户通过提示词引导模型创作，提示词可简单（如“一首悲伤的钢琴曲”），也可极为复杂专业（如“一段140BPM的四四拍Techno，使用经典的TB-303合成器音色创作酸性贝斯线，并加入TR-909的鼓点，表达风格包含宇宙、迷幻、电子、未来感”）。AI模型解析指令，并结合其知识生成音乐。用户通常可以对初步结果进行多轮反馈与迭代修改，不断修正作品直至达到预期。从上述流程可以看出，AI在音乐生成过程中其角色已远超传统音乐制作软件的工具属性。传统软件中，用户输入对应确定操作；而AI模型则基于其“学习”到的知识，对用户的抽象指令进行“理解”和“演绎”，深度参与了内容组织与表达过程。（二）人类参与对AI音乐独创性的法律影响在当前人机协作模式下，人类的参与贯穿始终，这正是AI音乐能够满足“独创性”和“智力成果”要求的基本前提。在AI音乐的创作过程中，人类的独创性智力投入体现在以下层面：1.数据层面的选择与编排：训练数据的选择、标注和结构化处理，本身就蕴含了数据提供方的审美偏好和音乐分类体系。这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数据组织行为，实际上会对最终作品的风格倾向注入人的选择。不过目前市面多数AI工具未披露其训练数据库，仍主要由用户通过提示词进行末端控制。2.算法层面的设计与建构：算法开发者对模型架构的设计、对音乐美学规则的筛选编码，以及对交互界面中风格化生成模块的预设，均是对音乐创作方向的实质性引导和控制，属于融合了艺术理解与技术实现的创造性劳动。3.用户层面的指令与迭代：终端用户通过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对音乐的风格、结构、情绪、配器等要素进行具体安排，是作品个性化表达最直接的来源。用户输入的详尽程度与创造性直接决定了生成作品的独创性高度，后续的多轮修改与迭代更是用户审美判断与创作意志持续注入作品的过程。综上所述，在AI音乐创作从数据到算法再到用户指令的整个过程中，人类是深度参与者，其最终成果是人类个性化表达通过AI技术媒介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定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具有“作品”属性，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立法宗旨。二、多方主体的著作权归属分析：“作者链”的解构既然AI音乐在特定条件下可构成作品，那么接下来的核心难题便是：谁是作者？传统的“唯一作者”或“合作作者”理论无法直接适用。笔者提出“作者链”的分析思路，即承认各方在创作链条中的贡献，并依据其贡献的法律性质与程度探讨权利归属的方案。（一）训练数据提供方：素材提供者还是共同创作者训练数据是AI模型的知识来源，数据提供方在数据收集、标注等环节付出了大量劳动，其成果（结构化的数据集）或可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或受特殊权利保护的数据库。然而，对数据集本身的权利则不应延伸至利用该数据集生成的具体音乐作品之上。主要理由如下：1.贡献的间接性与非特定性：数据提供方的劳动主要体现在构建通用素材库。对于某一部特定AI音乐的诞生，其贡献是“静态的”和“群体性的”，并未对作品具体的个性化表达施加直接影响，其角色更类似于颜料提供商而非共同创作者。2.权利链的过度复杂化与高昂交易成本：若将数据提供方认定为每部生成作品的共同作者，将导致权利归属极其复杂。一个模型的训练数据可能来源于成千上万的权利人，用户商业使用时进行逐一授权在实践中几无可能，将严重阻碍作品的合法传播和利用。因此笔者认为，训练数据提供方的权益更适合通过合同约定（如数据许可协议）而非著作权共享的方式来实现，可通过收取授权费或收益分成获得回报，这种方式既保障其投入，又避免了著作权归属的混乱。（二）算法开发者：工具制造者还是风格塑造者算法开发者的贡献性质复杂，可能超越了中立的“工具”提供者。1.算法设计中的创作性判断：开发者在选择模型、设定参数时，融入了大量基于音乐美学和用户需求的理解。例如，一段电影配乐，AI模型会在情绪渲染上进行侧重。这种“算法层面”的塑造深刻影响了生成作品的底层风格，是开发者智力投入的体现。2.“工具”与“创作贡献”的界限：区分开发者的贡献停留在“通用工具”层面还是参与了“具体创作”，需要具体判断。可参考的因素包括：（1）算法的约束性程度是开放框架还是风格化生成器。（2）是否预设了带有个人审美偏好的艺术风格模块。（3）对用户输入的干预程度是忠实转译还是大幅再创作。算法开发者的著作权地位需要根据其对最终作品个性化表达的实质性影响程度进行判断。若仅提供通用框架，由用户提示词决定全部个性化表达，则角色偏向于工具提供者；反之，若通过算法对结果施加了强烈的、可识别的风格导向，则构成对创作的实质性参与，具备了成为共同作者的可能性。未来的司法与行业实践，可探索建立“算法贡献透明度”机制，以便于对开发者的贡献进行归因和评估。（三）终端用户：指令发出者还是核心创作者在“作者链”中，终端用户是距离作品最终形态最近的一环，是特定作品诞生的直接启动者和主导者，是作品独创性最主要和最活跃的来源。1.提示词的法律性质——从“思想”到“表达”：《著作权法》不保护抽象的思想，只保护具体的表达。当用户通过具体、详尽、具有内在逻辑和审美安排的提示词，对音乐的风格、结构、配器等核心要素产生决定性影响时，该系列提示词本身就构成了具有独创性的表达，但终端用户的贡献度并非均质的。（1）低度贡献：仅输入“创作一首好听的歌”等宽泛指令，用户独创性贡献极低，难以主张作者身份。（2）中度贡献：通过描述场景、情绪或氛围来引导创作（如“一首适合在雨夜咖啡馆聆听的慵懒爵士乐”），若指令在最终作品中得到了可识别的体现，即构成用户个性化选择的独创性贡献。（3）高度贡献：具备音乐知识的用户通过精确指令控制调性、和声、配器等，其行为与传统作曲过程高度相似，对作品具有主导作用。2.迭代修改的创作价值：用户对AI初稿的反复审听、评价和修改指令，是其创作意志持续注入作品的证明，类似于传统创作的推敲过程，每一次调整都强化了用户的作者地位。笔者认为，在多数能生成具有独创性内容的情况下，对生成作品的个性化表达付出了足够智力投入的终端用户，应当被认定为AI音乐作品的作者或至少是主要作者，享有著作权。三、“作者链”思路下的权利配置与行使创新基于上述分析，单一的作者认定模式已不适应AI音乐创作的现实。“作者链”思路的核心在于解构创作过程，承认多元主体的贡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权利配置。（一）权利归属：从“唯一作者”到“贡献度赋权”在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中，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基于贡献度的阶梯式权利归属模型。1.终端用户为核心权利人：鉴于终端用户的指令是作品独创性的主要来源，应将有实质性贡献的终端用户设定为默认的核心著作权人。这符合著作权制度的立法初衷，也最具权利行使效率。2.算法开发者的选择性共有：当且仅当算法开发者的算法设计对作品的最终表达产生了可识别的、实质性的、超越通用工具范畴的影响时，可以认定其为共同作者，与终端用户共享著作权，其权利份额可以根据算法的贡献度通过平台服务协议（ToS）事先进行约定或事后协商。3.数据提供方的合同性补偿：如前所述，数据提供方的贡献通过前置的许可协议获得经济回报，不进入具体生成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链条。（二）权利行使：以效率为导向的模式设计为避免因权利人多元而导致的权利行使僵局，提高作品的流转与利用率，可以设计以终端用户为主要权利行使人的模式。1.授权与维权代理：当存在共同作者时，可通过平台协议预设由终端用户代表行使普通许可授权和提起维权诉讼，以降低交易成本。转让、专有许可等重大权利处分则仍需共同作者协商一致。2.收益分配机制：终端用户获得收益后，依据平台内置分配规则向其他有贡献的主体（如算法开发者）进行分配。平台方可扮演技术中介角色，确保分配透明。（三）署名方式的创新探索为准确反映各方贡献，可探索更灵活的署名方式，例如：（1）终端用户：创作人（Creator）或提示词设计（PromptDesign）-[用户名称]；（2）算法开发者/平台：由……AI引擎生成（Generatedby[AIEngineName]；（3）训练数据来源（可选）：部分训练数据支持（TrainingDataSupportedinPartby[DataProviderName]）。此种复合署名方式在法律上尊重了各方贡献，事实上也向公众清晰展示了作品的生成方式，有助于建立透明、健康的AI创作生态。【作者：周魏捷，上海锦天城（福州）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28 10:34:34

试论网络游戏侵权的保护路径选择

近年来，我国网络游戏产业规模稳步扩大、产品形态持续创新，但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使得侵权行为成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突出问题。笔者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围绕网络游戏著作权的保护模式、整体保护的必要性等展开分析探讨。一、网络游戏侵权纠纷现状（一）网络游戏产业发展当前阶段，网络游戏依据玩法机制、核心规则、世界观设定及架构设计的差异衍生出多种细分品类；若按运行终端设备划分，又可进一步分为端游、页游、手游与主机游戏等类型。在内容创作层面，游戏世界的主题与元素更是丰富多元，几乎涵盖了所有能想象到的题材。顺应市场需求与用户体验升级的趋势，现代游戏愈发重视生态体系的搭建以及玩家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如今，不少游戏都嵌入了用户生成内容（UGC）模块，玩家可借助内置编辑器自主设计、创作游戏内容，极大地提升了个性化体验。与此同时，游戏的社交属性被提升至关键地位，甚至直接关系到一款游戏的生存与发展。现阶段的游戏在为玩家提供娱乐体验的同时，还延伸出交友、沟通等基础社交场景，部分游戏甚至融入了虚拟结婚、模拟经商等深度社交与玩法结合的模式，构建出更为立体的数字生活空间。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游戏产品的多样化、复杂化、不确定性与个性化特征不断增强。（二）手游、角色扮演类游戏（RPG）纠纷占比高从法律纠纷维度来看，过去十余年间，手游在侵权案件中呈现明显分化：一方面，以“权利游戏”（即主张自身权益被侵害的一方）身份参与的案件数量猛增；另一方面，作为“被诉游戏”（即被指控存在侵权行为的一方）的案件数量则更多，反映出手游领域侵权争议的高频性。值得注意的是，自2017年微信小程序正式推出后，依托小程序生态发展的小游戏也逐渐卷入侵权纠纷，成为游戏侵权纠纷中不可忽视的新兴细分领域。在传统游戏品类中，端游是仅次于手游的第二大“权利游戏”类别，尤其在跨平台侵权纠纷中,端游起诉手游的案件数量较多。这类纠纷的核心矛盾主要集中在手游模仿端游，包括玩法机制、画面元素、核心设定等方面的复刻，由此引发的知识产权争议已成为行业内较为典型的法律问题。从游戏类型划分来看，角色扮演类游戏的侵权纠纷数量占据高位。究其原因，RPG游戏通常具备复杂且完整的剧情架构，同时包含大量连续动态画面、角色形象设计等具有高独创性的内容，这些元素既构成了RPG游戏的核心竞争力，也使其成为侵权行为的主要瞄准对象，相关侵权形式涵盖抄袭剧情脉络、盗用角色模型、复制动画片段等多种类型。二、网络游戏的保护模式（一）拆分保护：拆解元素按法定类型保护拆分保护模式也称为单一要素拆解模式，聚焦了网络游戏中各独立元素的权利认定，不同元素的保护路径分布差异显著。具体而言，是将网络游戏拆解为角色形象、背景音乐、剧情文本等不同元素，分别纳入美术、音乐、文字等作品《著作权法》中的既有类别进行单独保护。司法实践中，法院会依据不同作品类型对应的法律认定标准，对各元素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存在侵权等问题逐一进行审查与判定。在暴雪娱乐有限公司、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游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中[（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23号]，原告主张保护炉石标识、游戏界面、卡牌牌面设计、卡牌和套牌的组合、视频和动画特效五类作品。法院确认结果如下：（1）针对“炉石标识”“游戏界面”“卡牌牌面设计”元素，作为美术作品进行保护；（2）针对“卡牌和套牌的组合”元素（实质上是游戏的玩法、规则），卡牌上的文字说明是用以明确卡牌在游戏中所具备的技能或功能，将其组合成一个整体可以视为游戏说明书，从而作为《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文字作品予以保护；（3）针对“视频和动画特效”元素，以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虽然要有独创性，但法律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创作高度。最终法院认定本案视频和动画特效可以作为以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获得保护。（二）整体保护：整体画面归为视听作品整体保护模式是指将网络游戏的整体画面纳入“类电影作品”（现为“视听作品”）的范畴进行法律规制。2021年6月，修订后的《著作权法》正式施行，删除了原《著作权法》中电影作品与类电影作品的分类，新增了视听作品这一概念，为游戏整体画面的保护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要理解这一保护模式，首先需厘清两个核心概念——游戏画面与游戏整体画面。游戏画面并非预先固定的静态或动态内容，而是游戏程序在运行过程中要么通过自身算法自动调取，要么响应游戏用户的操作指令，从游戏内置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素材片段库中临时提取资源，再依托技术设备实时渲染生成的影像画面（通常伴随同步声音）。游戏整体画面则是指网络游戏启动并持续运行后，上述实时生成的所有单个游戏画面构成的完整、连贯的整体，涵盖了游戏从加载启动到运行结束全流程视觉与听觉的综合体验。目前，网络游戏著作权保护仍处于探索阶段，但从近年多起典型司法案例来看，主张将网络游戏通过视听作品进行整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2016年，上海浦东法院审理的《奇迹MU》诉《奇迹神话》一案[（2016）沪73民终190号]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案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奇迹MU》的整体画面，依法认定为“类电影作品”，且无需对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的各类游戏素材作为游戏画面的组成部分作单独保护的必要。自此，在后续的司法实践中，又有几十起同类案件通过裁判明确将涉案“权利游戏”的整体画面认定为类电作品或视听作品，推动了游戏内容整体保护标准的落地与统一。游戏行业存在丰富的类型划分，包括角色扮演类、沙盒类、第一人称射击类、卡牌类等不同品类，但并非所有游戏的整体画面都能满足视听作品的构成要件，这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展开个案分析。对近年来的司法案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出RPG游戏在这类保护认定中占比相对较高。究其原因在于该类游戏往往具备情节完整、内容丰富的剧情设定，其呈现的连续动态画面在满足视听作品构成要件的认定上通常不存在争议。三、整体保护模式的优势与必要性相比传统的拆分保护模式，主张网络游戏整体构成类电影作品或视听作品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必要性，有利于促进游戏产业的发展，达到保护创新的目的。（一）举证：减轻负担，识别“换皮”侵权在当前游戏著作权侵权纠纷的实务处理中，法院对侵权主张的审理与判决多采用前文所述的拆分保护。这种模式下，权利人的举证责任较重，需针对不同类别的作品分别列举比对，且游戏中部分独创性的内容，比如界面、剧情情节的递进等，因难以归入单一法定作品类型，权利人往往无法通过此种方式获得保护。但若权利人主张游戏构成视听作品，举证侧重点则会发生转变，也不再是单一要素的逐一比对，而是聚焦于游戏整体连续性画面的实质性相似，以及支撑画面的剧情情节发展脉络、人物角色关系架构、场景环境功能关联等核心创作内容。需要明确的是，仅存在个别英雄形象近似、少量道具设计相似这类碎片化情形，是无法构成视听作品侵权的。因此，选择以视听作品主张保护时，权利人需结合游戏类型进行适配性判断，再针对侵权行为的具体类型与方式，重点举证情节、人物、场景等核心内容的实质性相似。通过对游戏创作脉络的整体保护，有效覆盖单一要素拆解模式难以触及的创作精髓，实现对权利人智力成果更全面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游戏侵权已从过去的“傻瓜式”复制升级为高端“换皮”，侵权方常通过改变角色外观、调整道具细节等表象修改，掩盖对游戏叙事情节、人物关系、玩法逻辑等创作核心内容的抄袭。此时，若仍依赖单一要素拆解比对，往往会因表象不相似被认定为不构成侵权，而通过视听作品的整体比对，才能穿透“换皮”表象，精准识别实质侵权行为。游戏著作权保护的关键在于创作内容与保护路径的匹配性，若无视游戏创作的整体逻辑与核心价值，将本应通过某一作品类型保护的整体性创作内容拆解为另一作品类型（如美术、文字作品）进行主张，将会出现保护力度不足或侵权分析不匹配的问题，导致侵权认定不完整。（二）后果：整体重大调整，游戏停止运营从侵权后果层面看，若侵权仅涉及部分内容，通常只需针对侵权部分采取停止侵权措施，侵权方对游戏进行表层调整后，仍可继续推进游戏的发行与运营工作。但是，一旦被认定构成视听作品侵权，情况则截然不同。此类侵权涉及对作品整体架构与核心设计的抄袭，往往需要对游戏进行整体性的重大调整，甚至可能触发“停止游戏运营”这一严厉的停止侵权执行路径。由此可见，当侵权行为侵害的作品权利类型不同时，所面临的侵权后果可能呈现出根本性的区别。（三）赔偿：整体侵权严重，判赔金额差距大从赔偿层面看，以美术作品、文字作品侵权为例，由于该类素材通常仅是游戏作品中的单一组成部分，并非支撑游戏整体的核心要素，因此法院在核算判赔金额时会结合多维度因素综合考量。一方面，需评估侵权内容在游戏整体内容架构中的实际占比；另一方面，要分析其对游戏吸引力、用户留存及商业价值的实际贡献率，同时还需核算侵权方因使用该侵权内容所直接或间接获取的利润。基于这些因素，此类侵权的判赔额度整体上一般会低于整个游戏被认定为类电作品侵权时的赔偿标准。具体而言，若侵权仅涉及游戏中的部分要素（如单幅角色原画、某段剧情文本），判赔金额通常处于十几万到数百万元；而一旦游戏被认定构成类电作品侵权，则意味着其整体架构、核心玩法与表达逻辑均涉嫌抄袭，判赔金额往往起步即为数百万元，部分案例甚至可达上千万元。从已公开的司法判例来看，已有多起游戏类电影作品侵权案件的判决金额突破三千万元，二者在赔偿额度上的差距显著。（作者：卢露、冯小芸，中豪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26 11:14:21

AI芯片知识产权保护之比较研究

发表时间：2025-11-21 09:40:46

新修订《仲裁法》视角下我国律师涉外仲裁业务的机遇和挑战

发表时间：2025-11-18 10:20:11

算力行业法律风险防范路径研究

发表时间：2025-11-14 10:09:10

新修订《仲裁法》于中国律师的意义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实施三十年后，于2025年迎来了第一次实质性修订，新法将于2026年3月1日生效。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仲裁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黄金期，从大众稍显陌生的专业圈子成为解决国内外商事争议的重要机制。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律师既是仲裁员群体的中坚力量，也作为仲裁代理人而成为最大的仲裁用户。一方面，商事案件业务量不断扩大，律师在争议解决方式选择、仲裁协议拟定、仲裁员选择、仲裁程序设计与进行、证据整理、庭审辩论、书面意见提交以及跨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得到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跨境投资与贸易争议的增加，使中国律师在国际仲裁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同时，伴随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律师在网络仲裁、智慧仲裁中的角色也呈现出新动态。值此《仲裁法》修订之际，分析律师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于推动仲裁制度完善、优化律师职业发展路径以及提升中国仲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此次《仲裁法》的修订不仅承继了旧法的大框架及基本原则，吸纳了弥补、丰富旧法的有益实践，如仲裁员披露、法院协助取证、行为保全、仲裁范围与仲裁协议效力适度扩张、在线仲裁、临时仲裁以及鼓励中外仲裁合作等，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涉外仲裁或国际仲裁方面。修订的目标之一是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既对仲裁界提出更高要求、带来更多机会，也为中国律师创设新的业务“蓝海”。在参与国际性仲裁案件方面，中国律师将有更多机会展现自身的专业优势。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跨境贸易与投资纠纷的日益频繁，使得中国律师在境内外仲裁机构和国际仲裁庭上的亮相次数显著增加。新修订的《仲裁法》第八十六条规定：“支持仲裁机构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活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可以允许境外仲裁机构在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业务机构，开展涉外仲裁活动。”在国内仲裁机构“走出去”、境外仲裁机构“引进来”的进程中，中国律师会得到更多参与仲裁的机会。此外，新修订的《仲裁法》第八十一条关于仲裁地的规定以及第八十七条“鼓励涉外仲裁当事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特别行政区）的仲裁机构、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特别行政区）作为仲裁地进行仲裁”，也为中国律师无论是作为仲裁员还是作为代理人，带来了更多参与之可能。新修订的《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一定范围内的临时仲裁，也是未来中国律师业务的新领域。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涉外海事纠纷或者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区域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外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书面约定选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仲裁地，由符合该法规定条件的人员组成仲裁庭，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根据新的法律规定，临时仲裁适用的范围为涉外海事纠纷，及在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区域内设立登记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涉外纠纷；仲裁地的选择上，鼓励当事人书面约定以中国内地为仲裁地；在仲裁庭组成上，仲裁员的任职需符合新法关于仲裁员条件的规定；在仲裁程序的进行上，适用约定的仲裁规则，仲裁庭应当在组庭后三个工作日内将当事人名称、仲裁地、仲裁庭的组成情况、仲裁规则向中国仲裁协会备案。对于内地仲裁新业态，中国律师面临双重挑战，首先是作为仲裁员，脱离仲裁机构的服务，如何有效进行仲裁程序；其次是作为仲裁律师，如何发挥专业作用，应对仲裁庭组成、仲裁规则确定、跨境证据规则适用、国际执行等问题，成为中国仲裁制度与国际仲裁规则之间的桥梁。投资仲裁亦将成为中国律师业务的新天地。该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仲裁机构、仲裁庭可以依照有关国际投资条约、协定关于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的规定，按照争议双方约定的仲裁规则办理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对于投资条约仲裁，或者说一方为投资者、另一方为国家的仲裁，在过去中国律师的参与度较低。现在的新规将促使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投资纠纷提起仲裁，也可能促使投资纠纷在中国内地仲裁，这就给中国律师提供了新的参与机会。投资仲裁案件的出现及增多，亦有可能在国内激活第三方仲裁出资（Third-Partyfunding）业务。当下已处于互联网及人工智能（AI）时代，对此新修订的《仲裁法》也作了相应规定，这对中国律师而言也是一个兼具机会与挑战的方面。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仲裁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但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的除外。仲裁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的，与线下仲裁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法条中采用了“信息网络”一词，表明立法者着眼未来技术发展趋势。仲裁的智能化，不仅在案件管理、文件检索、庭审排期等方面提升效率，还在证据分析、法律文件自动生成以及风险评估中发挥辅助作用。对于律师而言，这意味着传统的仲裁代理模式正在被重塑：他们不再只是单纯依赖个人经验和人工劳动去完成繁杂的法律工作，而是能够借助AI工具提升信息处理能力，降低案件准备和争点分析的成本。尤其是在商事仲裁涉及大量交易数据或跨境证据的案件中，人工智能的介入能够帮助律师快速筛选关键信息，精准把握案件事实，从而显著提升仲裁效率和法律服务质量。这种“技术+法律”的深度融合，使得律师在仲裁实践中的角色从单一的法律代理人转向复合型的“技术法律专家”。推动在线仲裁、虚拟庭审和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将为中国律师在智能仲裁中的发展创造更广阔空间。但同时也要求律师具备跨学科整合能力，才能在技术赋能的仲裁生态中保持竞争优势。尽管《仲裁法》的修订为中国律师在仲裁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除上文有所述及外，在面对国际化、诚信仲裁、仲裁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尤应值得未雨绸缪。仲裁的国际化，对中国律师来说，短期内将面临国际同行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首先体现在国际仲裁机构与跨国律所的深度参与上。许多国际顶尖律所凭借长期积累的仲裁经验、完善的服务团队和广泛的国际网络，在国际商事仲裁和投资仲裁案件中处于优势地位。与之相比，中国律师尽管在本土法律理解和成本优势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但在国际仲裁程序规则的把握、跨文化沟通以及外语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差距。注意义务及责任加重。诚信仲裁原则是《仲裁法》修订后的一个新规定，总则的第八条要求“仲裁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意在维护仲裁效率及遏制虚假仲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六十一条还规定了一方当事人单方捏造事实或双方恶意串通的典型情形。这对中国律师而言，无论是作为仲裁员还是作为代理人，防范恶意仲裁、虚假仲裁的注意义务及责任加重了。管理和监督更加严格。新修订的《仲裁法》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对仲裁行业的管理和监督，该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指导、监督全国仲裁工作，完善相关工作制度，统筹规划仲裁事业发展。”具体的规定尚待中央及地方司法行政部门的细化，但无论是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员，都可能比以前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很可能各省、区、市的要求各不相同。除了对于仲裁机构治理结构本身及已有的司法审查外，中国律师参与仲裁活动，仲裁员与代理人身份之间的转换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如第四十五条规定的披露），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优秀律师担任仲裁员的积极性。总体而言，《仲裁法》的修订为中国律师在仲裁领域的深度参与创造了有益的制度环境。过去三十年，随着仲裁去行政化改革的推进，律师参与仲裁的程序性权利和实质性保障逐渐增强。新修订的《仲裁法》更强调仲裁独立性和当事人自治，也赋予律师在代理、申请（答辩）、质证、辩论、调解乃至裁决执行阶段更为清晰的权利。可以说，律师在仲裁领域的专业化发展不仅满足了市场对高水平法律服务的需求，也助推了仲裁制度自身的成熟与完善。未来律师必将成为仲裁事业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在新的仲裁法律环境下，机遇大于挑战。（作者：宋连斌，中国政法大学）【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13 09:56:21

律师服务民营经济的实践进路

发表时间：2025-11-12 10:00:36

律师代理商事仲裁案件的经验与技巧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自1994年8月31日立法通过、1995年9月1日施行，至2025年9月12日新修订通过，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深化仲裁制度改革，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的重要部署。近年来，商事仲裁无论是案件数量还是标的金额均有明显增长。2024年全国排名前三位的仲裁机构新受理案件总金额均已超过千亿元。商事仲裁是律师业务的一片“蓝海”，对律师的专业能力要求也很高，必须练好内功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笔者结合多年来作为律师代理仲裁案件和诉讼案件，以及作为仲裁员审理仲裁案件的经验，围绕律师如何在商事仲裁案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有关体会，与读者交流分享。一、关于行使代理权作为商事仲裁案件的代理人，律师应意识到“商事仲裁是法律服务”这一本质特征。这要求律师做有心人，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理有力有节地与仲裁秘书、仲裁员和仲裁委沟通，当遇到案件进展对己方不利的情形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从程序和实体上尽可能维护、主张和争取己方利益。一是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笔者曾经代理的一起案件中，某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申请人提交的案件合同上加盖的被申请人公司印章是伪造的，因此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仲裁协议，仲裁机构对案件没有管辖权。在审理程序中，我方当庭出示了被申请人公司印章的实物以及该印章印文原件，同时声明始终只使用过该枚印章并提交了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合同上的印章与我方持有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经过当庭比对，申请人承认我方出示的印章与案件合同上加盖的印章大小明显不一致，并非同一枚印章。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无法提供被申请人在合同上加盖印章的直接证据，也无法提供双方有关合同缔约的磋商过程、通讯往来的间接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根据在案证据无法认定双方签订了仲裁协议，因此决定管辖权异议成立并撤销案件。对仲裁管辖权的“挑战”不限于向仲裁庭提出异议，还可以根据《仲裁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法院提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之诉。在一起某拍卖合同纠纷仲裁案件中，拍品的委托方虽然与拍卖公司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并已将该拍品交付拍卖公司上拍成功，但因为委托拍卖合同上的签字是其他人代签，委托方向法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无效之诉。法院认为，拍卖合同虽然事实上已经履行，但是委托人没有签字，表明双方之间没有形成仲裁解决纠纷的合意，因此仲裁协议不成立。二是运用规则要求“合并仲裁”。一起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解约协议纠纷中，甲方和乙方共同与丙方达成一致退出某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丙方承诺向甲方和乙方支付相应的赔偿金。乙方获悉甲方已经单独提起仲裁，要求丙方向其支付全部赔偿金之后，委托笔者代理其维护自身权益。笔者根据该仲裁机构的规则中“合并仲裁”之规定，在立案时要求与甲方所立仲裁案件合并审理，并主动放弃选择仲裁员的权利，声明接受前案仲裁庭的管辖，最终获得仲裁庭的支持，成功加入前案作为申请人之一。在实体审理阶段，面对三方之间的合同没有对甲方、乙方各自有权分得的赔偿金额及比例作出明确约定的问题，笔者提出仲裁案件的审理原则是“定分止争”，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因此要求按照甲方和乙方各自投入的土地面积比例进行赔偿金分配，最终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行使自身选择仲裁员的权利。在一起某品牌方的一系列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仲裁案件中，其中有两个先后进行的同类案件均指定了同一独任仲裁员负责审理。由于第一起案件的裁决结果对我方不利，笔者在第二起案件中向仲裁机构提出仲裁员回避申请，理由是两起案件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为避免独任仲裁员先入为主，影响案件公正审理，因此要求更换仲裁员。笔者认为，律师合理运用规则勇于提出“挑战”，实现己方利益得到最大限度保护。二、关于仲裁请求运用自身的理论功底、专业水平以及对仲裁业务的实操经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帮助当事人预判法律风险，进而设计出最有可能获得支持、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仲裁请求，是律师代理商事仲裁案件的第一要务。仲裁与诉讼同样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案件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查明申请人提出仲裁请求的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仲裁裁决支持仲裁请求的依据通常有两种：即合同有效前提下的违约责任与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前提下的法定责任。律师要认真研判仲裁请求是否具备坚实的请求权基础，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果所提出的仲裁请求是追究合同有效前提下的违约责任，首先应当明确该等违约责任的合同条款依据，不能一味按照自己的利益目标提出请求。例如某娱乐明星参与电视台综艺节目录制的合作协议仲裁案件中，由于节目制作方未能跟电视台续签协议，导致合作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确系节目制作方违约。这种情形下，娱乐明星一方只要提出因对方违约而追究损失赔偿责任的仲裁请求，仲裁庭大概率会本着“有违约必有救济”的原则酌情支持一定数额的损失赔偿金。但该娱乐明星的代理律师坚持主张对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剩余合同价款，在合同已经客观上不具备履行条件的前提下，该等请求缺乏合同依据，仲裁庭依法予以驳回。二是如果仲裁请求的依据是合同无效或者解除前提下的法定责任（包括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律师首先应当解决合同的效力问题。在仲裁请求中要求确认合同是否无效或者解除，并说明该等主张的合同依据或法律依据。在合同无效的基础上，可以根据过错程度追究对方的缔约过失责任；在合同解除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合同约定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对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解除合同之请求或所举证据不足以使得仲裁庭认定合同符合解除条件，那么当事人提出的索赔请求很可能无法获得支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当事人主张解除的事由是否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或法定解除的情形，是当事人以及代理律师在提起仲裁时必须仔细、审慎研究的问题。如果提出仲裁请求的同时没有正确判断其依据，将可能面临仲裁请求被驳回的风险。从实务操作来说，仲裁庭对于合同的解除并不完全局限于合同约定解除或法定解除。一些案件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提出解除合同之请求，或者当庭双方对于合同的解除均表示同意，加之仲裁庭确信双方的状态难以继续维系合作关系，通常也会作出解除合同之裁决。三是除上述情形外，当事人如果想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仲裁请求，律师应严格把关合同条款，确保请求的表述内容完全符合合同约定。仲裁庭在处理该等仲裁请求时，往往会本着“尊重意思自治”的原则予以支持。如果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请求表述内容超越了合同约定范围，则被驳回的风险会比较大。例如影视投资合同纠纷中，跟投方要求制作方履行提供相关收支凭证、对账资料等信息披露义务，如果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或仲裁请求的表述方式超越了约定范围，那么仲裁庭可能考虑该等请求缺乏可执行性而不予支持。又比如在MCN机构与网络平台主播之间的经纪合同纠纷中，当事人可能会提出“归还账号”“个人账号与公司解绑”等特殊诉求，通常情况下只要当事人能够说明该等请求的合同依据，大概率会得到支持。三、关于举证责任首先，律师在向仲裁庭提交证据时应当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及当事人的仲裁请求进行准备，这样才能达到良好的举证效果。例如关于当事人是否构成违约、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即使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体系并不完备，只要其核心证据足以认定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触发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该等仲裁请求常常会得到仲裁庭支持。其次，律师要善于对当事人提交的大量证据进行梳理、组织和运用。商事仲裁中，律师应运用有效证据对案件中的关键问题、争议焦点实施“精准打击”。为了取得更好的庭审效果，还要善于运用各种可视化工具把证据要点清晰地呈现在仲裁庭。最后，律师在举证过程中要开阔思路，除了自己收集、提交证据之外，还可以向仲裁庭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和要求仲裁庭责令对方提交证据、明确分配举证责任的申请，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为尽可能多地得到仲裁庭支持己方请求奠定基础。笔者代理过的一起影视投资合同纠纷仲裁案件中，跟投方在影片发行结束后要求制作发行方分配投资收益，但制作发行方拒绝披露票房数据和履行分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一方面要求仲裁庭责令被申请人提交相关财务资料，另一方面自行收集了公开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影片票房信息，并主张按照影视投资领域通常的回报率及其持有份额比例取得利润分配。仲裁庭认为申请人已经初步履行了举证义务，而被申请人没有合理理由怠于履行制作发行方应当承担的义务，最终认定申请人主张的通行投资回报率具有合理性，支持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值得一提的是，新修订的《仲裁法》第五十五条对仲裁庭调查取证的权力给予了适度扩张，在原先条款的“仲裁庭认为有必要收集的证据，可以自行收集”后面增加了“必要时，可以请求有关方面依法予以协助”。笔者认为，这一立法变化可使仲裁庭调查取证的权力得到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更大支持。四、关于庭审表达商事仲裁的庭审风格与法院开庭有明显区别。诉讼案件审理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而仲裁案件的开庭则更像是各方平等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专业研讨会”，会给予律师代理人充分阐述己方观点的机会。这就要求律师一定“会说理”，通过说理让仲裁庭全面了解案件，尽可能支持己方的请求或抗辩。一是会说法理。仲裁庭通常会在庭审过程中归纳争议焦点，也会征求当事人双方对于争议焦点的看法。律师作为代理人，只有真正把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其相关的法律规则分析透彻、研究清楚并向仲裁庭予以阐述，才能够准确归纳争议焦点并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最终达到自己预想的案件审理效果。二是会说情理。律师在代理仲裁案件时要深入了解案件合同条款背后双方交易的商业目的和真实背景，通过向仲裁庭介绍这些关键信息，使仲裁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当事人提出仲裁请求的合理之处。三是会变通。律师在发表说理意见时，还要认真思考庭审过程中遇到的各方面问题，听清仲裁庭关注的争议焦点，理解仲裁员的审理思路，不要过于执着地坚持既有思路。一旦意识到仲裁庭的认识与自己的说理之间存在较大偏差，要及时进行调整。五、关于书面材料律师提交的申请书、答辩意见、证据清单、代理意见等纸质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律师的专业水平。材料的高水准不仅体现在文件格式、版面、文字整洁程度、纸张及装订质量等形式层面，更体现在逻辑思路是否清晰、语言表达是否流畅、内容分析是否严密等实体层面。笔者认为，律师代理仲裁案件需要从三个方面提升成文能力：一是强化逻辑分析能力，围绕案件事实和争议焦点条分缕析、层层推进。二是将核心观点与关键证据进行归纳总结，结合证据材料展开详尽论述，同时也要避免连篇累牍、堆砌辞藻。三是具有服务意识，不仅保证提交的文件不出现文字错误、序号混乱等，也要充分运用可视化形式，让仲裁员更方便地查阅案件资料、梳理案件事实，为仲裁庭高效精准地形成裁决，解决双方争议提供助力。（作者：张峥、刘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10 10:27:33

仲裁规则在仲裁司法审查实务中的适用

仲裁规则是规定如何通过仲裁的方法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程序性规则，它不仅在仲裁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的规范指引作用，也在仲裁司法审查实践中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司法实践中常见当事人以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为由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在这种情形下，仲裁规则的适用时有模糊地带，其性质、内容及相应的仲裁司法审查标准尚需进一步商榷。一、仲裁规则的性质定位作为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理念下孕育出来的规则成果，仲裁规则的本质是契约性，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程序性规则，其区别于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常设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还是相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仲裁规则，都因当事人的选择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并未对仲裁规则的性质定位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对仲裁规则与《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以及仲裁协议的关系进行梳理。（一）仲裁规则与《仲裁法》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仲裁规则契约性的本质使其区别于包括《仲裁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仲裁规则的适用不具有强制性，一般情况下，选择某一仲裁机构就默认该机构的仲裁规则。仲裁规则契约性的本质也决定了其约束的范围是有限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四他字第26号复函可知，法院认为当事人在仲裁中的意思自治是有边界的，对仲裁实施的司法监督是法律赋予法院的职责，不属于仲裁规则可约束的范围。仲裁规则所规范的是仲裁庭，仲裁机构与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始于当事人就其争议提出仲裁，终于仲裁裁决的作出。因此，有关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内容不属于仲裁规则可约束的范围。此外，现行《仲裁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仲裁规则被要求在《仲裁法》的基础上制定，不能与《仲裁法》相冲突。实践中，囿于《仲裁法》的原则性，仲裁规则不只承担着细化明确的责任，也发挥着探索试验的功能。现行《仲裁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中国仲裁协会制定仲裁规则前，仲裁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制定仲裁暂行规则。”该规定将仲裁规则的制定权集中于直到2022年10月14日才登记成立的中国仲裁协会，依照《仲裁法》设立的各仲裁委员会所制定的仲裁规则被认定为“暂行规则”。然而，仲裁规则契约性的本质决定了其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而非普适性的规定。在各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百花齐放的情况下，《仲裁法》的这一规定与我国探索完善仲裁规则，积极参与国际仲裁规则制定的初衷相悖。新修订的《仲裁法》第二十五条和第九十一条的有关规定，更改了仲裁规则制定主体的限制，明确中国仲裁协会制定的是“示范仲裁规则”，允许仲裁机构制定仲裁规则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二）仲裁规则与《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根据现行《仲裁法》第七十五条，仲裁委员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仲裁暂行规则。该规定存在一定的歧义，虽然从理论上而言，仲裁规则难以既符合《仲裁法》又符合《民事诉讼法》，因为二者本身就属于并行的争议解决程序法律，但实践中不乏有当事人以此为由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例。对现行《仲裁法》第七十五条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一在于该法采取了“援引”其他法律条文的立法技术，这导致此后《民事诉讼法》历经几次修改重排条文序号后，出现了《仲裁法》条文援引的“错位”。为避免混淆，此次《仲裁法》修订把部分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的仲裁内容直接放到了《仲裁法》中。（三）仲裁规则与仲裁协议的关系《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规定，法院拒绝予以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包括“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我国《仲裁法》把对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区分为国内标准和涉外标准，对于国内仲裁裁决适用“违反法定程序”的标准，对于涉外仲裁裁决适用“仲裁规则不符”的标准。可见，在对仲裁程序的司法审查标准方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与我国《仲裁法》的侧重点不同，前者首推仲裁协议，而后者更侧重仲裁规则。仲裁协议可以约定具体的仲裁程序。例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24年版）第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约定将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但对本规则有关内容进行变更或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从其约定，但其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适用法强制性规定相抵触者除外。当事人约定适用其他仲裁规则的，由仲裁委员会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仲裁协议的契约性决定了仲裁程序应当尊重仲裁协议的优先地位。仲裁规则作为一种既定的模板，其作用在于便利当事人选择适用，便利仲裁庭组织运行。恰恰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才使仲裁规则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则”，而仲裁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同样也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而设置，二者本是同源。但相较于仲裁规则，仲裁协议显然更契合当事人的合意。但是在现实操作和法理层面上，“约定无法实施或与仲裁程序适用法强制性规定相抵触”的情形构成仲裁协议优先适用的例外。二、仲裁规则在仲裁司法审查中的主要适用情形（一）送达程序违反仲裁规则实践中，不少当事人会以送达程序违反仲裁规则为由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2020）粤01民特1386号案中，李某某向广州仲裁委员会东莞分会（以下简称东莞分会）提供的德某公司的送达地址正确，仲裁申请书与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的联系电话不同。东莞分会依据该地址确认书向德某公司进行送达时，因该电话号码为空号被退件。东莞分会未发现电话号码存在不一致，亦未继续查明德某公司的电话。德某公司在整个仲裁过程中确实未收到相关仲裁材料及文书，致使其未能在仲裁程序中进行答辩、举证及参加开庭，及时行使其仲裁权利，该情形可能影响裁决结果。法院据此认定东莞分会的送达不符合当时的《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九条关于送达的规定，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裁定撤销仲裁裁决。（二）审限违反仲裁规则（2025）京04民特196号案中，当事人以不予中止仲裁程序后又延长仲裁审理期构成不适当延长为由援引“违反法定程序”条款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关于涉案仲裁审限延长问题，法院认为，“仲裁庭有权根据案件审理情况决定是否中止仲裁程序。而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案件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首席仲裁员提请秘书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案涉仲裁审限的延长程序符合前述规定，至于延长期限是否合理，不属于法院仲裁司法审查的范围，故对某公司的该项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而在（2016）苏01民特127号案中，法院认为，根据《扬州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规定，四个月是仲裁庭应当遵守的期限，即使需要延长也是予以适当延长，并应当在办理申请和审批手续时明确延长的期限。但仲裁庭在申请及审批时均未确定具体期限，致使涉案仲裁期限延长六年多之久，严重背离扬州仲裁规则关于裁决期限的规定，法院因此认定仲裁裁决违反仲裁规则，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应当依法予以撤销。实践中，仲裁庭延期作出裁决的现象并不罕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会有规定“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仲裁委员会主任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一般情况下，只要程序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法院并不会对仲裁裁决具体审限是否合理作出审查。但是少数情况下，法院会以审限过分延长，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由裁定撤销仲裁裁决。三、违反仲裁规则的例外情形（一）未达到“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公正）裁决”的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以致于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形限定在“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的标准范围内。实践中，即便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如果不能认定达到“可能影响案件正确裁决”标准，法院不会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在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审查标准即“可能影响案件公正裁决”。不论是撤销仲裁裁决抑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院的审查重点在于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的权利尤其是选定仲裁员、陈述、答辩的权利是否得到应有的保障。对于未达到“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公正）裁决”标准的仲裁裁决，法院不会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二）“放弃异议”《仲裁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放弃异议”这一规则，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能够看到其具体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适用的仲裁程序或仲裁规则经特别提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仲裁程序或选择的仲裁规则未被遵守，但仍然参加或者继续参加仲裁程序且未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放弃异议”规则的本质被认为是“禁反言”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在已知仲裁程序违反仲裁规则的情况下没有提出异议，而后再以此为由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被认为是对“禁反言”原则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最高法在[2007]民四他字第26号复函中曾明确，当事人合同约定的仲裁规则构成当事双方合同的一部分。由于仲裁规则或有关于“放弃异议”的规定，在机构仲裁的体制下，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选定仲裁委员会往往代表着选定了仲裁规则，这种没有提出异议的沉默被视为一种“当事人约定”。关于“放弃异议”规则针对的权利范围是否包括所有权利。有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权利都是当事人可以放弃的。异议权放弃条款所针对的对象，应当是当事人可以放弃的权利。在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及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当中，并未见到对“放弃异议”规则针对的权利范围进行明确的限定。(2021)最高法民申214号案件裁判要旨述及，民事权利的放弃必须采取明示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默示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及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才发生法律效力；在无明确约定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能推定当事人对权利进行放弃。【作者：贺树奎、舒晓丽，北京市京师（深圳）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11-07 10:02:14

汽车EDR行车数据之诉的研究

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EventDataRecorder，简称EDR）是由一个或多个车载电子模块组成，具有实时监测、采集并记录碰撞事件发生前、发生时以及发生后车辆和乘员详细数据功能的系统装置。EDR数据因其独特的工作原理和记录内容，在事故调查、鉴定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然而，我国现行传统所有权理论及EDR数据立法现状，致使车主在获取EDR数据时缺少法律依据，面临数据财产权益不明、诉讼标的缺失等困境。本文旨在深入剖析EDR数据出境规定、加密技术与解密方法及数据保全规则等方面，为相关争议提供一些参考。一、案件背景一位进口新能源车主称其在驾车驶出停车场时，车辆突然自行加速，且踩刹车毫无反应，最终在碰撞汽车及石柱后停止。该车配备了动态模式下的自适应动态系统、扭矩矢量制动控制系统、EDR系统等智能装置。车企的《车主手册》表明，车主有权查阅EDR数据。车主坚信汽车的突然加速及刹车失灵情况的发生，表明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与安全隐患。事后，因需要专用解码器读取EDR数据致使车主无法自行获取该数据。而车企拒绝提供解密后的EDR数据副本，仅提供其单方解读的分析意见，认定事故是由车主驾驶不当所致，与汽车质量无关，由此引发车主与车企之诉讼。车主提出两项诉请，一是要求车企交付事故前后30分钟内的EDR行车数据；二是要求车企与销售商承担退车及赔偿责任。车主获取EDR数据可作为产品质量鉴定的关键检材，以明确事故是否与汽车质量相关，故EDR数据的交付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车企则辩称，交付行车数据不能构成独立诉讼，应属于汽车质量纠纷中证据采用层面的事实问题。二、EDR数据交付之诉的困境（一）EDR数据的财产权益在乘用轿车系统中，EDR作为安全气囊控制器系统（ACM）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碰撞或安全气囊点爆达到触发阈值，便会锁存记录数据，记录时间范围为碰撞前5s至0s。其记录原理是车辆中的ECM（电子控制系统）、PCM（动力控制系统）、ACM（安全气囊控制系统）、ORC（约束控制器）、ROS（侧翻传感器）等产生数据后，通过CAN总线传输至具有EDR功能的装置。经深度分析EDR数据，可获取交通事故基础大数据了解事故成因，为车辆被动安全性改进、标准修订、先进安全技术应用及事故预防对策制定提供有效依据。在我国汽车产业中，EDR数据权益问题亟待探讨。《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虽然承认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立法提供了上位法依据，但未明确数据财产权归属。已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侧重于网络与数据的安全管理、运营和监督，并未涉及数据财产权益归属问题。从数据财产权益和个人信息（人格权）关系来看，若将个人信息权益视为“母权”，数据财产权益视为“子权”，设定数据原发者拥有数据所有权与数据处理者拥有数据用益权的二元权利结构，虽揭示了数据财产权益部分成因，但仍难以准确诠释两者的交织关系。（二）EDR数据之诉的要素与利益在涉及数据权益诉讼中，诉讼标的多表现为不正当竞争侵权行为。但《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维护竞争秩序，其适用前提是存在侵权行为且双方具有竞争关系。本案例车主与车企并非竞争关系，围绕EDR数据权益产生的纠纷不能依据该法处理。由于现有法律未明确EDR数据财产权益主体，无法以传统所有权概念作为诉讼权利基础，法院认为此类诉讼不符合诉讼标的理论，缺乏诉的实质性要件，仅将EDR数据视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证据形式，使得车主与车企因数据产生的纠纷难以独立成诉，这成为民事诉讼法面临的难题。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通常考量当事人诉请是否有诉讼解决的必要性与实效性。在本文案例中，因现有法律体系下EDR数据财产性权益不明，车主依据传统所有权理论要求复制EDR数据的请求，被认为缺乏单独由法院裁判的必要性，不具有争议的实效性。三、EDR数据之诉的请求权基础鉴于本文案例EDR数据财产权益的争议难以独立成诉，需另寻途径确定请求权基础。车主与车企通过销售车辆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同时根据行业交易习惯，在车辆交付后车企售后负责对EDR数据的加密备份储存与解密读取，与车主构成委托服务（存储与解密服务）合同关系，因此本案存在产品质量侵权纠纷与委托服务合同的竞合。（一）EDR数据之诉约定基础在委托服务合同关系下，车主要求复制EDR数据可依据合同约定。《车主手册》明确车主有权查阅车辆相关信息，包括EDR数据。此外，事故发生后车企出具的《读取数据授权书》表明除车主和车企外，车企在特定条件下可将数据提供给相关供应商等，且车主有权获取所需信息，双方关于EDR数据交付的约定进一步为车主要求复制数据提供了合同层面的请求权基础。（二）EDR数据之诉法定基础EDR数据属于车主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范畴。与传统民法不同，消费者知情权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的不平等关系，侧重保护消费者弱者地位，是现代民法的基本权利，也是确立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实质平等的法律人格基础，可视为民法中人格权内容的扩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的规定，传统的消费者知情权主要用于交易决策，但随着商品和服务形态的变化，如智能汽车这类售后动态服务产品的出现，消费者知情权范畴应延伸至商品使用和运营端。EDR数据作为车辆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记录，其中涉及车辆质量、性能、用途等重要信息，车主理应享有知情权。同时，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智能网联汽车采集的EDR数据，如制动时间、转向角大小、车体速度、车轮减速度或角减速等，是判断车辆刹车性能等质量指标的关键数据，属于“商品性能”信息，应纳入消费者商品信息知情权范畴。部分EDR数据权益具有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网络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条对个人信息的定义，汽车数据中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车主、驾驶人、乘车人、车外人员等有关的信息（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除外）属于个人信息范畴，比如位置信息。在本案中，车企作为汽车数据处理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车主对EDR数据中涉个人信息部分享有查阅、复制权。四、对涉EDR数据案件的处理建议本案中法院最终以车主不能提供未踩加速踏板的证据，而车企提交的相关海关文件证明车辆合格，且不同意鉴定申请，故认定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依据不足。此案例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EDR数据在出境、加密、解析、鉴定等环节尚存亟待解决的问题。（一）EDR数据出境《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8.6.6规定，乘用车应配备EDR系统记录特定事件数据，新能源车更适合安装和使用该系统。2021年相关修改单进一步明确新生产乘用车的配备要求，且《GB39732-2020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系统》强制规定了记录数据的具体内容和实施时间，使得配备EDR系统的车辆增多，其数据成为事故调查的重要证据来源。由于EDR数据涉及个人信息或重要数据，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一条，其出境需经过安全评估与审批。但实践中，大量外资车企因运营习惯常将进口车的EDR数据备份存储于境外，导致数据出境问题。2024年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数据跨境场景化一般数据清单》虽明确了部分可出境的售后服务数据，但EDR数据出境仍增加了车主取证难度。目前我国EDR数据读取工具使用及限制措施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需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则，确保数据出境合法、有序，并保障车主在数据出境场景下的权益。（二）EDR数据加密依据《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4.15.4规定，车主可通过指定工具读取EDR数据。但实际汽车产业习惯中，车企常使用专用工具且对数据加密，使车主即使获取工具也无法有效调取和解读EDR数据。在交通事故认定、车辆安全隐患调查等程序中，公安交管、市场监管部门及相关专家依职权可以调取和解读EDR数据，故数据加密不应限制公权力行使。这体现了在公共利益和安全保障面前，行政权力获取数据的优先性与必要性，确保相关部门能有效履职，查明事故真相和潜在风险。但司法实务中，相关部门对EDR数据的调取与解密读取客观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三）EDR数据保全我国《规定》中对EDR数据保全问题未明确规定，有待后续立法等作出进一步规范。在本案的事故认定阶段，交警依简易程序认定车主全责，未对涉案EDR数据进行调查取证；诉讼阶段车主为证明车辆存在质量缺陷，多次在法院协调下与车企协商，读取EDR数据及依EDR数据进行质量鉴定，但车企不停推诿，导致无法开展鉴定工作。因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优化智能汽车运行算法数据的留存模式与执法部门的EDR数据保全规则，通过留存的EDR数据在处理交通事故追责争议时提供裁判依据。例如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一般模式下要求记载位置和时间信息以及记载故障信息的强制保存规定，并设置车企向主管机关传输保存EDR数据的义务。真实的EDR数据经过分析、确认后可用于事故分析和鉴定。根据事故现场、车辆痕迹等确认数据与正在调查事件的相关性；理解数据元素应对的物理含义和技术意义，结合车辆碰撞形态，应用力学、事故重建等原理计算出其他未知信息。在汽车智能化过程中，EDR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目前路面上绝大部分车辆仍为L3级以下的自动驾驶级别，属于人机合作的共同控制模式，其在设计、组装、生产、运行、迭代的每个工作阶段，都应遵循最小风险原则（如刹车优先、充电时油门无效等）。而完全无人驾驶的场景中（L4级以上），EDR数据更是成为刑事责任追究的必然证据，或民事赔偿案件中无需EDR数据可直接确定车企的赔偿责任（这个需要修改道交法等系列法律法规）。故，在现有智能辅助驾驶场景中，自动驾驶模式何时激活，驾驶员何时参与驾驶，记载位置和时间信息，驾驶员责任与车企预设智能系统的差错如何划分比例，查明事故原因和确认责任人，都需要对EDR数据进行解读与分析，以考察车企预设智能系统是否违反最小风险原则。而对于将来的完全无人驾驶的场景，EDR数据对于责任的确定尤为重要。比如，《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第三十八条，经公安交管部门调查核实无误后的智能网联汽车车载设备、路侧设备等记录车辆运行状态和周边环境的客观信息可作为认定交通违法行为和事故责任的依据之规定，就为智能网联汽车发生事故后的EDR数据保全提供了相关依据。为减少车主与车企间因EDR数据提取等产生的纠纷，现阶段相关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建议主动开展涉车EDR数据调查、鉴定工作，无论将来立法对EDR数据权益性质如何界定，是财产还是身份权益，现阶段都应先制定EDR数据的调查规范、程序、规则。公权力的有效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纾解车主自行取证难的困境，为避免后续民事或行政争议的发生，实质化解纠纷，有效开展诉源治理，提供证据与事实上的支撑。综上，通过完善立法、加强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建立健全数据管理机制等多方措施，能有效解决涉EDR数据案件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我国汽车行业智能化发展过程中的数据安全与法治建设，保障各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作者：李涛、陈红，湖北维力律师事务所）【责任编辑：宋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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