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清在俄出席第十三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和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十次会议
新华社莫斯科5月29日电（记者赵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8日在俄罗斯出席第十三届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国际会议并发表讲话。12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陈文清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为汇聚全球安全合力提供了重要指引。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陈文清还分别出席了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
发表时间：2025-06-03 1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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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6批指导性案例（生态环境保护专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加强环境资源审判裁判规则指引，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第46批共5件生态环境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257-261号）。一、本批指导性案例的编选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从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三个方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努力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全国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监督指导，不断完善生态环境资源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持续健全环境资源审判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促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成效显著，我国生态环境司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环境司法大会致贺信指出，“中国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为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明确裁判规则，严格公正司法，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也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积累有益司法经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等单位的指导、支持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选了本批5件指导性案例。二、本批指导性案例的主要内容本批指导性案例均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涵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防治放射性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尾矿库污染，严惩长江流域非法采砂等不同类型。本批案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下：一是明确生态环境侵权责任裁判规则，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指导性案例257号“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明确了相关裁判规则：建设项目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已经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不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针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指导性案例258号“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及时采取了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同时明确：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二是明确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相关审查规则，规范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有效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公益诉讼，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在司法理念、程序规则及责任方式等方面，均与传统的私益诉讼有明显不同。原告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属于公益活动，依法应予鼓励和保护，但同时其应当依法行使各项诉讼权利，以最大程度实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如何审查处理？指导性案例259号“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明确：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方可裁定准许。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采取何种审查标准？指导性案例260号“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明确：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修复等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经审查，协议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出具调解书。三是明确跨行政区划案件相关程序规则，加强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流域司法保障。《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建设多元化生态保护修复投入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均对加强流域司法保障建设，开展流域司法协作，推进执法司法工作协同作出规定。近年来，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各地各级法院之间、执法司法机关之间，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协作衔接机制，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相关规则，加强流域区域系统治理、整体治理、协同治理。指导性案例261号“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明确了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适用指定管辖及修复资金跨区域移送执行的规则，即：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以及诉讼活动的便利性、专业性等因素，上级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指定具有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的下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受损地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更为适宜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执行到位的修复费用跨行政区划移交受损地相关部门用于生态环境修复，有效打破区域条块分割，促推协同治理落到实处。下一步，人民法院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体现在每一个案件办理、每一项司法政策引领中，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能力水平，严格公正司法，更好服务美丽中国建设，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法〔2025〕7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6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等五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57-261号），作为第46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5月26日指导性案例257号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建设项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裁判要点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建设项目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已经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不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基本案情案涉水电站由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水电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约人民币81.5亿元，开发河段属于我国特有物种川陕哲罗鲑的栖息地。川陕哲罗鲑是长江上游的珍稀濒危鱼类，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010年9月，某水电公司委托勘测设计机构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2016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作出《关于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下简称《环评批复》），原则同意《环评报告》，指出案涉水电站所在河段是川陕哲罗鲑的重要栖息地，要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减缓不良影响，并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5月案涉水电站项目经依法批准开工建设，2021年11月实施截流，至本案审理时水电站大坝尚在建设中。某水电公司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要求，开展了以下工作：（1）栖息地保护方面，编制《鱼类栖息地生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并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同意实施；开展川陕哲罗鲑资源及重要生境分布的科学调查；完成栖息地生境保护区标志性设施建设并拨付保护区建设及运行资金。（2）人工增殖放流方面，开展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技术、苗种规模化培育相关技术研究，并取得国家专利；建成运行川陕哲罗鲑增殖放流站，完成三次人工放流。（3）过鱼设施方面，完成前期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设计和准备工作。与之同时，在两个川陕哲罗鲑驯养基地持续开展人工繁殖工作。2021年，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因随坡弃渣、未按时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等分别被行政处罚。有关行政机关要求，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在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整改，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随坡弃渣违法行为整改，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建设。其后，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均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并通过监管验收。2021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认为某水电公司建设案涉水电站，影响川陕哲罗鲑生存，破坏极危物种栖息地，损害生物多样性，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水电公司停止建设、赔偿损失、改变项目选址、赔礼道歉等。审理期间，人民法院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裁判结果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1）川32民初28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4）川民终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和第四条明确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协调发展原则。本案中，某水电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建设单位，其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发电，符合国家因地制宜开发水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生存发展的需求，符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国家政策，依法应予支持。但案涉水电站建设同样也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预防或者减轻对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的损害或者重大损害风险，统筹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一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依法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虽然提供了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应证据，但结合当地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后监管情况，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的行政违法行为已整改到位并通过监管验收。同期人工繁殖工作在川陕哲罗鲑两个驯养基地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站建设滞后并未影响增殖放流工作正常开展。且后续某水电公司没有再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水电站建设行为已经对川陕哲罗鲑栖息地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后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其一，案涉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且已将川陕哲罗鲑保护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据此，对于水电站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符合法律规定，经原环境保护部批准的《环评报告》合法、有效。特别是，《环评报告》《环评批复》已将川陕哲罗鲑作为案涉水电站环境影响的重要敏感保护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环境分析、影响预测与评价，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案涉水电站在依法取得《环评批复》的前提下，经审批后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有效对策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其二，案涉建设项目采取了有效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措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前和实施中采取综合手段，防止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现象发生。而环境影响评价也不仅仅是评估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更是重在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的要求，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开展川陕哲罗鲑人工繁殖工作。某水电公司已委托相关单位完成了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的设计工作，符合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的要求；持续开展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工作，成功实现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并按要求采取了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等措施。某水电公司所采取的针对性保护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川陕哲罗鲑的科学研究进度，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强了保护力度，有利于川陕哲罗鲑的物种生存及生境保护。综上，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水电公司的建设行为对川陕哲罗鲑及周边生态环境具有造成损害的重大风险，依法驳回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但某水电公司的后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不因本案判决而减轻或者免除，其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按《环评批复》及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动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按时序进度要求落实到位。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第2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指导性案例258号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不作为/连带责任/禁止令/先予执行裁判要点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将相关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2.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3.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风险。基本案情2005年5月，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人民医院）与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肿瘤医院从国外引进伽马刀医疗设备一套，并于2010年7月19日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2013年，某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以下简称九某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医疗设备租借给九某医院，租借期为五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九某医院按租借设备毛收入计提收益，不分担成本，毛收入剩余部分归某人民医院。某人民医院承担租借设备相关开支及运营成本，负责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许可证件。2016年7月27日，九某医院与某人民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终止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2016年7月31日起提前终止履行医疗设备租借协议，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人民医院将案涉医疗设备搬离。合作期间，某人民医院未依约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也未办理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向某人民医院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1982533.10元（币种下同）。合作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案涉医疗设备进行依法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医院处。某肿瘤医院已停业多年，无力承担处置费用，且与实际使用人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医疗设备未能依法处置，存在环境污染风险。2021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给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案涉医疗设备未及时依法处置，造成环境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某肿瘤医院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因当地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受理后，为防止案涉医疗设备处置不当产生污染，依法作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责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经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准许，不得擅自处置案涉医疗设备。裁判结果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鲁7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一、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共同支付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该款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二、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宣判后，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先予执行到位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290万元。该款项全部用于案涉设备退役处置，在案件审结前依法处置完毕，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鲁民终14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变更第一项，明确为：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连带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污染环境风险的责任应当如何承担。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中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造成损害的现实危险。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履行风险管控义务，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应当依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其一，从侵权行为来看，案涉医疗设备长期闲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专门从事该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单位，而不能放任不管。某肿瘤医院作为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案涉医疗设备使用人，对该医疗设备依法负有安全防护和闲置处置的法定义务。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依法办理变更许可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案涉医疗设备，其作为实际使用人对案涉医疗设备闲置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亦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上述主体不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相互独立，均有过错，属于分别实施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其二，从损害后果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不依法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导致产生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造成同一现实危险的情形。特别是，案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和难以修复等特征。基于此，当侵害正在进行中或者实际损害后果尚未最终发生时，即应给予有效救济。就本案而言，案涉特种医疗设备未得到及时依法处置，可以认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中的任何一个侵权人若能积极履行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义务，都足以避免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反之，上述主体各自不依法处置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案涉医疗设备产生污染环境危险的后果。综上，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潜在危险的290万元费用，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基于案涉医疗设备风险的危害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并在二审审理中裁定先予执行处置费用，及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7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0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第1条指导性案例259号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撤诉审查裁判要点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方可裁定准许。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是指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基本案情2018年6月2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钢集团）百万吨钢渣堆放问题，其子公司厂区内的钢渣贮存场未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同时，江苏某钢集团还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认为江苏某钢集团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令江苏某钢集团：1.停止侵害，立即停止烟尘废气等超标排放，停止违规堆放废渣废物等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2.赔礼道歉，对持续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3.消除危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烟尘废气对大气环境及废渣废物对长江水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环境风险；4.赔偿损失，赔偿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5.承担本案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6.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为由，于2019年4月19日申请撤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撤诉理由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遂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一民事裁定：不准许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撤诉。2019年10月17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致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办理江苏某钢集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现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遂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经评估，江苏某钢集团案涉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人民币40349639.59元。2020年12月5日，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2019年6月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集中受理江苏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案件）申请司法确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钢渣导致的土壤污染损害已经得到有效修复，地下水污染危险消除，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到位，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够达到修复生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效果，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机制能够保障该协议得到履行，遂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于2020年12月5日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2021年2月23日，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案件经过当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达成赔偿协议为由第二次申请撤诉。裁判结果鉴于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5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民事裁定：准许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撤诉。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全部实现，其撤诉申请是否应予准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标的涉及环境公共利益，原告行使撤诉权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确认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予准许。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因获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遂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实际解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得到全部实现，如准许原告撤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不予准许撤诉。此后，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府磋商工作办理机构，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就案涉污染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2021年6月4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其间，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于2021年2月23日第二次申请撤诉。经审查，江苏某钢集团已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改，经鉴定评估和苏州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小组审核，确认污染问题已整治达标。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某钢集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后得到全部实现。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应当理解为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本案中，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仅涉及原告自身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在该诉讼请求实现前，原告申请撤诉属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此，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第二次申请撤诉的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2条、第26条、第27条指导性案例260号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实质审查/社会公共利益裁判要点1.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等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协议的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出具调解书。2.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基本案情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铝业公司）自2006年起陆续将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赤泥堆存在山西省原平市某赤泥库。该赤泥库总占地面积1840亩，总库容1664.3万立方米。赤泥具有强碱性和强腐蚀性，长期露天堆放，表面干燥以后在风季形成扬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并对仅距1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成较大威胁。2014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山西某铝业公司的赤泥库存在粉尘污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由于技术迭代升级，案涉赤泥库已不再使用，依法应当封场闭库，否则可能引发溃坝等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存在风险。2016年8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朝阳某环境研究所）以该赤泥库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风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对山西某铝业公司赤泥库赤泥危害性进行确认，并立即采取封场等措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危害和危险。审理过程中，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经协商于2017年1月18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一、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二、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每年用于企业环境治理，环保人员培训，污染防治，环保设施的投资、运行维护、物料消耗，赤泥库综合治理等与环保相关的费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币种下同）。三、协议生效后，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拿出300万元，在两个月内设立专门账户，作为赤泥库专项环保治理资金，以保障赤泥库的环境治理等。赤泥库的治理不限于该专项环保治理资金。四、山西某铝业公司自愿接受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的监督，监督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次日起三年。五、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朝阳某环境研究所本案代理律师费。六、诉讼费用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规模、危害后果、已有的防尘措施及和解协议拟采取的措施，不封场不能根治赤泥库的污染问题，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效果，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不能确认和解协议，不予出具调解书。鉴于赤泥库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国内此前尚无同等规模赤泥库封场经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技术专家对案涉赤泥库进行现场勘察，就能否封场进行充分论证，引导双方当事人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就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进行重新协商。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达成调解协议：一、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行政部门等国家机关要求，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每年至少以书面形式向朝阳某环境研究所通报1次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并报告人民法院。二、封场期间山西某铝业公司按规定采取环境污染防范措施，继续采取洒水、覆盖等抑尘措施；严格执行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认可、备案的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中的生态环保要求，防范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每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赤泥库周边环境（地下水、大气）质量检测不少于2次并出具检测报告。三、山西某铝业公司自行筹集封场项目所需全部资金，预计工程费用为1.5亿元。四、出现不能封场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技术原因、第三方原因等时，山西某铝业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及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待原因消除后继续完成封场工作，工期顺延；如山西某铝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封场或逾期封场，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可申请人民法院扣划或者冻结山西某铝业公司的剩余工程费（总额以1.5亿元为限），并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封场工作，所需费用以扣划或者冻结的工程费直接支付。五、封场工程完成后，由山西某铝业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及设计、施工、监测（调查）等单位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方视为封场措施的环保效果达到预期目标。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裁判结果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于2018年11月1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6）晋09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裁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据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开展调解或者自行和解，但人民法院须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确认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保证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中，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对山西某铝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决定应否出具调解书。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并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恢复生态环境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2017年1月18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赤泥库内堆存的赤泥量已达到设计堆存标高，不封场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但和解协议不仅未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对赤泥库进行封场，也未约定具体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仅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作出付款承诺，且未明确款项中用于修复赤泥库周边环境的资金数额。因此，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足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无法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不能有效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不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故人民法院未出具调解书。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筹集1.5亿元工程费用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彻底解决赤泥库的环境问题。从调解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对赤泥库的修复期限、修复费用、修复措施、替代方案、监督单位、监督方式、验收部门等均作了详细约定。为确保协议内容合理、可行，人民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综上，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调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依法出具了调解书。结案后，人民法院主动与有关行政部门沟通，明确库区生态恢复治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制定封场方案并按期推进。封场项目总投资1.3亿余元，主要包括赤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新建排水系统4套、覆土38万立方米、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5万平方米。为确保封场项目如期完成，人民法院定期现场回访，持续跟踪修复进度。经过五年治理，2023年11月封场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12月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达到了修复生态环境、消除损害风险效果。至此，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此外，在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人民法院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绿色发展产业集群，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5条指导性案例261号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关键词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采矿罪/跨行政区划/指定管辖/受损地修复裁判要点1.对于跨行政区划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案件，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具有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的下级人民法院管辖。2.在受损地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修复更为适宜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执行到位的修复费用跨行政区划移交受损地相关部门用于生态环境修复。基本案情2021年3月至7月，被告人张某山、章某晨、李某、丁某等人出资，被告人洪某武、王某宏等人提供“三无”采砂船，与事前联系的购砂船主被告人章某伟、凌某华、鲍某文等人，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长江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通过采运一体的方式，共同非法采运江砂46765.04吨，价值人民币2893129元（币种下同）。被告人马某玉明知江砂系盗采，仍收购1700吨，并予以出售。经鉴定，张某山等人非法采砂行为造成了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且该行为与案发地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长江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数额为5157476.86元，其中河床结构损害4910329.2元、鱼类资源损害96146.02元、底栖生物损害14884.62元、生物多样性服务价值损害101557.02元、后续监测费用34560元。另查明，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为长江宜宾以下干流河道采砂的禁采期。长江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均为江砂的禁采区。2020年1月至案发，长江安徽段未发放过采砂许可证。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山等人犯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马某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以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张某山等人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等。因本案作案时间长，犯罪地跨安徽、江苏等省级行政区划，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该院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省内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确定的环境资源审判跨区域管辖基层法院之一。裁判结果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日作出（2022）苏0981刑初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某山等人犯非法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对部分被告人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至一万五千元不等，追缴违法所得；被告人马某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违法所得；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张某山等人在各自参与采砂数量范围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生效后，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移交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当地政府实施铜陵长江生态环境整治和江豚保护项目。裁判理由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河道砂石属于国家矿产资源，非法采集江砂将破坏长江生态环境，影响长江河势稳定、防洪和通航安全。被告人张某山等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长江禁采期、禁采区从事非法采砂，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情形，其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被告人马某玉明知购买的江砂系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购，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涉采砂地点位于安徽省铜陵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段上下断面之间，该区域是中华鲟、江豚等珍贵濒危水生野生生物的栖息地。张某山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直接导致案发长江水域生态系统的损害，破坏了水生动物资源繁衍生存环境，经鉴定，造成长江生态环境损害5157476.8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九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张某山等人应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长江生态环境损害的民事责任。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关于案件的管辖问题；二是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问题。关于案件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有关案件，由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以外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实施非法采砂行为的被告人人数众多、作案时间长，采砂地点和卖砂地点跨安徽、江苏等多个行政区划。案涉非法采砂行为具有利润巨大、团伙作案、内外勾连等特点，存在地方公职人员涉嫌犯罪线索，故本案指定安徽省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结合侦查、公诉、审判活动的同级性、便利性、专业性等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具有环境资源审判职能的东台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使用问题。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应当坚持系统治理、原地修复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修复实施的基础保障，多数情况下，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发生在审理法院管辖区域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与修复实施能够适配。但是，在跨域尤其是跨省级行政区划的情形下，生态修复费用难以用于受损地生态环境修复实施。本案虽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审理，但受损地位于长江安徽省铜陵段，张某山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造成了当地长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势必导致损害后果持续存在甚至加剧。本案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将执行到位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时移交安徽省铜陵市相关部门，用于受损地长江安徽省铜陵段的生态环境修复工作。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234条、第12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28条、第9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1〕1号）第20条【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29 09: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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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五周年第三批典型案例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民法典颁布五年来，人民法院从规范市场交易到依法保护产权，从促进公平竞争到鼓励科技创新，全力贯彻实施好民法典这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系“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系列的第三个专题：“严格公正司法，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专题聚焦贯彻民法典绿色原则、依法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依法保护民营经济组织人格权益等领域，旨在讲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过程中积极助力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促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故事，进一步释放民法典的良法善治功能。目录一、依法治理盲目“放生”，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二、依法保障技术服务方合法权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天津某传热设备有限公司诉韩城市某热力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合同纠纷案三、“严保护”“高判赔”，积极营造鼓励创新环境——吉某公司等诉威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四、依法保护声音权益，促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殷某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五、支持非公司制法人依法强制清算，助推“僵尸企业”及时出清——天河南街道办申请天河某公司强制清算案六、经营主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损害名誉应担责——某瓦罐煨汤店诉戴某名誉权纠纷案一、依法治理盲目“放生”，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刘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一）基本案情2020年12月，徐某在未向主管部门报告的情况下，将从刘某处购买并由其运至现场的鲇鱼25000斤投放至江苏省常州市长荡湖。后其投放的湖面陆续出现大量死亡鲇鱼，至2021年2月，当地渔政部门累计打捞死亡鲇鱼20208斤。经鉴定，死亡鲇鱼为革胡子鲇，系具有极强适应能力、繁殖能力的外来物种，入侵成功将对本土鱼类资源和水域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打击。涉案投放行为对长荡湖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死亡腐烂的革胡子鲇对长荡湖水质造成的影响，二是未打捞上岸的革胡子鲇对本土鱼类及生物多样性损害。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徐某、刘某连带赔偿违法放生造成的长荡湖渔业资源直接损失、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专家评估费用等。（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徐某投放外来物种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存在主观故意，且投放革胡子鲇造成严重的生物安全风险，威胁国家生物安全，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生态破坏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刘某明知徐某购买革胡子鲇投放于天然开放水域，并根据徐某的要求将革胡子鲇运输至长荡湖投放现场，构成共同侵权，应对徐某违法投放造成的生态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故依法判决徐某承担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事务性费用1.8万元等，用于长荡湖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科普、法治宣传。刘某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三）典型意义“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外来物种入侵是威胁国家生物多样性、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问题。缺乏科学指导和法律监管的盲目“放生”行为会对本地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并对生物安全带来巨大风险。本案系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从行为性质、生态破坏后果、过错程度等角度依法认定被告的法律责任，对于引导社会公众更加重视盲目“放生”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共同维护生态环境，守护绿色家园具有重要意义。（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二、依法保障技术服务方合法权益，促进创新成果转化运用——天津某传热设备有限公司诉韩城市某热力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某传热设备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开发了利用钢厂生产过程中的炼钢冲渣水余热供暖的新技术。某热力公司因经营需要，与某传热设备公司签订能源管理合同，约定由某传热设备公司向其安装炼钢冲渣水余热供暖的“渣水换热器”等设备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某热力公司于每个采暖季结束后按照合同约定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一定的节能效益分享款。某热力公司在使用涉案换热器过程中，发现该设备因漏水与堵塞造成换热效果降低，进而影响正常供暖，便不再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双方产生争议，遂某传热设备公司诉至法院。（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某传热设备公司提供的涉案能源管理服务，是利用钢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为居民供暖，全国仅有包括某传热设备公司在内的少数几家公司能提供此项技术，该技术具有一定的环保效益以及创新性。科技型公司需要在技术创新、实践改造、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是基本规律，在处理因能源管理合同履行产生的纠纷时也要考虑该因素。某传热设备公司后期维修便利性方面虽存在欠妥之处，但并非故意提供质量不合格的产品，在诉讼期间某传热设备公司亦积极寻找故障原因。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下，判决某热力有限公司依约向某传热设备公司支付欠付的节能效益分享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同时判决某传热设备有限公司赔偿某热力公司一定经济损失。（三）典型意义大力推动节能工作，把节约资源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流程、各领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钢铁行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余热，将炼钢冲渣水余热等废水废气充分利用变废为宝，不仅能为企业节能降耗创造效益，而且还能满足城市供暖需要，也有利于改变城市热源单一、环境污染等问题。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等规定，合理认定双方当事人的责任，依法保障技术服务方享有节能效益、分享合法权益，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科技、绿色低碳技术等创新成果的司法保护，有利于促进成果转化运用，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三、“严保护”“高判赔”，积极营造鼓励创新环境——吉某公司等诉威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一）基本案情吉某公司及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吉某方”）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方”）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方发现威某方两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简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专利，且威某方推出的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21亿元。（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通过整体分析和综合判断，威某方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全部涉案技术秘密、以申请专利的方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使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故判决：除非获得吉某方的同意，威某方应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专利；将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吉某方；以发布公告、公司内部通知等方式，将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及其所有员工以及关联公司、相关部件供应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等；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约6.4亿元。同时明确，如威某方违反判决确定的停止侵害的义务，应逐项按日或者一次性支付迟延履行金。（三）典型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在认定构成侵害技术秘密的基础上，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同时，还对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进行积极探索，推动了知识产权审判理念更新和裁判规则创新，充分彰显了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态度和制裁不正当竞争的坚定立场，有利于营造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百七十九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修理、重作、更换；（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四、依法保护声音权益，促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殷某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侵权案（一）基本案情原告殷某是一名配音师，发现他人利用其配音制作的作品在多个知名APP广泛流传。经溯源，上述作品中的声音来自于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运营的平台中的文本转语音产品，用户通过输入文本、调整参数，可实现文本转化成语音的功能。原告曾接受被告二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的委托录制录音制品，被告二为录音制品的著作权人。后被告二将原告为其录制的录音制品的音频提供给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允许被告三以商业或非商业的用途使用、复制、修改数据用于其产品及服务。被告三仅以原告录制的录音制品作为素材进行AI化处理，生成了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并在被告四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云服务平台对外出售。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与被告五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签订在线服务买卖合同，由被告五向被告三下单采购，其中包括了涉案文本转语音产品。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采取应用程序接口形式，在未经技术处理的情况下，直接调取并生成文本转语音产品在其平台中使用。殷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五被告应当赔偿殷某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声音权益是一项人格利益，关乎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后的声音，只要一般社会公众或者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则该自然人声音权益可及于该AI声音。上述五被告均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声音，实施了侵害原告声音权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的侵害。因案涉侵权产品已经下架，故不再判决五被告承担停止侵害的侵权责任，而是结合原告诉请、各被告的主观过错等因素依法判决被告一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礼道歉，被告二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被告三某软件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三）典型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声音伪造、模仿等行为日益普遍，由相关技术引发的侵害人格权纠纷也逐渐增多。我国以立法形式将“声音”保护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体现了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尊重，以及对技术发展和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为新业态、新技术的应用划定了行为界限，有助于规范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沿着为民、向善的方向发展。（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零一十八条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第一千零一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一千零二十三条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参照适用肖像许可使用的有关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五、支持非公司制法人依法强制清算，助推“僵尸企业”及时出清——天河南街道办申请天河某公司强制清算案（一）基本案情天河某公司成立于1993年，系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经营范围为批发业。2009年1月，天河某公司因不按规定年检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吊销营业执照。2020年12月，天河南街道办作为天河某公司的主管单位，以天河某公司在解散事由出现后未依法成立清算组为由，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定认为，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法人的主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清算。天河某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应参照公司制法人的有关规定进行清算。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自行清算，天河南街道办作为主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受理。2021年1月，裁定受理天河南街道办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清算组对天河某公司进行清算。（三）典型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完善企业退出制度”。民法典赋予了主管机关对非公司制法人提出强制清算的主体资格，为破解非公司制法人无人申请、无法启动强制清算程序的僵局提供了明确依据。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支持非公司制法人进行强制清算，助推“僵尸企业”出清，保障债权人利益，切实发挥了强制清算制度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七十条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第七十一条法人的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六、经营主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损害名誉应担责——某瓦罐煨汤店诉戴某名誉权纠纷案（一）基本案情戴某的丈夫在某瓦罐煨汤店购买了桂圆排骨汤、饺子各一份。随后，戴某以家人不适应该饮食为由，手提其丈夫购买的汤来店里要求退换。双方协商未果，戴某当即将手中的汤甩在地上，愤然离店。后戴某心有不甘，为制造影响，在某平台上将该瓦罐煨汤店的招牌拍照并发布视频，并配发侮辱性文字。视频发布后，立即引起围观，在围观者发文提问“怎么？”时，戴某以“人品太差了”予以回复。瓦罐煨汤店经营者得知此事后，要求戴某停止侵害，戴某当晚将该视频予以删除。因瓦罐煨汤店名誉权受到侵害，虽经双方协商沟通，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某瓦罐煨汤店遂诉至法院，要求戴某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相关损失。（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某瓦罐煨汤店作为一家合法经营餐饮的商家，在向戴某出售的食品不存在质量问题的前提下，有权不予退换已售食品，对整个事件无过错。戴某出于一时激愤，在某平台上针对瓦罐煨汤店的经营理念和服务态度发布损害其名誉的文字内容，并引起不特定群众围观，构成对该店名誉权的损害。故判决戴某在某平台上发布一则不少于三十字的道歉内容视频，且留存时间不少于三日，作为对瓦罐煨汤店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的方式，同时判令戴某向某瓦罐煨汤店赔偿损失。（三）典型意义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既要平等保护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更要重视保护其人格权益。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五十九条特别强调，民营经济组织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民营经济组织经营者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传播渠道，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恶意侵害民营经济组织及其经营者的人格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利用某平台对某瓦罐煨汤店实施侮辱、诽谤行为的戴某承担侵权责任，亮明了依法保护经营主体人格权益，支持经营主体安心经营、专心创业的司法态度。（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5-28 09: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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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五周年第二批典型案例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民法典颁布五年来，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公正司法、司法为民，不断提升审判质效，通过审理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充分彰显民法典“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努力做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跟到哪里，推动民法典更好“典”亮千家万户。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系“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系列的第二个专题：“坚持司法为民，更好保障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本专题聚焦各项民生关键小事，及时回应业主生活便利、老年人权益保障、人格权保护、“饭圈”文化治理、职场性骚扰等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热点问题，旨在讲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维护人民群众各项民事权益的故事，进一步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目录一、依法妥善处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维护互让互谅的相邻关系——徐某等六人诉范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二、依法判令物业公司承担协助安装充电桩责任，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贯彻落实绿色原则——聂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三、未按约定提供养老服务，应当依法退还相应费用——向某诉某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四、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有权以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黄某诉重庆某公司劳动争议案五、追星中侮辱、诽谤他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魏某诉何某等三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六、依法支持赔付误工费，保障老年劳动者合法权益——罗某诉李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依法妥善处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纠纷，维护互让互谅的相邻关系——徐某等六人诉范某排除妨害纠纷案（一）基本案情无锡市某花园小区某号楼某单元徐某等全体业主一致签字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并于小区主要出入口及单元楼道张贴意见征集单、公示、承诺及图纸等相关材料，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随后，该增设电梯项目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并正式开工。居住于某号楼北楼的业主范某认为，该电梯安装位置影响其采光，侵犯其合法权益，遂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停工。徐某等业主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某排除妨碍，停止对加装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经法官现场查看，该小区已加装电梯均采用全玻璃方式。（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某号楼加装电梯经过本幢房屋相关业主表决同意，徐某等业主系依据合法有效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开工备案通知单进行施工，范某实施阻碍加装电梯的行为，侵犯了徐某等合法权益。依照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案涉住宅增设电梯，将对大多数业主特别是老人、小孩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加装工程已经充分考虑对相邻楼栋房屋采光、通风的影响，并尽可能降至最低，范某等相邻楼栋的业主应当本着友睦邻里、互让互谅的原则对待增设电梯工程。本案在判决范某停止对无锡市某花园小区某号楼加装电梯工程实施阻挠行为的同时，也指出，如加装电梯后在采光、通风等方面确对部分业主造成较大影响的，亦可就补偿问题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三）典型意义民以居为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提升居住品质，特别是便利老年人出行具有重要意义。本案是一起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而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案涉楼栋加装电梯事宜已经获得该栋楼法定比例以上业主同意，程序合法。考虑到某号楼增设电梯可以显著改善该幢楼业主的居住条件及生活便利程度，且电梯井道采用的是玻璃幕墙，在保证本楼栋业主出行便利的情况下，已尽可能将相邻及低楼层业主通风采光的影响降到最低，故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认定可能受到影响的相邻及低楼层业主应当对本楼栋业主合理合法使用不动产提供一定的便利。本案的裁判充分考虑了不同业主的诉求，既保障了增设电梯工程的顺利进行，也为相邻业主合理合法行使权利指明了路径，对于保障群众安居，促进邻里关系和谐具有积极引领作用。（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二百八十八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依法判令物业公司承担协助安装充电桩责任，保障业主合法权益，贯彻落实绿色原则——聂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聂某系东莞市某小区业主，享有涉案小区一期1号地下车库某车位使用权，某物业公司为案涉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0年9月，聂某因需在前述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要求某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证明。某物业公司称，出具同意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且须经全体业主表决，因此不同意出具，双方遂产生纠纷。聂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其在车位上安装电动车充电桩的证明。（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物业公司应当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举措，在业主申请充电设施建设时，履行配合安装、提供便利义务。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此对共有部分的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应认定为合理使用。物业服务公司出具同意安装证明，仅是安装充电桩的一个环节。案涉车位是否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是否会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人防效能等产生影响，还有赖于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依据现场勘查情况进行后续判断。因此，某物业公司以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为由不同意出具同意安装证明，理由不成立。故判决某物业公司为聂某出具同意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三）典型意义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通过司法审判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居住更舒适、生活更美好，是司法为民宗旨的内在要求。我国已进入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阶段，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一方面有利于节能减排，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业主的居住体验和幸福指数，是关系民生的关键小事。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物业公司应为业主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提供便利，不仅贯彻了民法典第九条规定的绿色原则，彰显了人民法院支持环保出行的司法理念，而且对破解充电桩及配套设施安装难题、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是人民法院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切实保障民生的生动实践。（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二百七十一条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未按约定提供养老服务，应当依法退还相应费用——向某诉某公司养老服务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向某与某公司签署《某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约定由某公司为向某提供养老服务。合同期限为五年，向某预缴了部分养老服务费3万余元。合同签订后，向某至合同约定的位于重庆的养老基地居住生活并接受养老服务。第二年，该养老基地暂停经营，向某被安排至云南、四川等地。之后，向某返回重庆，未再接受某公司的养老服务。向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退还未消费的养老服务费用。（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向某与某公司形成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某公司频繁变更提供养老服务的地点，给向某带来不便，亦违反合同约定，向某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的养老服务费用，故判决某公司退还养老服务费1万余元和押金1千余元。（三）典型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抓好养老服务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民生大事，通过司法裁判引导、规范养老产业发展，更好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是司法为民宗旨的内在要求。本案中，养老机构因自身经营不善，在合同约定的养老基地暂停经营后，将老年人安排至云南、四川等地，致使老年人频繁奔波，违背老年人接受养老服务的初衷。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等规定，认定养老机构未基于老年人身心特点和实际需求适当履行合同，依法支持原告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的诉讼请求。本案裁判对于促推养老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更好保障和实现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的规范引领作用。（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第五百六十六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员工实施职场性骚扰，用人单位有权以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黄某诉重庆某公司劳动争议案（一）基本案情重庆某公司制定的《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和《奖惩条例》规定：尊重他人名誉、人格和隐私，严禁危害职工人身安全或骚扰女职工；骚扰女职工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并保留追究经济赔偿责任的权利；滋扰或骚扰女职工的予以开除。以上规章制度系由重庆某公司组织职工和工会代表协商制定，并已向员工公示。黄某担任重庆某公司副总经理一职期间，经常在工作时间利用职务便利，以不雅言语和不良肢体行为对女职工进行骚扰，导致多名女职工离职。经相关调查后，重庆某公司根据黄某的行为、公司的制度及劳动合同的约定，以黄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黄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重庆某公司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7480.55元。（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依据民法典等法律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企业应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对女职工的性骚扰。本案中，重庆某公司已组织职工代表、资方代表和该公司工会对《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奖惩条例》等规章制度进行讨论，并已向员工公示。黄某的性骚扰行为已严重违反法律和重庆某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该公司据此解除其劳动合同的行为合法。故对黄某要求重庆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三）典型意义职场性骚扰有损劳动者权益和人格尊严，用人单位负有防止、制止职场性骚扰的法定义务。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劳动者利用与女职工的上下从属关系进行性骚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对于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职场环境具有积极的规范引领作用。（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零一十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追星中侮辱、诽谤他人，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魏某诉何某等三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一）基本案情魏某是A明星的粉丝，何某等三人是B明星的粉丝，四人均是某微博用户。何某等三人曾在某微博发布一些关于A明星的负面内容，魏某看到后将三人成功举报。三人被举报后极为不满，开始在微博账号上持续发布诸如“嫌疑犯魏某”等内容，还在微博主页、评论区公布魏某私人照片和微博主页链接。上述内容发布后，阅读量从几百到上万不等，转发数、点赞数、评论数若干。魏某认为何某等三人侵犯其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人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何某等三人在微博上发布的相关内容虽未明确对魏某指名道姓，但配有其被魏某投诉的平台通知截图，还公布了魏某的微博主页链接和私人照片。魏某的微博账号为实名认证，足以使其他网友识别出案涉微博内容系针对魏某。何某等三人发布的侮辱性言论，造成社会公众对魏某的评价降低，侵犯了魏某的名誉权，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综合三人发布微博的影响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判决何某等三人在各自微博账号发布向魏某赔礼道歉及澄清事实的微博并置顶一周，同时向魏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三）典型意义粉丝群体在网上互撕谩骂、应援打榜、造谣攻击等行为，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破坏了清朗网络环境，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相关规定，认定粉丝在追星过程中侮辱、诽谤他人，可构成人格权侵权，为网络用户身份确定、侵权行为界定等问题提供了清晰明确的审理思路，有利于进一步引导网络用户理性发言，促进依法治理“饭圈”乱象，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零二十四条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依法支持赔付误工费，保障老年劳动者合法权益——罗某诉李某、某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基本案情罗某已超过60周岁，一直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其主要经济收入来源。2023年7月，李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罗某驾驶的两轮电动车相撞，造成罗某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罗某因此住院治疗32天。经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罗某遗留左侧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构成十级伤残，其误工期180日。李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300万元）。罗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包含误工费在内的交通事故损失。（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退休年龄是国家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劳动权利做出的规定，是国家对职工的一种待遇，并非对劳动能力的认定和限定。虽然罗某在事故发生时已年满63周岁，但仍有合法经济收入来源，本次事故造成其受伤住院治疗，导致其收入减少，应依法支持罗某的误工费请求。故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罗某交通事故损失11.2万余元。（三）典型意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条件的提高，劳动者在退休后继续从事劳动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加强对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对于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原告虽已超过60周岁，但仍具备劳动能力，且实际从事劳动，发生事故后因治疗和养伤耽误了劳动时间，导致收入减少。人民法院认定，若单纯以其超过60周岁为由不支持其误工费不仅与事实不符，客观上也有失公平，故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支持超过退休年龄劳动者的误工费请求。本案裁判是司法助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推动“银发力量”更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写照。（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一千二百零八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5-05-27 09: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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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见陈文清
新华社布达佩斯5月24日电当地时间5月2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布达佩斯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陈文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迎来广阔发展前景。中方坚定支持匈方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匈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努力。中方愿同匈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拓展经贸、执法安全和司法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保障好两国企业营商环境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继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欧尔班表示，习近平主席去年5月对匈牙利进行了历史性成功访问，为两国关系与各领域合作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匈方将在经贸、执法安全等各领域与中方持续深入合作，维护好双方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期间，陈文清还分别会见了匈牙利内务部部长宾戴尔、总理办公室国务秘书福尔考什。【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5-26 09: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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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法典颁布五周年首批典型案例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民法典颁布五年以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民法典的规定精神，坚持法理与情理融合统一，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每一起案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民法典鲜明价值取向，推动民事主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系“民法典颁布五周年典型案例”系列的第一个专题：“传承中华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专题聚焦见义勇为、孝亲敬老、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和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旨在讲述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弘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故事，进一步凝聚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化民法典的贯彻实施工作，通过司法裁判促推和引领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推动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目录一、依法判令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鼓励见义勇为——柴某诉顾某健康权纠纷案二、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违背公序良俗直播，主播拒绝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某传媒公司诉段某经纪合同纠纷案三、主播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构成欺诈，平台积极处置不担责——谢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焦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四、子女长期不尽赡养义务，依法构成遗弃，丧失继承权——高某乙诉高小某法定继承纠纷案五、“挂床住院”不诚信，产生费用应自担——喻某诉李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依法判令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鼓励见义勇为——柴某诉顾某健康权纠纷案（一）基本案情2023年12月，柴某与顾某共同乘坐轨道交通七号线镇坪路站上行自动扶梯，顾某位于柴某前方。电梯上行过程中，顾某站立不稳向后摔倒时，因柴某及时救助而未倒，但柴某为救助顾某而受伤。柴某于受伤当天自行前往医院就医，诊断为左跟骨前外缘撕脱骨折，左足、左踝退行性改变。因救助顾某的行为，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宣传部于2023年12月向柴某颁发“普陀好人-见义勇为”证书。后柴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顾某赔偿其因救助顾某受伤产生的医药费等损失7992.68元。（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原告柴某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保护被告顾某民事权益而受伤，构成见义勇为，其精神值得褒扬。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因没有侵权人，故作为受益人的被告顾某应当给予原告适当补偿。对于补偿的数额，因补偿责任并非赔偿责任，需综合考虑原告受伤情况、救助行为及所起到的作用等实际情况，同时考虑相关单位已决定给予见义勇为人适当奖励，故酌定补偿7000元。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三）典型意义见义勇为、互帮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中，有时会出现因见义勇为使自己受到损害，但相应损失却因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等原因而难以得到赔偿的情况。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认定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并可根据见义勇为人所受损失和救助行为所起到的作用等实际情况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同时，为更好激励见义勇为行为，法院还积极协调相关单位对见义勇为人予以适当奖励。本案裁判为类案提供了规则指引，同时也旗帜鲜明彰显出鼓励好人好事的司法立场。（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百八十三条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二、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违背公序良俗直播，主播拒绝履行，不承担违约责任——某传媒公司诉段某经纪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2023年2月，某传媒公司与段某签订了《主播艺人经纪合同》，约定段某签约成为该公司旗下主播艺人，通过公司指定的平台进行各种内容的视频、音频直播活动；段某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其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不得擅自解约，否则构成违约，违约金为双方约定的年收入的3倍。段某签约后，根据该公司的安排，在某视频平台上进行直播或发布影音视频。在直播过程中，某传媒公司负责人对段某的主播活动进行指导，要求段某隐瞒已婚事实，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段某明确拒绝该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因双方未能协商一致，段某停播。某传媒公司以段某违约为由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段某支付违约金10万元及律师费。（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某传媒公司要求解除与被告段某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段某也同意解除，故依法予以支持。根据双方签订的《主播艺人经纪合同》，艺人有权拒绝色情、暴力、违规、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及其他有损人格、名誉或不健康的表演和工作，并有权要求赔偿。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关系，违背公序良俗，同时也违反了双方约定，属于违约在先。段某明确拒绝某传媒公司的指导意见并要求解除合同，在多次协商无果后停播，并不构成违约。因此，对某传媒公司要求段某支付违约金及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典型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随着直播行业的兴起，部分网络经纪公司要求网络主播通过低俗表演吸引流量、诱导打赏等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网络主播的合法权益，而且违背公序良俗，阻碍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本案中，某传媒公司要求主播用各种话术与观众保持暧昧联系的行为有损主播人格尊严，有害网络文明，有悖公序良俗。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该公司关于认定拒绝擦边直播的主播构成违约的诉讼请求，在依法保护网络直播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同时，鲜明表达了依法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秩序，助力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有序、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的司法立场，有力弘扬了民法典关于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立法精神和价值导向。（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三、主播虚构事实诱导消费构成欺诈，平台积极处置不担责——谢某诉某科技有限公司、焦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一）基本案情2021年7月，网络主播焦某多次在某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平台直播间虚构其带人解救受困母女的故事：小女孩“玲玲”和亲生母亲被继母软禁，焦某多次直播带人前去解救“玲玲”母女。“玲玲”因每天吃继母喂食的不明药片，浑身无力，病情不断恶化，急需手术治疗。焦某等人在山上找到了“玲玲”的生母，但“玲玲”生母因长期被隔绝在山上，无法交流，遂画了三幅画交与焦某。焦某带着“玲玲”生母找到画中的房子，“玲玲”的继母“大美”住在该房子里，屋内堆放大量玉石。焦某要求玲玲继母“大美”出钱给玲玲看病，“大美”以钱财均押在玉石上为由表示无能为力。经焦某与“大美”周旋，双方同意由“大美”委托焦某代为卖玉，所得货款用以支付“玲玲”医疗费用。直播间有人称愿意无偿捐款给“玲玲”治病，焦某不同意接受捐款，向粉丝宣称“大美”家有玉器，愿以低价将玉器出售回馈粉丝的爱心来筹集“玲玲”的医疗费用。谢某在浏览视频过程中，留意到焦某直播“玲玲”母女求助、解救、治病、筹款等内容，出于同情，为了筹集善款，于2021年7月8日至7月30日期间在直播间购买了玉手链、玉戒指、玉吊坠等33件商品，支付价款合计10328.1元。后谢某发现焦某与故事涉及人员共同就餐庆祝，遂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投诉举报，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共同返还购物款10328.1元，共同赔偿购物款三倍金额。（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被告焦某在直播过程中，虚构“玲玲”、“大美”等人物及故事情节，以此获取消费者的同情和爱心，从而达到通过网络销售其产品的目的，构成欺诈，有违诚信原则，有悖公序良俗，应依法退还购物价款10328.1元并赔偿谢某三倍价款30984.3元。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收到原告谢某等消费者的投诉后，即时关闭了焦某注册账号的商家功能，且按照要求提供了涉案违规直播间销售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配合查清案情，故判决对原告主张被告某科技有限公司与焦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典型意义诚信是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网络直播带货作为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一种新型销售模式，以直观的产品功能展示、优惠的市场价格、主播口碑支撑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销售效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随着该模式的普及，某些主播欺骗消费者、恶意炒作营销等现象也不时出现，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破坏了交易秩序。本案中，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主播虚构事实“卖惨”带货的行为构成欺诈，并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判决惩罚性赔偿，依法维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对于整治网络直播中编造虚假悲情故事、博取流量和同情卖货等乱象具有积极意义。（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百四十八条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四、子女长期不尽赡养义务，依法构成遗弃，丧失继承权——高某乙诉高小某法定继承纠纷案（一）基本案情高小某系高某甲独子。1992年，高小某（时年20周岁）在与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对父母不闻不问。母亲患病时其未照顾，去世时未奔丧。父亲高某甲身患重病甚至做重大手术期间，高小某也未履行任何照护义务。高某甲有四个兄弟姐妹，分别为高某乙、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其中，高某乙对高某甲夫妻照顾较多。高某甲去世后，高某乙联系高小某处理高某甲的骨灰落葬事宜，高小某不予理睬，却以唯一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身份，领取了高某甲名下部分银行存款。高某乙起诉至法院，认为高小某遗弃高某甲，应丧失继承权，高某甲的遗产应由第二顺位继承人继承。高某丙、高某丁和高某戊均认可高小某应丧失继承权，并出具声明书表示放弃继承高某甲的遗产。（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高小某自1992年离家后，三十余年来对父母不闻不问，不仅未给予任何经济帮助，也没有任何赡养行为，父母去世后，亦怠于为父母送终，已经构成遗弃，故判决高小某丧失继承权，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后自高某甲账户内所取款项应由高某乙继承，高小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三）典型意义百善孝为先，赡养父母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子女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父母有经济收入、身体状况良好而免除。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本案中，高小某作为家中独子，三十余年对父母未尽任何赡养义务，故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遗弃，并判决其丧失继承权。本案裁判有利于引导民事主体更加重视和维系相亲相爱的家庭关系，弘扬孝亲敬老的优良传统和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丧失受遗赠权。五、“挂床住院”不诚信，产生费用应自担——喻某诉李某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一）基本案情2021年5月某日，李某驾驶小型越野车与停放在路边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及坐在车上的喻某发生碰撞，造成喻某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全部责任。喻某受伤后先后四次住院治疗，共住院801天。事故发生前，李某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10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喻某因与李某、某保险公司就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60余万元。（二）裁判结果生效裁判认为，案涉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喻某不承担责任，李某承担全部责任，认定内容及结果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某保险公司、李某应当对喻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在具体损害赔偿计算上，双方就喻某实际治疗天数产生争议，喻某虽主张住院801天，但根据住院病历长期医嘱及体温单显示，其中434天无任何治疗和用药记录，也无体温记录，属于“挂床住院”，故对相应部分损失赔偿主张不予支持，最终判决某保险公司、李某赔偿喻某40余万元。（三）典型意义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住院时间是认定被侵权人损失的重要依据。近年来，被侵权人为获得更多的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营养费等赔偿而“挂床住院”的现象不在少数。此类行为不仅有违民法典第七条规定的诚信原则，也造成公共卫生资源的浪费。本案中，喻某有434天无任何治疗行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其主张的相关损失不予支持，旗帜鲜明向该不诚信行为说不，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民法典条文指引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5-26 09: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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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亿万家庭幸福安宁，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工作，聚焦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之间的内在联系，深入分析和研判，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改革，以最大限度消除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不利因素，努力达到“1+1+1＞3”的效果。在民事和行政审判中，人民法院增强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防治观念，及时化解、消除可能滋生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各种消极因素。在刑事审判中，加强对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的保护，发现未成年人民事权利等受到侵害的，及时依法释明维权路径。据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实行综合审判的少年法庭有900余个，占少年法庭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和示范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体现了以下几点：一是加强未成年人审判专业化建设，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为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强化系统思维，注重涉未成年人案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促进刑事、民事、行政审判职能协同增效。案例1中，由熟悉未成年人审判的法官组成审判团队，一体推进犯罪惩治、探望权行使和抚养费执行等关联案件，通过协同开展多项审判延伸工作，有效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案例5中，由同一合议庭审理两件相互关联的民事、行政案件，以专业化审判提升审判质量和效率，积极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二是强化问题导向，推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落地落细。人民法院坚持深化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改革，推动事后救济保护向事中、事前预防治理转变，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二次伤害。案例3中，人民法院未止步于对犯罪的惩治，而是针对案件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序开展“刑民”衔接，在刑事判决依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在相关民事审判中依法判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并落实司法救助措施，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和帮扶工作，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三是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强大合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根据工作实际，深化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联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共同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案例2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携手破解涉毒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监护人缺失问题，向年幼的孩子传递新时代社会的关护，充分体现了多部门在维护和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工作中的通力协作。案例4中，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民政局、卫健委等通过联席会议、信息互通协同机制，及时化解未成年人的监护困境，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同一专业化审判团队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李某故意伤害及相关探望权纠纷案案例2：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破解困境儿童监护缺失难题——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诉严某、谢某、黄某军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案例3：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案例4：多方协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陈某遗弃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纠纷案案例5：行政、民事审判融合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孟某户籍登记及相关抚养费纠纷案案例1同一专业化审判团队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李某故意伤害及相关探望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李某（男）与孙某（女）原系夫妻，后经诉讼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两名子女均由孙某抚养，李某每月支付抚养费。因李某在判决生效后未及时履行给付义务，拖欠数月抚养费，孙某故拒绝李某探望两名子女。后李某将孙某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行使探望权。庭审期间，双方因子女抚养、探望及离婚判决的财产执行问题发生激烈争吵。庭审后，李某埋伏于孙某回家路上伺机报复，检察机关以李某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针对上述案件，人民法院熟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刑事、民事、执行法官组成专业化审判团队，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及家属就民事纠纷进行面对面沟通，后李某真诚认罪悔罪，并积极赔偿孙某的经济损失，孙某也表示同意协助李某探望孩子。裁判结果关于刑事犯罪案件，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系故意伤害犯罪未遂，且具有如实供述案件事实、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的从轻、从宽处罚情节，对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关于探望权纠纷，经调解，孙某同意李某分期支付离婚纠纷中的财产折价款及拖欠的抚养费，二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李某同意按照孙某指定的时间及地点行使探望权，二人达成调解协议。典型意义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专业化审判团队，以系统性综合审判思维办理涉未成年人关联案件，有利于及时发现、掌握各类案件内在关联、矛盾冲突及涉未成年人保护线索，推动司法保护由事后向事前、事中保护的转变，确保涉未成年人关联问题均得以妥善解决。此外，人民法院还通过跨诉讼程序协同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关爱未成年子女提示、心理疏导、监护评估等审判延伸工作，确保未成年人生活保障、情感需求、监护环境等多元权益得到全方位关注，实现了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的融合发力，有利于涉未成年人纠纷实质性化解。案例2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破解困境儿童监护缺失难题——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诉严某、谢某、黄某军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基本案情严某（女）与谢某（男）结婚后于2017年生育一名女孩晶晶。严某在与谢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另一名男子黄某军同居并于2019年生育一名男孩亮亮。后严某、谢某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晶晶由严某抚养。严某2019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黄某军作为同案犯一并被判处刑罚；刑满释放后，黄某军又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于2021年被立案处理。谢某于2014年、2019年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分别处以强制戒毒二年。在严某、黄某军等人贩卖毒品罪一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关注到因严某、黄某军、谢某涉毒被追究法律责任或被强制戒毒，均无能力对年幼的孩子履行监护义务，晶晶、亮亮将陷于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后，及时联系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当地街道和居委会，为晶晶、亮亮找寻临时照料人。经沟通指导，黄某军的同胞姐姐黄某琴、黄某梅分别起诉，申请撤销严某、谢某对晶晶的监护人资格以及严某、黄某军对亮亮的监护人资格，并为晶晶、亮亮指定监护人。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诉。裁判结果人民法院认为，晶晶、亮亮的父母均存在吸毒恶习，且因贩卖毒品或吸食毒品被立案处理，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已不适合再担任监护人，依法应当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严某、谢某、黄某军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后，晶晶、亮亮将处于事实无人监护的危困状态。现黄某琴、黄某梅分别申请自愿担任晶晶、亮亮的监护人，人民检察院同意其意见并支持起诉，其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亦符合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可以使晶晶、亮亮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和落实。最终人民法院判决支持黄某琴、黄某梅的诉讼请求。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综合保护，实质性解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本案例中，人民法院发现涉毒家庭未成年子女面临事实无人监护困境后，会同人民检察院推动相关问题得以解决，有力维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反映了新时代各职能部门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关心关爱，是人民法院在深化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综合审判改革中，健全工作机制，携手各方实质性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构筑全链条、全方位、立体化未成年人保护网络的典型案例。案例3积极推动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王某猥亵儿童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基本案情小丽在父母离异后由母亲钱某抚养。2017年，钱某与王某再婚，小丽随母亲钱某、继父王某共同生活。2020年12月，王某趁钱某不在，先后两次在家中对小丽（时年13岁）实施猥亵。2021年6月，王某对来家中找小丽的同学（时年14岁）实施猥亵行为，并于次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审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小丽提出跟随亲生父亲李某生活的意愿。2022年3月，刑事判决生效后，法官就监护人资格问题与小丽生父沟通。后小丽的生父李某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王某对小丽的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适用未成年人绿色通道快审快判。裁判结果人民法院认为，王某身为继父漠视法律，对被监护人小丽及其同学实施猥亵行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和强制猥亵罪，且属侵害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未成年人，应从重处罚，故依法作出刑事判决，对被告人王某两罪并罚。王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人民法院在刑事案件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尊重被害人意愿，作出民事判决撤销王某的监护人资格。同时，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人民法院决定给予小丽司法救助，并会同民政、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等机构，共同制定长期心理疏导、帮扶计划，帮助小丽回归正常学习和生活。典型意义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害犯罪具有隐蔽性、行为持续性及侵害权利复合性等特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本案审理法院探索“惩治+保护+修复”的全链条综合保护机制，在依法严惩犯罪的基础上，依据未成年人意愿，推动未成年人得到妥当监护，阻断未成年人面临的后续风险。同时，积极落实司法救助措施，协调民政、妇联等多部门为未成年被害人制定心理疏导和帮扶计划，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体系，有效修复和改善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生活环境，生动诠释了“特殊、优先、双向、全面保护”的新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理念，有效促进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稳定。案例4多方协同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陈某遗弃及相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医疗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陈某与女友韩某青（经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生育一子韩某某，后陈某在他人介绍下将韩某某送养，但未办理送养手续。送养一月后，韩某某因病被领养人送往某儿童医院治疗，并将陈某的联系方式留给该儿童医院。某儿童医院多次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陈某，韩某某患有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等严重疾病，急需手术治疗，但陈某置之不理。后经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某儿童医院向法院提起申请撤销陈某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同月，韩某某向人民法院提起抚养费诉讼，要求陈某支付抚养费；某儿童医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医疗合同纠纷诉讼，要求陈某支付医药费。上述三案，由人民法院同一合议庭审理。裁判结果关于遗弃案，人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韩某某的亲生父亲，拒不履行监护职责，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韩某某的合法权益，依法以遗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关于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及医疗合同纠纷案，鉴于韩某某的母亲韩某青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陈某及韩某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有意愿或能力抚养韩某某。第三人某儿童福利院愿意作为韩某某的监护人，且有能力照料韩某某，故人民法院判决撤销陈某的监护人资格，并指定第三人某儿童福利院为韩某某的监护人，同时判决陈某支付韩某某的抚养费及儿童医院医药费。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对涉未成年人的遗弃及关联案件，指定同一审判组织进行审理，相关案件同时立案、同步审理、同日判决，一体化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还积极与检察院、民政局、卫健委等多方主体联动，召开联席会议，确立信息互通与协同工作机制，凝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合力。经后续回访了解，某儿童福利院接受指定监护后，积极履行责任，涉案未成年人在悉心照顾下，各项疾病均得到了有效治疗，身体状况良好。本案体现了多方联动发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成效。案例5行政、民事审判融合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孟某户籍登记及相关抚养费纠纷案基本案情孟某乙（男，北京籍）与张某（女，原籍河北省）育有一女孟某甲，出生后随母亲落户河北省，后孟某乙以夫妻投靠入户为由，向北京市某派出所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某派出所作出准予迁入证明，将母子二人的户口迁至北京市（该户户主为孟某乙之父孟某）。孟某甲遂转学至北京市，并在祖父孟某处居住生活。后因孟某乙、张某夫妻关系紧张，提出离婚诉讼，孟某甲搬离孟某处。落户一年后，孟某将某派出所起诉至人民法院，称孟某乙私自办理夫妻投靠落户，某派出所未经户主即其本人同意即给张某、孟某甲办理户口迁入，请求撤销某派出所户籍迁入行政行为，并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同时，孟某甲以抚养费纠纷为由提起诉讼，称孟某乙以家庭为单位申请了低保金，但一家三口低保金均汇入孟某乙账户后被其私自扣留，故请求返还。上述二案，由人民法院同一合议庭进行审理。裁判结果关于户籍登记行政纠纷，法院认为，某派出所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申请人及被投靠人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认为申请材料符合规定，据此作出准予迁入的登记行为具有事实根据，且程序合法。孟某作为户主，对户口有妥善管理之责。综上，对孟某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抚养费民事纠纷，经人民法院积极调解，孟某乙主动履行，将私扣的低保金一次性给付孟某甲，孟某甲撤诉。典型意义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专业化审判职能作用，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相互关联的民事、行政案件，从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发，开展工作化解矛盾。以专业化审判提升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质量和效率，符合未成年人审判工作规律，体现了人民法院践行未成年人审判融合发展理念，有利于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此外，人民法院积极开展延伸工作，主动与公安机关户籍登记部门等沟通协调，将二人户籍转移至公共户，以便于涉案未成年人未来的就学、就医。【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5-23 09: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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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5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三级高级法官李小梅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建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图为发布会现场。胥立鑫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24年12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9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5年5月20日发布，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一、《解释》的制定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作出重要部署，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既是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衡量法治政府建设成效的一项重要标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设立和推进，对于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大意义。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原司法解释），对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在保证人民法院依法及时公正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实质化解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不断推进，特别是为了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原司法解释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修订。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原司法解释的修改调研工作，多次组织召开由全国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国务院部门有关同志、法官代表等参加的研讨会，先后征求各高级人民法院、院内相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多次专门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通过多轮充分沟通、协商，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政府信息公开司法解释送审稿，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考虑到《解释》对原司法解释修改篇幅较大，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新制定司法解释、同步废止原司法解释的方式。二、《解释》起草的基本原则在《解释》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助推法治政府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专题部署，强调“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为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解释》的修改制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查标准，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审判工作，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为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法治政府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解释》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站稳人民立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要求，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回归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属于给付诉讼的本质，在原被告资格、简易程序适用、裁判方式明确、法定条件下给付到位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范和引导，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切实满足人民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合理需求。三是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兼顾依法保障知情权和维护信息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审时度势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把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和境界。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审理过程中，若因举证、质证及裁判失当，有可能导致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被泄露，从而产生不良后果。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第六条中对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公开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情形下被告的举证责任作出特别规定，既保障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也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在司法层面为保障知情权与维护信息安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四是坚持依法解释、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回应司法实践需求。在《解释》的修改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严格遵照行政诉讼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作出解释。在条文规定上，采用援引具体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方式，始终坚持相关规定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就法律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作出解释。在《解释》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向各高级人民法院征集问题、梳理法答网平台中该领域出现频次较高、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以回应司法实践中的需求为导向，注重对存在分歧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注重规范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努力实现兼收并蓄、切实稳妥的效果。三、《解释》的主要内容《解释》共十五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理情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理决定予以类型化规定，明确行政机关可以就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予以公开、不予公开、无法提供、不予处理及其他程序性处理方式，《解释》在受理情形条款对此进行了呼应。此外，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的，申请人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就上述规定中“不予公开”情形，经与有关部门沟通，主要指行政机关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规定作出的不予公开决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或者认为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情形，在受理情形条款中予以规定。二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原告资格和适格被告。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原告资格的规定上，与行政诉讼法规定保持一致，即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公开或者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从而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适格被告的确定，《解释》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种情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谁行为，谁被告”原则，分别就两种情形下被告的确定作出规定。此外，《解释》还结合法释〔202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被告资格进行规定。三是确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被告与原告的举证责任。第一，政府信息公开诉讼首先要遵循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被告对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基本原则。此外，对被告提出的不同主张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项进行了规定。第二，原告的举证责任方面，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起诉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向被告提出申请的证据。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由原告提供曾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证据。考虑到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诉讼中，原告应当对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第三，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极个别当事人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和诉权的问题，《解释》就原告提供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对其权益造成损害的证据也进行了规定。四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裁判方式。第一，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在裁判方式的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部分进行规定，其中包含法定复议前置而未申请复议的、程序性告知行为、单独起诉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等若干情形。第二，以实质性回应和支持当事人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诉求为出发点，《解释》对被告依法应当公开政府信息的，在判决履行条款中予以规范。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在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依法负有政府信息公开职责的，判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予以公开。第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适用确认违法判决的情形进行规定。第四，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或者原告诉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解释》从当事人实体权益已经得到保护的角度出发，结合法律规定，对原告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的情形进行规定，包括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等行为合法的、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等若干情形。五是保留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预防救济制度。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总体属于事后救济，一般只有在行政行为已经作出、权利损害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提供法律保护。但是考虑到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因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具有特别的保护价值，一旦无序公开，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权利侵害。因此，原司法解释第十一条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预防救济制度进行了规定，以体现无漏洞且有效的权利保护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的修改制定过程中，对原条文予以保留，即政府信息尚未公布前原告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或者在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政府信息的两种情形进行了规定。《解释》的出台，将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办理规则，对于统一法律适用具有积极意义。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在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方面职能作用，为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法释〔2025〕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9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解释。第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下列涉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一）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告知政府信息无法提供或者不予处理的；（二）行政复议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不予公开行为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三）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申请内容的；（四）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的；（五）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职责，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先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对行政机关的答复、逾期不予答复等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三条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第四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作出答复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逾期未作答复的，以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机构以自己名义所作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该机构为被告。第五条被告对其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被告主张政府信息已经公开的，应当就公开的事实举证，并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已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方式、途径等证据；（二）被告主张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的，应当就认定公共利益的理由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举证；（三）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内部事务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属于人事管理、后勤管理或者内部工作流程信息等举证；（四）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前形成的内部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举证；（五）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的，应当就该信息系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并记录于执法案卷的当事人信息、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举证；（六）被告主张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就其已尽合理检索义务等事实举证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第六条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系国家秘密不予公开，并提供密级标识、保密期限或者其他证明材料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主张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并提供该信息公开后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的，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第七条原告应当就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起诉要求被告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其曾向行政机关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举证；（二）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应当就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举证；（三）就行政机关公开或者不予公开等行为可能损害其合法权益举证。第八条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应当视情采取适当的审理方式，避免泄露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中要求应当保密的政府信息。第九条政府信息由被告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保管的，适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涉及政府信息公开事项的档案已经移交各级国家档案馆的，依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第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涉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明显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登记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未申请的；（二）行政机关作出延长答复期限或者要求申请人补正等程序性告知行为的；（三）单独起诉行政机关收取信息处理费决定的；（四）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已经予以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作出不予重复处理答复的；（五）申请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等资料，行政机关告知其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查询的；（六）要求行政机关为其制作、加工、分析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未予提供的；（七）申请人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投诉、举报等活动的；（八）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政府公报、报刊、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九）认为公共企事业单位未公开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的；（十）其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一）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二）被告对原告要求公开的申请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原告请求判决被告公开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三）被告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能够作区分处理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能够公开的内容；（四）被告以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不予公开，但第三方在诉讼程序中同意公开且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可以公开的，判决被告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开。第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被告公开政府信息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在诉讼程序中公开政府信息，原告仍然要求确认原不予公开或者逾期不予答复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予公开或者不予答复行为违法，但判决公开没有意义的。第十三条政府信息尚未公开前，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判决被告不得公开政府信息。诉讼期间，原告申请停止公开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裁定暂时停止公开。第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被告作出的公开、不予公开的决定或者无法提供、不予处理的告知合法的；（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已经向公众公开，被告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的；（三）被告收到同一申请人的不同申请或者不同申请人内容相同的申请后，在同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中一并予以答复且答复内容合法的；（四）原告起诉被告逾期不予答复理由不成立的；（五）原告以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为由请求不公开，理由不成立的；（六）其他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的情形。第十五条本解释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21 09: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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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依法惩治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
招标投标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招投标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国务院对治理招投标乱象、推动招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作出明确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贯彻落实，组织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协同整治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严厉打击以非法手段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持续完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着力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招投标市场环境。当前，串通投标犯罪案件呈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链条组织化的新特点和新动向，扰乱了招投标市场秩序，损害了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现公布6件人民法院审结的串通投标及其关联犯罪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了裁判尺度，为有效惩处犯罪、维护市场秩序提供了指引。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坚持全领域覆盖，实现全链条打击。招投标活动涉及领域广泛、环节众多，串通投标行为在多个领域和环节渗透，严重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涵盖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土地承包等多个经济领域。在具体方式上，包括招标方在拟定招标方案时与投标方内外勾结，招标代理机构居中牵线，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围标陪标等多种类型。对于此类案件，一方面要秉持全领域覆盖理念，无论案件发生在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均坚决依法惩处；另一方面注重全链条惩处，对串通投标黑灰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人员进行全面惩处，确保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二是严格适用法律，依法精准定性。随着实践发展，串通投标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隐蔽性强、衍生犯罪多样的新特点。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出现了多种新型犯罪手法：招标方为意向投标人量身定做招标参数，表面合法，实则暗箱操作；招标代理机构通过不正当手段控制评标专家评分账户，虚假评分；投标人为了规避大数据监控，采用阶梯式布点报价的方式进行围标。面对这些复杂的犯罪手法，要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深入审查招标文件、电子数据、行为手段、资金流向等核心证据，建立实质违法性判断标准，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同时，对于案件中涉及的行贿、受贿、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等其他犯罪行为，依法数罪并罚，实现对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三是落实宽严相济，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在依法惩治串通投标犯罪的过程中，突出从严惩处的总基调，通过判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等手段“打财断血”，彻底铲除犯罪分子的利益链条。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4中，依法对袁某判处罚金，并判令追缴其通过卖标所得的违法收入400万元。同时，在审理具体案件时，综合考虑个案的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等情况，充分运用法律和政策资源，确保量刑的精准性和合理性。在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中，对其二人宣告适用缓刑，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裁判导向，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四是用好司法建议，深化协同治理。积极践行“抓前端、治未病”理念，在审理串通投标案件的同时，通过梳理招投标活动存在的隐患，向行业主管部门制发司法建议，提示资质审查、评标规则设计、电子招标系统安全防控等环节存在的高发风险。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发现某主管部门在招投标监管中的薄弱环节，随即发出司法建议书，不仅指出问题，还提出具体改进措施，以个案纠错推动系统治理，形成了预防和打击串通投标犯罪的工作合力，实现了“办理一案、预警一域、规范一行”的良好效果。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行政监督等部门的协作配合，依法从严惩处招投标违法犯罪活动，不断深化招投标改革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招投标市场环境，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目录案例1：被告人张某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串通投标行为案例2：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案例3：被告人李某琼受贿、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医疗领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标行为案例4：被告人袁某、赵某串通投标、行受贿案——依法惩治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案例5：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标、伪造印章案——伪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标，应依法数罪并罚案例6：被告人潘某受贿、串通投标案——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01被告人张某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串通投标行为基本案情2022年6月，青岛某公司通过招标系统发布招标需求，被告人张某作为该公司员工，负责主导资源方招标。为使投标人武某（另案处理）竞得该项目，张某指使其他评委给武某联系的围标公司打高分，并亲自“协调”有不同意见的评委，评委迫于压力，将评分账户账号及密码交与张某的下属员工。随后，该员工进入评委的评分账户，给围标公司打出最高分，使武某联系的围标公司最终中标。中标后，青岛某公司与该围标公司签订营销框架合同，合同约定项目报价金额400余万元。后围标公司将该项目转至武某实际控制的公司实施。裁判结果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作为青岛某公司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评委打分的方式排除公平竞争，其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遂以串通投标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张某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民营企业自主开展的公开招标中“操控评委打分”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民营企业招投标过程中，部分投标人盲目追求利益，通过关联公司围标、与招标单位人员串通等违法犯罪手段来谋求中标，损害民营企业利益。本案中，张某作为招标公司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明知投标人使用关联公司围标，仍通过引导、干扰、代替评委打分的方式为围标公司谋取高分，使围标公司成功中标。这种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常的招投标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招标人和其他投标人的合法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人民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充分考虑了其涉及招标人与投标人内外勾结，多次“协调”多名评委给围标公司打高分等情节，损害招标单位民营企业利益，认为不宜适用缓刑，体现了坚定保障民营企业利益，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和良好营商环境的决心和态度。02被告人王某甲、王某乙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基本案情2018年6月底，福建省建瓯市某镇某村将本村茶山经营管理权对外公开招标。当地茶农、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兄弟二人均有意参与竞标。在王某甲的提议下，兄弟二人商定串通投标报价，计划中标后共同经营该项目。投标当天，王某甲和王某乙以自己及亲友等13人的名义报名参与，并在现场威胁其他投标人，恐吓招标方工作人员。此外，王某甲还在场外向其他投标人承诺给予每人1000元的陪标费，以阻止他人继续参与投标，并在中标后实际给予参与投标人共计1.6万元。最终，王某甲以35.5万元的投标报价顺利中标。该项目由王某甲和王某乙共同经营。裁判结果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甲与被告人王某乙在投标过程中相互串通，采用威胁、贿赂等非法手段，损害村集体和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均构成串通投标罪。其中，王某甲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乙作用较小，系从犯。二被告人均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等从轻、减轻情节，依法从轻处罚。综上，以串通投标罪分别判处王某甲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判处王某乙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生产经营领域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茶产业是福建的支柱产业之一，公开招投标是农户取得茶山经营权的主要形式。近年来，日益增多的茶山经营权领域串通投标行为，损害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茶农的经济利益。本案中，被告人王某甲和王某乙系从事茶叶生产经营活动的当地茶农。在公开招投标活动中，为获取茶山经营权，二人串通投标报价，犯罪金额虽未达到立案标准，但通过威胁、贿赂等非法手段阻止他人投标，亦属情节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准确认定二被告人构成串通投标罪，有力维护了茶产业公平竞争秩序，为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同时，人民法院综合考量本案系农民在承包土地期间的个人犯罪，且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赔偿损失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遂依法区分主从犯，分别裁量刑罚并宣告缓刑，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注重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彰显了司法温度。03被告人李某琼受贿、串通投标案——依法惩治医疗领域“量身定做”串通投标行为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琼系湖南省新宁县某医院院长。2016年8月，周某斌（另案处理）向李某琼推销核磁共振设备，并承诺给予好处。李某琼遂让周某斌找三家公司参加围标，并根据周某斌提供的核磁共振设备各项参数，安排招投标代理公司制定招投标公告。2017年2月，周某斌利用其实际控制的上海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及其他两家企业参与围标，最终上海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中标，合同标的额为823万元。事后，周某斌为感谢李某琼在采购核磁共振设备上提供的帮助，送给李某琼35万元。另查明，李某琼另受贿856万余元，诈骗844万余元。裁判结果湖南省新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琼在政府采购招投标过程中，与投标人共谋，通过设定特殊设备参数的方式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串通投标罪；李某琼利用担任新宁县某医院院长的职务之便，在药品及医疗耗材采购、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承揽等事项上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891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李某琼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844万余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李某琼具有立功、坦白、退缴部分受贿犯罪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可减轻处罚。综上，对被告人李某琼以受贿罪、诈骗罪、串通投标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二万元；对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五百零五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医疗领域腐败与串通投标交织的典型案例。近年来，腐败与政府采购招投标乱象相互交织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以设定特定条件的形式排斥其他投标者，严重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本案中，监察机关在调查被告人李某琼涉嫌犯受贿罪期间，发现其涉嫌串通投标、诈骗的犯罪线索，遂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公安机关侦查，李某琼作为招标方，与投标人周某斌共谋，通过量身定制招标参数的形式组织多家公司围标，构成串通投标罪。事后，李某琼收受周某斌所送35万元，构成受贿罪。李某琼的串通投标行为与受贿行为系两个独立实施的犯罪行为，侵害了不同的法益，人民法院对李某琼犯受贿罪与串通投标罪决定数罪并罚，准确全面评价犯罪事实，依法严惩医疗领域内外勾结串通投标行为，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确保市场良性运行，提供有力司法保障。04被告人袁某、赵某串通投标、行受贿案——依法惩治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行为基本案情2021年间，为中标云南省富宁县某公立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统一配送项目，被告人袁某向与富宁县某领导关系密切的郑某（另案处理）行贿60万元，请托其帮助被告人赵某实际控制的云南某立公司成为本次招标代理机构，以达到操纵该项目招投标的目的。云南某立公司成为该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后，袁某向赵某行贿60万元并伙同其通过“拆分售卖标段”的方式，在投标过程中由招标代理机构事先审核投标书，协商多家投标公司的标书内容，内定云南某昇公司中标该项目的食品配送单位，中标金额共计6565.55万元。招投标期间，袁某共收取卖标费400万元，行贿120万元。调查期间，袁某主动退赃11万元，赵某主动退赃55万元。裁判结果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袁某、赵某相互串通，通过贿赂、买卖等非法手段谋求意向中标人中标，严重扰乱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损害了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均构成串通投标罪。袁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非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并向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行贿，数额较大，分别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赵某利用其作为招标代理机构实际控制人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帮助投标公司顺利中标，数额较大，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综上，对被告人袁某以串通投标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对被告人赵某以串通投标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对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七十五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教育是国之根本，依法从严惩处学校食堂大宗食品原料统一配送环节的串通投标犯罪，不仅是保障学生“舌尖上的安全”的必要措施，更关乎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本案中，被告人袁某、赵某等人以行受贿、围标、卖标等多个手段串通招投标，内定招投标代理机构及中标食品配送单位，严重干扰校园食品原料配送管理和学生饮食健康需求，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对此，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数罪并罚，进一步加大适用财产刑力度，通过判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等措施，全力“打财断血”，彰显了坚决斩断教育领域围标、串通投标利益链条的鲜明态度，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维护教育民生安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坚定决心。05被告人王某串通投标、伪造印章案——伪造印章后用于串通投标，应依法数罪并罚基本案情2016年，被告人王某提供印章印模，到天津市某复印照相刻章店伪造了以下印章：天津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力管理专用章1枚、天津市某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支队印章2枚、天津市某区卫生院印章1枚、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专用章2枚、天津市某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印章1枚。2017年8月，王某明知张某（另案处理）采用借用和冒用其他公司资质及工作人员名义、串通投标报价等方式围串标，仍在天津市宁河区多个公开招标工程项目中帮助张某借用天津某达公司、某坤公司等资质，并使用伪造的天津市某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力管理专用章、天津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某中心基金征集专用章制作了9张虚假的社保缴费单交给张某。张某最终中标，中标项目金额846万余元。另查明，2018年8月，王某伪造了赵某艮等3张居民身份证。裁判结果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王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构成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居民身份证，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王某在串通投标罪中系从犯，可从轻处罚。遂对被告人王某以串通投标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对被告人王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二千八百五十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涉及串通投标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身份证件罪的典型案例。近年来，人民法院日益精准把握串通投标罪及其关联犯罪的构成要件，坚持依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准确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和罪名。当行为人实施了多种犯罪行为时，严格依据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审慎判断是否应当数罪并罚。司法实践中，串通投标犯罪行为往往与行贿、伪造证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犯罪链条，给司法认定带来较大挑战。本案中，被告人王某先期实施了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犯罪行为，随后在张某的授意下，利用伪造的印章制作虚假社保缴费单，用于冒充其他公司职员串通投标，其行为侵犯了多种法益。人民法院针对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行为，坚持分别单独进行法律评价，并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彰显了法律权威。06被告人潘某受贿、串通投标案——制发司法建议，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基本案情2022年12月，杭州某平台发布了富阳某公共建设工程项目招标公告。被告人潘某系该项目业主单位代表。投标人俞某、袁某（均另案处理）提前获知该招标项目后，借用十余家建筑企业资质参与投标，并统一安排商务报价下浮率，以阶梯式布点报价方式规避大数据监测，促使袁某控制的某建设集团入围第二轮专家评审。袁某通过行贿手段拉拢潘某，指使其在评标时给予目标企业高分，并通过其他中间人贿赂相关评标专家、项目代理公司员工，使某建设集团获得明显高分，最终中标工程项目。在该项目中，潘某伙同他人共同收受袁某贿赂款现金125万元。另查明，2017年至2023年间，潘某利用担任杭州某集团有限公司前期部主任、总工程师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292万元。裁判结果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潘某伙同他人串通投标报价，损害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潘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潘某具有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缴全部违法所得等从轻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综上，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潘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以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对潘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五十二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已生效。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公共建设项目中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重大公共建设项目招投标领域权力集中、资源密集、程序专业，涉及资金巨大，串通投标行为与腐败犯罪交织，严重扰乱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平公正，受到社会高度关注。本案中，被告人潘某作为涉案项目业主单位代表、评标专家，为袁某控制的投标公司打出明显高分，并收受他人贿赂。人民法院针对串通投标犯罪与腐败行为等相互交织的特点，通过多层次、多维度依法惩处关联犯罪，加大了整体打击力度，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贯彻以案促治司法理念，做实做优“抓前端、治未病”工作。针对工程领域利益风险突出的特点，人民法院时刻聚焦由此产生的腐败及串通投标共性和个性问题，及时向相关单位发送司法建议，会同研判招投标运行过程中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点，研究具体招投标监管过程中存在的盲区和漏洞，制定切实有效的招投标全链条全领域监管举措，并狠抓跟踪落实，接收单位积极响应并回函通报情况，协同推动招投标领域综合治理。【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20 09: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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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四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第四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以高质效检察履职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5月16日，在民法典颁布五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典’亮生活，守护美好”为主题，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活动中，最高检发布第四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展现检察机关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成效。该批典型案例共6件，分别是：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俞某与邵某甲、邵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董某礼与某村五组、田某明、田某友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抗诉案，贾某勤与贾某满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抗诉案，王某廷等人赡养纠纷执行类案监督案，邹某萍与某针织公司姓名权纠纷支持起诉案。这6件典型案例分别涉及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侵权编等6编内容，阐释了离婚经济补偿、监护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设工程领域涉人身损害赔偿、赡养抚养、姓名权保护等法律问题。例如，在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中，刘某珍虽承担较多抚育子女等家庭义务，但因不易举证，在离婚诉讼中未能获得经济补偿。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认定刘某珍独自抚养其子至成年，通过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予以监督，依法保护刘某珍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又如，在俞某与邵某甲、邵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中，监护人为抵债，将被监护人名下仅有的一处房产出卖给明知被监护人为智力残疾人的债务人，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后，法院改判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依法保护了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民法典施行以来，检察机关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将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法定职责，通过修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会同法院完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办理机制、协同健全虚假诉讼常态化惩治和预防机制等，保障民法典统一正确实施。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入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件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最高人民检察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第四批）目录1.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2.俞某与邵某甲、邵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3.董某礼与某村五组、田某明、田某友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抗诉案4.贾某勤与贾某满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抗诉案5.王某廷等人赡养纠纷执行类案监督案6.邹某萍与某针织公司姓名权纠纷支持起诉案案例一刘某珍与康某卿离婚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关键词】离婚担负抚育子女义务较多经济补偿再审检察建议【基本案情】康某卿、刘某珍经人介绍相识，于1995年登记结婚，并于1996年生育一子康某。2016年和2018年，康某卿两次向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与刘某珍的婚姻关系，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均判决驳回康某卿诉讼请求。2021年，康某卿第三次起诉要求离婚，诉讼中刘某珍要求康某卿给付经济补偿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2021年12月15日，湖北省钟祥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许双方离婚。因刘某珍未提交相关证据，法院对刘某珍要求给付经济补偿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未予支持。刘某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22年10月21日，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某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被裁定驳回。【检察机关履职过程】受理及审查情况。刘某珍不服，向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依法受理后，围绕刘某珍要求康某卿给付经济补偿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进行了调查核实。通过询问康某卿及其子康某，查明自2001年康某卿外出务工后，其与刘某珍分居，刘某珍独自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夫妻二人经济上相互独立。儿子康某一直随刘某珍生活，康某卿未支付抚养费。康某卿现每月领取退休金，有一定的履行能力。监督意见。2024年9月26日，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向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院认为，康某卿在二审中陈述其在外打工期间，其子康某随刘某珍和康某卿的父母生活，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康某在接受检察机关询问时，陈述其由母亲刘某珍抚养长大，康某卿未陪伴其成长，亦未支付抚养费。据此，可认定刘某珍对抚育子女负担了较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据此，康某卿应当给予刘某珍一定的经济补偿。监督结果。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议，于2024年12月21日作出再审判决，判令康某卿给付刘某珍经济补偿8万元。【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离婚析产监督案件中，应当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依法保护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家庭生活中，常有夫妻一方尤其是女方承担较多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家庭义务，但在诉讼中往往对此不易举证，导致离婚时常处于不利地位。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确立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另一方应给予补偿。由于承担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家庭义务难以量化举证，在具体案件中，应结合夫妻双方对家庭事务投入的时间、精力、贡献等因素，综合认定一方是否负担较多义务、是否应予经济补偿。本案中，康某卿自其子康某五岁时便外出务工，期间一直未支付抚养费，刘某珍独自抚养康某直至其成年，据此可认定刘某珍在抚育子女方面负担了较多义务，应依法获得经济补偿。本案推动了民法典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贯彻落实，对于引导全社会重视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家庭义务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促进家庭成员之间合理分工、彼此尊重、共建共享具有积极意义。案例二俞某与邵某甲、邵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关键词】房屋买卖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调查核实再审检察建议【基本案情】葛某珍与邵某财（2013年去世）婚后生育长子邵某甲、次子邵某乙。邵某甲系三级智力残疾人，未婚育。2005年12月，邵某甲分得安置房一套，并于2017年办理产权登记。2015年8月14日，邵某乙向俞某出具20万元借条。同年10月17日，葛某珍以邵某甲名义与俞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邵某甲的安置房以40万价款出售给俞某。同日，俞某支付邵某乙20万元，余款以其对邵某乙所享债权抵销，葛某珍、邵某乙共同出具收条，载明收到价款40万元，后俞某占有该房屋。2017年，葛某珍去世。2018年1月，俞某诉至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要求邵某甲、邵某乙协助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诉讼期间，经邵某乙申请，法院判决确认邵某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邵某乙为邵某甲的监护人。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邵某乙与俞某之间是否系民间借贷关系，并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邵某乙向俞某出具收条即可视为价款已交付，遂判令邵某甲、邵某乙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邵某甲、邵某乙提出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葛某珍作为法定监护人代邵某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邵某乙代邵某甲收取购房款，应视为俞某已支付对价。邵某甲、邵某乙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俞某存在恶意，也未证明葛某珍的处置行为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邵某甲、邵某乙申请再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随后，案涉房屋被强制执行过户至俞某名下。【检察机关履职情况】受理及审查情况。邵某甲、邵某乙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受理后，为查明本案是否存在损害被监护人利益的行为，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查明买卖双方相识和借条形成过程。通过听取当事人陈述、核实借条等方式，查明邵某乙自2013年起向俞某借款，至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前，已经拖欠俞某借款20万元。二是查明交易是否存在异常。经查，同类房屋同期成交价约为65万元，案涉房屋成交价40万元明显低于当年市场价。俞某明知邵某甲智力残疾，以对邵某乙的债权抵偿购房款，并将剩余价款支付给邵某乙。后续邵某乙和监护人葛某珍亦未将售房款用于邵某甲，致邵某甲未获得任何利益。三是查明损害后果。案涉房屋系邵某甲唯一住房。在房屋被出售后，邵某甲居住在邵某乙为其租用的一间封闭储藏室里，居住环境较为恶劣，导致邵某甲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监督意见。2022年6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经审查，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邵某甲名下唯一住房被监护人葛某珍出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该房屋买卖并非为了邵某甲的利益，俞某也不是善意买受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认定无效。监督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再审检察建议，依法启动再审程序。2024年4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判决撤销原判决，驳回俞某的诉讼请求。因原审判决生效后，案涉房屋被强制执行过户至俞某名下后，俞某于2022年5月以案涉房屋为抵押办理了150万元银行贷款。为涤除抵押权，检察机关支持邵某甲提起返还原物及损害赔偿之诉，并帮助邵某甲申请法律援助。针对邵某甲无固定居所情况，检察机关为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金2万元。2024年8月23日，在法院主持下，邵某甲、邵某乙、俞某以及房屋抵押权人达成调解协议：邵某乙返还俞某21.5万元，俞某协助办理解除抵押手续，将房屋过户至邵某甲名下。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2024年11月，案涉房屋已过户至邵某甲名下。另，检察机关认为案涉房屋返还给邵某甲后，因邵某甲没有其他近亲属可以担任监护人，若邵某乙继续单独担任监护人，可能再次侵害邵某甲房屋所有权。经充分沟通，邵某甲所在地居民委员会同意与邵某乙共同担任监护人，并于2022年12月签订监护协议，约定邵某乙负责日常监护，居民委员会对邵某甲的财产使用、处置进行监督，邵某乙处置邵某甲的财产应向居民委员会报告。后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指定邵某乙、某居民委员会为邵某甲的共同监护人。【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涉被监护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如发现监护人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利益，应准确适用民法典监护制度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合同效力。为充分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构建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公职监护为兜底的多层次监护体系。办案中，当监护人并非为被监护人利益处分被监护人的房产，相对人明知买卖行为损害被监护人利益，仍买受被监护人房产时，应依法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对于被监护人的近亲属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不适宜继续单独担任监护人，且没有其他合适监护人的，检察机关可引导居民委员会与被监护人近亲属共同担任监护人，兼顾被监护人的日常监护和财产监管，依法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案例三董某礼与某村五组、田某明、田某友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纠纷抗诉案【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合同无效抗诉【基本案情】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董某礼作为农村承包经营户在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某村五组承包十一块土地。2000年，董某礼作为甲方，田某明、田某友作为乙方，在时任村主任作为执笔人、五组组长作为见证人的情况下，签订《售房协议书》，约定：“……甲方的承包田土长期承包给乙方，折承包费2000元，公粮和提留款由乙方负责，甲方无任何责任，乙方每年给甲方一次性付200斤大米……”协议签订后，董某礼将土地交给田某明、田某友耕种。2005年12月1日，某村五组作为发包方，与董某礼就前述十一块土地再次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后董某礼户于2006年5月20日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前述地块，该村五组在2005年12月7日又分别与田某明、田某友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06年，田某明、田某友亦对前述地块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11年，田某明、田某友分别将户籍从某村六组迁到某村五组，二人其他家庭成员的户籍仍在某村六组。2012年，为方便务工及子女上学，董某礼家庭成员将户口从某村五组迁入县城，在县城无稳定收入来源。2019年12月1日，某村五组再次分别与田某明、田某友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将前述地块发包给田某明、田某友。后田某明、田某友再次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日，田某明、田永友也分别与某村六组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在该村六组承包相应土地。此次确权，某村五组未再与董某礼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董某礼未再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22年6月，董某礼向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某村五组与田某明、田某友2005年及2019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该院一审认为，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且已征得发包方同意，田某明、田某友已具有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二人作为受让方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董某礼不服，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二审认为，从协议内容表述来看，田土长期交田某明、田某友承包，公粮和提留款由该二人负责，董某礼无任何责任，约定的内容更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特征；协议书签订时，时任村主任、组长均在场并签字确认，且田某明、田某友现已成为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故该协议合法有效，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礼不服二审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裁定驳回董某礼的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履职过程】受理及审查情况。董某礼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申请监督。该院依法受理后，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第一，审查董某礼及田某明、田某友的户籍情况。查明2012年董某礼将户口迁出某村五组系为了务工和子女上学，在县城未取得稳定的非农职业，无稳定收入来源。除田某明、田某友二人的户籍在2011年由某村六组迁入某村五组外，二人其余家庭成员的户籍均一直在某村六组。第二，审查田某明、田某友土地承包情况。查明2005年、2019年，田某明、田某友分别在某村六组承包有土地。田某明、田某友在某村五组承包涉案土地未经该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政府批准。监督意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提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经审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本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性质并非转让。2005年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转让是指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承包方申请和发包方同意，将部分或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让渡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其履行相应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本案中，董某礼户并无非农职业或稳定的收入来源，也未曾向发包方提出过转让申请，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董某礼户于2005年与某村五组签订承包合同，并于2006年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以及协议中每年支付大米的约定，均可证明董某礼户并无转让的意思表示。第二，田某明、田某友与某村五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未经法定程序审核。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2018年修订时，前述规定被吸纳进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本案中，田某明、田某友与某村五组订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既未取得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也未经法定程序审核，因此订立的承包合同因违反前述法律规定而无效。综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于2024年7月24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监督结果。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7日作出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24年12月30日，该院作出再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认定案涉售房协议书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性质并非转让，确认某村五组与田某明、田某友于2005年、2019年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案件中，应当依照民法典相关规定，结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解释流转合同内容，严格依法把握不同流转方式的条件和程序，切实保障农村承包经营户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转让。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存在不同理解的，检察机关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等规定，结合约定内容，通过调查核实等方式，努力探查当事人真实意思，在此基础上合理解释合同相关内容。在认定是否构成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时，应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准确把握。本案中，检察机关查明董某礼不符合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条件，亦无转让意思表示；同时田某明、田某友与某村五组订立土地承包合同不符合法定程序，继而依法抗诉予以纠正，有效保障了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合法权益。案例四贾某勤与贾某满等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抗诉案【关键词】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连带责任抗诉【基本案情】2020年11月，陈某华将某银行支行锅炉房内墙粉刷工程以清包工形式承包给张某文。诉讼中张某文辩称将工程以同样的价格转包给贾某满，贾某满找来贾某勤到涉案工程处提供劳务。2020年11月10日，贾某勤在粉刷墙面时，从架子上摔落受伤，经北京市延庆区某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L1，并于2020年11月10日至18日住院治疗。2021年5月24日，贾某勤起诉至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文、陈某华、贾某满连带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合计121607.48元。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贾某勤与贾某满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务雇佣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贾某勤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及后果承担一定责任。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该院酌情认定贾某满承担60%责任、贾某勤承担40%责任。现无证据证明陈某华、张某文对贾某勤的损害存在过错，故陈某华、张某文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该院于2022年4月18日判决：贾某满赔偿贾某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53080.52元，驳回贾某勤的其他诉讼请求。贾某勤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再审裁定，驳回贾某勤的再审申请。【检察机关履职过程】受理及审查情况。贾某勤不服，向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受理后，重点对以下问题进行审查。第一，查清案涉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的事实。检察机关经过查阅某银行支行合同档案资料、询问各方当事人，发现法院审理中遗漏重要当事人，即某建筑集团公司和陈某林。检察机关查明，陈某林作为某建筑集团公司项目经理与某银行支行签订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实为某建筑集团公司将工程转包给陈某林，后陈某林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陈某华，陈某华又将部分工程劳务违法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个人张某文，张某文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找到贾某满粉刷内墙，后贾某满找到贾某勤提供劳务。2020年11月10日贾某勤粉刷墙面时从架子上摔落致腰椎骨折。第二，厘清工程转包和违法分包后提供劳务者受损害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经查阅卷宗、检索类案和专家咨询，对本案提供劳务者贾某勤的损害责任应当由实施转包、违法分包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监督意见。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第一，某建筑集团公司、陈某林是案涉工程前两手承包人和转包人，应追加参加诉讼以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第二，法院未认定某建筑集团公司、陈某林、陈某华、张某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九十一条规定：“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本案中，某建筑集团公司作为承包人，将涉案工程转包给不具备资质的陈某林、陈某林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陈某华、陈某华再次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张某文、张某文又清包工给不具备资质的贾某满，上述各方主体的上述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存在过错，均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贾某勤在施工中受到伤害，虽有其自身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某建筑集团公司、陈某林、陈某华、张某文等主体的层层转包和违法分包，使各主体对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力度层层衰减、不断弱化。因此，为进一步保障建设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建设工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理应对前述转包、违法分包行为予以惩戒，认定相关责任主体承担相应责任。综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遂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监督结果。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指令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再审。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启动再审，依贾某勤申请追加陈某林、某建筑集团公司、某银行支行为再审案件被告。经审理，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贾某满赔偿贾某勤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共计53080.52元，某建筑集团公司、陈某林、陈某华、张某文对上述判决内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各方当事人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并执行完毕。制发检察建议。检察机关分别向某建筑集团公司、某银行支行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提示其在后续发包工程中尽到审慎义务，提高对依法治企重要性认识，建立健全依法治企管理制度。某建筑集团公司、某银行支行全部接受检察建议，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加大安全管理力度，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各项建设工程活动。【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建设工程领域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应当根据民法典关于建设工程合同和侵权责任的规定，加强穿透式审查、体系化认定、实质性救济。在建设工程活动中，一些工程被多次转包、分包，导致施工人容易发生人身损害事故，且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中，可以首先通过“合同链—施工链—管理链”穿透式审查施工全链条，查明侵权责任背后的转包、违法分包、再分包等一系列违规行为。其次，体系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建设工程合同”专章与侵权责任编规则，依据第七百九十一条审查是否存在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行为，依据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认定违法违规方是否存在过错等，通过合同关系和过错侵权双重维度认定责任主体，为受损害当事人争取实质性救济。最后，通过个案办理强化建设工程中违法行为的连带责任认定，推进行业领域加强相关问题监管治理，形成“规范引导—风险防控—系统治理”的全方位治理路径，促进建设工程行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案例五王某廷等人赡养纠纷执行类案监督案【关键词】赡养费未移送执行类案监督检察建议【基本案情】王某廷，现年97岁，因赡养问题于2022年3月7日将五子女起诉至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五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结合当事人家庭实际情况，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7日判决王某廷两个儿子向其支付赡养费、取暖费等，三个女儿按照养老协议履行看护、照顾义务。判决生效后，五子女均未履行判决确定的赡养义务。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中，发现王某廷赡养纠纷案件在判决生效后，审判庭未按照法律规定向执行机构移送执行，导致原告王某廷的合法权利未能及时得到有效保障。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检察院充分运用大数据监督模型，将案件线索排查范围扩大至赡养、扶养、抚养、离婚纠纷等案件，发现崔某堂与崔某某等13件案件，分别存在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等内容，法院审判庭在判决生效后均未依照法律规定向执行部门移送执行。【检察机关履职情况】监督意见。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在赡养、扶养、抚养纠纷案件判决生效后，未依职权移送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2024年5月8日，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检察院向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制发类案检察建议，建议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审理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内容的案件时，应在判决生效后依法及时移送执行部门执行，切实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监督结果。2024年6月6日，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采纳检察建议，采取三项措施进行整改。一是提升司法规范意识。组织法官及助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加强学习，切实统一思想认识，提升业务能力。二是严格相关程序规定。把涉及赡养、扶养、抚养纠纷类民事判决生效后的移送执行作为办案的必经程序，除非当事人明确提出不予申请执行并记录在卷。三是细化院长、庭长监管职责。加强日常审判与执行管理，将此类案件判决生效后严格依法移送执行情况，纳入案件评查，利用好各类平台和巡查系统，常态化开展巡查，确保审判执行活动规范衔接，保障特殊群体胜诉权。通过类案监督，河南省汤阴县人民法院审判庭对审理的此类案件主动移送执行，55名子女主动履行赡养义务，36名未成年人的父母主动履行抚养义务。【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赡养、扶养、抚养纠纷案件中，应主动加强执行监督，推动生效判决得以及时有效执行，切实把民法典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合法权益的保护落到实处。幼有所育、老有所养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一些赡养、扶养、抚养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仍面临胜诉后自身权益难以实现的困境。检察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在个案基础上主动加强对审判和执行活动的类案监督，推进民事检察监督“由点到面”，切实保护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群体合法权益得以有效实现。本案中，检察机关发现赡养纠纷案件未移送执行个案线索后，主动进行调查核实，不仅对赡养纠纷类案件进行了排查，还通过采用大数据监督模型等方式，将排查范围扩大至同性质的扶养、抚养、离婚纠纷案件，发现一批类案监督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可通过向法院制发类案检察建议等方式，与法院建立协作机制，促进法院规范移送执行程序，进一步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胜诉后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在司法活动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案例六邹某萍与某针织公司姓名权纠纷支持起诉案【关键词】姓名权冒名登记残疾人权益保护支持起诉【基本案情】邹某萍系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某村村民，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无固定工作。2024年3月，邹某萍住所地村委会通知邹某萍，在复审低保相关人员身份信息时，发现邹某萍自2021年2月起担任了某针织公司的监事。根据《江西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相关规定，邹某萍父亲享受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将因其担任监事而被取消。邹某萍告知村委会自己从未担任过任何公司的监事，对登记为某针织公司监事一事毫不知情。2024年4月，邹某萍在村委会帮助下，向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他人冒用邹某萍姓名，登记为该公司监事，请求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撤销邹某萍在某针织公司的监事登记。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称未经某针织公司申请或提供充分的证据，无法办理监事登记变更手续。邹某萍根据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的信息，多次联系某针织公司法定代表人柳某兵，但电话均无法接通，邹某萍诉讼维权陷入困境。【检察机关履职情况】受理及审查情况。2024年4月26日，邹某萍向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初审认为，邹某萍患有精神疾病，诉讼能力偏弱，无法正常向法院主张诉讼权利，符合支持起诉条件。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重点围绕邹某萍是否被冒名登记为监事、某针织公司经营状况和身份信息等进行审查，并开展一系列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某针织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和监事身份信息档案。查明，某针织公司在设立过程中提交的登记申请书、股东出资情况表、设立协议书中均无邹某萍签名，邹某萍不是某针织公司的设立人和股东，该公司的监事身份信息档案中无邹某萍的电子签名和人脸识别影像资料，相关材料系某针织公司法定代表人柳某兵签署。二是向某针织公司住所地居委会、江西省分宜县税务局、江西省分宜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了解某针织公司经营状况、身份信息和邹某萍社会保险参保情况。查明，某针织公司登记的住所地信息不实，法定代表人已经失联，停止纳税多年，某针织公司没有为邹某萍缴纳社会保险，邹某萍不是某针织公司员工。三是实地走访邹某萍家庭，了解邹某萍的生活状况和主要诉求。查明，邹某萍和父亲均患有遗传性精神疾病，生活十分困难，邹某萍父亲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于临近低保复审截止期限，邹某萍撤销监事登记的诉求特别强烈。处理结果。在加强支持起诉工作的同时，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围绕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商事登记管理职责、商事信息审查义务释法析理，告知检察机关查明事实和错误登记可能造成后果，积极推动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动撤销邹某萍的监事登记。2024年7月11日，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了邹某萍的监事登记。同日，邹某萍向检察机关撤回支持起诉，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终结审查。2024年7月25日，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电话回访邹某萍，确认其父亲低保复审已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围绕办理本案中发现的商事登记信息不实、监管审查不严等苗头性问题，运用大数据模型由点及面对分宜县辖区内2019年以来注册登记的公司信息进行比对核查，发现58家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存在手续不全、住所地信息不实、董监高交叉任职等不规范情形。2025年3月26日，针对市场监管中商事信息审查不够严实、登记程序不够规范、监管不够有力等问题，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江西省分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了检察建议，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整改。【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姓名权纠纷案件中，对于冒名登记等严重侵害姓名权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被冒名登记的，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运用支持起诉、调查核实等方式加强监督，依法保护当事人姓名权。姓名权是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其一旦被侵犯，可能随之导致其他人格权、财产权受到损害。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登记手续逐步简化，冒用他人姓名进行商事登记的行为屡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姓名权，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对姓名权的保护和利用，第一千零一十二条、第一千零一十四条等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本案中，邹某萍被他人冒用姓名登记为公司监事，因残疾无法有效行使诉权，而其父亲低保复审期限临近，需要及时撤销邹某萍的监事登记。检察机关对于此类冒名登记等侵害姓名权的行为，可通过支持起诉等方式，帮助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依法行使诉权；同时通过开展调查核实等工作，查明冒名登记相关情况，及时促推相关部门撤销错误登记，依法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姓名权等合法权益。【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5-19 09: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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