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
202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案例一：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崔某某与陈某某离婚纠纷案案例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将其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范某某与许某某离婚纠纷案案例三：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案例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崔某某与叶某某及高某某赠与合同纠纷案案例一：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崔某某与陈某某离婚纠纷案【基本案情】崔某某与陈某某（男）于2009年1月登记结婚。2009年2月，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崔某某、陈某某双方名下。陈某某为再婚，与前妻育有一女陈某。崔某某与陈某某结婚时，陈某15岁，平时住校，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崔某某与陈某某未生育子女。2020年，双方因家庭矛盾分居，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离婚，并由陈某某向其支付房屋折价款250万元。陈某某辩称，因崔某某与其女儿陈某关系紧张，超出其可忍受范围，双方感情已破裂，同意离婚。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贡献，而且，婚后陈某某的银行卡一直由崔某某保管，家庭开销均由陈某某负担，故只同意支付100万元补偿款。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600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崔某某与陈某某因生活琐事及与对方家人矛盾较深，以致感情破裂，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与法不悖，予以准许。案涉房屋系陈某某婚前财产，陈某某于婚后为崔某某“加名”系对个人财产的处分，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至于双方争议的房屋分割比例，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人财产，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无贡献，但考虑到双方婚姻已存续十余年，结合双方对家庭的贡献以及双方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酌定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该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该种给予行为一般是以建立、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本案中，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长，但婚后给予方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开销，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酌定给予方补偿对方120万元，既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也肯定了接受方对家庭付出的价值，较为合理。案例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父母将其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合理补偿对方——范某某与许某某离婚纠纷案【基本案情】2019年12月，许某某（男）父母全款购买案涉房屋。2020年5月，范某某与许某某登记结婚。2021年8月，许某某父母将案涉房屋转移登记至范某某、许某某双方名下。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后未生育子女。2024年，因家庭矛盾较大，范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决其与许某某离婚，并平均分割案涉房屋。许某某辩称，同意离婚，但该房屋是其父母全款购买，范某某无权分割。诉讼中，双方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为30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范某某起诉离婚，许某某同意离婚，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故依法准予离婚。关于案涉房屋的分割，虽然该房屋所有权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转移登记至范某某和许某某双方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考虑到该房屋系许某某父母基于范某某与许某某长期共同生活的目的进行赠与，而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无婚生子女，为妥善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故结合赠与目的、出资来源等事实，判决案涉房屋归许某某所有，同时参考房屋市场价格，酌定许某某补偿范某某7万元。【典型意义】根据民法典第1087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判决该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本案中，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未孕育共同子女、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并酌定出资方子女补偿对方7万元，既保护了父母的合理预期和财产权益，也肯定和鼓励了对家庭的投入和付出，较好地平衡了双方利益。案例三：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基本案情】2015年，颜某某与罗某某（男）登记结婚。2022年7月，颜某某生育双胞胎子女罗大某（男）、罗小某（女）。罗大某、罗小某出生后，与颜某某、罗某某共同生活居住在A省。因家庭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调和，2024年3月，罗某某及其父母、妹妹等人将罗大某强行带离上述住所并带至B省。此后，罗大某与罗某某的父母在B省共同生活居住。经多次沟通，罗某某均拒绝将罗大某送回。颜某某遂提起本案申请，请求法院裁定罗某某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抢夺行为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的人格权益和父母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颜某某以其对儿子罗大某的监护权受到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申请禁令，人民法院依法应予受理并可以参照民法典第997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因抢夺子女形成的抚养状态，是一种非法的事实状态，不因时间的持续而合法化。该抢夺子女的行为强行改变未成年子女惯常的生活环境和亲人陪伴，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严重伤害父母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人民法院裁定罗某某自收到裁定之日起七日内将罗大某送回原住所，并禁止罗某某实施抢夺、藏匿子女或擅自将子女带离住所等侵害颜某某监护权的行为。本案裁定发出后，人民法院组织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现场督促罗某某购买车票将罗大某从B省接回A省。【典型意义】解决分居状态下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问题的前提是及时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可以进行事先预防性保护，避免权利主体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民法典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在相关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是一种重要的身份权，人民法院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参照适用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签发禁令，能够快速让未成年子女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是人格权保护事先预防大于事后赔偿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对不法行为形成有力的法律震慑。案例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崔某某与叶某某及高某某赠与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崔某某与高某某（男）于2010年2月登记结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某某与叶某某存在不正当关系，并于2019年3月至2023年9月向叶某某共转账73万元。同期，叶某某向高某某回转17万元，实际收取56万元。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叶某某返还崔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73万元。叶某某辩称，高某某转给其的部分款项已消费，不应返还。高某某认可叶某某的主张。【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况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本案中，高某某未经另一方同意，将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与其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叶某某，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故该行为无效，叶某某应当返还实际收取的款项。对叶某某关于部分款项已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典型意义】根据民法典第1043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更是一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法律对此坚决予以否定。权益受到侵害的夫妻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并请求返还全部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能因已消费而免除其返还责任。该判决对于贯彻落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的宪法和民法典基本原则，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20 09: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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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2025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健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体制机制，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正确实施民法典，统一法律适用，引导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解释（二）》已于2024年1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3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一、《解释（二）》的制定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家庭的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新变化，婚姻家庭矛盾呈现出新特点，家事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近三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每年大约200万件，占全部一审民事案件的12%左右。其中，离婚纠纷案件每年大约150万件，占所有家事案件的近80%。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成为焦点。涉案标的额增大、财产类型多样化，婚姻家庭与财产领域问题交织，疑难复杂案件增多，法律适用标准亟待统一。民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清理涉婚姻家庭司法解释，并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随后即开展《解释（二）》的调研论证和起草工作。我们广泛征求了立法机关、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各方对解释内容基本达成共识。为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我们还将解释内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间，共收到意见建议近1万份。我们逐一研究，充分吸收。相关反馈意见对完善司法解释内容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进行裁判指导。二、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解释（二）》立足国情、社情、民情，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新期待。《解释（二）》共23条，坚持问题导向，力求务实管用，重点解决夫妻间给予房产、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以及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审判实践疑难问题。重点介绍以下几个方面：（一）维护公序良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规定，禁止重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解释（二）》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细化：一是明确重婚绝对无效的立场。重婚违反了我国一夫一妻的基本婚姻制度，是违法犯罪行为，法律坚决予以否定和打击。为此，《解释（二）》规定，即使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的，重婚的婚姻亦不能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二是明确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目的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不仅侵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共同财产权，更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解释（二）》明确规定该类行为无效，夫妻另一方诉请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平衡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与婚姻家庭团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典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规定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解释（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宪法、民法典上述规定，在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夫妻间给予房产等具体案件法律适用中，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婚姻家庭现实状况以及相关出资和给予行为的目的性特征，不作“一刀切”规定，强调在以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基础的前提下，要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公平公正处理。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强调家庭成员应当共同努力、互相关爱、互相帮助，既不能因短暂婚姻获得大额财产，也肯定对家庭付出的价值，增强婚姻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维护诚信原则，保障特殊群体利益民法典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针对有些夫妻意图通过离婚方式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不诚信行为，《解释（二）》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通过该规定平衡保护债权人与夫妻另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对于离婚协议约定共同财产给予子女后一方反悔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另一方可以请求其继续履行或者赔偿损失；针对离婚协议约定不需要对方负担抚养费、又以未成年子女名义起诉主张抚养费的，《解释（二）》规定，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如果子女确有实际需要，应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依法予以支持。（四）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安全根据民法典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在无特别约定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个人从事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因此，需要平衡保护夫妻财产关系与市场交易安全。比如，《解释（二）》规定，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该规定表明：一方面不能简单以婚姻家庭受特殊保护为由否定家庭之外基于市场交易的公司法等规则，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外部关系对家庭财产分配的影响，以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此外，《解释（二）》还对同居析产纠纷处理、继父母子女关系认定和解除、离婚经济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等规则予以细化，平衡保护各方利益，维护婚姻家庭和谐稳定。为帮助大家更直观、更形象地理解《解释（二）》相关条文内容，我们同时配发了四个典型案例。在案例一中，夫妻一方在结婚后将其婚前房产为另一方“加名”，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婚姻存续已十余年，但给予方承担更多家庭开销，结合双方对家庭贡献等因素，判决房屋仍归给予方所有，同时酌定对另一方合理补偿。在案例二中，一方父母将自己名下房产转移登记至夫妻双方名下，离婚时，人民法院在认定该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房款由一方父母出资、赠与目的及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未孕育共同子女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酌定对另一方合理补偿。这两个案例既符合婚姻关系中夫妻财产制度，又保护了给予方的财产权益。案例三是人民法院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依法签发人格权侵害禁令，组织对双方当事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并现场督促抢夺一方第一时间将子女送回，快速制止不法行为，尽量减少抢夺行为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案例四明确，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违反忠实义务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人的行为无效，另一方请求第三人全部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总结审判实践经验，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法答网答疑、案例“入库”等方式加大对家事审判的指导力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家和万事兴。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是每个人的期盼，也需要我们共同维护。各级人民法院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努力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裁判，做实定分止争，引导家庭成员敬老爱幼、互相帮助，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法释〔2025〕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已于2024年11月25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月15日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确认重婚的婚姻无效，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被告以此为由抗辩后一婚姻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二条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条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第四条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第五条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六条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七条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夫妻一方存在前款规定情形，另一方以该方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请求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八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第九条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第十条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第十一条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可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放弃继承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主张另一方放弃继承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放弃继承导致放弃一方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除外。第十二条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藏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第十三条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第十四条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一）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二）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四）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五）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第十五条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又以违反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六条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要、另一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前款但书规定情形下，另一方以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抚养能力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处理。第十七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其他方式作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情形下，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十八条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第十九条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第二十条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第二十一条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第二十二条离婚诉讼中，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第二十三条本解释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20 09:4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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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信心 干字当头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中央政法工作会议12日至1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会上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全面深化政法改革，落实和完善党管政法工作制度，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陈文清充分肯定2024年全国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做好2025年政法工作，要坚定信心、干字当头，严格落实党委（党组）国家安全责任制、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提高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科学立法解决新问题，通过严格执法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公正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全民守法夯实法治根基，通过深化改革提升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要推动政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聚焦作风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小洪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1-14 13: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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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农村黑恶犯罪典型案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但是，一些犯罪分子在利益驱使下，为非作恶、欺压残害基层群众，逐渐发展演变为农村黑恶势力，严重危害农村地区政治生态、法治生态、社会生态，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成为影响农村发展的毒瘤。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持续整治“村霸”，依法打击农村家族宗族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将案件审理与加强基层治理、普法宣传相结合，持续推动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建设。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教育、警示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件依法惩治农村黑恶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特点：一是坚持依法严惩。5个案例均对“村霸”和家族宗族黑恶势力予以严厉打击，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方针，对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重刑，彰显重拳出击、从严惩治的立场。二是聚焦农村地区重点行业领域。案例一中，以被告人欧阳某臣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开设并非法控制地下赌场；案例二中，以被告人刘某良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插手农村土方工程；案例三中，以被告人卜某勃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占用农用地、控制当地煤炭运输行业；案例四和案例五中，恶势力犯罪集团均通过侵占农村集体土地牟取非法利益。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加大“黑财”清缴力度，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防止“死灰复燃”。三是强化标本兼治。预防和治理黑恶犯罪是系统工程，人民法院坚持“抓前端、治未病”，根据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社会治理漏洞，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司法建议。在案例五中，还将庭审现场打造成法治课堂，分批次邀请258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零距离”旁听庭审，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惩治各类刑事犯罪，持续推进农村地区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确保农村安宁稳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依法惩治农村黑恶犯罪典型案例一、欧阳某臣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二、刘某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三、卜某勃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四、朱某平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五、王某好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一、欧阳某臣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基本案情被告人欧阳某臣自小好勇斗狠，曾伙同他人持刀将一人砍成重伤、两人轻伤，事后通过私下赔偿了事，社会恶名逐步传开，进而陆续纠集社会闲杂人员实施违法犯罪。2012年5月，欧阳某臣为抢夺矿产，纠集多人聚众斗殴，持砍刀、钢管等凶器打伤三人、砸烂三辆汽车，并烧毁其中两辆汽车，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了以欧阳某臣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在某镇及周边一带为非作恶，通过在村集体企业等场所开设赌场及高利放贷等手段，聚敛钱财，壮大组织规模；并通过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提升组织恶名，恫吓欠债人员，追讨赌债。该组织通过实施大量违法犯罪活动，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在某镇一带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群众，对当地地下赌场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裁判结果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被告人欧阳某臣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罚金人民币十六万三千元；对其余十四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至二年不等的刑罚，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欧阳某臣等提出上诉。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农村地区闲散人员通过开设赌场、高利放贷等手段聚敛钱财、称霸一方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欧阳某臣凭借打架斗狠赢得的恶名，聚拢起宗族中的闲散人员，逐渐形成了以欧阳某臣为组织者、领导者，农村宗族中的社会闲散人员为骨干成员和积极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为牟取利益，诱使大量当地群众参与赌博，赌客中甚至不乏村组干部等基层治理人员，许多群众深陷赌博泥潭，或在欠下巨额赌债后为躲避暴力讨债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人民法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净化了乡村风气，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造平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对基层村组干部、村集体企业监管不足等问题，向相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完善乡村综合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二、刘某良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基本案情1996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刘某良、毕某师及刘某权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为非作恶，先后被判刑入狱。2002年3月，刘某良出狱后开始介入土石挖、填方行业，为进一步从某村及周边地区的工程项目中攫取经济利益，刘某良纠集刘某权、毕某师，违法挖山取土用于其承揽的填方工程或出售他人，大肆敛财，逐渐在当地形成一股势力。后刘某良将刑释人员卢某境纳入组织，以打压竞争对手，逐步形成强势地位。2010年后，刘某良陆续豢养、笼络、雇佣本宗族的刘某令、刘某传、郑某有和社会闲散人员林某清等人加入该组织，逐步形成了以刘某良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通过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破坏生产经营、串通投标、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采矿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某村及周边区域形成重大影响，对当地土石方工程形成非法控制，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裁判结果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被告人刘某良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采矿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串通投标罪、故意伤害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九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一年不等的刑罚，并处没收财产或罚金，并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刘某良等提出上诉。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黑恶势力霸占农村土地、矿产资源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刘某良为非法占用、破坏农村资源，攫取个人经济利益，以血缘、姻亲、朋友等关系为纽带，逐步形成以刘某良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的部分成员系某村刘姓族人及刘某良姻亲，依仗宗族势力坐大成势，长期为祸乡里，通过堵路、挖坑等手段强揽工程，在山场肆意毁坏群众坟墓、林地、农作物，非法占用林地、旱地取土，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使林地、农用地受到严重毁坏，严重破坏当地自然环境。人民法院对各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并通过判处财产刑、追缴违法所得，彻底铲除该组织的经济基础。同时，引导被告人自愿缴纳生态修复款，将打击黑恶犯罪与维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对案件暴露出的基层治理漏洞向当地林业局、自然资源局、街道办事处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健全预防和治理农村黑恶犯罪长效机制。三、卜某勃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基本案情2000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卜某勃以家族为纽带，通过组建拉煤车队争抢煤炭运输业务、开办经营港口等方式积累了一定经济实力，后通过拉票、贿选等手段当选某村村委会主任，把持基层村务、控制基层党务。2010年，卜某勃依靠其经济实力和犯罪组织势力，并利用其担任村主任、社区管理人的身份，纠集同族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先后以某KTV、某社区工地、“子夏文化园”为据点，通过连续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以卜某勃为组织者、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组织通过有组织地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职务侵占、非法占用农用地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并造成二人轻伤、三人轻微伤和群众数千万元财产损失等严重危害后果。卜某勃依仗组织势力为非作恶，肆意欺压、残害群众，长期控制村事务和社区事务，安排组织成员向社区居民收取各种不合理的高额费用，在较长时间内控制所在地区煤炭运输业务，致使多名受害群众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裁判结果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对被告人卜某勃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敲诈勒索罪、招摇撞骗罪、骗取贷款罪、妨害作证罪、强迫交易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职务侵占罪、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十七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至二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卜某勃等提出上诉。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进而非法控制农村资源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卜某勃依托家族宗族势力操纵基层选举，长期担任村主任，把持基层政权，垄断农村资源，严重破坏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该犯罪组织卜姓成员占比达77.8%，通过非法占用农用地建造“子夏（卜姓祖先）文化园”用于笼络人心，并将该“文化园”作为组织的重要据点，严重干扰基层治理。人民法院对各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并对所谓“文化园”进行了处置，有效维护了农村地区稳定。同时，根据案件暴露出的村（社区）“两委”把关不严、行业治理不足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制发了司法建议，推动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四、朱某平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基本案情2015年12月至2018年，被告人朱某平将某村自发组织的老年协会改名为“立本堂”管理委员会，由自己担任会长，并让朱氏宗族祠堂每房推举一至二个代表管事，朱某先等人被推举为“立本堂”的副会长或成员。该村“立本堂”以朱某平为首，朱某先等人参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打着维护、管理某村朱氏宗族土地的名号，敲诈勒索、强拿硬要、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欺压外姓、外来人员，聚集村民扰乱、破坏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秩序，给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裁判结果江西省莲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平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犯罪集团的全部罪行处罚，其行为分别构成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判处朱某平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对其余十二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朱某平等提出上诉。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侵吞农村集体资源、阻挠乡村建设、架空基层自治的典型案例。被告人朱某平等人利用自发组织，逐渐扩大宗族势力，长期采取威胁、滋扰等手段，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非法获取经济利益，严重扰乱农村经济发展、生活秩序，致使村基层党组织、村群众自治组织的管理弱化，严重影响基层社会治理和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人民法院立足主责主业，在依法作出判决的同时，通过制发司法建议参与乡村治理，针对该案审理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规范农村土地审批程序、加大打击土地非法交易、违规建房、违法用地力度等建议。该案的依法判决及后续的社会治理，进一步打击了宗族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充分彰显了审判机关重拳出击、敢于亮剑的坚定决心，有效净化了农村社会风气，对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五、王某好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基本案情2000年，被告人王某好的父亲王某善开始担任某村党支部书记。2002年8月，王某善及其两个儿子王某好、王某兵等人纠集家族成员公然追打李某米等人，致一人轻伤，逐步在该村形成恶名。2005年、2015年，王某善组织王某好等人，采取打击报复选举对立面和竞争对手、纠集家族势力聚众造势等手段，先后帮助王某好、王某兵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持续把持基层政权。在2002年至2015年期间，王某好指使或伙同十余名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某村及周边地区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裁判结果安徽省定远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好系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犯罪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其行为分别构成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故意伤害罪、重婚罪，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王某好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对其余十二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至八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宣判后，王某好等提出上诉。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恶势力犯罪集团把持基层政权，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王某好等人利用家族势力，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横行乡里，为非作恶，王某好还利用家族成员担任村干部的便利，伪造材料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为家族成员非法占用耕地用于建设猪场、混凝土搅拌站及开挖水塘，对农村集体土地造成严重破坏。人民法院在依法作出判决的同时，将庭审现场打造成警示教育课堂，分批次邀请所在县258个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零距离”旁听庭审，接受“沉浸式”警示教育，做到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育人。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耕地保护及农村集体资产监管等薄弱环节，向有关部门发出司法建议，推动提高基层治理的能力水平。【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1-14 13: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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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保护科技创新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保护科技创新典型案例案例一：依法保护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无创产检诊断”发明专利授权案案例二：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利益，保障科技创新法治化国际化市场环境——“恩扎卢胺”发明专利确权案案例三：依法认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促进企业诚信有序开展竞争——“线性锂电池充电器”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案例四：依法认定传统道地药材技术秘密，促进中医药守正创新——“香菇多糖”侵害技术秘密案案例五：依法保护“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专利权，促推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图形用户界面（GUI）”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案案例六：算法依法获得商业秘密保护，探索新类型知识产权裁判规则——“智能检索算法”侵害商业秘密案案例七：“严保护”“高判赔”守护创新——“新能源汽车底盘”侵害技术秘密案案例八：保护企业核心技术，严厉打击离职泄密——“龙某世界”项目代码侵害技术秘密案案例一：依法保护生物医药领域创新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无创产检诊断”发明专利授权案【案号及案由】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811号[香港某大学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基本案情】本案涉及名称为“利用基因组测序诊断胎儿染色体非整倍性”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下简称本申请），系使用孕妇生物样品（如孕妇血浆等），通过大规模并行基因组测序诊断胎儿染色体非整倍性，申请人为香港某大学，申请日为2008年7月23日，优先权日为2007年7月23日，公开日为2010年9月29日。2020年2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复审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以本申请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对比文件3及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为由，维持其原审查部门对本申请作出的驳回决定。香港某大学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香港某大学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面对所要解决的客观技术问题，本领域技术人员从现有技术中可以获知的技术启示原则上应该是具体、明确的技术手段，而非抽象的想法或者一般性的研究方向，仅依据尚不成熟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即认定现有技术给出具体的启示，隐含着后见之明的危险，容易低估发明创造的创造性。而且，如果某一技术在申请日前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该阶段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而言，由于可借鉴的现有技术信息很少，不确定性更多，对技术问题和技术手段缺乏成熟的认识，需要其自身进行更多的独立摸索、思考和尝试，在此过程中，对于其所作出的智力贡献是否属于创造性劳动，亦应结合申请日前的技术发展状况和发展进程予以综合考量。本案中，对比文件3虽然给出了孕育21三体胎儿的孕妇血浆中游离胎儿DNA水平与正常样本存在显著差异的技术启示，但由于在本申请之前，本领域技术人员的普遍认知是孕妇母体血浆中游离胎儿DNA的情况非常复杂，孕妇血浆中胎儿各号染色体之间的DNA片段数量是否具有对应关系、胎儿各号染色体的DNA片段数量与胎儿细胞中的同号染色体数量是否具有定量关系等，均存在许多未知的事实，因此，对比文件3尚未给出充分的技术启示，足以促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有动机选择在孕妇母体血浆中适用与对比文件1实质相同的检测方法检测胎儿染色体的非整倍性，并最终能够获得本申请的技术方案。故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和被诉决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本申请重新作出审查决定。【典型意义】本案是有力保护涉生物医药等民生领域创新成果、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通过进一步明确创造性判断中技术启示认定的司法裁判标准，促进专利授权确权行政审查与司法裁判标准统一，树立促进创新药物、医疗设备等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的价值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有利于激发科学家等各类研究主体创新创造动力。案例二：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利益，保障科技创新法治化国际化市场环境——“恩扎卢胺”发明专利确权案【案号及案由】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行终287号[上海复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加某大学董事会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案]【基本案情】加某大学董事会系名称为“二芳基乙内酰脲化合物”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上海复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复某公司）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37674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决定），宣告涉案专利权全部无效。加某大学董事会不服被诉决定，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撤销被诉决定。上海复某公司、加某大学董事会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专利权人提交与涉案专利实验方法相同的补充实验数据，用以证明涉案专利说明书已经公开的技术效果，且该技术效果相对于作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更为优越，以此补充证明涉案专利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该证明目的具有合理性。同时，基于补充实验数据证明目的及涉案专利说明书公开的技术效果，专利权人通过补充实验数据并非用于弥补原专利申请文件的固有内在缺陷，故应当予以允许。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进一步明确了补充实验数据的可接受标准，在确认涉案化合物技术效果的基础上，认定其构效关系高度敏感，具有不可预测性，进而认定该化合物结构并非显而易见，具备创造性。本案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强化了国际创新药企业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助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案例三：依法认定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促进企业诚信有序开展竞争——“线性锂电池充电器”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案号及案由】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565号[深圳天某半导体有限公司与上海国某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佛山市蓝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侵害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深圳天某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诉称，上海国某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某公司）和佛山市蓝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某公司）未经许可制造销售的被诉侵权芯片的布图设计与天某公司的名称为线性锂电池充电器、登记号为BS.16500xxxx的布图设计（以下简称本布图设计）非常相似，完全复制天某公司本布图设计的全部及三个独创点，被诉侵权芯片侵害了本布图设计专有权。国某公司制造被诉侵权芯片后，蓝某公司进行封装并对外销售，蓝某公司和国某公司共同实施的侵权行为给天某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请求判令：蓝某公司和国某公司停止复制和销售侵害天某公司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产品；蓝某公司和国某公司连带赔偿天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00万元。一审法院判令国某公司停止侵权，驳回天某公司对蓝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天某公司、国某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国某公司提供的在先设计与其被诉侵权芯片在元器件的布局、布线连接上的差异均大于被诉侵权芯片与本布图设计之间的差异，被诉侵权芯片对本布图设计独创点一、二、三指向区域进行了复制，应认定国某公司复制本布图设计的行为构成侵权。芯片在封装前后应属彼此独立的上、下游产品。封装企业完成封装属于对上游产品的商业利用，只要封装企业对晶圆生产提出的参数要求仅指向功能而不指定特定的布图设计，在缺乏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当然认定封装企业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知道晶圆布图设计的权利状况。布图设计专有权人针对将含有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的集成电路或者物品善意投入商业利用的行为人提起诉讼，应视为向该善意行为人发送了侵权通知，自收到起诉状之日起，该善意行为人应向权利人支付合理的报酬。据此，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独创性的判断和侵权诉讼中芯片封装企业的责任认定、善意投入商业利用时行为人支付合理报酬的义务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对于进一步厘清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侵权案件的审理思路具有参考价值，也有利于芯片产业发展和相关企业诚信有序开展竞争。案例四：依法认定传统道地药材技术秘密，促进中医药守正创新——“香菇多糖”侵害技术秘密案【案号及案由】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3444号[南京汉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基本案情】2004年，南京汉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签订《香菇多糖项目合作合同》，约定前者向后者提供生产香菇多糖原料药等技术；所涉产品销售给前者指定的经销商；后者自行或者委托他人经销则应赔偿前者2000万元；双方均应对本项目技术保密，否则按前述约定进行赔偿。后南京汉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依约向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交付了技术成果。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于2006年据此获得香菇多糖原料药注册及生产批件。2010年，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将香菇多糖技术以10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前述药品生产企业变更为该案外人。该案外人网站2014年宣传：香菇多糖原料药生产线正式投产，年产值将过亿元。南京汉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遂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涉案技术具有非公知性、价值性、保密性，构成技术秘密，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向案外人转让与前述技术实质性相同的技术，属于违反保密约定向案外人披露技术秘密的行为，构成侵权，依照双方约定的赔偿数额，判决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赔偿南京汉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00万元。帝某制药（江苏）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涉及道地香菇原料的挑拣、加工、处理等传统中医药工艺的技术秘密保护。判决对传统道地药材技术秘密的认定、非法利用技术秘密的赔偿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有利于传统中医药技术应用发展，促进中医药守正创新。案例五：依法保护“图形用户界面（GUI）”外观设计专利权，促推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图形用户界面（GUI）”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案【案号及案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终281号[北京金某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与上海萌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基本案情】北京金某安全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某公司）系名称为“用于移动通信终端的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包括10个相似设计，其中设计10为一包含了动态界面视图的手机正面。上海萌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萌某公司）开发并提供名称为“趣某某”输入法软件的iphone手机和安卓系统手机下载版本。金某公司认为，上述输入法软件的图形用户界面与涉案专利属于相同或相近似的外观设计，萌某公司的行为侵害了金某公司涉案专利权，应承相应侵权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萌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万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萌某公司提供被诉侵权软件的行为构成专利侵权，判决萌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金某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及合理开支5万元。萌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为专利视图显示的用于移动通信终端的图形用户界面。本案被诉侵权图形用户界面的外观设计通过程序语言固化于软件中，该软件安装于金某公司提供的手机中。本案在进行比对时，主要考察图形用户界面部分对整体视觉效果产生的影响。对于涉及动态图形用户界面的比对，依据“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原则，既要考虑基础界面的整体样式及其整体或细节的全部动态变化过程，又要结合具体图形用户界面的特点，考虑各个界面、各界面的动态变化过程对整体视觉效果的不同影响程度。经对比，被诉侵权图形用户界面与涉案专利设计10属于近似的外观设计。采用与制造实质相同的方式，将图形用户界面设计应用于产品上，即可认定为实施了图形用户界面外观设计专利。实施图形用户界面设计虽然涉及多个行为主体的行为，但硬件生产商、操作系统开发商以及用户等的行为仅系为图形用户界面实施提供环境或条件，而开发并提供经运行即可呈现图形用户界面的软件供用户下载，必然会导致被诉侵权界面在手机上呈现，使得涉案专利被实施，该行为与侵犯专利权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实施该行为的主体即萌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综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图形用户界面(Graphicaluserinterface,GUI)体现了设计者的创新活动，其专利申请和授权也反映了该领域产业发展需求，依法加强保护对推动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本案判决明确了GUI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的裁判规则，体现了对专利权的严格保护及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激励，对维护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良好生态和促进工业设计领域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案例六：算法依法获得商业秘密保护，探索新类型知识产权裁判规则——“智能检索算法”侵害商业秘密案【案号及案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3民初3843号[深圳市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光某（深圳）智能有限公司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基本案情】原告深圳市智某技术有限公司系一家互联网高科技公司，主要业务为大数据智能挖掘技术应用与移动互联网客户端开发，主要产品有“天某”手机APP，采用其自主开发的大数据追踪系统，进行智能跟踪、个性化推荐、智能摘要等，为企业提供“商业情报收集”和“舆情检测跟踪”服务。被告也是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其开发的“学某某”APP采用了与原告实质性相同的智能检索算法，为用户推荐全面、快速、清晰分类的兴趣学习课程推荐信息。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智能检索算法本质是一种算法推荐，原告已通过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对涉案技术信息采取合理保密措施；涉案算法可提供更为精准的检索信息，为原告带来商业收益和可保持竞争优势，算法核心为模型的选择优化以及模型之间排除相互妨碍，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并不为公众所知悉且具有商业价值，相关技术信息符合认定为商业秘密法定条件。两家公司的研发团队成员有重合，被告对搜索算法构成实质性相同没有提出合理抗辩理由。被告“学某某”APP中使用的被诉侵权搜索算法与原告请求保护的搜索算法构成实质相同，且其有渠道、有机会获得原告的案涉商业秘密。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下架侵权APP产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人民币20万元。【典型意义】算力、算法、大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其中算法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基础，是开发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通过大数据不断地测试获得的劳动成果，其研发成果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上的商业秘密。本案的审理，有利于此类纠纷裁判路径的统一，为审慎探索新型知识产权权益保障之路提供有益参考。案例七：“严保护”“高判赔”守护创新——“新能源汽车底盘”侵害技术秘密案【案号及案由】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1590号[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基本案情】浙江吉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吉某方）近40名高级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先后离职赴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下统称威某方）工作，其中30人于2016年离职后即入职。2018年，吉某方发现威某方两公司以上述部分离职人员作为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利用在原单位接触、掌握的新能源汽车底盘应用技术以及其中的12套底盘零部件图纸及数模承载的技术信息（以下称涉案技术秘密）申请了12件专利，且威某方推出的威某EX系列型号电动汽车，涉嫌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吉某方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威某方停止侵害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21亿元。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温州公司）侵害了吉某方涉案5套底盘零部件图纸技术秘密，酌定其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700万元。吉某方、威某温州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以不正当手段大规模挖取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及技术资源引发的侵害技术秘密案件。通过整体分析和综合判断，威某方实施了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全部涉案技术秘密、以申请专利的方式非法披露部分涉案技术秘密、使用全部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二审判决在总体判令威某方应立即停止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其停止侵害的具体方式、内容、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除非获得吉某方的同意，威某方停止以任何方式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涉案技术秘密，不得自己实施、许可他人实施、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涉案12件专利；将所有载有涉案技术秘密的图纸、数模及其他技术资料予以销毁或者移交吉某方；以发布公告、公司内部通知等方式，将判决及其中有关停止侵害的要求，通知威某方及其所有员工以及关联公司、相关部件供应商，并要求有关人员和单位签署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等。考虑威某方具有明显侵权故意、侵权情节恶劣、侵害后果严重等因素，对威某方2019年5月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侵权获利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威某方应赔偿吉某方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约6.4亿元。为保障非金钱给付义务的履行，二审判决进一步明确如威某方违反判决确定的停止侵害等非金钱给付义务，应以每日100万元计付迟延履行金；如威某方擅自处分12件专利，应针对其中每件专利一次性支付100万元等。判决作出后，威某方按时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非金钱给付义务，金钱给付义务被统一纳入破产重整程序处理。【典型意义】本案是有力打击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整体判断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基础上，不仅依法适用2倍惩罚性赔偿判赔6.4亿余元，创国内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判赔数额历史新高，还对于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的具体承担及非金钱给付义务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等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通过细化责任承担方式，推动知识产权审判理念更新和裁判规则创新。本案裁判充分彰显了人民法院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鲜明态度和制裁不正当竞争的坚定决心，有利于营造尊重原创、公平竞争、保护科技创新的法治环境。案例八：保护企业核心技术，严厉打击离职泄密——“龙某世界”项目代码侵害技术秘密案【案号及案由】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539号[北京某甲科技公司与曹某某、王某某、北京某乙科技公司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基本案情】北京某甲科技公司主张某策略游戏软件的源代码为其技术秘密。曹某某、王某某均系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的前员工，曹某某曾担任该公司业务线某技术中台运营维护负责人，王某某曾担任该某技术中台的负责人，该二人在北京某甲科技公司任职期间均与公司签订了保密、竞业禁止及知识产权保护协议。王某某于2019年12月从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离职，并于2020年6月成立与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经营业务完全相同的北京某乙科技公司。曹某某于2020年6月30日向北京某甲科技公司提出离职申请。2020年7月2日，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在曹某某向北京某甲科技公司递交离职申请前一周，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在内部网络安全例行巡查中发现，曹某某在提出离职申请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未经公司许可私自下载游戏项目源代码带离公司经营场所，并存放至一台并非公司为其配备的苹果电脑中。经进一步调查发现，曹某某违反保密义务实施窃取北京某甲科技公司技术秘密的行为是受王某某的教唆、引诱、帮助，曹某某用于购买存放技术秘密之电脑的资金系来自王某某的微信转账，而该苹果电脑的购置发票上显示的购买单位是北京某乙科技公司。北京某甲科技公司认为，曹某某、王某某、北京某乙科技公司构成对涉案技术秘密的共同侵权，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诉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涉案技术秘密的行为，连带赔偿因侵犯技术秘密给北京某甲科技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4283000元以及北京某甲科技公司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开支516760元。一审法院认为北京某甲科技公司对三被诉侵权人指称的被诉侵权行为均不成立，判决驳回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北京某甲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判断有合法渠道接触商业秘密的主体的行为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能仅孤立地看被诉侵权人此前有无接触、获取商业秘密的权限和被诉侵权人获取商业秘密的方式是否对应法律明文列举的手段类型，而应当综合审查被诉侵权人获取商业秘密的意图及其获取商业秘密后实施的行为，判断该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导致或者可能导致权利人失去对该商业秘密的有效控制。曹某某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将承载有涉案技术秘密源代码的办公电脑带离公司办公场所并带回其个人家中的做法违反保密约定。结合王某某和北京某乙科技公司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曹某某在本案中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既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也违背其与北京某甲科技公司签署的保密协议中作出的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承诺，其获取涉案技术秘密的手段明显难谓正当，而其行为客观上已经造成涉案技术秘密所涉源代码脱离北京某甲科技公司有效控制以及被披露和被他人使用的重大商业风险，故其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可归责性。王某某实施的被诉侵权行为，既属于个人行为，也属于代表北京某乙科技公司法人意志的职务行为。曹某某、王某某、北京某乙科技公司在本案中共同实施了侵害北京某甲科技公司涉案技术秘密的侵权行为，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连带赔偿损失（含合理开支）等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曹某某、王某某、北京某乙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北京某甲科技公司就涉案计算机软件源代码所享有的技术秘密。本案二审宣判后，涉案各被诉侵权人已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并按照生效判决的要求完成保守商业秘密及不侵权承诺书的签署，且将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的承诺书提交给北京某甲科技公司。【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本案审理，综合考虑涉案各被诉侵权人的有关行为事实和情节，依法认定涉案未经许可将单位技术秘密私自拷贝并带离单位经营场所的行为构成以“盗窃”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且一并厘清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实施的侵权行为不能简单以“履行职务行为”为由被公司行为所吸收，进而基于切实有效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害后果的进一步扩大等考虑因素，在生效判决中一并明确侵权人应履行的非金钱给付义务以及如不履行所要承担的迟延履行金的计付标准，彰显了人民法院持续强化技术秘密保护、坚决打击和震慑各类侵害技术秘密行为的司法态度。【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1-14 13: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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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闭幕 陈文清当选中国法学会会长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11日，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京闭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当选中国法学会会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法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法学会章程〉的决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的重要致信，立意深邃高远、饱含殷切期望，为新时代新征程法学会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法学会新一届理事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团结带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思想引领这条主线，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牢牢把握“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牢牢把握人才培养这个重要职责，推动建设一支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牢牢把握守正创新这个重大原则，开创法学会事业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法治力量。王洪祥被推举为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会议选举产生了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理事，聘请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13 14: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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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守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典型案例
设立国家公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改革任务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和示范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守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6件典型案例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发生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破坏森林和矿产资源，企业依法退出补偿等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案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坚持最严法治。近年来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数量逐步下降，但一些重点领域的犯罪依然多发高发。案例一即韩某公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刑事司法的打击、震慑、预防、教育功能，依法惩治在国家公园区域内实施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体现了以最严法治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决心。案例六即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万某勇、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在生态破坏行为人已被另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通过依法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判令行为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全面追究破坏生态法律责任。二是统筹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2024年6月1日起施行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案例二即荥经县某水电站诉四川省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等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因划定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需要退出经营的水电站补偿案件，判令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补偿的法定职责，依法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推动国家公园区域内相关经营主体有序退出，妥善平衡绿色发展与民生保障的关系。三是服务“双碳”目标。国家公园建设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案例三即福州某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诉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解除政府采购合同案中，人民法院支持和监督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依法履职，确认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而订立的行政协议效力，平等保护各方利益，及时破解合同僵局，促进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协同推动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案例四即谢某军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坚持生态修复优先，通过综合考量行为人积极按照作业设计在指定区域先行补植修复等情节，依法适用缓刑并判令行为人承担异地植被恢复责任，及时恢复森林固碳增汇生态功能，对于司法服务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积极意义。四是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地刚性约束制度。人民法院协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贯彻落实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工作要求，不断加大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案例五即三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中，人民法院针对被告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区林地、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行为，依法判令其承担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林木资源损失以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有力维护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廊道建设。人民法院守护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典型案例一、韩某公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二、荥经县某水电站诉四川省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等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三、福州某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诉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解除政府采购合同案四、谢某军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五、三亚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六、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万某勇、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一、韩某公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基本案情】韩某公分别于2022年8月、2023年4月左右，在海南省昌江县王下乡三派村附近河流（属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先后捕获“金钱龟”2只并带回家饲养。经鉴定，涉案龟类动物系三线闭壳龟，野外种群属于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野外种群三线闭壳龟的成体2只核定价值共计100000元。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韩某公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裁判结果】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野外种群三线闭壳龟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被告人韩某公非法猎捕野外种群三线闭壳龟2只，价值100000元，情节严重，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韩某公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韩某公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遂判决韩某公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是一起发生在国家公园区域内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典型案例。近年来生态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数量逐步下降，但一些重点领域的犯罪依然多发高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拥有多种世界和我国独有的动植物种类及种质基因库，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案涉野外种群三线闭壳龟属于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刑事司法的打击、震慑、预防、教育功能，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体现了以最严法治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决心，对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动国家公园区域人民群众共同守护绿色家园具有示范意义。二、荥经县某水电站诉四川省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等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基本案情】荥经县某水电站的机房、取水口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2021年9月2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发布关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小水电清理退出的相关文件，该水电站被列入退出名单。2022年10月，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制定案涉水电站“一站一策”退出方案，并召集该水电站工作人员进行政策解释和补偿动员。2023年4月，该水电站向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等邮寄补偿申请。因未获补偿，荥经县某水电站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等未对其补偿申请作出处理答复的行为违法，并补偿其经济损失。【裁判结果】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荥经县某水电站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该水电站清退工作中的补偿责任实施主体为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在该水电站提出补偿申请事项之前已经制定退出方案并开展相关工作，但未形成实质补偿方案，亦未与该水电站达成具体补偿协议，应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履行补偿责任。判决：责令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对荥经县某水电站退出补偿履行法定职责；驳回荥经县某水电站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案宣判后，荥经县发展和改革局积极与案涉水电站协商签订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资金，案涉水电站现已退出。【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妥善平衡国家公园保护管理与企业合法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依法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国家公园区域内根据自然生态系统特性、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在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开展人为活动，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公园设立前依法存在的经营主体退出案件中，既要依法准确认定行政机关职责，保障和支持国家公园所在地人民政府行使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国家公园范围内不符合保护管理要求的生产活动进行清理整治，又要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分类处置、有序退出。本案审理期间及判决生效后，人民法院主动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补偿职责并支付相应补偿资金，促使案涉水电站平稳退出，案涉行政争议得到实质化解，对于有效推动健全国家公园生态补偿机制具有示范意义。三、福州某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诉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解除政府采购合同案【基本案情】2021年11月，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以下简称公园管理局）编制《武夷山国家公园2022-2025年松材线虫病防治总体方案》，预计2022年枯死松木数量约3900株。2022年4月，福州某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公司）经招投标程序，与公园管理局签订《福建省政府采购合同》，约定：采购标的为武夷山国家公园2022-2025年松材线虫病防治四年绩效承包项目；合同总金额2063.9万元；2022年清理任务为全域松枯死木等。生物公司2022年4月至12月超出项目预算目标清理松枯死木5263株。公园管理局2022年11月编制的应急防控实施方案载明，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造成较多松树、竹子等植物干旱枯死，诱发、加速染病松树枯死，公园原景区死亡松树近3万株，远超预算数量3900株。生物公司认为，因不可抗力导致履行合同出现重大困难，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案涉《福建省政府采购合同》；公园管理局支付案涉合同原预算范围内第一年90%项目款等。【裁判结果】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22年极端干旱天气是造成武夷山国家公园松材线虫和松枯死木数量暴增的主要原因，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导致案涉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生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园管理局支付合同义务已履行部分的价款。判决：解除案涉《福建省政府采购合同》，公园管理局支付生物公司项目款588万余元等。公园管理局提起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依法支持和监督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履行职责的典型案例。国家公园建设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唯一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的国家公园。松材线虫病是全球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毁灭性的病害之一，被称为松树“癌症”，及时清理枯死松木防治松材线虫病系案涉合同签订的主要目的。本案中，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支持监督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正确履行保护管理职责，依法确认行政协议效力，破解合同僵局，有利于具备相应防治能力的主体及时承接案涉项目以有效阻断国家公园区域内病虫害蔓延。本案的依法审理对于保障国家公园森林生态功能安全稳定，服务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具有积极意义。四、谢某军失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2021年2月，谢某军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河口保护站辖区上坟祭祀焚烧纸钱时，将地面杂草及灌木引燃，导致林地被烧毁。起火后谢某军主动拨打消防救援电话并与施救人员共同灭火，直至火势被完全控制。经鉴定，过火面积39.2156公顷，其中天然灌木林地31.4227公顷、天然草地7.4418公顷，其余为林区便道、河道等。谢某军到案后如实供述，并按照专业机构编制的人工造林工程作业设计在指定区域先行异地补植青海云杉9420株。甘肃省祁连山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依法追究谢某军刑事责任，并判令谢某军对被破坏的林草资源予以异地植被恢复，否则承担相应植被恢复费用。【裁判结果】甘肃省祁连山林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谢某军的过失行为，造成国家林业资源损失，构成失火罪。案发后，谢某军主动投案并积极参与火灾救援工作，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其积极按照作业设计在指定区域先行补植青海云杉，悔罪态度良好。遂判决谢某军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判令谢某军按照专业机构编制的作业设计，于2024年6月前在指定区域对被破坏的林草资源分三期予以异地植被恢复造林32.05公顷，如未按期完成则按照评估数额承担相应植被恢复费用。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因在自然保护区内祭祀引发林地失火的典型案例。案涉过火区域在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该保护区地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的祁连山北麓，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以青海云杉、祁连圆柏、蓑羽鹤等生物为保护对象，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追究因过失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彰显依法惩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鲜明态度。同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坚持生态修复优先，综合考量被告人积极按照作业设计在指定区域先行补植修复等情节，依法适用缓刑并判令其承担异地植被恢复责任，引导行为人从“森林资源破坏者”转变为“森林生态修复者”，对于促进受损生态环境有效修复，推动公众提升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具有示范意义。五、三亚市人民检察院诉三亚某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三亚某森林公园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森林开发公司）擅自在海南省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建设高尔夫球场，行政主管部门多次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但该公司仍继续建设并投入运营。2019年甘什岭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全面封停案涉高尔夫球场，三亚市林业局牵头制定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并于同年8月完成现场生态修复工作，共种植8个树种树木4.95万株，累计植树面积282.6亩。三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森林开发公司赔偿因违规建设运营高尔夫球场造成的林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林木资源损失、生态修复费用及鉴定费用。【裁判结果】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森林开发公司建设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未经行政审批，非法侵占并毁坏自然保护区林地，致使植被群落生物多样性及物种丰富度已遭到完全破坏，原有生态服务功能基本丧失，其行为严重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系统，危及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林木资源损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决:某森林开发公司赔偿林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2947万余元、林木资源损失22万余元、生态修复费用235万余元、鉴定费用41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因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区林地引发的生态破坏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自然保护区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案涉海南甘什岭自然保护区是海南省最大也是全国唯一的无翼坡垒自然保护区。人民法院协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严格执行自然保护区刚性约束制度，落实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工作要求，不断加大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本案中，人民法院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判令被告承担因违规侵占自然保护区林地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林木资源损失以及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对于维护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廊道建设具有示范意义。六、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万某勇、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王村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2018年8月，该村江东仙人堂山场山体发生塌方，万某勇以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协议，约定由该公司出资进行地质灾害治理，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石料由该公司加工销售。该地质灾害治理项目获得地质灾害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同时取得案涉1.8877公顷林地使用许可。万某勇在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对山场公益林进行剥离，非法采挖砂石加工出售。经测量，万某勇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审批范围外公益林地被毁坏19171平方米，砂石堆放压占农用地3789平方米，审批范围内新挖林地面积为5626平方米，剥离矿产资源43190立方米。铅山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万某勇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等。经鉴定，万某勇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费用为91万余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为4.9万元。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万某勇以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村委会签订地质灾害治理协议申请使用案涉林地，获得地质灾害整治项目审批，并以该公司名义实施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万某勇与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对于本案侵权行为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共同侵权，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判决：万某勇与南昌市某矿业有限公司连带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1万余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4.9万余元，并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刊登公告赔礼道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本案系一起依法惩治在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实施的“名为治理，实为采矿”涉非法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典型案例。被告以地质灾害治理为名，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进行非法采矿，严重危及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稳定性。人民法院坚持最严法治要求，在行为人已被另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法判令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不仅考虑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损失，还关注开采区域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本案的依法审理对于引导国家公园周边区域统筹保护、发展与民生，提升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整体保护水平具有示范意义。【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13 14: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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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在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推向深入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7日在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坚持再坚持的定力，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不断推向深入、取得更大成效。陈文清肯定了2024年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以打通“路线图”为关键，以督查督办和精准追责为抓手，推动信访工作法治化从中央、省级向市、县、乡，层层深入推进。要增强政治自觉，深化源头治理，注重程序推进，强化实质解决，确保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要改进通报、督办、考核工作，压实职能部门责任，坚决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问题。要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难点攻坚，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主持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干字当头、奋发有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面排查、实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各项任务措施一抓到底，取得扎实成效。【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09 09: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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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从严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依法从严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典型案例2021年至今最高检挂牌督办31件重大财务造假案件“量身定制”审计报告、核查验证“走过场”、协助企业修改财务数据……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3件依法从严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警示会计、审计、保荐、法律、资产评估等各类中介组织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彰显依法从严全链条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司法态度。据悉，2021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财务造假相关犯罪案件206人。其中，2024年1月至11月，起诉82人，同比增加78.3%。2021年以来，最高检共挂牌督办31件重大财务造假案件，向地方检察机关交办了一批财务造假案件。各地检察机关办理了康得新、康美药业、獐子岛等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依法从严追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责任人员。此次发布的3件典型案例分别是：苏某升等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朱某军、刘某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吴某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该批典型案例覆盖了当前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的主要类型，归纳了中介组织人员在履职过程中较为常见的违反执业准则的具体表现，并提炼了明知公司企业造假和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规则，供办案参考借鉴。同时，案例涵盖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组织人员的多种犯罪手段，包括按照企业预先设定的数据“量身定制”审计报告或者评估报告，核查验证“走过场”、不履行必需的审计核查程序，主动配合、协助企业修改财务数据，甚至指导伪造审计证据等，通过以案释法警示引导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谨守“不作假账”的底线。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厅长杜学毅表示，检察机关坚持把依法从严打击财务造假相关犯罪，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摆在履职尽责的重要位置，通过不断加大惩治力度，明确司法标准，助推行业治理等，促推构建公开透明、诚信为本的市场环境。下一步，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检察职责，协同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持续依法从严打击资本市场财务造假各类犯罪，依法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以法治力量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关于印发《依法从严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诚信经营、依法依规披露信息是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其中，会计、审计、法律、保荐、资产评估等中介组织通过提供专业、独立服务，发挥了重要的审核把关作用。但是，也有部分中介组织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严重不负责任甚至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破坏资本市场诚信基础，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从严惩治。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依法从严惩治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中的法律适用和证据审查标准，切实提高案件办理质效，警示引导中介组织人员依法依规、尽职尽责履职，更好服务保障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苏某升等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等3件中介组织财务造假相关犯罪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12月26日案例一苏某升等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案【关键词】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年报审计主客观相统一特别代表人诉讼【基本案情】被告人苏某升系广东正某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珠江所”）原项目经理。被告人张某璃、杨某蔚，均系珠江所原注册会计师。康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康某药业”）委托珠江所对2016年度、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珠江所委派苏某升担任项目经理，张某璃、杨某蔚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2016年至2018年期间，为完成公司每年业绩增长20%的目标，康某药业实际控制人马某田（另案处理）组织、指使财务人员实施财务造假，并将造假数据记录进账务信息系统即金蝶系统。审计过程中，苏某升、张某璃、杨某蔚明知康某药业存在业务管理系统即捷科系统而未予以关注，也没有对捷科系统与金蝶系统中的数据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审核，直接采纳金蝶系统的数据作为审计依据。另外，苏某升作为现场项目经理，在审计过程中配合康某药业拦截客户往来款询证函，造成询证函回函率较低，并接受康某药业伪造的客户走访记录、询证函回函和银行流水等作为审计证据，出具审计报告初稿。苏某升在审计期间，收取康某药业赠送的虫草等贵重药材，多次让康某药业财务人员报销其私人费用，合计6万余元。张某璃、杨某蔚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担任项目二级复核、三级复核。二人在对审计项目进行复核时，对银行询证函回函内容矛盾且没有银行印章、不同税种的同一计税基础申报数额明显差异、抽取样本中数十份销售合同主要条款为空白且合同金额远低于账务确认金额、数个不同客户应收账款回函寄件人均为同一人，且寄件人为康某药业财务人员等诸多问题均未发现，签字同意出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意见。最终，珠江所出具的康某药业2016年、2017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康某药业将珠江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经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测算，康某药业的虚假陈述行为导致5万余名投资者受损，损失总金额24亿余元。2021年12月，苏某升、张某璃、杨某蔚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张某璃、杨某蔚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苏某升在二审阶段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1年9月6日，广东省揭阳市公安局对苏某升等人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立案侦查。2022年3月25日，揭阳市公安局以苏某升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张某璃、杨某蔚涉嫌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向揭阳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根据在案证据，三人主客观表现不同，应当区别定罪：苏某升配合康某药业拦截客户询证函，放任虚假的客户走访记录、询证函回函和银行流水作为审计证据的结果发生，收取康某药业赠送的贵重物品并报销私人费用，其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张某璃、杨某蔚未遵守审计准则，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对账务金蝶系统和业务捷科系统数据不进行对比审查，在审计复核中对诸多应当发现的异常情况而未发现，造成错误审计结果被通过的严重后果，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2022年6月24日，揭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苏某升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张某璃、杨某蔚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12月30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因本案发生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前，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对苏某升适用修正后的刑法，认定苏某升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张某璃、杨某蔚犯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各并处罚金十万元。苏某升提出上诉。2024年2月2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考虑苏某升在二审期间具有认罪坦白、积极缴纳罚金、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改判苏某升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在马某田案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法配合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促进统一损失认定标准，促使责任人员赔偿投资者经济损失。2021年11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某药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特别代表人诉讼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康某药业向5万余名投资者承担24亿余元的赔偿责任，其中，珠江所及其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分别在5%至100%不等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典型意义】一是中介组织人员涉财务造假犯罪的，应当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区分故意或者过失，准确认定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或者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中介组织提供审计等中介服务通常由多人团队进行，出具最终结论也要经过几轮审核，协力完成工作的人员发挥的作用不同，主观罪过也会有所不同。对于实施配合被审计单位拦截真实审计证据等行为，或者明知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审计证据虚假仍然接受的，应当认定其具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主观故意。对于在履职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存在未按审计准则履行必需的审计程序、一般审计人员能够正常发现的问题而未发现、未开展审计工作而直接签字确认审计结论等情形，没有证据证明有主观故意的，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定罪处罚；对于拒绝在拟出具的虚假结论上签字的人员，一般不作犯罪处理。二是依法配合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财务造假犯罪造成投资者巨额经济损失，对于中介组织及相关责任人员配合财务造假构成犯罪的，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配合涉案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是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积极追赃挽损的有效途径。检察机关要通过依法提供起诉、审判所需证据，统一损失认定标准，加强刑事检察和民事检察业务部门配合，高效处置涉案财产等多种措施，支持、配合人民法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投资者保护机构开展工作，多途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案例二朱某军、刘某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关键词】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年报审计财务造假一案双查【基本案情】被告人朱某军、刘某军，均系中某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某所”）注册会计师。北京京某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下简称“京某文化”）委托中某所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朱某军、刘某军受中某所委派，担任签字注册会计师。2018年11月，京某文化的子公司与某传媒公司签订了影视剧播映合同，由于未取得播放许可证，项目收益不能确认为京某文化2018年收入。为满足京某文化后续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京某文化董事长宋某等人指使公司人员另找公司签订新合同代替旧合同，虚假确认收入。审计过程中，朱某军、刘某军提出签订投资份额合同代替播映合同并倒签日期的建议，并帮助审核虚假合同、修改审计底稿以符合审计要求，使上述项目收益被确认为2018年度公司收入。最终，朱某军、刘某军以中某所的名义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致使京某文化2018年年度报告虚增营业收入3.58亿元，虚增利润1.45亿元，分别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总额和利润总额的42.5%、53.5%。【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3年10月26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宋某等人涉嫌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在审查中发现，审计人员朱某军、刘某军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嫌疑，依法移送案件线索，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24年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朱某军、刘某军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立案侦查。2024年8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朱某军、刘某军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朱某军、刘某军在审计上市公司年度报告的过程中，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公司以合同造假的方式虚增业绩，并据此出具内容不实的审计报告予以公开披露，同时构成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由于本案发生于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均应适用刑法修正前的规定。根据二人犯罪的事实和情节，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法定刑更重，应认定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2024年8月16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朱某军、刘某军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10月18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某军、刘某军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朱某军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十一万元，判处刘某军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典型意义】一是财务造假犯罪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大，应当坚持一案双查、全链条打击。检察机关在办理企业财务造假案件审查相关违规披露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同时，还应依法审查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是否存在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出具的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等涉嫌犯罪行为。在介入侦查、审查逮捕或审查起诉时，要全面审查案件材料，仔细筛选甄别线索。发现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实现对财务造假全链条依法打击。二是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向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用于公开披露，应当根据其主观故意内容准确定罪处罚。在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或者证券发行过程中，中介组织人员直接参与企业财务造假，实施包括策划造假方案、篡改财务数据、伪造审计证据等帮助行为，并出具虚假审计报告用于公开披露，具有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或者欺诈发行证券共同故意的，同时构成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或者欺诈发行证券罪共犯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等，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案例三吴某辉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案【关键词】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资产评估索取他人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基本案情】被告人吴某辉，系万某（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公司”）资产评估项目小组成员、资产评估师。2016年初，王某麟与南通嘉某科技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某公司”）共同出资收购如皋市高某服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苏赛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某公司”），并拟IPO上市。吴某辉以评估公司名义接受委托，为王某麟（另案处理）用于向赛某汽车项目出资的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业务洽谈初期，吴某辉与王某麟等人未经评估，即预设评估值不低于60亿元的目标。其后，吴某辉违反资产评估准则，对受托评估的三款SUV车型及某商标使用权出具了第1067号报告，估价总额为66亿余元；后因商标使用权争议，王某麟将商标使用权更改为第四款车型，吴某辉对受托评估的四款车型出具了第1133号至1136号报告，估价总额仍为66亿余元。上述估价与四款车型实际价值严重不符。2016年1月至2018年10月间，吴某辉又以第1133号至1136号评估报告电子稿为基础，两次伪造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或以其他评估公司名义对四款车型出具评估报告。上述涉及四款车型的评估报告共计22套70份，均认定王某麟一方所出资的四款车型的总估价为66亿余元。吴某辉在出具上述评估报告过程中，索取或非法收受王某麟财物合计22万余元。王某麟以上述内容不实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向赛某公司虚假出资66亿余元，取得该公司66.58%的股权和控制权。后王某麟以该股权作为担保，向嘉某公司借款22.45亿元，由于赛某公司账面巨额亏损，该借款至今未能归还。【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0年6月8日，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对吴某辉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立案侦查。同年9月24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将本案指定江苏省海安市公安局侦查。同年12月15日，海安市公安局以吴某辉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海安市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吴某辉以预先设定的价值作为评估结论，并据此出具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的评估报告，随后还多次伪造评估报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间接造成赛某公司、嘉某公司遭受巨额经济损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本案行为发生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前，审理于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之后，根据刑法修正前的规定，吴某辉有收受他人财物行为，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修正后的规定，吴某辉属于提供与重大资产交易相关的虚假的资产评估等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亦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行为对应的前后法定刑相同，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适用行为时的法律即刑法修正前的条款定罪处罚。2021年1月25日，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吴某辉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向海安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4月13日，海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吴某辉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吴某辉提出上诉。2021年6月30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一是依法从严惩治资产评估领域造假犯罪，维护重大资产交易安全。在重大资产交易中，资产评估为交易双方确定财产市场价值，提供决策依据，对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公平公正具有基础性作用。评估人员在提供中介服务过程中，一旦丧失职业操守，违背评估准则，甚至主动索贿、受贿，出具虚假评估报告，将严重侵害投资人利益，甚至造成连锁的重大经济损失，破坏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从严惩治资产评估行业“花钱买报告”等造假行为，促推以公正专业服务获取社会信任与行业长远发展，维护重大资产交易安全，平等保护资本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二是准确把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定罪量刑条件的修改，正确适用新旧刑法规定。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于受贿、索贿情节的定罪处罚从直接升档量刑调整为构成犯罪的从一重处，增加了提供与证券发行、重大资产交易相关以及涉公共安全的重大工程、项目的虚假证明文件的升档量刑情形。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发生和案件审理分别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要准确查明案件中定罪量刑事实是否具有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升档情形，全面对照新旧刑法，准确适用。对于具有“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情形的，应当进一步查明该行为是否已构成相关犯罪。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尚不构成受贿犯罪的，依照旧法规定处罚重于新法，应适用新法；构成受贿犯罪的，要先比较受贿犯罪与新法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法定刑轻重，择一重罪；再与旧法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比较法定刑轻重。对于提供虚假证明文件行为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应当适用新法，如果根据新法处罚较重的，对修订前实施的行为在提起公诉时提出酌情从轻处理的意见。【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1-06 09: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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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外商投资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持续保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较快增长态势，引进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各外资项目加快落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效显著。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作出了统一规定，确立了我国新型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依法妥善审理了一批涉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在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注重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和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准确适用外商投资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国内法律以及有关域外法律，公正高效解决涉外商投资企业纠纷，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法治环境，助力稳定外商投资市场预期，为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在外商投资法施行五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5个案例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解散纠纷、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等多个类型，也是涉外商投资企业的常见纠纷，法律争议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很强的代表性，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维护外商投资秩序，贯彻外商投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持续提升外商投资信心的重要作用。一是规范外商投资企业高管行为，依法为遭受损害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救济。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同意，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该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公司法规定的市场主体之一，其高管人员的行为同样应受该规定的约束。在案例一即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准确认定高管的行为构成其与公司之间的自我交易，支持外商投资企业要求高管将违规交易所得归企业所有的诉讼请求，有力保障和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有序发展。二是依法确定准据法，正确查明和适用域外法律解决争议。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除中外合资经营合同关系、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关系、股东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关系外，往往还涉及外方股东与其任命董事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针对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依照法律适用规范的指引，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对于需要适用域外法律的，应通过适当途径准确查明并正确适用该域外法律。在案例二即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中，人民法院针对不同的涉外民事关系，分别适用韩国法律和中国法律，保护了外国投资者对企业依法享有的知情权。三是依法运用行为保全令，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及时充分的司法保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今后判决或裁定得以顺利执行，避免造成损失或损失扩大，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时确立了行为保全制度。根据这一制度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诉讼前或诉讼过程中，责令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在案例四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中，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时采取行为保全措施，避免了外商投资企业遭受进一步损害，有效保障了股东合法权利的行使，维护了企业正常经营，增进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四是充分运用法治手段，在法律框架内寻找案件处理的最佳方案。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人民法院在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时，结合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实际情况，适时行使释明权，促推当事人作出更有利于问题妥善解决的决定。在案例三即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在判决解散公司、破解公司僵局的同时，向当事人释明新的合作形式，为推动中外投资者合作提供更多可能。在案例五即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中，经法院调解，中外当事人握手言和、继续合作，中外合资企业得以正常经营。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案例二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案例三准确判断公司僵局依法判决解散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案例四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案例五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案例一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13年9月，法国兰某公司与法国、比利时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某公司）。江某担任上海兰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2017年9月，上海兰某公司与澜某公司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澜某公司对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嘉某公司替代澜某公司进场施工，上海兰某公司向嘉某公司支付装修款1,508,323.50元。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但江某未向上海兰某公司报告该情况。上海兰某公司认为，江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与嘉某公司签订合同，将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装修费用转移至嘉某公司及钟某名下，江某及嘉某公司存在侵占上海兰某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诉请主张赔偿。【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本案中，江某系上海兰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兰某公司章程未规定准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江某欲促成嘉某公司与上海兰某公司开展交易，理应基于自身负有的忠实义务，主动向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披露其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并直接控制公司的事实，以便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决定是否同意与其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江某故意隐瞒其与嘉某公司的高度关联关系，代表上海兰某公司与嘉某公司进行交易，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遂判决江某与嘉某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2,861.50元返还给上海兰某公司。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典型意义】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管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管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市场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本案对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管本人扩大解释至高管人员的近亲属或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管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充分认可和体现。【裁判文书】【一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初55号案例二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基本案情】韩国T某株式会社系在韩国登记设立的公司，社长为曹某铉。2002年，韩国T某株式会社在江苏省无锡市设立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持有天某公司100%股权。从2018年4月起，韩国T某株式会社通过派员上门、邮寄律师函、发送通知等方式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均被天某公司拒绝。韩国T某株式会社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某公司提供自2006年8月1日起的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以供查阅、复制。天某公司主张，韩国T某株式会社确认曹某铉为社长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曹某铉无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起诉。【裁判结果】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曹某铉是否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应适用该会社登记地法律即韩国法律进行判断。根据韩国商法的规定，公司应以董事会的决议选任代表公司的董事。韩国T某株式会社章程规定，社长系根据董事会的决定从董事中选任；社长代表本公司。2018年4月17日韩国T某株式会社董事会出席人员符合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确认曹某铉为社长，决议有效。曹某铉亦是韩国T某株式会社商业登记证载明的代表人，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韩国T某株式会社作为天某公司股东的权利问题应适用天某公司登记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韩国T某株式会社行使股东知情权合法有据。该院判决天某公司提供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复制；提供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天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典型意义】本案系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中存在多个法律关系，需要分别确定准据法。法院针对外国法人的诉讼代表权、中国公司的股东权利两个问题分别确定韩国法和中国法为准据法，对案件审理涉及的域外法即韩国法进行了准确查明和适用，确认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社长曹某铉的代表资格；适用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支持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对其投资的天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该案彰显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外国法律解决当事人争议、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理念，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信心。【裁判文书】【一审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初486号【二审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160号案例三准确判断公司僵局依法判决解散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基本案情】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某公司）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艾某公司）持有北京艾某公司90%股权，北京惠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惠某公司）持股10%。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北京惠某公司委派1名，德国艾某公司委派2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由德国艾某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其中至少有双方各自委派的一名董事参加。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等重要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2020年9月15日，北京艾某公司召开线上董事会会议，因不能达成一致，德国艾某公司单方签署《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日，北京惠某公司单方签署《股东会决议》，解除德国艾某公司股东资格。德国艾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及快递方式通知北京艾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查询北京艾某公司财务，快递被拒收，邮件未回复。德国艾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依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下同）第一百八十二条及公司章程解散北京艾某公司。【裁判结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艾某公司经营期间，中外方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为不争的事实，但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不等同于北京艾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北京艾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北京艾某公司董事会仍能有效作出决议，并未落入无法形成有效意思表示的僵局状态，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判决驳回德国艾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德国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股东会或董事会机制长期失灵、股东因矛盾激化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按照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只要双方出席的董事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影响公司的运营。自2020年9月15日以来，北京艾某公司长期无法召开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更不能通过董事会解决董事间激烈的矛盾，董事会机制严重失灵，北京艾某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北京艾某公司可以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现北京艾某公司的僵局已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对德国艾某公司要求解散北京艾某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两方股东如仍有意愿，可依据外商投资法重新调整设立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公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散北京艾某公司。【典型意义】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问题，董事会或股东会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公司已经丧失人合性基础时，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运用司法解散的方式来解决公司困境，以避免损害股东利益。本案中，对德国艾某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平等保护理念，结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类公司的特殊组织形式，对司法解散公司的要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合理判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实际运行状态，充分论证了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破解公司僵局的必要性和限度。同时，为引导相关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行为，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还结合外商投资法5年过渡期的规定，指引合作双方可以重新选择合作形式，鼓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实现合作共赢。既有利于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又体现鼓励中外投资主体修复合作关系的价值取向。【裁判文书】【一审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民初942号【二审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终596号案例四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基本案情】中山市泰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是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以下简称A株式会社）系其唯一股东。松某任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章程》载明，泰某公司股东有权任命和更换董事、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人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2名，由股东委派产生，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2022年4月19日，A株式会社根据其董事会决议作出股东决定，免去松某的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修改《泰某公司章程》中总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条款，改为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事长三某担任。A株式会社随后签署了对松某的董事免职书。同日，泰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免去松某总经理职务。上述泰某公司股东决定、董事会决议作出后，A株式会社派人前往泰某公司就任总经理，并与松某交接工作、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手续。松某拒不移交公司证照，亦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使泰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完成。同时，松某擅自处置转移泰某公司财产，并以泰某公司的名义实施了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泰某公司和A株式会社的利益造成威胁。A株式会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某返还泰某公司证照。期间，A株式会社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在指定期限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证照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裁判结果】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根据泰某公司股东A株式会社的决定，松某已不再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总经理职务亦根据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予以免除，其无权在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代表泰某公司签署文件及从事活动，亦无权代表泰某公司保管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账册等资料。松某拒不执行A株式会社决定及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拒不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并擅自以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一系列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使泰某公司脱离了其唯一股东A株式会社的控制，严重影响了泰某公司的正常经营，如不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将会使A株式会社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该院遂裁定：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三日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该裁定作出后，松某申请复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松某的复议请求，维持原裁定。【典型意义】本案是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人民法院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外商独资企业泰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拒绝执行股东决定和董事会决议，并利用登记注册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掌管公司证照的便利，实施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时裁定行为保全措施，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作出一定行为同时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避免了损害进一步扩大，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有效保障了股东对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使，维护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体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裁判文书】【一审案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一民事裁定、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二民事裁定案例五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05年，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公司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山东省设立山东某橡胶公司，中方占股22.98%，日方占股77.02%。合资合同中约定合资公司负责生产并向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即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产品价格由合资公司自主决定；如因产品价格产生争议，中外股东和合资公司三方应协商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该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处理。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认为优某橡胶有限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低价向其母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损害了合资公司利益，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优某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合资公司损失。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案涉合资合同订有仲裁条款，案涉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裁判结果】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及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的起诉。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方面，因存在有效仲裁条款，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不得对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另一方面，因日本横某株式会并非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案涉产品销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起诉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原裁定法律适用错误为由裁定提审该案。再审中，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四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约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本案起诉，各方继续合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准许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典型意义】本案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从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合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中外双方股东均具有继续合作意愿、各方当事人虽经历一、二审程序但并未实质性解决矛盾等因素，在开庭审理后多次与各方当事人电话沟通，并赴当地召集当事人言调促和，向中外当事人释明我国法律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权益保护、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仲裁协议等相关领域的规定，释法增信、答疑解惑，有效解开当事人心结。最终促使合资公司和中外双方股东以及外方股东的母公司四方当事人圆满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成功和解，以最小成本使得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合资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是司法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裁判文书】【一审案号】（2021）鲁07民初718号【二审案号】（2022）鲁民终1505号【再审案号】（2024）最高法民再236号【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1-02 1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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