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设立律师工作联络专门机构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提升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在研究室增设律师工作联络处。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设立律师工作联络专门机构。律师工作联络处主要负责对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的统筹、指导，开展与律师行业及有关部门的联络沟通，加强律师权益保障司法政策研究，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人民法院涉律师工作制度机制，接收律师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转来的涉律师工作事项，按照职能分工协调办理。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与广大律师的沟通交流，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律师依法参与诉讼活动，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便利。此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律师工作联络专门机构，实现律师联络工作归口统筹管理，将进一步强化律师执业权利依法保障，强化人权司法保障。【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6 1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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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联合发布依法保障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批复
今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25〕9号，以下简称《批复》）。《批复》于2025年4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8次会议、2025年5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6月27日起施行。《批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根据刑事诉讼法、法律援助法的有关规定，从两个方面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选择辩护人的权利进行依法保障：一是依法保障委托辩护人的会见权。《批复》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明确：“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担任辩护人后，无论该辩护人是否已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受委托的辩护人均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依法保障委托辩护人的会见权，确保了解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意愿，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主确定辩护人人选提供条件。二是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辩护人的选择权。《批复》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依法终止法律援助。”这有效衔接落实法律援助法关于法律援助辩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为前提的规定，既充分尊重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愿，又保障法律援助资源的合理利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抓好《批复》的贯彻落实，持续提升人权司法保障水平，切实维护程序公正和司法公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问题的批复》已于2025年4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8次会议、2025年5月28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6月27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6月25日法释〔2025〕9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辩护人权利有关问题的批复（2025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48次会议、2025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6月27日起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近来，部分高级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检察院就如何确定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人选的有关问题提出请示。经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的有关规定，批复如下：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担任辩护人后，无论该辩护人是否已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又代为委托辩护人的，受委托的辩护人均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择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依法终止法律援助。【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6 15:4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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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推动京津冀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司法职能，积极融入和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第二个十年关键时间节点，第六届京津冀司法协作交流会在河北省召开，共同谋划以跨区域纠纷预防化解、做实审判质效提升、增强司法协作能力水平为路径，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行稳致远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自觉把人民法院工作融入到重大国家战略实施中，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自觉担当起服务保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职责使命，不断提升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水平。为进一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更好履职尽责，为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现发布人民法院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典型案例。案例目录案例1：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某分局某监狱诉天津市凯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案例2：赵某雨诉保定市安某商贸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案例3：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广东粤某航运有限公司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案例4：民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金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调解案案例5：北京倍某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诉开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调解案案例6：闫某春等四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案例1：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某分局某监狱诉天津市凯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土地租赁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某分局某监狱（以下简称北京某监狱）与天津市凯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凯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就北京某监狱享有出租权的北京清河农场地块，约定由天津凯某公司承包其中一块土地，如期限届满不再承包，北京某监狱应当赔偿地上树木经济损失。北京清河农场是北京市位于天津市的一块飞地（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但地理位置位于天津市境内）。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天津凯某公司意欲续签合同，但因案涉土地划归首某集团统一规划管理，用于建设京津现代农业示范区、京津合作示范区，故北京某监狱未再与之续签合同。因土地腾退及清算问题，北京某监狱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津凯某公司腾退土地并支付土地使用费，天津凯某公司则就地上树木赔偿问题提出反诉。【裁判结果】京津现代农业示范区、京津合作示范区建设期间，北京清河农场相关土地租赁合同陆续到期，承租人多为天津当地村民，且已承租一、二十年，合同到期后极易引发土地腾退和土地使用费纠纷，影响社会稳定。本案中，案涉土地有其独特的历史沿革与功能转型背景，案件的处理既要在法律框架内“定分”，又要防止矛盾激化，切实做到“止争”。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传承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调查研究，多次赴现场勘察，组织各方当事人核查情况，多次与林业、土地等部门沟通交流，听取化解和预防类似纠纷风险的意见建议。2024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令天津凯某公司腾退土地、支付占有使用费，北京某监狱支付树木赔偿款。一审判决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并协商履行完毕。【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妥善解决飞地腾退纠纷，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北京清河农场是北京市唯一一块位于天津的飞地，此处设有京津现代农业示范区、京津合作示范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4+N”北京非首都功能承接平台之一，也是京津两市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津双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案涉土地上存在的腾退与赔偿纠纷问题，本案以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优化案件处置流程、形成类案示范效应，探索形成飞地权责分配等裁判规则，妥善化解纠纷矛盾，不仅平衡各方利益，更在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案例2：赵某雨诉保定市安某商贸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基本案情】位于河北省的保定市安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安某公司）生产案涉儿童扭扭车产品，并在某网络平台“小猪酷琦某某自营旗舰店”店铺内销售、许诺销售，北京市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京某公司）系该店铺的运营商。来自河北省的赵某雨系某儿童扭扭车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赵某雨发现某网络平台案涉店铺内销售、许诺销售的儿童扭扭车产品，与其享有专利权的儿童扭扭车构成近似外观设计，落入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赵某雨主张，北京京某公司、保定安某公司未经许可擅自制造、销售、许诺销售案涉侵权产品的行为侵犯了赵某雨的专利权，故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两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5万元。【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在整体视觉效果上存在明显区别，二者未构成相同或近似外观设计，故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具体而言，涉案专利呈现的是恐龙造型，而被诉侵权产品的车头正前方有一个占比较大的独角设计，将该独角设计与被诉侵权产品其他部分的设计相结合，整体呈现独角兽造型，与涉案专利所呈现的恐龙造型明显不同，相关消费者基于该不同足以作出区分选择，可以形成不同的细分市场。2024年6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赵某雨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赵某雨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审理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考虑到赵某雨和保定安某公司均来自河北省，而当地存在较为集中的儿童玩具产业集群，对本案就地审判能够更好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也有助于更好发挥司法的引领作用。考虑到赵某雨户籍所在地、保定安某公司的实际经营地均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在河北法院的支持下，北京高院赴河北省邢台市开庭，河北省部分人大代表、企业代表等二十余人旁听了本案庭审，并给予高度评价。【典型意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到河北省就地审判，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以高水平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对于三地进一步深化司法协作，推动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具有积极意义。本案的审理为京冀两地玩具类产品外观设计侵权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有助于引导京冀两地相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实现“审理一案、指导一片”的社会效果。案例3：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广东粤某航运有限公司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执行案【基本案情】广东粤某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某航运公司）所有的“粤某运61”运轮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海域东锚地北侧发生自沉事故，沉没时船中存有轻油约2.6吨、机油约200公斤，均属危险废物，对津冀海域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危害，且严重威胁津冀两地渔业船舶航行及捕捞作业安全。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粤某航运公司打捞沉船，恢复相关海域原状，并消除环境损害风险。生效判决判令粤某航运公司限期完成打捞案涉沉船、恢复海域原状的全部作业。2024年4月，因粤某航运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完成沉船打捞，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情况】本案执行困难有三：一是打捞作业难度大，该船总重达2263吨，且沉没区域为泥滩，船体深陷淤泥中；二是打捞窗口期与渔民捕鱼作业期重合，沉船时刻影响津冀渔民捕捞作业及航行安全；三是不确定性因素多，沉船残留燃油较多，受海上风浪和潮汐影响，存在燃油泄漏、引发次生污染损害的风险，对打捞作业的除油控污要求高。为应对上述困难，天津海事法院与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曹妃甸海事局，以及打捞公司、防油污公司、地质服务公司等相关专家进行研究，提出油污“零污染”的沉船打捞目标，并建立了沉船打捞协作沟通机制。在打捞过程中，天津海事法院与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曹妃甸海事局实地督导，查看防油污措施落实情况。在破拆打捞环节，天津海事法院与唐山市渔政部门提出增加警戒船只数量并扩大警戒范围的意见，确保渔民出海作业安全。2024年10月，沉船船体打捞完毕，无油污外泄，并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验收，案件圆满执结。在涉案沉船打捞过程中，多家媒体全程网络直播，全网观看量超500万，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以司法服务保障京津冀海洋生态环境的典型案例。海洋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案涉沉船存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和危害周边海域航行安全的重大风险。天津海事法院充分发挥跨地域、专业化审判优势，依法判决船舶所有人在合理期限内打捞沉船。执行实施过程中，天津海事法院会同各方周密计划组织，推动圆满完成沉船打捞作业，实现沉船打捞油污“零污染”，及时消除了危害周边航行安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重大风险。本案的办理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为保护京津冀环渤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筑牢了蓝色司法屏障。案例4：民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金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北京金某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金某公司）经营无人机与航空发动机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业务。为创新经营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北京金某公司与位于天津市的民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民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天津民某公司购买北京金某公司选定的设备，再将设备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北京金某公司使用，北京金某公司支付租金。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下游企业回款延误，北京金某公司陷入暂时性经营困难，自第12期开始拖欠租金。天津民某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北京金某公司立即支付全部未付租金、逾期利息等应付款项，并申请对北京金某公司进行财产保全。【调解情况】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了解到，北京金某公司是北京低空经济领域技术型企业，由于暂时性经营困难而出现逾期支付租金的情况，如果对其进行财产保全，可能会引发企业生存危机，故北京金某公司希望在不冻结公司账户的前提下与对方协商解决。承办法官通过与双方深入沟通，发现双方对案件事实及欠款金额等关键问题并无争议，且天津民某公司非常看好北京金某公司的发展前景，双方在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期间，曾有过积极协商并签订展期协议的前例。承办法官遂引导双方深度沟通、求同存异，继续推进合作，形成解决方案。最终，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了分两期履行的调解协议，后北京金某公司如约履行了清偿义务。【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支撑保障京津冀区域低空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支持融资租赁业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处于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北京是全国科技中心，具有科技创新优势；天津是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具有融资租赁政策优势，两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空间巨大。本案中，人民法院着眼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求，积极运用调解方式化解双方矛盾纠纷，引导双方协商达成调解方案，最终实现矛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本案的妥善化解，既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稳固了双方的合作关系，让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区域间的“技术优势”与“金融优势”相得益彰，最终实现了“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局面。案例5：北京倍某照明工程有限公司诉开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调解案【基本案情】位于北京市的北京倍某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倍某公司）与位于河北省的开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开某公司）签订了《照明工程分包合同》。北京倍某公司依约完成施工，但竣工验收结果显示工程质量存在缺陷。双方结算后，因工程维修产生争议，河北开某公司未全部支付到期工程款，北京倍某公司遂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河北开某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调解情况】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考虑双方企业分别地处北京、河北，为了更能体现调解的客观中立，化解双方抵触情绪，赢得当事人信任，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从特邀调解组织名册中选取了位于天津、经天津法院认证的调解组织，委托该调解组织进行线上调解。该调解组织选派了擅长建工类纠纷的调解员。调解员结合工程实际情况，给出专业化建议，引导双方就维修项目达成一致意见。为彻底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经人民法院依法指导，调解员对尚未达到支付条件的质保金及后续维修项目的处理提出一揽子解决方案，得到当事人同意，双方顺利达成和解。最终，双方按照调解协议主动履行完毕。【典型意义】本案是京津冀三地法院共建共享共用调解组织、跨区域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典型案例。本案双方当事人分别位于北京、河北两地，案件由河北法院审理。为积极赢得当事人信任，河北法院发挥跨区域矛盾联调联处作用，选取了天津的调解组织，为做实定分止争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指导调解职能作用，对调解工作进行全程业务指导，实现纠纷实质化解、快速履行。本案的处理为京津冀法院建立健全高效、便捷的跨区域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参考模式和路径。案例6：闫某春等四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官厅水库横跨河北省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区，每年禁渔期时间为4月1日至8月15日。依托地缘区位特点，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两地法院与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共同建立了增殖放流司法保护基地，河北省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区两地法院还建立官厅水库跨域保护司法协作机制。2023年7月2日（尚在禁渔期内），闫某春、梁某山、倪某委、刘某来到怀来县狼山乡三营村村南官厅水库北岸水域，使用提前准备好的粘网（该网具最小网目尺寸为100毫米，属于禁用渔具）进行非法捕捞，案涉渔获物近两百公斤。经评估认定，四被告人非法捕捞行为对水生生物资源造成损害。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闫某春等四人提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闫某春、倪某委、梁某山、刘某来违反国家保护水产资源法规，使用禁用的工具在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2024年6月，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闫某春、梁某山、刘某来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倪某委拘役三个月，没收犯罪工具；同时，依托增殖放流司法保护基地，判决四人共同购买造成水生生物资源损害同等价值同类鱼苗在官厅水库进行增殖放流，并公开赔礼道歉。当庭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就民事判决内容，闫某春等四人已履行完毕。案件审理过程中，河北省怀来县人民法院依托官厅水库跨域保护司法协作机制，邀请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环资审判团队法官观摩庭审，并召开跨域专业法官会议，就审理类似案件进行充分讨论并形成一致意见。【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法严格保护首都水源涵养功能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践行“增殖放流”的典型案例。官厅水库横跨河北省与北京市，是永定河流域最大生态节点。官厅水库的跨域保护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对拱卫首都生态屏障、促进首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两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理念，与北京市官厅水库管理处共同建立增殖放流司法保护基地，推动形成“惩戒+修复+涵养”可持续生态文明保护路径。两地法院在审理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的同时，积极引导行为人实现从“破坏”到“修复”的转变，使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最大化修复，促推永定河全流域生态环境系统保护和协调发展，有力促推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的深度治理与持续向好。【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6 15: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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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高质效办好毒品案件 加强禁毒综合治理”典型案例
案例一彭某强运输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关键词】运输毒品二审抗诉立案监督关联案件审查【基本案情】被告人彭某强，男，1989年出生，无业。2020年上半年，被告人王某兵、雷某（均另案处理）共谋制造甲基苯丙胺（冰毒），雷某向黄某吉（另案处理）购得制毒原料麻黄素，王某兵安排蒋某（另案处理）等人完成毒品粗加工。后王某兵、雷某、沈某将制出的毒品半成品转移至四川省金堂县一闲置空房内，由蒋某继续提纯。2020年6月7日，被告人彭某强驾车将毒品半成品从四川省金堂县某地运输至该县某地家中。次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彭某强家中将其挡获，从其卧室内查获甲基苯丙胺晶体18.04克；从其驾驶的汽车内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液体2473.29克，含量为7.4%至25.1%。彭某强供述涉案车辆系王某兵所有，其按照王某兵的安排将该车开回家中。2020年7月24日，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在上述闲置空房内查获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固液混合物13180克、液体130克，含量为37.0%至50.0%。【诉讼及履职过程】2021年9月15日，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彭某强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9日，金堂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判处彭某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同年12月16日，金堂县人民检察院以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2022年5月17日，本案被发回重审。2023年7月25日，金堂县人民检察院变更指控罪名为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金堂县人民法院采纳新的指控意见，于同年11月27日数罪并罚判处彭某强有期徒刑十六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万元、罚金五千元。彭某强提出上诉。2024年3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依法抗诉，准确认定事实、罪名。原一审判决采信彭某强对其所驾驶车辆上液体系毒品缺乏主观明知的辩解，未将指控的涉案汽车内查获的毒品半成品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2022年3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抗诉案件过程中，发现王某兵等人制毒现场的相关物品上检出的DNA与彭某强一致。结合彭某强归案后曾供述车中液体是王某兵制造的“冰油”，且彭某强系吸毒人员，对毒品有认知能力，该液体也未进行伪装或隐藏等事实，综合审查认为，彭某强明知运输的液体系毒品半成品，涉嫌运输毒品罪，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建议发回重审。发回重审期间，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导金堂县人民检察院围绕彭某强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取证，后检察机关补充起诉彭某强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二）关联审查，扩线深挖毒品犯罪。成都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彭某强案件关联的王某兵等人制造毒品案，案发近两年时间侦查处于停滞状态，主犯王某兵在逃，雷某、沈某因证据不足被不批准逮捕。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多次协调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组织警力加大对主犯王某兵的抓捕，后成功将其抓获。检察机关积极引导公安机关制定全面详实的讯问方案，对王某兵的讯问得到有效突破。结合电子数据等证据，检察机关对雷某和沈某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对贩卖制毒原料麻黄素的黄某吉开展立案监督。2024年7月5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某兵、雷某犯制造毒品罪，判处二人无期徒刑；同年8月22日，以沈某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判决均已生效。2024年9月，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协调公安机关将因犯贩卖毒品罪在监狱服刑的黄某吉解回再审，并要求公安机关将另案因犯制造毒品罪在监狱服刑的蒋某解回再审。（三）类案梳理，推动属地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本案案发地金堂县某镇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与德阳市交界处，地理位置较偏远。金堂县人民检察院经梳理发现该镇前三年毒品犯罪案件共发案12件，存在涉毒人员、场所摸排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检察机关秉持打击与治理并重的原则，充分发挥“蓉检禁毒联盟”在禁毒综合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从健全排查发现机制、加强重点人员管控等方面向某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该镇政府全面采纳检察建议，聚焦问题构建“四定、四清、三转化”禁毒工作体系，禁毒管控质效明显提升。【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办理毒品案件，要根据毒品犯罪高度隐蔽、证据种类单一、直接证据匮乏等特点，注重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指纹、生物痕迹等客观性证据，以准确认定行为人与毒品或现场的关联性。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上下一体优势，通过抗诉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发现新的犯罪事实，要依法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要强化追捕追诉，全面比对审查毒品上下线、共同犯罪等关联案件，及时开展立案监督，追诉漏罪漏犯，切实做到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要完善不捕案件监督机制，对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的毒品案件，强化引导侦查取证和跟踪督促，杜绝“不捕了之、一放了之”。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结合办案调研工作，通过制发检察建议、开展法治宣传等方式，瓦解毒品犯罪根基，巩固提升禁毒成果。案例二朱某鸣贩卖毒品案【关键词】贩卖毒品再审抗诉三级联动监督类案监督【基本案情】被告人朱某鸣，男，1978年出生，无业。2016年6月24日、7月1日、7月5日，被告人朱某鸣在江苏省昆山市孙某金（另案处理）处先后购入甲基苯丙胺（冰毒）250克、200克、100克。同年7月，被告人朱某鸣在昆山市先后向周某、汪某凤等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同月12日，朱某鸣在其暂住的昆山市某小区被侦查机关抓获，并查获其藏匿于该处的甲基苯丙胺179.53克、咖啡因0.1克及甲基苯丙胺、咖啡因混合物0.18克等毒品。【诉讼及履职过程】2017年2月10日，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朱某鸣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17年6月23日，昆山市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朱某鸣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2020年10月21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孙某金贩卖毒品上诉案时发现朱某鸣涉嫌贩卖毒品罪线索，遂向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2021年11月29日，经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请，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朱某鸣非法持有毒品案提出抗诉。2022年12月30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对朱某鸣非法持有毒品案再审。2023年1月31日，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补充、变更起诉，指控朱某鸣犯贩卖毒品罪。同年11月10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朱某鸣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朱某鸣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8月16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注重关联审查，发现毒品犯罪监督线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孙某金贩卖毒品上诉案过程中，发现朱某鸣从2016年6月24日至7月5日10天内三次从孙某金处购入甲基苯丙胺合计550克，有贩卖毒品的重大嫌疑。但昆山市人民法院对朱某鸣作出的生效判决中，仅认定2016年7月在朱某鸣住处查获的170余克甲基苯丙胺的事实，并判处非法持有毒品罪。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孙某金、朱某鸣两案全部卷宗材料后认为，昆山市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定性错误，且遗漏认定朱某鸣贩卖毒品的事实，应当依法予以监督，遂向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朱某鸣涉嫌贩卖毒品罪线索。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接移交线索后，立即指令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引导侦查机关开展查证工作。（二）查实贩卖毒品犯罪，纠正裁判错误。昆山市人民检察院在江苏省、苏州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召开专题研究会，详细向侦查机关说明线索情况，与侦查机关共研补充侦查方向，就重启侦查达成共识，并凝聚查证合力。通过对孙某金贩卖毒品案和朱某鸣非法持有毒品案进行综合审查，确认了朱某鸣向孙某金购买毒品的时间、次数和数量，并引导侦查机关有针对性地调取朱某鸣在上述时间段内与可疑人员联系的信息，经研判，锁定了周某等3名可能向朱某鸣购买毒品的人员。经进一步侦查取证，查明了朱某鸣向周某等人贩卖毒品的事实。苏州市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后，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采纳检察机关补充、变更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依法认定了朱某鸣分三次向孙某金购买甲基苯丙胺550克，并向周某等人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三）以点带面，延伸开展类案监督。为将个案监督效果延伸至类案办理，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对已经办结的、持有毒品数量明显超出正常吸食数量的非法持有毒品案件开展专项排查，通过一体审查未同案处理的毒品上下游、共同犯罪案件的证据材料，排查未同案处理的关联案件中是否存在监督线索。经专项排查，发现监督线索并成功纠正3件，其中经二审发回重审后补充、变更起诉1件，经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2件。期间，苏州检察机关依法向侦查机关提出强化毒品犯罪关联案件串并分析、证据互通等建议，有效提高毒品犯罪案件侦查质量，从诉讼起点上保证毒品犯罪的指控效果和打击力度。【典型意义】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到案后往往避重就轻，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加之毒品犯罪链条长，上下线难以同时到案，全链条查明犯罪事实容易受到客观限制。检察机关办理因犯罪链条长、级别管辖不同、到案时间有先后等原因而分案处理的毒品犯罪关联案件，应充分发挥一体履职优势，上下联动，加强证据互通、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工作协调，保障高质效办理。同时，证据审查不应局限于个案和已有证据材料，要通过一体审查关联案件，在已有证据材料中挖掘补强证据的突破口，有力指控毒品犯罪。对于关联案件中已作出的生效判决，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判决确有错误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依法予以纠正，彰显高压严打毒品犯罪立场，注重将个案监督效果延伸至类案办理，助推毒品犯罪打击效果的整体提升。案例三徐某奎贩卖、运输毒品案【关键词】贩卖、运输毒品刑事申诉追捕追诉一体化办案【基本案情】被告人徐某奎，男，1975年出生，无业。2010年9月至10月，梁某康（另案处理）分别与徐某春、马某昌（均已另案判刑）两度前往中缅边境，购入7块海洛因。随后，梁某康将海洛因转运至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交给徐某春。徐某春与马某昌先后两次携带其中4块、重约1100克的海洛因运送至昆明市交给被告人徐某奎、谢某荣（另案处理）贩卖。2010年11月初，徐某奎、曹某平（已另案判刑）联系马某昌、徐某春、孙某国（已另案判刑），商议购买1.4万片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并约定同月15日交易。同月15日，徐某奎、曹某平指派谢某荣等人前往祥云县马某昌处接货、验货。谢某荣等人在马某昌家中查验了毒品样品，因毒品尚未送达，其离开途中被警方抓获，其余涉案人员随后相继落网。2015年5月，徐某奎在昆明将一包海洛因贩卖给王某、刘某（均已另案判刑），二人驾车返回四川时，在四川省威远县被公安机关查获，现场扣押海洛因352克。【诉讼及履职过程】2022年9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徐某奎贩卖毒品申诉案件过程中，审查发现该案遗漏了徐某奎的其他毒品犯罪事实以及其他重大毒品犯罪的漏犯，遂会同大理州人民检察院，依法引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取证，并开展追诉工作。2025年3月6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徐某奎无期徒刑，与前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徐某奎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4月2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摒弃就案办案思维，践行全面审查理念，深挖漏罪漏犯线索。2016年8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徐某奎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一审判决。徐某奎不服，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否认参与购买1.4万片甲基苯丙胺片剂及两次协助徐某春、马某昌等人贩卖重约1100克海洛因的犯罪事实。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定徐某奎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同时发现该案遗漏了徐某奎2015年5月向王某、刘某二人贩卖海洛因352克的犯罪事实，同案犯谢某荣、梁某康存在重大毒品犯罪嫌疑但未被起诉。（二）依法移交监督线索，全面引导补充侦查，及时启动追捕程序。收到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移送的漏罪漏犯线索后，大理州人民检察院迅速启动监督程序，指派专人调阅卷宗，围绕关键事实引导侦查机关补充侦查。通过补充同案人员指认及辨认笔录，梳理涉案人员的行动轨迹及通讯记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后，于2023年12月29日向公安机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依法追诉徐某奎的遗漏罪行，并对梁某康、谢某荣开展追捕。（三）上下联动聚合力，构建铁证指控体系，实现精准追漏追诉。本案犯罪事实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部分犯罪事实可追溯至2010年，且涉案毒品实物均未查获，徐某奎、谢某荣、梁某康3名被告人始终不供认犯罪。面对复杂局面，省、州两级检察机关强化一体化办案履职，引导侦查机关强化侦查取证，综合运用逻辑矛盾排除法与反证可能性审查，深入开展证据核查与补证工作。一方面，反复复核涉案人员多份言词证据，补充完善辨认笔录等关键证据；另一方面，系统梳理通话记录、活动轨迹等客观性证据，结合已判决案件的裁判依据，成功构建起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2025年2月21日，大理州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判处梁某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谢某荣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一万元。宣判后，谢某荣、梁某康均未提出上诉。【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申诉案件过程中，应严格贯彻全面审查理念，摒弃仅围绕申诉理由开展审查工作的局限思维，对全案证据进行系统性、穿透性核查，确保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同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案件线索保持高度敏感性，及时发现并依法追捕漏犯、追诉漏罪，着力构建覆盖刑事诉讼全流程的法律监督体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针对时间跨度长、证据调取难度大的犯罪事实，应当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上下一体的履职优势，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补强证据，确保证据链条完整。在审查过程中，善于运用精细化审查方法，从海量证据中抽丝剥茧，通过毒品犯罪相关通话记录、活动轨迹、资金流向等客观性证据与言词证据相互印证，结合已判决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依法准确认定毒品犯罪。案例四潘某亮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关键词】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大数据监督模型追诉漏罪【基本案情】被告人潘某亮，男，1979年出生，无业。2024年3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潘某亮与浣某、党某、黄某通过电话联系，商定向三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在约定的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进行交易后，浣某等三人将购毒资金通过转账或现金的形式支付给潘某亮。经查，潘某亮向浣某等三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7次。2024年5月至6月期间，潘某亮在其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家中，分别容留浣某等人吸食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片剂（俗称“麻古”）共计6次。【诉讼及履职过程】2024年9月13日，公安机关以潘某亮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移送审查起诉。2024年12月13日，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以潘某亮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依法提起公诉。2025年2月28日，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潘某亮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二万三千元。该判决已生效。（一）充分调研，搭建监督模型。聚焦毒品犯罪链条隐蔽、容留他人吸毒与贩卖毒品共生、涉毒人员多用绰号、化名等特点，以及侦查信息不共享导致犯罪链条打击不完整、相关人员打击处理不同步、不均衡等问题，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针对近五年来长沙地区吸毒违法犯罪开展专项调研，并指导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找准“小切口”，建立容留吸毒“待处理”人员大数据监督模型。该模型旨在打通行政违法数据与刑事犯罪数据之间的信息壁垒，从行政违法数据中挖掘遗漏犯罪、降格处理的毒品犯罪监督线索。依托模型运用相似度匹配与关联分析、自然语义分析、分布式比对等智能技术，通过实时获取、识别数据、交叉对比、智能研判、分类推送线索，形成数据导入、线索推送、线索办理、监督立案的工作闭环，有效回应和破解毒品犯罪打击处理的实践难题。（二）利用大数据模型，挖掘监督线索。公安机关对潘某亮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秉持“吸必查贩、贩必查吸”的办案要求，依托容留吸毒“待处理”人员大数据监督模型进行检索，通过输入姓名、身份等关键信息，结合“作案时间”“作案地点”等关键要素，从11683条容留吸毒“待处理”人员大数据中筛选出3条潘某亮因吸食毒品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记录。检察机关通过对上述违法事实进行分析识别，发现多次与潘某亮同场吸食毒品的浣某系另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中的被告人。通过同步审查浣某贩卖毒品案的证据材料，发现浣某的一名贩毒上线为“潘某”。因涉毒人员大多使用化名、绰号，该上线与“潘某亮”极可能系同一人。检察机关通过信息比对、户籍地走访、组织辨认等一系列核实工作，最终确定“潘某亮”系浣某贩卖毒品的上线。（三）协同发力，精准指控犯罪。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对浣某贩卖毒品案、潘某亮容留他人吸毒案一体统筹、同步办理。为全面客观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围绕毒品来源，毒品交易上下线，贩毒人员绰号、外貌细节，涉毒资金流向、频率，犯罪嫌疑人辩解等方面补充收集证据100余份，形成补证材料5册，完整构建指控潘某亮涉嫌贩卖毒品罪的证据体系。最终，潘某亮自愿认罪认罚，人民法院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针对案件暴露的侦查信息共享不畅、分兵作战等问题，开福区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出台《刑事诉讼检侦协作暨案件反馈机制》《退回补充侦查和延长审查起诉期限操作规程》等制度机制，加强信息互通、线索互推，实现电子证据卷宗共享、线索全面移送、分并案规范操作。为进一步优化大数据监督模型，解决监督过程中存在的模型语义匹配不全面、仍需人工干预等问题，不断增加相关检索项目，进行模型升级，稳步提升大数据监督模型的全面性、准确性。至今，该院已依托容留吸毒“待处理”人员大数据监督模型监督立案容留他人吸毒案件2件，移送涉嫌毒品犯罪监督线索10余件，相关人员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破除信息壁垒，深挖漏罪漏犯线索，全方位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尤其要根据毒品犯罪的特点，准确把握“以贩养吸”“制贩吸并存”以及上下线交易隐蔽等规律，通过数据碰撞、分析、甄别，有效发现使用绰号、化名等逃避刑事处罚或因分案处理导致打击处理不均衡等问题，开展精准监督。充分运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强化侦检协作，引导侦查机关围绕毒品来源、毒品交易上下线、涉毒资金流转去向、犯罪嫌疑人辩解收集证据，构建毒品案件证据体系，提升指控毒品犯罪质效。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消除监督的盲点、难点、痛点，借助数据赋能和推广实践，开展常态化、规范化、精准化监督，为破解高度隐蔽的毒品犯罪惩治难题贡献检察方案。案例五高某宇等人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关键词】贩卖毒品司法人员职务犯罪追捕追诉综合履职【基本案情】被告人高某宇，男，1983年出生，无业。被告人车某，男，1987年出生，无业。2023年以来，被告人高某宇多次通过寄递方式从刘某利处购买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490克，并在辽宁省鞍山市多次向被告人车某等人贩卖，车某又在鞍山市、辽阳市多次向他人贩卖。2023年8月2日，高某宇在其位于鞍山市的日租房内向车某贩卖约0.1克的1包甲基苯丙胺，车某当场吸食。同日，高某宇向孙某武贩卖1包甲基苯丙胺，并指使车某下楼交易，随后三人均被抓获，侦查人员从孙某武身上查获1包0.29克的甲基苯丙胺，从高某宇的日租房内查获甲基苯丙胺8包。同年9月，侦查人员在高某宇驾驶车辆座位下方木板夹层中查获甲基苯丙胺299.36克。另查，高某宇在其租住处、日租房等处多次容留车某吸食甲基苯丙胺。高某宇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诉讼及履职过程】2023年11月3日、2024年3月19日，侦查机关分别以高某宇、车某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2024年4月23日，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检察院以高某宇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车某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4年8月12日，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依法数罪并罚判处高某宇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以犯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车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高某宇、车某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一）强化证据审查，全方位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一是追捕漏犯。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审查发现高某宇与刘某利往来频繁，高某宇多次收到刘某利安排寄递的邮包，并通过ATM机向刘某利银行账户存入大量现金，刘某利有重大作案嫌疑。检察机关发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对刘某利进行追捕，后刘某利被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二是追诉漏罪。审查起诉期间，检察机关审查发现高某宇供述所购毒品除被查扣的76.92克外，大部分用于自吸的辩解不合常理，与银行交易资金记录等客观证据相矛盾。同时发现侦查机关未对高某宇租住处、案发当天携带毒品所驾车辆进行搜查，检察机关立即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并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最终在车辆驾驶座位下木板内查获毒品299.36克。此外，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高某宇还涉嫌容留车某吸毒的线索，经调查核实、固定证据，追加认定高某宇容留他人吸毒罪的犯罪事实。三是强化侦查监督，全面引导补充侦查。检察机关针对搜查扣押、资金流水、通话记录、物流信息、毒品成分鉴定等方面的问题发出补充侦查意见28项，纠正多项侦查人员在抓捕、搜查、扣押、称量、取样等过程中的违法事项，并督促整改。（二）发挥一体履职优势，深挖职务犯罪线索。检察机关通过履行审查逮捕后引导继续侦查与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职能，发现侦查活动存在诸多疑点，如未及时调取关键书证、物证；扣押毒品搜查笔录制作不规范；未及时搜查高某宇家中、租住处和案发当天运毒所驾车辆；未及时追查高某宇供述的毒品去向；认定的贩毒数量对应的毒资与高某宇转账记录严重不符等。检察机关针对上述疑点深挖细查，发现相关司法人员可能存在重大违法犯罪行为，遂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报送线索。在上级检察机关指导下，检察侦查部门同步开展审查、调查、侦查工作，查明王某等4名司法工作人员涉嫌徇私枉法等犯罪事实，并以王某等4人犯徇私枉法罪、非法持有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三）综合履职提升质效，法律监督助推治理。一是加强强制隔离戒毒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高某宇、车某被强制隔离戒毒未实际执行，期间又犯新罪的问题，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会签《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实施办法》，成立强制隔离戒毒监督检察官办公室，建立协作配合、信息通报等机制，积极推动对行政强制隔离戒毒的检察监督。二是落实检察建议推动治理。针对高某宇多次通过寄递渠道收取毒品的情况，检察机关走访快递公司分拣中心及寄递网点，督促落实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等制度规定。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快递协会及企业代表等召开现场推进会，并通过广播电视栏目向市民宣传寄递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持续推动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落地落实。【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作用，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证据，构建严密证据链条。注重追溯毒品的来源去向，依法追捕追诉遗漏犯罪，实现全面、准确打击毒品犯罪的目标。要防止就案办案，深挖细查证据间的矛盾点，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刑事检察与检察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移送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线索，及时侦破职务犯罪案件，确保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切实维护司法公正。要强化制度机制建设，积极推进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寄递毒品等问题，通过实地走访、召开工作推进会、电视栏目宣传等方式，督促加强行业监管，大力推进禁毒综合治理。案例六郭某坚贩卖毒品案【关键词】贩卖毒品跨省检察协作追诉漏犯死刑适用【基本案情】被告人郭某坚，男，1972年出生，无业。2018年8月25日，刘某（已另案判刑）向被告人郭某坚求购甲基苯丙胺（冰毒），并预付1万元定金。次日，刘某、沈某（已另案判刑）等人从湖南省前往江西省吉安市与郭某坚交易，购得甲基苯丙胺1000克。同年8月30日，刘某又从郭某坚处购得甲基苯丙胺2000克。同年9月5日，沈某通过刘某再次向郭某坚求购甲基苯丙胺。郭某坚收到刘某的2万元定金后随即转给万某（已另案判刑）。万某安排黄某（已另案判刑）驾车到江西省新干县购买毒品，返回途中被公安机关抓获，现场查获甲基苯丙胺2998.72克。次日，被告人郭某坚又与刘某、万某商定由万某到新干县购买毒品。后郭某坚、万某等人乘车前往新干县购得甲基苯丙胺3000克后交给刘某等人。【诉讼及履职过程】2021年8月27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万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上诉案时，发现毒品居间介绍人郭某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遂向公安机关制发线索移送函要求追诉。2021年9月21日，郭某坚被抓获归案。2022年2月25日，吉安市人民检察院以郭某坚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5月27日，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郭某坚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4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郭某坚死刑。（一）精细审查在案证据，精准发现漏犯线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万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上诉案中，发现该案上下线涉案人员众多，其中下线沈某、刘某等人被起诉并判处刑罚，而同期归案的郭某坚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刘某、万某、黄某等人供述中均提到郭某坚介绍刘某认识万某，刘某将购买毒品的定金交给郭某坚，再由郭某坚转给万某，郭某坚陪同刘某、万某到新干县见面交易毒品的情况。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在案证据能够证实郭某坚涉嫌贩卖毒品罪，遂向公安机关制发线索移送函，并要求吉安市人民检察院协调督促公安机关加大侦查力度，进一步查清郭某坚的犯罪事实，依法追诉。公安机关接到线索移送函当日对郭某坚涉嫌贩卖毒品罪立案侦查，后将其抓获归案。（二）跨省协作配合，补充证据及时追诉。面对关联案件证人羁押在外省，案件被跨省域管辖以及沈某、刘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仍在二审审理中等取证障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协作优势，主动商请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为调查取证提供协助。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积极协助调取了沈某、刘某等人贩卖毒品全部案卷材料，公安机关顺利收集到沈某、刘某等人证言及相关证据。由于郭某坚到案后始终不供认犯罪事实，为查明郭某坚在本案中的地位与作用，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详细梳理案件线索，通过讯问同案犯、调取通话记录、查明资金流转情况、分析行车轨迹等，依靠客观证据构建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成功锁定了郭某坚参与贩卖毒品的犯罪事实。（三）全链条严惩犯罪，依法准确适用死刑。本案贩卖毒品数量大，犯罪链条层级多、结构复杂，同案犯人数众多。江西检察机关认为，在毒品交易链条中郭某坚勾联上下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进行三次毒品交易，在毒品被查获后的当晚又伙同他人积极寻求新的毒源继续交易，犯意坚决，作用突出。郭某坚贩卖甲基苯丙胺数量大，且大部分毒品已经流散，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郭某坚有多次犯罪前科，又具有累犯的法定从重情节，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依法应从重处罚。郭某坚因贩卖毒品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充分彰显了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坚定立场。【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办理毒品犯罪上诉案件，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注重审查犯罪网络全貌，深挖居间介绍、资金流转等隐蔽环节，及时追诉漏罪漏犯。针对跨省长链条毒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完善跨区域协作机制，通过省级院统筹协调，加强线索双向移送，证据异地调取，打破地域限制，整合跨区域司法资源，破解跨区域关联案件证据分散、割裂难题。办案中要强化关联案件串并审查，全面搜集、固定关键证据，从毒品交易模式、人员及车辆活动轨迹、涉毒资金流向等特征着手，突破“零口供”案件。结合其贩毒数量、次数，犯罪的主动性，对促成交易所发挥的作用及犯罪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综合考虑，准确适用死刑。对于毒品犯罪数量大，在整个毒品交易中发挥主要作用，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坚决依法适用死刑。案例七李某兴贩卖毒品案【关键词】贩卖毒品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监督立案追捕追诉【基本案情】被告人李某兴，男，1983年出生，无业。2024年6月10日、6月30日、7月17日，被告人李某兴在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某地，先后3次向胡某强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冰毒），每次收取毒资500元。同年4月至7月17日，李某兴在迎泽区某小区内先后5次向薛某元贩卖甲基苯丙胺，每次收取毒资2000元。后李某兴与薛某元、胡某强共同吸食甲基苯丙胺。【诉讼及履职过程】2024年11月27日，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兴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同年12月27日，迎泽区人民法院以李某兴犯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该判决已生效。（一）“侦协办”履职发掘线索，同步开展线索核查工作。2024年7月18日，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依托与公安机关设立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登录公安机关相关工作平台开展日常监督履职时发现，行政违法人李某兴因吸毒已被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行政拘留。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李某兴及其他涉毒人员的吸毒行为中潜藏零包贩毒线索。检察机关通过对案涉吸毒人员笔录进行梳理，发现毒品来源为李某兴提供，确定李某兴有贩卖毒品的重大嫌疑。（二）立案监督促进行刑衔接，提前介入夯实证据基础。迎泽区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要求对李某兴涉嫌贩卖毒品一案不立案理由进行说明，并建议公安机关在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李某兴立案侦查。同年7月29日，公安机关对李某兴涉嫌贩卖毒品一案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协作配合，跟踪督促案件办理情况并及时提出侦查取证意见。一是引导侦查机关对涉案人员通讯、转账记录、毒品藏匿地点的现场指认依照法定程序收集，注重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关系，确保证据材料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形成证据锁链；二是与侦查机关建立关键信息实时共享、重要证据实时联络、重要节点实时会商的协作配合机制，密切跟踪本案侦查取证进展情况，为后续提请批准逮捕与审查起诉打下坚实基础。8月2日，李某兴行政处罚期满被释放，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三）精准审查突破个案，协同追捕漏罪漏犯。审查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李某兴供述中曾提及其毒品来源为一交城男子，针对此线索，制作捕后继续侦查提纲构建“人员轨迹+通话基站+资金流向”三位一体取证模型，引导侦查机关进一步锁定涉毒犯罪人员宫某峰。侦查机关发现宫某峰躲藏在太原市某地，后发现了为其提供住所的陈某红，在抓获宫某峰的同时，也以涉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对陈某红进行抓捕，实现对毒品供应上下游及窝藏包庇行为的精准打击。在办理李某兴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依托通话聊天记录，审查发现案涉吸毒人员与一名叫朱某艳的人联络频繁且有大量转账往来。经了解，此人有多次吸贩毒前科劣迹，并与毒品犯罪上下游之间联系密切，涉及多起零包贩毒案件，检察机关联合公安机关建立“电子取证+动态监控”侦控体系，通过数据碰撞锁定了朱某艳犯罪条线上的两名零包贩毒人员田某、王某玺，全方位把控该毒品犯罪链条。（四）协作配合明确方向，追捕追诉全方位打击犯罪。通过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配合，2024年9月6日，公安机关对零包贩毒人员田某、王某玺立案侦查，分别于2024年9月25日、2025年4月3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经审查，检察机关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时同步发出《继续侦查提纲》，明确要求进一步侦查核实涉案人员杨某、陈某等人情况，并继续追捕漏犯朱某艳。2025年4月18日，公安机关对朱某艳、裴某等5人贩卖毒品案移送审查逮捕，后检察机关对其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推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化运行，运用好“侦协办”随机抽查、提前介入等机制，高度重视“行政违法——刑事犯罪”的双向筛查，通过与侦查机关协作配合，及时发现涉毒犯罪线索，并主动开展线索核查、移交、监督、落实等工作。针对零包贩毒案件存在的一案多人、线索密集、上下游犯罪关联等问题，通过与侦查机关建立会商、协同机制，注重捕后引导侦查，以点带面实现对零包贩毒从个案突破到全链条打击的转化。秉持全过程强化证据审查理念，紧盯个案背后的涉案线索，及时追捕追诉毒品犯罪漏罪漏犯，提高对毒品案件的办理质效。案例八卢某超等人贩卖毒品案【关键词】贩卖毒品追诉漏罪麻精药品管理失控涉麻精药品问题治理【基本案情】被告人卢某超，男，1986年出生，某药店经营者。被告人王某楠，男，2004年出生，无业。被告人牛某犇、蔡某斌、罗某恒，基本情况略。2023年7月7日至17日，被告人卢某超在明知氨酚曲马多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在未取得精神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网络分6次以快递、送货上门等方式非法向被告人王某楠贩卖氨酚曲马多70盒。2023年7月12日至14日，王某楠将上述氨酚曲马多分别多次非法向牛某犇、蔡某斌、罗某恒进行贩卖，后牛某犇、蔡某斌、罗某恒又将部分氨酚曲马多非法贩卖。【诉讼及履职过程】2024年7月31日，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卢某超、王某楠、牛某犇、蔡某斌、罗某恒犯贩卖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4年12月21日，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以卢某超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以王某楠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千元；以牛某犇、蔡某斌、罗某恒犯贩卖毒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三年，并处罚金不等。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一）紧扣案件关键点，准确认定犯罪性质。该案系曲马多复方制剂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后，潍坊市司法机关办理的首批涉非法贩卖氨酚曲马多案件，检察机关受邀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规范提取和固定相关证据。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卢某超作为药店经营者，具有十年以上药店从业经历，具备专业知识，市场监管等部门已明确告知其氨酚曲马多属于二类精神药品，且其将药品存放于仓库，不在柜台摆放销售，售药时均拆除药品外包装，将药品分散装入塑料袋中交付购买人，足以证明其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针对王某楠不明知氨酚曲马多系毒品的辩解，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提取了王某楠的网络搜索记录、聊天记录等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明知氨酚曲马多已被列管。其余三名被告人系吸毒人员，均供述明知氨酚曲马多系毒品，仍通过网络联系上线购买，并加价贩卖。上述人员的涉案行为，依法均涉嫌贩卖毒品罪。（二）强化电子数据审查，追诉遗漏犯罪事实。公安机关以卢某超等人涉嫌贩卖毒品罪移送审查起诉，其中包含王某楠两次向牛某犇贩卖氨酚曲马多的事实。检察机关经审查卢某超、王某楠供述及交易记录等证据，发现王某楠还涉嫌向于某、高某强二人贩卖毒品，存在遗漏犯罪事实的可能。检察机关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对王某楠通讯工具中的电子数据进行恢复，获取了王某楠等人参与毒品交易的聊天内容，调取了于某、高某强二人的转账记录，补充了二人的证言。经对比双方聊天记录、银行卡交易记录，发现多项交易在时间、数额上与王某楠供述的贩卖毒品的细节高度吻合，亦与于某、高某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证明王某楠分别向于某、高某强贩卖氨酚曲马多的事实，且向多人多次贩卖毒品，属于“情节严重”情形，遂成功予以追诉。（三）靶向履职推动社会治理，构筑防毒禁毒防线。针对本案暴露的列管精神药品脱管问题，检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平安潍城建设管制类精神药品监管乱象治理专项工作方案》，收集核查2019年以来此类药品使用、流通、销毁等有关数据，从中发现非法提供药品、药品滥用线索2条，并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检察机关对医疗机构有关列管精神药品监管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向潍城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强化药品经营监管，对违规企业实行阶梯式处罚。针对被告人多次使用假名寄递毒品，快递公司未核实身份信息，未对交寄物品进行查验等问题，督促邮政管理部门严格落实最高检“七号检察建议”，做好“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工作。通过组织开展庭审观摩，进行警示教育，开展“精药安全进万家”宣传普法活动，组织培训医务人员500余人次，制作《管控类精神药品违法警示与普法手册》1万册，覆盖辖区5个街道近万人次。【典型意义】氨酚曲马多等医用麻精药品因管理失控流入吸贩毒渠道，社会危害性大。针对毒品犯罪案件作案隐蔽性强、关键证据薄弱等特点，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加强客观性证据的收集固定，重点证明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主观明知与非法行为，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同时，强化电子数据审查，构建严密证据链条，对于遗漏的犯罪事实，依法及时追诉。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麻精药品管理使用漏洞及其他违规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专项整治，并加强宣传教育，从源头上遏制非法贩卖、滥用麻精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防范列管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案例九白某伟贩卖、运输毒品案【关键词】贩卖、运输毒品跨区域协作侦查监督刑事指控体系【基本案情】被告人白某伟，男，1984年出生，无业。2024年2月至5月，被告人白某伟先后多次从河南省濮阳市到鹤壁市朝歌收费站等地与常某（另案处理）进行毒品交易，贩卖甲卡西酮260余克，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25余克。2024年5月13日，白某伟驾车沿台辉高速途经鹤壁市淇滨区到万泉湖收费站，出站后将甲卡西酮200余克卖给常某。白某伟驾车返回濮阳市途中，在范县高码头收费站被公安机关查获；常某驾车返回山西省晋城市途中，在晋城西收费站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扣押甲卡西酮一包，净重192.33克。【诉讼及履职过程】2025年1月17日，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白某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提起公诉。2025年3月31日，鹤壁市淇滨区人民法院以贩卖、运输毒品罪，依法判处白某伟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白某伟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5月19日，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做实提前介入，引导完善证据体系。本案属跨区域毒品犯罪案件，犯罪手段隐蔽，作案次数多，涉案毒品数量大，且白某伟不供认犯罪事实，多次交易的毒品实物未能查获，证据体系构建难度较大。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会同公安机关绘制“资金流向图”“人物关系图”“时间脉络图”，针对作案特点和白某伟辩解，提出完善毒品交易证据链条，全面收集间接证据的侦查建议。重点围绕白某伟下家常某供述、毒品去向、毒资来源取证，引导公安机关及时调取白某伟聊天记录、高速公路沿途监控、双方车辆出入高速站口记录、购毒人证言和毒资取款记录。同时，引导公安机关紧扣取证开展讯问，针对白某伟辩解的矛盾点进行追问，及时固定白某伟“打补丁式”虚假供述，进一步夯实事实认定的排他性，为案件办理筑牢证据根基。（二）开展跨区域协作，凝聚打击合力。本案买卖毒品的上下家分别由河南、山西两省管辖。为避免在证据标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出现分歧，河南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先后多次到山西省长子县、太原市杏花岭区主动对接。两省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优势，针对侦查取证方向召开联席会议研判会商，就各地侦查人员取证重点、证据共享、线索移送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河南方面调取的购毒人取款记录能够和扣押的白某伟现金对应，有力证明白某伟贩卖毒品的事实；山西方面扣押的毒品包装和白某伟家中搜出的自封袋、茶叶袋规格、外观一致，补强了毒品来自白某伟的事实；两省分别调取的车辆通行信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时间轴上完整反映了双方出发、交易、返回全过程。两省检察机关就进一步开展常态化禁毒协作、全链条打击毒品犯罪会签工作意见，实现办案协作、业务交流、人才培养的全面合作，共同提升办案质效。（三）严格证据审查，依法履行监督职能。一是规范取证程序。经审查发现，毒品称重时使用的工具系超期检定的电子秤，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监督，后经公安机关依法重新称重，毒品重量调整为192.33克。此外，对于聊天记录等证据未严格按照电子数据收集提取相关规定进行的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准确认定罪名。白某伟为了贩卖而运送毒品，其行为还符合运输毒品罪构成要件。最终，检察机关以白某伟犯贩卖、运输毒品罪提起公诉。三是及时移送违法线索。白某伟向常某贩卖的毒品经过层层转卖，流向数十名吸毒人员。检察机关对照“人物关系图”逐一核实，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并督促对遗漏的5名吸毒人员进行处罚。（四）做好庭审应对，确保“零口供”定案。从侦查阶段直至庭审阶段，白某伟不供认犯罪事实，全程零口供。检察机关充分审查运用证据，从下线常某等人案件入手，重新复盘全案证据，全力构建完善的证据指控体系。公诉人围绕扣押钱款来源，频繁进出高速站口等异常行为开展讯问，精准抓住白某伟供述的矛盾点进行追问，有力揭露其谎言。在举证方式上，采用“一事一证”的方式，使案件事实更加条理清晰，框架明确。公诉人当庭指出，本案车辆轨迹的高度重合、交易前微信联系的频繁程度，以及毒品包装、冠字号等客观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再结合证人证言，运用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足以排除合理怀疑。最终，法庭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事实和量刑建议。【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办理“零口供”贩毒案件，对于被告人贩卖毒品时间跨度长、次数多、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毒品犯罪的案件，要注重发挥间接证据定案作用，在严把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补查补证，完善刑事指控体系，依法准确认定犯罪。对于跨区域毒品案件，加强信息通报、办案交流和证据补查协作，依法从严惩治跨区域毒品犯罪，促进形成跨区域禁毒合力。要充分履行检察机关指控证明犯罪的职责，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规范固定证据，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提升线索发现能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案例十叶某宾走私、贩卖毒品、洗钱案【关键词】走私、贩卖毒品洗钱口令红包跨境寄递毒品【基本案情】被告人叶某宾，男，2005年出生，无业。2023年12月，被告人叶某宾通过某境外社交平台向北京市海淀区的鲍某某出售10粒国家管制类精神药品三唑仑。叶某宾要求鲍某某以某第三方支付工具口令红包的形式支付毒资并通过境外社交平台发送口令红包码。后叶某宾将该口令红包码发送位于境外的施某，由施某领取口令红包后重新生成一个新的口令红包并将口令发送给叶某宾，最终叶某宾通过领取新的口令红包实现毒资的收取。后叶某宾通过其上家将三唑仑从境外邮寄给鲍某某，鲍某某取件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诉讼及履职过程】2024年9月27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叶某宾犯走私、贩卖毒品罪、洗钱罪，依法提起公诉。2024年10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洗钱罪，依法数罪并罚判处叶某宾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叶某宾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及时提取电子数据固定洗钱犯罪线索。本案系利用移动支付工具实现毒品犯罪自洗钱的犯罪案件。侦查机关立案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主动介入侦查，发现叶某宾在收取毒资时交替使用境内外社交平台传递信息、利用他人支付账户代收和转递毒资的洗钱犯罪线索。检察机关积极引导侦查机关围绕毒品交易过程全面取证，及时提取境内外平台联络记录、口令红包收付记录等电子数据，完善叶某宾对毒赃的形态、非法性质进行“化学漂白”的证据链条。（二）检学研判破解定性难题，诉判一致有力维护金融监管秩序。本案毒资收取在前、毒品交付在后，叶某宾毒资漂洗行为能否单独以洗钱罪定罪处罚值得研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组织专家论证会，探讨毒品上游犯罪与洗钱罪罪数形态的认定方法，在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上达成共识。叶某宾走私、贩卖毒品犯罪时，利用他人三方账户收取毒资的行为本质上切断了毒品犯罪所得与毒品犯罪之间的联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应被独立评价为洗钱犯罪。检察机关指控事实和罪名获得人民法院的全面采纳。（三）高质效办案靶向追踪涉案人员，讲好检察故事充分发挥案例示范效应。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利用电子数据溯源循线追踪，完整还原出毒品交易和资金洗白链条脉络，结合审讯锁定涉案人员鲍某某、施某等人犯罪关键证据，对鲍某某、施某依法行使追捕职能、及时移送犯罪线索，实现毒品交易全链条打击。同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本案为切入点，聚焦跨境寄递毒品犯罪治理难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和普法宣传工作。一方面，通过对毒品自洗钱犯罪模式的全面解构，为涉第三方支付毒品自洗钱案件办理提供指控思路；另一方面，通过多家权威媒体线上线下宣传报道，主动讲好检察履职故事，引导社会公众知法守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典型意义】境外寄递类贩毒案件中，买卖双方利用境内外社交平台实现走私、买卖毒品和洗钱犯意沟通，利用口令红包等新型支付方式收取和漂洗毒资，应当依法追究毒品犯罪和洗钱犯罪的刑事责任。检察机关严格落实“一案双查”机制，在依法办理毒品犯罪案件的同时，引导侦查机关加强洗钱犯罪主客观方面的证据收集，深度拆解利用网络空间虚拟性和匿名性实行毒资“漂白”的毒品犯罪模式，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纵深推进涉毒反洗钱工作。【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6 15: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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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
202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情况，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宣介四川凉山禁毒工作成效经验，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五庭庭长李睿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秦海，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胡年军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五庭庭长李睿懿发布人民法院禁毒工作情况及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1.温某鸿贩卖、运输毒品案——暴力抗拒缉毒抓捕，且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2.陈某颖贩卖、运输毒品案——指使未成年人贩运毒品，依法从重处罚3.苏某和贩卖毒品案——医务人员非法出售大量麻精药品牟利，依法从严惩处4.苗某坡贩卖毒品案——非法向未成年人出售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依法从重处罚5.刘某明等贩卖、运输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纠集未成年人贩卖依托咪酯并容留未成年人吸食，依法从严惩处6.崔某走私毒品案——非法从境外购买“聪明药”，依法予以惩处7.冯某贩卖毒品案——将病患亲属开出的麻醉药品贩卖牟利，依法予以惩处8.马某宇贩卖毒品、强制猥亵案——从医院骗购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用于非法贩卖，并利用精神药品猥亵他人，依法予以惩处9.秦某等走私、贩卖毒品案——利用虚拟币从境外邮购新型毒品用于贩卖牟利，依法予以惩处10.戎某虎贩卖毒品案——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利用特殊身体状况继续实施毒品犯罪，依法收监执行案例一温某鸿贩卖、运输毒品案——暴力抗拒缉毒抓捕，且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基本案情】被告人温某鸿，男，1979年10月13日出生，务工人员。2006年5月4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2013年4月3日被假释，假释考验期至2015年11月6日止。2019年10月8日，黄某雄（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代朋友向被告人温某鸿约购甲基苯丙胺（冰毒）。次日，黄某（另案处理）亦向温某鸿约购甲基苯丙胺。10月9日下午，温某鸿向吴某星（另案处理）购买甲基苯丙胺，吴某星指使吴某校（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将3包用黑色塑料袋包装的毒品交给温某鸿。温某鸿携带毒品驾车返程行至一高速公路出口附近时，被公安机关设卡拦截，温某鸿驾车闯卡未逞被当场抓获，公安人员在温某鸿车内查获甲基苯丙胺3包，净重2997.21克。另查明，案发前半个月，公安机关掌握温某鸿涉毒犯罪线索后曾设卡拦截，温某鸿强行闯卡逃脱。【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温某鸿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甲基苯丙胺，并使用交通工具运输，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温某鸿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暴力抗拒缉毒抓捕，罪行极其严重，且曾因犯罪被判刑，后被假释，在假释考验期满后五年内又犯本罪，系累犯，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温某鸿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温某鸿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典型意义】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逃避法律制裁，不惜铤而走险，采用暴力手段抗拒检查、抓捕，不仅增加了执法人员查缉毒品犯罪的风险，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对此在处罚时应予充分考虑。本案中，被告人温某鸿贩运毒品数量大，且路遇公安机关设卡拦截时先后两次驾车闯卡，冲撞警车及过路车辆，暴力对抗执法活动。温某鸿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重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本案之罪，系累犯。温某鸿暴力抗拒抓捕的行为及其系累犯的情节，也反映出其具有极深的主观恶性和极大的人身危险性，应依法从重处罚。人民法院坚持“毒品数量+其他情节”的标准，对温某鸿依法从重处罚并判处死刑，当严则严，罚当其罪。也警示那些妄图以暴力对抗手段逃避法律追究的毒品犯罪分子，切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否则必遭法律严厉惩处。案例二陈某颖贩卖、运输毒品等案——指使未成年人贩运毒品，依法从重处罚【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颖，男，1995年8月13日出生，无业。2016年12月10日，被告人陈某颖伙同他人持斧头、枪状物抢劫被害人陈某某黄金首饰（价值9万余元）及3900元现金等财物。2017年7月，陈某颖找黄某（已另案判刑）帮忙联系购买甲基苯丙胺（冰毒），黄某让女友周某荣（已另案判刑）联系毒品上家。7月21日，陈某颖指使邓某辰（时年17岁，已另案判刑）、陈某深（另案处理）等人携带毒资36万元驾车与黄某会合。次日，邓某辰、陈某深到达黄某租住处。经周某荣联系，黄某、周某荣、陈某深携款前往毒贩处购毒，因毒资不足交易未成。7月23日，陈某颖等人携带另外筹集的毒资，驾驶一辆皇冠小轿车来到黄某租住处。黄某、周某荣、邓某辰驾乘该皇冠小轿车携款向毒贩购买9包甲基苯丙胺，毒贩将另外2包甲基苯丙胺交给黄某。黄某、周某荣、邓某辰携带所购毒品驾乘皇冠小轿车返程途中，与驾乘马自达小轿车的陈某颖等人会合，双方交换车辆后继续前行。7月24日凌晨，黄某、周某荣、邓某辰驾乘马自达小轿车行至一高速公路出口时，冲撞公安人员查缉布设的拦截车辆，并为躲避追捕弃车逃跑。后公安人员在路边查扣邓某辰遗弃的9包甲基苯丙胺8870.74克，在马自达小轿车上查扣黄某遗弃的2包甲基苯丙胺1995.84克。2020年10月27日，陈某颖被抓获归案。【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颖非法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陈某颖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胁迫方法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又构成抢劫罪。在贩卖、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陈某颖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按照其组织、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在抢劫共同犯罪中，陈某颖系主犯，应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陈某颖抢劫数额巨大，负案在逃期间又贩卖、运输毒品，数量大，并指使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对陈某颖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陈某颖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某颖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典型意义】未成年人心智不够成熟，社会阅历尚浅，法律意识不强，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控制参与毒品犯罪，沦为毒品犯罪的“工具人”，其身心健康亦会受到严重侵害。为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具有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本案被告人陈某颖指使未成年人邓某辰等携带毒资、交接、运输毒品，将邓某辰引入歧途。陈某颖因抢劫负案在逃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人民法院根据陈某颖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其严惩并判处死刑，突出了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案例三苏某和贩卖毒品案——医务人员非法出售大量麻精药品牟利，依法从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苏某和，男，1957年4月21日出生，某医院原院长。被告人苏某和长期担任某公立医院院长，具有开具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资格。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苏某和利用职务之便，以该医院名义分别向两家医药公司申购盐酸哌替啶片剂（杜冷丁）536180片。苏某和为非法牟利，未将上述盐酸哌替啶片剂交医院库房存放，而是私自加价出售，除部分卖给癌症患者外，剩余约38万片以每片1.5元至7元的价格多次贩卖给无业人员黄某营（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累计获利100余万元。后黄某营将从苏某和处购得的盐酸哌替啶片剂又加价贩卖给毒品犯罪前科人员余某龙、邵某连（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苏某和以牟利为目的，非法贩卖盐酸哌替啶片剂致流入毒品市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苏某和明知大量盐酸哌替啶片剂流入社会极有可能被滥用，仍利用医院院长身份，大量购买并非法销售，获取巨额利益，犯罪持续时间长、次数多、数量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特别严重。苏某和还有在事发后大肆补开红处方，对抗审计、侦查等恶劣行为。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苏某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典型意义】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传统毒品逐渐价高难求，一些吸贩毒人员转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医疗用麻精药品作为替代物，导致医疗用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案系一起医务人员非法贩卖医疗用麻精药品牟利的典型案例。盐酸哌替啶即杜冷丁，是一种临床应用的合成镇痛药，长期使用会产生依赖性，且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抑制，危及生命，因此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盐酸哌替啶具有药品与毒品双重属性，一旦流入非法市场，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案被告人苏某和系医院院长，具有麻醉药品处方权，熟知国家对麻醉药品的管理规定，对盐酸哌替啶片剂被滥用的社会危害比常人具有更加明确清晰的认识，但其为了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无业人员黄某营并非癌症患者，仍向黄某营长期、多次、大量出售盐酸哌替啶片剂，任由该药品流入毒品市场，对其行为依法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人民法院根据苏某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彰显了严惩此类犯罪的立场。案例四苗某坡贩卖毒品案——非法向未成年人出售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依法从重处罚【基本案情】被告人苗某坡，男，1964年2月23日出生，公司退休员工。2024年5月，被告人苗某坡在驾驶三轮车载客过程中结识多名服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片的未成年人，其为非法牟利，以每盒10元的价格从某卫生室购买530盒氢溴酸右美沙芬片，加价出售给前述未成年人。同年7月1日，右美沙芬被列入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苗某坡得知后，从某诊所以每盒9元的价格购买200盒氢溴酸右美沙芬片，后以每盒25元至35元的价格多次出售给多名吸毒人员（其中包含12名未成年人），非法获利2300余元。后苗某坡被抓获，公安人员从其家中查获尚未售出的氢溴酸右美沙芬片412盒，共9888片（15mg/片），净重148.32克，从中检出右美沙芬成分。【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苗某坡明知氢溴酸右美沙芬片为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为牟利仍向吸毒人员非法售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苗某坡多次向多名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情节严重，应依法从重处罚。苗某坡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苗某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典型意义】右美沙芬在临床上被用于镇咳、缓解急慢性疼痛、神经保护及相关疾病的治疗，但如果长期、大量服用会形成依赖，导致大脑损伤、失去意识、心律不齐甚至引发攻击他人、自残等行为，严重影响身心健康。因此，2024年7月1日，右美沙芬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分辨是非能力较弱，受猎奇心理驱使和不良群体引诱，容易沾染新型毒品。本案是一起向未成年人非法贩卖右美沙芬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苗某坡明知未成年人服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片会“兴奋、上瘾”，为牟取非法利益，在右美沙芬被列管后仍大量购买囤积，多次向十余名未成年人出售，情节恶劣，社会危害大，应依法从重处罚。人民法院对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从严惩处，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同时，本案涉案医疗机构在列管空档期及列管后仍违规向无医疗需求的苗某坡大量销售右美沙芬，反映出在麻精药品监管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案例五刘某明等贩卖、运输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纠集未成年人贩卖依托咪酯并容留未成年人吸食，依法从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明，男，1998年9月24日出生，无业。被告人高某彩，男，1999年11月24日出生，务工人员。2020年3月9日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23年2月28日刑满释放。被告人柳某欣，男，1999年7月10日出生，无业。2020年10月29日因犯赌博罪被判处拘役三个月；2022年6月24日因犯故意伤害罪、偷越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23年1月14日刑满释放。被告人张某杰，男，1999年6月23日出生，无业。被告人孙某，男，1999年9月25日出生，经商人员。2023年11月左右，被告人刘某明、高某彩及朱某豪（时年17岁，已另案判刑）商议贩卖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上头电子烟”（以下简称“上头电子烟”）牟利。11月27日，经高某彩联系，三人驾车从浙江省云和县来到江西省进贤县，以3.4万元的价格从徐某平（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处购买100个“上头电子烟”。11月28日、29日，三人在浙江省云和县、景宁畲族自治县等地将上述“上头电子烟”贩卖给柳某欣、孙某、严某杰、朱某勇等人，其中，高某彩、朱某豪联系贩卖对象，刘某明保管所得毒资。2023年11月28日，被告人张某杰先后在云和县某宾馆房间内和其驾驶的汽车内容留朱某豪、柳某欣吸食“上头电子烟”。当日，张某杰、柳某欣又在景宁畲族自治县某宾馆办理入住，在房间内容留朱某豪、胡某（女，未成年人）、潘某（女，未成年人）、毛某（女，未成年人）等4人吸食“上头电子烟”。11月29日上午，刘某明携带“上头电子烟”与朱某豪驾车至景宁畲族自治县。刘某明在某宾馆办理入住后，在房间内容留朱某豪、胡某、潘某、毛某、高某彩、孙某等7人吸食“上头电子烟”。后孙某单独办理入住另一房间，在该房间内容留朱某豪、胡某、高某彩等人吸食“上头电子烟”。当日中午，公安机关在上述宾馆将刘某明、高某彩、朱某豪抓获，并从三人处查获“上头电子烟”47个，净重63.0649克，从上述电子烟油中检出依托咪酯成分。【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明、高某彩为牟取非法利益，贩卖、运输依托咪酯，其行为均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且多次向多人贩卖，情节严重。被告人刘某明、柳某欣、张某杰、孙某容留未成年人吸毒，其行为均已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刘某明、高某彩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高某彩、柳某欣系累犯，均应依法从重处罚。刘某明、高某彩、张某杰、孙某自愿认罪认罚。对刘某明所犯数罪，应依法并罚。据此，对被告人刘某明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对被告人高某彩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被告人柳某欣、张某杰、孙某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九个月及八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均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咪酯往往被不法分子伪装成电子烟流入市场，并以“上头”作为宣传噱头，对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和诱惑性，滥用群体低龄化特征明显。同时，未成年人自控能力差，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拉拢，误入歧途。本案是一起纠集未成年人实施毒品犯罪并容留多名未成年人吸食依托咪酯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刘某明、高某彩纠集未成年人朱某豪多次向多人贩卖含有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还称“让朱某豪出面卖货风险小一点”；被告人刘某明、柳某欣、张某杰、孙某多次容留或容留未成年人吸食含依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人民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裁判，体现了人民法院对涉未成年人的新型毒品犯罪依法严惩的立场。同时，提醒青少年谨慎交友，提高对新型毒品的辨识能力，切记“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不要尝试任何所谓“上头”“刺激”的物质。案例六崔某走私毒品案——非法从境外购买“聪明药”，依法予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崔某，男，1987年1月7日出生，工程师。被告人崔某自感工作压力大，为提高工作效率，明知利他林和阿德拉系国家管制药品，仍通过某社交软件联系境外人员购买入境。2024年8月，崔某两次通过支付虚拟币先后购买利他林200粒共计27.837克、“阿德拉”50粒共计24.92克。8月14日，崔某收到上述利他林。9月19日，崔某购买的“阿德拉”在福建泉州海关入境时被查获，从中检出氯胺酮、咖啡因、曲马多成分。9月26日，公安人员将崔某抓获，从其住处查获其吸食剩余的利他林70粒，从中检出哌醋甲酯成分。【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崔某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毒品罪。崔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崔某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典型意义】近年来，个别青少年及其家长、个别高学历从业人员为提高学习、工作效率，迷信“聪明药”。事实上，所谓“聪明药”主要包括利他林（主要成分哌醋甲酯）、阿德拉（主要成分苯丙胺）、莫达非尼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不仅不会让人变“聪明”，长期服用反而会产生依赖性，出现萎靡、狂躁等精神症状，严重损害服用者身心健康。本案是一起走私“聪明药”入境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崔某试图通过服用药物集中注意力，提高工作效率，明知利他林、阿德拉是国家管制药品，服用会上瘾，仍以“互联网+物流寄递+虚拟币电子支付”方式从境外邮购。人民法院对崔某依法定罪处刑，体现了我国严禁此类精神药品滥用的鲜明态度。同时，提醒社会公众，没有可以使人变聪明的“聪明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学习、工作中遇到困难，要以积极健康的态度解决，遵循科学规律，切勿聪明反被“聪明”误。案例七冯某贩卖毒品案——将病患亲属开出的麻醉药品贩卖牟利，依法予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冯某，男，1989年6月7日出生，无业。2016年6月15日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冯某的母亲因患有癌症能够通过医疗途径在医院开出硫酸吗啡缓释片。冯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产生利用母亲开出的硫酸吗啡缓释片向外贩卖之念。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冯某先后十次以每片30元至60元不等的价格，向吸毒人员张某等三人及贩毒人员徐某文贩卖硫酸吗啡缓释片共计58片，获利1825元。2023年3月17日，公安机关将冯某抓获，并从其家中查获27盒硫酸吗啡缓释片（30mg/片），从中检出吗啡成分。【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冯某明知硫酸吗啡缓释片是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仍向吸毒人员和贩毒人员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冯某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情节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冯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典型意义】吗啡是我国实行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在医疗活动中可以用于缓解疼痛，但长期使用极易成瘾并产生心理和生理依赖，一旦流入非法市场，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本案是一起患者亲属为牟取非法利益，而非法出售从医院购买的麻醉药品的典型案例。冯某利用其母亲系癌症病人，能够通过正规途径从医院开出大量硫酸吗啡缓释片的便利条件，多次向多名吸贩毒人员贩卖该药品，人民法院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裁判，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惩治涉药物滥用毒品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用药的立场。同时，提醒社会公众，有医疗用途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是“药”也是“毒”，对于闲置药品不要随意处置，要选择合法合规途径处理。案例八马某宇贩卖毒品、强制猥亵案——从医院骗购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用于非法贩卖，并利用精神药品猥亵他人，依法予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马某宇，男，1987年8月5日出生，务工人员。2024年1月，被告人马某宇以牟利为目的，利用其父亲和爷爷的医保卡，以为家人代开安眠药之名，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两家医院，多次欺骗医生为其开具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酒石酸唑吡坦片（俗称思诺思）77片、艾司唑仑片84片、氯硝西泮7片。1月11日，马某宇在明知上述精神药品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向杨某贩卖含有艾司唑仑和唑吡坦成分的粉末1.38克，得款150元。2024年1月29日晚，被告人马某宇事先在奶茶内添加酒石酸唑吡坦片、艾司唑仑片，欺骗女被害人邹某喝下，致使邹某出现头晕、昏睡、断片等症状。而后，马某宇先后在苏州市吴江区某商场地下车库、某小区地下车库，趁邹某头晕、昏睡之机，对邹某实施摸胸等猥亵行为。邹某当晚驾车因意识不清发生交通事故，后怀疑被人下药到医院检查并报警。【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马某宇向他人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后又采取使用精神药品致人昏迷的方式强制猥亵他人，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贩卖毒品罪、强制猥亵罪，依法应数罪并罚。马某宇因欺骗医生开具精神药品并欺骗他人服用被行政拘留期间，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贩卖毒品、强制猥亵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马某宇自愿认罪认罚。据此，对被告人马某宇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本案审结后，人民法院针对相关医院在麻精药品管理制度执行、患者身份审核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会同人民检察院发出司法建议，并牵头建立了公、检、法、卫健、医保五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的联席会议机制，共同开展相关工作，从源头上有效遏制非法获取、滥用麻精药品等违法犯罪行为，防止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典型意义】酒石酸唑吡坦片、艾司唑仑片、氯硝西泮等药品系镇静安眠药物，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具有药品与毒品双重属性，如被当作毒品替代物滥用，则成为毒品。本案被告人马某宇使用家人的医保卡以为家人代开之名，至不同医院违规骗购酒石酸唑吡坦片、艾司唑仑片、氯硝西泮进行贩卖，并利用药物实施猥亵女性犯罪，其行为严重破坏医疗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人民法院根据马某宇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裁判，体现了惩处利用麻精药品实施性侵等犯罪的严正立场。在对涉麻精药品犯罪从严惩处的同时，人民法院也秉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的理念，坚持以案促治，加强源头治理，促推建立健全更为完善的麻精药品监管体系。案例九秦某等走私、贩卖毒品案——利用虚拟币从境外邮购新型毒品用于贩卖牟利，依法予以惩处【基本案情】被告人秦某，男，1987年9月25日出生，无业。2008年10月1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1年6月3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21年7月13日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23年8月29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24年3月5日刑满释放。被告人邓某文，男，2004年3月26日出生，无业。2023年6月26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23年11月16日刑满释放。被告人张某元，男，2003年3月3日出生，无业。2023年2月1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23年3月31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与前判决判处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2023年9月16日刑满释放。2024年3月底，被告人秦某、邓某文、张某元共谋由秦某出资一万元，邓某文、张某元通过某境外社交软件从境外购买新型毒品“邮票”，并通过该软件联系国内买家贩卖牟利，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同年4月2日，邓某文通过某境外社交软件联系境外卖家购买“邮票”，秦某兑换虚拟币支付毒资，其后，境外卖家以国际邮件的方式将毒品寄出。4月16日，该装有毒品的国际邮件到达重庆邮局海关。4月18日，秦某等三人为躲避侦查，通过某平台下单由跑腿人员代为收取邮件并送往秦某指定地点。当日，公安机关从跑腿人员处查获“邮票”112张，净重1.26克，从中检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成分。后秦某等三人先后被抓获归案。【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秦某、邓某文、张某元违反毒品管理法规，以贩卖为目的利用虚拟币从境外购买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并通过寄递国际邮件的方式走私入境，还企图通过“跑腿取货”接取毒品，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秦某、邓某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张某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秦某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秦某、邓某文、张某元均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三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秦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对被告人邓某文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对被告人张某元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典型意义】新型毒品“邮票”含有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常吸附于印有特殊图案的吸水纸上，极易被人体吸收，致幻性强，吸食会使人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并出现急性精神分裂和强烈幻觉，滥用可能导致极度焦虑和精神错乱，并出现自残或伤害他人等暴力行为。本案是一起从境外购买新型毒品“邮票”并走私入境意图贩卖牟利的典型案例。被告人秦某、邓某文、张某元利用“境外社交软件勾连+虚拟币跨境支付+国际邮件寄递+国内跑腿取货”等非接触方式走私、贩卖“邮票”，隐蔽性极强，具有相当社会危害性。人民法院根据三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裁判，对于寻求各种隐蔽手段进行毒品犯罪的人员形成强力震慑，也正告涉毒犯罪分子：不论贩运何种伪装的毒品，不论采取多么隐蔽的手段，“毒莫沾，沾毒必被捉”。案例十戎某虎贩卖毒品案——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利用特殊身体状况继续实施毒品犯罪，依法收监执行【基本案情】被告人戎某虎，男，1994年6月6日出生，无业。2012年4月1日因犯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2019年9月1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下肢瘫痪不符合收监条件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23年3月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刑，与原判决故意伤害罪剩余刑期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因不符合收监条件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2018年3月22日至2024年2月27日间，戎某虎21次因吸毒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2024年1月至3月12日，被告人戎某虎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先后4次向俞某松、张某雨、贾某强等人贩卖甲基苯丙胺（冰毒）共计0.4克，收取毒资共计5000元。【裁判结果】法院认为，被告人戎某虎为牟取非法利益，贩卖甲基苯丙胺，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戎某虎多次向多人贩卖毒品，情节严重。戎某虎系毒品再犯，应依法从重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戎某虎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与原判决的贩卖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与犯故意伤害罪合并决定执行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一千元。交付执行过程中，罪犯戎某虎自伤造成腿部骨折，人民法院配合公安机关将戎某虎送医治疗后执行逮捕，已投送监狱服刑。【典型意义】近年来，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罪犯利用因特殊身体状况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之机，继续实施毒品犯罪，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损害司法权威，成为影响禁毒工作成效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案被告人戎某虎利用自身下肢瘫痪未收监服刑的特殊情况，接连实施贩卖毒品犯罪，社会危害大。《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对于利用自身特殊状况积极实施毒品犯罪，以及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应当从严把握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规范判处监禁刑罚罪犯交付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有关精神，人民法院通过严格审查罪犯戎某虎身体健康状况、主观恶性及毒品再犯可能性，认为其已经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依法决定收监执行，打破了个别犯罪分子企图利用自身特殊身体状况逃脱收监、免予服刑的幻想，体现了对毒品犯罪全方位从严打击的鲜明态度。【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4 15: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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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提供统一、规范、简洁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是立足群众司法需求，更加便利群众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民举措。为进一步便利群众诉讼，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保证公正高效审判，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落细在司法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联合印发《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本次发布的示范文本囊括刑事（自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事、行政、环境资源、国家赔偿、执行等9个领域、合计67类常见多发纠纷，在2024年3月4日印发的第一批11类试行示范文本基础上新增56类。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当事人、律师、法官的意见建议，总结了第一批试行示范文本实践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完善。示范文本定于2025年7月14日起在全国法院全面推广使用，推广使用工作坚持“积极引导、尊重选择”的原则，积极引导当事人及代理律师使用示范文本，并充分尊重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意愿。后续示范文本将根据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意见建议进行动态优化完善。在全面推广使用前，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将陆续开展业务培训、文本解读、诉讼服务匹配升级、诉讼服务力量补强以及线上技术开发、程序调试完善等工作，为如期实现示范文本线下线上同步推广使用做好充分准备。【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24 15: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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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市场新业态和消费新模式，激发消费新动能。网络消费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较大便利，已成为群众消费的重要方式。网络消费快速发展对进一步完善消费模式、提升消费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认识增强消费对于把握战略主动的重大意义，深刻把握消费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民生福祉间的辩证关系，稳妥探索、认真总结网络消费变化趋势和规律，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持拓展网络消费场域，护育网络消费韧性，厚植网络消费潜力，促进网络消费蓬勃健康成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为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主要体现以下方面工作重点。一是制裁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筑牢消费者权益保护屏障。网络消费案件审判中，人民法院坚守消费者权益依法保护之基础，依法制裁经营者违背销售承诺、破坏消费预期的侵权行为，做好消费者权益兜底保障。网络直播营销具有“即时互动+场景化”的优势，但实践中容易出现虚假宣传、“货不对板”问题。比如，案例1中，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承诺商品“保真”“假一赔十”，但其向消费者交付的商品却并不符合承诺。人民法院判令经营者承担其承诺的高于法定标准的“假一赔十”责任，剑指直播营销中经营者欺诈行为，充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二是统筹诚信经营和提振消费信心，促进网络消费模式持续健康发展。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相较于传统线下消费，网络消费流量日益增大、势头更加强劲。但是，消费者通过在线方式消费时，由于通常难以对商品进行现实体验，故消费决策、消费意愿容易受到影响和抑制，消费后也容易产生争议和纠纷。人民法院引领强化经营者诚信经营的同时，注重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也为经营者拓展更广阔更持久的市场空间，促进网络消费行稳致远。比如，案例2中，人民法院结合具体的商品类型、退货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认定案涉商品不属于不宜退货情形，故不予支持经营者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行为，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七日无理由退货权，维护市场诚信。案例3中，人民法院认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告知优惠规则时存在误导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故判令经营者承担相应责任，能够督促经营者珍视消费者信任、兼顾消费者利益，实现网络消费良性运行。三是聚焦网络消费新领域和新问题，树立正确导向。当前，网络消费新领域不断呈现，因消费而产生的新问题也不断增多，很多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持续深入研究。人民法院注重在个案中树立正确导向，发挥裁判示范引领作用。比如，案例4中，人民法院充分注意到演唱会门票与一般日常消费品相比的特殊性，在审慎权衡经营者关注和消费者利益基础上，正确运用格式条款法律解释规则对退票条款做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能够促使类似行业经营者认真对待消费者权利，恰当兼顾好消费者利益。案例5中，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收集与其提供服务内容无关的用户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能够警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坚持合理且必要，避免过度收集而对消费者造成次生的不当影响。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目录案例1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作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应依约履行——侯某与张某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2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不应支持——胡某与韩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3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与某家具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4经营者拟定的格式条款存在不同解释，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方某与某票务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案例5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马某与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案例1经营者在直播营销中作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应依约履行——侯某与张某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张某某系某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在某次直播营销中，该店铺的主播人员将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系大叶紫檀）制作的手串宣称为正宗小叶紫檀材质制作，并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侯某观看该直播后购买手串1件，支付价款1千元。侯某收到手串后发现不是小叶紫檀材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某赔偿十倍价款1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网络店铺的主播人员在直播营销中宣称所售手串系小叶紫檀，并明确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上述承诺构成其与侯某买卖合同的内容，该内容对张某某具有约束力。张某某交付的手串并非小叶紫檀，而是属于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即大叶紫檀。张某某交付给侯某的手串不符合约定，而木质首饰的原材料对其价值具有重要影响。“假一赔十”的承诺虽高于法定赔偿标准，但张某某应当履行。最终判决：张某某赔偿侯某1万元。【典型意义】在直播营销中，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和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播介绍的内容。经营者的主播人员向消费者作出高于法定标准赔偿承诺，容易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影响其消费决策，促使消费者消费。当商品品质与承诺不符时，应予赔偿。虽然经营者作出的承诺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三倍赔偿标准，但该承诺构成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的内容，经营者应依约履行。本案判决有利于制裁消费欺诈行为，通过充分保护个体消费者权利，营造良好的网络消费环境。案例2经营者不合理排除消费者“七日无理由退货”权利，不应支持——胡某与韩某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胡某在韩某经营的网络店铺中购买一款女士手提包。购买时，店铺页面显示胡某该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胡某收到该手提包后，于七日内向该店铺申请无理由退货，被韩某拒绝，拒绝原因为此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并且此事项在胡某购物时即作出了提示。胡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韩某承担退货退款责任。【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虽然韩某在商品详情标注了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但韩某并未合理说明该手提包性质属于不宜退货的理由，也未举证证明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损或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故该手提包不属于前述法律条文规定的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韩某拟定的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条款对胡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终判决：韩某退还货款，同时胡某退还该手提包。【典型意义】消费者通过网络在线购买商品时，通常无法进行现实体验，其对商品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对商品的介绍和展示。当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可能会觉得不符合预期或不满足需求。为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适应在线消费的特点和需求。对于性质上不宜退货的商品，虽然经营者可以依法与消费者约定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但不得任意扩大范围。本案中，该手提包并非不宜退货，人民法院未支持经营者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之行为，有助于保障消费者退货的法定权利，提振消费者信心和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消费”。案例3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应承担相应责任——张某与某家具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家具公司在某电商平台经营家具。该公司针对某款床垫开展促销活动，促销规则为：10月24日20时开始付定金，前50名付定金者享受半价优惠。实际上，当日19时33分该公司即接受定金支付。张某于19时40分支付定金100元，同时告知客服人员已下单，并向客服人员发送了当时预定人数为15人的截图。客服人员回复结果随后公示，同时告知张某有机会享受半价优惠。张某随后支付订单尾款2399元，合计支付金额为2499元。后来，该公司公示的优惠名单中并无张某，该名单显示第1名下单时间为10月24日20时0分0秒，第50名下单时间为10月25日9时32分1秒。张某申请享受半价优惠，被该公司拒绝。该公司认为，张某未在活动时间内下单，不符合优惠条件。张某诉至法院，请求该公司返还商品一半的价款1249.5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家具公司提前接受定金支付，张某支付定金后即告知客服人员，客服人员并未指出其付定金时间不符合促销规则，并表示张某有机会享受优惠。据此，张某有理由相信其有资格享受半价优惠。根据某家具公司公示的优惠名单，若客服人员在张某告知时即指出其付定金不符合规则，张某完全可以先取消该订单并在20时后支付定金，进而促成符合优惠条件。某家具公司在促销活动中存在误导行为，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某家具公司返还张某1249.5元。【典型意义】实践中，经营者为了吸引消费者、提高销量，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经营者作为促销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当诚实守信，既要保证促销规则的公平合理，又要便利消费者进行消费。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因经营者的误导行为导致消费者未享受促销优惠的，经营者应承担相应责任，有助于引导经营者不断完善技术手段及促销规则，规范网络消费中的促销行为，促进形成正常有序的营销环境。案例4经营者拟定的格式条款存在不同解释，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方某与某票务平台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方某在某票务平台同时在线购买两张演唱会门票。购票页面的票务须知载明：购票后48小时内可办理无条件退票。在销售阶段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权益，在产生一次退票后，如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能退票。因行程有变，方某向某票务平台申请退票，其中一张演出票退票成功，另一张演出票被该平台拒绝退票。经方某多次请求，该平台仅向方某退还第二张票款的80%。方某诉至法院，请求平台退还剩余的20%票款。【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票务平台在票务须知中载明的退票条件，是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演唱会门票具有时间性要求和有限性等特点，若允许消费者任意退票可能对经营者带来较大不利影响，故票务经营者有结合自身经营情况拟定退票规则的现实需求，但退票规则应清晰明确、避免歧义、公平合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本案中，对退票规则的通常理解应为“退票后再次购买则不享有退票权益”。而案涉门票并非方某退票后再次购买，故平台不能依据上述条款拒绝向方某全额退还票款。即使对上述条款存在一个购票账户仅能就一张演出票享受无条件退票的解释，但也因该种解释更有利于某票务平台，故不应采纳。此种情况下，本案中的退票规则应作出更有利于方某的解释。最终判决：某票务平台向方某退还剩余的20%票款。【典型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而是深入扩展到了精神层面。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消费逐步成为消费热点。演唱会门票等票证系欣赏音乐等艺术的凭证，其与一般日常消费品相比，价格一般较高，时间性要求也更强。经营者拟定该类票证的退票规则时，既要考虑到退票对节目演出的影响，也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合理现实需求。首要体现在退票规则的内容上，就应当清晰明确，防止出现歧义，避免不当影响消费者利益。当经营者拟定的退票规则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这样才能督促经营者认真对待消费者权利，恰当兼顾好消费者利益。本案中，人民法院对格式条款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促进文化产品消费市场蓬勃健康发展。案例5网络服务提供者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应承担侵权责任——马某与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公司系某词典APP的开发者和运营者。马某下载后使用该APP时，系统提示用户需阅读隐私政策。隐私政策中载明需要收集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若用户在未实际阅读的情况下点击手机屏幕其他位置，该提示内容即消失并自动勾选“已阅读并同意隐私政策”选项，且勾选后没有撤回同意的途径。若用户点击拒绝，则该APP自动退出，不向用户提供任何服务。马某认为，该APP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自己接受隐私政策，收集手机号等属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构成对自己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公司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合理开支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其预先拟定的有关个人信息收集和使用的协议应使个人充分知情，并自愿、明确作出同意。该APP的基本功能为词汇查询，用户的手机号码并非使用词汇查询功能所必需的信息，故某公司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的行为。该APP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未依法保障用户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作出同意；其在用户拒绝同意隐私政策的情况下直接退出，不提供查词服务，属于拒绝提供基本服务；其未向用户提供便捷的撤回同意的方式。某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构成对马某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本案诉讼过程中，某公司已对该APP的隐私政策进行了修改并新增撤回同意等功能。最终判决：某公司删除其收集的马某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向马某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维权合理支出。【典型意义】网络服务提供者通常预先拟定协议，载明其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范围、方式等。实践中，有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影响消费者个人信息权益的重要内容采取自动勾选同意的方式，或者在提供服务时收集与服务内容无关的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益。本案中，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为用户勾选同意隐私政策、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就是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说“不”。司法裁判警示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应坚持合理且必要，避免过度收集信息而对消费者造成次生的不当影响，体现了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司法立场。【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9 10: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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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更加关注对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6月14日是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为各地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案件提供参考借鉴，以高质效司法办案助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据统计，2025年1月至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公益诉讼案件2160件，在公益诉讼办案总数中占比4.61%，占比增幅达40.1%。本批次案例包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6件，其中4件为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案例，都是制发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诉讼，突出了“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的鲜明导向，推动文物得到有效保护。案例所涉文物涵盖了古遗址、古建筑、线性文化遗产等多种文物类型，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从文物等级看，既聚焦重点文物的保护，也兼顾低等级文物保护，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驼山石窟，也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二野前委旧址。从文物形态看，注重对单体文物、线性文化遗产等一体保护，单体文物如“大夫第——文光牌楼”，线性文化遗产如万里茶道。本批次案例在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职进行监督的同时，更加关注对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比如，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是针对文物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职责开展监督；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是针对国有文物被属地政府转让的违法行为开展监督。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负责人表示，今年部署开展的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公益诉讼监督活动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将对前期摸排的线索做好科学研判，依法应当立案的抓紧办理。工作中将更注重由点到面、由浅及深，从个案办理向系统整治、从单一文物保护向同类文物或文物集合的整体保护转变。此外，今年下半年，最高检将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长城保护“回头看”，重点核查已办案件整改落实情况，梳理尚未解决的难点问题，推动长城保护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关于印发《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以高质效司法办案助力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等6件案例，作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各地办案时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5年6月12日目录1.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2.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夫第——文光牌楼”行政公益诉讼案3.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驼山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4.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5.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万里茶道（五峰段）文化遗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6.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代黄公广济桥行政公益诉讼案1.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五担岗遗址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文化遗址公开听证协同共治【要旨】针对文化遗址上存在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等违法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及时有效保护文化遗址。【基本案情】五担岗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距今约3500年，面积近10万平方米，系长江以南沿江区域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对于研究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周时期古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被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疏于管理，周边居民长期在遗址上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历史风貌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7月，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花山区检察院）在开展专项监督中发现本案线索，初核后于同年10月12日依法立案。经实地勘查、走访调查等查明：五担岗遗址周边居民为生产生活方便，在遗址上搭建房屋、工棚等10余处，开设废品收购站2处，开垦种植玉米、油菜、红薯等作物60余亩，圈养家禽百余只，遗址地面随处可见垃圾、废品和家禽粪便；遗址界碑设置不明显，“四至”范围不清晰，保护工作不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马鞍山市文物保护条例》有关规定，2023年10月18日，花山区检察院经磋商后，正式向花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以下简称花山区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处理侵害五担岗遗址的违法行为，做好保护修缮工作。同年12月6日，花山区文旅局书面回复称：因历史遗留问题，五担岗遗址上未征迁的原住户仍习惯在遗址上生产生活；种菜区域不在本体保护范围内，未发现新增种植深根系植物；搭建工棚、种菜、养殖等不同于打井、建坟、修墓等危害文物安全的违法行为；将加强日常巡查，拨付经费用于遗址周边环境整治；设置文物点宣传指示监督牌，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回复中提到的问题，花山区检察院再次前往遗址现场，核查遗址保护区“四至”范围，通过无人机航拍比对、平面定位，确定私搭乱建、倾倒垃圾、开垦种植均在遗址本体范围内；同时，经征询省级文物部门意见，明确搭建工棚、种菜养殖等行为会对遗址造成破坏。2024年1月10日，花山区检察院向花山区文旅局通报相关核查情况。会后，花山区文旅局制定整改方案，表示将申请专项资金，协调相关部门推动整改落实。鉴于涉及历史遗留征迁问题，整改工作需要一定周期等客观原因，2024年1月11日，花山区检察院依法作出中止审查决定。诉讼过程。花山区检察院多次跟进监督发现，整改工作无实质性进展，案涉违法情形持续存在，遂于2024年3月21日依法恢复审查。2024年4月17日，花山区检察院依法向花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花山区文旅局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加强五担岗遗址保护。提起诉讼后，花山区文旅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争取专项资金1000余万元，协同开展征迁补偿、环境整治等工作。在多方协同履职下，11户居民同意搬迁，清理菜地和工棚70亩，拆除废品收购站2处，安装防护格栅1800米，设置文化保护宣传标牌21处，遗址环境得到彻底整治。2024年7月5日，花山区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召开听证会，一致认为花山区文旅局已依法履行职责，五担岗遗址得到有效保护。鉴于公益诉讼目的已全部实现，经花山区检察院建议，花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7日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检察机关运用无人机航拍、平面定位等技术手段全面调查核实，精准认定古文化遗址公益受损事实。针对行政机关整改不到位、公共利益持续受损的，依法跟进监督，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督促之诉、协同之诉职能作用，推动各方联动履职、协同共治，在兼顾群众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公益保护。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公开听证客观评估整改成效，确保公益得到切实保护，以法治之力守护中华文脉。2.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大夫第——文光牌楼”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修缮保护【要旨】针对非国有不可移动古建筑文物，因年久失修导致存在坍塌损毁危险的情形，检察机关查明文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后，通过公开听证厘清行政机关监管职责，依法监督并协同行政机关解决履职难题。对制发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仍未开展实质性整改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基本案情】“大夫第——文光牌楼”（以下简称文光牌楼）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琉璃乡澳塘村，为当地村集体所有，系明代建筑，2018年3月被核定公布为江西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对研究明代历史、牌坊建造和民俗文化具有较高价值。但由于长期暴露在外、日常维护不到位等原因，文光牌楼损毁严重，主体存在倒塌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4年3月13日，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金溪县检察院）在开展专项监督中发现该案线索。2024年3月26日，金溪县检察院依法立案。通过实地勘察，发现文光牌楼主楼风化严重、次楼屋面坍塌，基座部件缺失、中部断裂。经邀请文物专家研判认定，文光牌楼因年久失修，牌楼的柱、基座3处残损，构架5个部位17个构件损坏，屋面7处破损，主体结构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构筑物存在坍塌掉落风险，亟需进行抢救性修缮。通过调取文物档案及实地走访，查明文光牌楼归当地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缺乏修缮能力，无力开展修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第八条、《江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第五条之规定，金溪县文化广电旅游局（以下简称金溪县文旅局）对辖区内文物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2024年4月2日，金溪县检察院就行政机关监管职责、文物修复必要性等问题召开听证会。会上，金溪县文旅局认为文光牌楼归当地村集体所有，系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牌楼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其没有保护修缮职责。金溪县检察院认为，依据文物保护法之规定，不可移动文物有损毁危险，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县文旅局作为县级政府的文物管理部门，应当履行监督管理职能，对其予以保护修缮。与会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关意见。2024年4月3日，金溪县检察院向金溪县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一是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对文光牌楼及时开展抢救性修缮保护工作；二是完善文光牌楼的日常保护措施，做好文物安全防范。收到检察建议后，金溪县文旅局向检察机关反映，文光牌楼作为省级文保单位，开展保护修缮工作需层报省级文物保护部门争取项目资金。为推动保护修缮工作，金溪县检察院向抚州市人民检察院汇报该案，一同与抚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沟通协调，助力行政机关争取文物修缮资金。2024年6月3日，金溪县文旅局回复称已争取到省级文保专项资金20万元用于修缮文光牌楼，修缮工程正有序推进。考虑到修缮方案审批周期等客观原因，金溪县检察院作出中止审查决定。期间，经多次跟进监督发现，金溪县文旅局上报文光牌楼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江西省文物局批复同意修缮工程设计方案后，文光牌楼修缮工程并未实际实施，金溪县文旅局也未对文光牌楼采取任何临时保护措施，且该牌楼主楼西面斗拱再次发生坍塌。2025年1月6日，金溪县检察院依法恢复审查。诉讼过程。金溪县检察院认为县文旅局未采取实质性整改措施，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于2025年1月21日依法向金溪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县文旅局依法履行文物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对文光牌楼及时进行修缮保护工作，并完善日常保护措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后，金溪县文旅局启动文光牌楼修缮工程招标工作，聘请施工单位进场修缮，按照修缮工程设计方案推进文光牌楼修缮工作。2025年4月9日，经金溪县文物研究保护中心等单位现场评估，确认文光牌楼修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2025年4月18日，金溪县人民法院认为县文旅局已依法全面履职，完成对案涉文光牌楼的修缮，公共利益已得到有效保护，依法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非国有不可移动古建筑文物因产权归属问题，其所有人不具备修缮能力，导致文物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修缮，最终面临损毁危险。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借助技术手段、专家意见等方式查明文物受损事实，通过公开听证厘清修缮责任主体争议，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开展修缮保护工作。对行政机关无故拖延整改造成修缮工作长期停滞，加剧文物毁损灭失危险的，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整改到位，实现对文物的及时有效保护。3.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驼山石窟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石窟造像风貌受损【要旨】针对文物原有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文物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运用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修复受损文物的历史风貌。行政机关因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等客观原因一定时间内不能全部整改到位的，检察机关可以中止审查。中止审查的原因消除后，行政机关仍未整改到位的，应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基本案情】驼山石窟开凿于北周至唐代中期，现存石窟5座、摩崖造像群1处，造像638尊，涵盖北周、隋、唐三代艺术风格，是中国东部保存最完整的石窟造像群，1988年被核定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因对驼山石窟洞口防护栅栏粉刷油漆操作不当，导致69尊造像被油漆污染，被游客评价“千年佛像在滴血”，文物原有历史风貌遭到破坏，文物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检察机关履职情况】调查和督促履职。2021年4月，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州市检察院）根据新闻媒体反映线索，于2021年4月25日依法立案。青州市检察院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等方式查明：2014年上半年，石窟管理单位对驼山石窟加装护栏并涂刷油漆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致使造像被红色油漆污染，涉及造像面部、肢体等区域，滴落的油漆印记多呈“长条状”“水滴状”，散落在69尊造像150余处点位。山东地区最大的北周时期结跏趺坐佛像就有9处被红色油漆污染。由于长达7年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修复，造像油漆滴落处风化明显较快，石材发生明显变化，严重破坏了石窟造像群的整体历史风貌和艺术价值。2021年5月8日，青州市检察院向负有文物保护职责的青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青州市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修复受损文物。同年5月28日，青州市文旅局回复称，经咨询专家，拟将油漆污染与自然侵蚀问题一并开展修复，因需进一步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确定最佳修复方案后由专业单位具体实施，预计于2023年6月前完成修复。鉴于修复工作确需进行大量科学实验以印证修复方案的可行性，且行政机关已经制定计划开展修复工作，青州市检察院遂于2021年7月8日对该案作出中止审查决定。其后，青州市检察院多次跟进监督。2022年2月，了解到修复工作进展缓慢，遂督促青州市文旅局加快进程。2022年5月，青州市文旅局回复称，为一并解决自然侵蚀形成的污点、霉点等问题，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征询有资质的维修单位。2022年7月，青州市文旅局反馈已确定修复单位，方案正在推进中。2023年5月，80万元修复资金到位。2023年9月，青州市文旅局书面回复称，基于前期实验结果，已委托山东省古建筑保护研究院对石窟油漆滴落情况制定清理方案，待评估可行后进行全面清理。2024年2月27日，青州市检察院发现青州市文旅局仍未开展实质性修复，遂对该案恢复审查。诉讼过程。2024年6月17日，青州市检察院向青州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州市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青州市文旅局依法履行对驼山石窟的修复职责。法院审理期间，青州市文旅局及时启动了修复工作，委托具备文物修复资质的公司制定《油漆污染清理保养维护项目工作方案》，对驼山石窟佛像本体上的红色油漆，通过机械清除、手工剔除、超声波清洁等方式，进行清理维护。2024年10月，文物专家从油漆清理的彻底程度、油漆区域石刻的干涉程度、油漆去除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协调程度等三个方面评估油漆的清理效果，认为修缮结果可以通过验收。2024年11月7日，青州市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认为青州市文旅局对被污染石窟具有修复职责，应充分履职。2025年2月14日，青州市检察院、青州市法院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现场查看石窟修复情况并举行听证会，听证人员一致认为，结合具备文物修复资质公司出具的竣工报告、第三方文物专家验收意见、现场查看情况，青州市文旅局已履行修复职责，清除了驼山石窟造像本体上的油漆污染，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维护。2025年2月19日，鉴于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青州市检察院建议终结本案诉讼。2025年2月24日，青州市法院裁定终结诉讼。【典型意义】针对文物持续严重受损情形，检察机关应及时启动行政公益诉讼。发出检察建议后，行政机关制定修复方案需要采取进一步勘察分析、实验研究等手段以保证履职效果的，属于因客观原因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情形。检察机关在确定行政机关没有怠于履职情形后，可以中止审查并持续跟进监督，积极协调推进问题整改。对客观原因消除后行政机关未开展实质性修复工作的，应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在确认诉讼请求已全部实现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建议法院终结诉讼。4.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二野前委旧址等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违法转让依法收回【要旨】针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违法转让导致严重损害风险的情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推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文物并加以保护，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基本案情】位于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秀山县）的二野前委旧址和洪安祝茂荣民居均是具有代表性的红色资源，洪安喻和尚民居系研究近代传统民居复合式四合院的珍贵实物建筑。上述三处建筑均为县级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原所有权人为秀山县洪安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洪安镇政府）。2011年8月，洪安镇政府将该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普通国有不动产违法转让给民营企业，文物长期得不到修缮、保养，存在毁损灭失风险，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履职过程】调查和督促履职。2023年11月，秀山县人民检察院收到（以下简称秀山县检察院）“益心为公”志愿者的举报线索，初步调查后于11月14日依法立案。经查，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洪安镇政府违法出售给重庆某公司后，因其疏于管理导致文物长期存在安全隐患，文物墙体多处裂缝、木质楼板多处腐烂，屋顶瓦片大面积脱落。秀山县文化旅游和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秀山县文旅委）对违法转让行为未及时查处，怠于履行文物保护职责，致使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长期处于脱管状态，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根据文物保护法第八条、二十四条、六十八条之规定，2023年11月15日，秀山县检察院向秀山县文旅委制发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收回文物所有权，重新确立合法主体为不可移动文物所有权人，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秀山县文旅委于同年12月26日复函秀山县检察院，称其将依法履行职责，督促收回文物所有权。因文物收回方案审批时间长、协商金额不一致等客观原因，行政机关整改需要一定周期，秀山县检察院于2024年2月18日中止审查。后经跟进调查，整改无实质性进展，违法转让状态仍未消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遂于同年3月13日恢复审查。诉讼过程。2024年4月25日，秀山县检察院向秀山县法院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请判令秀山县文旅委依法履行文物保护职责。秀山县法院当庭宣判，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秀山县文旅委协同该县财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将三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收归国有，并邀请文物保护专家、相关行政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修缮方案，启动修缮工作。2025年1月，秀山县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开展“回头看”，三处文物已完成修缮，并作为爱国教育、廉政教育基地对外展示，取得良好的活化利用效果。【典型意义】检察机关针对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被违法转让的行为，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监督，防止文物因违法转让长期得不到修缮保养，通过“诉”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从源头治理角度，下大力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注重“后半篇文章”，协同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发挥文物在历史研究、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万里茶道（五峰段）文化遗产资源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线性文化遗产文物本体损坏整体性保护【要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中存在的文物原状与历史风貌严重受损、文物缺乏基本安全保护等侵害公益情形，检察机关针对不同违法情形开展精准监督，推动线性文化遗产从单体遗迹碎片化保护向整体性保护转变。【基本案情】万里茶道是17世纪兴起的以茶叶为大宗货物的中蒙俄之间的商贸大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将之喻为“世纪动脉”。万里茶道五峰段作为重要茶源地和关键转运节点，留存石桥、碑刻、摩崖石刻、古茶园等58处遗迹（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130余公里古茶道（1段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段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段未定级）。由于地处偏远且多数遗迹保护级别较低，多处文物本体以及历史风貌受损，大量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缺乏基本安全保护，茶源地的古茶树遭人为破坏，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4年12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五峰县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该线索，初步核实后于2025年1月9日立案。通过无人机航拍、现场勘查、走访群众等方式开展调查核实，查明：一是文物保护单位存在违规搭建和自然损毁问题，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汉阳桥段古茶道、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楠木古石桥等4处文物本体上建有通信杆、水泥桩等设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百顺桥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柴埠溪古道碑等5处碑刻风化严重，有濒临灭失的风险；二是古茶树种质源保护缺失，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楠木桥村古茶园内212株200年以上古茶树未设保护标识，周边2810株同树龄古树未纳入保护体系，面临砍伐移栽风险；三是柴埠溪段、百年关段、苏家河段、石梁司段共43公里古茶道处于无标识、无管护、无监管的状态，出现石板断裂、杂草丛生等问题，已引发多起游客摔伤事故，部分路段被侵占用作菜地。2025年1月17日，五峰县检察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物专家等召开听证会，与会单位就加强万里茶道五峰段全方位整体保护达成共识，并进一步明确相关行政机关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湖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五峰县检察院分别向县文旅局、县林业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县文旅局依法全面履职，恢复受损文物的原始风貌，加强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监管；建议县林业局做好古茶树资源普查工作，对符合古树名木条件的古茶树落实保护措施，做好古茶树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检察建议发出后，五峰县文旅局、林业局积极采取整改措施，3月17日，分别将整改情况书面回复检察机关。县文旅局依法拆除4处违规构筑物，恢复了文物历史风貌，对5处受损古碑刻实施抢救性保护，对4段未定级古茶道统一悬挂文物保护标志、建立“四有”（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管机构）档案，落实专人负责、定期巡查管护机制，并启动县级文保单位申报。县林业局对2810株古茶树完成GPS测绘建档，实现一树一档数字化管理，为3022株古茶树设立保护标识和监控设施。2025年3月20日，五峰县检察院组织人大代表、文物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及行政机关代表开展整改效果评估，经现场核查确认，违建设施已拆除，古茶道完成清障修缮，古茶树全部建档挂牌保护，各方一致认可整改工作达到预期目标，有效恢复了文物历史风貌。2025年4月2日，五峰县检察院依法作出终结案件决定。【典型意义】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廊道，面临着建设性破坏、生态资源损毁等情形。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职能，聚焦监管缺位、保护碎片化等问题，通过法律监督推动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实现从末端处置向源头治理的转变，为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6.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明代黄公广济桥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古建筑市政建设风貌受损【要旨】针对大运河沿线文物保护范围划定前已有的非文物构筑物影响文物安全、破坏文物风貌等情形，检察机关运用检察建议等方式，推动属地政府与相关行政部门协同共治，建立完善文物保护常态化机制，确保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基本案情】黄公广济桥，位于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瀍河河道之上，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60多年历史，是洛阳现存的最古老石拱桥，对研究民间桥涵建筑、石刻艺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1960年被核定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划定文物保护范围前，该桥因历史遗留原因，相关企业在古桥桥体上安装了13条线路管道，管道已存在长达30年以上，对古桥桥体安全造成潜在危害，严重影响古桥风貌。同时，因长期缺乏专业管护，古桥石缝间生长灌木数十棵，根系深入桥体，桥体下方河道存在黑臭水体。以上情形严重影响文物安全和文物风貌，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到损害。【检察机关履职过程】2024年10月，“益心为公”平台志愿者向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瀍河区检察院）反映该线索。经报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复后，2024年10月17日，瀍河区检察院立案调查。经走访现场、调取相关文献等方式查明：黄公广济桥，又名东关大石桥，在2024年划定文物保护范围之前，因市政建设需要，相关电力、通讯企业在桥体上通过钻孔、安装膨胀螺丝等方式架设管道13条，致使桥体因长期架设重物出现裂缝；同时因长期缺乏专业管护，桥体生长出灌木数十棵，根系深入桥体，影响石桥安全。同年11月15日，瀍河区检察院组织具有文物保护专业知识的“益心为公”志愿者对该桥进行现场评估，认为古桥桥体长期存在膨胀螺丝及架设管道，已影响到桥体安全，同时桥体灌木丛、桥下黑臭水体严重影响了古桥风貌。2024年12月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相关规定，瀍河区检察院分别向属地政府东关街道办事处和瀍河回族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瀍河区文旅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东关街道办事处解决灌木丛、黑臭水体等损害文物环境问题；建议区文旅局解决线路管道等损害桥体问题，消除文物安全隐患。东关街道办事处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组织专业人员清除桥体灌木丛，并集中整治桥下黑臭水体。区文旅局多次反映该区域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线路管道产权单位不明，且涉及发改、工信等部门，解决阻力较大。为促进问题解决，瀍河区检察院邀请区文旅局、东关街道办事处以及架设管道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多家单位召开古桥保护现场推进会，对13条管道逐一排查、认领。确定管道所属单位后，区文旅局对相关企业下发工作函，督促尽快清理。对无人认领的废弃管道面向社会发布公告，统一予以拆除，最终长达30年的线路管道损害文物问题得到解决。2025年4月，瀍河区检察院对该案进行“回头看”，相关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为实现长效长治，瀍河区检察院与区文旅局会签《关于建立加强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推动形成“行政+检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合力。近期，在检察机关与文旅部门共同推进下，区政府优化提升《洛阳市东关大街街道风貌整治设计方案》，串联黄公广济桥、洛阳八大景之一的“铜驼暮雨”街坊等文旅项目，打造了集历史文物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于一体的文化街区，促进辖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典型意义】明代黄公广济桥，既是大运河文化带上的重要文物，又是大运河历史变迁的实物佐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针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成因复杂、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等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通过检察建议、现场会等方式，督促并协同属地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全面履职，形成公益保护合力。通过办案与行政主管部门建立长效协作机制，促使出台相关保护方案，推动文物的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7 09: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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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在青海调研时强调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职责使命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政法力量
新华社西宁6月15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13日至15日在青海调研时强调，政法机关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深刻把握青海的特殊区位，坚决扛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职责使命，全面履职、勇于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政法力量。陈文清在省公安厅视频调度重要场所、重点部位巡逻防控情况；在西宁市实地调研青海民族大学和有关宗教场所维稳安保工作，详细了解城北区综治中心化解矛盾纠纷情况；在海东市深入基层公安机关查看群防群治情况，走进平安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公益诉讼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工作。他指出，青海是稳疆固藏的战略要地，维护青海安全稳定十分重要。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强化应急处突准备，做好重大活动、重要时段、敏感节点安全稳定工作，坚决打赢涉藏反分裂斗争。要时刻绷紧反恐怖斗争这根弦，依法惩治宗教极端主义，强化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防范，牢牢守住不发生暴恐案事件底线。要推动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压实属地责任、主管监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有效防范重大涉稳风险。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要完整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边，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基层政法单位，陈文清看望慰问一线干警，要求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加强政法队伍政治、作风、能力建设，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集中整治违规吃喝要求，严格落实防止党员干部违规干预执法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和不正当接触交往等规定，以铁的纪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政法领导干部要抓班子、带队伍，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调研期间，陈文清在西宁出席部分省区市涉藏反分维稳工作座谈会，就维护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安全稳定工作作出部署。【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6 09: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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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
当前，互联网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展开，人们生活品质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也按下了加速键。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社会个体高度互联和人际关系深度重塑，社会变化加剧。在此过程中，充分重视和严格落实民事主体基本权利保障，不仅是依法实施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新兴技术向上向善发展以及和谐有序社会秩序构建的必然要求。实践中，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情形并不鲜见，侵权方式和手段相较于传统人格权侵害案件也表现出更多的隐蔽性、复杂性，需要准确识别和依法救济。民法典、刑法修正案（九）回应时代需求，构建完整的人格权规则与制度体系，全面保护公民和法人的人格利益。人民法院认真落实法律规定，在案件办理中正确适用法律，加强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的否定和整治，强化人格权司法保护力度。在此，发布6个典型案例。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严格落实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等规定，加强人格利益司法保障。民法典设立专编对人格权作出规定，不仅保护生命权、身体权等基本人格权利，而且保护信息时代中价值已充分凸显的自然人隐私、声音等人格利益；不仅保护自然人人格权，而且保护法人相应的人格权利。案例2中，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利用AI技术（即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其声音，并提供给用户配音，使得殷某某的声音信息被用于多处。人民法院判令该三个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体现了对自然人声音权益的充分保护。案例1中，郑某某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某发展公司违法犯罪线索，会降低该公司社会评价，侵害该公司名誉。人民法院依法判令郑某某承担侵权责任，既彰显对法人名誉权的切实保护，又引领将悬赏广告用于正当目的，避免滥用悬赏广告损害公序良俗。二是聚焦网络、信息技术侵权新形态，引导和规范新兴技术正确运用。AI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领航新兴技术发展的方向，其广泛应用势不可挡。当前，AI技术驱动的产业形态和经营模式不断涌现，该类技术的独特性能以及对民事主体权利的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兴利除弊，确保新兴技术造福社会。案例2、案例3均涉及利用AI技术侵权的问题。尤其是案例3中，某软件运营公司通过AI技术开发运营“换脸”软件牟利。该公司在未获彭某某授权的情形下，利用其肖像供用户“换脸”。人民法院认定该公司构成侵害肖像权，有助于提示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AI时，遵守法律法规，避免侵害他人人格权。三是统筹人格权保护和网络侵权惩治，拓展技术蓬勃发展清朗空间。人格权侵权案件中，有的不仅侵害了民事主体的个体权利，而且污染网络空间，毒害社会风气，为网络充分运用和技术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人民法院对此予以坚决惩治。案例4中，涉案账号违规公示陈某信息并号召他人网暴陈某。孟某、高某作为共同注册和管理账号的责任人，人民法院判令该二人承担侵权责任，明确网络账号的注册人、使用人应切实承担管理责任，合法合理使用账号，防止账号成为网络暴力工具。通过案例引领，力求从源头避免侵权、杜绝网络暴力，营造良好网络氛围。四是依法追究严重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责任，加大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明确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案例5中，徐某、李某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人脸信息，情节严重，人民法院认定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例6中，家庭监控摄像头被依法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非法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人民法院判处上述两案行为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加大对侵害公民人格权益行为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增强警示作用。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加强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权案件的裁判和监督，确保在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进程中更充分、更及时、更周延地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促推新兴技术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迅速地发展和攀升。目录案例1：个人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可构成名誉权侵权——某发展公司诉郑某某名誉权纠纷案案例2：未经许可AI化使用他人声音，应承担人格权侵权责任——殷某某诉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案例3：擅用他人肖像供用户“换脸”，应承担肖像权侵权责任——彭某某诉某软件运营公司肖像权纠纷案案例4：利用网络账号“挂人”并号召粉丝投诉和网暴，构成名誉权侵权——陈某与孟某等名誉权纠纷案案例5：非法买卖人脸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徐某、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案例6：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韩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案例1个人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可构成名誉权侵权——某发展公司诉郑某某名誉权纠纷案基本案情郑某某在其所有的某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悬赏广告，主要内容为：郑某某现向社会及广告行业、媒体从业者、互联网平台广告从业者收集某发展公司违法犯罪线索。如有受害人、知情人，请积极提供线索、证据。相关线索、证据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并作出处罚后，郑某某将给予报酬。某发展公司知晓上述悬赏广告后向郑某某发函，要求其立即删除广告内容并赔偿损失。郑某某收到函后未作删除，还将该函转发至前述网络社交平台账号，再次发布上述悬赏广告，并强调原有报酬数额增加。某发展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郑某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3.2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悬赏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是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主体向社会发布的，收集该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犯罪信息的一种方式，个人不得擅自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某发展公司未被作为涉嫌违法犯罪处理，郑某某在社交账号上发布悬赏广告征集该公司的违法犯罪线索，易使他人误认为该公司涉嫌违法犯罪，从而导致该公司社会评价相应降低。郑某某的行为已侵害该公司名誉权。某发展公司请求郑某某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最终判决：郑某某将其在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的悬赏广告等侵权内容予以删除，在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刊登声明向某发展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共计7千余元。典型意义悬赏广告是悬赏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给予报酬的行为。对完成特定行为予以悬赏，有利于实现悬赏人的特定目的。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无疑可以通过悬赏的方式征集相关主体的违法犯罪线索。民事主体发布悬赏广告，应具有正当目的，且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民事主体擅自发布悬赏广告征集他人违法犯罪线索，很可能使一般公众对被征集者产生涉嫌违法犯罪的认识，相应地降低被征集者的社会评价。尤其是，民事主体在网络平台发布征集违法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由于网络的快速传播，更容易放大对被征集者的不利影响。本案中人民法院对郑某某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判令其承担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责任，有利于引导民事主体正确使用悬赏广告，避免侵害他人权益。案例2未经许可AI化使用他人声音，应承担人格权侵权责任——殷某某诉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殷某某曾为甲公司录制录音制品。甲公司将该录音制品的音频提供给乙公司使用。乙公司以该音频为素材进行AI化处理后形成软件产品，该产品使任意文字内容都可以以殷某某的声音展现出来。乙公司将该产品对外出售。丙公司购买该软件产品后，又包装成自有软件产品提供给用户使用。后来，殷某某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用户发布的视频中使用的是基于自己声音制作的配音。经查，上述视频中的配音来源于丙公司的软件产品。殷某某并未授权上述任何公司将自己的声音或音频AI化。殷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乙公司、丙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以上三个公司连带赔偿损失共计60万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殷某某声音权益及于涉案AI声音。自然人声音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能够给他人形成或引起一般人产生与该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利用AI合成的声音，如果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可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AI化处理其声音，构成对殷某某声音权益的侵害，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殷某某的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请求，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乙公司、丙公司相关产品已下架，故停止侵权请求已经实现；因乙公司、丙公司实施了侵害声音权益的行为，殷某某主张赔礼道歉的具体方式与乙公司、丙公司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影响范围相当，依法应予支持。对于殷某某的赔偿请求，甲公司、乙公司未获得合法授权，AI化利用殷某某声音，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丙公司对乙公司软件产品未获授权一事并不知情，且其通过合理价格购买相关产品，对相关产品存在合法授权有合理信赖，不存在主观过错，无需承担赔偿损失责任。人民法院综合考量侵权情节、同类市场产品价值、产品播放量等因素，对殷某某损失数额酌定为25万元。最终判决：乙公司、丙公司向殷某某赔礼道歉，甲公司、乙公司连带赔偿损失25万元。典型意义声音作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专属性，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均应受到法律保护。实践中，声音被收集、合成、制作、模仿甚至篡改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对声音权益的保护提出挑战。随着网络、AI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声音作为人格权益予以保护显得更加必要。民法典人格权编首次以立法形式保护声音权益，明确参照适用肖像权的规则保护自然人的声音，体现了对人格权益的全面尊重和保护。本案中，人民法院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构成侵权并判令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彰显了声音的人格属性，有利于提升人格权全面保护的意识和水平。案例3擅用他人肖像供用户“换脸”，应承担肖像权侵权责任——彭某某诉某软件运营公司肖像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某软件运营公司开发运营一款软件，用于供付费会员使用他人的照片进行面部替换（俗称“换脸”），进而生成面部为该他人的作品。该公司未经彭某某同意，自行在软件中上架彭某某的肖像供会员“换脸”并牟利。彭某某认为其肖像权受到侵害。彭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软件运营公司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共计5万余元。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自然人的肖像权受法律保护。未经自然人同意，他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自然人的肖像。自然人的肖像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某软件运营公司未经彭某某授权同意，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含有彭某某肖像的照片、视频，侵害了彭某某的肖像权，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最终判决：某软件运营公司向彭某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千元。典型意义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AI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领航新兴技术发展的方向。一方面，AI技术驱动的产业形态和经营模式不断涌现，为经济增添了新的引擎，注入了强劲活力。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技术无序发展、向害发展。本案中，某软件运营公司利用AI技术供用户“换脸”，构成侵权。而且，随着这类软件逐步增多，客观上会加大个人肖像权受侵害的范围和程度。该公司未经他人许可使用他人肖像进行商业经营，直接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本案裁判结果提示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AI技术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护个人肖像权等人格权益。案例4利用网络账号“挂人”并号召粉丝投诉和网暴，构成名誉权侵权——陈某与孟某等人名誉权纠纷案基本案情涉案账号系某知名相声演员的粉丝超话账号（即粉丝基于对该演员的关注聚集在该账号中，形成特定的讨论组），由孟某手机绑定、高某身份信息实名注册，孟某、高某对该账号共同管理使用。陈某观看前述相声演员的演出后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观后感，因意见不合与该相声演员的粉丝在网络社交平台发生争执。涉案账号发布多条信息，将陈某的社交账号等个人信息置顶公示（俗称“挂人”），列出陈某的多条与粉丝争执的消息网址链接，并置顶公开投诉模板，号召该相声演员的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的社交账号。陈某的社交账号还收到众多粉丝的私聊辱骂。陈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孟某、高某删除相关信息、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陈某仅是针对某相声演员的演出发表观后感，后与个别粉丝发生言语争执。涉案账号借维护相声演员声誉为由，号召其他粉丝投诉陈某社交账号，持续对其网暴，严重侵犯陈某的名誉权。孟某、高某作为账户的共同使用人，应当对涉案账号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最终判决：孟某、高某删除涉案相关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陈某损失。典型意义网络账号的使用者将他人网络身份信息置顶公示、号召他人投诉，容易使公众对“被挂者”的形象和名誉产生误解或负面评价，甚至逐渐演变为对“被挂者”的网暴，制造社会矛盾和冲突。对此，应予杜绝和制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得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诽谤、网暴等行为。本案裁判结果有利于帮助提高公众法律意识，使社会知晓组织特定群体在网络平台恶意、批量地以言语攻击他人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损害。本案对于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减少网络暴力也具有积极意义。案例5非法买卖人脸信息情节严重的，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徐某、李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基本案情2021年6月起，徐某通过其社交账号自他人处购买约130套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公民的动态人脸图等信息）和1套软件。在未经游戏账号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徐某用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和该软件解封多人的游戏账号，还对外有偿出租该软件、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给社会人员，用于解封社交账号、游戏账号。徐某获利约6千元。2021年8月起，李某通过使用徐某提供的软件，采取人脸识别、完成观看任务视频等方式为他人解封社交账号，还将从多个渠道购进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人脸照片、视频等）转卖，获利约3万元。徐某、李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徐某、李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依法惩处。两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积极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决：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徐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千元；违法所得及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典型意义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也是刑法保护的对象。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将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徐某、李某通过网络等渠道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一是明确人脸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法律适用的统一；二是充分保护广大群众的人格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三是警示有非法出售或提供他人人脸信息行为企图的人悬崖勒马，否则可能受到刑罚处罚。案例6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权，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韩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基本案情2020年，韩某通过聊天软件，非法获取他人家中网络监控摄像头账号、密码等信息，添加到自己手机或电脑上，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限，远程观看他人家中画面，并将部分画面截图保存。截至2022年5月，韩某登录并控制的监控摄像头共193个。韩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在案证据证实，2020年至2022年5月，韩某非法控制监控摄像头设备193个，窥探他人隐私，保存了大量其窥探到的他人家中画面影像的截图，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终判决：韩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元。典型意义随着智能家居的普及，非法获取智能家居设备控制权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对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带来严重挑战。本案中，家庭监控摄像头被依法认定为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非法控制，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控制数量达“情节特别严重”标准，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控制行为隐蔽性强、危害范围广，对此类行为应当予以严惩。本案裁判结果凸显对公民个人信息和居家安全的司法保护力度，彰显对非法控制智能家居设备行为的零容忍态度，也充分提示公众加强对智能家居设备账号密码的保护，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5-06-13 10: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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