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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工会、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

全国总工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2月分别联合印发文件，协同协作全面推行“一函两书”。为发挥典型案例示范、指导和引领作用，全国总工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筛选10件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并于今日正式发布。这10件典型案例突出法院、检察院司法职能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的衔接协作，为工会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司法保障，合力推动解决农民工、环卫工人、工伤职工等群体劳动报酬、伤残津贴被拖欠等问题，落实职业病防治等监管责任，保障户外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发放、快递员工伤保险等权益。各级工会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强化责任担当，深刻认识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以案为鉴，加大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督纠正力度，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典型案例目录1.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法院联动化解武某英等97人与某环境卫生管理所劳动争议2.黑龙江省延寿县“法院+工会”促推用人单位主动履行定期支付伤残津贴义务3.江苏省镇江市司法建议助力工会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发挥监督作用4.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规范小微放射诊疗机构职业病防治5.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引入“12368”热线助力工会化解农民工异地维权难6.湖北省鄂州市“一函两书”与司法建议联动化解某钢铁公司社会保险劳动争议7.重庆市北碚区运用劳动法律监督联动化解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班工资劳动争议8.四川省都江堰市“检察+工会”督促落实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监管责任9.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规范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发放10.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运用“一函两书”协作机制保障快递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权益案例一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法院联动化解武某英等97人与某环境卫生管理所劳动争议【关键词】检法联动支持起诉确认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基本情况】武某英等97人分别受雇于天津市三家环境卫生管理所（以下简称环卫所），从事道路清扫等工作。双方就劳动关系确认发生争议，经天津市河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及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区法院）和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用工期间，三家环卫所没有为武某英等97人登记社保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已退休人员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当武某英等97人再次向河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环卫所赔偿损失时，该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未予受理。后武某英等97人拟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协同协作履职情况】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河北区检察院）依托设在区法院的支持起诉接待窗口，指导符合支持起诉条件的申请人收集线索、整理证据，打通劳动者权益保障绿色通道，共受理武某英等人与环卫所劳动争议支持起诉案97件，以检法联动深化协作为劳动者诉讼“降本增效”，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让弱势群体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指引。河北区检察院经审查认定，武某英等97人与案涉三家环卫所存在劳动关系，环卫所在用工期间没有为劳动者登记社保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案涉劳动者在退休后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依托与天津市河北区总工会（以下简称河北区总工会）制定的《关于建立职工劳动权益保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意见》，河北区检察院及时向河北区总工会通报案件线索和审查认定结果。针对案涉劳动者文化水平、诉讼能力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河北区检察院强化会商研判、深化办案协作，决定支持起诉，并向河北区法院发出支持起诉书。河北区法院在一审审理中认定，案涉三家环卫所没有为武某英等97名劳动者登记社保并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案涉劳动者在退休后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遂作出一审民事判决，支持97名劳动者赔偿社会保险损失的诉讼请求共计750余万元。河北区检察院在接到河北区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后，及时向区总工会通报案件裁判结果，参与研商资金筹措方案，推动社会保险待遇落实到位。河北区检察院对近3年办理的劳动争议支持起诉案件进行梳理，发现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案涉单位用工不规范，存在管理漏洞。为推动企业依法规范用工、前端化解劳动纠纷，河北区检察院与区总工会协商沟通，向案涉单位制发《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并就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深入企业“把脉施策”，通过普法宣讲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秩序，增强保护职工劳动权益的意识，推动“一函两书”制度取得实效。【典型意义】劳动者退休后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事关劳动者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河北区检察院探索“检察院支持起诉+法院+工会”工作模式，在强化检法联动，提高诉讼质效的基础上，重视源头治理预防在前，以“一函两书”落地见效助力企业单位“查漏补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与工会各自职能优势，用好“检察监督+劳动监督”机制，以两种监督双向赋能为劳动者权益“保驾护航”，为劳动者织密劳动权益保护网，以支持起诉作为保障劳动者依法享有社会保险待遇提供有力举措，切实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忧“薪”事。案例二黑龙江省延寿县“法院+工会”促推用人单位主动履行定期支付伤残津贴义务【关键词】工伤保险待遇支付义务履行生效判决【基本情况】2002年，邓某因工伤保险待遇与某公司发生争议并诉至法院。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判决，某公司应支付邓某相关工伤保险待遇，其中包括每月向邓某支付伤残抚恤金（现称伤残津贴）。判决生效后，某公司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从未主动履行过给付伤残津贴的义务，导致邓某每年都要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某公司的做法不仅给邓某造成了负担，同时也耗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协同协作履职情况】2024年初，延寿县人民法院针对某公司行为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某公司通过合法且便捷的方式履行其对邓某的给付义务，同时将司法建议书抄送至延寿县总工会。延寿县总工会根据司法建议书，向某公司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某公司接受了相关建议，自2024年起定期向邓某支付伤残津贴，并将整改结果以回函的方式进行反馈。【典型意义】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人单位依法负有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伤残津贴是在职工因工致残而退出工作岗位后定期享有的经济补偿，旨在保障其基本生活。在用人单位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给劳动者造成负担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通过发出司法建议书，同步抄送至总工会的形式，以柔性手段最终成功化解了近20年的执行问题。通过协调推进“一函两书”制度，用人单位从被动强制执行转变为主动履行，既有效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促使用人单位认识到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法律规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性解决了劳动者胜诉权益保障问题，有利于引领社会法治意识养成。案例三江苏省镇江市司法建议助力工会在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发挥监督作用【关键词】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解除程序监督协同化解纠纷【基本情况】近年来，江苏省镇江市两级法院在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前未履行通知工会程序问题易发多发。用人单位因未履行通知工会程序而被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承担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协同协作履职情况】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8日向镇江市总工会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工会监督职能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司法建议书》，提出如下建议：1.帮助和指导企业职工组建工会；2.设置工会接收通知的规范性流程；3.明确工会审查通知的操作要求；4.加强工会组织建设与职能宣传。镇江市总工会收到司法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研商落实措施，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中工会监督职能的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于2024年6月13日复函人民法院，提出以下措施：一是联合法院、检察院、人社部门出台专门意见指导用人单位规范履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程序；二是试行工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监督预核查制度；三是大力推行“一函两书”提升工会监督实效。2024年8月，镇江市总工会、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镇江市人民检察院、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印发《工会监督预核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作指引（试行）》，在镇江市建立和试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会监督预核查机制，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实现矛盾纠纷前端预防化解。【典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要求重新研究处理时，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负有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的义务，否则将构成违法解除，需承担法定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存在工会监督机制虚化、职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遂向总工会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工会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预先审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总工会积极回应，提出具体落实措施并与法院、检察院、人社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构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工会监督预核查机制，为进一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纠纷预防化解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案例四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规范小微放射诊疗机构职业病防治【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职业病防治电离辐射风险【基本案情】口腔和宠物等小微放射诊疗机构在未办理辐射安全及放射诊疗许可，且未规范进行放射防护、未按要求安排放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的情况下，常年使用X射线设备开展放射诊疗活动，可能存在电离辐射风险。【协同协作履职情况】2023年8月，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镇海区检察院）收到镇海区总工会（以下简称区总工会）反映部分小微放射诊疗机构放射防护不到位可能存在职业健康隐患线索，经研判后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在联合区总工会随机抽取4家机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基础上，调取关键数据进行建模比对，发现19家机构无辐射安全、放射诊疗许可信息，20家未落实职业健康体检要求。镇海区检察院经咨询法学专家，明确小微放射诊疗机构涉及职业卫生健康、放射设备、宠物诊疗等具体监管事项，于2023年9月14日和22日，分别向区卫生健康局（以下简称区卫健局）、宁波市生态环境局镇海分局（以下简称市生态环境镇海分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职。同年10月31日，镇海区检察院组织区卫健局、市生态环境镇海分局以及区农业农村局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放射卫生专家以及工会代表参加，明确行政监管职责，分类施策针对性整改，合力促进小微放射诊疗机构规范化建设。同年11月6日以工作推进会形式，进一步明确区农业农村局作为宠物行业主管部门常态化通报动态数据，区卫健局及市生态环境镇海分局根据通报数据快速反应，跟进处置。截至2023年11月底，整改工作基本完成。针对许可不全，区卫健局和市生态环境镇海分局全面排查全区72家机构，对筹建中的10家机构“点对点”指导许可审批事项。针对诊疗不规范和职业健康体检问题，区卫健局对4家明显违法机构予以罚款66600元，督促12家机构安排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体检。针对射线设备管理不规范，市生态环境镇海分局对4家轻微违法机构责令限期整改。相关行政机关同步约谈小微放射诊疗机构，引导严格落实电离辐射污染和职业健康防治主体责任。2024年4月，镇海区检察院经跟进调查，确认整改取得实际成效。2024年5月，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宁波市检察院）部署专项监督，督促行政机关针对存在严重问题的立案查处27件。同年7月，宁波市检察院向牙科、宠物行业协会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市总工会同步送达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建议规范行业自律管理。同年8月，宁波市检察院联合相关行政机关建立协作机制，推动小微放射诊疗活动纳入“双随机”及新业态跨部门联合执法。【典型意义】随着口腔医院、宠物医院的快速发展，小微放射诊疗职业安全问题日益引起重视。检察机关与工会深度协作，从线索挖掘、案件办理到成效评估全流程互动，协同联动、双向赋能，推动市域层面规范小微放射诊疗活动和职业健康防治工作，引导行业自律，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案例五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引入“12368”热线助力工会化解农民工异地维权难【关键词】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农民工拖欠劳动报酬【基本情况】2024年1月初，贵州籍农民工张某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12368”诉讼服务热线咨询欠薪纠纷网上立案事宜。张某称，自己在该区某项目工程做铝板安装工，承包劳务项目的个人拖欠其3225元劳务费，其现已不在厦门务工，不知如何维权。【协同协作履职情况】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研判后认为，该案标的额较小且争议不大，张某异地诉讼有诸多不便，更适合通过“工会+法院”纠纷化解机制处理，遂引导张某至该区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进行调解。2024年1月31日，厦门市湖里区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受理后，将该案委派至街道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首先联系了项目组长，核实了张某劳务用工及劳务费支付情况，了解到承包劳务项目的个人称需等工程款下来才能发放。为帮助张某快速取得劳务费，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将相关情况上报至“园区枫桥”基地，最终决定借助“工会+法院”构建的“一函两书”工作机制向案涉工地项目部负责人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根据法律规定提醒其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风险。该意见书发出后，项目部负责人立即向张某支付了劳务费3225元。【典型意义】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最关心的权益。欠薪纠纷关系劳动者生存利益的维护，保障其利益诉求快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效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让大量矛盾纠纷止于未发。针对农民工异地讨薪难的问题，人民法院将“12368”诉讼服务热线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通过分析研判，将标的额小、争议不大的案件引导至工会调解化解。工会发挥贴近一线优势，及时通过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促使案涉项目企业全额支付劳务费。“工会+法院”协作机制和“一函两书”制度的落实使农民工异地维权更加方便、快捷，降低了维权成本。案例六湖北省鄂州市“一函两书”与司法建议联动化解某钢铁公司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关键词】司法建议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基本情况】2024年4月，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涉及4名劳动者与某民营钢铁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该企业以劳动者出具不缴纳社保承诺书为由，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经过法院与“法院+工会”诉调对接工作室的多方共同努力沟通，最终劳动者与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劳动纠纷得以圆满解决。这批案件反映出的不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等劳动用工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法院和工会的关注。【协同协作履职情况】为预防和化解类似劳动争议，鄂州市总工会和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与司法建议联动机制，推进劳动权益保护。通过初步摸底，该企业涉及同类型劳动用工问题的职工约有140名，用工违法的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持续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与鄂州市总工会会商后，协同推进运用司法建议、“一函两书”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5月13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该公司发出司法建议书，并抄送市、区两级工会，要求对劳动用工违法的问题进行整改。收到法院抄送的司法建议书后，鄂州市总工会指导区总工会立即向该公司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并当面送达。该公司收到司法建议书和《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后，非常重视该问题并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立即组织公司人事部门对全体劳动者社保登记和缴纳问题进行了摸底和排查；二是对全部问题提出了整改方案；三是为全体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典型意义】此案是湖北省首例成功运用“一函两书”与司法建议联动推进劳动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鄂州市总工会在不断充分运用和完善“法院+工会”的联动机制的情况下，探索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制度与司法建议衔接机制，及时向用人单位发出司法建议书和提示函，共同推动劳动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有效预防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纠纷，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提供法治保障，有助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案例七重庆市北碚区运用劳动法律监督联动化解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班工资劳动争议【关键词】劳动争议加班工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基本情况】张某于2009年2月4日入职重庆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管理工作。2019年8月5日，双方续签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加班费计算基数、工时制度、基本工资等内容。张某在上班期间每日超时工作，但公司并未支付张某加班费，故诉至法院。法院最终判决某科技公司支付张某加班费。【协同协作履职情况】判决生效后，北碚区人民法院向某科技公司发送司法建议书，并根据工会与法院构建的劳动法律监督联动机制、司法建议书建议抄送工会制度等制度机制，将司法建议书抄送北碚区总工会。北碚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向某科技公司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某科技公司应加强管理，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同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加班费计算基数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区总工会根据司法建议书，通过查阅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执行劳动定额标准情况等，指导某科技公司对此前维权职工个人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反馈了规章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某科技公司向北碚区总工会复函，汇报了公司执行劳动定额标准情况，表示公司会在运营管理中逐步完善公司规章制度，强化管理、合规经营，对于加班、工作时间，将严格按国家标准执行。【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劳动争议领域加班时间、加班工资与劳动合同中约定加班费计算基数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认定问题，呈现出公司在该领域用工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工会充分发挥“工会+法院”协同推进“一函两书”工作机制，多管齐下，督促企业依法依规运行，共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一是司法建议书+“提示函”双管齐下，共同督促企业核查并整改不规范用工行为，强化合规管理，与法院携手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抓前端、治未病”，优化营商环境。二是做实跟踪回访，确保良性交流，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实现企业和职工双赢。三是通过工会调解、法律援助、法院司法建议等关注辖区内企业劳动领域用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总结梳理普遍性、代表性、典型性问题，做强指导监督，对标对点开展“一函两书”工作，助推企业健康良性发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案例八四川省都江堰市“检察+工会”督促落实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监管责任【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劳动者权益职业病防治安全生产【基本案情】四川省都江堰市部分汽车维修服务企业在喷涂作业过程中，未按规定向职工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也未监督、教育职工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使用，部分企业职工甚至未佩戴任何防护用品进入喷漆房受限空间进行喷涂作业，健康安全存在严重风险。【协同协作履职情况】2023年11月，都江堰市总工会在工作中发现部分汽修企业未为劳动者提供防护用品，经《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等“一函两书”督促提醒后仍未改正，遂将案件线索移送都江堰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都江堰市检察院）。都江堰市检察院于2024年4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现场调查、职工走访等方式，查明辖区内部分汽修企业未向职工提供防护用品，或提供的防护用品不符合标准。经咨询专家，汽车喷漆过程中产生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有毒有害气体，易造成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损害等职业病危害。2024年4月8日，都江堰市检察院组织市卫健局等部门及企业代表召开听证会，邀请市总工会、汽修协会派员参加。听证员一致认为，汽修企业未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应当立即整改。同年4月10日，都江堰市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规定，向市卫健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对案涉汽修企业未按规定提供劳动防护用品的行为履行监管职责。同时，向市交通运输局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进一步规范汽修行业管理，指导行业协会、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定义务。2024年5月31日，市卫健局作出回复，对3家汽修企业依法责令整改，并处以警告处罚。该局将汽修行业纳入2024年度职业病防治重点，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局等开展职业病防治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全市68家一、二类汽修企业已投入300余万元用于开展职业健康体检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更新配备符合要求防护用品3万余件，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培训4千余人次。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局将汽修喷漆房参照有限空间予以管理，指导制定喷涂作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确保生产作业安全。汽修协会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建立标准化劳动防护用品推荐目录，指导企业采购符合要求的防护用品。都江堰市检察院邀请市总工会跟进调查，确认案涉汽修企业已配备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相关制度得到完善。以本案办理为契机，都江堰市检察院与市总工会制定《关于共同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的协作机制》，构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协同保障劳动者权益新格局。【典型意义】劳动防护用品是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的重要屏障。汽车维修服务行业，尤其是汽车喷涂作业产生含有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蕴毒空间，部分企业因重视不足和减少经营成本需要，劳动防护措施投入不足，极大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也存在安全生产隐患。检察机关加强公益诉讼监督与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同向赋能，促进汽车维修行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系统整治、全域有效治理，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安全，形成多元协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治理格局。案例九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规范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发放【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类案监督【基本案情】贵州省册亨县位于贵州西南部，全年高温多雨，夏季平均气温33℃以上。特别是每年6至9月，气温达到35℃的有60多天，户外劳动者工作时中暑等情形频发，但辖区内多家建筑单位、快递企业、外卖公司等未落实发放高温津贴规定，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协同协作履职情况】2023年5月，贵州省册亨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册亨县检察院）收到册亨县总工会移送的辖区内建筑单位、快递企业、外卖公司等未落实发放高温天气津贴规定的案件线索后，经初步调查核实，于同年6月30日依法立案办理。经向相关部门走访座谈、调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查明：2021年至2022年的6至9月，册亨县日平均气温有109天达33℃以上，气温达到35℃的有60多天。《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检察机关对县城内的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网络维修工作员共100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均表示未收到过高温天气津贴。2023年7月6日，册亨县检察院就本案举行公开听证，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县总工会代表及部分用人单位代表参加。听证员一致认为，册亨县夏季气温属于高温天气，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发放高温天气津贴。2023年7月12日，册亨县检察院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贵州省用人单位发放高温天气津贴的规定》等规定，依法向册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督促全县用人单位按规定向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发放高温天气津贴。县人社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组织对辖区用人单位落实高温天气津贴政策开展专项排查，并督促用人单位向高温天气作业者482人发放高温天气津贴共计243399元。结合本案办理，册亨县检察院与县总工会签订《关于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共同构建用人单位高温天气津贴合规发放公益诉讼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提取辖区内用人单位工资明细表、气象发布情况、贵州省高温发放政策等信息，以数据碰撞比对，共发现相关问题线索40余条。黔西南州总工会同步向各县总工会及各用人单位制发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协同推进辖区高温天气津贴发放工作，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办理相关案件5件。在检察公益诉讼和劳动法律监督的有效协同下，有关企事业单位对766名劳动者依法落实了高温天气津贴法定待遇共计30万余元。【典型意义】高温津贴是保护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安全生产和身体健康的劳动津贴，属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检察机关针对高温作业劳动者高温天气津贴未能落实的情形，通过公开听证、检察建议等方式开展精准监督，督促行政机关根据贵州省关于发放高温天气津贴的规定确定发放标准，推动用人单位及时发放高温天气津贴。强化“工会+检察院”协作模式，构建相关法律监督模型，推动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案例十青海省总工会、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运用“一函两书”协作机制保障快递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权益【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快递企业劳动者工伤保险“一函两书”【基本情况】2024年6月，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青海省检察院）会同省总工会、省社保局、省邮政管理局等单位对全省范围内快递企业参加工伤保险进行数据比对，并向部分快递人员了解情况，发现全省有60余家快递企业存在断缴或未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形，存在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风险和隐患。【协同协作履职情况】为维护快递企业职工合法权益，青海省总工会与青海省检察院建立“一函两书”协作机制，以部门联动机制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青海省检察院在了解掌握本省快递员的工作状况以及工伤保险缺失的实际情况后，于2024年6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经进一步详细调查后，青海省检察院向青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建议其核查本省范围内已取得邮政管理部门快递业务经营许可、具备用人单位主体资格的基层快递网点参加工伤保险的情况，督促相关快递企业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保障快递员合法权益。省人社厅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分别向社保经办机构和邮政管理局下发核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基层快递网点未参加工伤保险问题排查工作，并建立基层快递网点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工作会商机制，召集邮政管理部门及快递企业代表召开工作会议，现场研究存在问题，分析研判工作态势，提出解决措施。通过与企业沟通协调、宣传法律法规等措施，督促企业落实整改。目前，断缴、漏缴的53户企业已正常缴费，未参加工伤保险的13户企业已于2024年8月底全部登记参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典型意义】本案是工会运用“一函两书”制度协同检察机关办理的劳动者工伤保险公益诉讼案，为工会组织协同检察院、人社等部门，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不断健全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各类社会保险制度提供了工作思路。案件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与工会开展了深入调研，梳理分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基础情况，结合劳动者的实际需求，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监督和劳动法律监督协同作用，积极稳妥推进问题的解决。【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30 10:01:3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4年10月2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2月17日法释〔2024〕1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决定（2024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8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民事诉讼法修改和司法实践，现决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2015〕13号）作如下修改：一、将引言修改为：“为正确审理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依法保障海峡两岸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二、将第一条修改为：“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根据本规定，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判决，该判决中的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双方当事人都提出认可和执行申请的，均列为申请人。”三、第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申请人仅提出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人民法院对应否认可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具有给付内容的，人民法院在受理认可申请及作出认可裁定时，应当向申请人释明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四、将第六条改为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台湾地区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公证或者查明手续，但授权委托书经人民法院法官线上视频或者线下见证签署，或者经中国大陆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是在中国大陆签署的除外。”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地区当事人委托中国大陆执业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的，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转交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公证或者履行相关查明手续。”五、将第七条第一款改为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二）判决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三）判决确定证明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依据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不需另行出具证明书的调解笔录等除外；“（四）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当事人的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应当提交证明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身份的证明材料）。”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身份证明材料在中国大陆以外形成的，申请人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履行证明手续。”六、将第七条第二款改为第七条，修改为：“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名称、住所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二）作出判决的台湾地区法院名称、裁判文书案号、诉讼程序开始日期和判决日期；“（三）请求事项和理由；“（四）申请认可的判决的执行情况；“（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七、将第八条修改为：“对于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至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七日内立案，并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在指定期限内没有补正的，退回申请并记录在册；坚持提出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裁定不予受理。“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中国大陆没有住所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交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被申请人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九、将第五条改为第十条。十、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该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为缺席判决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台湾地区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当事人的证明文件，但判决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申请人提供的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以及相关证明文件等证据，系通过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渠道转递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十二、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采取保全措施。”十三、将第十三条改为第十四条。十四、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十五、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申请人缺席且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申请人无诉讼行为能力且未得到适当代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二）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三）案件双方当事人订有有效仲裁协议，且无放弃仲裁管辖情形的；“（四）判决是通过欺诈方式取得的；“（五）人民法院已经就同一纠纷作出裁判，或者已经承认或认可其他国家或地区就同一纠纷作出的裁判的；“（六）仲裁庭在中国大陆已经就同一纠纷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人民法院已经承认或认可仲裁庭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就同一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的。“认可该民事判决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认可。”十六、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能够确认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而且不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所列情形的，裁定认可其效力。不能认可判决全部判项的，可以认可其中的部分判项。不能确认该民事判决的真实性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十七、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八条。十八、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该判决涉及的纠纷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纠纷属于同一纠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经审查，裁定不予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恢复已经中止的诉讼；裁定认可的，对已经中止的诉讼，裁定驳回起诉。”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审查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期间，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二十一、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全部或者部分认可，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对已经获得认可的部分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认可或者部分不予认可的，申请人对不予认可部分再次申请认可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但申请人可以对不予认可部分向人民法院起诉。”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被人民法院裁定全部或者部分认可后，申请人对认可部分申请执行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规定予以执行。”二十三、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二十四、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在办理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中作出的法律文书，应当依法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二十五、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二十六、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二十七、删除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二十八、条文中引用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序号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作相应调整。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本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2015年6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3次会议通过；根据2024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2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的决定》修正，该修正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依法保障海峡两岸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根据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第一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当事人以及当事人的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可以根据本规定，作为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判决，该判决中的对方当事人为被申请人。双方当事人都提出认可和执行申请的，均列为申请人。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包括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判决、裁定、和解笔录、调解笔录、支付命令等。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在刑事案件中作出的有关民事损害赔偿的生效判决、裁定、和解笔录的，适用本规定。申请认可由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等出具并经台湾地区法院核定，与台湾地区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的调解文书的，参照适用本规定。第三条申请人同时提出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的，人民法院先按照认可程序进行审查，裁定认可后，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执行。申请人仅提出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人民法院对应否认可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定；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具有给付内容的，人民法院在受理认可申请及作出认可裁定时，应当向申请人释明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人直接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一并提交认可申请；坚持不申请认可的，裁定驳回其申请。第四条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案件，由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财产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应当提供财产存在的相关证据。第五条申请人委托他人代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台湾地区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应当履行相关公证或者查明手续，但授权委托书经人民法院法官线上视频或者线下见证签署，或者经中国大陆公证机关公证证明是在中国大陆签署的除外。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地区当事人委托中国大陆执业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的，代理人向人民法院转交的授权委托书无需公证或者履行相关查明手续。第六条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人数提交副本；（二）判决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三）判决确定证明书正本或者经证明无误的副本，依据台湾地区有关规定不需另行出具证明书的调解笔录等除外；（四）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应当提交注册登记证书的复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为当事人的继承人、权利承受人的，应当提交证明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身份的证明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在中国大陆以外形成的，申请人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履行证明手续。第七条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自然人的，包括姓名、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包括名称、住所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住所、身份证件信息、通讯方式等；（二）作出判决的台湾地区法院名称、裁判文书案号、诉讼程序开始日期和判决日期；（三）请求事项和理由；（四）申请认可的判决的执行情况；（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第八条对于符合本规定第四条至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七日内立案，并通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同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在指定期限内补正。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人民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期间，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在指定期限内没有补正的，退回申请并记录在册；坚持提出申请的，裁定不予受理。经补正仍不符合要求的，裁定不予受理。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申请后，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送达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中国大陆没有住所的，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三十日内提交意见。被申请人在上述期限内不提交意见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查。被申请人申请延期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第十条对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第十一条申请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文件，以证明该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为缺席判决的，申请人应当同时提交台湾地区法院已经合法传唤当事人的证明文件，但判决已经对此予以明确说明的除外。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海峡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途径查明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真实性和是否生效以及当事人得到合法传唤的证明文件；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就有关事项依职权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向台湾地区请求调查取证。第十二条申请人提供的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以及相关证明文件等证据，系通过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渠道转递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之前或者之后，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第十四条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请求撤回申请的，可以裁定准许。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通过海峡两岸司法互助途径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的期间，不计入审查期限。第十六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不予认可：（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申请人缺席且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申请人无诉讼行为能力且未得到适当代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二）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三）案件双方当事人订有有效仲裁协议，且无放弃仲裁管辖情形的；（四）判决是通过欺诈方式取得的；（五）人民法院已经就同一纠纷作出裁判，或者已经承认或认可其他国家或地区就同一纠纷作出的裁判的；（六）仲裁庭在中国大陆已经就同一纠纷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人民法院已经承认或认可仲裁庭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就同一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的。认可该民事判决将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等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认可。第十七条人民法院经审查能够确认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真实并且已经生效，而且不具有本规定第十六条所列情形的，裁定认可其效力。不能认可判决全部判项的，可以认可其中的部分判项。不能确认该民事判决的真实性或者已经生效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裁定驳回申请的案件，申请人再次申请并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八条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效力。第十九条人民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作出的裁定，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第二十条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该判决涉及的纠纷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纠纷属于同一纠纷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诉讼。经审查，裁定不予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恢复已经中止的诉讼；裁定认可的，对已经中止的诉讼，裁定驳回起诉。第二十一条审查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申请期间，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就同一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第二十二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全部或者部分认可，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对已经获得认可的部分又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已经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认可或者部分不予认可的，申请人对不予认可部分再次申请认可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申请。但申请人可以对不予认可部分向人民法院起诉。第二十三条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被人民法院裁定全部或者部分认可后，申请人对认可部分申请执行的，依据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程序的规定予以执行。第二十四条申请人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期间，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但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法院有关身份关系的判决除外。申请人仅申请认可而未同时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的期间自人民法院对认可申请作出的裁定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第二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办理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案件中作出的法律文书，应当依法送达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第二十六条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应当参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交纳相关费用。第二十七条本规定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法释〔1998〕1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法释〔1999〕1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法释〔2001〕13号）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法释〔2009〕4号）同时废止。【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27 09:44:0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43批指导性案例（国家赔偿专题）

法〔2024〕302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3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黄某亿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等七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41-247号），作为第43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2月23日指导性案例241号黄某亿申请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给付年限裁判要点赔偿请求人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使用武器造成身体伤害致残已获得国家赔偿，但在残疾赔偿金等给付年限或者期限届满后，继续发生相关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必要支出，赔偿请求人就该支出提出新的国家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基本案情1997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县公安局民警在侦查一刑事案件过程中违法使用武器，开枪误击黄某亿（非涉案人员）并致其终身残疾，经鉴定为一级残疾。1998年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1998）百中法委赔字第4号赔偿决定：由平果县公安局赔偿黄某亿截至1998年9月14日的医药费、住院费、误工费等人民币98230.63元（币种下同），残疾赔偿金201722.4元，二项合计299953.03元。该决定生效后平果县公安局已全部履行完毕。2018年，黄某亿再次申请国家赔偿，要求平果县公安局支付残疾赔偿金以及护理费、辅助器具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0余万元。平果县公安局于2018年6月15日作出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通知，决定不予受理。赔偿请求人黄某亿于2018年7月9日向百色市公安局申请复议，百色市公安局于2018年7月16日作出百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复议决定：维持平果县公安局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不予受理决定。赔偿请求人黄某亿不服，于2018年8月13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裁判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1月13日作出（2018）桂10委赔5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平果县公安局平公赔不受字〔2018〕001号国家赔偿申请不予受理决定和百色市公安局百公赔复决字〔2018〕001号刑事复议决定；二、平果县公安局继续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某亿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97277元；三、驳回黄某亿的其他国家赔偿申请。平果县公安局、黄某亿均不服，分别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分别作出（2020）桂委赔监2号、（2020）桂委赔监5号通知：驳回平果县公安局、黄某亿的申诉。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本案中，鉴于黄某亿在1998年已获得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二十倍的最高上限残疾赔偿金201722.4元，其就同一损害事实再次申请残疾赔偿金，于法无据。该案案发虽已超过20年，但违法使用武器行为给黄某亿造成的损害后果仍在持续，根据黄某亿的残疾等级、年龄和健康状况，损失还会延续和扩大，属于新发生的损害。黄某亿对同一违法事实新发生的损害要求赔偿，即赔偿新增加的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不属于重复赔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十四条第二款“护理期限应当计算至公民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公民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十年”及第十五条第一款“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赔偿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的规定，黄某亿残疾等级为一级，且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参照《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确定赔偿其护理费为475110元（47511元×10年=475110元）；黄某亿申请继续支付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共计22167元，该项费用确实存在，属必需且合理的费用，依法予以支持。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14条、第15条指导性案例242号重庆某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申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刑事违法扣押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刑事违法扣押赔偿/保管措施/占用不动产裁判要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保管所查封、扣押财物，违法占用与刑事案件无关的赔偿请求人的不动产并造成其经济损失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赔偿请求人据此申请国家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基本案情2011年7月1日，重庆某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房屋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城公司）为出租方，将重庆市九龙坡区某商业用房负一层（平街层）商场出租给重庆某利茂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将一层（平街二层）商场出租给广东某家健康产业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家健康公司）。两家承租方公司的租金支付至2012年7月15日。因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和某家健康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于2012年5月15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并对相关承租商场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就地扣押。后因某利汽车租赁公司和某家健康公司承租场地需要腾退，故自2013年5月22日起，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将扣押的涉案物品及车辆转移至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所有的车位内，直至2017年9月30日。后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就其租金损失、物业管理费、车位租金、水电费损失向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申请国家赔偿。其间，经重庆某广公司、重庆某城公司协商同意，主张该损失的权利单独为重庆某广公司享有。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作出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对重庆某广公司不予赔偿。重庆某广公司不服，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7〕3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随后，重庆某广公司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裁判结果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2018）渝05委赔12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九公刑赔字〔2017〕2号刑事赔偿决定和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7〕36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二、由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在本决定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重庆某广公司人民币1083300元。裁判理由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三条规定：“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后，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侵犯财产权：（一）赔偿请求人有证据证明财产与尚未终结的刑事案件无关，经审查属实的......”本案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决定对某利汽车租赁公司、某家健康公司立案侦查后，对上述公司相关承租商场内的涉案物品及车辆采取就地扣押措施，并在商场租赁到期后依然置于重庆某广公司的商场及车位内保管。虽然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未对重庆某广公司的上述不动产进行查封，但客观上占用了该不动产，且在查明重庆某广公司与本案所涉刑事案件无关的情况下，亦未及时将该不动产移交给重庆某广公司。上述行为给重庆某广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侵犯了重庆某广公司的财产权，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8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3条指导性案例243号邓某华申请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违法使用武器致伤赔偿/危及生命安全/依法履行职责/使用武器、警械/不予赔偿裁判要点人民警察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为制止暴力犯罪行为使用武器，并保持在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必要、合理限度内的，不属于“违法使用武器”。行为人以人民警察违法使用武器造成公民身体伤害为由申请国家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基本案情2014年6月23日零时许，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接到杨某忠报警，称邓某华将其位于该区南坪镇农业银行附近的烧烤摊掀翻，请求出警。邓某华发现杨某忠报警后，持刀追砍杨某忠。杨某忠在逃跑过程中摔倒，邓某华乘机砍刺倒地的杨某忠，但被杨某忠躲过。民警李某和辅警张某到达事发现场时，看到邓某华持刀追砍杨某忠，遂喝令其把刀放下。邓某华放弃继续追砍杨某忠，但未把刀放下。民警李某再次责令邓某华把刀放下，邓某华仍不听从命令，并在辅警张某试图夺刀未果、民警李某鸣枪示警后，仍旧没有停止伤害行为，反而提刀逼向民警李某、辅警张某。民警李某多次喝令邓某华把刀放下无效后，开枪将邓某华腿部击伤。2014年6月23日，公安机关认定邓某华所持刀具为管制刀具。同年6月25日，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决定对邓某华涉嫌寻衅滋事予以立案侦查。同年12月11日，经鉴定，邓某华的伤情属十级伤残。邓某华向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经审查决定不予赔偿。邓某华不服，向重庆市公安局申请复议，重庆市公安局经复议作出渝公赔复决字〔2015〕2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不予赔偿的决定。邓某华不服，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裁判结果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3月10日作出（2015）渝三中法委赔字第7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重庆市公安局渝公赔复决字〔2015〕2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邓某华不服，提出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渝委赔监33号驳回申诉通知：驳回邓某华的申诉。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本案中，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民警李某在接到出警任务后和辅警张某到现场后，看见邓某华正持刀追砍他人，此时民警李某负有制止邓某华不法行为的法定职责。邓某华无故寻衅滋事，持刀追砍他人，其行为已严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当民警李某、辅警张某到达现场后，邓某华拒不听从命令，听到鸣枪警告后仍持刀逼向民警李某、辅警张某，后被民警李某开枪打伤。从案发时情况看，邓某华的行为已经危及到执行职务民警的生命安全，故民警李某可以使用武器。《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在使用武器时，民警李某避开了邓某华的要害部位，且在邓某华中枪蹲下能够实现控制目的后，民警李某停止继续开枪。可见，民警李某使用武器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比例原则，没有违反前述《条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五）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由于民警李某的开枪行为并未违法，故邓某华的国家赔偿请求不符合前述规定，重庆市南川区公安局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重庆市公安局作出的刑事赔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予以维持。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指导性案例244号胡某波申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无罪、人身自由损害刑事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人身自由损害刑事赔偿/数罪并罚/部分犯罪事实不成立/再审改判轻刑/超期监禁裁判要点原判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经再审判决认定不能成立，导致赔偿请求人实际服刑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可以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的规定，对超期监禁予以赔偿。基本案情胡某波因涉嫌诈骗罪、抢劫罪于2012年10月5日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16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秀刑初字第160号刑事判决，认定胡某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币种下同）；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宣判后，胡某波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6日作出（2013）莆刑终字第4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生效后，胡某波提出申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胡某波的申诉。胡某波又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8日作出（2016）闽刑申121号再审决定，指令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办法，骗取被害人林某某75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原一、二审认定胡某波构成诈骗罪正确，但认定胡某波参与诈骗朱某某23000元，以及参与抢劫陈某93000元的相关事实，缺乏事实依据。故于2018年10月15日作出（2017）闽03刑再1号刑事判决：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刑终字第407号刑事裁定和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13）秀刑初字第160号刑事判决；二、胡某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自2012年10月5日起至2013年4月4日止），并处罚金1000元。2018年10月15日，胡某波被释放。随后，胡某波向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裁判结果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4日作出（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支付胡某波人身自由赔偿金494130.16元；二、支付胡某波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驳回胡某波的其他赔偿请求。胡某波对赔偿数额不服，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查明，胡某波基于原判实际被监禁的期限为2202天，其因部分罪名不成立以及被错误认定犯罪事实而致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刑事判决确定的六个月刑期的时间为2020天，并于2020年10月26日作出（2020）闽委赔4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的第一项；二、维持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的第二项、第三项；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支付胡某波人身自由赔偿金70043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两项共计750435元。裁判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以下简称《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规定：“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公民对超期监禁申请国家赔偿的，应当决定予以赔偿。”本案中，原判认定胡某波犯诈骗罪、抢劫罪，予以数罪并罚；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改判胡某波仅犯诈骗罪。对于原判抢劫罪被撤销所涉赔偿问题，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适用《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同时，胡某波虽经再审改判仍构成诈骗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但再审刑事判决已确认原判认定胡某波参与诈骗朱某某23000元相关事实不能成立，依法予以撤销；而认定有罪的诈骗部分仅涉及金额7500元。此时，因原判认定的大部分诈骗事实被撤销，导致诈骗罪量刑亦发生变化。因此，在计算超期监禁时间时，可以参照《刑事赔偿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计算因诈骗罪部分事实被撤销从而导致胡某波被超期监禁的时间。故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仅以胡某波抢劫罪不成立，认定胡某波被超期监禁时间为1564天，存在错误，依法予以纠正。综上，胡某波因错误定罪及错误认定犯罪事实导致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刑事判决确定刑期的时间应当为2020天。《刑事赔偿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规定的上年度，是指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按照新作出决定时的上一年度国家职工平均工资标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2019年6月4日，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3法赔1号国家赔偿决定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15.94元。2020年10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2020）闽委赔4号国家赔偿决定时，该赔偿金标准已调整为每日346.75元。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因原赔偿决定认定监禁期限有误，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改变原赔偿决定，应当适用新作出决定时的赔偿金标准。据此，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应当支付胡某波人身自由赔偿金700435元。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1条、第33条、第35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24号）第6条指导性案例245号杨某城申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执行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错误执行赔偿/权利外观/确权判决裁判要点人民法院根据股权登记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股票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隐名股东等实际权利人以其在人民法院采取执行措施并执行完毕后取得的确权判决为依据申请国家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基本案情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对数名申请执行人的执行申请立案受理，在执行过程中基于轮候查封，对被执行人江苏某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力公司）名下的案涉股票采取了执行措施，并于2014年9月执行完毕。2014年12月11日，江苏省徐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开商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确认江苏某力公司所持案涉股票中的197.6万余股属杨某城所有等。杨某城以生效判决已确认其权属，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前述执行行为错误为由，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赔偿。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6）苏03法赔1号决定：驳回杨某城的国家赔偿申请。杨某城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裁判结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11月15日作出（2017）苏委赔10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3法赔1号决定。杨某城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最高法委赔监95号决定：驳回杨某城的申诉。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的执行等措施是否属于错误执行，是否侵害了杨某城的财产权。首先，人民法院根据股权登记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股票等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不属于错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根据上述规定，案涉股票登记在被执行人江苏某力公司名下，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股权登记的权利外观采取保全、执行等措施，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被执行人江苏某力公司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所查封的股票采取执行措施，执行行为于法有据。其次，杨某城与江苏某力公司签订股权代持合同，该股权代持合同仅对签约双方当事人具有合同效力，对于外部第三人而言，股权登记方具有公示公信力，即该合同效力不及于外部第三人。杨某城的股权确认之诉确认江苏某力公司所持案涉股票中的197.6万余股属其所有，后未能得到执行，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向江苏某力公司主张权利，寻求救济；但其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侵犯其所有权为由主张法院错误执行，没有法律依据。再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涉股票进行保全均在杨某城确权案件保全之前，且对案涉股票进行变卖均发生在2014年9月前，而杨某城取得（2013）开商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是在2014年12月，即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处置执行行为结束之后。杨某城不能以在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和变卖处置之后取得的（2013）开商初字第352号民事判决对抗法院的执行措施，也不能以此作为主张国家赔偿权利的依据。综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采取的执行等措施并非执行错误，没有侵害杨某城的财产权，依法不应赔偿。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0号，2020年修正）第25条指导性案例246号苗某顺等人申请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死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死赔偿/赔偿责任/过错程度裁判要点看守所、监狱等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在被羁押人、服刑人员发生伤害事件时未及时进行监管处置，与被羁押人、服刑人员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具有一定关联，属于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该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为对损害结果发生和扩大所起的作用、过错程度等因素，依法合理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和赔偿数额。基本案情2003年3月2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某监区在牡丹江市某毛纺厂修布车间出外役，担任犯人小组长的服刑人员赵某泉因他人举报，将被举报的服刑人员苗某成叫到修布机旁边的过道上，辱骂训斥后用拳击打苗某成头部数分钟，直到将其打倒在地。苗某成倒地时因脑枕部摔在地上导致昏迷。在此期间，车间内负责监管服刑人员劳动生产安全的分监区长焦某明未尽巡视和瞭望等监管职责，直到苗某成被打倒地昏迷后才发现该情况，后组织人员将其送往医院救治。苗某成经抢救无效于同月28日死亡。此案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刑事判决，以赵某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黑龙江省宁安市人民法院亦作出刑事判决，认定焦某明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罚。苗某成之父苗某顺据上述事实向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申请国家赔偿。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作出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对苗某顺不予赔偿。苗某顺申请复议，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作出黑狱复决〔2009〕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维持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的决定。苗某顺、陈某萍（苗某成之妻）、苗某阳（苗某成之子）、苗某峰（苗某成之兄）等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裁判结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黑委赔12号国家赔偿决定：一、撤销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黑狱复决〔2009〕3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和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黑牡狱法规办〔2009〕2号答复函；二、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支付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405414元；三、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向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支付苗某阳生活费15000元及苗某顺、陈某平、苗某阳医疗费2331元等，并驳回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的其他国家赔偿请求及驳回苗某峰的国家赔偿请求。苗某顺、苗某峰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最高法委赔监145号决定：驳回苗某顺、苗某峰的申诉。裁判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四项规定：“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四）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监狱对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等依法负有监管和保护职责，监狱及其工作人员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致使服刑人员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亦属于上述规定所规范情形。本案中，赵某泉殴打行为是造成苗某成死亡的直接原因，但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及其工作人员焦某明怠于履行监管和保护职责，与服刑人员苗某成的死亡之间亦存在一定关联，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与故意实施殴打、虐待等行为不同，监管人员怠于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被监管人员人身伤害、死亡的，属于过失行为，其主观心态并非追求或者放任损害结果发生；且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行为一般与其他因素结合，共同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综合考虑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监管失责程度、对死亡结果所起作用等具体情况，依法确定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即支付苗某顺、陈某萍、苗某阳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人民币4054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同时支付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人的生活费和为救治死者支付的医疗费。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指导性案例247号陈某元申请湖北省汉江监狱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伤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3日发布）关键词国家赔偿/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伤赔偿/履行监管职责/不予赔偿裁判要点审查认定监狱、看守所等监管机关是否构成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时，应当根据监管机关对被羁押人、服刑人员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合理、及时，是否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注意义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于监管合法、处置合理、救治及时的，应当认定监管机关依法履行了监管职责。基本案情2013年6月22日上午7时30分许，湖北省汉江监狱同监服刑人员陈某元与刘某在监狱卫生间发生争执。刘某先动手推打陈某元头部，陈某元拿起卫生间的一个拖把还击时，被刘某抓住拖把并用拖把拍打陈某元头部两下。其他服刑人员为劝阻夺下该木质拖把后，陈某元又拿起卫生间的另一个拖把柄捅了刘某腹部一下，刘某抓住拖把后用拳头猛击陈某元面部一拳、头部两拳，致陈某元右眼、鼻子流血。两人争执、厮打很短时间就被劝开，陈某元随后捂眼走向卫生间门外，与闻讯赶来的值班警员吴某辉相遇。吴某辉了解情况后，即报告副监区长蔡某明，蔡某明随即安排将陈某元送到监狱医院检查治疗。湖北省汉江监狱先后将陈某元转送至湖北省汉江监狱医院、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沙洋监狱管理局总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查治疗。经法医鉴定，陈某元右侧眼部损伤致盲，属重伤，伤残程度为八级。湖北省汉江监狱为治疗陈某元眼伤，共支出医疗费用人民币25982.90元。加害人刘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赔偿陈某元经济损失。陈某元以湖北省汉江监狱怠于履行监职责，放纵服刑人员刘某对其殴打并造成其身体伤害为由，申请国家赔偿。湖北省汉江监狱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赔偿决定。陈某元申请复议，湖北省监狱管理局作出鄂监复决字〔2014〕第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对陈某元提出的赔偿请求不予赔偿。陈某元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裁判结果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鄂高法委赔字第4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湖北省监狱管理局鄂监复决字〔2014〕第1号刑事赔偿复议决定。陈某元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8年3月26日作出（2018）最高法委赔监43号决定：驳回陈某元的申诉。裁判理由本案争议焦点为：监狱工作人员是否怠于履行监管职责。陈某元被刘某殴打致残，系陈某元与刘某在监狱卫生间内发生争执进而厮打所致，并不存在湖北省汉江监狱工作人员唆使、放纵刘某殴打陈某元的情形；同时，因二人争执、厮打事发突然，前后历时较短，监狱干警赶至现场时，二人已被劝开，陈某元正朝卫生间门外走去，说明监狱工作人员系及时赶到现场，不存在明知发生殴打、虐待情形，仍不予理睬、听之任之，严重不负责任的情况。关于陈某元申诉所称：“监狱应当保证服刑人员的人身安全，保障其相关合法权益，监狱及其干警应负有相应的法定义务”。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对于某些意外情形或者突发情形，认定监管机关是否怠于履行职责，应当根据监管机关对被羁押人、服刑人员的监管、处置、救治等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合理、及时，是否已尽到正常认知范围内的注意义务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合法、合理、及时是衡量监狱管理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标准。本案中，陈某元与同监服刑人员违反监规，发生争执、厮打且事发突然，湖北省汉江监狱工作人员及时赶至现场，在了解事态后及时上报情况，并将陈某元送医诊治，嗣后亦多次送陈某元出监就诊，并支付相关就医费用。以上情形能够说明湖北省汉江监狱已经履行了其作为监管机关应尽的职责。陈某元申诉称湖北省汉江监狱怠于履行职责、疏于监管，缺乏事实依据。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6 15:27:14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

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5起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为检察机关依法办理编造虚假新闻实施敲诈勒索、冒充记者实施的新闻敲诈等犯罪案件提供办案参考。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不法分子通过造谣或收集发布负面信息，以利用网络传播等炒作为要挟，向相关企业索要钱财案件高发频发。今年以来，检察机关深入开展“打假治敲”专项行动、“检察护企”专项行动，重点惩治针对企业实施的敲诈勒索等犯罪，以及为网络敲诈等行为推波助澜的“网络水军”、行业“内鬼”所涉犯罪。2024年1至9月，检察机关共办理涉新闻敲诈和假新闻案件159件423人。本批典型案例分别为聚焦从严惩治编造虚假新闻实施敲诈勒索的郑某某、依法追诉漏犯等人敲诈勒索案；聚焦依法惩治网络大V“有偿删帖”型新闻敲诈犯罪的宋某敲诈勒索案；聚焦实质审查“舆情服务协议”性质，依法惩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的朱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聚焦依法惩治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聚焦依法惩治冒充记者实施敲诈勒索的刘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记者注意到，该批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当前涉“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类案件的新特点、新趋势及办理难点。如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中，拟敲诈企业系某知名连锁品牌，案发时正值企业申请上市的关键时期，体现了犯罪对象目标性、时机性较为明确的特点。本次发布的宋某敲诈勒索案、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对删帖型敲诈勒索案件办理中如何把握正常新闻舆论监督与假借负面新闻报道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作出指引。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自2021年以来，中宣部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法、最高检等12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检察机关持续贯彻落实“打假治敲”方案要求，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惩治统一部署，依法从严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深挖相关犯罪背后产业链、利益链，并督促主管部门健全机制、完善制度、管住源头，共同推进一体化治理，积极推动构建良好文化传播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关于印发《检察机关依法惩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犯罪典型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自2021年中央宣传部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2个部门组织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依法惩治涉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等违法犯罪活动，优化新闻传播秩序、净化新闻舆论环境，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将“打假治敲”与“检察护企”相结合，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企案件，通过依法惩治涉企敲诈勒索违法犯罪，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推动构建良好文化传播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选编了“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等5件典型案例。现印发你们，供办案时参考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12月6日案例一：郑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依法追诉漏犯，从严惩治编造虚假新闻实施敲诈勒索【基本案情】被告人郑某某，男，无业。被告人姚某某，女，无业。被告人胡某某，男，无业。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2022年10月下旬，被告人郑某某纠集被告人姚某某、胡某某等五人预谋通过制作负面视频方式敲诈某上市连锁冰激凌与茶饮企业A公司。2022年11月初，郑某某指使姚某某应聘到A公司江苏省徐州市门店工作。同年11月14日晚，胡某某假冒姚某某的男朋友，到姚某某工作的门店内假装和其发生争吵并在店内配料盒内小便，随后姚某某故意使用该配料盒为顾客制作饮料，郑某某同时指使王某拍摄视频，薛某在店外望风。拍摄制作负面视频后，郑某某、姚某某利用QQ软件聊天，制造该负面视频系郑某某从网络购买的假象。后郑某某与汪某某通过电话、微信与A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以在互联网曝光负面视频相要挟，逼迫A公司支付人民币600万元购买该视频。因A公司报案而未得逞。2023年3月6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对郑某某、姚某某、胡某某、王某、薛某、汪某某六人提起公诉。2023年6月6日，金水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郑某某、姚某某、胡某某、王某、薛某、汪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到三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到三万元不等。郑某某、姚某某、王某、薛某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8月9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履职情况】（一）积极引导侦查，夯实证据基础。检察机关应公安机关邀请，提前介入侦查并就收集证据提出意见，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全面固定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等证据。因A公司案发时正值申请上市的关键时期，为避免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检察机关提示A公司注意防止类似事件在其他门店再次发生。（二）全面细致审查，依法追诉漏犯。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详细讯问在案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调取犯罪嫌疑人的微信、QQ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发现汪某某负责保存视频，并与郑某某共同出谋划策实施敲诈勒索，涉嫌共同犯罪，案件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提出追加汪某某为本案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后汪某某被抓获到案，检察机关依法对其提起公诉。（三）充分举证示证，增强指控效果。庭审中，针对郑某某辩解其系主动中止犯罪行为，检察机关通过出示郑某某等人与被害单位的通话记录、被害单位报警记录、被告人供述，证明郑某某等人编造虚假视频，并向被害单位索要巨额财物，系因被害单位报警而未实际获得财物，而非郑某某主动中止犯罪行为。为增强庭审指控效果，证明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检察机关综合运用被告人供述、聊天记录和视频，将证据按照事前预谋、制作视频、实施敲诈的顺序进行排列组合向法庭出示，让案件脉络清晰呈现于法庭。法庭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作出判决。（四）参与综合治理，延伸办案效果。为护航企业发展，检察机关主动联合区工商联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以座谈会、调研走访等形式出门“问诊”，上门听需，畅通企业涉法涉诉绿色通道，办理3起侵害企业利益犯罪立案监督案件，为企业经营发展保驾护航。同时，结合企业需求，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敲诈勒索、知识产权、涉税等常见涉企犯罪和经营风险纳入普法宣传，从源头上减少企业各类诉讼隐患，降低企业被侵害的风险。【典型意义】依法严惩利用网络造谣抹黑、捏造虚假信息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网络信息时代，恶意制造并传播涉企虚假信息、蓄意抹黑企业，借机敲诈勒索，不仅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更危害网络公共秩序，应当依法从严惩治。检察机关办理涉案人员多、分工复杂的团伙敲诈案件，应当全面审查在案证据，紧盯犯罪关键环节，查明整个犯罪流程及作用大小，发现漏犯的，依法监督公安机关及时追踪查证，实现对团伙犯罪全链条打击。对于敲诈勒索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遂犯，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例二：宋某敲诈勒索案——依法惩治网络大V“有偿删帖”型新闻敲诈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宋某，男，微信公众号“某某学术车”创始人、管理员。“某某学术车”系医药行业圈内知名公号，主要发表药企爆料文章。2021年1月至10月，被告人宋某为牟取不法利益，在其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某某学术车”上发布江苏、河北等五家医药企业的不实或负面信息，在主动联系被害单位称可以删帖或者被害单位主动联系要求删帖时，要求企业签订“公关服务协议”并支付服务费用，否则拒不删帖，迫使被害企业以“公关费用”等名义支付钱款，并承诺删除负面信息、在合作期限内不再发布负面信息等从而降低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宋某以上述方式向被害企业索取共计人民币153万元。其中，被害企业A、B、C均系江苏大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被害企业D、E分别系河北、山东大型制药支柱型企业集团、上市公司。2022年6月24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宋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海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8日，海州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并责令退还被害企业损失共计人民币一百五十万余元。被告人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4年4月16日，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履职情况】（一）加强引导侦查，全面查清案件事实。该案系网络“大V”以舆论监督之名，胁迫国内知名上市公司、民营药企，实施新闻敲诈行为，地域波及面广，行业影响恶劣。2021年11月18日，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以宋某涉嫌敲诈勒索罪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商请，海州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侦查，重点从两个方面引导取证：一是从合同签署的提议方、删除相关负面文章的时间节点、沟通的具体内容等方面还原双方协商的真实过程，查实宋某实施了胁迫行为；二是核实被害企业是否有网络宣传的业务需求、宋某是否实际提供宣传服务等以确定“公关服务协议”的实质属性。2022年1月14日，海州区检察院依法对宋某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二）全面审查在案证据，依法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审查起诉阶段，围绕宋某的行为是市场交易还是涉嫌犯罪、是敲诈勒索还是强迫交易的争议焦点，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对比审查认定宋某实施了胁迫行为。通过对比发布虚假、负面信息的节点与索要财物的节点，协商前后发布信息的频率与数量，证实宋某某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药企黑幕”等不实、负面信息，以“爆料”为由扩大影响力，通过明示、暗示等各种方法对企业进行威胁，并持续发帖，迫使企业支付“公关费用”才予以删帖。二是查明宋某未提供实质对价服务。通过补充调取被害企业往期签订的公关服务协议、宣传合同，查明企业正常经营中需要的合同价款、服务事项、提供服务主体，确认该案中删帖合作行为并非药企所需的正常交易行为。三是查明宋某明知发布信息的虚假性。通过调查宋某的从业时间和工作经历，发现其曾长期从事医药行业，具备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能力，却未核实从网络获取的企业负面信息的真假。通过调取聊天记录，发现其明知平台发布的“药企黑幕”信息的虚假性，却主动发布不实、虚假信息迫使企业支付财物以实现非法牟利。（三）强化庭审指控，有效证明犯罪。庭审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宋某向五家药企索取钱款是一种商业行为，涉案企业联系宋某并没有对所谓胁迫产生任何恐惧心理，也并非基于恐惧心理才交付钱款，宋某没有非法占有钱款的目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地依法举证质证、准确指控犯罪：一是商业行为的本质是交易，交易的前提是自由、平等、互惠，被迫签订的无实质服务的“公关服务协议”，并未提供实质性服务，合作协议只是掩饰犯罪行为的“幌子”，本案不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二是宋某发布的信息对被害企业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宋某明知企业的压力并借机提出签订所谓的“公关服务协议”，后既未提供实质服务，且所谓的协议服务也并非企业所需，企业支付财物系基于胁迫。法院经审理，依法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作出判决。（四）加强沟通联动，形成网络治理合力。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有偿删帖”“爆料要挟”等抹黑、侵害企业问题，检察机关会同网信部门、公安机关等单位，对自媒体运营情况联合开展风险排查、专项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跨区域推动平台落实法律法规中的“信息来源标注”“争议信息标签”等监管功能，净化网络空间。落实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建设“护企实体警示教育基地”，与涉案企业建立常态化联络机制，发放检察长联络卡，向企业制发法律风险提示函，帮助企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典型意义】一是准确把握以发布负面信息相要挟的有偿删帖行为性质，依法认定犯罪。发布负面信息以舆论监督之名，迫使被害方支付钱款“有偿删帖”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要从有无实施胁迫行为、交易的异常性、非法占有目的等多方面予以审查认定。对于行为人通过自媒体发布负面信息，利用自媒体受众群体、粉丝量、舆论发酵等“行业影响力”，导致被害企业难以通过公开真相、追究对方失实责任等救济手段恢复正常经营，迫使被害企业签订无实质服务内容的“公关协议”，支付“公关费用”“合作费用”以“删帖”的，应当认定为新闻敲诈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惩治。二是多部门、跨区域协作助推平台落实自媒体监管，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网络自媒体新闻敲诈行为多发，侵蚀新闻媒体权威性、公信力，误导公众认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应当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会同公安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网信部门等，协同整治自媒体利用舆论监督、虚假新闻信息进行敲诈勒索等突出问题，压实网站平台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平台对自媒体的信息发布、账号运营的监管义务，助推自媒体规范化、专业化运行，维护新闻传播秩序，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案例三：朱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实质审查“舆情服务协议”性质，依法惩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基本案情】被告人朱某某，男，务工人员。被告人孙某某，男，务工人员。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2017年12月份以来，被告人朱某某、孙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人以“反传销”“防骗”为名，结伙利用网络实施敲诈勒索。该团伙利用企业存在的经营漏洞和问题，专门编写、发布标题为“某公司涉嫌以消费为名进行传销”“某公司涉嫌股权非法集资”等负面舆情文章，通过短信直接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或发布至自建的“某某观察”“某某财讯”“某某财经”等网站，供他人转载，形成对企业的负面舆情。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朱某某等人拒不删帖或者故意拖延放任舆情扩大，并明示或者暗示可以签订“合作协议”快速删帖。为消除对企业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被害企业被迫与朱某某等人签订“合作协议”并支付删帖费用，朱某某等人得手后即将负面舆情文章删除。2017年至2023年，该团伙采用上述手段先后对注册地位于湖南、四川、北京等地17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网络信息公司进行敲诈，犯罪金额达人民币66万余元。2023年12月20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以朱某某、孙某某等五人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2024年3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认定朱某某等五人犯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至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至一万元。被告人朱某某、周某某、陈某某、曾某某等四人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6月17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履职情况】（一）积极引导侦查取证，构建完整证据锁链。该案涉及企业多、时间跨度长，犯罪手段复杂且隐蔽，涉案证据大部分属于电子数据，极易灭失和篡改，证据收集、调取难度大。检察机关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围绕侦查思路与证据标准提出意见：一是紧扣犯罪特征、作案模式、资金流向，提出从收款账户反查被害企业的侦查思路；二是重点收集负面舆情文章、沟通协商记录、资金转账流向等关键证据，通过书证、电子数据、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印证、补强，构建完整证据链，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二）全面查明犯罪手段，依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审查逮捕阶段，朱某某等人以舆情服务协议是市场经营、舆论监督行为提出辩解。对此，检察机关着重审查朱某某等人前后行为关系、发布文章的真实性、涉案资金流向以及后续协议履行情况等客观证据，全面查明该团伙几种犯罪手段：一是“短信直接敲诈”，即直接将“负面文章+链接”的短信发送至被害企业负责人及员工手机，诱导、暗示企业支付“费用”进行删帖；二是“舆情造势敲诈”，即通过注册、使用微信公众号、知乎等自媒体账号，搭建小型网站，大量发布并相互转载企业负面舆情文章，形成企业负面舆情压力，在被害企业提出删帖要求后置之不理，迫使企业付费快速删帖；三是“冒名上门敲诈”，即冒用媒体记者身份上门与企业“洽谈合作”，迫使被害企业与自设公司签订舆情服务协议，收取企业费用。在查明朱某某等人犯罪手段、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检察机关依法对朱某某等四人批准逮捕。（三）依法追诉漏犯，有力指控犯罪。公安机关以朱某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罪移送审查起诉，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在逃。检察机关经查询、调取陈某某户籍信息及前科情况，发现陈某某因另案已被判处刑罚尚在服刑，要求公安机关将陈某某从服刑地押解归案，一并审查并依法提起公诉。庭审中，针对被告人提出部分被害单位已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删帖，且民事案件庭审中已经达成和解协议，被告人承诺删帖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二者系经济纠纷，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辩护意见，检察机关通过出示被告人发布负面信息造成的传播量、实施胁迫行为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被告人索取财物的有罪供述等证据，指明所谓的“舆情服务协议”相关行为并非合同纠纷，而是以合同为名实施的敲诈行为，部分被害单位提起民事诉讼的维权行为，不影响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认定。经审理，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指控意见并作出判决。（四）加强行刑衔接，形成惩治合力。办案中，检察机关通过走访调查，发现此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进行敲诈在初始阶段，被害方有投诉，但因行为违法程度较轻尚未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条件，而未被刑事处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也不掌握情况而未能及时给予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为加大类似犯罪问题的预防和查处，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网信部门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协同推动整治网络违法乱象。【典型意义】一是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惩治以“舆情服务协议”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区分并实质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模式，着重从行为人有无实施威胁行为，服务协议是否实质履行、服务事项是否有客观需求和等价性等方面对“舆情服务协议”性质进行实质审查，全面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二是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助推社会综合治理。办理涉网络敲诈勒索案件，检察机关要注重加强与公安机关以及网信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行刑衔接双向机制，对于未达到刑事立案条件，但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及时移交线索，协同形成打击合力，全面整治网络违法犯罪乱象，有效净化网络空间，有力遏制网络犯罪蔓延。案例四：罗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依法惩治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基本案情】被告人罗某甲，男，系某传媒公司管理人员。被告人罗某乙，男，个体经营户。被告人杨某，男，系某新闻媒体记者。其他三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2022年2月，被告人罗某甲与罗某乙（罗某甲胞弟）、徐某、罗某丙、杨某、聂某某等人共谋成立网络自媒体用于编造发布互联网公司的负面消息，进而以“商务合作”之名逼迫互联网公司支付费用，实施敲诈勒索。随后，罗某乙注册“某某经”微信号及微信公众号，并在腾讯、搜狐、网易、微博、知乎等网络平台注册“某某经”“某某财经”等账号，由罗某甲负责自媒体的管理和与互联网公司联系，罗某甲还伙同杨某负责撰写有关互联网品牌的负面信息稿件，徐某负责审核，聂某某负责校对和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稿件及删帖，罗某乙和罗某丙负责其他自媒体账号的发布及删帖，罗某乙还负责确认索要钱财到账。2022年3月至2023年4月，罗某甲等人利用担任传媒公司管理人员、熟悉新闻传播活动、擅长编撰稿件的条件和优势，在网上收集素材后，片面选取争议话题有针对性进行负面叙事，通过“某某经”微信公众号及相关网络平台账号以“震惊体”式标题先后发布130余家互联网知名公司品牌的负面信息，诱骗公众点击浏览，通过恶意炒作网络热点、放大网民投诉影响等方式产生流量，迫使上述品牌运营公司主动联系罗某甲等人。被害单位提出删帖要求后，罗某甲等人提出需要支付合作费用，并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加大负面网络帖文发布力度持续施压，逼迫上述公司以“商务合作”的名义先后向该团伙支付删帖费用人民币29.6万元。2023年11月8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以罗某甲等六人犯敲诈勒索罪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3月22日，南岸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甲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被告人罗某乙、徐某、罗某丙、聂某某、杨某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并适用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至五万元不等。判决后六名被告人均未上诉。【检察履职情况】（一）依托侦监协作配合机制，积极引导侦查取证。2023年4月28日，南岸区检察院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会商机制了解到该案系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利用职业便利实施敲诈勒索犯罪，严重破坏营商舆论环境，遂应邀指派检察官介入侦查，提出具体明确侦查取证意见：一是查明涉案人员主体身份、工作职责；二是提取团伙成员商议、策划、实施犯罪活动的微信聊天记录，收集网络账号注册信息、发布路径等关键电子证据，全面固定涉案负面网帖的撰稿、审核、发布等流转程序；三是统计点击量、阅读量、转发量等网络传播数据，夯实证据基础。2023年6月1日，南岸区检察院依法对罗某甲批准逮捕。（二）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涉及130余家互联网企业，部分系知名企业，涉案人员较多且作案手段隐蔽。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针对罗某丙、杨某辩称不知道罗某甲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辩解，检察机关全面梳理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结合该团伙在特定营销节点密集发帖的作案时间，以及持续发布相关负面信息施加舆论压力，迫使多家企业与其合作并获得数额巨大非法利益的行为，查明行为人的敲诈勒索主观故意和名为“合作”实为逼迫的行为方式。二是通过退回补充侦查，全面查清公安机关前期未移送的部分未遂事实，统计该团伙发布所有负面信息的发帖量、点击量，准确认定犯罪行为对互联网秩序的隐性危害，全面查清犯罪事实。三是依法开展认罪教育工作，有效惩治犯罪。通过追查赃款去向，促使全案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9.6万元。对负责整体管理及逼迫互联网公司出钱删帖的罗某甲依法认定为主犯，对参与犯罪的其余五名被告人均认定为从犯，依法提出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三）加强出庭指控，强化法治教育效果。为以案说法，开展法治宣传，检察机关邀请相关单位从业人员观摩本案庭审，现场释法说理。庭审中，运用多媒体示证方式播放了各被告人微信聊天记录、网络引流链接等电子证据，当庭全面展示了各被告人共谋以舆论监督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索取非法利益的犯罪过程，揭露其所谓的为了公共利益实施监督的幌子，相关证据被当庭采信。检察机关指控事实、情节及量刑建议均被法院判决采纳。【典型意义】一是依法准确认定新闻记者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的敲诈勒索犯罪。以监督为幌子的敲诈勒索与舆论监督表面上不易区分，检察机关要严格把握二者的界限，对新闻记者通过搜集、传播负面信息相胁迫，敲诈勒索企业并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要从有无非法占有目的、明示或者暗示胁迫、交易的异常性、被害方给付费用的被迫性等方面，准确区分舆论监督与借舆论监督之名实施的敲诈勒索，依法准确认定敲诈勒索罪。二是以案促治，高质效办案护航新媒体业态良性发展。在自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部分“自媒体”无底线蹭热点造流量，违反法律通过制造以假乱真、虚实混杂的“信息陷阱”实施敲诈勒索，该类行为不仅损坏企业的商业信誉、侵犯企业的合法财产权益，更是对新闻舆论监督秩序和环境的破坏。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注重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促使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有效减轻、消除不良影响，及时为被害单位挽回经济损失，提振企业经营信心。同时，落实普法责任制要求，通过组织相关媒体从业人员观摩庭审，开展“沉浸式”的现场法治宣传教育，推动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案例五：刘某甲等人敲诈勒索案——依法惩治冒充记者实施敲诈勒索【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甲，男，无业。被告人曾某甲，男，无业。其他七名被告人基本情况略。被告人刘某甲、曾某甲在网络平台认识后，刘某甲向曾某甲提出以冒充记者、曝光环保问题的方式要挟索要钱财。曾某甲表示同意并拉拢曾某乙、刘某乙、刘某丙、黄某甲、黄某乙、尹某某、陈某等7人参与。2020年9月28日至2021年6月10日期间，上述9名被告人交叉纠集，有分有合，使用无人机等设备在河北省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保定、张家口等地对多家砂石料厂、搅拌站等企业单位进行拍摄，然后分别冒充河北A报、河北B报等新闻单位工作人员给工商业经营者打电话，以媒体曝光或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问题相要挟，共敲诈勒索74人94次，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2.61万元。2022年3月21日，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检察院以刘某甲等九人犯敲诈勒索罪向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6月10日，河间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刘某甲等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至一年，并处罚金。九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检察履职情况】（一）应邀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本案涉案人员多、案件事实较为复杂，河间市检察院应邀提前介入侦查，并提出侦查取证建议：一是做好扣押手机的电子数据恢复、信息梳理工作，全面筛查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二是扩大案件侦查范围，全面收集刘某甲等人在河北省内跨地域实施犯罪的证据材料。2021年7月19日河间市检察院以敲诈勒索罪对刘某甲等九人批准逮捕。（二）积极开展自行侦查，依法准确认定犯罪。本案系以冒充记者的方式反复多次跨地域实施敲诈勒索，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河间市检察院依法全面审查在案证据，及时开展自行侦查，查明遗漏犯罪事实，确保准确认定犯罪。一是针对审查中发现下游被告人转移赃款的数额远高于现有犯罪事实涉案金额的情况，检察机关及时开展自行侦查，通过调取、核对交易流水和交易日期，发现该团伙除公安机关移送的46起审查起诉事实外仍有部分事实未查清，遂引导公安机关从下游犯罪入手补充侦查，最终犯罪事实增加至94起。二是针对被告人尹某某、黄某乙辩解自己未实施相关犯罪行为，没有犯罪故意的辩解，检察机关从行为人的日常交往、身份关系、活动轨迹等细节入手，通过讯问其他被告人，补充完善了尹某某、黄某乙主观故意方面的证据，促使二人在确实充分的证据面前如实供述自己系明知曾某甲等人犯罪的情况下实施了帮助行为。（三）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案有6名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检察机关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围绕量刑建议多次听取了9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值班律师）的意见，刘某甲等9人均表示接受量刑建议，并在律师在场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庭审中，9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并真诚悔罪，辩护人未提出不同意见。检察机关建议法院依法没收犯罪活动使用的无人机、手机等作案工具。一审法院对检察机关认定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予采纳，9名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四）制发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该案暴露出职能部门在环保问题上履职存在短板，监管存在漏洞。为堵塞监管漏洞，防范环境污染风险，检察机关通过实地调研、与相关人员座谈，向环保职能部门、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促使加强对污染企业的审核把关，并对涉案的74家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为督促检察建议有效落实，检察机关积极开展“回头看”，不定期实地走访，与环保职能部门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沟通协作，助推环保部门提升监管质效。【典型意义】一是依法从严惩治冒充记者实施的新闻敲诈类犯罪。冒充记者反复多次实施敲诈勒索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损害新闻记者形象、扰乱新闻媒体的管理秩序，应当依法从严惩治。办理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注重将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相结合，强化证据审查，深挖犯罪事实，确保全面依法准确惩处。对于被害人主动联系的，检察机关要重点审查行为人是否以举报或者发布负面信息相威胁，结合其身份真实性、行为模式连续性、事前的犯罪预谋等综合认定敲诈勒索的犯罪构成，确保准确定性。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作用。公民对污染环境行为有监督举报的权利，但以举报为名谋取非法利益，既是对公民监督权的滥用，更实质上损害了公共利益。案件办理中发现政府职能部门履职存在漏洞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行政部门依法履职，督促相关部门堵塞监管漏洞，促进社会综合治理，实现司法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6 15:18:5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典型案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人民法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并积极配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系统综合治理，坚决遏制假证危害，消除事故隐患，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问题给企业生产、公共安全埋下重大事故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有的甚至形成跨省特大伪造、变造、买卖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的黑灰产业链，严重扰乱安全生产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24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案件刑事审判工作的通知》（法〔2024〕145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严惩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从源头上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权益。《通知》发布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通过依法审理相关案件，推动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关口前移，促进实现“抓前端，治未病”，取得积极成效。为有力震慑犯罪，警示教育社会公众，筑牢防范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问题防火墙，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发布5件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体现依法严惩。人民法院审理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案件，始终坚持“严”字当头，切实维护安全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严惩对象方面，对于伪造、变造、贩卖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证的犯罪团伙主犯，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知假买假用假人员和单位，相关假冒政府网站、假验证APP、涉假证信息发布和营销平台的经营者，倒卖或帮助考生通过作弊获得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的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负责人等，坚决依法从严惩处，该判处重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在从严情节认定方面，对于实施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犯罪规模大、持续时间长，伪造证件类型特殊、数量多、危害大的犯罪分子，依法认定为“情节严重”，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在经济制裁方面，不仅依法追缴犯罪分子全部违法所得，更注重充分发挥财产刑作用，切实加大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剥夺或者削弱其再犯罪的经济能力，以更好实现刑罚的威慑、教育和预防功能。二是突出全链条打击。近年来，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呈现产业化、链条化趋势。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注重打源头与打市场并举，认真审查假冒证书来源和去向、非法获利资金流向、涉案人员关系网和所处层级等证据，查明“产供销”各环节犯罪，确保全链条打击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制假、售假、买假、用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假验证、假考核、假营销等犯罪。此次发布的孙某强、韩某平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案，就是一起通过设立虚假官方网站、网页，大肆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源头性犯罪；练某文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则是一起企业管理人员违法购买假特种作业操作证供员工使用的末端犯罪；刘某政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涉及伪造、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上下四个层级的犯罪，各被告人通过网络取得联系并最终形成完整犯罪链条，社会危害严重。人民法院通过查明各环节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依法定罪量刑，实现全链条打击。三是促推网络空间治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的情况日益增多，此类犯罪因手段隐蔽性、欺骗性更强，目标对象不特定，社会危害更大。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多存在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相关犯罪的情节，犯罪分子有的通过设立虚假的官方网站生成假证或者进行虚假验证，有的利用信息网络引流接单，通过话术诱导、欺骗务工人员购买假证，有的通过信息网络为自己或者为他人购买假证违法上岗作业。遴选此类典型案例加以发布，旨在促进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铲除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利用信息网络滋生、蔓延的土壤。希望有关网络平台加强对信息发布的审核，及时清理下架涉安全生产资格证书违法信息；有关部门加强网站、APP备案管理，依法处置假冒政府网站、APP，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同时，希望通过以案释法，充分揭示网络销售、办理安全生产资格证书行为的欺骗性、违法性和危害性，不断提升社会公众识别防范假证的意识和能力，助力营造“源头不制、网上不卖、行业不买、工地不用”涉假证书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人民法院将继续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公正与效率”审判工作主题，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案件刑事审判工作，有效惩治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全链条犯罪，着力防范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权益，以高质量司法审判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案例目录案例一：孙某强、韩某平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案——依法从严惩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情节严重犯罪案例二：刘某政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全链条惩治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案例三：王某刚、覃某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依法惩处假冒国家机关网站、提供假证查验服务犯罪案例四：李某祥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魏某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从源头遏制制发“假的真证”犯罪案例五：练某文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依法惩处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网络为员工购买假证犯罪案例一孙某强、韩某平等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案——依法从严惩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情节严重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孙某强指使他人设立多个虚假的国家机关网站、网页，于2022年9月至2023年5月间通过维护、运营上述网站、给下线人员派发授权点、提供登录账号等方式，伙同他人伪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特种作业操作证、特种设备操作证等共计18700余个。被告人韩某平作为孙某强下线，使用从孙某强处获取的授权点，通过使用账号登录涉案网站的方式，伙同他人伪造上述电子证共计10200余个。为将伪造的电子证转化为实体证，韩某平还伪造国家机关印章57枚。【裁判结果】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人孙某强、韩某平伙同他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韩某平还伪造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侵犯了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秩序，孙某强等人均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韩某平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孙某强、韩某平等人犯罪情节严重，均应依法惩处。在涉案网站运营期间，孙某强向下一级涉案人员有偿提供登录账号、授权点，并按照上述涉案人员的要求为再下一级涉案人员提供登录账号，从而形成层级分明的犯罪链条，孙某强处于全案犯罪链条的顶端，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按照各级涉案人员通过该网站实施的全部犯罪处罚。韩某平在从孙某强处获取授权点后，不仅直接实施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还向下级涉案人员转售授权点，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应按照其本人和下级涉案人员实施的全部犯罪处罚；且其为了实现将伪造的电子证照转化为实体证照的不法目的，还积极实施伪造国家机关印章行为。据此，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被告人孙某强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被告人韩某平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责令孙某强、韩某平等人继续退缴违法所得。【典型意义】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问题是安全生产的“隐形杀手”，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潜在威胁。本案中，被告人孙某强为实现非法目的，通过其他涉案人员设立了多个可实现伪造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功能的假冒国家机关网站，并通过派发授权点、提供登录账号等方式，持续发展下线，犯罪网络不断扩展。涉案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涵盖多个高风险作业领域，数量达上万个，获取相关证书的人员在未经培训、考试考核取得相应资格的情况下从事特种作业，给企业安全生产带来重大风险隐患，社会危害大。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人实施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行为的手段、规模、持续时间，伪造证件、印章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认定孙某强、被告人韩某平犯罪情节严重，在接近法定最高刑适用刑罚，同时并处高额罚金、责令继续退缴违法所得，彰显了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鲜明态度，充分实现了刑罚的惩罚、威慑和教育功能。案例二刘某政等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全链条惩治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政结伙伪造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电工作业、高处作业等各类特种作业操作证，利用其就职公司的PVC证卡打印机伪造上述各类证件并邮寄给买家。2020年9月至2023年8月，刘某政伪造、销售各类特种作业操作证共计964本，非法获利124854元。被告人张某兵以牟利为目的，主动添加制售假证人员为微信好友，并通过微信朋友圈、网络论坛等途径对外宣传自己能够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将从被告人刘某政等人处购买的伪造特种作业操作证贩卖给买证人员，并赚取差价。2017年8月至2023年9月，张某兵买卖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共计230本，非法获利41099元。被告人喻某平不具备电工作业资质，通过网络为自己购买1本伪造的电工作业操作证后，发现买卖特种作业操作证有利可图，遂主动添加被告人张某兵等制售假证人员为微信好友，并在工友微信群中发布办理特种作业操作证广告，以此招揽买证人员并赚取差价。2017年4月至2019年3月，喻某平买卖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共计93本，非法获利33620元。2017年10月,被告人涂某华为从事水电作业，从被告人喻某平处购买1本伪造的电工作业操作证，后涂某华又帮助工友在喻某平处购买3本伪造的焊接与热切割作业操作证。2022年7月，涂某华为承接某工程外墙修补作业，通过网络为其本人和工友各购买1本伪造的高处作业操作证，因施工方发现系假证，涂某华未能进行作业。涂某华购买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共计6本，未从中获利。四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罪行，认罪认罚。被告人喻某平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张某兵，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刘某政退赃2万元,喻某平退赃33620元。【裁判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刘某政的行为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告人张某兵、喻某平、涂某华的行为均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刘某政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负责制作假证并邮寄给买家，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张某兵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情节严重。四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且均自愿认罪认罚，喻某平具有立功表现，刘某政退缴部分违法所得，喻某平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可依法从轻处罚。但综合喻某平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不适用缓刑。据此，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政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张某兵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喻某平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涂某华管制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对刘某政、喻某平已退缴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并继续追缴刘某政、张某兵违法所得。【典型意义】伪造、变造、买卖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犯罪涉案人员多、犯罪链条长，不法分子多利用网络实施犯罪，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增加了查处打击的难度。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注重根据涉案假证的来源和去向、非法获利资金流向等，查明全案制、售、购、用各环节犯罪事实，准确区分各被告人在犯罪链条中所处地位和罪责。本案中，被告人刘某政利用机器设备伪造各类特种作业操作证，并向买家发货，是全案假证的源头；被告人张某兵以牟利为目的，通过网络倒卖假证，是将制假源头与终端市场串联起来的关键环节，造成假证在一定范围内扩散；被告人喻某平在为自己购买假证后为牟利又在工友群中倒卖假证，直接面向对假证有需求的目标群体；被告人涂某华为承揽工程，通过网络为自己和工友购买假证，是假证的最终使用者。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惩处上中下游多层级犯罪，有效惩治和震慑犯罪分子，为维护安全生产秩序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案例三王某刚、覃某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依法惩处假冒国家机关网站、提供假证查验服务犯罪【基本案情】2022年8月以来，被告人王某刚以牟利为目的，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设立假冒的国家机关网站，通过为制售假证人员提供虚假验证查询信息，非法获利共计7500元。被告人覃某全为王某刚设立假冒网站提供帮助。2023年8月22日，王某刚被抓获。同月25日，覃某全主动投案。二被告人均如实供述罪行并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裁判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王某刚、覃某全假冒国家机关名义，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共同犯罪中，王某刚系主犯，覃某全系从犯，对覃某全可依法从轻处罚。王某刚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覃某全有自首情节，二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已退缴违法所得，均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判处被告人王某刚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覃某全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对二被告人已退缴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典型意义】近年来，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伪造、变造、买卖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犯罪的情况增多，与之紧密相关的信息网络犯罪也日益凸显。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能够持续，设立、运行和维护提供假证查验的假冒国家机关网站和假验证APP是其中重要一环。本案中，二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设立为制售假证人员提供虚假查验服务的假冒国家机关网站，属于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网站的行为，应当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追究刑事责任。国家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矿山安全监察局既是安全生产资格证书的发证机关，也是对特种作业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的持证情况进行日常监管的机关。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擦亮眼睛”，切实提高识别和防范意识，认清除上述国家机关网站、公众号、官方APP等正规验证渠道外，任何未经登记备案的验证网站、公众号、APP均系非法渠道。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理此类案件，警示企业和从业人员“用工必查证、查证必验证、验证必官网”，切实维护安全生产秩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案例四李某祥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魏某程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案——从源头遏制制发“假的真证”犯罪【基本案情】2022年初，被告人李某祥以牟利为目的，雇请被告人魏某程开发针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的作弊程序。魏某程明知程序用途，仍于2023年4月完成程序开发并交付李某祥，收取1.25万元。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被告人陶某铭等人明知被告人李某祥使用作弊程序，仍与李某祥共同出资相继成立多家教育咨询公司，开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招生考试工作。其中一家公司于2023年3月被委托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李某祥、陶某铭等人负责管理两个考点，李某祥借机将作弊程序安装到考点的理论考试电脑上。被告人陈某明知相关考点使用作弊程序，仍协助李某祥、陶某铭等人管理考点，并伙同李某祥安装作弊程序。为吸引考生到两个考点考试以获利，李某祥、陶某铭等人联系被告人卢某存等人作为中介，介绍外地考生到考点考试。卢某存明知该考点使用作弊程序，仍招揽学员共计77人，从中获利1.92万元。2023年5月至同年7月6日，两个考点共有47台电脑安装了作弊程序，安排共计184名考生通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获利共计12.5万余元。案发后，被告人魏某程退赃1.25万元，被告人卢某存退赃1.92万元，被告人陶某铭亲属代为退赃1.2万余元。【裁判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李某祥、陶某铭、陈某、卢某存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或者明知是他人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权加以利用，李某祥、陶某铭、陈某均属情节特别严重，卢某存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告人魏某程明知他人实施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在共同犯罪中，李某祥、陶某铭、陈某均系主犯，应依法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卢某存系从犯，可依法从轻处罚。李某祥、卢某存、陈某、魏某程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罪行，自愿认罪认罚，陶某铭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陶某铭、卢某存、魏某程积极退赃，均可依法从轻处罚。根据陶某铭、卢某存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不宜对其适用缓刑。据此，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李某祥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三千元，被告人陶某铭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被告人卢某存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判处被告人魏某程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对陶某铭、卢某存、魏某程已退缴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李某祥、陶某铭违法所得。【典型意义】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的对象既包括假证，也包括“假的真证”。相对而言，后者更难以被识别和发现。本案中，被告人李某祥等人作为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者负责人，为谋取非法利益，雇请被告人魏某程研制开发作弊程序并安装使用，通过干扰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操作流程和运行方式、修改数据，实现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非法控制，从而参与考生作弊，让不具备通过考试考核能力的考生获取真实有效的特种设备作业证，欺骗性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人民法院充分运用刑罚手段，坚决依法惩处此类制发“假的真证”犯罪，对安全生产资格证书培训考试机构帮助考生作弊、弄虚作假犯罪依法定罪处罚，真正做到打源头、挖根源，坚决防范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案例五练某文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依法惩处企业管理人员通过网络为员工购买假证犯罪【基本案情】2021年3月，任职某畜牧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员的被告人练某文明知特种作业操作证需经培训并考试考核通过才能取得，仍通过网络为该公司员工购买16张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2023年3月30日，某市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进行调查，当场发现该公司三名持假证人员正在从事特种作业，后查获13张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案发后，练某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裁判结果】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人练某文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练某文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轻处罚。鉴于练某文犯罪情节较轻，系初犯，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决定对其宣告缓刑。据此，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被告人练某文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典型意义】安全生产是发展的基石，不但直接关系企业员工、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形象。特种作业环境复杂、风险高，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能上岗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此有强制性规定，企业也应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应安全生产规范。个别企业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在明知部分员工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情况下，基于节约成本等目的，为员工办理假证应付安全监督管理，给安全生产埋下重大隐患。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惩处此类犯罪，督促企业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细化规范措施，常态化建立特种作业人员台账目录，并在官方网站、公众号或APP上查验相关证书真伪，确保员工持证上岗，让安全生产隐患“无处容身”。【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6 15:05:4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30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发布第42批共4件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这方面的专题指导性案例。一、本批指导性案例的编选背景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在稳增长、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前不久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门强调，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司法保障，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是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五年，也就是2020年到2024年这五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新就业形态民事纠纷案件约42万件。调研发现，实践中对于如何准确判断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较难把握、争议较大。而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如果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就依法享有获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有权获得经济补偿、赔偿金等一系列特有的权利。2005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作出了相应明确。但是，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用工模式发生很大变化，在管理方式、工作时间、报酬支付等方面呈现出灵活性、多元性、技术性等新的特点，造成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所涉情形复杂多样，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判断困难。特别是，实践中还存在有的企业规避建立劳动关系的现象。例如，有的平台企业将相关业务“连环外包”，有的企业通过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订立承揽、合作协议等方式，规避劳动法律法规和用人单位责任，进一步加剧了准确判断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裁判标准的统一。鉴此，为有效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经认真研究，组织选编了这一批专题指导性案例。二、本批指导性案例的主要内容本批案例涉及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聚焦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认定，对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回应、明确了规则。目前，我国外卖骑手的数量已超过1000万。大家普遍关注的是，如果“外卖小哥”与平台企业签订的是承揽、合作协议，或者，平台企业要求“外卖小哥”先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与他们签订承揽、合作协议的，是否就不能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对此，我们经研究认为，在新就业形态下，尽管平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具有很多新的特点，但判断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仍然必须抓住劳动关系的本质、核心特征，即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特别是，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必须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能只注重形式和外观。在此基础上，指导性案例237号“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指导性案例238号“圣某欢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进一步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准确作出认定。此外，该案例还明确：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劳动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上述两个案例对于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利用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引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连环外包等方式规避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我国网络主播数量已超过1500万，MCN机构已超2.5万家。网络主播与MCN机构之间的劳动争议较为多发。是不是MCN机构对网络主播但凡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就必然要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呢？在指导性案例239号“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中，网络主播王某与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了经纪合同。根据合同，王某负有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等义务。但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有较强的议价权；而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根据这样一个事实，应当认为，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同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是王某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并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因此，这个案例的裁判要点明确：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代驾司机也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代驾司机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指导性案例240号“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明确：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第239号、第240号这两个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有利于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以及基于平台维护所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与支配性劳动管理之间的界限，防止因劳动关系认定过于泛化，不当认定劳动关系，制约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发布第239号、第240号这两个指导性案例，并不意味着平台企业与网络主播、代驾司机之间绝对不能成立劳动关系，关键要看是否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此外，即使不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不能认定存在劳动关系，但企业进行一定劳动管理的，也应当要依法依规保障劳动者的相应权益。总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这一批指导性案例，一方面，旨在通过案例指导方式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确保新就业形态案件裁判尺度统一，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旨在规范、引领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关系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妥善化解。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围绕司法实践突出问题、社会关切热点问题，持续强化案例指导和法治宣传，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法〔2024〕29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42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将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等四个案例（指导性案例237-240号），作为第42批指导性案例发布，供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2月20日指导性案例237号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承揽、合作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劳动管理裁判要点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与劳动者订立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基本案情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郎溪某服务公司）与某咚买菜平台的运营者上海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网络公司）于2019年4月1日订立《服务承揽合同》。该合同约定：郎溪某服务公司为上海某网络公司完成商品分拣、配送等工作；双方每月定期对郎溪某服务公司前一个月的承揽费用进行核对后由上海某网络公司支付；郎溪某服务公司自行管理所涉提供服务的人员，并独立承担相应薪酬、商业保险费、福利待遇，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雇主责任或者其他责任。2019年7月，郎溪某服务公司安排徐某申到某咚买菜平台九亭站从事配送工作。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新业态自由职业者任务承揽协议》。两份协议均约定：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二者的合作关系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其中，《新业态自由职业者任务承揽协议》约定：郎溪某服务公司根据合作公司确认的项目服务人员服务标准及费用标准向徐某申支付服务费用；无底薪、无保底服务费，实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制。但郎溪某服务公司并未按照以上协议约定的服务费计算方式支付费用，实际向徐某申支付的报酬包含基本报酬、按单计酬、奖励等项目。2019年8月12日，郎溪某服务公司向徐某申转账人民币9042.74元（币种下同）。2019年8月13日，徐某申在站点听从指示做木架，因切割木板意外导致右脚受伤，住院接受治疗，自此未继续在该站点工作。2019年9月3日，郎溪某服务公司以“服务费”名义向徐某申支付15000元。徐某申在站点工作期间，出勤时间相对固定，接受站点管理，按照排班表打卡上班，根据系统派单完成配送任务，没有配送任务时便在站内做杂活。徐某申因就工伤认定问题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发生争议，申请劳动仲裁。上海市松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郎溪某服务公司不服，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5日作出（2021）沪0117民初600号民事判决：确认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7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15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承揽、合作协议的情况下，能否以及如何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者的权益有重大影响。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依法享有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获得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一系列权利，同时也承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等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实践中存在企业与劳动者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以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因素，准确认定企业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依法处理劳动权益保障案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可见，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在新就业形态下，平台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较大变化，劳动管理的具体形式也随之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但对劳动关系的认定仍应综合考量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有无及强弱。具体而言，应当综合考虑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及工作量的自主决定程度、劳动过程受管理控制程度、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有关工作规则、算法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劳动者工作的持续性、劳动者能否决定或者改变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本案中，虽然郎溪某服务公司与徐某申订立的是承揽、合作协议，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法庭查明的事实，应当认定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具体而言：其一，徐某申在站点从事配送工作，接受站点管理，按照站点排班表打卡上班，并根据派单按时完成配送任务，在配送时间、配送任务等方面不能自主选择，即使没有配送任务时也要留在站内做杂活。其二，徐某申的报酬组成包含基本报酬、按单计酬及奖励等项目，表明郎溪某服务公司对徐某申的工作情况存在相应的考核与管理，并据此支付报酬。其三，郎溪某服务公司从上海某网络公司承揽商品分拣、配送等业务，徐某申所从事的配送工作属于郎溪某服务公司承揽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徐某申与郎溪某服务公司之间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指导性案例238号圣某欢诉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个体工商户/承揽、合作协议/实际履行情况/劳动管理裁判要点1.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劳动者主张根据实际履行情况认定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准确作出认定。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2.对于主营业务存在转包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用工事实和劳动管理程度，结合实际用工管理主体、劳动报酬来源等因素，依法认定劳动者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企业建立劳动关系。基本案情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网络公司）承包某外卖平台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墅关片区的外卖配送服务。2019年4月25日，圣某欢通过特定APP注册成为该外卖平台浒墅关片区专送骑手。专送骑手的具体运行模式为：在注册方式上，专送骑手必须通过站点授权才能下载注册该APP；在派单方式上，平台根据定位向专送骑手派单，骑手不可拒绝，因特殊情况不能接单需申请订单调配；在骑手管理上，专送骑手受其专属站点管理，站长决定订单调配、骑手排班，骑手需按照排班上线接单；在薪资构成及结算上，专送骑手薪资包括订单提成、骑手补贴及其他补贴等。在注册过程中，圣某欢进行人脸识别并根据提示讲出“我要成为个体工商户”。自此，圣某欢通过上述APP接单，接单后使用自有车辆配送。江苏某网络公司对圣某欢有明确的上班时间及考勤要求，请假会扣除相应奖励。2019年5月30日，江苏某网络公司与江苏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管理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委托江苏某管理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江苏某管理公司承接项目订单后可以另行转包；接活方在执行任务期间受到或对任何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害，江苏某网络公司应当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要求江苏某管理公司承担侵权等赔偿责任；每月双方对上个月接活方名单、佣金费用、服务费用等进行核对，由江苏某网络公司将相应款项存入其设在第三方平台的账户，由第三方平台将相应费用划至接活方账户。同年6月10日，圣某欢委托江苏某管理公司为其注册“个体工商户”，并以“个体工商户”名义与江苏某管理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约定：双方系独立的民事承包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个体工商户独立承包配送服务业务，承担承揽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江苏某管理公司按月将服务费结算给个体工商户。同年6月13日，圣某欢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市场营销策划、市场推广服务、展览展示服务。2019年6月至8月，圣某欢分别收到薪资人民币5035.5元、6270.5元、5807.7元（币种下同）。圣某欢在上述APP中的薪资账单页面显示，薪资规则说明为江苏某网络公司制定，薪资构成包括底薪、提成、补贴奖励等，其中底薪0元。2019年8月24日晚10时许，圣某欢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受伤。因工伤认定问题与江苏某网络公司发生争议，圣某欢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江苏某网络公司在2019年4月26日至8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圣某欢的仲裁请求。圣某欢不服，向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江苏某管理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裁判结果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0）苏0505民初5582号民事判决：圣某欢与江苏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8月2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外卖骑手圣某欢与江苏某网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用工建立的关系。但实践中存在企业要求劳动者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合作等合同，以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况。发生纠纷后，劳动者主张与该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能仅凭双方签订的承揽、合作协议作出认定，而应当根据用工事实，综合考虑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因素，准确认定企业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并不妨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于存在用工事实，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应当依法认定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江苏某网络公司要求外卖骑手圣某欢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后再与其签订承揽、合作协议，意在规避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双方实际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构成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其一，圣某欢成为专送骑手需通过站点授权才能完成APP注册，而后圣某欢通过APP接单，根据劳动表现获取薪酬，不得拒绝平台派发订单，特殊情况不能接单时需向江苏某网络公司申请订单调配；而且，江苏某网络公司制定考勤规则，对圣某欢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其二，根据APP薪资账单中的薪资规则说明、平台服务协议可以看出，圣某欢薪资来源、薪资规则制定方为江苏某网络公司，发放金额由江苏某网络公司确定，双方实际结算薪资。其三，圣某欢注册成为专送骑手，隶属于江苏某网络公司承包的某外卖平台浒墅关片区站点，其从事外卖配送服务属于该公司主营业务。综上，江苏某网络公司要求、引导圣某欢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以建立所谓平等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形式规避用人单位责任，但实际存在用工事实，对圣某欢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圣某欢是与江苏某网络公司还是与江苏某管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经查，江苏某网络公司虽然通过签订平台服务协议将配送业务转包给江苏某管理公司，但实际圣某欢依然通过此前注册的APP进行接单和配送，江苏某网络公司也通过该APP派单并进行工资结算。圣某欢系由江苏某网络公司直接安排工作、直接管理、结算薪资等，其与江苏某网络公司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明显超过与江苏某管理公司的联系。故对江苏某网络公司仅以其与江苏某管理公司存在内部分包关系为由，提出其与圣某欢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抗辩，依法不予支持。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1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指导性案例239号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网络主播/经纪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裁判要点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基本案情王某系网络主播，其在网络平台创建并运营自媒体账号。2020年3月，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该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北京某传媒公司独家为其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王某主要收入为按照月交易金额获取收益，王某的保底费用和提成根据月交易金额确定，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由双方按比例分成，王某有权对收入分配结算提出异议；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该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着重对收益分配部分作了对其有利的修改。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按照双方约定参与运营自媒体账号，其每月收入并不固定，收入多少取决于双方合作经营的平台广告收入。合同签订后，王某的自媒体账号由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粉丝量由签订合同前的近百万逐步涨至400万。此外，王某在北京某传媒公司推荐下参与广告制作和发布、综艺演出等活动。后双方发生争议，王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奖金人民币255217.5元（币种下同），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王某的仲裁请求。王某不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某传媒公司与其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对于有关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立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重点审查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及确定方式，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与劳动管理，判定平台企业是否对网络主播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从双方订立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北京某传媒公司未对网络主播王某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第一，根据北京某传媒公司与王某订立的经纪合同，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但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因此，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同约定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并不属于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而是王某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二，王某对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协商权和议价权。王某在与北京某传媒公司订立协议的过程中，着重对收益的分配比例等核心内容进行谈判议价，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特点，而且约定分成的收益分配方式明显有别于劳动关系。第三，从合同目的和内容看，双方合作本意是通过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孵化，进一步提升王某在自媒体平台的艺术、表演、广告、平面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王某独立参与商业活动获取相应广告收入，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合同内容主要包括有关经纪事项、报酬及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约定，不具有劳动合同的要素内容。综上，北京某传媒公司与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劳动管理所要求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特征，依法不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指导性案例240号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关键词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代驾司机/必要运营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裁判要点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基本案情秦某丹于2020年12月31日注册某代驾平台司机端APP，申请成为代驾司机。该平台运营者为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中的《信息服务协议》约定：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并履行《代驾服务协议》，由平台记录代驾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信息数据；代驾司机以平台数据为依据，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促成用户达成《代驾服务协议》；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雇佣等关系，但有权根据平台规则，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有权根据平台用户的反馈，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进行评价，以及进行相应调查、处理。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按照员工进行管理，亦未要求其遵守公司劳动规章制度。代驾服务使用方发出代驾服务需求信息后，平台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派单，秦某丹自行决定是否接单、抢单。秦某丹仅需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其在工作时间、工作量上具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从事代驾服务等。秦某丹从事代驾服务所取得的报酬系代驾服务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此外，平台根据代驾司机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等奖罚措施。平台奖励金币可用于代驾司机购买平台道具以提高后续抢单成功率，与其收入不直接关联。平台统计代驾司机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并对接单状况存在明显异常的代驾司机账号实行封禁账号等相关风控措施。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秦某丹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2021年1月3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8074.38元。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秦某丹的仲裁请求。秦某丹不服，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裁判结果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京0107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驳回秦某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秦某丹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京01民终6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判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台运营者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秦某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认定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仍然应当着重考察、准确判断企业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具有从属性特征。本案中，虽然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约定对代驾司机秦某丹进行一定程度的运营管理，但该管理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秦某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是否接单、抢单，其对北京某汽车公司并无较强的从属性。具体而言：其一，从相关协议内容来看，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交易；代驾司机依约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代驾司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使用平台接受信息服务。其二，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秦某丹有权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地点，而非根据北京某汽车公司的工作安排接受订单，且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在上下班时间、考勤等方面进行员工管理，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秦某丹的收入系从平台账号中提现，提现款项来源于代驾服务使用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到秦某丹在平台的账户，再由秦某丹向平台申请提现，提现时间由秦某丹自主决定，并非由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其三，尽管北京某汽车公司让秦某丹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以及根据秦某丹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但属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秦某丹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以及接单状况异常情况实行封禁账号等措施，亦系基于合理风控采取的必要运营措施。综上，北京某汽车公司对代驾司机秦某丹提出的有关工作要求，是基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而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故依法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24 09:57:07

公安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公布4起非法占用耕地刑事犯罪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保障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等破坏耕地违法犯罪活动，持续保持了严打高压态势，切实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为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联合公布4起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分别涉及违法占用耕地挖砂取土、修建房屋、挖塘养鱼、建设旅游项目，造成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4起案件均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个单位和7名自然人依法受到刑事处罚。法令行则国治。公安机关、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始终牢牢把握“最严格”的基调，继续加强协调联动，完善工作机制，持续推动自然资源领域行刑衔接工作意见落地见效，严肃查办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案件，以“长牙齿”的硬措施保障耕地安全。一、辽宁省大连市刘某军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一）基本情况。2023年3月，根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移送案件，大连市公安局金普新区分局侦破刘某军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经查，2022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军为谋取经济利益，在明知其流转和租用的土地为耕地，且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组织殷某飞、刚某峰等人在金普新区华家街道某村耕地内挖砂，并使用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回填现场，造成47.98亩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24年2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判决刘某军等3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其中，判处刘某军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殷某飞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刚某峰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二）警示意义。“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落实对耕地的最严格保护制度，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为。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擅自在耕地上挖砂、取土。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项规定，对非法占用耕地挖沙、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造成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10亩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公安机关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密切协同配合，强化行刑衔接，接到移送案件后迅速立案侦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土地勘测、认定鉴定等调查取证工作给予有力支持，两部门形成打击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的合力，大力推动被毁耕地修复，对该省涉耕地违法犯罪起到强有力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张某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一）基本情况。2023年6月，根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移送案件，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侦破张某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经查，2012年11月，犯罪嫌疑人张某（牡丹江某混凝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承包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某村43.57亩耕地，伙同他人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将耕地地面硬化、修建房屋、安装设置地秤，造成38.47亩耕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24年8月，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牡丹江某混凝土有限公司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罚金5万元；判决张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二）警示意义。“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非法建设占用等行为导致耕地非农化、永久基本农田非粮化，不利民生永续发展，严重危害粮食安全。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必须严守法律法规规定，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公安机关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通过联合督办、联动上案等方式，在勘查走访、卫片共享、认定鉴定等方面密切协同，起底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触碰耕地红线的犯罪行为，实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净化一域”工作目标，对非法占用、毁坏耕地行为敲响警钟。三、江西省鹰潭市刘某军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一）基本情况。2023年6月，根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移送案件，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侦破“5·15”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名。经查，2023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军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情况下，租用鹰潭市龙虎山镇某村耕地100亩，挖塘养甲鱼并使用水泥硬化田埂边坡，造成48.83亩永久基本农田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24年5月，贵溪市人民法院判决刘某军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二）警示意义。“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鱼。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了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鱼的法律责任。对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塘养鱼造成种植条件破坏，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公安机关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强化行刑衔接，建立信息共享、技术支持、提前介入、联席会议等机制，形成联勤联动、协同共治工作格局，确保了案侦工作有力推进，被占耕地及时恢复种植条件；鹰潭市委市政府印发《鹰潭市加强耕地保护打造无违法用地城市的实施意见》，为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占用、毁坏耕地违法犯罪行为，促进源头治理、综合治理提供了法治保障、制度保障。四、湖北省安陆市张某祥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一）基本情况。2023年5月，根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移送案件，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公安局侦破安陆市张某祥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经查，2021年8月至2023年3月，犯罪嫌疑人张某祥、左某华等人在未取得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以开发农村文化旅游项目为由，擅自在安陆市洑水镇3个村农用地上施工修路、平整土地并开采土石20余万立方米，造成203亩农用地（其中永久基本农田26.5亩、一般耕地41.5亩，其他为林地等）种植条件严重毁坏。2024年1月，孝昌县人民法院判决张某祥、左某华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6万元、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二）警示意义。“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千万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突破”。本案中，犯罪嫌疑人以招商引资开发农旅项目等名义掩饰其非法占用农用地行为，造成耕地资源被严重破坏等恶劣后果。为深挖彻查案件，公安机关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强化行刑衔接，积极开展信息共享、定期会商、协调联动；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共同配合检法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取得良好耕地修复效果。面对社会资本下乡，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时刻绷紧守护耕地红线的弦，从事各类建设依法依规使用土地，坚决杜绝非法占用、毁坏耕地等违法犯罪行为。【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24 09:54:1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党中央高度重视治理欠薪工作。临近岁末，正值工资结算高峰，落实和保障好农民工工资报酬权益是当前一项重要且紧迫的民生大事。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劳动者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重要部署，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保持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的部署安排，最高人民法院立足司法审判职能，依法加强调解工作、加大执行力度，积极化解欠薪纠纷，及时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全国各级法院办理的大量案件中选取、发布9个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进一步明晰裁判规则、推动部门联动、促进多元解纷、加强协同共治。本批案例有以下特点：一是明晰裁判规则，妥善化解纠纷。发挥典型案例在统一裁判规则、传播价值理念、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引导用人单位知法守法、劳动者理性维权。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中，宫某等11人与海外生产项目发包人某冶金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与承包人（实际用人单位）某金属公司未订立劳动合同。在实际用人单位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法以人格、经济等从属性特征作为判断标准，准确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保障了海外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中，某投资公司就拖欠工资与王某约定了分期付款时间，但未按照约定支付第一期工资，且在诉讼过程中否认付款约定。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后续工资付款期限尚未届满，但某投资公司明确表示不履行付款义务，劳动者可以在后续工资支付期限届满前请求公司支付所有欠付工资，依法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二是区分不同情形，做好统筹保护。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化解欠薪纠纷过程中需处理好促进市场主体发展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关系。区分用人单位欠薪的主观过错、危害后果和解决预期，推动用人单位稳住岗位、保住基本工资发放，妥善解决欠薪纠纷。31名劳动者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中，陈某经营服饰公司，因他人拖欠货款导致拖欠劳动者劳动报酬，但此前从未拖欠，且公司提供20多个工作岗位，仍有发展盈利能力。执行法院多次调解，促使劳动者与陈某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对机器设备采取“活封”方式保障正常经营，动态监管企业账户，以企业盈利支付劳动报酬，通过“活水养鱼”方式化解欠薪纠纷。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中，某混凝土公司拖欠运费导致某运输公司的19名货车司机无法获得劳动报酬，集体讨薪。人民法院针对欠薪症结，在运输合同纠纷中依法裁定某混凝土公司先行支付相关运费，督促某运输公司在拿到运费的同时当庭将款项发放给每位司机，既保障用人单位正常经营，又高效化解欠薪纠纷。三是坚持多措并举，分类有效处置。人民法院落实欠薪案件绿色通道，快立快审快执各类欠薪案件，维护劳动者胜诉权益。充分运用“总对总”“点对点”查控系统，强化线上和线下财产调查工作，全面查控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等财产信息。依法适用限制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执行措施，加大对规避、抗拒执行行为的惩戒力度。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中，某餐饮公司拒不履行劳动仲裁调解书，其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毫无关联的其他个人，意图逃避法定责任。执行法院主动查明该事实后，对实际控制人等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督促其支付了劳动者工资，圆满解决了欠薪纠纷。11名劳动者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中，某科技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采取限制消费等措施未取得预期效果。执行法院依法追加未实缴出资的股东作为被执行人，引导股东直接支付欠薪，化解了公司“空壳化”导致的欠薪难题。69名劳动者与某鞋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中，某鞋业公司严重资不抵债。执行法院引导债权人申请某鞋业公司执行转破产，协调有关部门调查尚未进入诉讼的工资债权情况，在破产程序中依法优先保障全体劳动者工资债权，于春节前集中发放。四是加强协同共治，推动防治结合。治理欠薪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加强协作。最高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与全国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相关职能部门配合协作，进一步健全防范化解工作体系，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11名网约车司机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中，人民法院和总工会协同推进“一函两书”（即《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工作，通过“司法建议”+“一函两书”的方式，促使用人单位自动履行裁判义务，督促平台企业履行劳动保护责任。在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重大争议处置等方面协调联动，依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平台用工、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132名劳动者与某船舶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中，执行法院打通“仲裁保全”链条，加强与人社等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沟通协作，积极寻找意向投资人，帮助用人单位摆脱经营困境，解决了百余名劳动者欠薪和就业问题。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全力以赴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依法高效办理欠薪案件，扎实开展治理欠薪冬季行动，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目录案例一：“司法建议”+“一函两书”，推动化解平台企业欠薪纠纷——11名网约车司机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案例二：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妥善化解海外务工人员欠薪纠纷——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案例三：用人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履行支付工资义务的，应承担预期违约责任——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案例四：依法裁定先予执行，实现欠薪纠纷“提前救济”——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案例五：巧用追加程序，化解群体讨薪难题——11名劳动者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案例六：依法限制实际控制人等高消费，彻底化解欠薪纠纷——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案例七：“灵活查封+司法监管+风险提示”，助力小微企业摆脱欠薪困境——31名劳动者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案例八：综合施策，实现查封财产价值最大化——132名劳动者与某船舶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案例九：“执破融合”，一揽子化解欠薪纠纷——69名劳动者与某鞋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案例一“司法建议”+“一函两书”，推动化解平台企业欠薪纠纷——11名网约车司机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基本案情】某科技公司系某网约车平台的运营主体。网约车司机在某科技公司运营管理的APP上接受派单，由平台统一负责运力调度。2024年，11名网约车司机不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某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等。案件审理过程中，审理法院了解到该网约车APP在线注册司机数千人。【裁判结果】审理法院通过寓调于审、以审促调的方式开展全流程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某科技公司已自动履行协议义务，共计为劳动者挽回欠薪等损失26万元。为推动平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审理法院向某科技公司发送司法建议。某科技公司收到司法建议后回函表示，将依法用工，进一步优化管理模式。审理法院同时将司法建议抄送区总工会，并就“法院+工会”联动发挥“一函两书”制度优势进行沟通协调。区总工会调研后，向相关平台企业发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平台企业表示，将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规范用工方式，认真听取、响应工会或者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避免纠纷再次产生。【典型意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人民法院和总工会协同推进“一函两书”工作，积极发挥各自职能优势，通过发送司法建议与“一函两书”的方式，促使用人单位及行业纠正存在的劳动用工违法行为并督促用人单位自动履行裁判义务，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谨防“小问题”演变为“大矛盾”，引导平台企业营造更加健康、和谐、稳定的用工环境，实现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权益和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向增益，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案例二依法确认劳动关系，妥善化解海外务工人员欠薪纠纷——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等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基本案情】某冶金公司承租老挝某钢铁公司的螺纹钢生产线成套设备及厂房。某冶金公司（发包方）与某金属公司（承包方）订立承包合同，约定：某金属公司整体承包上述设备及厂房；某金属公司自行聘任人员，统一管理，承担人员出国、薪资等费用。某金属公司招录宫某等人到老挝工厂工作。某冶金公司为协助某金属公司办理人员出国务工手续，与宫某等人订立劳务合同。宫某等11人提交了工作期间某金属公司的考勤记录、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情况说明》等证据。《情况说明》确认了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期间某金属公司欠付宫某等11人的工资数额。因某金属公司拖欠工资，宫某等11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某金属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宫某等11人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冶金公司与宫某等11人订立劳务合同，系为协助某金属公司办理人员出国务工手续。鉴于某冶金公司与某金属公司订立的承包合同约定，某金属公司自行聘任人员、支付工资，且宫某等11人提供的考勤记录、《情况说明》等证实其接受某金属公司的劳动管理，故不予支持某金属公司关于某冶金公司系用工单位的主张。审理法院判令，确认宫某等11人与某金属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金属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典型意义】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共识持续扩大，覆盖地区范围不断拓展，劳动力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我国到海外务工的人数逐年递增，劳动纠纷不断增加。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充分考虑境外用工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结合劳动报酬支付主体、劳动用工管理等情况，实质性审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劳务合作健康发展，进一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案例三用人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前明确表示不履行支付工资义务的，应承担预期违约责任——王某与某投资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16年12月，王某入职某投资公司。某投资公司自2019年起欠付王某工资。双方于2020年12月签署的《欠款担保约定》载明：“某投资公司因出现经营困难，暂时无法正常支付员工工资等费用。承诺欠付王某的2020年9月至12月基本工资于2021年12月前付清、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的其他工资于2023年12月前付清。”2020年12月，某投资公司与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但一直未按照《欠款担保约定》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基本工资。王某于2022年3月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某投资公司支付2020年12月工资（含基本工资、其他工资）、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其他工资。某投资公司在审理中明确表示不认可《欠款担保约定》中的债务，拒绝履行。【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当事人在解除劳动关系前签署的《欠款担保约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履行。虽《欠款担保约定》约定某投资公司于2023年12月前支付王某2019年1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的其他工资，但某投资公司未按照约定时限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基本工资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且在审理中明确表示不认可《欠款担保约定》确认的债务、拒绝履行约定的义务，故王某有权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某投资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审理法院判令，某投资公司支付王某2020年12月工资、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的其他工资。【典型意义】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经常就支付工资、经济补偿等订立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虽然劳动者起诉时，双方约定的用人单位支付欠付其他工资的履行期限尚未到期，但用人单位已存在违约行为且明确拒绝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用人单位承担支付全部工资的责任。人民法院通过个案裁判既一揽子化解了矛盾纠纷，又引领了社会法治意识养成，倡导用人单位诚信履约、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彰显了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四依法裁定先予执行，实现欠薪纠纷“提前救济”——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订立《砼运输合作方案》，约定由某运输公司组织车辆为某混凝土公司提供预拌混凝土运输服务。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运费支付等发生争议。某运输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某混凝土公司支付运费、利息、违约金等费用。诉讼过程中，某运输公司19名货车司机集体讨薪。在审理法院组织下，某运输公司、某混凝土公司共同对基础运费进行了确认。某混凝土公司认可欠付108余万元基础运费，同意将确认后的费用支付给司机。某运输公司申请某混凝土公司先予支付108余万元用于支付司机工资。【裁判结果】审理法院认为，某运输公司与某混凝土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多次对账，某混凝土公司认可欠付基础运费108余万元，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某混凝土公司未支付基础运费致使某运输公司无力支付司机工资，审理法院作出先予执行民事裁定书，裁定某混凝土公司先行给付某运输公司基础运费108余万元。为确保司机领取到工资，审理法院逐一核实司机欠薪情况，敦促某运输公司当庭将款项发放到每名司机账户，在运输合同纠纷审理中成功化解欠薪纠纷。【典型意义】欠薪纠纷关系劳动者生存利益的维护，保障劳动者利益诉求快速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在此期间，有的当事人可能存在严重经济困难或者其他急迫需要，若不提前兑现胜诉权益，则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在作出判决之前，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款项或者财物。本案中，人民法院在审理运输合同纠纷中，发现当事人无异议的基础运费108余万元正是用人单位急需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如解决运输合同纠纷后，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不利于及时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亦不利于社会稳定。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先予执行申请后，人民法院对于事实清楚的基础运输费用部分依法裁定先予执行，引导当事人当庭给付劳动者工资，不仅先行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还有效缓解了劳动者的燃眉之急，高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对劳动者的“提前救济”。案例五巧用追加程序，化解群体讨薪难题——11名劳动者与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基本案情】某科技公司因经营不善拖欠11名劳动者工资，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并在仲裁裁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法院经系统查询及实地调查，均未发现某科技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法院虽对某科技公司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但效果不佳，一度陷入执行僵局。执行法院及时转变执行思路，通过调取某科技公司的工商档案，发现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三名股东分别认缴出资额400万元、50万元、50万元，出资期限为2050年12月31日，出资方式为货币，股东实缴出资额均为0元。执行法院及时约谈申请执行的劳动者，依法释明，引导其申请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开通绿色通道将案件快速移送执行裁决部门审查。【执行结果】启动追加程序后，执行法院向股东释明其对公司的出资责任、出资义务加速到期的条件、公司债权人对股东出资享有的权利以及被追加为被执行人的法律后果。股东认识到其应积极履行实缴出资义务，随即向劳动者支付了工资18.97万元，劳动者撤回追加申请，案件执行终结。【典型意义】欠薪案件的执行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面对公司“空壳化”、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人民法院依法积极履职，准确适用公司法关于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用全、用好、用尽执行措施，通过追加执行主体方式，促使股东代公司清偿债务，全面兑现劳动者胜诉权益，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案例六依法限制实际控制人等高消费，彻底化解欠薪纠纷——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仲裁裁决执行案【基本案情】47名劳动者与某餐饮公司因劳动报酬事宜发生争议，劳动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双方就争议事项达成调解协议：某餐饮公司于2023年6月10日前一次性支付劳动者工资共计795942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调解书。因某餐饮公司未履行义务，47名劳动者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执行结果】执行法院受理案件后，了解到某餐饮公司实际控制人系朱某，主要负责人实为程某，法定代表人余某与公司无任何关联。朱某、程某拒不承认自己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执行法院经多方走访，最终获取到足以证明朱某、程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主要负责人的证据，经劳动者申请，对两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在执行法院将文书送达程某、朱某，并告知其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后，二人主动出面与劳动者协商，支付了拖欠工资。【典型意义】执行实践中，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是化解“执行难”的利器。有些用人单位为了逃避执行，实际控制人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与单位毫无关联的人，对法定代表人采取惩戒措施对案件执行毫无助益，实际控制人仍然控制公司经营。本案中，人民法院查询不到用人单位名下财产时，主动查证实际控制人相关证据，对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负责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促使隐匿于幕后的被执行人主要人员“走出来”与劳动者协商解决问题，圆满解决欠薪执行难题。案例七“灵活查封+司法监管+风险提示”，助力小微企业摆脱欠薪困境——31名劳动者与陈某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基本案情】31名劳动者在陈某经营的某服饰公司工作。因陈某无法支付劳动报酬，双方产生争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确认条件，依法作出确认决定书。因陈某未按约履行债务，31名劳动者向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结果】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查明，陈某名下除了厂内机器设备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执行法官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某服饰公司是本地的羽绒服加工厂，目前仍在经营，提供20余个就业岗位，但因被他人拖欠货款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此前从未拖欠过劳动者劳动报酬。若将机器设备一封到底，公司经营将难以为继，劳动者将全部下岗；但不及时采取有效执行措施，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又难以得到保障。执行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某服饰公司具有发展盈利潜力，“竭泽而渔”不如“活水养鱼”。执行法官邀请申请执行人一同前往现场，阐明利害关系，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最终订立和解协议，约定分期付款，某服饰公司指定账户被纳入法院监管，除预留生产经营必需资金外，其他收入均用于偿还债务。执行法院对机器设备采取“活封”，陈某未经允许不得对机器设备实施转让、买卖等处分行为，但可继续进行生产使用。陈某开办的某服饰公司正常经营，出厂羽绒服销往全国各地，本案得以顺利执行完毕。【典型意义】本案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致力于各方主体权益的实质性实现，准确把握强制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的平衡点，根据市场环境、企业状况进行科学研判，及时调整执行方案，通过“活水养鱼”的方式为双方提供缓冲空间，保障企业持续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激发市场活力，最大限度地帮助其减负纾困、恢复发展。对企业银行账户动态监管，增进双方互信，在有效解决纠纷的同时，也为双方当事人今后的合作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案例八综合施策，实现查封财产价值最大化——132名劳动者与某船舶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基本案情】因某船舶公司拖欠132名劳动者劳动报酬，双方产生争议。132名劳动者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并申请财产保全。执行法院打通“仲裁保全”链条，以线上与线下“双线”结合查控方式，在相关部门配合下，1天内成功冻结某船舶公司银行账户1.13万元，清点并查封厂内大量机器、办公设备及原材料等。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仲裁调解书。【执行结果】仲裁调解书生效后，某船舶公司负责人表示无力继续经营，且案涉财产处置变现周期长，劳动者工资权益兑现难度大。为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执行法院协调镇政府，积极寻找意向投资人，多次组织意向投资人现场走访、查看设备，促成广州某船业公司在设备拍卖前承租厂房及设备，支付的租金用以支付劳动者工资。后，执行法院通过拍卖处置了被执行人的设备，为劳动者追回工资等共计265万元。为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执行法院持续与竞买人广州某船业公司沟通协商，促成竞买人投资经营某船舶公司，既帮助企业摆脱经营困境，又解决了百余名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典型意义】企业经营不善易引发欠薪纠纷。本案中，人民法院积极发挥执行职能，畅通“仲裁保全”机制，加强与人社部门、属地镇政府的信息互通、沟通协作，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优势作用，创新执行联动模式，引入投资人盘活案涉机器设备并接手经营企业，解决劳动者失业问题。人民法院情系群众之“急”、善解群众之“难”、巧化群众之“愁”、回应群众之“盼”，既实质化解欠薪难题，又深入践行了“暖薪护企”理念，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案例九“执破融合”，一揽子化解欠薪纠纷——69名劳动者与某鞋业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执行案【基本案情】某鞋业公司系生产鞋品的小微企业，因经营不善负债并拖欠劳动者工资，其中进入法院执行程序的13笔工资共计59.6万元，未经诉讼、仲裁的56笔工资共计51.5万元，累计69笔共计111.1万元。执行法院经调查走访，某鞋业公司现有资产为机器设备、铝楦及少量银行存款等，严重资不抵债。【执行结果】为妥善化解纠纷，执行法院一方面加快处置某鞋业公司财产，经全体债权人同意后，对价值较高的铝楦以高于市场评估价的105.7万元予以变卖，8小时连夜完成向买受人交付。另一方面，为平等保护所有劳动者权益，执行法院协调有关部门调查尚未进入诉讼的工资债权情况，以执破融合引导债权人申请某鞋业公司执行转破产，于破产程序中依据破产财产分配顺序优先保障全体劳动者工资债权。最终，执行法院通过依法启动破产程序为全体劳动者发放工资105.7万元，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典型意义】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坚持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凝聚部门协作合力，深化“执破融合”，多方联动一揽子化解69名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于春节前集中发放工资105.7万元，高效兑现工资债权，消除潜在纠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切实实现“劳有所得”，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4-12-24 09:46:12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保护侨胞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案例一陈某某、李某某等人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甲，无业。被告人李某甲，无业。被告人黄某甲，务工。被告人毛某，无业。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吴某甲、陈某乙、吴某乙、黄某乙，在校学生。2021年3月至9月期间，被告人陈某甲、李某甲在莆田华侨中学、华侨职业中专等学校周边纠集黄某甲、毛某等人形成固定的犯罪团伙（其中，李某乙、周某某等6人案发时未满16周岁），以收取“入会费”“保护费”、强买强卖饰品等名义，采取暴力威胁、言语恐吓、打架斗殴等手段，多次在校园周边对包括涉侨留守儿童在内的未成年人实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共寻衅滋事27起，敲诈索取被害人戴某某、陈某丙等55名在校未成年人钱款共计人民币6501元。2022年8月31日，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以陈某甲、李某甲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022年11月28日，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甲、李某甲等人犯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依法提起公诉。2022年12月30日，涵江区检察院对吴某甲、陈某乙、吴某乙、黄某乙四名在校学生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2023年7月21日，涵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分别判处陈某甲、李某甲等四人有期徒刑七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至二千元不等，责令退赔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一审宣判后，李某甲提出上诉。2023年10月8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履职情况】（一）全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惩治犯罪。一是提前介入侦查，锁定关键证据。该犯罪团伙成员较多、分工明确，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莆田华侨中学等几所学校在校学生高频率实施“强拿硬要”欺凌行为，社会影响恶劣。涵江区检察院在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第二天即提前介入侦查，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在捕前侦查、捕后继续侦查阶段，制发引导侦查提纲4份47条，引导公安机关对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犯罪分工以及犯罪行为导致的影响后果等关键问题开展取证，为准确认定恶势力犯罪搭建稳固的证据体系。二是借助社会力量开展心理辅导等工作，避免未成年被害人二次伤害。针对部分未成年人因被多次欺凌造成心理创伤不愿接受询问的情况，涵江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机关走访涉案7所学校，在“专业心理咨询师+班主任”疏导、法定代理人全程在场情况下，开展“一站式”询问，高效完成了涉案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共计82名在校学生的笔录制作工作，有效避免对被侵害未成年人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三是全面细致审查证据，精准有力指控犯罪。对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强买强卖学生非生活学习必需品行为，改变侦查机关强迫交易定性为敲诈勒索。同时结合在案证据，依法准确认定该团伙系恶势力团伙。（二）整合多方力量，关爱涉侨留守未成年人。检察机关经调查发现，受伤害较为严重的被害人戴某某、陈某丙系涉侨留守儿童，父母长年在国外务工，祖父母隔代抚养，家庭成员间缺乏沟通，二人多次被该团伙成员暴力威胁而不敢告知亲人，身心遭受较大损害，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此，检察机关联合区侨联向被害人父母送达督促监护令，要求履行好监护职责，并安排专员进行跟踪观护、定期入户走访，强化监护实效。针对被害人陈某丙父母暂时无法回国情况，检察机关聘请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对陈某丙父母进行两周一次的跨国家庭教育指导，并委托专业心理咨询师为陈某丙定期开展心理疏导，帮助修复心理创伤。（三）注重个案延伸，联合调研关注涉侨留守未成年人成长状况。莆田涵江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海外侨胞共约80万人，分布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侨胞因眷恋故土人文、信任国内教育资源等原因将子女送回国内接受教育，由此产生大量涉侨留守未成年人。案件中除戴某某、陈某丙，还有11名被害人也系涉侨留守未成年人。为进一步了解这类群体的成长生活情况，涵江区检察院联合区侨联等部门对辖区内涉侨留守儿童家庭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向9所学校、5个社区发放问卷2561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87%以上的涉侨留守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存在亲情缺失；10%以上的涉侨留守未成年人受到过欺凌。该调查为后续关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四）推动综合治理，构建涉侨留守未成年人立体保护体系。涵江区检察院在全面了解涉侨留守未成年人的生活现状及心理状况基础上，依法向涵江区民政局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查清涉侨留守未成年人数量并加强对此类群体的关爱和帮助。联合区民政、侨联等部门制定《关于建立侨乡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协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加强线索移送反馈、留守儿童被害人救助、留守儿童关爱保护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为构建侨乡留守儿童立体保护提供有力制度支撑。积极融入基层治理，与涵江区网格中心合作探索“未检网格化”新路径，由5名检察官联系江口镇五个重点侨乡村居，建立线上检察网格，以专业力量对接涉侨留守未成年人法治需求，切实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打通未成年人保护“最后一公里”。【典型意义】涉侨留守未成年人绝大多数是单亲监护或者隔代监护，父母远在他国，严重缺乏陪伴监护以及辅导教育，导致他们的成长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一方面全面审查案件证据，精准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依法有效打击犯罪，确保侨童权益在办案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维护；另一方面，主动加强与侨联、民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结合涉侨留守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依托一体履职工作机制，链接心理疏导、家庭教育资源，并安排督促监护令观察员进行跟踪观护，夯实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基础，推动打造侨乡留守未成年人立体保护，织密保护网，“未”爱搭“侨”，真正实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案例二陈某合同诈骗案【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无业。2018年10月至2020年9月期间，陈某将自己持有的位于浙江省文成县的5套12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指标出售给赵某顶等5人，所得房款人民币370万元以归还他人债务、网络投资等方式用尽。2020年12月至2022年5月期间，陈某隐瞒上述5间安置房屋指标已经出售的事实，委托房产中介将5间安置房屋指标再次分别出售给被害人刘某某（意大利华侨）、周某某（意大利归侨）、郑某某（侨眷）、夏某某、徐某某等5人，所得购房款人民币265万元以归还他人债务、购买体彩、在非正规网络平台投资等方式予以挥霍。2022年7月5日，浙江省文成县公安局以陈某涉嫌合同诈骗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023年3月15日，文成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犯合同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2023年4月18日，文成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陈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陈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履职情况】（一）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有力惩治犯罪。审查起诉过程中，文成县检察院积极开展引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与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依托远程询问系统，对涉侨被害人开展跨洋询问取证，全面查明被骗过程和被告人实际经济状况、合同履行能力、所获钱款去向等事实，依法认定陈某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嫌合同诈骗罪。（二）多措并举追赃挽损，积极开展司法救助。文成县检察院深入挖掘梳理涉案财产线索，及时查扣涉案房产相关文书，持续追赃挽损，成功为被害人追回损失共计人民币150余万元。对因案致贫2名侨眷老年被害人，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解困纾难，让远赴海外的华侨子女安心。（三）坚持依法履职，推动社会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文成县房地产中介管理漏洞问题，文成县检察院向主管单位文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发检察建议。该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度重视，对涉案的2家房屋中介机构进行约谈并责令其限期整改，对县内的房屋中介机构开展保障性住房交易专项检查，组织学习相关房地产经纪规定，提升房屋中介人员依法执业意识，有效促进当地房地产交易市场规范有序发展。针对侨胞回乡购置房地产意愿强烈，但风险防范意识不足的问题，文成县检察院联合当地侨联开展专项普法宣传，引导侨胞增强对“一房二卖”型诈骗行为的辨识能力，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典型意义】检察机关办理涉侨刑事案件，应当加强与公安、侨联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强化跨境案件取证、权利义务告知、释法说理等工作，形成依法保障侨胞侨眷权益的合力。准确把握侵财类犯罪化解矛盾的关键点，在“一房二卖”型合同诈骗类案件办理过程中，需全面分析行为人在事前、事中、事后的表现。对行为人一次卖房时就将房款用尽，二次卖房时又将房款迅速挥霍，无任何履约能力及表现的行为，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坚持依法办案与追赃挽损同步推进，主动开展司法救助，最大限度减少和弥补被害人损失，既彰显司法力度，又传递司法温度。在办案中敏锐发现社会治理问题，向行政主管机关制发针对性检察建议，督促尽责履职，从源头有效预防同类犯罪发生，助推侨乡治理发展。案例三陈某、孔某某、某生物技术公司侵犯商业秘密案【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某核酸技术有限公司原新药发现部副主任、高通量筛选平台负责人。被告人孔某某，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不起诉单位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主要从事寡核苷酸产品开发与技术服务。被害单位某核酸技术有限公司系从事新药研发的侨资企业，成立于2016年，公司创始人李某为美籍华人，核心团队有大量外籍科学家，公司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小核酸药物高通量筛选QC标准”（以下简称“QC标准”）是由该公司创始人李某等人在小核酸药物筛选和开发中总结形成的独有技术，系该公司商业秘密。2021年3月至10月，陈某在担任该公司新药发现部副主任、高通量筛选平台负责人期间，与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孔某某等商定，共同以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名义承接药物委托开发项目。在参与拟定合同过程中，陈某违反保密义务，披露了“QC标准”，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私下安排部门员工范某等人利用公司实验平台进行多轮生物实验。后利用公司授予的接触权限，擅自使用“QC标准”分析实验数据，形成实验报告。2021年10月24日，某核酸技术有限公司发现陈某行为后报案，并将陈某开除。陈某将自己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被公安机关调查一事及时告知孔某某。为顺利完成药物委托开发合同，孔某某与陈某商议继续使用前期实验数据，完成最终实验报告。2021年12月8日，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根据陈某完成的实验报告交付第一阶段实验成果，陈某根据约定获得生物筛选部分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43.48万元。2023年5月9日，江苏省如东县公安局以陈某、孔某某、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2023年11月8日，江苏省南通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孔某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提起公诉，对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依法决定不起诉。2024年2月22日，通州湾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三万五千元，禁止陈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小核酸制药的生物筛选工作；孔某某单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一审宣判后，陈某提出上诉。2024年9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检察履职情况】（一）提前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追加漏犯。案件立案侦查后，通州湾检察院主动提前介入该案，引导公安机关及时查扣重要物证、提取电子数据、调取含有技术秘密的合作协议、实验报告、交易记录等，厘清犯罪发生、发展的经过，明确各参与人的具体行为。最终查明，虽然案发前孔某某可能并不明知陈某将公司商业秘密用于项目合作，但在案发后，孔某某已知陈某侵犯公司商业秘密，仍要求陈某使用前期实验数据完成最终报告并交付实验成果，与陈某构成共同犯罪。经通州湾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追加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孔某某为犯罪嫌疑人一并侦查。（二）准确认定商业秘密，释法说理促使认罪认罚。审查起诉阶段，通州湾检察院通过专家咨询论证，补充鉴定（说明）和技术咨询，查明“QC标准”所选用的单个指标和阈值范围虽已公开，但完整的5个指标及其阈值组合技术方案未被公开，且通过补充调取“QC标准”研发改进的相关资料、记录，进一步证实“QC标准”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不为所属领域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依法认定该技术方案属于商业秘密。针对孔某某的无罪辩解，检察机关结合在案证据详细阐明法律上认定商业秘密以及认定“明知”商业秘密的规则，最终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孔某某自愿认罪认罚。（三）促进赔偿和解，帮助侨企及时挽回经济损失。通州湾检察院依法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开通绿色通道保障双方律师阅卷权。针对某核酸技术有限公司过高的索赔要求和陈某、孔某某等对赔偿数额的异议，通州湾检察院依据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结合案件认定的权利人损失金额，引导双方在律师参与下开展多轮磋商，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共识，签订赔偿协议书。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孔某某、范某等刑事、民事共同侵权主体按约赔付人民币111万元，并取得被害公司谅解。（四）落实行刑反向衔接，做好犯罪治理“后半篇文章”。考虑到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此次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小，犯罪情节轻微，且已经赔偿权利人损失并获得谅解，通州湾检察院对其依法决定不起诉。对于该公司侵犯商业秘密行为，通州湾检察院向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意见，建议对该公司予以行政处罚。2023年12月30日，如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对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罚款人民币20万元。（五）深化以案促治，检侨联动护航侨企发展。判决生效后，通州湾检察院结合办案中发现的某核酸技术有限公司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管理漏洞，依法发出法律风险提示函，引导该公司完善实验室耗材领用、重要仪器设备操作记录、实验信息记录保存等制度，健全相关技术信息秘密等级标记，使用和接触权限设定等，有效防范经营风险。同时，联合南通市侨联为全市多个科创园区负责人以及侨企代表开展专题讲座，重点解读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升侨企商业秘密保护能力和水平。【典型意义】涉侨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平等保护侨企合法权益，对树立良好营商环境，增强侨胞回国投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检察机关应当立足检察职能，依法加大对侨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办理涉侨企案件，坚持提前介入，引导全面规范取证，查明遗漏罪行和人员。针对专业性较强、争议较多的涉商业秘密案件，充分发挥专家咨询论证作用，依法准确认定商业秘密。对于单位犯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及时移送行政机关予以行政处罚，形成打击闭环。办案中注重综合履职，积极探索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责任承担一体化解决机制，通过搭建磋商平台，强化释法说理，促成刑事、民事侵权主体共同自愿承担侵权责任，帮助侨企及时挽回损失，减轻诉累。深化检侨联动机制，强化以案促治，通过风险提示、法治讲座、政策宣传等形式，全面保护侨企创新成果，护航侨企高质量健康发展。案例四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涉侨风貌建筑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福建省晋江市是著名侨乡，有“十户人家九户侨”“海内外300万晋江人”之称，华侨文化源远流长，涉侨风貌建筑独树一帜。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御辇村的“奕佰楼”建于1957年，由旅菲华侨建造，是一座闽南传统与南洋风格并存的“番仔楼”，既体现传统闽南民居营造技艺，又反映南洋风格建筑风貌，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因保护不力，上述“奕佰楼”传统风貌建筑被列入拆迁计划，旅菲侨胞和周边群众向晋江市政府、晋江市侨联写信请求予以关注。【检察履职情况】2022年5月初，旅菲侨胞向福建省侨联反映，建议将位于晋江市池店镇御辇村的“奕佰楼”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反映材料逐级交办至晋江市侨联，再通过“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的志愿者反馈至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晋江市检察院经审查发现，“奕佰楼”番仔楼被列入当地拆迁计划，可能导致传统风貌建筑遭受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22年5月4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立案后，晋江市检察院会同市侨联走访自然资源、文旅、住建、属地政府等单位，数次召开联席会议，详细了解拆迁规划情况，厘清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责。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福建省传统风貌建筑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向文旅、自然资源和属地政府发出磋商函，督促对涉侨风貌建筑开展文化资源评估论证，明确保护措施。磋商函发出后，文旅部门牵头召开历史文化遗产论证听证会，委托文物保护专家及专业机构开展论证，甄别50年以上建筑的历史文脉、建筑特色，决定将“奕佰楼”鉴定归类为“应保尽保”建筑，给予原址保留；自然资源部门将传统风貌建筑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进行有序管理，加挂保护标志；属地政府重新规划拆迁方案，将附近7座地方特色的传统民居迁至“奕佰楼”附近，形成一个集历史建筑保护、旅游休闲、商务活动为一体的番仔楼历史风貌建筑群。侨联建立晋江市华侨历史建筑信息档案库，收录656栋涉侨历史建筑，建设19个侨史馆，全面推进侨乡文化名镇名村建设。案件办结后，晋江市检察院联合市侨联通过“云侨汇智班”平台将涉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在线传达给旅菲侨胞，得到广大侨胞的肯定和赞扬。为进一步推进检侨协作，晋江市检察院联合侨联、司法局等部门会签《涉侨及台港澳同胞权益保护检察监督协作机制》，建立涉侨检察联络室，聘任13名涉侨联络员，依法对涉侨文物、传统村落、历史风貌建筑等方面加强司法保护。泉州市检察机关开展“检察护宝·守护海丝名城”专项监督活动，发挥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泉州、晋江两级检察机关调查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共计18件，有效促进涉侨文物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保护。【典型意义】晋江具有闽南古韵，承载着灿烂的海丝文化，也寄托着广大侨胞“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文化传统。番仔楼集闽南传统古民居与南洋建筑的优点，是闽南侨乡的建筑瑰宝，展现特殊时代侨胞爱拼敢赢的“晋江精神”和爱国爱家的情怀。检察机关积极履行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综合运用联席会议、磋商、论证听证会等方式，全面整合侨联、执法部门、属地政府等多方资源，有效融合省地市大侨务平台和“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利用检察一体化办案优势创新两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新模式，积极开展“检察护宝·守护海丝名城”专项监督活动，严格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以个案监督推动类案监督，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促进涉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周边环境治理，让涉侨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为泉州世界遗产保护传承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案例五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侨梦苑”产业园区违规建设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基本案情】江门“侨梦苑”产业园区是广东省江门市侨商产业和海内外高端人才集聚区、万侨创新行动核心载体、国家科技产业创新特色园区，现有侨资企业480余家。2023年5月，园区部分侨资企业向检察机关检侨联络办公室反映，其租赁的厂房楼顶存在违规铺设光伏组件、楼顶四周被违规改造为生产经营场地、办公场所、货物仓库、公寓等情形，违建的空间加重厂房楼顶承重、改变建筑原有结构、堵塞消防安全通道阻碍救援，带来严重消防安全隐患，园区企业安全生产及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检察履职情况】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地方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推进江门市委、江海区委“侨都赋能”工程，建立侨资企业保护协作机制和检侨联动机制，主动将江海区侨资侨胞侨产聚集的区域特色与企业安全生产等民生实事相结合，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助力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活动。针对专项监督活动中发现的园区光伏项目违规建设问题，江海区检察院于2023年5月26日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调查。为核实有关情况，江海区检察院向江门“侨梦苑”核心区综合服务中心、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调取了侨资企业工商登记、光伏发电项目备案资料、规划报建等数据。同时，以实地勘查、无人机航拍等方式开展调查，查明了近三年园区内光伏违建企业存在违反相关标准建设、未经备案程序违规建设、擅自改变建筑结构造成严重安全隐患、随意改变建设项目使用性质产生消防安全隐患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经过数据对比分析并结合无人机航拍的证据，发现园区内43栋厂房共12.6万平方米存在光伏项目违建问题。2023年6月2日，江海区检察院组织召开“督促整治辖区厂房顶层光伏违规建筑”检察公开听证会，邀请听证员和人大代表到违建企业现场查看光伏违建带来的安全隐患，与会各方就整治光伏发电项目违建问题达成共识。会后，江海区检察院向区发展和改革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四部门发出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从强化执法、规范审批、健全协作配合、开展普法宣传等方面督促职能部门依法全面履职。针对光伏违建背后的普遍性问题，向有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督促开展源头治理，规范光伏发电项目发展。同时江海区检察院主动向江海区党委政府汇报案件进展，区委领导专门召开区光伏违建专项工作会议，推动开展专项规范整治和规范建设。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召开工作协调会，印发联合协作机制方案，推动专项整治行动。江海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对违章建筑作出认定，产业园区所在街道办事处按照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相关规定，依法对违规建设光伏项目的企业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43份，引导企业依法依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2023年8月16日，江海区检察院会同江海区发展和改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十部门联签《关于规范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协作配合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完善刚性保障。随后，江海区政府正式印发江海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规范建设指引，推动企业合法开展分布式光伏建设。2023年11月，江海区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对光伏违规建设项目整治情况开展“回头看”，43家违规建设光伏企业已全部签订违规整改承诺书，12.6万平方米的违规光伏建设已完成整改，安全隐患风险得以消除，园区安全生产环境得到进一步保障。2024年3月，江门市政府在全市推广江海区分布式光伏规范管理经验，促进全市光伏发电建设项目健康有序发展。【典型意义】营造良好的侨商营商环境是侨务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体现。检察机关立足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以“侨”架桥，积极发挥与侨联共建的“检+侨”协作机制和“检侨联络办公室”作用，结合本地侨情实际，将安全生产作为服务保障侨商产业园发展的切入点，针对侨资产业集聚区和国家级科技产业创新园区存在的光伏项目违规建设带来的安全隐患、影响公共安全和营商环境等问题，查清公益损害事实，开展公开听证，督促多个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有效防范化解侨企生产经营中的重大安全风险，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通过高质效检察履职促进行政机关出台规范指引、建立健全长效监管和协作机制，有效解决权责交叉等难点问题，推动侨商产业园光伏项目规范化建设，切实为侨胞回乡投资、创业、生活营造稳定、安全的营商环境，以有效的检侨联动同心共筑中国梦，写好新时代“侨”文章。【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3 15:33:44

陈文清在检察公益诉讼1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0日在检察公益诉讼1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探索规律、遵循规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检察公益诉讼工作，以法治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陈文清指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为各部门共同保护公益提供了平台。10年来，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在实践中依法有序推进，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新时代新征程，要时时处处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十一个坚持”对照、审视工作，进一步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更好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陈文清要求，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找准检察公益诉讼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维护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提升检察公益诉讼精准性、规范性。陈文清强调，维护公益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对于履职不到位造成公益损害的，行政机关要自觉接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执行审判机关生效裁判。审判机关要完善体现公益诉讼特点规律的裁判规则、提升执行效果。社会各界要加强对公益损害问题的社会监督，形成共护公益的合力。应勇主持会议。【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4-12-23 08: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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