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
最高检发布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以技术为支撑赋能高质效办案记者8月26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最高检近日发布一批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据悉，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最高检党组提出的“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进一步引导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技术支撑检察办案作用，提升检察办案质效，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共同选编该批典型案例。据悉，这批典型案例公开的共8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共5件，分别为：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整治光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保护大运河、太浦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检察院整治砖瓦轮窑淘汰退出行政公益诉讼案；广东省肇庆市检察院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污水溯源治理行政公益诉讼案；浙江省江山市检察院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违规添加禁用物质行政公益诉讼案。民事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共3件，分别为：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诉某公司等倾倒固体废物填埋河道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北京市门头沟区检察院诉王某甲、高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记者注意到，该批典型案例中利用到多种检察技术，如在行政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二中，检察机关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精准发现污染区域，运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辅助调查取证，利用水质快速检测污染物浓度，与卫星遥感数据相互印证，形成较为严密证据链条；行政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五中，检察机关借助快速检测、实验室检验等手段，对涉案产品进行针对性分析，发现案件线索，并为办案提供关键证据；民事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二中，检察机关采用物化探技术核算偷采砂石总量，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合理性把关，借助类案数据分析深挖涉案人员违法行为，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准确认定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依法追究行为人责任。据悉，最高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组织学习该批典型案例，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推进检察技术与公益诉讼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办案专业化、规范化水平，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助力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在公益诉讼办案实践中，各地检察机关针对生态环境、食品药品领域技术问题复杂、专业性强的特点，积极探索实践，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在业务与技术融合办案方面创造了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做法。为深入贯彻落实好“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要求，进一步引导各级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共同选编一批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推动各级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与技术部门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保障案件高质效办理，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案例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整治光污染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光污染治理干扰光测量联合调查取证【要旨】光污染是环境污染的新类型。光污染与影响的量效关系认定存在技术难点，光污染执法中缺乏准确测量和认定方法。本案中检察机关找准切入点，合理适用标准、规范，应用测量方法量化光污染影响，使案件办理有据可依，督促行政机关积极履职，也为行政执法提供专业化支持和参照。【基本案情】上海市静安区商业和住宅区域交错，夜晚商业区域强度较高的光亮对居民正常生活和行车安全造成影响。部分商户的电子招牌、LED显示屏等照明设施夜间亮度过高，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休息。部分厂区照明设施属于非道路照明设施，但正对路面，产生的灯光对夜间司机驾驶车辆造成干扰，影响行车安全。相关职能部门在收到市民多次投诉后，未有效履行监管职责，导致社会公共利益长期受到侵害。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过程中，针对光污染取证关键难点，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依据现有光污染技术标准规范，开展不同类别干扰光光源强度检测，定量评价光污染损害事实。案件办理还督促行政职能部门履行光污染监管职责，促进光污染防治立法完善，其中通过技术检测实现量化光污染、固定证据的经验，也为行政执法提供参考。【业务+技术办案情况】2021年11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区商业和住宅区域的光污染问题立案办理。为查明照明设施的污染损害程度，检察官与技术人员联合组成办案组，开展光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等的梳理及前期研究工作，确定以《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2017）（以下简称《限制规范》）、《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GB/T38439-2019）（以下简称《测量规范》）、《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等为主要参考依据，围绕光污染调查的范围、方法等多次研判，将调查发现的干扰光分为三类，分别制定了针对性的调查方案。一是“广告标识类”。根据《限制规范》，涉案的2处广告招牌属于高亮度区域广告、标识，适用“表6广告、标识发光表面的平均亮度最大允许值”中E4区的限值，再根据发光面面积确定广告招牌对应的限值分别为1000cd/m2、600cd/m2。根据《测量规范》，技术人员使用亮度计、测距仪、直尺等工具测量，将广告招牌表面划分成若干矩形网格，测量每个矩形网格中心点的亮度值，计算平均亮度值分别为2992cd/m2、713cd/m2，超过标准限值。二是“LED显示屏类”。根据《限制规范》，涉案的2处LED显示屏属于高亮度区域LED显示屏，适用“表8LED显示屏或媒体墙表面的平均亮度限值”中E4区的限值600cd/m2，同时应满足“5.9.4道路两侧3m以下高度内不得设置LED显示屏”“5.9.5机动车道两侧和人行道两侧的显示屏不宜设置动态模式”要求。根据《测量规范》，技术人员使用亮度计、测距仪、摄像机等工具测量，发现2处显示屏播放动态视频，一个播放周期时长约34秒，距离地面不足3米，在显示屏正常播放时随机选择一显示区域，用亮度计连续测量，采集不少于一个完整播放周期的50组亮度数据，计算出平均亮度值分别为2980cd/m2、771cd/m2。因此，2处LED显示屏亮度超过标准限值，且同时违背《限制规范》5.9.4、5.9.5的要求。三是“道路干扰光类”。根据《限制规范》，相关厂区照明灯光属于道路交通干扰光，适用“5.4.3道路的非道路照明设施对机动车驾驶员产生的眩光阈值增量不应大于15%”。根据《测量规范》，使用亮度计、照度计、全站仪等工具进行测量，在距离右侧路缘1/4道路宽度、路面上方1.5米处，用全站仪测量3个大灯和眼睛位置之间连线与视线的夹角；使用亮度计测量机动车路面的平均亮度值为0.5cd/m2；使用照度计测量视野中每个照明装置在观察者眼睛与待测照明装置连线方向上的照度。计算出光源对机动车驾驶员产生干扰光阈值增量为9005%。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城市光污染治理研讨会”，邀请相关行政机关及环境科学研究院、照明学会参加。行政机关负责人表示，光污染执法过程中“取证、溯源、评估”是关键难点，技术参数的引入，为行政执法提供了事实基础，让行政执法从“无计可施”到“有据可依”。当天，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向职能部门代表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建议依法履行光污染监管职责，督促涉案单位对问题光源进行整改。之后，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跟进调查，确认涉案光源已符合技术规范，不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承办检察官受邀参加《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修订专家座谈会，分享通过技术检测实现量化光污染、固定证据的经验，为加强光污染防治立法建言献策。2022年8月1日起，新修订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实施，该条例新增了防治光污染的内容，成为我国首部纳入光污染治理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典型意义】（一）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破解新类型环境公益诉讼难题。光的特性决定了光污染事实能够被感知，但难被量化和固定。相比于水、土壤等环境污染，防治光污染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办理光污染类环境损害案件，调查取证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光污染损害事实证明成为办案首要难题。检察官和技术人员组成办案组协同办案，通过反复研究制定调查方案，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依托技术支撑调查取证，解决光污染公益受损事实认定关键难题，助力公益诉讼发挥监督、支持、补位作用。（二）综合分析光污染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为光污染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提供依据。光污染治理相关立法尚不完善，但客观上存在公益受损的情况。本案办理过程中，重视国家标准的应用，以业务需求为导向，从现有光污染技术标准规范中找准切入点，适用已发布的《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GB/T35626-2017）、《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GB/T38439-2019）等国家推荐性标准，实现光污染违法事实调查和判断有据可依，探索出光污染案件办理的经验，也为行政执法提供参考。（三）专业开展光源强度测量，科学证明光污染事实。测量方法的科学性直接影响损害结果判断的准确性，不同类别干扰光有不同的测量方法，需结合干扰光特点及现场情况等进行细分。本案根据“广告标识类”“LED显示屏类”“道路干扰光类”不同特点，针对性制定光污染强度测量方案，借助照度计、亮度计、测距仪等仪器，测量发现干扰光的亮度、照度、与地面或居民区的距离等指标参数不符合照明限值要求，定量评价光污染损害事实。案例二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保护大运河太浦河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水污染卫星遥感快速检测精准确定污染区域整治成效跟踪【要旨】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由于河流流域广阔，快速、精准发现污染点、获取证据成为案件办理的关键。检察机关运用卫星遥感技术精准发现污染区域，运用无人机等技术手段辅助调查取证，利用水质快速检测污染物浓度，与卫星遥感数据相互印证，形成较为严密证据链条，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技术支持。【基本案情】京杭大运河、太浦河、頔塘河等是流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的主要河道，是江浙沪区域重要水线。2021年2月，检察机关应用卫星遥感技术监测该区域发现，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平望镇梅堰工业集中区、同里镇邱舍工业区、汾湖湾318国道南、京杭大运河北段水体悬浮物浓度偏高。河道上下游及沿岸企业存在违规排污、生活污水直排、码头营运不规范、通航搅动底泥、船舶偷倒泥浆等问题，造成水环境受损，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用卫星遥感、快速检测、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发现流域污染线索，为查明污染情况、精准溯源提供有力证据支撑。通过技术手段持续跟踪整改情况，用客观数据检验办案成效，联合河道上下游检察机关、协同行政机关建立水域长效治理机制，防范此类污染问题再次发生。【业务+技术办案情况】一是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精准发现污染线索。2021年2月，苏州市人民检察院调取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青浦、苏州吴江、浙江嘉善）水域遥感影像，并进行定量反演。高分六号多光谱遥感数据、Worldview-2高空间分辨率卫星遥感数据定量反演结果显示大运河、太浦河等水域悬浮物浓度较高，水环境被污染可能性较大。苏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河道上下游检察机关共同办理此案。二是水质快速检测锁定污染数据。为进一步确认水污染程度，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对京杭大运河北段等4个区域水质进行采样，利用便携式分光光度计和水质多功能检测仪进行快速检测。结果显示，4个采样点的总磷及化学需氧量（COD）均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限值。快速检测结果与卫星遥感数据互相印证。三是无人机航拍辅助调查取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无人机航拍，明确涉案区域存在码头违建、废水直排等问题。检察官根据卫星遥感监测报告、水污染检测数据以及无人机航拍照片等资料，采取乘船巡查污染区域水体、现场查看污染源头、走访涉案企业并调查生产和排污情况、与周边群众进行座谈等方式，进一步调查核实涉案水域污染情况，补强相关证据材料，形成较为严密证据链条。吴江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6月至8月，先后向涉案水域两岸有关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吴江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相关部门和乡镇政府，共同研究治理举措，推动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26家、拆除21家企业违法建筑13万余平方米、改造提升标准化码头10个、修复市政管网10处；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4起，经公开听证督促3家环境违法企业支付损害赔偿金3万余元、督促增殖放流鱼苗6000余尾。同时，大运河、太浦河下游浙江省嘉善县、上海市青浦区等地检察机关同步推动偷排污水、岸线堆放垃圾等问题整改。为检验办案成效，检察机关持续对整改情况进行追踪，对大运河吴中段水域及沿岸码头开展水上、岸线全面排查，并运用卫星遥感开展监测。根据监测，4个问题线索区域水体悬浮物浓度日均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为建立水域长效治理机制，吴江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河道上下游检察机关、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聘请专家协助研究制定大运河、太浦河水环境动态监测及长效治理方案，防范污染问题再次发生。【典型意义】（一）综合运用技术手段开展调查，解决流域污染线索发现难问题。运河河道距离长、流域范围广而且水体流动，流域的污染线索发现和定位较难。检察机关利用卫星遥感覆盖范围广、反馈时间短等特点及时发现污染线索。根据遥感提示信息，确定流域具体污染点位置和大概污染程度；通过现场勘查取样和快速检测进一步确定污染程度。快速检测数据与卫星遥感互相印证，及时、准确发现公益损害关键事实。对于公益损害区域较大的案件，通过无人机解决“监看死角”。对于跨区域、跨流域案件，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一体化办案机制优势，综合利用科技手段有效履行职能，全面查明污染情况，实现精准溯源。（二）通过技术手段持续跟进监督，促进公益诉讼职责履行，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在全面查清公益损害事实和相应监管问题的基础上，不同层级检察机关督促同级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通过公开听证、整改现场实地打分、卫星遥感持续跟踪反馈等手段，检验办案成效，确保受损公益全面修复。同时，检察机关委托行业专家、组织评审会等方式对环境公益修复成效进行评估，提高评判结果公信力，协同行政机关建立长效机制，防范类似污染问题再次发生。案例三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检察院整治砖瓦轮窑淘汰退出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落后产能淘汰卫星遥感历史影像现场勘验【要旨】办理砖瓦轮窑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机关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技术、无人机航拍、地理测绘等技术手段，对历史地貌与现状情况影像比对，掌握涉案现场历史变化，有效破解公益诉讼案件取证难、固证难问题，确保精准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整改。【基本案情】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白银区淘汰类生产工艺设备中砖瓦轮窑淘汰退出整改工作进展缓慢、拆除不彻底。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规定，砖瓦轮窑属于淘汰类生产工艺设备，应于2020年底前淘汰退出。截至2022年2月，白银区尚有7家砖瓦轮窑企业未淘汰拆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状态仍在持续中。【业务+技术办案情况】2022年4月，白银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启动调查后，发现由于违法行为历时久远，案件办理存在三个难题：一是无法确定涉案砖瓦轮窑建设、使用、拆除时间，对违法行为过程无法精准判断；二是无法确定涉案企业是否存在占用耕地等违法行为，也无法判断违法行为是否造成损害结果，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是无法确定相关单位是否存在怠于履行职责的相关情况。为破解以上难题，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共同制定调查方案，通过调取卫星遥感历史影像、无人机航拍、现场勘验等方式对证据进行搜集、固定。（一）通过现场勘验查明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根据案件情况明确现场勘验重点，提升勘验针对性：一是确定涉案砖瓦轮窑布局，测算占地面积；二是结合卫星遥感历史影像确定建设、使用、拆除的具体时间，对占用耕地情况进行固定。为更有针对性开展现场勘验，调取辖区涉案砖瓦轮窑多源卫星遥感数据并进行制图，通过对遥感数据的处理，对涉案现场占地面积进行测算和标注。根据遥感数据分析掌握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勘验，利用无人机航拍取证，准确记录现场情况，出具现场勘验报告。（二）利用卫星遥感历史图像及其他技术手段强化证明事项。通过调取该区域的卫星历史遥感图像，利用遥感影像制作对比分析图，依据砖瓦轮窑企业占地面积及周边区域多年变化图像，还原2006年至2022年16年间涉案现场轮窑建设、使用过程，以及周边开采砖瓦用黏土矿情况，对砖瓦轮窑企业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加以佐证。针对砖瓦轮窑企业落后的烧结砖工艺，检察机关联合工信等部门委托专家对白银区烧结砖生产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并出具工艺改造的专家意见。通过技术手段调查取证，查明白银区有7家砖瓦轮窑企业未依法淘汰退出及占用耕地。2022年5月，白银区人民检察院向工业信息化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及3家乡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结合专家提出的工艺改造意见，对问题依法、合理处置，并做好砖瓦轮窑落后产能淘汰退出后土地复垦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在后续跟进监督过程中，白银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听证会，以电子示证形式充分展示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和现场勘验相关证据，得到被监督单位的认可，形成了尽快拆除复垦的意见。随后，被建议单位书面回复称，总面积4万余平方米的砖瓦轮窑已全部拆除，土地复垦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正有序进行。检察机关持续监督整改情况，利用卫星遥感数据等对整改情况进行跟踪，确保整改到位和持续保持。【典型意义】（一）充分发挥卫星遥感、现场勘验等技术手段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支撑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案件办理。面对专业性强、时效性高的调查难题，检察官和技术人员运用卫星遥感数据快速锁定现场勘验地理位置，利用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手段及时开展现场勘验，委托专家开展调查，全面掌握涉案砖瓦轮窑情况，指明案件办理方向，为案件办理奠定基础。（二）从说明到证明，综合运用技术性证据提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效。利用卫星遥感历史影像数据，对比分析砖瓦轮窑企业占地面积及周边区域变化情况，结合证人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对砖瓦轮窑企业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进行论证，快速厘清了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有效提升了检察机关的办案质效。案例四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星湖国家湿地公园污水溯源治理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磋商湿地保护水污染卫星遥感无人机投影3D建模【要旨】为解决国家湿地公园污水影响水生态系统的问题，检察机关充分发挥科技辅助作用，以无人机投影3D建模技术为基础，结合数据碰撞、比对历史办案数据等方法，精准识别污水源头，以磋商等方式推动行政机关有效履职，成功督促整改，促进星湖湿地水资源的系统保护。【基本案情】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总面积935公顷，水面面积677公顷，是我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主要补充水源为上游北岭山片区（共有58个入水口）。2023年4月以来，星湖湿地37号入水口发现大量黑臭污水流入，已对湿地水环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害。肇庆市检察机关立案后开展调查，确定水污染损害程度，通过发出磋商函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整改，并持续跟踪整治成效。【业务+技术办案情况】（一）公益检察“顺风耳”，搭建数据指挥平台。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检察院收到星湖湿地管理处通报，在湿地公园37号入水口发现有大量黑臭污水流入。端州区人民检察院立刻启动科技研判手段，初步确认水污染严重损害星湖湿地水环境生态系统，于同年5月29日决定立案。（二）公益检察“千里眼”，无人机助力核查。端州区人民检察院使用无人机投影3D建模与数字卫星遥感监测相结合的三维立体数据进行研判，利用无人机4G远程遥感技术，放飞搭载专门镜头的无人机，配合智能制图软件，在公益诉讼办案指挥中心通过实时数据共享、实时接收影像、实时指挥功能，对涉案区域进行远程遥感调查取证，解决了因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导致人工核查困难的问题，最终成功锁定位于某大学周边一暗渠有污水排放。（三）公益检察“CPU”，数据碰撞助分析。端州区人民检察院比对无人机投影3D建模数据和市政污水管网图数据，多次联合肇庆市城区渠网管理中心专家对污水管网数据进行比对，对约2000米的污水管网进行科学计算，发现该管网为某大学校园雨水埋管，确认系该校某楼房污水井管泄漏，持续性渗入雨水管排放所致。（四）公益检察“助推器”，监督整改显成效。2023年6月，端州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向城区主管渠网中心及城市管理部门发出磋商函，现场进行数据分析展示。两部门积极履职，督促某大学迅速进行整改，对破损污管进行修补，将污水管正确复位。端州区人民检察院对整改后的雨污管网路径利用无人机投影3D建模，进行新旧数据碰撞分析，确认问题确已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在后续工作中，端州区人民检察院针对星湖湿地开展特别保护举措，对星湖9.4平方公里进行全区域实景建模，建立了星湖湿地保护检察数据库，持续监督保护，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典型意义】（一）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取证模式，破解公益诉讼取证难题。针对湿地保护工作，打破地形和空间限制，通过无人机投影3D建模与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实现近距离取证、精准测量，破解了传统办案过程中因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客观条件限制导致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二）深度应用图像识别技术，提升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质效。针对污水排放的暗渠来源，使用传统手段很难确定污水来源，以无人机投影3D为基础，比对实体沙盘及市政污水管网图，对污水管网进行计算，最终成功发现泄漏源头，解决办案痛点。（三）运用数据分析技术，持续监督整改成效。在办理湿地案件中，对整改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是一大难题。通过对星湖湿地进行全区域实景建模，建立了星湖湿地保护检察数据库，定期开展新旧数据的比对分析，确认整改要求已全面落实，并持续开展监督，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案例五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违规添加禁用物质行政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抗（抑）菌制剂违规添加禁用物质快速检测检验鉴定【要旨】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违规添加抗生素、抗真菌药物、激素等禁用物质的现象时有发生。此类产品长期使用会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安全隐患。标准检测方法不足、国家监督抽检中相应检测项目缺失、检测机构较少等原因，导致此类产品的监管容易出现缺位，也造成案件取证困难。检察机关借助快速检测、实验室检验等手段，对涉案产品进行针对性分析，发现案件线索，并为药品安全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提供关键证据，守护消费者健康权益。【基本案情】抗（抑）菌制剂是直接接触人体完整皮肤或黏膜，具有一定杀菌（抑菌）作用的制剂，属于消毒产品中的卫生用品。根据相关规定，抗（抑）菌制剂禁止添加激素、抗生素、抗真菌药物等。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快速检测筛查发现，大部分抗（抑）菌制剂存在添加禁用物质的情况，长期使用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业务+技术办案情况】（一）快速检测，助力案件线索发现。2020年3月，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从媒体报道中捕捉到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可能存在违规添加禁用物质现象。检察官、检察技术人员查阅大量文献后，初步分析抗（抑）菌制剂可能添加哪些禁用物质以及哪些产品可能添加禁用物质。检察官、技术人员从7家药店、6家医疗机构购买了23款抗（抑）菌制剂产品。由于该类产品多次被报道违法添加莫米他松糠酸酯、氯倍他索丙酸酯等激素，技术人员采用糖皮质激素胶体金试剂盒进行快检筛查，发现只有1个样品呈现阳性。根据这类产品的宣称效果以及临床上治疗皮肤病的用药习惯，技术人员扩大筛查范围，检出6个样品中甲硝唑和酮康唑呈阳性、1个样品中酮康唑和糖皮质激素呈阳性、14个样品中酮康唑呈阳性，阳性检出率达91.3%。（二）检验鉴定，促进夯实证据。根据快检结果，办案组分析认为，抗（抑）菌制剂违法添加禁用物质的现象可能在行业中普遍存在，危害较大。因没有标准检验方法和检验经验，社会鉴定检验机构不接受对违法添加进行检验的委托。江山市人民检察院遂逐级请示。最高检检察技术部门发挥一体履职优势，调动全国检察技术人员开展科研和实验室检测，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技术手段，研究建立有效的检测方法，解决检测方法缺失的问题。江山市人民检察院依法组织对市场销售的抗（抑）菌制剂重新取样，技术部门对21件样品进行科学检验。检验报告显示，15件样品中检出咪康唑、达克罗宁、特比萘芬、酮康唑、甲硝唑等多种禁用成分，违法添加检出率达71.4%，涉及4个省份13家企业。（三）开展专项监督，对标行业治理。检察官、检察技术人员查阅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国家抽检情况，并实地走访检测机构、生产销售机构、行政机构，就消毒产品违法添加禁用物质、企业产品卫生安全评价和国家监督抽检中相应检测项目缺失、检测机构不足等问题，形成调研报告上报。2022年2月，最高检向全国下发《关于对“消”字号抗（抑）菌制剂非法添加案件线索挂牌督办的通知》。全国检察机关立案2500余件，制发检察建议1500余件；督促行政机关查处不合格产品60万余件、查处涉案企业5500多家。【典型意义】（一）利用媒体报道信息，促进高质效线索获得。检察机关在摸排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时，可以从媒体报道中发现案源信息，通过充分调研，识别、提炼出有价值的案件线索。本案中，检察官根据媒体报道，发现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易发生违规添加禁用成分的情况，及时制定取样方案，开展样品收集，避免了“大海捞针”式线索摸排。（二）应用好快检手段，发挥出快速检测对线索筛查的初始性作用。公益诉讼检察官在调查取证时，可以单独或与检察技术人员共同对疑似问题样品进行快速检测，根据办案经验和专业知识，结合快速检测指标对快检样品进行初步分析，发现公益损害线索。本案中，检察官和检察技术人员根据产品所宣称的疗效，结合临床用药习惯以及药学专业知识，初步判断产品中可能添加的化学药物种类，快速筛查出存在违规添加禁用物质的阳性样品。（三）坚持问题导向，建立检验方法，促进获取有效证据。针对公益损害的行为和后果多元化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建立科学的检验方法为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提供有力支撑。本案中，为确保证据科学、客观、准确，检察机关根据快速检测的结果，针对性开展研究和实验，建立了科学的检验方法，解决了标准检验方法不足的问题，确保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非法添加禁用药物被准确检测，有助于保障案件顺利办理，推动相关检验标准方法的完善，促进对抗（抑）菌制剂类消毒产品的日常行政监管。民事公益诉讼技术支持典型案例案例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诉某公司等倾倒固体废物填埋河道破坏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固体废物污染三维建模卫星遥感技术技术性证据审查【要旨】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常常存在时间跨度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环境损害程度确定难等问题。办理此类公益诉讼案件可以综合运用卫星遥感多时序监测比对、无人机实景三维建模、快速检测等技术，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开展调查、取证，全面还原违法事实。【基本案情】2021年4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举报，温州市内河温瑞塘河横坑溪河段及周边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经初步调查，该河段存在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修建阻水道路，建设违章办公楼等问题，河道已被完全阻断，形成两处断流区域即“死水塘”底泥裸露，河床重度抬高呈现干涸状态。该河段约5100平方米（7.65亩）水域丧失原有生态环境功能，流域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该破坏公共利益违法行为涉及多家公司且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及责任大小。为准确办好案件，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拍、快速检测等技术获取和固定证据，并委托鉴定确定恢复方案和恢复费用。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3家被告对检察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和确认的违法事实无异议，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根据恢复方案进行河道疏浚、护坡加固和沿岸绿化，完成河道修复和水体污染整治。同时，瓯海区人民检察院还针对案件反映的行政机关履职不到位问题，督促依法履职，取得“一案双查”的效果。【业务+技术办案情况】针对损害行为“时间跨度不清晰、责任主体不明确、叠加致损责任难区分”等问题，瓯海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与检察技术人员密切配合，共同分析研判，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体系开展调查。（一）采用卫星遥感技术，查明损害过程。通过调取2016年1月至2021年5月间15个时相卫星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多时序影像比对，追溯河道历史变化情况、被非法侵占情况以及河道淤滞形成情况。在对遥感数据分析基础上，向有关行政单位调取行政处罚案卷、审批手续等，还原违法行为实施时间线，确认3家违法主体。调查发现，A公司自2016年1月起，向涉案河段非法倾倒固体废物、修建阻水道路；B公司自2020年10月起，实施倾倒渣土、填埋河道、加宽桥梁行为；C公司自2020年8月起，非法倾倒固体废物，违章建设办公楼，致使河道被完全阻断。（二）采用无人机+快速检测技术，获取损害证据。由于现场违法细节较多，且涉案现场的多家施工单位仍处于施工状态，检察机关通过无人机航拍及时获取、固定证据，并采用实景三维建模，测算违法填埋河道及两处“死水塘”水域面积及修复工程挖填方数据。市、区两级检察院采用快速检测技术，分析河道水体受污染程度，检测出水体中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指标不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要求，属于“劣V类”水体。（三）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纠正鉴定意见。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了环境损害鉴定。检察技术部门对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发现现场破坏程度计算、修复成本核算等存在问题。如针对建筑垃圾清运处置成本，未综合考虑本地泥浆外运价格、基坑土方处理价格以及消纳场处置成本等。鉴定机构根据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利用三维建模测算数据、快速检测报告，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处置参考方案，完善了鉴定意见，涉案河道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费用从86万余元修正为239万余元。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3家被告均对证据及违法事实无异议。3家被告公开发布致歉信，共同开展河道修复，共计清理土方、淤泥约1.5万立方米，并进行河道疏浚、护坡加固和沿岸绿化。此外，针对主管行政机关未对全部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及时作出行政处罚，以及对部分违法主体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等问题，瓯海区人民检察院督促行政机关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推进“一案多查”，取得了生态环境治理及区域社会治理的双重成果。【典型意义】（一）对于时间跨度大的环境损害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借助卫星遥感技术还原损害过程和违法事实。生态环境类公益损害成因复杂，普遍存在违法行为发生持续时间不明确、违法主体不明确等问题。违法事实调查过程中，可利用卫星遥感长时序监测比对技术，对涉案区域进行“时间切片”，回溯违法行为，准确“重现”公益损害发生、扩散过程和损害结果。本案中，检察官、检察技术人员结合现场调查，利用高精度卫星遥感数据确定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结合其他调查获取的数据和信息确定违法行为主体，查清不同违法行为主体在不同时间段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二）综合应用快速检测和无人机、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辅助量化和界定公益损害范围和程度。针对生态环境损害难确定问题，可充分发挥现有技术手段开展调查取证。本案中，对涉案区域现场复杂或易受到破坏等情形，利用无人机航拍高清摄像、全景扫描及三维影像建模技术，全面、及时对损害现场进行影像证据固定并精准测量损害范围，利用快速检测技术调查河流水质污染情况，辅助检察官研判案件损害范围和损害程度。实现了检察技术在公益诉讼现场勘验、取证固证等环节与检察官融合办案。（三）重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的审查，应用三维建模数据审查河道恢复方案及费用测算的合理性。环境损害鉴定意见专业性较强，检察技术可在技术性证据审查中发挥重要作用。河道侵占案件环境损害费用的主要部分为恢复成本，恢复方案一般要求恢复河道原貌，恢复措施主要包括现场清理清运、河道疏浚整治等工程。本案中，检察技术部门基于调查取证中的三维建模获得的损害范围程度数据，查阅本地工程造价信息，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分析工程措施和费用的科学合理性，及时纠正不合理意见。案例二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诉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非法采砂物化探技术房屋建筑结构质量安全恢复方案审查类案治理【要旨】针对借建筑工程施工之名，偷采砂石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检察机关采用物化探技术核算偷采砂石总量，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对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合理性把关，借助类案数据分析深挖涉案人员违法行为，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准确认定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依法追究行为人责任，一体推进惩治犯罪、保护公益和诉源治理。【基本案情】2021年至2022年，胡某某伙同他人以施工为名进驻某工地，在未取得相关许可证的情况下，超深度开挖天然砂石，并用建筑垃圾回填。2023年3月，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胡某某等人非法采砂刑事案件中发现，胡某某等人的行为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遂开展公益诉讼立案调查，借助物化探技术核算砂石偷采总量，并委托某社会鉴定机构对采砂地块生态环境恢复费用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非法采砂行为造成该地块地貌及生态服务功能破坏，采用回填素土或者建筑垃圾混合料两种恢复方案进行恢复，其中回填素土方案生态环境恢复费用为935万余元，回填建筑垃圾混合料方案生态环境恢复费用为521万余元。南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对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及费用存疑，委托检察技术部门对鉴定意见是否科学、合理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纠正鉴定意见错误内容，重新确定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及恢复费用。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另行委托鉴定机构重新鉴定后的意见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时，还针对回填建筑垃圾影响房屋建筑结构质量安全问题，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业务+技术办案情况】检察技术人员在开展技术性证据审查过程中，经审查认为，建筑垃圾属于固体废物，其中所含的有害物质会造成土壤污染，改变土壤的物理结构和化学性质，影响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动，破坏土壤内部的生态平衡。鉴定意见仅列举了回填砂子、素土、建筑垃圾混合料三种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及费用，未明确最终采取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案及费用，未分析回填素土、建筑垃圾对建筑工程结构安全的技术可行性，未考虑回填建筑垃圾的合法性和对土壤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此外，鉴定意见还存在未对涉案地块土壤和地下水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调查，未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生态环境基线确认、因果关系分析、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价值量化等问题。鉴于涉案采坑已回填完成，建议对回填效果及污染情况进行综合评估，便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经另行委托鉴定机构重新鉴定，该地块采用砂石回填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生态环境恢复费用为1691万余元。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根据重新鉴定意见，认定胡某某等人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并于2023年7月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同时，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住建部门就回填建筑垃圾对房屋建筑结构质量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和整改，消除房屋安全隐患。针对本案中发现的房地产领域建筑工地内非法采砂类案问题，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检察院归集涉渣土运输工程的房地产项目地质详勘报告、12345政府举报平台等数据，开展类案数据分析。经数据筛查和现场核查，发现胡某某等人在辖区内另有一地块存在超标高采砂约23万余立方米，遂将涉嫌非法采砂犯罪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并以非法采矿罪追捕追诉6人，涉案金额追加至5797万余元，挽回经济损失3730余万元。为深化检察一体化履职，南昌市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在全市检察机关开展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切实堵塞房地产领域非法采砂监管漏洞。【典型意义】（一）创新使用技术手段破解房地产领域建筑工地内非法采砂隐蔽性强的难题。违法行为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常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借建筑工程施工之名，行非法采砂之实，偷砂行为在建筑工地内很难被发现。为破解非法采砂隐蔽性强的难题，检察机关创新使用物化探技术，在不进行大规模开挖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开采后砂层电性特征三维界面模型，与开采前地质详勘报告三维界面模型对比，核算出偷采砂石总量，高效确定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以及两者的因果关系，有效破解该类案件线索发现难、识别难、认定难等问题。（二）采坑回填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应重点关注和审查。采坑回填方案是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重要内容。回填建筑垃圾会造成土壤环境污染，不符合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要求。回填素土易造成地面不均匀沉降，影响建筑工程结构质量安全。回填方案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工程特点、回填高度和涉案区域地质勘察资料等综合确定，满足建筑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检察技术人员通过技术性证据审查协助检察官对采坑回填方案把关，纠正鉴定意见错误内容，为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合理认定生态环境损害价值提供技术支撑，体现精准化、规范化办案要求。（三）借助类案数据分析深挖建筑工地内非法采砂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通过个案办理，总结房地产领域建筑工地内非法采砂作案模式，提炼类案特征要素，通过大数据技术开展数据归集和类案数据分析，深挖矿产资源保护领域深层次问题，精准锁定非法采砂违法行为，科学认定非法采砂公益损害事实，以点带面提升监督效果，形成“个案办理—类案分析—融合监督”模式，全链条打击非法采砂违法行为，一体推进惩治犯罪、保护公益和诉源治理。案例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诉王某甲、高某某等人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非法采矿卫星遥感损害后果评估技术性证据引导侦查【要旨】针对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检察技术人员全程参与协助公益诉讼检察官调查取证，不仅全面查清了公益受损事实，而且实现公益调查反向引导刑事侦查，为全面认定事实、科学评估生态环境损害价值、精准提出诉讼请求、依法追究行为人责任提供技术支持。【基本案情】2020年5月至8月，王某甲伙同王某乙、赵某某，在张某某的帮助下，借实施王平镇110千伏变电站盗采点修复项目之机，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盗采叶蜡石。2021年4月，王某甲纠集高某某、王某乙、黄某某等人通过上述方式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吕家坡村私挖盗采叶蜡石。上述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矿产资源损失、生态环境破坏。2021年9月6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本案中，违法行为人监守自盗，借修复工程的合法外衣掩盖非法采矿的目的，买通保安队长为盗采行为作掩护，犯罪手段非常隐蔽，明确非法盗采的面积、时间等犯罪事实难度较大。同时，存在确定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损害因果关系、环境损害赔偿数额等技术性难题。为全面查清公益受损事实，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委托北京检察科技中心协助调查取证。【业务+技术办案情况】北京检察科技中心对送审材料审阅后发现，案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犯罪手段隐蔽，非法采矿的时间、面积等事实不清。检察技术人员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后，建议利用卫星遥感影像手段进一步调查取证。北京检察科技中心向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中心申请技术协助，调取以2021年4月发现的非法盗采点为圆心、方圆1公里为半径、时间跨度为1年的遥感影像数据。卫星遥感影像不仅显示2021年4月发现的矿坑面积变化和矿坑形成时间，还显示出2020年5月至8月间变电站附近矿坑发生变化，且变动面积较大。检察技术人员经审查认为，遥感影像新发现的矿坑与原始矿坑相邻，且矿坑的形成时间与违法行为人实施修复工程的时间重合，可能存在新的违法事实，遂将《检察公益诉讼遥感综合应用监测分析报告》提供给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并建议发送给刑事检察部门。两部门共同以遥感影像为依托，引导侦查机关调取2020年盗采点项目修复施工合同，固定证人证言，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和具体组织实施人员，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追加认定了2020年非法盗采叶蜡石484.49吨的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经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北京检察科技中心委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鉴定评估。经评估，涉案矿坑所需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74.2万余元，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费用为4.7万元。检察技术人员对鉴定报告进行了专门审查，认可鉴定结论。2021年11月，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与王某甲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王某甲自愿承担修复生态及鉴定评估的全部费用共计85.03万元。2022年7月，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予以司法确认。上述费用王某甲已全部缴纳。随后，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被告王某甲、高某某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两年不等的刑期，其中，张某某、黄某某被判缓刑。【典型意义】（一）充分运用卫星遥感技术，有效发现和溯源公益损害事实。本案非法采矿的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手段隐蔽，非法采矿的时间、面积等事实不清，如何全面、准确查清生态环境损害大小是公益诉讼检察办案的重要基础。检察机关调取以2021年4月起，时间跨度为1年的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确定了环境损害范围，为进一步查清事实，提供了重要证据。（二）科学评估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确认损害赔偿数额。本案中在生态环境损害后果难以评估和确认的条件下，检察机关利用“外脑”，委托生态环境领域专家学者，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鉴定评估，科学论证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全面查清公益受损事实，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于法有据、科学精准。（三）公益调查反向引导刑事侦查，促进刑事案件办理。检察机关充分利用遥感影像等科技手段调查收集证据，审查发现新的违法事实，通过公益调查引导刑事侦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追加认定了犯罪嫌疑人2020年非法盗采叶蜡石484.49吨的犯罪事实，促使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实现了反向引导侦查，实践融合履职。【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8-27 09: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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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司法解释
2024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陈宜芳、民一庭副庭长吴景丽、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谢勇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4年3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解释》的制定背景、起草过程、起草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以及主要内容如下：一、《解释》的制定背景和起草过程消费案虽“小”，牵系大民生。食品药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和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求，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新期待，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针对实践中争议的食品标签及说明书瑕疵认定、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知假买假”索赔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启动《解释》立项工作。起草过程中多次征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法院系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消费者、生产经营者等意见，并于2023年11月30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多次论证、修改，形成送审稿，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后通过。二、《解释》起草的基本原则在起草《解释》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最严”要求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要求，将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作为首要价值取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机制。二是坚持依法解释。《解释》起草工作立足于体现立法精神、遵循立法本意，确保《解释》紧扣民法典、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立法目的。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一线调研，充分了解消费者、食品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等面临的突出问题，立足审判实践，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和生产经营者的关切。三、《解释》起草的基本思路《解释》起草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一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系。《解释》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同时，贯彻“过罚相当”原则，规制高额索赔行为，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保护维权行为和惩治违法索赔的关系。《解释》充分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为，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和监督作用，让“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同时依法惩治违法索赔，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三是统一规则与依法裁量的关系。《解释》坚持以生活消费需要为支持购买者惩罚性赔偿请求的条件，统一裁判尺度。同时明确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实现公正裁判。四是民事审判与行政监管和刑事打击的关系。《解释》专门就线索移送、司法建议等民事审判与行政监管、刑事打击的衔接机制作出规定。四、《解释》的主要内容《解释》共19条，对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代购人责任、小作坊责任、标签说明书瑕疵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竞合、生产经营假药劣药责任、惩罚性赔偿金基数认定、规制连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惩治违法索赔等作出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对普通消费者应以实际支付价款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解释》对所有购买者均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解释》第一条规定，如果购买者系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食品，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的，应当以实际支付价款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充分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行为。二是确立退款和返还食品药品规则。《解释》第二条充分吸收群众来信意见，规定依法应当对食品、药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的，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处理，消除人民群众对不合格食品药品再次流入市场的担心。三是规定代购人和小作坊责任。《解释》第三条规定，代购人如果以代购为业，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第四条要求准确理解和适用食品安全法规定，既要保护食品安全，又要避免不当加重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者责任。四是明确违反哪些食品安全标准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解释》第五条规定此问题时，虽未列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要求”，但并未排除其适用。人民法院应当对食品不符合过程性食品安全标准是否影响食品安全作出认定。生熟食不分、有害物质与食品混放、包装材料或者运输工具污染食品等行为，违反过程性食品安全标准，危害食品安全的，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五是规定标签、说明书瑕疵认定规则。食品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是否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解释》第六条至第八条分别对不属于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的情形、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的认定标准、食品标签说明书瑕疵的表现形式作出规定，统一裁判规则，回应社会关切。六是规定不同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规则。《解释》第九条规定购买者有权选择“退一赔三”或者“退一赔十”，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本条还规定，购买者如果错误起诉“退一赔十”，诉讼中有权依法变更为要求“退一赔三”。因变更后的主张未超出原诉讼请求范围，人民法院可依法作出裁判，不要求购买者必须以变更诉讼请求的方式变更主张，避免增加维权成本、造成程序空转。七是规制恶意索赔。《解释》对恶意高额索赔、连续购买索赔和反复索赔行为予以规制。第十二条规定，对于“知假买假”者恶意高额索赔，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第十三条规定，对于“知假买假”者连续购买后索赔，按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第十四条规定，对于“知假买假”者连续购买并反复索赔，应当综合考虑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的购买频次等因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八是惩治违法索赔。对于恶意制造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假象，勒索赔偿金，或者依据恶意制造的假象起诉请求支付赔偿金等违法索赔行为，《解释》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上述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的，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对违法行为人予以罚款、拘留；涉嫌敲诈勒索或者虚假诉讼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以惩治违法索赔行为，保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与《解释》一同发布的还有四则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典型案例与《解释》所彰显的司法理念和裁判规则一致，是对《解释》规定的生动诠释，有助于人民群众理解《解释》规定内容。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与行政主管部门就加强民事审判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进行协商，完善合作机制，形成法治合力；依法支持检察机关、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发挥公益诉讼打击和遏制市场主体违法行为的作用，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格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4年3月1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8月21日法释〔2024〕9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4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1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依法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购买者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买后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没有证据证明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请求以其实际支付价款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第二条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所购买药品是假药、劣药，购买后请求经营者返还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经营者请求购买者返还食品、药品，如果食品标签、标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者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售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当对食品、药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的，依照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处理。第三条受托人明知购买者委托购买的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请求受托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受托人不以代购为业的除外。以代购为业的受托人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仍然代购，向购买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追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受托人不知道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假药、劣药而代购，向购买者承担赔偿责任后向生产者追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四条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具体管理办法等规定，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购买者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五条食品不符合食品中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要求，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要求，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要求以及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等方面的食品安全标准，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六条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为由进行抗辩，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抗辩不予支持：（一）未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但属于本解释第八条规定情形的除外；（二）故意错标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三）未正确标明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必须标明的事项，足以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第七条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但食品的标签、说明书瑕疵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除外：（一）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食品安全的规定，足以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二）根据购买者在购买食品时是否明知瑕疵存在、瑕疵是否会导致普通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等事实，足以认定标签、说明书瑕疵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第八条购买者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食品的标签、说明书虽存在瑕疵但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文字、符号、数字的字号、字体、字高不规范，或者外文字号、字高大于中文；（二）出现错别字、多字、漏字、繁体字或者外文翻译不准确，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三）净含量、规格的标示方式和格式不规范，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配料使用的俗称或者简称等不规范，营养成分表、配料表顺序、数值、单位标示不规范，或者营养成分表数值修约间隔、“0”界限值、标示单位不规范，但不会导致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生误解；（四）对没有特殊贮存条件要求的食品，未按照规定标示贮存条件；（五）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其他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第九条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明知是假药、劣药仍然销售、使用的行为构成欺诈，购买者选择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购买者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或者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起诉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购买者请求不成立但经营者行为构成欺诈，购买者变更为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请求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第十条购买者因个人或者家庭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药品是假药、劣药，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十一条购买者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抗辩不应适用药品管理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应予支持：（一）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生产、销售少量药品行为，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二）根据民间传统配方制售药品，数量不大，且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三）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进口少量境外合法上市药品行为。对于是否属于民间传统配方难以确定的，可以根据地市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出具的意见，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或者行政机关、药品检验机构提供的检验结论、认定意见等证据足以证明生产、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属于假药、劣药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规定。第十二条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等因素认定购买者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食品数量。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索赔的，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第十三条购买者明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并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按每次购买金额分别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购买者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第十四条购买者明知所购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并多次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就同一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起诉请求同一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综合保质期、普通消费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的购买频次等因素认定购买者每次起诉的食品数量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购买者恶意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假象，以投诉、起诉等方式相要挟，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索取赔偿金，涉嫌敲诈勒索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第十六条购买者恶意制造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药品的假象，起诉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购买者诉讼请求；构成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对其予以罚款、拘留。购买者行为侵害生产者或者经营者的名誉权等权利，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请求购买者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七条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及假药、劣药，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有关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移送有关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在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过程中，发现违法生产、销售、使用食品、药品行为的，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发出司法建议。第十九条本解释自2024年8月22日起施行。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民事案件，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民事案件，不适用本解释。【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8-22 0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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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案例一销售假冒伪劣减肥食品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崔某诉杨某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二公司销售虚构生产厂家的预包装食品后被股东恶意注销的，股东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刘某诉钟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三经营者主张购买者“知假买假”，应承担举证责任——曾某诉赵某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四小作坊制售安全无害但未标明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散装食品，不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陆某诉某酱菜坊产品责任纠纷案案例一
发表时间：2024-08-22 09: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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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题：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新华社记者罗沙、熊丰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部署。新时代政法领域改革成效如何？怎样继续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发表时间：2024-08-20 10: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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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两高”发布最新司法解释明确洗钱犯罪认定标准图为新闻发布会现场。8月1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解释》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解释》共13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自洗钱”“他洗钱”犯罪的认定标准，以及“他洗钱”犯罪主观认识的审查认定标准。二是明确洗钱罪“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三是明确“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七种具体情形。四是明确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罪的竞合处罚原则。五是明确罚金数额标准。六是明确从宽处罚的标准。《解释》明确，洗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多次实施洗钱行为；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解释》将通过“虚拟资产”交易列为洗钱方式之一。明确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据介绍，最高检自2020年部署推进反洗钱工作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措施有力，成效明显。2023年共起诉洗钱罪2971人，是2019年起诉洗钱罪人数的近20倍。2024年上半年起诉洗钱罪1391人，同比上升28.4%，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持续加大。各级检察机关在开展反洗钱工作过程中积累形成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一是建立“一案双查”机制，提高办案质效。例如，广东创设洗钱案件“三必三有”工作法，提升办案人员发现洗钱犯罪线索意识；吉林、江西、山东、宁夏等省级检察院单独或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洗钱工作督导。二是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惩治洗钱犯罪合力。最高检会同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在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北京市检察院联合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建立反洗钱检察人员轮值协查机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的金融情报线索；浙江、福建、河南、湖北等省检察院积极会同相关部门切实加强反洗钱领域行刑衔接。三是助力反洗钱法治体系建设，开展法治教育。最高检积极参与反洗钱法草案的起草制定工作。发布两批共11件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推动对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共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3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0次会议、2024年3月29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8月19日法释〔2024〕10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3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0次会议、2024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洗钱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为掩饰、隐瞒本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二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三条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认作该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第四条洗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节严重”：（一）多次实施洗钱行为的；（二）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三）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四）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二次以上实施洗钱犯罪行为，依法应予刑事处理而未经处理的，洗钱数额累计计算。第五条为掩饰、隐瞒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一）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拍卖、购买金融产品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二）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三）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四）通过买卖彩票、奖券、储值卡、黄金等贵金属等方式，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五）通过赌博方式，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六）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七）以其他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第六条掩饰、隐瞒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或者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第七条认定洗钱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有下列情形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一）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二）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逃匿未到案的；（三）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但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而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的。第八条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相关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及组织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全部财物、财产性权益及其孳息、收益。第九条犯洗钱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判处一万元以上罚金；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罚金。第十条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第十一条单位实施洗钱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第十二条本解释所称“上游犯罪”，是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第十三条本解释自2024年8月20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5号）同时废止。【责任编辑：王丽】
发表时间：2024-08-20 09: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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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精准规范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记者刘硕）最高人民检察院15日发布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检察有关情况及典型案例。据统计，2023年1月至2024年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11.7万余件。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厅长徐向春介绍，检察机关始终自觉把公益诉讼作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法治手段，最高检会同水利部开展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专项行动，会同农业农村部开展“公益诉讼助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监督活动，指导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机关开展“乌-昌-石”大气污染防治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并且立案办理长江船舶污染治理、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大案件，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最高检15日发布的典型案例包括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喀斯特溶洞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等7件，涵盖水环境综合治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湿地资源保护、矿山恢复治理、自然保护区保护等领域，体现检察公益诉讼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方面的担当作为。徐向春表示，检察机关下一步将精准规范开展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聚焦生态环境治理老大难问题攻坚，更加注重上下联动办理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重大案件，完善业务规则体系，健全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衔接联动机制。同时，加大对温室气体排放、高耗能高碳项目建设、破坏自然资源固碳功能等涉碳领域公益诉讼办案力度。【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8-16 09: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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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着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出新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好发挥法治
发表时间：2024-08-06 14: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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訚柏在广西调研时强调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确保各项部署要求如期落地见效
8月2日至4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在广西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主动担当、忠诚履职，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实到位、见到实效。訚柏强调，要全力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继续高标准做好今年政法工作。要有效防范各类政治安全风险，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
发表时间：2024-08-06 14: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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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中央政法委宣讲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31日在中央政法委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陈文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决定》，从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全会的主题、重大意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重大原则、重大举措，全会精神贯彻落实等方面作了深入宣讲阐释。他指出，全会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
发表时间：2024-08-01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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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事）例
最高检发布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事）例以检察能动履职为强军事业提供司法保障记者7月3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最高检发布一批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事）例。据了解，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依法能动履职，不断健全完善军地协作机制，在打击涉军违法犯罪、加强军人军属司法救助、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典型案（事）例示范、引领作用，并引导全社会不断强化国防意识和法治观念，最高检选编该批典型案（事）例。这批典型案（事）例共10件，分别为：江苏许某某破坏军事设施案；四川于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北京余某某、谭某、刘某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张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案；浙江魏某某、周某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诉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侵害国防和军事利益民事公益诉讼案；湖南省检察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督促保障军用机场备用跑道净空安全公益诉讼案；辽宁张某茹国家司法救助案；安徽詹某国国家司法救助案；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构建“检安军地协作新范式”；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深化落实三项机制，推动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高质量发展。这批典型案（事）例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严厉打击涉军违法犯罪，推动相关问题诉源治理。如北京余某某、谭某、刘某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张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案中，检察机关聚焦全链条打击涉军造假案件的上下游犯罪，构建涉军造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动诉源治理。二是通过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在河北省廊坊市检察院诉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侵害国防和军事利益民事公益诉讼案中，针对“低慢小”航空器“黑飞”等扰乱首都空中控制区管理秩序，造成国防战备资源损失情形，军地检察机关密切协作，追究相关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在诉讼请求中量化相关损失，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引领。三是多措并举，切实加强对军人军属的司法救助保护。如辽宁张某茹国家司法救助案中，辽宁省三级检察机关针对被救助人系现役军人家属、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等情况，及时进行联合救助，并切实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协作，开展经济扶助、心理疏导、法律帮助等多元化综合帮扶工作，切实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急难愁盼。四是立足办案实际，依法能动履职，构建军地检察协作新模式。如在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深化完善军地检察协作机制典型事例中，检察机关创新办案模式，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与驻地部队在信息查询、密级鉴定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创设采用侦查实验方式复盘犯罪过程，有力打击涉军违法犯罪。据悉，最高检已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组织学习该批典型案（事）例，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军地检察协作，依法能动履职，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维护国防利益、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典型案（事）例案例一江苏许某某破坏军事设施案【关键词】破坏军事设施军事安全引导侦查融合履职【基本案情】被告人许某某，男，1964年6月出生，务工人员。2023年9月，被告人许某某明知位于某村的输油管道属于军事设施，为窃取管道内飞机燃油，使用电钻在管道上打孔，并在管道上安装阀门、塑料管以便盗窃之用。2023年9月17日，部队在进行输油作业时，管内燃油压力将许某某安装的阀门冲落，导致飞机燃油喷出，造成损失共计8.28万元（其中燃油损失价值6.8万元、管道修复费用1.48万元），致使输油管道被迫停用、多次飞行任务受到影响。2024年1月26日，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检察院以许某某构成破坏军事设施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2月1日，如皋市人民法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以许某某犯破坏军事设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责令退赔8.28万元。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主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机关立案后，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通过实地查看现场、听取案情介绍、查阅案件卷宗，详细了解情况，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规范提取痕迹物证，围绕燃油损失价值、管道修复费用、造成环境影响等问题重点取证，特别是强化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和明知方面的侦查取证，不断完善证据体系。（二）加强协作配合，准确认定事实。侦查机关起诉意见书认定本案损失至少9吨飞机燃油，涉案价值至少6.71万元。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加强与部队沟通，进一步确认飞机燃油损失价值计算依据，补充管道修复费用相关证据，最终认定本案损失共计8.28万元，使指控犯罪更为精准，也为法院判决责令退赔数额提供了具体依据，最终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与检察机关指控一致。（三）强化综合履职，推动源头治理。针对案发现场发现的军事设施保护标志缺失、燃油泄漏污染土壤等问题，检察机关同步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并向当地街道办事处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做好修缮管道沿线警示标志、修复污染土壤等工作。同时，检察机关结合案件办理制作了国防安全教育宣传片，开展普法宣传，促进提升全社会维护国防利益意识。【典型意义】（一）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法精准指控犯罪。军事设施保护，直接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军事利益，对采取任何手段破坏军事设施的行为都应依法追究责任。本案中，被告人许某某因盗窃行为破坏军事设施，同时构成盗窃罪（未遂）和破坏军事设施罪，综合全案具体情节，依照处罚较重的破坏军事设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办理破坏军事设施案件，要加强部门沟通与协作，通过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充分听取部队意见等方式，完善证据体系，查明案件事实，精准指控犯罪。（二）协调联动齐抓共治，推动加强源头保护。检察机关办理破坏军事设施案件中，要融合推进办案与监督、治罪与治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军事设施保护措施不完善、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等问题，及时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依法制发检察建议，加强普法宣传，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履职到位，增强群众国防意识，共同守护军事安全。案例二四川于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案【关键词】冒充军人招摇撞骗骗取待遇督促立案【基本案情】被告人于某，男，1996年9月出生，个体人员，2022年9月曾因冒充军人身份以征兵为由实施诈骗，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九日。2023年3月至8月，于某在四川、重庆、青海三省21家酒店办理入住时，为享受惠军折扣，采取穿着部队作训服、肩背迷彩背包、出示抬头为某军区发票等方式，让酒店工作人员相信其为现役军人，要求酒店按照军人优惠价结算房费，至案发时，于某先后十余次骗取酒店住宿费用减免金额共计1000余元。同时，于某为便于结交女性，多次冒充军人身份与别人建立联系。2024年2月29日，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检察院以于某构成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6月13日，华蓥市人民法院以于某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被告人未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主动发现线索，督促立案侦查。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了解到该案线索，主动与公安机关沟通，提出于某作案次数多、涉及区域广，损害了军队、军人形象和声誉，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机关意见对本案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主动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酒店监控、入住记录、开票信息、当日房价及酒店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据，夯实指控证明体系。（二）准确适用法律，客观公正履职。检察机关结合在案证据，认定被告人于某属于冒充军人骗取待遇，应以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在认定行骗次数与获利数额上，检察机关坚持客观公正原则，对于虽有入住记录，但酒店住宿折扣不属于军人待遇，也没有开具部队抬头发票的，依法予以排除。检察机关坚持惩教结合，促使于某自愿认罪认罚，最终依法提出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获法院判决采纳。（三）建立工作机制，完善防范措施。针对本案反映出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对象由具体个人转为企业、由传统的冒充军人与他人恋爱交往、骗取财物扩展到骗取军人待遇等新特点，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检察机关分别向当地人武部门和公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当地人武部门已与检察机关建立案件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军地协作，联合宣传涉军法律法规及如何准确识别军人身份等涉军类常识，落实普法责任。公安机关对辖区内军人入住酒店情况进行了摸底核实并对从业人员组织开展了相关培训，取得良好效果。【典型意义】（一）依法打击各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犯罪。检察机关坚持依法打击行为人利用人民群众对人民军队的信任、爱戴，冒充军人骗取非法利益的各类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犯罪行为。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作用，主动挖掘与发现案件线索，结合此类犯罪呈现的新特点、新形式，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强化法律适用研究，依法准确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切实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军队、军人的良好形象和声誉。（二）能动履职监督，形成防范打击犯罪合力。一些犯罪分子利用社会公众对军队军人的信赖认同和酒店等服务行业难以准确识别军人身份的情形，骗取军人优惠待遇。检察机关要积极延伸职能，向酒店行业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提示风险，促进夯实监管责任、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法治宣传，形成防范打击犯罪合力。案例三北京余某某、谭某、刘某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张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案【关键词】买卖武装部队证件使用虚假身份证件数字检察融合履职【基本案情】被告人余某某，男，1989年11月出生，无业。曾因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于2014年4月被山东某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被告人谭某，男，1975年5月出生，无业。曾因使用伪造的军官证件招摇撞骗，于2021年8月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人刘某某，男，1961年11月出生，无业。被告人张某，男，1975年4月出生，某公司人员。2017年，余某某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通过网络联系到假证制作人“谭某某”，为自己购买了1本伪造的军官证。2019年6月至2020年8月，谭某、张某因在多起民事诉讼中未依法履行给付义务，被多家司法机关发出限制消费令。为逃避上述限制消费措施，谭某于2020年6月通过微信联系到自称有“渠道”的余某某，从余某某处为自己与张某购买了2本伪造的军官证，用于冒充军人身份，以便在出行过程中规避限制消费。之后，谭某又陆续通过余某某为刘某某等人购买了10本伪造的军官证。经查，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张某使用伪造的军官证冒充军人身份在全国各地机场通过安检或者网上订票共计19次。2021年11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余某某、谭某、刘某某构成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7月18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余某某、谭某、刘某某犯买卖武装部队证件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有期徒刑一年。2023年12月14日，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张某构成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12月26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以张某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上述判决均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聚焦涉军造假案件中反映的上下游犯罪，构建涉军造假大数据监督模型。一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通过电子证据审查，挖出制售假军官证源头，引导侦查机关在提请审查逮捕前抓获遗漏同案犯刘某某，查获假军官证10本，使案件办理取得重大突破。二是结合办案中取得的案件数据，构建涉军造假大数据监督模型，对已查实的假军官证信息与中国执行信息网等数据进行比对，发现余某某等3人买卖武装部队证件案中有4名证人存在使用假军官证的行为，即形成4条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其中，余某某等3人案的关联证人张某，以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被立案侦查、提起公诉并依法判决；其余3条线索公安机关正在核查中。（二）依托涉军造假类大数据监督模型，实现监督线索全口径管理。检察机关以本案办理为契机，梳理相关刑事案件，筛查出42本已查实的假军官证信息，将假军官证使用记录数据与民航客运登记数据、铁路客运登记数据、限制消费人员数据等进行碰撞比对，经研判形成涉假军官证刑事犯罪线索、冒充军人逃避执行限制消费措施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和骗取军人专属优待政策的行政监督线索共计27条。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机关，商请当地部队定期在机场开展专项纠查工作，并同步与军事检察机关开展军地协作座谈，将“涉军造假”专项监督纳入军地协作台账。（三）在民事检察领域发现民事执行监督线索，协助法院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依托大数据监督模型，在梳理出的相关刑事案件中，检察机关共发现9名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系被法院裁定限制消费的失信被执行人，以上人员为规避法院执行限制消费措施，使用假军官证购票多次乘坐飞机、高铁。检察机关将上述涉及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民事执行监督线索，按照管辖向发出限制令的法院移送民事执行处罚线索。目前，北京市、重庆市、四川省等地相关法院已向检察机关回电称收到线索，认为线索具有处罚必要性，现正在着手追查相关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人员的去向。【典型意义】（一）发挥数字检察优势，深挖彻查伪造武装部队证件类监督线索，在涉军造假领域开展诉源治理。检察机关在办理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案件时，应重视数字检察工作，关注行为人冒充军人身份的主要目的，结合案件本身特征及所获取的数据信息，通过所搭建的涉军造假大数据监督模型，在相关领域开展数据碰撞比对，形成常态化法律监督工作机制，深入挖掘案件中反映的社会治理问题，实现“从模型到个案”的法律监督落地，进而实现涉军造假类案诉源治理。（二）依托“四大检察”融合履职，延伸治理“半径”，多主体共治，推动完善涉军证件审核查验机制。部分单位在审核军人身份时仍停留在形式审核，容易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检察机关应针对此类社会管理漏洞，通过在国防利益领域开展公益诉讼，探索推动交通运输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单位建立武装部队证件在互联网客运票务平台上购票的审验机制；推动规范银行机构、公园景区、公共交通、医疗服务等行业审核查验认证制度；向相关网络购物平台制发检察建议等，依法守护军人合法利益和国防利益。（三）加强军地协作，形成涉军领域保护合力。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军案件过程中，积极履行检察职能，落实军地协作工作机制，与部队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协调，主动听取部队相关意见，依法妥善处理案件，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案例四浙江魏某某、周某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关键词】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网络经营直播间销售行刑衔接【基本案情】被告人魏某某，男，1993年11月出生，个体人员。被告人周某某，男，1986年10月出生，个体人员。被告人魏某某、周某某均未取得武装部队制式服装销售许可。2023年5月至6月，魏某某通过微信与周某某联系购买仿制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由魏某某通过其经营的抖音店铺进行销售，周某某从上门推销的流动商贩处购买仿制作训服、作训帽、迷彩标识等并打包发货。经查，周某某共向魏某某出售仿制21式作训服等军服900余套，21式迷彩帽等军帽600余件，臂章、胸标等标识500余件，销售金额达26万余元，违法所得1万余元。魏某某将上述仿制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出售给他人，销售金额达29万余元，违法所得1.9万余元。经鉴定，查获的物品均为现制式军服（仿冒军服）。案发后，魏某某、周某某均已退缴全部违法所得。2024年4月12日，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检察院以魏某某、周某某构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4年5月10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以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判处魏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周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二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生效。【检察机关履职情况】（一）加强行刑衔接与军地协作，依法移交案件线索。魏某某涉案线索系由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武部发现后移送检察机关，经检察机关、人武部、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方联合会商研判，认为该案已达刑事立案标准，即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提前介入，建议侦查机关及时提取魏某某交易记录、抖音店铺后台数据等证据，并通过对交易数据的分析锁定魏某某上家系周某某，后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提出量刑建议。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对魏某某、周某某开展社会调查，全面掌握二人工作状况、家庭环境、社会关系等，并对抖音店铺经营方式、营业状况进行分析，了解涉案原因，深度剖析社会危害性。鉴于二人案发前经营活动基本正常，售卖涉案军服时间较短，无违法犯罪前科，社区表现记录良好，检察机关依法提出对二人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并被法院判决采纳。（三）组织庭审观摩，提出监督建议，促进社会治理。检察机关邀请当地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人武部等部门及军人军属参与旁听庭审，邀请相关媒体对庭审活动进行宣传，进一步强调维护国防利益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公民法治意识和国防安全意识。同时，检察机关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很多网络经营者通过直播间销售仿制军服、在店铺页面仅展示军服背面规避平台监管等问题，通过座谈会商等方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提出规范网络经营、加强管理巡查、深化法治宣传等意见建议。【典型意义】（一）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全链条打击犯罪。近年来，非法制售军服类违法犯罪活动，网络化、团伙化作案特征突出，打击犯罪面临一定挑战。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构建“行刑衔接+军地协作”等治理模式，深入联合开展“守护戎装”专项行动，持续打源头、溯流向、断网络，斩断非法制售军服利益链条，维护军队良好形象。（二）关注犯罪的新模式，完善系统预防体系。直播电商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针对部分直播电商从业者为追求快速高额回报而忽视守法经营的问题，检察机关应对从业者、主管部门提出加强和完善网络经营管理建议，并通过组织公开庭审观摩、新媒体宣传、纸媒电视报道等方式，加大涉军普法宣传教育，能动助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维护涉军装备正常管理秩序。案例五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诉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侵害国防和军事利益民事公益诉讼案【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国防和军事利益军地协作无人机违规飞行国防战备资源损失赔偿【基本案情】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地处首都东大门，空域安全尤为重要。2022年10月31日，三河市某单位与某测绘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协议，委托该公司通过无人机进行航拍。2022年11月28日10时许，某测绘院有限公司在未向空域管理部门进行飞行申请的情况下，安排没有无人机驾驶资质的林某擅自在涉案地区空域驾驶由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进行航拍，被当地驻军监测为异常空情，致使相关军事部队动用陆、空多型装备参与查证处置，其行为严重扰乱首都空中控制区管理秩序，造成国防战备资源损失。【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1月9日，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将本案线索移送至廊坊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廊坊市院）。在对案件线索深入研判后，廊坊市院综合考虑办案实际情况，于2023年1月29日依法将本案移交三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三河市院）办理。为查明本案违法行为人和违法事实，办案人员调取了涉案人员无人机违规飞行行政处罚材料，并联合石家庄军事检察院走访了无人机飞行工作委托单位，调取关键证据材料。在全面掌握案件情况后，三河市院认为，某测绘院有限公司和林某长期从事无人机相关工作，明知需要资质及审批却擅自违规飞行，导致异常空情及战备资源损耗，二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2023年4月17日，三河市院依法对涉案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立案。为合理确定国防和军事利益损失费用，廊坊市院、三河市院会同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召开案件研讨会，就本案国防和军事利益损失费用计算情况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协调相关部队出具了军事资源损失证据材料，为检察机关计算国防和军事利益损失费用提供了合理依据。同时，因军事装备具体损耗情况涉及军事秘密，无法由第三方机构评估鉴定，致使军事资源损失证据材料证明力相对较弱。为此，中部战区有关部队主动配合检察机关，指派两名专业技术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为检察机关后续起诉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2023年5月30日，三河市院在正义网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23年9月18日，三河市院根据公益诉讼管辖的规定将本案移送至廊坊市院审查起诉。2023年10月20日，廊坊市院依法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赔偿国防和军事利益损失费用，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2023年11月24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石家庄军事检察院、中部战区有关部队代表人员旁听案件审理。庭前，石家庄军事检察院向廊坊市院提交了《关于对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意见》，表示完全支持廊坊市院对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庭审过程中，廊坊市院从主体身份、委托事实、违法行为、公益损失、程序合法五个方面充分举证。二被告均无异议，表示将认真吸取教训，积极承担侵权责任。2023年12月4日，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并于12月7日公开宣判：被告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共同赔偿国防战备资源损失费用；被告某测绘院有限公司、林某在正义网及《解放军报》上刊登书面声明赔礼道歉。判决全部支持了检察机关诉讼请求，二被告均已主动承担民事责任并履行完毕。【典型意义】针对“低慢小”航空器“黑飞”侵害国防军事利益的违法行为，军地检察机关密切协作，联合开展调查取证，地方检察机关依法提起诉讼，军事检察机关协助配合，大大提高了办案质效，为办理军地协作案件提供了良好典范。对于违法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检察机关在诉请其赔偿国防战备资源损失的同时，要求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对教育引导公众知悉并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增强全民国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案例六湖南省检察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督促保障军用机场备用跑道净空安全公益诉讼案【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军用机场净空保护军地协作违法建（构）筑物一体化办案【基本案情】位于湖南省的空军某机场备用跑道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近年随着经济发展，跑道周边建（构）筑物不断增多。经评估，净空区内存在违法建筑物170处，违法构筑物144处，不仅干扰了军机飞行训练安全和战备执勤，影响军人有效履行职责，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潜在风险。【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2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机场备用跑道净空区多处超高建（构）筑物影响军事飞行的案件线索交办至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院）。鉴于该案事关国防军事利益、社会经济建设及民生保护，且涉及多个违法行政主体以及军地双方职责，湖南省院决定成立专案组，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长沙军检）一体推进案件办理。军地检察机关联合分析了备用跑道净空安全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现状，对超高房屋特别是占用军事用地房屋入户核查，并向军地相关行政机关和人员逐一核实。经调查查明，170处违法建筑物包含超高建筑物、占用军事用地建筑物和影响飞机滑行建筑物，144处违法构筑物主要包括通信电杆和通信铁塔等，且上述建（构）筑物均未合法取得建设规划、用地许可、权属证书。考虑到该案系历史成因且法律关系复杂，湖南省院于2023年10月18日对驻地市人民政府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同日对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某市供电公司（以下统称湖南电力公司）等建设超高电力设施问题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同时，湖南省院充分发挥一体化优势，同步指导湖南省衡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衡阳市院）于2023年10月18日对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湖南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公司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以下统称衡阳通信公司）建设超高通信设施问题以民事公益诉讼立案，指导湖南省驻地市人民检察院分别对市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6件。为推动形成整改共识，检察机关先后8次召开座谈会、圆桌会，就该机场备用跑道净空安全涉及公益侵害问题、行政机关履职情况、整改推进等事项进行沟通、协调、督促。2023年10月20日，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与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长沙军检联合组织召开机场备用跑道案件磋商会。会上，检察机关全面分析了机场备用跑道净空安全问题的历史成因及军地各自职责，通过向驻地市、镇人民政府及市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等行政机关分别送达检察建议及磋商函，督促驻地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与部队单位协作配合，共同解决机场净空安全问题；要求湖南电力公司、衡阳通信公司等相关企业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及时采取公益保护措施，消除影响部队飞行训练的安全隐患。同时会议还综合考虑整改实际，确定了“先易后难、轻重缓急、分步推进”的整改原则及公用设施“先建后拆”的处置方案，在推进问题有效整改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对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会后，检察机关与驻地政府、企业反复沟通，促进驻地政府及相关行政机关成立整改专班，积极筹措资金实施整改，湖南电力公司、衡阳通信公司主动对接地方政府及部队单位实施拆迁施工。截至目前，已完成超高建筑物拆除39处，根据最终航行评估报告和飞行程序设计报告应拆131处建筑物已全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根据杆线迁改方案拆除通信电杆66根、通信铁塔1座、高低压杆塔51基、烟囱1座、路灯25根，同时新立高压、低压杆塔39基、通信线杆17根，通信运营商业务已割接至净空管理区外的新建铁塔。2024年1月31日，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联合驻地市人民政府和部队对超高通信设施等整改情况进行验收，相关拆迁安置点、环场公路项目也已开工建设，并按计划对其他不需要拆除的超高建（构）筑物进行降高或加装航空障碍物灯等工作。【典型意义】办理军地互涉案件中，检察机关坚持上下联动、军地协同配合，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对超高建（构）筑物影响军用机场净空安全问题进行整治，服务保障国防和军事利益；同时充分发挥民事公益诉讼职能作用，督促、引导和支持国有企业主动担当作为，高效解决公益损害问题。办案中，坚持维护国防军事利益和依法保障民生民利的有机统一，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实现强军兴军与地区发展的同频共振。案例七辽宁张某茹国家司法救助案【关键词】现役军人家属故意伤害案被害人线索移送综合帮扶联合回访【基本案情】被救助人张某茹，女，1966年2月出生，系王某宁故意伤害案被害人，现役军人王某的母亲。2018年6月16日18时许，王某宁在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某村持石头将张某茹头部砸伤。经鉴定，张某茹伤情为重伤二级。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送审查起诉，2018年12月28日，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宁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张某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2019年3月26日，金州区人民法院以王某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赔偿张某茹各项经济损失103129.13元。王某宁不服提出上诉，张某茹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部分提出上诉。2019年5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裁判生效后，王某宁拒不履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责任，张某茹向金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19年11月7日，金州区人民法院扣划被执行人王某宁存款13700元。2019年11月25日，因王某宁无可供执行财产，金州区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3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在执行任务中发现，现役军人王某情绪低落，经进一步了解，王某的母亲张某茹因案致伤后，王某宁未予赔偿，遂将该情况逐级报送至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将线索转至沈阳军事检察院。沈阳军事检察院认为，王某的母亲张某茹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遂向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发函移送司法救助线索。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收到线索后，立即启动一体化办案机制，指导大连市、金山区两级检察机关迅速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张某茹早年丧偶，独自养育一子一女，家庭曾系低保户。儿子王某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女儿远嫁外地。张某茹独居，无人照料，且患有多种疾病，长年服药，系低保边缘户家庭。案发后，张某茹人身及精神受到较大伤害，原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金只有小部分得到实际执行，家庭欠下医疗费等7万余元，生活十分困难。金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张某茹因案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系现役军人母亲、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妇女，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开通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并提请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进行联合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有效缓解被救助人家庭生活面临的急迫困难。针对张某茹家庭实际困难情况，大连市检察机关积极协调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妇联等单位，开展多元救助帮扶：一是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向张某茹发放慰问金，将其纳入困难帮扶人员范围，由张某茹户籍地所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常态化走访慰问，并安排区退役军人法律志愿服务中心的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二是区民政局将张某茹识别为边缘易致贫户，持续跟踪关注被救助人生活情况，落实相关社会帮扶政策；三是区妇联向张某茹提供经济救助，将其纳入重点帮扶对象，持续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适时开展心理疏导；四是大连市、区两级慈善总会通过现有慈善项目向张某茹发放社会慈善救助金；五是检察机关持续跟踪关注原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赔偿项部分的执行情况，切实维护张某茹的合法权益。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大连市、金州区两级检察机关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妇联多次到张某茹家中进行回访慰问。张某茹表示，各项帮扶措施均已落实到位，今后将乐观面对生活，回馈党和国家的关怀。北部战区军事检察院、沈阳军事检察院及现役军人王某所在部队，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三级检察院进行座谈交流，王某本人及所在部队代表分别向辽宁省三级检察机关赠送锦旗，对检察机关给予的司法救助表示感谢，王某还表达了今后将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训练的决心和争取继续留队服役多为国家作贡献的志愿。以本案办理为契机，辽宁省军地检察机关建立了军人军属司法救助衔接工作机制，推动全省同类案件办理工作，切实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为现役军人解除后顾之忧，为国防安全提供检察保障。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还与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建立退役军人司法救助长效工作机制，定期对辖区内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退役军人、现役军人家属等落实救助措施，并由该市双拥办牵头，结合“送政策进军营”活动，向部队官兵宣传司法救助政策，将司法救助案例编入“双拥”工作简报，通报成员单位及各县区。【典型意义】本案系军地检察机关联合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等多家单位，对现役军人家属协同开展司法救助和多元帮扶的典型案例。本案中，辽宁省、市、区三级检察机关针对被救助人系现役军人家属、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等情况，及时进行联合救助，并切实加强与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协作，开展经济扶助、心理疏导、法律帮助等多元化综合帮扶工作，切实解决被救助人家庭的急难愁盼。开展联合回访，持续传递党和国家温暖，让现役军人安心投身国防事业。与军事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局建立对现役军人家属、退役军人的司法救助长效工作机制，将司法救助与拥军优属工作融合衔接，充分彰显军地检察机关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心关爱军人军属的责任担当。案例八安徽詹某国国家司法救助案【关键词】解放军老战士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党建+救助”【基本案情】被救助人詹某国，男，1947年12月出生，系民事执行监督案申请人，解放军老战士。2022年4月4日，詹某国与朱某兵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朱某兵负该事故主要责任。詹某国向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民事诉讼，2022年9月6日，全椒县人民法院判令朱某兵赔偿詹某国医疗费等损失18992.59元。因执行未果，詹某国向全椒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民事执行监督。【检察机关履职情况】2024年1月，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詹某国申请民事执行监督案过程中，发现詹某国可能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经调查核实：詹某国自1963年11月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服役，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8年3月退役后回乡与妻子务农，现二人均年近八旬，每月收入只有800元，其子女外出务工，家庭负担较重；交通事故发生后，詹某国住院治疗，因家庭生活困难且不愿拖累子女，未及康复即自行出院；被执行人朱某兵名下暂无可供执行财产，未给予任何赔偿。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詹某国因案导致生活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且詹某国系解放军老战士，属于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点对象，决定予以救助，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缓解被救助人面临的急迫困难。为进一步提升救助效果，全椒县人民检察院积极协调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属地镇党委政府等，多部门实施综合帮扶：一是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向詹某国发放慰问金及慰问品，将其纳入关爱帮扶重点对象，常态化开展慰问；二是积极对接法院执行部门，加大案件执行力度，为詹某国释法说理，化解心结，詹某国主动撤回监督申请；三是县民政局向詹某国发放慰问金，属地镇党委政府落实医疗救助，为詹某国安排体检及后续治疗服务；四是将詹某国家庭确定为党建联系点，由党员干部担任专职观护员，跟进救助帮扶举措。司法救助案件办结后，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对詹某国进行联合回访慰问，了解各项救助帮扶措施落实情况和家庭生活近况。詹某国对检察机关、退役军人事务局等有关部门的关心关爱十分感谢，表示将结合其作战经验讲授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发挥自身余热，回报党和国家。全椒县人民检察院第一党支部与属地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共同协作，邀请詹某国在全椒县某党总支为100多名党员讲授“老党员上党课，话初心感党恩”专题党课，传承红色精神，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以本案办理为契机，全椒县人民检察院与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共同签署《关于推进全椒县退役军人群体司法救助工作的意见》，着力加大对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力度，为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有机衔接提供长效制度保障。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根据该意见，对全县在册登记退役军人进行全面线索摸排，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在全县退役军人中广泛宣传司法救助工作。【典型意义】本案系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合力加强对退役军人救助的典型案例。本案中，全椒县人民检察院能动履职，在办案中发现救助线索，主动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切实提升救助效果，联合退役军人事务局、民政局、属地镇党委政府开展全方位、多元化的救助帮扶措施。以个案办理为契机，建立检察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民政部门“多位一体”的协作救助机制。通过“党建+救助”方式，跟进落实救助举措，把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爱落到实处。开展宣传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促进实现“办理一案，影响一片”的良好效果。事例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构建“检安军地协作新范式”【基本情况】多年来，驻沪部队与地方紧密协作，共同守护国防安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办案，依法能动履职，强化军地协作机制，深化溯源治理，构建“检安军地协作新范式”。（一）突出“机制先行”，夯实军地协作制度保障。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与上海军事检察院协作工作实施办法》的基础上，结合办案实际，与辖区内海军基地签署《军检维护国家安全共建工作备忘录》，建立常态化共建联络协作机制，明确军地互涉案件信息通报、涉军维权、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具体协作方式，完善了“普法进军营”、人才培养业务交流等协作内容。为进一步落实国防安全中“防渗透、防策反、防窃密”工作职责任务，会同国家安全机关、驻沪部队共同研究防范潜在泄密风险隐患的对策，签订了《加强国家安全类案件办理与防控协作的实施办法》，推动构建“打防治”三位一体联防共治格局。（二）凝聚“多方合力”，推动军地协作纵深发展。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军地检察机关协作机制作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辖区内某高楼频繁成为军事观搜点位的情况，联合军事检察院向涉案楼宇物业管理公司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增加警示标牌和监控设备数量、加大重点区域安保巡逻力度、加强对大厦管理人员国防安全教育培训等意见，并跟进督促落实整改。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涉案大学生国防安全意识薄弱问题，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会同驻沪部队、国家安全机关等共同开发了国防安全教育课件，已纳入涉案高校思政教育必修课程，受到高校师生的认可。（三）坚持“问题导向”，构建军地协作全新模式。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军事设施周边安全防控问题，检察机关多次赴部队营地及周边进行亲历性调查，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牵头指导下，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与国家安全机关、国防动员主管部门、驻沪部队等共同组建专班，以登上军舰、进入营区、座谈交流等方式开展“沉浸式”调研。今年7月，上海军地检察机关共同举办了“检安军地一体溯源治理共护国防安全”研讨会，邀请了国家安全局、上海警备区、驻沪部队、国防动员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国防安全法学专家学者共商国防安全溯源治理工作，为创新军地协作模式、拓宽军地协作领域提供理论支撑和工作指导，共创“检安军地协作新范式”。【典型意义】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的坚强后盾。检察机关要从聚焦服务保障备战打仗的高度，提高政治站位，以司法办案为支点，依法能动履职，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惩治与预防并行，通过走访调研，发现问题、分析成因、提出对策建议，结合工作实际创新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打通军地协作信息壁垒，凝聚军地各方力量，共同守护国防利益和军事安全。事例二山东省青岛市检察机关深化落实三项机制推动新时代军地检察协作高质量发展【基本情况】近年来，青岛市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行检察职能，深化军地检察协作配合、权益保障和诉源治理工作机制，有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深化落实多元协作机制，高标准构建军地检察协作工作新格局。一是坚持“军地检察协作+府检联动”双协同，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青岛警备区等部门，出台《青岛市退役军人司法救助工作办法》《关于建立未成年烈属司法保护工作协作配合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建立30余项工作制度，形成军人军属军娃全覆盖保护体系。建立涉军案件“绿色通道”，协同军事检察院构建“优先受理、线索同步、资源共享”的办案机制，确保涉军案件高质效办理。二是创新办案模式，针对青岛区位特点，组建专业化办案团队，与部队在信息查询、密级鉴定等方面开展深度协作，创设采用侦查实验方式复盘犯罪过程，破解取证难题，有力打击涉军违法犯罪。三是数字化赋能军地联络，创建“线下+线上”联络新模式，与驻青部队代表座谈，点对点落实“部队法治需求清单”。依托“青岛检察代表委员服务平台”，为部队代表委员提供“全时在线”检察服务。（二）深化落实服务保障机制，全方位维护国防利益、保障军人地位和合法权益。一是开展国防安全专项保护，就渔民违规养殖占用军事禁区的问题，向地方党委政府作专题报告，并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联席会商后形成清理方案，督促清理渔民违规养殖海域300余亩。二是开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护等专项行动，联合济南军事检察院向有关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银行、医院等1000余处公共场所张贴军人优先标识；向退役军人事务局制发磋商函，为87处英烈设施确立管理人，建立巡查巡护长效管理机制；督促城管、文旅等相关职能部门全面履职，推动拨付专项修缮资金150万元。三是运用跨区域协作和接续救助等方式开展涉军权益保障工作，协调发放救助资金、赔偿款等300余万元。（三）深化落实“一二三”诉源治理机制，高质效服务强军大局。一是坚持党建“一”体统领，以海军节、建军节等为契机，深入部队开展“送法进军营”等活动百余次。二是用好个案办理和类案监督“两”个抓手，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军官证查验识别能力不高等问题，联合济南军事检察院向属地机场制发检察建议，堵塞管理漏洞。牵头组织部队、国安、属地政府等多部门共建共治，提升军事基地周边区域安全保护力度。三是深化宣传、教育和预防“三”个结合，在军事重点区域开展国防安全教育活动60余次，为从源头预防涉军违法犯罪、提升全民国防安全法治意识提供检察支持。【典型意义】紧密结合区位特点，在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中守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是军地检察机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体现。检察机关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创新赋能军地检察协作机制建设，打造全方位、立体式军地检察协作工作新格局。注重拓展协作范围、凝聚系统内外合力，全链条推动诉源治理、前端治理，确保军地检察协作多赢共赢，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提供更加有力的检察保障。【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7-31 15: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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