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

1月22日,宁波海事法院法官成功调解一起涉外海上运输合同纠纷。本报记者王春本报通讯员曾少坤摄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11楼的大会议室里暖意融融,一场“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活动正在举行,众多企业代表聆听律师们讲解最新平台规则和法律建议;宁波诺丁汉大学绿草茵茵,宁波海事法院把常态化举办的涉外法治主题研讨会搬进教室,邀请知名教授为企业代表、律师进行专题授课;浙江省商务厅、省司法厅连续十五年举办“浙”里有“援”外经贸法律服务活动……这些是浙江积极推进涉外法治工作的一个个生动缩影。浙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多年来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体推进涉外法治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法律服务等工作。近年来,浙江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在全国率先组建省涉外法治协调小组,并统筹协调健全涉外法治组织体系;同时,通过完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建立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等方式,创建浙江省贸易救济精准服务平台,发布“法治·开放伴你行”法治体检清单,组建涉外法律服务联盟,搭建浙江涉外律师人才库,打造了一系列涉外法治工作标志性成果,构建起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出实招见实效,广受好评。强化涉外法律服务供给走进杭州市拱墅区湖墅街道运河商务社区,高楼林立,一处小二层彩色集装箱式的建筑在大厦间显得格外“袖珍”,引人注目。这里便是杭州市涉外企业法治服务中心,不仅集咨询、公证、法律风险防范、仲裁等多项涉外法律服务于一体,还引入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律师组建涉外法律服务专家团,为杭州的企业、商户提供便利帮助。“这里的涉外法律服务很贴心!请教过律师后,我们的经营思路也更清晰了……”一家涉外新业态企业负责人李先生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日前,他因公司主播临时请假导致损失的情况苦恼不已,向杭州市涉外企业法治服务中心值班律师咨询后得到了实用的建议,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去年以来,杭州积极贯彻落实《浙江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工作体系和能力建设实施方案》,不断以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拱墅区试点落实浙江省委依法治省办涉企法律服务“一类事”工作,目前已覆盖17个商务社区、1787家外贸企业,累计提供涉外法律服务1.5万次。金华组建“浙中涉外法律服务联盟”,温州打造多跨协同贸易救济全流程闭环应对体系,宁波创设“域外高发法律风险查询提示集成”应用……近年来,浙江各地全力推进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为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推动涉外纠纷多元化解日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总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执法咨询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上,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浙江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谢小云作主题发言,让知识产权保护“浙江经验”亮相世界舞台。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是浙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切实加大对浙江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已设立8家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中心,去年共开展应对指导服务839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约4亿元,节约应对成本约3700万元。近年来,浙江织密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服务网,在打造涉外商事纠纷解决优选地上持续探索。杭州聚焦数智赋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年,杭州国际商事法庭立足涉外审判职能,打造“数智国商”涉外审判“门户+应用”系统,为中外当事人提供电子送达、在线域外法查明等便利化操作,既保证当事人兑现调解利益,又节约解纷成本,目前已有60余件案件通过系统立案,向多元解纷机构分流国际商事案件等共95件。“便捷、高效、权威!”一名国际货物买卖纠纷案中的当事人通过“数智国商”涉外审判“门户+应用”系统顺利解决问题后称赞道。宁波高端航运物流现代服务产业集聚区坐落在一座现代写字楼内,一间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宁波海事法院涉外海事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几个烫金大字。这是宁波海事法院设立的全国首个涉外海事纠纷多元解纷平台,为相关涉外纠纷高效化解提供集调解、仲裁、诉讼的一站式服务。宁波海事法院涉外海事纠纷多元化解中心成立以来,在专业海事法官的指导支持下,已为320多件、总标的额近10亿元的涉外海事纠纷提供了妥善的化解路径,其中调解成功率高达61%。义乌市在全国率先设立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聘请外商担任“国际调解员”,创新“以外调外”工作法,截至目前,累计化解涉外纠纷1400余起,化解成功率达96%。浙江省贸促系统持续加强调解服务网建设,全年受理商事纠纷案件近1500件。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去年8月,浙江省政协重点提案《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办理协商座谈会在杭州召开,进一步强化涉外法治工作人才保障。近年来,浙江多措并举持续夯实涉外法治建设的人才和智力基石。浙江省律师协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建立协作关系,共同开展律师国际争议解决能力提升训练,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能够熟练解决经贸纠纷的领军型涉外律师人才。同时,杭州通过“政策+培育”的方式打造一体化专业人才队伍,赋权市司法局自主评定高层次律师人才205名,与100余家境外法律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多个区、县(市)出台律师行业扶持政策。此外,浙江研究涉外法治人才高校培养工作,建立“校政企”联合培养机制,开展以实践为导向的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今年1月,浙江师范大学强化非洲特色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浙江师范大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项目成功立项。浙江师范大学依托学校作为非洲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重镇的强大优势,重点培养一批涉非法治人才。去年中非峰会期间,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2023级研究生黎罗杰参与了学院组织的非洲法律文件翻译等活动,他激动地说:“能够有机会为我国涉外法治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荣幸!”【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2-17 15:40:23

到我手里的案子,就要给出最优解——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向农

在娱乐圈,总有些经典案件会被反复讲述:琼瑶和于正的著作权纠纷案,沸沸扬扬,被称作“中国文艺版权第一案”;电视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拍摄过程中演员烧伤,引发海峡两岸关注;《了不起的挑战》《蒙面歌王》等综艺的版权纠纷,让版权保护和合同履行再度被重视……而解决这些争议的律师李向农,看起来和“娱乐”几乎没什么关系。理平头、穿衬衫、喝清茶、面色严肃,有种理工男的沉静气质。但话匣子一打开,就能发现,这种气质的背后,是一种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坚定。勤勤恳恳,专业突出执业32年,李向农经办案件上千件,涉猎诸多领域,在影视产业、商事争端解决领域成绩尤其突出。但这次他没有过多讲述那些“知名”案件,反而饶有兴致地讲起了一张纸的故事。两年前,一家影视公司和某地电视台发生了版权纠纷。4月交片时双方签订合同,约定9月播映时付款,但电视台拖了几年都没付款。企业找到李向农时,已经输了一审,不仅没要回2000万元版权费,反而被判支付对方400多万元。公司负责人想不通,明明是对方违约,为什么自己要倾家荡产,希望李向农能为他“背水一战”。争议的焦点在于交付时间是否逾期。李向农仔细分析了所有证据,认为己方证据不足,但发现对方证据中有一页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工作记录,他判断这类记录有连续性,从该记录习惯中一定能找到4月交付时的记录。于是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要求对方出示完整的工作笔记,最后凭该证据帮当事人挽回了损失。法庭上的游刃有余,来自背后的努力。1988年,江西青年李向农怀揣着“当一名律师”的憧憬考入华东政法学院。1992年毕业,因为学业优秀被留校工作,进入华政辖下的上海市第四律师事务所,成为专职律师。继续攻读研究生、参加专业培训、研读法律书籍、总结独特案件……读书时的孜孜不倦一直被他保持到工作中,刚进入律师界,他就因能力突出而被同行认可,被推举为所内管理委员会五个委员之一。对他来说,到了手里的案子,就要结合情理法,给出最优解,这已经成了“执念”。他说:“我就像一头老牛,总是在反刍,想找到最佳的消化路径。”作为一个标准的“工作狂”,他总在不断抠细节。即使看材料到凌晨2点,躺在床上还会继续复盘,直到把所有内容都印在脑子里,“就是想抓住每个点,熟悉每个环节,在法庭上做到对答如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律师,有个大案子,我问了一圈,都说能赢,我想找你来打。”接到客户电话时,李向农有些奇怪,对方在当地有几十人的律师团队,怎么还要千里迢迢找上海律师来打官司。仔细了解后得知,这是一起标的约5亿元的房地产纠纷,客户要告合作方违约。根据经验,李向农认为双方应该进行过调解,果然,看过合作方提供的调解方案后,他立刻判断,这个官司没必要打。“如果我是你,为了利益最大化,我就同意调解。官司就算赢了,结果应该还不如调解给出的条件,没有必要多花200万元的律师费……”李向农说完,对方愣了愣,没有律师跟他提过选择调解,他一直憋着一口气,就是想赢官司。基于对李向农专业能力的信任,这位客户选择了调解,没过多久就来感谢李向农,对方不仅如期履约,双方还签订了新的合作协议。200万元的律师费说放弃就放弃?李向农笑笑:“有的病睡一觉就能好,为什么要开巨额药费,我觉得没必要。案件虽然都是合同关系,但法律人不是生意人,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在他看来,值得骄傲的并不是办的案件有多出名,而是如何从普通的案子里找到最优解。虽然不爱宣传,还经常主动推掉“生意”,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慕名找他的人还是源源不断。2008年10月,李向农创设上海普世万联律师事务所并任主任,他说:“从它问世的第一天起,我就定下一个目标:创建成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如他所言。律所这些年发展稳健、荣誉不断,到2021年时,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律师过百,年创收过亿元。为民发声,意义非凡相比于律师,李向农也很珍视他的另一重身份——上海市人大代表。他至今担任了三届上海市人大代表,连续两届被评为“履职积极代表”,还被聘为市人大法律专家库成员。2022年他被任命为市人大法制委委员,成为上海市地方立法的“守门员”之一,参加了《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等二十几部地方立法的审议。在《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提交代表团审议的前一晚,李向农用了6个小时对条例草案逐条审阅。有关“处理老年人住房重大事项”的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房地产登记机构或者公安机关在办理老年人自有或者承租的住房转移、变更等房地产登记和更改户主、户口迁入等涉及老年人权益的重大事项时,应当核实老年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并未包括“抵押”事项。这是关系到老年人“老有所居”的重大问题,是否需要增加“抵押”二字?李向农广泛查阅了相关法律法规,认真推敲后,他认为这两个字该加。最终,李向农的审议意见被采纳,写入了法规中。用6个小时的推敲,换来了2个字修改,他表示:“值得!”在上海市律协,他承担的一系列工作也很有开创性:首次向社会发布了《上海律师参政议政白皮书》,首次制定了《上海市律师参政议政工作通报表扬办法》,首次成为上海市人大立法智库成员,首次接受市人大委托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住房租赁条例》展开立法平行研究,等等。“如果天天就盯着自己办了几个案件,创收多少,我会觉得很懊恼。”他说,如果能用法律的思维和技术,反映民情、民请,并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有建设性的规定和普惠性的建议,那付出就很有意义。【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5-02-17 15:36:57

何以为律——记安徽律师事业发展

历史,是无数个时刻的叠加,是岁月流转后的沉淀,变与不变蕴藏其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江城芜湖的电影院内放映的标语幻灯片,介绍着新中国的律师制度;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同年纪的人们站在一处挂着“蚌埠市法律顾问处”牌子的平房前,喜气洋洋地留下了一张合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合肥街头的普法宣传台前,一名青年律师正向咨询群众讲解……步入新时代,合肥一家芯片公司的办公室里,律师们翻阅着堆叠如山的资料,为公司上市做着最后的准备。回望中,历史轮廓日渐清晰,变与不变中,安徽律师当何以为律?发展之变“为了重建法律顾问处,为了恢复律师制度,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律师万寿椿再一次走上了律师岗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安徽律师队伍的发展之路始于那一刻。1980年6月,合肥、芜湖、蚌埠三市筹建了法律顾问处,共选配律师51人。截至1983年上半年,全省82个市、县已全部建立了法律顾问处,安徽律师事业在司法行政重建过程中迎来全面复苏。1983年,成立安徽省第一家集体性质的“歙县律师事务所”。1987年,成立全省首个不占编制、不拨经费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马鞍山江南律师事务所。1993年,李益如律师创建全省第一个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肥侨务律师事务所。2001年6月,全省基本完成国资所脱钩改制工作,至同年底,以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为主体的律师法律服务机构格局基本建立。如今,全省共有律师事务所1157家,其中普通合伙所840家,分所168家,个人所149家。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初期,律师队伍主要由专职律师、兼职律师和特邀律师组成。随着律师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其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82年,安徽省司法厅批准的专职律师78人,兼职律师61人,实习律师23人,共162人。2003年4月,经过广泛调研论证,安徽率先开展公职律师试点工作,在马鞍山首批23名公职律师领证上岗。2006年公司律师试点首次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和皖北煤电集团开始,共注册9名律师。2021年,安徽省委依法治省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的实施意见》。2022年3月,安徽省开展民营企业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目前,全省共有17家民营企业参与试点工作,共有92名民营企业公司律师。截至2024年11月,安徽共有律师25549人,其中专职律师17553人,兼职律师521人,公职律师5927人,公司律师1395人,法援律师153人,全省逐步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律师队伍结构。安徽律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对青年律师的培养,这也是全省律师行业始终努力的方向。2023年研究出台《安徽省青年律师教育培养工程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着力从政治引领、业务提升、品行养成方面关心帮扶青年律师。2024年,安徽律协组织举办“厚植家国情怀彰显时代担当”青年律师演讲比赛,让青年律师通过讲述身边人和身边事,生动演绎家国情怀,致敬法治力量。举办第二届长三角青年律师论坛,在厦门大学举办全省青年律师示范培训班,在北京大学举办县域律师领军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安徽青年律师、特别是县域青年律师搭建学习交流平台。历时半年通过辩论赛的方式开展行业大练兵,让安徽青年律师的专业技能在实战中得以磨炼。时代是出卷人。研究探索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律师业务,探索建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的律师业务,是摆在安徽律师行业面前的一道课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有为还需本领强。在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之初,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轰动省内外的“常州烟囱”事故案。芜湖市法律顾问处万寿椿律师接受被告人的委托依法出庭辩护,他的辩护发言赢得了几百名旁听群众的一片掌声,法庭基本采纳了其辩护意见,宣布两名被告人分别从轻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分。此刻,安徽律师意识到,真正能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信任你的还得是专业能力。为了让发展脚步不停歇,安徽律师行业多措并举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着国家改革发展的节拍,跨山越海,走向未来。经济发展领域越拓展,法律服务精细化、专业化优势越明显。法律服务市场的细分,让专业化发展渗透到安徽律师事业发展的不同板块。综合性律所以团队建设反哺人才培养,加速专业化人才培树,这也是安徽律师事务所清晰的发展路径。1988年安徽省律师协会成立了第一批专业委员会,分别是刑事、法律顾问、非诉讼法律事务。如今,安徽律协已拥有22个专业委员会,19个专门委员会。“两专委”如同经脉,通过下沉各地(市)举办业务培训、业务能力提升活动,横向联动公检法系统、其他行业协会举办业务研讨交流活动,形成了上下联动、横向互通的专业能力建设局面,引领安徽律师走向专业化。队伍、机构、专业三个变量成为安徽律师行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也是安徽律师助力建设中国法治事业的最好佐证。创新之变回望安徽律师事业发展历程,改革创新带来的变化赋予了安徽律师队伍独特的底蕴。1983年,芜湖市尝试以律师工作人员的岗位责任制作为律师制度改革的开端和突破口,实施后民事案件收案增长近两倍,解答法律咨询增长一倍多,担任法律顾问单位增长三倍多。1988年8月,安徽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省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务的若干规定》,在维护和保障律师合法权益方面先试先行。2017年6月8日,安徽省律师一揽子保险签约仪式在合肥举行。保险项目涵盖律师职业责任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意外医疗保险,种类多、覆盖面广。发布律师行业发展报告和“十二五”律师社会责任报告;出台律师为全面深化改革和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法律服务的指导意见;制定推进律师执业专业化分工的指导性文件,开展律师调解、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组建县域律师宣讲团,以“钉钉子”精神开展宣讲,历时三年在全省59个县(市)全覆盖;制定发布《村(居)法律顾问服务指南》地方标准,深度推进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出台《关于进一步压实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律师事务所基础建设;多措并举打造有影响力的安徽律师公益品牌,编制省级律师行业公益蓝皮书《安徽律师行业公益蓝皮书》……当年小岗村的红手印,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按在了江淮儿女的心里,从一个原点出发,破藩篱、优机制、大胆地试、勇敢地闯,成为促进安徽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能量密码”。不变的初心安徽律师行业发展陈列室内有一份手稿,泛黄的纸张映射着岁月的沧桑,涂涂改改的文字显示着作者的慎重与严谨,这是1956年安徽省第一次律师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万寿椿代表全体律师在会上发言,“我们,是人民的律师,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我们一定搞好工作,完成任务,绝不后退,永远前进!”安徽律师这支队伍诞生的第一天,就牢牢镌刻下“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的初心。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是安徽律师行业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2024年11月29日至30日,安徽省律师行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系列培训班在桐城市举办。培训班邀请安徽省委党校、省经济研究院专家,融合专题辅导、课堂讲授、现场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模式,引导学员带着感情和责任原原本本学、知行合一学。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第三次考察安徽的足迹,全体学员参观了桐城市六尺巷及桐城市博物馆,实地了解礼让和谐的传统文化以及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2024年9月,陈贤律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陈贤律师七年间先后服务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西藏山南市加查县,共办结法律援助案件641起,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400多万元,开展普法讲座60余场(次)。2014年,当陈贤报名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申请入藏时,她郑重地写到:“我甘愿放弃优裕舒适的生活,甘愿忍受亲人离别、抛家舍业,甘愿忍受艰苦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发扬不怕吃苦、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法治的阳光照亮雪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一名安徽律师最质朴、最深情的表达。安徽律师行业推动法律服务关口前移,切实发挥律师“治未病”功能,推动律师事务所与省重点项目结对,并将项目建设全过程纳入法治化轨道运行。2024年3月28日,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走访对接六安皋城中学南山校区建设项目,律师团队实地了解重点项目,针对发包、施工安全、农民工工资保障等存在的隐患作出法律风险提示。2024年以来,安徽已有359家律师事务所、1801名律师与850多个省重点项目顺利结对,组织实施“点对点”精准优质服务。2024年9月23日晚7点,六安市舒城华文职业培训学校的会议室内灯火通明、气氛热烈,安徽省“皖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正在对这家巾帼示范基地进行“法治体检”。“这是我对企业开出的诊断书,主要存在用工风险问题,希望企业主真正重视起来。”安徽省“皖美乡村法治行”公益法律服务团成员王亦文律师尽管已经奔波走访了多家企业,仍然热情地就乡镇企业家在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疑问一一解答。“这对我们帮助很大,以为自己还挺懂法的,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刚刚说的用工方面的建议,马上就落实。”舒城华文职业培训学校负责人表示,今天服务团律师开出的“法治诊断书”给她和企业帮助很大。2023年4月,安徽省妇联、省委网信办、省司法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律师协会联合印发了《“皖美乡村法治行”主题活动工作方案》,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以基层妇联组织为依托,以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主力军,夯实乡村治理法治基础,赋能乡村振兴巾帼人才队伍,推进乡村文明新风建设,护航乡村产业发展。目前全省建立公益法律服务团173个,开展示范性公益法律服务活动80多场,创建“皖美乡村法治行”工作站331个,实现了省、市、县工作全覆盖。时节如流,变化的是场景,不变的是初心。坚持党建引领,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这是安徽律师队伍代代传承的精神内核,经历岁月洗礼,仍然初心不改,熠熠生辉。【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7 10:55:04

共建“一带一路”,法治在护航

随着企业“走出去”“引进来”步伐加快,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往来日趋频繁和深入,对涉外法律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我国国际法律交流合作日益频繁,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品牌不断出新,法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日前,司法部组织“一带一路法治同行”媒体采访团走进广州、深圳、西安等城市,对各地开展涉外律师、涉外仲裁等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情况进行采访,实地探访“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背后的法治密码。为律师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创造广阔空间“以前,港澳律师在内地没有明确的执业方式,如今他们可以取得‘双重身份’,在内地申请执业。”广东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特殊区域环境。随着粤港澳法律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一批港澳律师正以全新的身份投身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全新活力。记者了解到,为促进港澳律师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202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质的,可以从事一定范围内的内地法律事务;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试点办法;202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延长授权期限。广东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负责同志表示,三地的制度规则率先在律师行业实现了对接和衔接,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港澳律师的专业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底,共有533名港澳律师领取了律师执业证书,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其中香港法律执业者448人、澳门执业律师85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现全覆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律师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广州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在广州,“一带一路”律师联盟广州代表处持续深耕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领域,整合域外法查明、“一带一路”投资指南检索等功能,搭建涉外律师、律所、调解员、涉外法律服务产品及案例的查询渠道,为企业布局、律师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提供多维度的帮助。在深圳,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立足前海,建立全球华语律师资源库、项目资源库、企业资源库,积极参与深港合作项目。该联合会秘书长王寿群告诉记者,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我国开展自贸谈判过程中,联合会为双边和多边自贸协议的起草、签订与实施建言献策,推动建立具有国际标准及先进水平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2024年,在第十六届中国(阿联酋)贸易博览会上,广东派出两名涉外律师随团参展,为企业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并在现场设置涉外法律咨询服务展位,同步宣介广东的营商环境和涉外法律服务。在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涉外法律咨询服务港”再次进驻,并增设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法律服务咨询专窗。“各类平台的搭建与运作,为律师发挥职能作用、施展才华能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广阔空间。”广东省委依法治省办涉外法治工作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中国仲裁扩大“一带一路”覆盖面2024年2月,广州仲裁委南沙国际仲裁中心通过L-Code(仲裁全流程智能辅助系统)成功调解一起合同纠纷案。双方当事人陈述意见、提出法律咨询,智能辅助系统释法说理,现场归纳案件事实并快速做出法律分析,“背靠背”为双方当事人提供调解方案,最终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这是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纠纷解决成功案例。“按照操作说明,仲裁员只需上传庭审笔录及案卷材料,L-Code即可一键生成裁决书。”在南沙国际仲裁中心,华南理工大学法律智能实验室主任刘凯向记者展示了广州仲裁委联合华南理工大学科研团队研发的L-Code能提供智能问答、文书生成、AI调解等服务。当前,随着跨境民商事交流交往日益频繁,境内外商事纠纷数量大幅增长。仲裁在处理国际经贸纠纷、消除投资和贸易障碍、推进国际和国内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也面临着仲裁资源紧张的局面。南沙国际仲裁中心业务总监姚震乾称,L-Code系统通过对学习案例源的精准筛选,实现了高质量数据“投喂”,显著提升了智能仲裁审理效率和准确率,平均办案周期缩短24%,草拟法律文书准确率高达98%。“数字化、智能化赋能仲裁业务的办理从技术角度来说已具备相当基础。”广州仲裁委理论研究室主任刘晨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仲裁、智慧仲裁是仲裁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向。记者了解到,广州仲裁委是国内较早推行互联网仲裁的仲裁机构。广州仲裁委主任王天喜介绍,早在2020年,广州仲裁委制定发布《互联网仲裁推荐标准》(以下简称“广州标准”),明确规范国际互联网仲裁技术指标、程序要求,整合各种庭审模式的规则优势和远程庭审的技术优势。目前,“广州标准”已获得150余家境内仲裁机构和50余家境外机构认可并共同推广。不断被“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更多国家接受并认可的还有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国际仲裁院国际合作与发展处处长黄郭勇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和调解当事人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仲裁员覆盖114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实现共建“一带一路”主要贸易伙伴的全覆盖。2023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共受理案件12004宗,同比增长45%,总争议金额达1383.10亿元。如今,我国已成为运用仲裁方式解决民商事纠纷最多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23年,全国279家仲裁机构办理仲裁案件超60万件,总标的额1.16万亿元。2012年至2023年间,中国仲裁案件数量增长近5倍,仲裁标的额增长8倍,案件当事人涉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一揽子全方位法律服务2024年农历春节前夕,陕西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收到一封来自陕西某建筑企业的感谢信。2023年11月,芬兰一家企业以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为由,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陕西某建筑企业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491万元。法院在征求双方当事人意见后,将案件移交至“一带一路”涉外商事纠纷诉调对接中心进行调解。通过大量翔实调查,挖掘双方共同的商业利益点,该中心提出以商业合作的方式解决争议。至此,原本要对簿公堂的两家企业不仅成功握手言和,还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合作意向,成为商业伙伴。“本次案件的成功调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不仅体现了调解的灵活、高效、低成本等特点,保障了调解的法律效力,还实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共赢。”西安市司法局“三个中心”办公室副主任董泓涛介绍。所谓“三个中心”,是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法律服务委员会西安中心、“一带一路”律师联盟西安中心、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2020年12月,“三个中心”揭牌成立,标志着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拉开序幕。作为涉外企业的“贴心人”,“三个中心”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全方位、一揽子保姆式法律服务。记者来到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中国水电建设集团十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姜军利告诉记者,以前遇到涉外法律问题大多都靠自己“到处打听”,现在“三个中心”将资源汇聚整合了,让企业能和相关机构直接面对面交流,有的还是免费服务,“真是帮了大忙”。4年多的时间里,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最高人民法院第六巡回法庭、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带一路”检察研究基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丝绸之路仲裁中心等多家国内外知名法律服务机构相继入驻上述示范区。目前,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基本形成了以国际商事诉讼、仲裁、调解、人才培养及法律查明服务和研究为核心的全产业链。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围绕高质量服务企业“走出去”,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上线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线上平台,创新建立了国际商事争端“融解决”(即诉讼、仲裁、调解融合一体化)和“法企对接”“诉调对接”机制,成功化解国际商事纠纷案2000余起,为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法治支撑。【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3 10:33:16

江苏:把法律服务送到就业市场“第一线”

“首先,您得先去打个银行流水,保留一下转账记录,其次您得找到包工头的身份信息……”1月21日,《法治日报》记者见到江苏六朝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海霞时,她正在给一名讨要工资的农民工解释诉讼所需的一些证据材料。2023年初,王海霞被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法援中心)选聘为专门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法律援助律师之一。“这两年我也办了不少案件,发现大部分受援对象对关键证据的留存还是欠缺的,所以不论是否会成为受援对象,只要来咨询的,我都会多问一句,手上有哪些证据材料,这对后续是否可以起诉或者开展调解,都至关重要。”此前,王海霞就办理过一件直播带货的案件,就是找到了认定主播王某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平常除了在法援中心窗口值班外,我还在小龙湾法律援助工作站驻站,尤其是春节前这段时间,来工作站咨询讨薪事宜的农民工特别多,都想着年前拿到钱,回家过个好年。”王海霞说。王海霞口中的小龙湾工作站指的是江宁区司法局设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援助工作站。2022年,江宁区司法局选聘了4家律师事务所组成专业团队,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现场受理、现场立案。同时,及时掌握群体性劳动纠纷信息,提前介入,精准为受援人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快速讨薪、依法维权。成立近3年来,工作站办理法律援助案件4000余件,为劳动者追讨工资、经济赔偿等4000余万元。在法援中心窗口,记者还遇到了江苏中虑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他也是窗口的轮班律师之一,也时常去小龙湾值班。“这两天我还会再去小龙湾值班,尽管年前会有一波小高潮,但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张志笑着说。“除了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服务外,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群体也是我们重点服务的对象。”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陈晓琴告诉记者,江宁区司法局2023年在江苏省零工市场设置了南京首个新业态从业者法律援助工作站,聚焦解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诉求和现实难题。江宁区司法局注意到,零工市场与江宁区本地50余家企业常年保持合作,年均接待求职者3万人次。“我们在为求职者做好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将向企业普法作为常态化工作,旨在增强企业风险防范和依法经营能力,将预防工作做在前。”陈晓琴说。不仅在零工市场,江宁区司法局还根据法律援助工作站点功能定位,与区民营经济协会联合成立民营经济协会法律援助工作站,尽可能将工作触角延伸到劳动者身边。记者手记记者在采访时感受到,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在政策宣讲、风险预警、线索移交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是江宁,江苏各地也将建设、提升法律援助站点工作作为强化法律援助服务能力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全省站点覆盖率已达九成以上。2024年,全省各地想尽办法把法律援助服务送到就业市场“第一线”。如何让劳动者顺心生活、安心工作,不仅要抓住关键节点,还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让劳动者安心无忧奔向幸福生活。【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3 10:31:00

浙江:“新临法援”工作站助力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1月21日上午10点,《法治日报》记者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阳光温暖,窗明几净,一排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起,年味已然浓厚。在中心一角,有一个公共法律服务点——“小哥之家”,民法典、劳动法、新业态劳动者法律服务指引等法治宣传折页以及血压仪、医药箱、微波炉、冰箱等设备一应俱全。这里不仅是“小哥之家”,更是临平区打造的“新临法援”工作站。一名年轻人神色焦急,匆匆赶到,跟值班的律师陈太田打手势比划起来。“小伙子别着急,有什么想说的你就打字给我好了。”陈太田拍着他的肩膀安慰。在他的耐心引导下,年轻人小吴通过微信与他沟通。原来,小吴是一名聋哑人外卖骑手。不久前,小吴送外卖时与别人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肋骨轻微骨折,他想要找对方理赔,却不知道该准备哪些材料,所以来这里寻求律师帮助。“你需要准备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医药费垫付票据、病历,后续理赔的时候如果协商不了,你还可以申请法律援助……”陈太田飞快地在键盘上打着字,将小吴的疑问一一解答。担心小吴理解不了专业术语,陈太田又拿起一本《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服务指引》递到他手中。看着手机屏幕上一连串详细的回答,小吴的眉头逐渐舒展。近年来,临平区新就业群体人数突破了万余人次,以外卖、快递、网约车为代表的新业态劳动者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新业态劳动者对权益保障的需求也日益凸显。临平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安晓静告诉记者,为给新业态劳动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临平区大力推进“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建设,去年5月,临平区司法局联合区总工会嵌入式建立了3个“新临法援”工作站,委托三家律师事务所,每周安排律师固定时间到站点值班,为有需要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服务,实现法律援助零距离,新就业群体“in无忧”。不仅如此,去年4月,临平区在浙江省内率先发布《外卖配送员权益保障服务指引》,后又推出《网约车司机权益保障服务指引》等文件。一本小小的册子,包含着各类纠纷的维权流程,简单清晰,十分全面。通过设立“新临法援”工作站,临平区配齐专业律师力量,点对点为新就业群体服务。去年以来,工作站已开展普法专题讲座12场,为530余人次提供咨询、代书、援助、调解等一站式法律服务,减免法律服务费110余万元。“小宋,新年好啊,最近怎么样?”此刻,工作站里另一名值班律师童昀,正给一名快递员当事人做着电话回访。电话里,小宋的声音很是高兴:“我现在在老家,一切都好!网上调解太方便了,我很快就拿到了工资,童律师,真的谢谢您!”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童昀正忙着给身在湖北老家的小宋调解薪资纠纷。“小宋之前在临平工作,跟快递公司有薪资上的纠纷。那时他工牌上交,人也回了湖北,一时间赶不过来,无奈下只能致电临平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中心指派我受理了这个案子,在小宋的委托下,我帮助他做了远程调解。”童昀说。为了帮助小宋尽快拿到拖欠的工资,童昀和调解员一起,多次与快递公司进行积极协调,他通过专业的法律分析和耐心地说理打动了公司,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当场支付了拖欠已久的工资。据了解,临平区司法局健全完善大调解格局,去年以来,已帮助新业态劳动者化解矛盾纠纷170余件。记者手记新业态劳动者工作时间灵活、用工关系复杂,更加需要“短平快”的法律服务。临平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法治需求,通过“新临法援”工作站、公共法律服务驿站等场所,下沉优质资源、专业力量,让法律服务之门随时向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打开,让劳动者工作、生活安心无忧。【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3 10:28:30

让企业“破”后重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小苏

涂上油彩,穿起戏装,咿咿呀呀唱起京剧,很少有人会相信,台上这位长髯老生是一位律师,而且还是上海滩的顶尖律师。“其实京剧中的哲学对我影响很大。”朱小苏说话明朗轻快,“戏谚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对律师来说,也没有小案子,所有细节都值得反复雕琢。”朱小苏的主要专业特色,一度和他的爱好一样“小众”——破产法。他解释,在中国,“破产”是大家忌讳去谈的词,但其实,破产具有拯救保护功能,通过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程序,很多企业可以涅槃重生。2007年《企业破产法》生效后,朱小苏就投身破产重整与清算领域,并成为目前上海首批自然人破产管理人之一。如今,他已经是该领域的顶级律师。不破不立企业如此,人生亦是见面那天,朱小苏刚忙完一个保交楼项目,有当事人来律所送锦旗。这对夫妻千挑万选东拼西凑才在2019年花900万元买了一套别墅。因为开发商的债务危机,房子被查封,产证都办不出来了。“我们接手的时候,有77户购房人还没过户,现在他们陆陆续续都在办产证了。每次交流都很感慨,房子关系到一辈子的积蓄,很能理解他们的焦虑和无助。”朱小苏说,案件中有成百上千对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他们每一步都慎之又慎。2006年初入职场时,朱小苏也曾很迷茫。从上外法学院毕业后,他去荷兰莱顿大学读书,还在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实习,不菲的实习津贴反而衬得正式工作薪酬微薄。每天的工作简单零碎,各领域都有业界精英,不知何时才能出头。碰巧,2006年《企业破产法》颁布,确定了“管理人中心主义”,指定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担任管理人来处理破产程序的所有事务性工作。朱小苏所在的华诚律师事务所尝试申报,并顺利入围上海高院首批20家破产管理人名册。“我很兴奋,仿佛看到了未来稳定的案源和丰厚的报酬,感觉要走向人生巅峰了。”朱小苏笑着说,可现实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两年内,法院没有指定任何破产案件。2009年,终于接到第一件法院指定的破产案件,却是个无人员无财产无地址的“三无”案件,只是去走流程。不仅没赚到一分钱,还倒贴了2000多元法院公告等费用。很长时间里,朱小苏和同事们都在摸索前行。2010年,他接手了一起度假村破产案。第一次去了解情况,就被员工围堵并辱骂,有人叫嚣“不把拖欠的工资付了,今天就横着出去”。朱小苏一遍遍地解释,到了晚上离开前,这些人开始拉着他嘱咐:“我们的工资全靠您啦!”后来,通过破产财产处置,员工们顺利拿到了工资,当地政府也送来了锦旗。破产案件中,能得到圆满清偿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均是以企业倒闭清盘收尾。2015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一位不速之客突然找到朱小苏,是他办理的一家破产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兼大股东W先生。W先生因刑案入狱,小年夜刚被释放。他在狱中一直让妻子带话出来,说企业一定不能破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后来公司还是被清盘了。朱小苏说:“他一出狱就找上门来,很担心是要找麻烦,我预设了很多场景,甚至想过报警。”可对方却很平静地说:“朱律师,我今天是专程来感谢你的,企业存在,我就会一直牵挂,清算后才真的放下了执念。”那一刻,朱小苏感受到了被认同和理解的温暖。“如果说IPO是办红事,那企业清算就像办白事。这项工作有些类似入殓师,要平稳且合法地把各种问题都清理得干干净净,让企业平稳退出,是很有价值的。”深耕与创新为行业尽责,为社会尽心2014年,上海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年来上海法院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公布了下一步将在破产审判方面着力推进的九项工作重点(业内称“破九条”),引起了实务界的热烈反响,有人说,上海破产法实务的“春天”来了。“‘破九条’的出台标志着上海破产审判进入了加速推动的阶段,激发了更多从业者投身其中的热情。”朱小苏说,2019年后,随着上海破产法庭和上海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的成立,上海破产业务有了更专业和高效的平台,破产管理人队伍也从2014年的49家壮大到如今的100家。去年朱小苏接手了一家企业的案子,共有13栋楼,开发商破产后,其中10栋楼都办不出产证。他们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创新,为企业腾笼换鸟,盘活了地块,提升了周边的价值。朱小苏说:“通过破产程序,可以合理处置债务,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而如果有机会通过破产重整,让濒危的企业重获新生,不亚于医生治病救人,意义深远。”2023年,世界银行推出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上海成为代表中国参与世行评估的唯一样本城市,“办理破产”一直是世行营商环境考评的一项指标。因此,这些年朱小苏也参与了与营商环境有关的多项立法、修法和调研。“我们提了很多建议,现在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里,‘破产’也有了存在感。”他说,“条例特别提到,‘破产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办理破产相关业务时,相关单位和部门应当予以配合’。这就相当于给了管理人一张通行证,为管理人履职提供更多保障。”朱小苏还参加市管协专班,参与了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两会中提交的《关于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建议稿的撰写,大部分建议都在《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中被采纳。作为区人大代表,2022年他结合专业和志愿经验,连续提交社情民意建议13篇。“美国著名破产法学者查尔斯教授说过,破产法也许是最后一个可能出现法律通才的法学领域。”朱小苏说,“希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让上海破产行业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市场化,协作紧密且充满活力的法律服务领域。”【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3 10:23:07

岁月如歌 老中青三代律师故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坚定迈进,律师事业迎来蓬勃发展。一代又一代律师坚守执业初心、满怀激情地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本期杂志走近“40后”到“95后”七位律师,聆听老中青三代律师讲述执业心路历程、专业发展实践,以及如何应对律师行业的机遇与挑战。恢复起步1979年12月,司法部下发《有关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抓紧时间把大中城市的法律顾问处建立起来,迅速开展工作,律师行业掀开崭新的历史一页。1983年7月,改革开放后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彼时,40岁的郭星亚在西南政法大学任教,殊不知自己将很快与深圳结缘。一年后的冬天,郭星亚代表学校参加在深圳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法制研讨会。“那时的深圳就像是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是隆隆的掘土机,高高的脚手架,街头醒目地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幅标语……”郭星亚回忆道。机缘巧合下,她得到调动至深圳市司法局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后,她作出了奔赴深圳的决定。1985年,31岁的许邕桂作为广西河池地区司法处工作人员,参与河池地区律师事务所的筹建、团队组建、开拓律师业务。1986年,他顺利通过全国首批律师资格考试,并担任了律所的主任,正式踏上了律师职业的道路。同年,郭星亚调任深圳特区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就我的理解,律师事务所是“精武馆”,主任不是什么官,而是带头劳动的生产队长。”郭星亚的话语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管理就是带领全体律师干活儿,不断开拓新业务,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八十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针对当时律师只打官司的传统观念,郭星亚提出律师应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深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多样,针对招商引资、建筑工程招投标、银行按揭、股份制改造、股票上市等需求,亟需开拓非诉讼业务。”1992年,郭星亚担任深圳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处长,参与推动深圳律师体制改革。在拓宽律师业务方面,同年9月,深圳律师参与股票上市责任保险,成为全国律师界一项创新之举。同时,深圳市体改办和深圳市司法局联合发布《关于律师参与股份制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国有企业申请上市必须出具法律意见书。自此,法律意见书成为公司上市申请必备的第14份材料。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经国务院批准,律师不再作为国家干部、律师事务所也非国家机关,这些规定确立了我国今后律师制度的基本走向。这一年,郭星亚50岁。在律师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上,面对律师的质疑她表示:“我跟你们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将改革的大船驶向成功的彼岸。”于是她辞去公职,发起设立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主要从事证券投资、贸易、经济等非诉讼业务及民事、刑事等诉讼业务。无独有偶,许邕桂于1994年辞去公职,前往广西南宁创办律师事务所,并在自治区内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中率先成立了党支部,逐步形成以党建引领事务所管理和发展的理念。在律师制度剧烈变革的1989-1993年,来自江苏的19岁青年宋政平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他刻苦学习法律专业课程,却对英语课不重视,认为考过大学英语四级能毕业就行了。“我甚至嘲笑考托福的同学,法律有地域性,中国法庭上要用中文。”宋政平回忆道。那时的他未曾料到,十余年后自己专门跑去国外学习深造,而且英语还成为他执业的工作语言之一。1995年,宋政平在无锡金融经济律师事务所正式执业。“当时我已明确自己的执业发展路径就是走专业化道路。”宋政平说。其所在律所专业从事金融业务,并会安排案源给青年律师,这极大地帮助了宋政平迅速提升专业水平和法律服务技能。两年后,他代理了一起银行票据案并获得胜诉,由于该案件的典型性而被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例(1999年)》。“这对我这样一个执业不满三年的青年律师来说,是极大的肯定——坚持专业化道路是正确的选择。”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十年,中国的律师行业可谓群雄并起,有从“国办所”下海的律师,也有从机关单位辞职的公职人员,还有从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随着1996年《律师法》放开了律师执业领域的限制,改变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属性,让律师们有更多机会开发更多领域的法律服务业务。这一批“创业者”以其前瞻的视野和卓越的胆识,助推法律服务业发展新浪潮。律师业务从单纯的诉讼业务,逐渐拓宽至法律顾问、律师见证等全方位法律服务。兴盛崛起在迈入新世纪,迎来千禧年之时,26岁刚刚执业的苏华伟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拿着自费印刷的宣传页走街串巷寻找客户。“结果我还是到处碰钉子,没获得一个案源”。苏华伟经过总结反思后认为:“律师是需要积累和沉淀的职业,自己不要做‘万金油’律师,要聚焦提升专业能力,用心办好每一起案件,方能在行业中站稳立足”。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十几年的高速增长时代。司法部《关于中国加入WTO后加快律师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这样描述:“入世”后,我国对外开放将全方位、宽领域推进,我国经济将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外资大量进入、知识经济的繁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律师拓展更为广阔的服务领域和服务空间……“苏南一带外向型经济非常发达,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热土,但当时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的律师非常少”。宋政平敏锐地意识到,未来能够办理涉外案件的中国律师肯定是“香饽饽”。于是,他开始在执业闲暇时间自学英语,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并申请到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更将自己的执业方向逐步转向涉外法律服务。在宋政平寻求转型的时候,苏华伟也开始在擅长的方面崭露头角。2006年,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律师辩论赛河南省的选拔赛,取得了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这次辩论赛让苏华伟感受到律师协会的重要作用和更广阔的天地,令他对律师职业充满信心。此后,苏华伟积极投身所在省、市律师协会各项工作,尽心推动河南律师行业建设和律师队伍发展。2007年,《律师法》全面修改,律师被定义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85后”姑娘李里涓子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湖南,开启了律师生涯。家人和亲戚不理解,认为她选择了“不稳定”的职业。但这位倔强的姑娘在头一年的实习期里协助主办律师为多名当事人获得二审改判,向全国青年律师论坛投稿并获奖,十余次向群众进行法律宣讲和普法活动……这些点滴时刻激励着李里涓子不悔初心,她说:“律师这条路考验着每个人的坚守与奋斗之心,不是一时一势的固执,而是一生一世的扎根。”2009年,正在念高中的“95后”山东姑娘杨淼钧瞒着父母在文理分科填报表上选择了文科。“一直到高三上学期,父母才发现我竟然在文科班。”杨淼钧回忆。小时候,她常常被电视上的法庭辩论所吸引,律师们用智慧和勇气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为当事人争取权益的场景在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她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贡献力量。2012年,她如愿踏入法学院的大门。同年,在河北石家庄,从初中就励志做律师的李言正式执业,主要从事争议解决业务,从合同纠纷、家事纠纷、到金融诉讼、商事诉讼等。在不同类型诉讼案件处理的过程中,李言对自己执业理想的思考一直未停——她希望能找到一条定分止争、实现双赢的诉讼之路。“我坚信,诉讼是争议纠纷的对外表现形式,而律师就是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的良药。”李言表示。2000-2012年间,我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也飞速增长,越来越多青年选择律师职业,一代律师也收获了可遇不可求的时代机遇。律师职业的角色在转换,业务范围在扩大,谁能坚持专业为本,谁先布局业务蓝海,谁为行业发展干实事,谁能坚守律师职业初心,谁就更容易走得远。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层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2017年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司法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全国律师行业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律师行业党的建设工作。同年,许邕桂参与重新整合了广西桂海天律师事务所,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始终坚持将党建作为律所发展的核心动力,以“党建促所建”,以“所建促发展”,不断建立健全党组织工作制度,坚持“三会一课”制度,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党建主题实践活动,将党建与律所管理深度融合,不断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今,桂海天所执业律师已超过百人,律所党总支于2023年被评为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大飞机的成功研制,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时代成果。宋政平在这个“大国重器”上留下了烙印。他带领本所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和涉外律师组成律师团队,参与C919大飞机综合监视系统合资企业筹建过程中的法律服务。律师团队代表中方在飞机综合监视系统方面进行技术合同、合资合同和章程谈判,以及代理合资企业立项申请、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的申请等。涉外业务纷繁复杂,团队检索、阅读、起草大量英文法律文件和材料,宋政平和团队律师通宵达旦,“能为中国首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全程提供法律服务,付出再多辛劳也值得。”他说。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律师是人民利益的可靠守护者,公益法律服务是律师专业精神、履行社会责任、执业为民的重要体现。“业务发展与承担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低头做业务固然可以,但抬头看天,看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参与到更多的公益事务、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后,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宽、格局变大,在处理案件时会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效果。”李言说。有一次,李言在某小区处理了60余户物业费欠缴问题,最终只有一户进入诉讼程序。而进入诉讼程序的这户业主经过李言调解,后续还自发变成了及时缴纳物业费的宣传员,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关系转好。李言总结说:“怀揣服务人民之心,从根源上解决纠纷。”党的十八大以来,律师队伍已经成为全面依法治国一支不可或缺、充满活力的重要力量,广大律师在党的领导下,业务发展更加注重服务“国之大者”、服务人民群众,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律师力量。开创新局新时代新征程,律师事业迅速发展,也不断面临着新情况和新挑战。受访律师不约而同地表示,任何时代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业虽面临着人工智能的挑战,自媒体时代的宣传突破,法律服务市场的竞争……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律师行业的未来始终还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拥抱变革,坚守本源。他们也结合实践给出了不同的建议:——关注“国之大者”,开拓法律市场。在“区块链”刚成为热词的时候,李里涓子就开始大量研读与区块链相关的书籍,多次撰写文章、开展培训。随着国家对数字经济的大力发展,各地数据局、数据交易所的先后成立,李里涓子对于金融科技和区块链领域知识的积累开始转化为现实业务,成功搭上了湖南数据法律服务的第一班车,在2024年迎来数据合规业务的“高产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许多老年人不懂法、易受欺负。面对老年人的法律服务是我想做的。”郭星亚说。今年10月31日,国内首家专注于长者权益维护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仁和长者法律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由5家律师事务所与深圳市福田公证处共同发起,郭星亚任该中心的理事长,未来将开展银龄课堂、专题研究、政策研讨等一系列公益法律行动。——不断提升专业,遵守职业伦理。每周日下午,苏华伟的执业律所都会举行“周日例会”,主要进行案件讨论,包括疑难案件的分析论证、案件的总结复盘,讨论后形成文字成果发布在律所的公众号。这项制度已经坚持了8年,成为律所的品牌产品。“时刻不忘学习和总结,才能快速实现执业能力的提升。”苏华伟说。职业伦理是一个职业群体进行社会交往的准则,律师个人对职业伦理的认同与否,直接影响到整个律师队伍形象和律师行业发展。作为河南省律师协会实习人员岗前培训的授课老师,苏华伟结合律师行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讲授了约20场的“律师职业伦理养成的道与术”,还在河南省民事诉讼培训课程上讲授“民事诉讼律师的职业伦理和执业技能”,传播行业文化和职业伦理。——强化律所管理,培养青年律师。当前,部分律师更关注个人的利益,而忽略了律所的整体发展,这是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桂海天所,推行“以事务所为主体”的理念,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强化共享资源和团队化管理,通过规范化的营销团队持续并有效拓展律所的共有业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注重培养律师的法治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让律师感受到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收入,更在于为法治建设和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许邕桂介绍道。青年律师是行业的希望和未来。在李言执业的律所,已有一整套成熟的青年律师考核制度与青年律师培训制度。2022年底,律所青工委按照管委会要求,对律所青年律师发展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制定了未来三年“青年律师培养计划”,具体包括:筑牢青年律师思想政治阵地、打造青年律师风采展示舞台、提升青年律师社会责任、开展多样化培训、总分所青年律师交流常态化、征文投稿提升学术水平、组织文体活动和生日会等12个方面。——运用社交媒体,践行社会责任。微信、抖音等社交新媒体平台可以成为律师拓展业务的重要工具,律师通过短视频进行普法,不仅是对律所品牌的宣传,也是个人专业形象的展示。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更直观、更生动的方式,拉近法律与公众之间的距离,让更多人感受到法治精神。杨淼钧参加工作伊始,就有意识将业务发展同新媒体有机融合,聚焦公益普法品牌打造,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公益宣讲活动,其社交平台的普法号已拥有10万余粉丝,公益普法也成为她工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让她获得了参与当地电视台法律栏目录制,担任图书馆、学校等单位宣讲律师的机会。忆往昔,轻舟已过万重山;向前看,长路漫漫亦灿灿。在中国,还有很多专业精湛、服务国家、执业为民、热心公益的律师值得被记录。每一个认真工作、履职尽责的律师都值得鲜花和掌声。未来,请广大律师关注并记录律师行业的升级与变迁,见证并参与新时代下律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共同讲述中国律师的新故事。【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1 10:32:43

党建引领铸律魂 继往开来建新功——宁夏律师行业发展纪实

冬日的宁夏,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时而行走在田间地头、大街小巷,传播法治精神,是百姓身边信得过的“法律管家”;时而穿梭在繁华都市、高楼大厦,开展“法治体检”,是企业信得过的“临床医生”……他们是宁夏律师,一支宁夏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一年砥砺奋进,一度春华秋实。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律师心怀“国之大者”,服务中心大局,助力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用心用力服务“百日攻坚”行动,让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的脚步向着更深更广领域挺进,用专业优势助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努力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律师,在推进宁夏法治建设中书写奋进篇章。近年来,宁夏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律师工作取得诸多进展。律师事务所从2012年底的85家增长到目前的228家,律师人数从1263人增长到5030人。律师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律师执业环境持续优化,严管厚爱力度持续强化,律师队伍建设迈上新台阶,律师协会组织、协调和服务能力明显提高,行业自律管理不断加强,行风行貌建设呈现新气象。坚持党建引领律心向党强基铸魂宁夏律师行业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行业党建工作取得重大进展,政治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党的组织工作有效覆盖不断加强,工作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建立健全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委统筹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党委(党组)直接领导、律师行业党委具体负责的党建工作机制,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建工作格局。坚持“党建+统战”的“大党建”思路,打造23家宁夏律师行业统战工作“同心圆”工作室,充分发挥律所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党内外律师思想政治共识。深入实施律师行业党建引领发展“强基工程”“领航工程”“聚力工程”“先锋工程”,在全区打造18个律师行业示范党组织、培育7家党建示范点。在品牌特色上精耕细作,打造出“五同党建”“律心向党红五师”等一批切口小、标识明、融合紧、品牌响的党建品牌。2012年,部署安排“千名律师进万家企业”“五个一”法律服务和法律服务进村(居)等活动。2013年至2014年,全力推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双评”工作,积极探索建立律师服务质量社会评价和星级创建评定长效机制,基本形成了区级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评价机制。2015年,制定《全区司法行政系统法律服务大移民工程实施方案》,实现法律服务对91个移民乡镇的全覆盖。201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制定印发通知,把律师制度改革工作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让宁夏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迈出重要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宁夏律师行业在司法部和全国律协的指导支持下,在自治区司法厅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用12年的时间砥砺深耕,谱写出新时代律师事业发展的新篇章。12年来,全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实现区市两级律师行业党委全覆盖,228家律所完成了党建进章程工作,106家律所建立了党组织班子成员与决策层、管理层“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184家律所建立党组织参与律所决策、规范管理发挥作用机制和重大问题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等工作制度。多家律所党建工作在省部级会议上作经验交流,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100余家(名)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党务工作者、党员律师先后被全国律师行业党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司法厅党委评先评优。提升业务技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产生大量法律服务需求,新兴法律服务业务、新型复杂法律问题不断出现,需要律师提供更加专业精准、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以及企业发展风险防控等一系列发展问题日益凸显。针对这一现实情况,宁夏律师行业不断增强法律服务的前瞻性,主动融入宁夏新发展格局。建立与国内产业发展研究机构和专家交流平台,为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组建以9家规模较大的律师事务所为主导、其他律师事务所参与的法律服务团队,组织开展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等活动,积极为宁夏葡萄酒、枸杞等重点产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以宁夏律师协会5个专业委员会为主导,为自治区重点工程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服务,引导律所、律师助力先行区建设,主动上门开展法律讲座、提供法律咨询、担任法律顾问、开展风险评估,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做到法律服务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法律保障与工程建设同步实施的“双同步”,推进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发展,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宁夏律师行业着力解决法律资源不平衡问题,组织本地区规模较大、业务发展较好、社会形象好的律所到西吉、泾源等10个欠发达县(区)设立13个分所,派驻72名律师,为法律服务资源缺乏地区提供优质的律师资源和法律服务。律师资源不足的县(区)积极主动作为,采取向当地党委政府争取扶贫政策和资金奖励政策、准备办公场所和办公设备、优先聘请担任法律顾问等措施,确保引进的律所分所和律师“进得来、留得住”。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2024年7月,宁夏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资产评估协会、注册税务师协会联合启动“四会四师”一体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充分发挥行业优势,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律师行业的优良传统,也是律师工作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宁夏律师协会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宁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领律师事业发展,积极引领广大律师开展法律服务“生态移民、中阿博览会、信访、村居、宁东”五大工程、“凝心铸魂、奋进建功、强身健体”三项工程和“政治领航、维稳护航、助企纾困、固本培优”等活动,在服务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擘画的宏伟蓝图,对标自治区党代会任务目标,构建“产业链+法律服务”体系,引导律师持续为自治区重点产业、工程项目等提供“一站式”“一条龙”的法律服务,助力打造法治营商环境。先后成立“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百人团”“宁夏奶产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宁夏奶产业协会法律服务中心”,组织“法律科技与新基建专业委员会”“环境资源与能源专业委员会”等5个专业委员会,分别对接“宁夏至华中特高压直流输电及配套新能源项目”“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项目”等重点工程,做到法律服务与企业发展同步规划、法律保障与工程建设同步实施的“双同步”。担任各类破产案件管理人,化解不良债权,参与推进的宁夏某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等案例成为全区危困企业救助典型案例。组建法律服务团队为中阿博览会、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提供全程法律服务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为中蒙俄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直通平台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深入开展“法治体检”“百所联百会”“百名律师进千企”“四会四师一体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活动和“服务实体经济律企携手同行”专项行动,帮助企业有效预防和化解法律风险。履行社会责任传递法治温度律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职责使命。宁夏律师协会引导全区律师始终践行“人民律师为人民”理念,深入开展针对农民工、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和军人军属等群体的专项法律服务,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公平可及的公共法律服务。做优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宁夏推动将律师参与公益法律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积极拓展律师公益法律服务领域,努力培育一批有特色、叫得响的律师公益法律服务品牌。积极组织律师参加“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建“为民办实事法律服务团队”,参与“法援惠民生”专项行动,建立区市两级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站,组建女律师法律维权宣讲团,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开展“关爱青少年”“法援进校园”“法律服务助老护老”等公益法律服务系列活动。12年来,累计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法律服务16.5万余件。4000余名律师担任2842个村(居)的法律顾问,12年来共办理各类法律事务、提供法律服务、开展普法宣传、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审核修订村规民约、提供法律咨询等22万余件(次)。组织律师积极参加各级公检法机关、信访单位的信访接待和涉法涉诉信访值班,并依托各类律师调解室,扎实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努力将问题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区6千余人(次)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咨询和处理案件,在法院、律师协会、律所设立近100个律师调解室。开展律师参与法治宣传“百千万”活动,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以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为抓手,分层分类、因人施教,采取专题讲座、以案释法、法律知识问答等形式,结合鲜活生动的事例,充分发挥律师专业优势、实践优势、信息优势、传播优势,使法律法规等融入各领域,推动宣传教育入耳入脑入心,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2年来,全区律师积极开展各类宣讲活动惠及175.5万余人(次)。如今,宁夏律师已经成为公共法律服务“热心人”,成为社会矛盾解决的参与者、协调者、预防者,成为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言人,为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为法治宁夏、平安宁夏贡献着律师智慧和力量。【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0 10:07:55

在改革探索中推动律师事务所高质量发展——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律师事务所发展扫描

2024年11月25日至26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建设指导委员会与上海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2024年“律所规范管理和创新发展”工作交流会。2023年以来,全国律协律师事务所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开展了两次关于律师事务所发展状况的调研,分别形成了《律师事务所发展情况调研报告》和《中小型律师事务所发展状况及主要问题抽样调查报告》,在总结律师事务所管理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对律师事务所特别是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规范化发展提出了指导意见。自1979年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立法为指引,以律师制度改革为主线,以律师事务所探索创新为基础,我国律师事务所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日渐完善,正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律所组织形式日渐完善1979年4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起草律师条例,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工作拉开帷幕,并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开展试点;同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并可以委托律师辩护;同年12月19日,《司法部有关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尽快把大、中城市的法律顾问处建立起来,迅速开展工作。因此,1979年被称为“中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元年”,12月19日也被律师行业认定为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的纪念日。彼时,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只有法律顾问处一种。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执行职务的工作机构是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1983年7月15日,在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海景广场附近的一间竹棚招待室里,“深圳市蛇口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律师事务所”,它也成为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见证者。1984年8月,司法部在全国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决定,将“法律顾问处”统一改为“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机构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律师事务所”的性质,此时的“律师事务所”仍然是事业单位,“律师”仍然是有编制的“国家法律工作者”。1988年4月,天津市东方律师事务所经司法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同年6月,司法部下发《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第一批实行合作制试点的律师事务所共有4家,分别是经纬、北方、君合、大地。合作制律师事务所是由律师人员采用合作形式组成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法律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法人组织,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不占国家编制;合作人可辞去原公职或经当地有关部门批准在试点期间停薪留职;律师事务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3年4月8日,全国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1994年3月,北京也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大众-旭业联合律师事务所,同时开展个人开业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合作制和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被我国第一部律师法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在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方面,该法规定的律师事务所三种组织形式中,除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资所)外,还包括合作律师事务所(以该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1996年10月25日,司法部发布《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从此以后,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逐渐成为我国律师事务所的主要组织形式。2001年,司法部发文严格规范律师事务所名称,深圳市蛇口律师事务所更名为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并开展合作制改革,该所也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以地域名称命名的律师事务所。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律师法》进行修订,除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和合伙律师事务所继续保留外,合作律师事务所被个人律师事务所取代。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后,司法部下发《关于合作律师事务所调整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合作律师事务所最晚不迟于当年年底前全部完成改制。至此,合作律师事务所作为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组织形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2008年,广东蛇口律师事务所再次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该所也成为我国律师事务所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至今,逐步形成了合伙所、个人所、国资所“三分天下”的局面。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4》,截至2023年底,我国律师事务所达到41132家,比2012年的19361家增加21771家,增长112%;比2008年的14467家增加26665家,增长184%。司法部公布的《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3.86万多家,其中合伙所2.82万多家,占73.16%;个人所9777家,占25.28%;国资所604家,占1.56%。在现有的律师事务所三种法定组织形式中,合伙所从2017年底的1.8万多家(占66.5%)增长到2022年底的2.82万多家(占73.16%),数量和占比均在稳步增长,已成为数量最多、占比最高的律所组织形式。国资所则随着改制或注销不断减少。2022年,山西省对77家国资所进行改制,将原有的国资所或改制为合伙所或予以注销。全国的国资所数量从2017年底的1200多家(占4.3%)降至2022年底的604家(占1.56%),数量和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但由于律师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和律师资源匮乏的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国资所的存在。根据广东省司法厅公布的《2023年度律师工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底,广东省仍有8家国资律师事务所,而同期广东省的执业律师已达到79357名,多年来律师人数稳居全国第一位。规范化管理是律所发展的基石小型律所出于运行成本考虑,配备的行政辅助人员数量普遍极少,并身兼数职(行政、内勤、出纳、案管、前台、人事等),有些小型律所甚至未配置行政辅助人员,有些律所的主任或合伙人主观上认为“小所无管理”,对律所内部管理不够重视,管理薄弱问题便成为了长年累积的较难解决的短板。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律所的组织架构普遍为主任负责制。随着律师人数持续增长,律所日常事务决策管理与律所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逐步显现,故以管委会或执委会为主要形式的组织架构在执业律师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律所逐步兴起。绝大多数大型律所行政辅助人员的配备较为齐全,除配置行政管理、会计出纳、人事管理、案件管理、品宣、前台接待人员外,还配置了党建专干、信息管理人员等。这些律师事务所普遍建立了收费制度,收案结案制度;律师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和分配制度;行政人员管理制度和合伙人会议制度;重大案件讨论制度和利益冲突审查制度;投诉处理制度、考勤及考核制度、管理机构制度和培训制度;员工福利制度;客户关系管理制度和宣传及业务扩展制度;信息化建设制度、知识管理制度和品牌运营管理制度,印章管理制度、服务质量监督制度、律师辞退和除名制度、奖惩制度、回避制度、保密制度等。因此,大型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相对而言比较规范。律所规范化建设是全面提升律师行业发展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是一项需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对于一些内部管理较为松散的中小型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的意义更为深远。律所规范化建设的范围应涵盖律所建设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建设、所务管理、能力建设、自律管理、文化建设、信息化建设和场所建设等。规范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要充分发挥律所党组织政治引领、政治把关、政治监督作用,进一步建立健全律所运行机制,进一步压实律所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律所和律师的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规范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强政治引领、优化所务管理、推进能力建设、强化自律管理、抓实文化建设、促进信息化建设,并按照建设方向制定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操性的建设标准。规范化建设的工作要求是要强化律所在内部监管、队伍建设、维权惩戒、文化建设、品牌建设等方面的第一责任人职责,切实提升律所管理效能。其中,推行律师事务所一体化管理是律师事务所实现规范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抓手。虽然目前一体化管理还没有一个较为成熟的概念,但当一家律师事务所各项事务的管理和各项业务的开展,由原来的律师自我运营走向律所组织运营时,应该认为这家律所已向一体化管理迈进了。而在一体化管理下,律所需统筹业务资源调配和分工协助,统筹人才培养和执业培训,统筹专业建设、品牌建设和后勤保障,建立全流程的法律服务标准,建立系统化的质量控制和知识管理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分配机制。一体化管理应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对于存在管理问题的律所,可先在内部管理环节进行一体化尝试和创新,先易后难,在取得一定效果后再向纵深发展,由此不断推进律所规范化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律师行业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特别是2017年全国律师行业党委成立以来,以律师事务所党建工作为抓手,以党建带队建促所建,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对于中小所而言,深化实施“双培养工程”,增加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独立党支部的数量,真正把律所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政治把关、政治监督作用落实到律所建设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促进中小所在决策、执行、监督、考评奖惩、业务指导、专业分工、合伙人晋升等方面的运行机制更为完善、更加规范。推进律所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内,律师执业“单打独斗”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律师往往是以“万金油”的形式出现,即一个律师或律师团队承办所有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随着法律服务市场的不断细分,客户对于律师服务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律师事务所开始尝试通过团队化建设实现专业化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某一领域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如专门从事知识产权业务的北京市柳沈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建筑和房地产业务的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等。虽然中小所专业化程度与综合大所相比存在差距,但已有相当比例的中小所意识到专业化建设对推动律所发展的重要作用,制定了专业化发展相关举措。律师的专业化发展方向需结合其教育背景、从业经历、专业资质进行规划和实践。如知识产权类律师业务,目前可细分为专利、商标、著作权、商业秘密等专业领域,对于拟在某专业方向发展的律师,获得该专业细分领域的其他专业资质,必将坚定其专业化发展的信心,增强其实战能力。律所在法律规定的业务领域内,根据当地法律服务市场环境和自身实际,长远谋划各自的专业发展方向,律所之间在业务开展上各有优势,各有特色,并在不断创新中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新模式、新业态;对于专业发展方向相同的律所,相互之间在业务、客户和人员精细化管理及优化服务方式上进行差异化发展,在提升服务品质上进行良性竞争。推动中小所业务专业化发展,需要律所负责人及合伙人具有着眼未来的谋划和持之以恒的努力;需要律所全体律师运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钻研、深挖细分服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实现律所规划、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的有效结合;需要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引导、鼓励和支持,形成推动中小所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打造一大批精品化专业强所。与此同时,相对于大型律师事务所,中小律所竞争力相较偏弱,这是因为中小律所普遍缺乏品牌运营、辨识度低。律所的服务品牌是服务质量、专业形象、执业技能、服务方式、律所文化和律所信誉等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其品牌化建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律所专业化建设和品牌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律所在加强专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必将整合专业资源,要求律师只承办擅长的业务等,律所专业化建设的推进也将促进法律服务质量水平和专业形象的提升。服务质量和专业形象对律所品牌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律所推进品牌化又会对律所专业化建设带来新的动力,形成专业化建设和品牌化建设的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近年来,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培育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是党和国家赋予律师行业发展的又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历史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任王进喜表示,国际一流律师事务所通常具备这些特征:显著的规模和营收、专业化人力和产品、与规模相适应的治理和技术、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和履行社会责任。在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我国律师事务所也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中国律所加速推进国际化进程。截至2022年底,我国律师事务所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达到180家。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龚牧龙介绍,该所目前全球有30家办公室,半数在境外,员工1/3在境外,外籍员工超1000名。以金杜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化律师事务所,为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律所规模的不断扩大、品牌的持续提升以及国际化的加速推进,律师事务所在执业风险管理方面也需进一步加强。由于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对该律师事务所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和连带责任,因此在律师事务所达到一定规模、合伙人数量较多时,律师事务所的执业风险也会随之上升。律师事务所在重视购买律师执业保险的同时,如何避免因合伙人或律师个人的故意或失误给律所和其他合伙人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成为规模较大律师事务所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为支持律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立法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的规定,在2007年新修订的《律师法》中引入了“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即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律师事务所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律师事务所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律师事务所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个人或少数人的故意或重大失误给律师事务所造成灭顶之灾的风险。从2008年6月1日新修订的《律师法》实施以来,一些具备条件的大型律师事务所陆续改制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截至2022年底,山东、上海和湖南三省(市)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分别为96家、95家和67家,位居全国前三位。从法律顾问处“一统天下”到合伙所、个人所、国资所“三分天下”,从合作所、合伙所、个人所的试点到合作所退出历史舞台,从合伙所成为律所主要组织形式到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出现,我国律师事务所40多年的发展走过了一条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闭环式发展之路,即由律师事务所的创新探索推动行业的试点改革,再上升到法律和政策等顶层设计予以确认后全面铺开。这条经验也将为今后一段时间里,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促进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律师事务所创新发展提供借鉴。【责任编辑:宋安勇】
发表时间:2025-02-10 1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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