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仲裁司法审查典型案例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仲裁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仲裁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非诉纠纷解决制度，也是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高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仲裁司法审查工作，持续完善司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机制，积极支持商事仲裁的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为我国仲裁事业发展和仲裁公信力的提升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这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类型多样，既包括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等案件，又包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管辖权异议纠纷等案件；内容丰富，既涵盖体育仲裁、金融仲裁，又涉及网贷平台仲裁条款效力、仲裁员披露义务、仲裁程序、重新仲裁、公序良俗等多个问题，生动反映出新时期人民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仲裁支持和监督并重、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司法立场。一是承认（认可）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在艺术马赛克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乌兹别克斯坦仲裁裁决案中，善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亿海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适用仲裁地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审查，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在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系有效仲裁条款，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二是明确前沿疑难问题的审查标准，统一裁判尺度。在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等其他合同纠纷案中，准确界定体育协会内设仲裁委、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服务保障“依法治体”。在泛海控股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认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扩张适用于从合同。在重庆颐合健康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严格将申请撤销裁决的主体限定为“当事人”，维护裁决的一裁终局性。在王某与李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认定双方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作赌资的民间借贷行为违反公序良俗，据此作出的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应予撤销，系人民法院维护公序良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三是依法加强仲裁监督，促进仲裁健康发展。在孙某、南京孙飞科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未经合同相对人签字确认或明示同意、以所谓“印章”等形式签订的仲裁条款无效，提醒仲裁机构把好“入口关”，以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在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明确仲裁员未按照仲裁规则履行披露义务，影响当事人回避权利行使的，属于可能影响正确裁决的情形，据此撤销仲裁裁决，确保仲裁程序公正。在张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中，针对仲裁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采取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方式，给予仲裁庭弥补仲裁程序瑕疵的机会，合理平衡了仲裁程序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次典型案例的发布，将进一步统一全国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尺度，规范仲裁司法审查权，提升仲裁司法审查质效，同时有助于规范和指引仲裁机构依法办理仲裁案件，促进我国仲裁公信力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案例1严格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承认外国仲裁裁决——乌兹别克斯坦艺术马赛克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17年9月，艺术马赛克公司与宏冠公司通过互联网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因宏冠公司未按合同约定交付货物，艺术马赛克公司可根据仲裁协议向该公司所在地仲裁机构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艺术马赛克公司申请仲裁后，乌兹别克斯坦工商会国际商事仲裁院依法作出仲裁裁决，裁令由宏冠公司向艺术马赛克公司返还相应货款、承担赔偿金及仲裁费。艺术马赛克公司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承认案涉仲裁裁决的申请。宏冠公司抗辩称签署合同的人员刘某并非其公司员工，无权代表其对外订立买卖合同，故其与艺术马赛克公司不存在仲裁协议，案涉仲裁裁决不应被承认。【裁判结果】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缔约国，本案应适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断案涉仲裁裁决是否符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不予承认和执行条件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结合案涉买卖合同的磋商情况、合同加盖宏冠公司业务章已经具备一定的外观形式、合同约定了宏冠公司联系地址、宏冠公司银行账户收取付款等事实，该院认定艺术马赛克公司有理由相信刘某有权代表宏冠公司与其订立案涉合同，合同中约定的仲裁协议成立，且效力及于宏冠公司，宏冠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仲裁协议以及不应承认本案仲裁裁决的主张不能成立。该院据此裁定承认案涉外国仲裁裁决。【典型意义】本案仲裁裁决由乌兹别克斯坦仲裁机构作出，涉及中乌两国公司之间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在中方当事人加盖的印章为非经登记备案公章的情况下，办案法院结合合同的磋商、签订以及履行情况，认定外方当事人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由此确认中外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本案审结后，办案法院收到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致谢信。本案体现了人民法院严格依照国际公约的规定承认“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仲裁机构所作裁决、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司法立场，有力服务保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案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6协外认1号案例2准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亿海国际有限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20年2月，卖方亿海公司与买方联顺公司洽谈交易，通过电邮及微信等电子通迅途径磋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双方就货物买卖要素初步达成一致后，亿海公司通过电邮向联顺公司发送了包含买卖交易基本要素的表格以及四份合同草案。联顺公司接收合同草案文本后对合同细节向亿海公司进行了回应，针对其中的三份合同草案分别提出卸货港、数量、滞期费的异议，但未对其中所载的仲裁条款提出异议。亿海公司进行相应修改并向联顺公司再次发送了合同草案。联顺公司收到后，回复“等公司审批流程走完后回签”，但其后并未回签。后联顺公司以双方未签署合同为由，认为合同未成立并拒绝接货。前述四份合同草案均约定因合同产生的争议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2020年6月，亿海公司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申请仲裁，要求联顺公司赔偿违约损失并承担仲裁费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21年5月作出仲裁裁决。亿海公司于2021年10月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联顺公司则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且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违背内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不予认可和执行该仲裁裁决。【裁判结果】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案应当适用仲裁裁决地法律即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对诉争仲裁协议是否有效成立进行审查。根据查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的规定和相关判例的观点，结合双方的过往交易背景，双方在意图缔结合同的磋商过程中交换了记载有仲裁条款的合同文本，虽然联顺公司并未主动向亿海公司发送合同文本，但就相应合同文本进行了回应，且未对仲裁条款提出异议。因此，即使双方最终并未一致签署该合同文本，基于仲裁协议效力的独立性原则，应当认定双方就四份合同草案所载的仲裁条款达成合意。该仲裁条款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仲裁条例》第十九条关于“合意提交仲裁”及“书面形式”要求，其合法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不论双方是否形成合法有效的交易合同，均不影响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案涉纠纷系特定合同当事人间的争议，处理结果仅影响合同当事人，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的规定，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典型意义】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在当事人未约定仲裁协议准据法的情况下，适用仲裁裁决地的法律判断仲裁协议成立问题，同时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原则，明确仲裁条款的成立可以独立于合同的成立之裁判规则，对同类案件的审查具有参考意义。【案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1认港1号案例3明确当事人约定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有效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外商事纠纷的多元化解决——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与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基本案情】2012年8月，韩国大成株式会社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企业普莱克斯公司签署《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2013年2月，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3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共同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认定普莱克斯公司违约并裁决其履行支付义务等。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程序中，普莱克斯公司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仲裁庭于2017年7月作出管辖权决定，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开庭地点为中国上海，仲裁地为新加坡，仲裁协议准据法为新加坡法，案涉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有效，并认定仲裁庭对案涉争议有管辖权。2017年8月，普莱克斯公司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仲裁庭对争议无管辖权。同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仲裁条款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普莱克斯公司上诉至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2019年10月，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作出二审判决，认定第14.2条约定“在上海仲裁”表明仲裁地在上海，而不是新加坡，但就仲裁庭对争议是否有管辖权等其他争议问题不作认定。为此，仲裁庭出具《中止仲裁决定》，等待中国法院确认案涉仲裁条款的效力。2020年1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条款效力。【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承购协议》第14.2条争议解决条款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具有合同约束力，根据仲裁条款上下文及各方当事人的解读分析，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各方当事人亦确认仲裁协议准据法为中国法律，案涉仲裁条款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典型意义】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案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特83号案例4准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推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与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上海绿地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19年2月20日，申鑫公司与申花公司及其四名球员分别签署内容相同的《球员租借协议》，协议主要约定申鑫公司租借申花公司球员并支付租借费，并约定双方如有违约，呈报中国足协仲裁，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同年2月25日，申花公司与申鑫公司签署《培训合作协议》，约定了球员出场率及申花公司向申鑫公司支付奖励款的计算方法。因中国足球协会以申鑫公司自2020年起未在足协注册系统中注册为由，出具不予受理申鑫公司仲裁申请的决定，申鑫公司诉至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违约金、律师费等。申花公司在一审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球员租借协议》与《培训合作协议》为有机整体，支付奖励款是因球员租借而产生的纠纷，而《球员租借协议》约定违约交中国足协仲裁，故应驳回申鑫公司的起诉。一审法院以本案争议属于足协仲裁委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申鑫公司的起诉。申鑫公司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裁判结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第一，《球员租借协议》中关于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及于《培训合作协议》。《球员租借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明确约定足协仲裁委受理因履行该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本案诉讼请求指向的是申鑫公司保证球员出场率后申花公司支付奖励款的义务和申鑫公司收取奖励款的权利，该权利义务仅受《培训合作协议》约束，不属于《球员租借协议》约定的内容，故足协仲裁的合意范围不包括本案纠纷。第二，足协仲裁委作为足协专门处理内部纠纷的下设分支机构，属于内部自治机构，其裁决权源于成员集体授权，作出的裁决在性质上属于内部决定，依据内部规则产生约束力和强制力即内部效力。申鑫公司并未在足协注册，足协仲裁裁决的强制力存在欠缺。第三，体育仲裁委无法受理本案纠纷。体育仲裁委是依据202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新增第九章，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设立的专门处理体育纠纷的仲裁机构，其作出的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纠纷各方之间并未达成体育仲裁委仲裁合意，故体育仲裁委无权受理本案纠纷。该院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典型意义】本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及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后首例明确界定多层次体育纠纷解决机制间主管边界的案件。在“依法治体”的新格局下，人民法院准确界定体育协会内设仲裁委、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促进体育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发展，体现了鼓励体育自治，发挥专门机构处理纠纷专业度、及时性等优势，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救济权利和体育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本案为类案的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更为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司法保障。【一审案号】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3）沪0151民初1673号【二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终6825号案例5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明确主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适用于从合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郭某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基本案情】2019年12月，郭某与基金管理人民生财富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证券公司签订了《基金合同》《基金补充确认函》《“民生财富尊逸9号投资基金”份额认购（申购）确认书》。《基金合同》签订当日，郭某如约将430万元支付至民生财富公司指定募集账户。《基金合同》约定因本合同而产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应提交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10月，泛海公司向民生财富公司作出《承诺函》，承诺对民生财富公司发起设立并承担主动管理职责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流动性及资产安全性提供增信担保支持。2021年9月，郭某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将民生财富公司、招商证券公司、泛海公司列为被申请人。2021年11月，泛海公司向该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认为该仲裁委员会对郭某与其之间的争议无管辖权。2022年1月，北京金融法院立案受理泛海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裁判结果】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泛海公司并未直接与郭某签订《基金合同》，《承诺函》并非泛海公司向郭某出具。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并未有明确的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仲裁协议。泛海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了异议，符合相关程序性规定，经询问某仲裁委员会，该委并未对仲裁效力异议作出决定。该院裁定确认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典型意义】本案系主从合同中仲裁条款扩张效力认定的典型案例。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仲裁协议的基石。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根据主从合同的关系、仲裁的特殊性、仲裁条款的要式性等，在从合同没有仲裁条款的情况下，认定主合同的仲裁条款对从合同不具有约束力。本案为规范仲裁条款效力的扩张提供了有益的类案指引。【案号】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民特13号案例6依法审查仲裁条款效力明确合同相对人未签字确认亦未明确表示同意的仲裁条款无效——孙某、南京孙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与鹰潭余江区升恪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18年4月，借款人孙飞科技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通过网络借贷平台与出借人曾某某签订《借款合同》。孙某以其所有的不动产为案涉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签订《抵押合同（三方）》。两份合同均约定发生争议由担保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此后该合同债权经三次转让，最终由升恪公司受让。升恪公司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11月作出裁决书。孙飞科技公司、孙某以其与升恪公司之间并未约定仲裁条款为由，向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裁判结果】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案涉《借款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系以印章方式加盖在合同条款中间的空白处，而《抵押合同（三方）》中的仲裁条款则是以手写方式添加于第十一条其他约定事项中，印章内容与手写内容均系对争议解决条款的变更，在孙某、孙飞科技公司否认该仲裁条款的情形下，该变更未经孙飞科技公司和孙某以签字或其他方式予以确认，升恪公司亦无证据证明该印章及手写内容经过孙飞科技公司和孙某的确认，故不能认定曾某某与孙飞科技公司、孙某就《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三方）》的争议解决方式变更为仲裁管辖达成了合意，本案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该院裁定撤销案涉仲裁裁决。【典型意义】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贷款纠纷频发，仲裁以其便捷、高效、保密的优势成为网贷平台公司青睐的争议解决方式。本案明确了未经合同相对人签字确认或明确表示同意的，“印章”及“手写”等形式仲裁条款无效。本案的审理有效提醒仲裁机构把好“入口关”，对于网络贷款纠纷仲裁案件，在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发生变更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有义务审慎识别合同相对方是否具有将纠纷提交仲裁解决的合意，以保障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案号】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桂71民特21号案例7根据仲裁规则准确界定仲裁员披露义务确保仲裁程序公正——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与天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17年3月，天贝公司因与中交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某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中交一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仲裁庭经审理后，认为案情复杂，争议额大，遂就双方争议问题于2018年4月向该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了咨询。2018年7月，仲裁庭作出裁决。中交一公司以仲裁庭的组成违反程序等为由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裁判结果】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天贝公司在仲裁案件中的代理人杨某与仲裁员陈某曾在同一律师事务所工作。杨某担任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期间，陈某及仲裁案件首席仲裁员均系该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成员。但某仲裁委员会官网页面上对杨某的仲裁员概况介绍中，并未显示其为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仲裁过程中亦未对其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情况进行过相应披露。根据该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与本案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仲裁员应当自行向仲裁委员会披露并请求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案涉仲裁案件的仲裁过程中，陈某等人未按照仲裁规则披露其与天贝公司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回避权利的行使，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虽然某仲裁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称2018年4月召开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由该委摇号确定，但因其拒绝向人民法院提供此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且目前在仲裁案件卷宗材料中并无有关摇号的相关记录，故不能排除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杨某对此次讨论施加不当影响的合理怀疑。据此，该院裁定撤销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裁决。【典型意义】仲裁员公正、独立行使仲裁权是商事纠纷通过仲裁程序得到有效解决的保障。本案仲裁员未按照仲裁规则充分履行披露义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事人回避权利的行使，属于可能影响公正裁决的情形，故人民法院以“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仲裁裁决。该案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法院通过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有效监督仲裁，促使仲裁机构重视对仲裁员披露事项的规定，确保仲裁程序公正。【案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3民特63号案例8明确案外人不具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维护仲裁裁决终局效力——重庆医药集团颐合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与中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21年12月，某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大足第二医院向中恒公司支付停工损失等。该仲裁案件中，申请人为中恒公司，被申请人为大足第二医院。2022年3月,颐合公司作为案外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上述仲裁裁决，理由如下：一是裁决事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二是中恒公司与大足第二医院恶意串通，导致仲裁裁决错误，侵害颐合公司的合法权益。【裁判结果】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案件，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对本案申请人主体是否适格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只有仲裁案件的当事人才能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这里的“当事人”是指仲裁案件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本案申请人颐合公司并非案涉仲裁案件的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其作为案外人不具备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其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予驳回。颐合公司如认为案涉仲裁裁决存在错误，损害其合法权益，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不予执行案涉仲裁裁决。据此，该院裁定驳回了颐合公司的申请。【典型意义】对仲裁案件的案外人如何给予救济是当前理论及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在当事人仲裁合意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约定的仲裁机构行使管辖权，就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商事纠纷作出仲裁裁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仅限于“当事人”。本案严格按照仲裁法的上述规定，明确案外人不具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主体资格，同时提示案外人在裁决执行程序中的救济渠道。【案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1民特104号案例9合理平衡仲裁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保护当事人正当程序权利——张某与南昌环星互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某仲裁委员会受理环星公司与张某因《主播独家合作经纪协议书》引起的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4月作出仲裁裁决。张某主张其在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后才得知该仲裁裁决，但其与环星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仲裁委员会所作裁决依据的主要证据《主播独家合作经纪协议书》并非张某所签，且案涉协议中银行收款账户户名虽与张某的名字一致，但该银行账户户主身份证号码与张某的身份证号码不符，环星公司向仲裁庭所提供的联系电话也并非张某的手机号码，致使张某没有收到开庭通知及仲裁文书，未能参加仲裁庭庭审，丧失了辩论的机会，张某以案涉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请求撤销该仲裁裁决。【裁判结果】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张某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身份信息可能被人冒用并用于和环星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而确认案涉合同上签名及手印是否为张某本人所为，需通过鉴定才能确定。从纠正仲裁程序瑕疵、尽快解决双方争议角度考虑，法院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后该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法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仲裁庭在重新仲裁过程中，申请人环星公司撤回了仲裁申请。【典型意义】人民法院在仲裁当事人身份可能存在错误、仲裁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下以通知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方式，给予仲裁庭弥补仲裁程序瑕疵的机会，较好地平衡了仲裁程序瑕疵与仲裁裁决终局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类案的处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案号】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2民特273号案例10明确为赌博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债务属于非法债务依法维护公序良俗——王某与李某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2022年1月，李某以其与王某签订的《借款合同》为依据向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某还款100万元。2022年8月，某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某向李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王某主张仲裁庭忽视案涉借款系为赌博提供资金的事实,其将本案定性为单纯的民间借贷，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请求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上述仲裁裁决。【裁判结果】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从案涉借款资金流向来看，李某妹妹李某某先将款项转给李某，李某再将款项转给王某，王某又将款项转给李某某用于购买赌币，从本案证据看，李某对其妹李某某在澳门所从事的放贷赌博抽成职业应该知晓，故应当认定案涉100万元实际是李某某向王某提供的用于赌博的赌资。李某主张王某向其借款100万元的事实不符合常理，亦不符合双方经济往来的交易习惯，其所主张的正当借款基础事实不存在。鉴于各方均明知借款用途为赌博，而赌博行为系违反内地公序良俗的行为，案涉款项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据此，该院裁定撤销某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上述仲裁裁决。【典型意义】司法实践中，出借人为借款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民间借贷的情形时有发生，且出借人和借款人均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作赌资、毒资等，此类借贷行为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依据该条规定，明确了公序良俗原则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的适用规则，依法撤销案涉仲裁裁决。本案系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公序良俗、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型案例。【案号】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黔01民特54号【责任编辑：尚鑫】
发表时间：2024-01-16 1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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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政法力量——政法机关推进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政法力量——政法机关推进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新华社记者国泰民安，民之所盼。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下力气惩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行为、持续深化政法改革回应人民期盼……近年来，政法机关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着力提高政法工作现代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
发表时间：2024-01-13 17: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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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农用地典型案例
2024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农用地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环资庭庭长吴兆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杜军、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郭修江出席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农用地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耕地保护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保障农用地安全和可持
发表时间：2024-01-11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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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惩治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等破坏营商环境犯罪典型案例
案例一姜某帅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伪造身份证件，伪造武装部队印章案【基本案情】2019年至2023年3月间，姜某帅根据他人提供的信息，采用自行制作的方式，为朱某升、付某民、王某华等人伪造国家机关证件80个、国家机关公文2件、国家机关印章48枚、公司印章399枚、事业单位印章4枚、居民身份证25个、武装部队印章2枚，非法获利9.2万余元。其中，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间，姜某帅根据朱某升提供的信息
发表时间：2024-01-02 17: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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訚柏在公安机关调研时强调 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食品安全案件 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12月29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訚柏一行到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调研防范打击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工作。訚柏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将防范打击食品领域违法犯罪作为“办实事、解民忧”的有力抓手，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食品安全案件，坚持严厉打击、严密防范、严明责任一体推进，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当前临近元旦、春节，要毫不松懈抓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保
发表时间：2023-12-30 16: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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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
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沈红雨、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胡方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杨兴业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中，遵守国际法原则，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准确理解和适用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审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阐释了我国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次发布的12个典型案例，涉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航空货物运输合同、船舶污染、共同海损、船舶碰撞、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领域，分别适用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即《取消外国公文书公约》）等多个国际条约以及《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等国际惯例。这些案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具体有如下特点：一是正确处理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善意履行国际条约。如保加利亚ARTPLAST公司与台州市黄岩斯玛特机械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阐明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且双方当事人并未排除公约适用于买卖合同的，应当自动适用公约。又如北京康捷空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与三星财产保险天津分公司、大韩航空公司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是发生在《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间的国际航空运输合同纠纷，该案认定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期间应当适用我国国内法有关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从而认定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准确贯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的规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院恪守条约义务、致力于实现公约目的及宗旨的司法立场。二是准确适用国际条约，恪守条约义务。如胡某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相关规定，明确《蒙特利尔公约》在调整国际航空运输法律关系的华沙公约体系中的优先适用地位，同时明确《蒙特利尔公约》适用的强制性，不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排除适用。三是秉持开放合作理念，规范民商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跨境承认与执行。如威仕中国进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德国仲裁裁决一案，善意解释《纽约公约》中有关“适当通知”的要求，明确《海牙送达公约》不适用于仲裁程序文书的送达，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又如，切佩茨基机械工厂股份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法院民事判决一案，正确适用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判断是否存在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事项，依法保护缺席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再如，文某申请承认美国加州民事判决一案，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公约》简化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进一步便利跨国诉讼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四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积极准确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如台新海运有限公司与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海损纠纷一案，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准确适用《约克-安特卫普规则》，根据该规则逐一分析认定不同类型的损失是否计入共同海损，促进国际海上运输健康发展，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本次发布国际条约、国际惯例适用典型案例，是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成果，也是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确实施的具体举措之一。希望这次典型案例的发布，可以为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正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发挥指导和示范作用。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案例1.严格遵循《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合同无效制度维护买卖双方利益平衡——保加利亚ARTPLAST公司与台州市黄岩斯玛特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2.明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准确认定宣告合同无效声明的生效时点——夏发集团公司（ShapharGroupLLC）与佰启控股（中国）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3.准确认定合同成立合理划定损害赔偿责任边界——西湖橡塑科技有限公司（SEIWOOPOLYMERTECHNOLOGIESPTE.LTD）与西湖（天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案例4.明晰货物承运人识别准确认定责任限额标准——普及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与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案例5.明确《蒙特利尔公约》第三十五条之两年期间的法律性质统一国际航空运输纠纷法律适用标准——北京康捷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大韩航空公司代位求偿权纠纷案案例6.厘清法律适用关系完善国际航空运输裁判规则——胡某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案例7.准确适用《1992年油污公约》明晰清污费用责任承担——青岛容海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与交响乐船运有限公司（SYMPHONYSHIPHOLDINGS.A.)、北英保赔公司（NORTHOFENGLANDP&IDESIGNATEDACTIVITYCOMPANY）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案例8.准确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确定应分摊的共同海损金额——台新海运有限公司（TAISHINGMARITIMECO.，S.A.）与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案例9.协调适用国际条约与国内特殊规定准确认定碰撞责任中各方的过失——广州海运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与潭滨有限公司（TANBINHCO.,LTD）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案例10.善意合理解释“适当通知”的判断标准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威仕中国进口有限公司（WSChinaImportGmbH）申请承认和执行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仲裁裁决案案例11.准确认定合法传唤条件维护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佩茨基机械工厂股份公司（ChepetskyMechanicalPlantJoint-StockCompany）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商事法院民事判决案案例12.准确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减轻当事人诉累——文某申请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离婚判决案案例1严格遵循《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合同无效制度维护买卖双方利益平衡——保加利亚ARTPLAST公司与台州市黄岩斯玛特机械模具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0年5月-6月，ARTPLAST公司与斯玛特公司经协商后达成买卖合同，约定ARTPLAST公司向斯玛特公司购买口罩机及配件。后ARTPLAST公司主张斯玛特公司交付的货物并非全新设备，不符合合同约定。经协商无果后，ARTPLAST公司起诉请求宣告合同无效、返还货款并赔偿预期利润损失。【裁判结果】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当事人营业地分别位于中国和保加利亚，两国均是公约缔约国，双方在合同中并未明确排除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故本案应适用该公约解决争议。斯玛特公司交付的口罩机存在多处磨损、腐蚀、刮痕、锈迹等情况，导致ARTPLAST公司利用设备生产疫情期间紧缺口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公约第二十五条项下的根本违约，ARTPLAST公司有权宣告合同无效并要求斯玛特公司支付已交付货款的利息。斯玛特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到ARTPLAST公司的运输费、保险费等损失，故酌情由斯玛特公司赔偿。据此，改判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无效，斯玛特公司返还ARTPLAST公司货款人民币740117元及利息损失，赔偿货运费用、保险费用人民币5万元。【典型意义】国际货物贸易对调节各国市场供求关系、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维持合同的稳定性是国际货物贸易顺利进行的保障。《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宣告合同无效制度实质等同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制度，其特别规定根本违约的条款，以债权人的履行利益是否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限制合同当事人因为履行的细微瑕疵而宣告合同无效。本案二审判决通过分析“交付之货物是否满足质量标准”“质量不达标是否导致合同根本目的不能实现”，认定守约方可以因违约方构成根本违约而宣告整个合同无效并主张损失，同时合理运用公约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可预见性规则，将违约方对运费、保险费的赔偿责任限定在其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避免对违约方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本案充分展现了人民法院依法维护国际货物买卖秩序，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职能作用。【一审案号】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10民初37号【二审案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民终811号案例2明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准确认定宣告合同无效声明的生效时点——夏发集团公司（ShapharGroupLLC）与佰启控股（中国）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20年4月3日，夏发公司与佰启公司达成手套买卖合同，约定夏发公司向佰启公司购买手套。后夏发公司主张佰启公司存在瑕疵给付、迟延给付等违约行为，起诉请求宣告合同无效、返还货款和利息并赔偿因佰启公司违约而造成的损失。【裁判结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中国和美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缔约国，本案不存在该公约规定的不适用情形，且双方当事人亦未排除该公约的适用，故本案应当适用该公约（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的规定。佰启公司所交付的货物中，质量不符合约定的瑕疵货物占到一半以上，完全不适用于同一规格医用手套通常的使用目的。佰启公司至今未交付部分货物，已经严重超过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本案合同签订于“新冠”疫情期间，夏发公司从我国购买手套后向其本国客户售卖属于商机，但佰启公司的违约行为足以使夏发公司通过案涉合同赚取利润的目的落空，构成根本违约。夏发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向佰启公司发出律师函，通知其解除《手套买卖合同》。该函件虽然于5月22日才被佰启公司签收，但是公约对此种通知并不采用“到达生效”原则，而是“投邮主义生效”原则。因此，案涉《手套买卖合同》于发出函件之日无效。据此，判决案涉买卖合同于2021年5月20日宣告无效，佰启公司向夏发公司返还货款945000美元并支付利息，赔偿实际损失18882.12美元。【典型意义】合同解除可使合同效力归于消灭，打破已有的交易秩序，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制度的同时，对行使要件、行使时间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公约在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和第三部分货物销售中对通知的效力采用了不同的生效原则。要约、承诺的生效、撤回、撤销均采用“送达生效”原则，即送达对方才生效。而公约第27条就合同宣告无效发出的通知则规定，宣告无效的声明只要“以适合情况的方法”发出即生效，传递过程中的风险并不由解除权人承担。这不同于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规定的“到达生效”原则。本案准确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对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体现了我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的全面性与精确性，对审理此类案件具有示范作用。【一审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4民初294号案例3准确认定合同成立合理划定损害赔偿责任边界——西湖橡塑科技有限公司（SEIWOOPOLYMERTECHNOLOGIESPTE.LTD）与西湖（天津）橡塑制品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天津西湖公司与新加坡西湖公司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货物买卖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交易方式为：新加坡西湖公司按照其客户需求通过邮件方式发送订单订货，天津西湖公司需要在2个工作日之内以回复传真的方式对订单和交付计划表进行确认。双方在贸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天津西湖公司诉请法院判令新加坡西湖公司支付未付货款、模具款等以及逾期付款利息。新加坡西湖公司反诉请求判令天津西湖公司赔偿因未能发货造成的损失及相应利息，承担翻译费、公证认证费等，并与天津西湖公司索赔金额对应部分相互抵销。【裁判结果】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相关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遵循“发价”（offer）-“接受”（acceptance）的法律程序，即由一方首先提出“发价”，其后对方对该“发价”表示“接受”。“接受”的表现形式不必然限定为“声明”，被发价人做出其他等值于声明的行为，亦属于“接受”的表现形式。新加坡西湖公司主张因特定惯例与习惯做法的存在，可认定天津西湖公司的缄默或不行动属于“接受”的表现形式。但新加坡西湖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在当事人之间或是双方所属行业、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存在只要买方发出订单或预测计划表，卖方即应按需持续供货，直至最终客户停止下单的惯例。故新加坡西湖公司所主张的“习惯”不构成“接受”通常表现形式的例外情形。因天津西湖公司对其他相应订单予以确认，其未能发货行为构成违约行为，应赔偿新加坡公司因此受到的损失。据此，改判新加坡西湖公司给付天津西湖公司货款、模具款、代垫款共计627606.08美元，天津西湖公司赔偿新加坡西湖公司损失68817.85美元，两项抵销后新加坡西湖公司给付天津西湖公司558788.23美元；新加坡西湖公司向天津西湖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典型意义】本案解读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确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订立所遵循的规则，重申了接受的表现形式不限于“明确声明”一种，还有“通过行为接受”“缄默接受”的形式，需要根据个案情形综合判断合同是否成立。本案尤其对“缄默何时构成接受”作出了清晰的解答，强调只有在当事人间存在缄默表示同意的明确约定惯例、国际贸易惯例、习惯做法时，单纯的沉默才构成接受。关于损害赔偿，本案明确损害赔偿范围应限于违约造成的包括利润在内的可预见损失，权利人不得同时主张“货物转售损失”与“替代交易损失”，否则将超出公约第七十四条的保护范围。本案对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审理合同成立纠纷、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参考意义。【一审案号】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民初669号【二审案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433号案例4明晰货物承运人识别准确认定责任限额标准——普及国际货运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与苏黎世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基本案情】2018年12月19日，案外人福益柯公司委托普及南京公司自德国运输一套自动化设备装配线DQ200至上海，双方签订《货代合同》，普及南京公司在收取全额运费后签发第“HAJ95951925/756-15759343”号空运单。2019年1月3日，涉案货物运抵上海浦东机场，理货时发现两个木箱受损，造成福益柯公司损失。苏黎世财保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保险人，依照货物运输保险单向被保险人福益柯公司赔付保险赔款人民币898481.66元，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因涉案货物系在普及南京公司运输途中受损，苏黎世财保公司要求普及南京公司作为承运人对福益柯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裁判结果】上海金融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事实情形满足《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条件，且案涉《货代合同》也明确约定适用该公约，故《蒙特利尔公约》在本案中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普及南京公司在案涉货物运输过程中的法律地位，不应仅以案外人福益柯公司与普及南京公司所签合同名称进行判定。结合合同约定的责任承担、国际航空货运的行业惯例、运费收取方式及性质等因素，认定普及南京公司为缔约承运人，应当承担货损赔偿责任，但可以按照公约规定限制赔偿责任。关于计算赔偿限额的重量依据，根据公约第二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本案应以体积重量为计费重量收取运费。关于“判决作出之日”特别提款权与人民币换算比率是指一审还是二审判决，出于公约立约目的以及从事国际航空货运交易与承保企业的行业正常商业风险等角度，一审与二审判决作出之日之间汇率变动的诉讼风险由二审败诉一方承担更为合理。据此，改判普及南京公司赔偿苏黎世财保公司人民币612047.50元。【典型意义】本案二审判决依据《蒙特利尔公约》的适用条件和当事人的约定，改判本案应当优先适用公约相关规定，充分体现我国尊重国际条约的一贯立场。本案对普及南京公司作为缔约承运人的法律地位作出准确判断，有利于进一步明晰国际航空运输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是《蒙特利尔公约》的核心问题，也是航空货物运输业承运人与托、收方最为关注的焦点。本案从“计算赔偿限额的重量依据”“受损重量的计算方式”“特别提款权与人民币换算比率的认定日期”等三个方面精确分析货物损失的赔偿限额问题，对正确适用《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责任限额制度有较强的示范作用。【一审案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46625号【二审案号】上海金融法院（2022）沪74民终717号案例5明确《蒙特利尔公约》第三十五条之两年期间的法律性质统一国际航空运输纠纷法律适用标准——北京康捷空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大韩航空公司代位求偿权纠纷案【基本案情】2015年1月30日，三星通信公司向三星财险公司投保出口货物运输保险，运输方式包括使用任何定期商用航班的飞机。处于保险期间的5月10日，三星通信公司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运，途经韩国仁川机场至美国迈阿密机场的22票货物丢失，三星财险公司向三星通信公司赔付1189972.5美元。三星财险公司取得代位求偿权后提起诉讼，依据航空运输合同关系要求航空分运单的签发人康捷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裁判结果】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蒙特利尔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了两年期间内提起诉讼，虽没有规定该期间的中断、中止，但规定对期间的计算依照案件受理法院的法律确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对公约吸收的规定，认定我国国内法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同样应适用于该公约规定的两年时效，即该时效可因权利人提起诉讼而发生中断。三星财险公司在本案中向康捷空公司主张索赔的权利并未丧失。公约第二十四条确立了责任限额复审制度，考虑到该制度是基于通货膨胀因素设置，基于公平原则，以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现行有效的责任限额标准即每公斤22个特别提款权作为限额计算依据，并不违反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据此，判决康捷空公司向三星财险赔偿货物损失人民币890192.16元。【典型意义】本案是发生在《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间的航空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一、二审判决认定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两年期间应当适用我国国内法有关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从而认定原告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体现我国法院恪守条约义务、致力于实现公约目的及宗旨的司法立场，对类案处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案在确立责任限额计算依据时，充分考虑公约责任限额复审制度的设立目的，基于公平原则以法庭辩论终结时现行有效的责任限额标准作为限额计算依据，而非货损事故发生时的限额计算标准，对正确适用公约计算责任限额标准具有指引意义。【一审案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9）津0116民初2397号【二审案号】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3民终1419号案例6厘清法律适用关系完善国际航空运输裁判规则——胡某与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基本案情】2019年10月1日，胡某拟搭乘海南航空公司名下HU7992号航班从意大利罗马前往中国重庆，后因飞机故障影响，导致航班延误。根据欧盟261号条例的相关规定，胡某下飞机后通过电话方式向海南航空公司提出赔偿600欧元的要求，海南航空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回电话确认将按照当天汇率折合人民币4693元赔偿给胡某。次日，胡某按照海南航空公司的要求提交了材料，但海南航空公司并未按约赔付，胡某遂起诉。【裁判结果】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国际航空运输出发地和目的地均系《华沙公约》、《海牙议定书》以及《蒙特利尔公约》缔约国的，应按照《蒙特利尔公约》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优先适用《蒙特利尔公约》。根据公约第四十九条规定，公约规则强制适用，当事人不可通过约定排除公约的适用。另一方面，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本公约不妨碍承运人拒绝订立任何运输合同、放弃根据本公约能够获得的任何抗辩理由或者制定同本公约不相抵触的条件。”该规定允许当事人在不违反公约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意思自治。尽管公约以恢复性赔偿为原则，但是对于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赔偿金额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海南航空公司与胡某协商同意按照欧盟261号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为公约所允许，也符合公约“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的宗旨。据此，判决海南航空公司向胡某支付航班延误赔偿金人民币4693元。【典型意义】本案充分阐述我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适用顺序，明确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声明保留条款除外原则；明确涉及多项国际条约的，应当根据国际条约中的适用关系条款确定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明确当事人约定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强调对于强制适用的国际条约，不得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排除或者减损条约的适用，对于公约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事项，当事人选择以我国没有加入的国际条约确定赔偿责任的，应当予以尊重。本案对国际条约的适用层层递进，分析详尽，彰显了我国尊重国际条约，严格履行条约义务的一贯立场，也充分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对于正确适用国际条约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具有示范意义。【一审案号】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渝0192民初16677号案例7准确适用《1992年油污公约》明晰清污费用责任承担——青岛容海海洋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与交响乐船运有限公司（SYMPHONYSHIPHOLDINGS.A.)、北英保赔公司（NORTHOFENGLANDP&IDESIGNATEDACTIVITYCOMPANY）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2021年4月14日，交响乐公司与容海公司签订了《船舶污染清除协议》，约定容海公司根据协议开展污染控制和清除行动，交响乐公司应当根据约定费率支付费用。北英公司系“交响乐”轮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人。4月27日，“交响乐”轮在青岛朝连岛以南水域与“义海”轮发生碰撞事故，导致“交响乐”轮船载货油泄漏入海，造成海域污染。各方因履行《船舶污染清除协议》发生争议，容海公司诉请交响乐公司、北英公司支付污染控制和清除费用。【裁判结果】青岛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我国为《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缔约国，本次事故泄漏油类属于公约的油类，本案应优先适用公约。公约第三条第1款规定，在事故发生时的船舶所有人须对船舶因该事故而造成的任何污染损害负责。案涉漏油事故系“交响乐”轮与“义海”轮互有过失碰撞而引起，交响乐公司作为漏油船舶所有人应当对油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容海公司主张的清污费用属于公约第一条第6款规定的“污染损害”，交响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有权依据公约规定限制赔偿责任。据此，判决容海公司对交响乐公司、北英公司享有海事债权人民币42987210元及清污费利息，上述债权自北英公司设立的“交响乐”轮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中分配。【典型意义】本案准确适用我国缔结的《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判定漏油船舶所有人对油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认定容海公司主张的清污费用系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而采取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属于公约规定的污染损害赔偿范围；确定船舶所有人有权依照公约规定的数额限制赔偿责任。该案一方面保障了清污费用的受偿，另一方面也将船舶所有人的责任依法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充分体现了公约鼓励清污、适当赔偿、兼顾其他污染损害实际受偿等多重价值目标，对保护海洋环境、促进海上运输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审案号】青岛海事法院（2021）鲁72民初1984号案例8准确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确定应分摊的共同海损金额——台新海运有限公司（TAISHINGMARITIMECO.，S.A.）与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海损纠纷案【基本案情】青山公司系台新公司所有的“TAIHUNTER”轮所载货物的收货人。案涉运输货物提单背面记载“共同海损应当在伦敦根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理算、陈述和解决”。2019年8月14日，该轮发生触礁，2019年8月16日，台新公司作出共同海损宣告，并明确委托理霍海损理算所根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理算。台新公司诉请青山公司分摊并支付“TAIHUNTER”轮共同海损牺牲与费用人民币1487546元。【裁判结果】厦门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案涉提单背面记载的共同海损理算条款符合航运实践惯例并具有可操作性，亦不存在加重青山公司责任或排除权利的情形，该条款合法有效。海事主管机关等采取的应急抢险作业具有救助遇险船舶、其他财产和防止、减轻油污损害的双重目的。依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台新公司未能证明为防止油污损害采取措施的直接目的系为了船货共同安全，故与清污有关的费用不应被认入共同海损；触礁后，为使船舶能够进港而必须采取的减载作业是出于船货共同安全考虑，故航行计划的咨询工作费、额外港口费用等均应计入共同海损；台新公司未能证明律师费发生的直接目的系为了船货共同安全，该费用不应被认入共同海损；台新公司因共同海损事故而发生的合理利息和手续费应认入共同海损。据此，判决青山公司向台新公司支付共同海损分摊人民币1038013.15元及利息损失。【典型意义】共同海损是海商法规中基于海上风险的特殊性而建立的一项特有的法律制度，在船货双方之间公平分摊风险与损失，对于保护和促进海上运输具有重要意义。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目前已经成为国际航运中公认并被世界大多数航运国家广泛接受和遵守的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共同海损理算，适用合同约定的理算规则，合同未约定的，适用本章规定。该规定确立了理算规则的选择原则。本案提单背面共同海损条款记载根据《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理算，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选择适用《1994年约克-安特卫普规则》进行理算，故本案适用该规则对共同海损应分摊的金额进行认定，对准确适用该规则审理共同海损案件具有积极意义。【一审案号】厦门海事法院（2022）闽72民初325号案例9协调适用国际条约与国内特殊规定准确认定碰撞责任中各方的过失——广州海运物资供应有限公司与潭滨有限公司（TANBINHCO.,LTD）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基本案情】海运公司所有的“大庆226”轮与潭滨公司所有的“TANBINH245”轮于2020年10月5日发生碰撞。广州南沙海事处出具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事故原因为“大庆226”轮未保持正规瞭望，横越措施不当，未履行让路船义务主动避让顺航道航行的船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TANBINH245”轮未使用安全航速航行，对特殊情况所要求的任何戒备存在疏忽，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海运公司诉请判令“TANBINH245”轮对碰撞事故承担70%的赔偿责任。【裁判结果】广州海事法院审理认为，中国与越南均系《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以下简称《避碰规则》）缔约国，且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亦选择适用，故本案应适用《避碰规则》处理实体争议。《避碰规则》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则各条不妨碍有关主管机关为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任何港外锚地、港口、江河、湖泊或内陆水道所制订的特殊规定的实施。本案碰撞事故发生在广东海事局主管的珠江水域，属于连接于公海而可供海船航行的江河，故本案中关于碰撞事故中的过失可依照《避碰规则》及《广东海事局辖区船舶安全航行规定》（以下简称《航行规定》）予以确定。“大庆226”轮的过失行为背离《避碰规则》规定的瞭望义务、让路船义务、船舶在横越航道时的避让义务。“TANBINH245”轮的过失行为背离《避碰规则》规定的安全航速、避免碰撞义务以及顺航道航行船舶在通过横越区时的航速限制。据此，判决海运公司对本案碰撞事故承担65%的赔偿责任，潭滨公司承担35%的赔偿责任。【典型意义】《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是为确保船舶航行安全，预防和减少碰撞，规定在公海和连接于公海的一切通航水域共同遵守的海上交通规则的国际公约。我国于1980年1月7日加入该公约。该公约已经成为我国沿海及通海可航水域船舶航行的主要规则依据，也是海事法院审理船舶碰撞案件确定碰撞责任比例的重要依据。本案依据公约确立的船舶驾驶和航行规则，结合我国航运主管机关制订的《航行规定》，准确确定碰撞方各自的过失比例，为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起到很好的示范效果。【一审案号】广州海事法院（2022）粤72民初238号案例10善意合理解释“适当通知”的判断标准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威仕中国进口有限公司（WSChinaImportGmbH）申请承认和执行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仲裁裁决案【基本案情】德国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受理威仕公司与四川荣丰公司仲裁案，于2020年3月作出裁决，要求四川荣丰公司向威仕公司支付货款。2022年，威仕公司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四川荣丰公司主张，根据《海牙送达公约》，我国对通过邮寄途径直接向身在国外的人送交司法文书的相关条款作出了保留，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通过邮寄方式向四川荣丰公司送交仲裁程序文书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根据《纽约公约》有关“适当通知”的要求，因其未接获仲裁开庭等程序的适当通知该仲裁裁决不应被承认和执行。【裁判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仲裁裁决载明，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通过邮寄方式向四川荣丰公司发送仲裁文书，虽四川荣丰公司拒收相关文书，但文书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ZPO）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三款被视为已送交。《海牙送达公约》仅适用于司法文书，而不适用于仲裁程序文书的送达。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向四川荣丰公司邮寄开庭通知的收件地址为四川荣丰公司登记住所地，预留联系电话为四川荣丰公司经办人电话。同时，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向该地址成功送达案涉仲裁裁决书。基于此，汉堡市商品交易注册协会仲裁庭向四川荣丰公司登记住所地寄送仲裁程序文书应视为寄送实际到达四川荣丰公司或足以推定四川荣丰公司能够收到该邮件，达到了“适当通知”的标准。案涉仲裁裁决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应当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形。据此，裁定承认和执行案涉仲裁裁决。【典型意义】本案是人民法院准确适用《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典型案例。法院准确理解《海牙送达公约》的适用范围，并结合条款上下文及条约的整体目的，对《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规定中“适当通知”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善意、合理的解释，为类案审理提供了参考，增强了国际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同时，本案的司法判断和裁决结果，彰显了中国法院严格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和积极支持国际仲裁的司法立场，有利于发挥仲裁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的重要作用。【一审案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1协外认5号案例11准确认定合法传唤条件维护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佩茨基机械工厂股份公司（ChepetskyMechanicalPlantJoint-StockCompany）申请承认和执行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商事法院民事判决案【基本案情】切佩茨基公司因与精诚公司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向俄罗斯联邦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以下简称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1月18日，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依据《海牙送达公约》请求中国司法部向精诚公司注册地址协助送达安排初步听证的裁决、起诉状复印件及莫斯科时间2017年3月10日上午8时开庭传票。2017年3月20日，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请求司法协助送达推迟开庭时间至莫斯科时间2017年6月6日上午12时30分的裁决。2017年6月15日，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请求司法协助送达推迟开庭时间至莫斯科时间2017年10月17日上午10时30分的裁决。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于2017年10月20日在精诚公司缺席的情况下作出民事判决，判决书载明：尽管采取《海牙送达公约》规定的一切措施，法院没有收到精诚公司被送达开庭时间与地点通知书的任何证明。不过，中国在公约保留条件中提出：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本条款规定条件均履行的情况下，尽管法院没有收到通知书送达证明，法官还是可以作出判决。因此，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认为精诚公司已被妥当通知开庭的时间与地点。切佩茨基公司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并执行上述民事判决。【裁判结果】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以下简称《中俄司法协助条约》）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该条约第二十条规定，根据作出裁决的缔约一方的法律，未出庭的当事人一方未经合法传唤，或在当事人一方没有诉讼行为能力时未得到适当代理，不予承认和执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三次司法送达请求文书发出时间与开庭时间之间间隔均未满6个月，最终开庭时间为2017年10月17日，并当庭作出口头判决，于2017年10月20日作出正式判决。上述事实表明，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的送达不符合《海牙送达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尽管没有收到送达或通知或递交的证明书”，如“文件发出后已超过法院对该案允许的、至少六个月以上的限期”“仍得作出判决”的规定，因此，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未能向精诚公司进行合法传唤。本案所涉判决符合《中俄司法协助条约》第二十条（三）之规定，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典型意义】本案系适用中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及《海牙送达公约》审查承认和执行俄罗斯法院判决的案件，争议焦点在于俄罗斯法院是否完成了对中方当事人的合法传唤。在涉及缺席判决问题时，如果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没有特别规定，在适用《海牙送达公约》的前提下，应当审查法院的传唤是否符合《海牙送达公约》的要求。虽然我国已经作出声明，可以在未收到送达或交付证明书的情况下作出缺席判决，但必须满足《海牙送达公约》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条件。乌德穆尔特商事法院预留较短开庭时间又不断将其推迟的做法难以保障被告充分、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本案准确适用双边条约和国际公约，维护了缺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指导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件办理具有重要意义。【一审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4协外认2号案例12准确适用《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减轻当事人诉累——文某申请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离婚判决案【基本案情】2006年2月7日，中国公民文某与美国公民王某经四川省民政厅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2009年8月13日，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审理原告王某与被告文某离婚纠纷一案，于2009年8月20日作出离婚判决，判令：王某与文某离婚，婚姻关系结束时间为2009年11月30日。该离婚判决载明无任何子女或共同财产须由法院处置。2023年8月，文某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案涉离婚判决，并提交了外国判决及附加证明书。【裁判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于2023年11月7日正式在我国生效，本案依法应当适用。文某提交的有关公文书系在公约另一缔约国美利坚合众国作出且该国有关主管机关已经按照公约要求签发附加证明书，故应免除认证手续并认可相关签名、印章的真实性以及身份的可靠性。经审查，案涉外国离婚判决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条件，不存在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裁定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高等法院作出的案涉离婚判决。【典型意义】2023年3月8日，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该公约于2023年11月7日正式在我国生效实施。公约核心内容是缔约国之间相互取消使领馆领事认证环节，将公文书出境前的两次领事认证“合二为一”，简化为依托附加证明书的“一步式”证明，实现公文书跨国流转程序简化。在涉外司法领域全面、严格适用公约，不仅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使其免于繁琐昂贵的连锁认证负担，也有效提高了司法效率，极大便利了国际经贸和人员往来，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本案系《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在我国生效后首次在司法案件中适用，充分展现了我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司法担当。【一审案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01协外认15号【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3-12-29 17: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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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王淑梅、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沈红雨、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胡方和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杨兴业出席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王斌主持。图为发布会现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已于2023年12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通报了《解释》的制定背景、意义和主要内容。一、《解释》的制定背景和意义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在国内如何适用是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面临的重要问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依据该规定审理了大量案件，其中包括一批具有规则意义、国际影响重大、推动法治进程的典型案例。2021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未做具体规定，而民法通则已废止，故各地法院以及学界均呼吁尽快明确人民法院在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相关规则。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经过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建议，制定了本《解释》，具有如下重要意义：第一，《解释》的制定是加快涉外法治建设，服务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涉外法制建设，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涉外法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重大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效。“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解释》的制定是人民法院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参与涉外法律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解释》的制定是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的具体实践。“条约必须信守”是条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均有约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解释》的发布，充分展现了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良好形象，彰显了我国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大国担当，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三，《解释》的制定是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提升涉外审判质效的重要保障。《解释》对如何准确把握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规范和指引，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裁判依据，有效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对于提升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质效、扩大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二、《解释》的主要内容《解释》共九条，体现了涉外民商事审判中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遵循的三项原则，即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尊重国际惯例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适用国际条约的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者参加条约和协定，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根据民商事领域国际条约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一特点，依据对外关系法规定的善意履约原则，《解释》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海商法、票据法、民用航空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调整范围以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以“参照单行法规定”的方式适用国际条约，有效破解了涉外民商事领域适用国际条约裁判依据不足的问题，同时承继原民法通则精神，明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二是明确涉多项国际条约时的适用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同一争议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际条约的情况，《解释》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国际条约中的适用关系条款确定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三是明确国际条约适用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关系。在涉外民商事关系应予适用的国际条约中，有部分国际条约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公约的适用或者改变公约条款的适用效果，但也有部分国际条约具有适用上的强制性，不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排除适用。《解释》第三条明确，只有在国际条约允许的范围内，当事人才可以通过约定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的适用。四是明确当事人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可以作为确定合同权利义务的依据。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不能作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依据。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致援引民商事国际条约确定的相关权利义务条款，此时国际条约的相关条款内容即成为当事人约定的合同条款，《解释》第四条明确人民法院可以此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合同依据，前提是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五是明确国际惯例的明示选择适用和补缺适用问题。《解释》第五条和第六条规定了国际惯例的两种适用情形。一方面，在当事人明确选择适用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国际惯例直接确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在当事人没有明确作出选择，且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没有相应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六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解释》贯彻对外关系法第三十一条关于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在第七条明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适用”，充分彰显人民法院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鲜明司法立场。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在涉外民商事审判中积极、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确保国际通行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和实施，有力彰显我国坚持改革开放和多边主义的国际形象，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中国法治智慧和力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23年12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12月28日法释〔2023〕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3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8次会议通过，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为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法律，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调整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予以适用。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法律调整范围之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适用国际条约的，参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国际条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第二条涉外民商事案件涉及两项或多项国际条约的适用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国际条约中的适用关系条款确定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第三条国际条约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的适用，当事人主张依据其约定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适用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国际条约限制当事人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的适用，当事人主张依据其约定排除或部分排除国际条约适用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四条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第五条涉外民商事合同当事人明示选择适用国际惯例，当事人主张根据国际惯例确定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当事人仅以未明示选择为由主张排除适用国际惯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七条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适用。第八条本解释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3-12-29 17: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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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清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国视频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7日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全国视频会议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信访工作条例》，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陈文清指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必须落实到位。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目标任务是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实现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
发表时间：2023-12-28 17: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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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依法惩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刑事案例
虚假诉讼侵害民事主体合法权益，严重扰乱诉讼秩序、损害司法权威、破坏社会诚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的惩治力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多措并举，重拳整治虚假诉讼。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照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虚假诉讼行为，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坚决依法予以惩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判处了一大批虚假诉讼犯罪分子，并先后制定出台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明确虚假诉讼案件裁判标准，完善查处惩治工作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部分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通过虚假诉讼方式恶意逃避履行债务的情况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此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的行为直接侵害债权人利益，严重背离诚实守信经营的法治文化，需要采取包括刑事手段在内的多种法律手段综合整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虚假诉讼的甄别、审查和惩治，依法打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侵害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行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指引和行为导向作用，更好做到以案释法、以案明德，最高人民法院遴选发布近年来生效的5件依法惩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刑事案例，以明确相关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此次发布的5件案例，集中反映了实践中存在的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的典型行为方式。其中，案例1“周某琼等虚假诉讼案”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方式转移名下财产，恶意逃避履行债务；案例2“刘某春、杨某勇虚假诉讼案”行为人通过以捏造的事实提出执行异议的方式，阻碍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查封的财产；案例3“胡某利、陶某云虚假诉讼案”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恶意干扰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及时得到清偿；案例4“周某云虚假诉讼案”行为人以虚构的职工工资申请仲裁并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劳动仲裁调解书，以转移被冻结资金，逃避履行对其他债权人的还款责任；案例5“郑某等虚假诉讼案”行为人通过捏造债权债务民事法律关系获得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后，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申报虚假的债权，意图达到转移公司财产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上述5个案例均属于“双方串通型”虚假诉讼，实践中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行为也主要属于这种类型，双方当事人“手牵手”到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诉讼中不存在实质性对抗，且多以调解方式结案，行为模式相对隐蔽，审查发现、调查取证难度较大，案件线索多来源于利益受损方的控告和举报。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民事案件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案外第三人的控告举报和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有效惩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下一步，人民法院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继续加大对包括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在内的各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进一步统一案件裁判标准，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加大甄别查处力度，抓实抓好公正与效率，提升虚假诉讼案件审判质效，为诚信社会、法治国家建设作出更大贡献。依法惩治通过虚假诉讼逃废债典型刑事案例案例1周某琼等虚假诉讼案——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履行债务（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琼和邓某泉系夫妻关系，二人因欠下高额债务，经济状况恶化，于2015年3月12日与邓某泉的亲属周某成（被告人）签订虚假借款协议，捏造周某琼和邓某泉向周某成借款220万元的事实。同年3月16日和17日，周某琼将筹集到的资金220万元通过亲属银行账户转入周某成的银行账户，再由周某成的银行账户转回到周某琼的银行账户，制造周某成向周某琼交付220万元的资金流水记录。周某琼和邓某泉后又于3月16日将二人名下的两套房产抵押给周某成。2018年，债权人余某勤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周某琼、邓某泉偿还借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由周某琼、邓某泉限期偿还余某勤借款及利息共计约580万元，周某琼、邓某泉遂唆使周某成以此前捏造的借款协议等材料为依据，于2019年1月8日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出资为周某成聘请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某区人民法院基于三人捏造的债权债务关系，先后出具民事调解书和多份执行法律文书。其后，周某琼、邓某泉将之前抵押给周某成的二人名下两套房产抵偿给周某成，并伙同周某成以358万元的价格将房产出售给他人，导致余某勤等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琼、邓某泉与被告人周某成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且系共同犯罪。周某琼、邓某泉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周某成在周某琼、邓某泉安排下配合二人提起虚假诉讼，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白，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本案赃款在案发后得以追回，且案件审理过程中债权人余某勤出具谅解书，表示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谅解，对各被告人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被告人周某琼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邓某泉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周某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本案被告人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转移财产，以达到逃避履行债务的非法目的，直接侵害债权人合法权益，且极大干扰司法秩序，严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法院对各虚假诉讼被告人依法判处刑罚，彰显了从严打击虚假诉讼、依法维护司法秩序和司法公信力的鲜明态度及坚定决心，有利于引导社会公众守住法律和道德底线，共同构建诚信社会。案例2刘某春、杨某勇虚假诉讼案——通过虚假诉讼阻碍执行被查封财产（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春系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2013年，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某楼盘期间，因资金紧张，刘某春向刘某良借款600万元并约定了借款利息，由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担保。后刘某春到期无力偿还刘某良的债务，刘某良于2016年向某区人民法院起诉刘某春及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并申请保全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某楼盘房产，某区人民法院根据刘某良的申请，依法查封某楼盘房产27套。2016年11月29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由刘某春偿还刘某良借款600万元及相应利息，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刘某良于2017年7月5日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刘某春为逃避执行被查封的房产，与公司法律顾问杨某勇（被告人）预谋，以杨某勇、杨某勇的妻子梁某梅、哥哥杨某江以及杨某勇的朋友韦某军、孙某和喜某的名义，伪造上述6人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协议书、购房款收据、抵押协议等6套虚假购房手续，并伪造了电费票据、取暖费票据、入住证明等材料，虚构上述人员购买某楼盘商品房并已办理房屋入住的事实，以捏造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和已办理房屋入住事实向某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致使某区人民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先后作出6份民事裁定，中止对涉案6套房产的执行。刘某良不服裁定，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准许执行涉案6套房产，某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刘某良的诉讼请求，刘某良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发回重审后，某区人民先后作出民事判决和裁定，准许执行涉案部分房产。刘某春、杨某勇的上述行为致使刘某良的债权无法实现。经估价，涉案6套房产总价为162.79万元。（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春、杨某勇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情节严重，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且系共同犯罪。刘某春、杨某勇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罚。据此，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春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杨某勇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民事执行是实现司法裁判等确定的民事权益的法定程序。民事执行中的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是虚假诉讼相对多发的领域。实践中，在被执行人与提出执行异议或者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存在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要依法加大审查力度，综合考虑案件情况，审查判断是否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充分利用民事强制措施、移送公安机关立案等手段，有效惩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案例3胡某利、陶某云虚假诉讼案——以捏造的事实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一）基本案情被告人胡某利与他人存在民间借贷纠纷，某县人民法院一审和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均判决胡某利败诉，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依法对胡某利所有的宾馆和健身房一、二层房产以及一辆越野车组织进行拍卖。胡某利为防止名下房产被拍卖，逃避履行债务，于2017年初与妹夫陶某云（被告人）经预谋后签订一份虚假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胡某利以60万元的价格将其名下宾馆和健身房的使用权出租给陶某云，出租期限14年，合同签订日期确定为2016年6月15日（一审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前），并指使他人伪造了租赁交割物资清单、租金收条等证据材料，意图干扰某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名下房产。2017年6月15日，胡某利指使陶某云依据二人签订的虚假房屋租赁合同向某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某县人民法院同年6月29日以案外人未实际占有涉案房产为由裁定驳回执行异议。同年8月1日，陶某云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某县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涉案执行标的的处分，导致胡某利名下房产长时间未进入拍卖程序。（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利、陶某云共同故意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二人行为均构成虚假诉讼罪。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地位、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犯；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均系初犯，悔罪态度较好，且陶某云主观恶性较小。据此，以虚假诉讼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胡某利和被告人陶某云有期徒刑六个月，分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和人民币二千元，并对陶某云宣告缓刑。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第1款的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构成虚假诉讼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规定，案外人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07条之一第1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案外人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提出执行异议或者执行异议之诉，均属于虚假诉讼行为。通过虚假诉讼方式干扰人民法院正常执行活动、为自己或者帮助他人逃避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执行义务的行为，严重妨害司法秩序，侵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社会危害严重。此类行为往往以双方恶意串通的形式出现，隐蔽性强，甄别难度大。人民法院要加大审查力度，提高甄别判断能力，重视对被害人报案和控告、群众举报等线索来源的审查，及时发现虚假诉讼违法犯罪并依法惩处。案例4周某云虚假诉讼案——虚构职工工资提起虚假诉讼逃避履行债务（一）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云系某电子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和经营人。2019年4月至5月，某电子科技公司获得拆迁补偿款223.7万元，公司股东郑某因与该公司存在合同纠纷，于同年5月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某区人民法院判决某电子科技公司返还郑某投资款100万元，并根据郑某的申请冻结了该公司银行账户内资金100万元。2019年9月，周某云为捏造某电子科技公司职工工资优先受偿权、达到转移公司银行账户内被冻结资金的目的，找到周某丽、晏某红、陈某伟、李某鑫（均另案处理），指使周某丽、陈某伟、李某鑫在其伪造的涉及职工工资款项的相关材料上签名，并指使晏某红在某电子科技公司的授权委托书上签名，充当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其后，周某云、周某丽、陈某伟、李某鑫持上述伪造的材料向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双方进行虚假的劳动仲裁调解，致使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0月25日作出仲裁调解书。周某云又指使周某丽、陈某伟、李某鑫向某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述仲裁调解书。后股东郑某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仲裁决定，撤销上述仲裁调解书。2020年4月1日，某区人民法院作出罚款决定书，对周某云、周某丽、晏某红、陈某伟、李某鑫予以罚款。（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周某云伙同他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周某云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罚；案发后取得了被害人郑某的谅解，可以从宽处罚。据此，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被告人周某云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本案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中运用虚假诉讼手段逃废债的典型情形。实践中，少数企业控制人、股东为逃避履行债务，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劳动合同关系，以虚构的劳动者名义起诉企业要求支付工资劳动报酬，以达到转移企业资产、逃避履行债务的目的，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实施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有关材料前，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先行予以罚款、拘留；对虚假诉讼刑事案件被告人判处罚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人民法院已经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给予的罚款、拘留，应当依法折抵相应罚金或者刑期。本案中，审理民事诉讼案件的人民法院发现民事诉讼当事人有虚假诉讼行为后，在公安机关对虚假诉讼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同时，先行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虚假诉讼当事人处以罚款，有利于充分利用民事、刑事等多种手段，及时有效惩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案例5郑某等虚假诉讼案——利用虚假诉讼申报虚假破产债权（一）基本案情2019年3月，被告人郑某与被告人陈某滨、丁某预谋，捏造郑某向陈某滨借款210万元，并由陈某滨实际控制的某服饰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虚假事实，由丁某提供面额为210万元的虚假承兑汇票作为证明材料，并由陈某滨作为原告以上述捏造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达到以法院民事裁判为依据，在某服饰公司司法拍卖过程中申请参与财产分配，获得一部分执行款的目的。同年3月18日，陈某滨以其与郑某、某服饰公司存在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某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某市人民法院同年5月30日作出民事判决，判决郑某偿还陈某滨借款210万元及相应利息，某服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民事判决生效后，陈某滨向某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因某服饰公司进入破产程序，陈某滨于2020年10月19日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后在被发觉后主动撤回了申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郑某、陈某滨、丁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相继自行到公安机关投案。（二）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陈某滨、丁某经预谋，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行为均已构成虚假诉讼罪。在共同犯罪中，郑某、陈某滨、丁某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三人均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构成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承认指控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据此，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滨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判处被告人丁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一审宣判后无抗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三）典型意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债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07条之一第1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行为人故意捏造债权债务关系提起民事诉讼，并以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为依据，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申报虚假债权，意图达到多分配企业财产或者非法转移企业财产、逃避履行债务的目的，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各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虚假诉讼罪，同时考虑到各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被告人陈某滨主动撤回申报虚假债权，对被告人依法宣告缓刑，贯彻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有利于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改过自新，避免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后果。人民法院要及时甄别、发现、惩处此类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责任编辑：刘耀堂】
发表时间：2023-12-28 17: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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