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企业在业务创新与合规风控的平衡中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在支付结算、账户管理、数据服务等环节，新型业务模式层出不穷，刑事风险边界日趋模糊。某知名互联网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L（副总裁），因其负责的业务板块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了支付接口，从而涉嫌刑事犯罪。侦查初期，公安机关以“开设赌场罪”对L立案侦查，该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可达十年有期徒刑。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将罪名变更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简称“掩隐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后经辩护律师的不懈努力，法院最终采纳了律师的主要意见，认定被告人L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刑期与已被羁押的时间基本相仿。

L案的症结在于“掩隐罪”与“帮信罪”在构成要件上的交叉与重叠。常见误区在于，仅因行为人提供了支付结算帮助且涉案金额巨大，便将行为性质等同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而忽略了对行为发生阶段、对象性质及主观明知内容等本质要素的深入探究。这不仅可能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模糊了不同罪名背后的规范保护目的，也损害了法律适用的精确性与公正性。

为统一法律适用尺度，202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发〔2025〕12号，简称《意见》）；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简称《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解读，认定帮信罪必须同时符合三个要件：主观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客观上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危害后果则是为“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在办理涉“两卡”案件时（涉及非法出租、出售、出借或购买手机卡和银行卡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对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与程度、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等进行全面审查，紧扣“犯罪地位”“主观明知”“犯罪方式”和“行为内容”四大关键进行界分。较为难得的是，L案辩护律师在《司法解释》出台前所形成的辩护观点，契合了其所倡导的严格认定明知、主客观相统一等办案精神。

一、胜诉之道：L案成功辩护的路径解析与启示

本案辩护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关键点在于辩护律师精准把握了此类案件的本质争议，并制订了一个系统化、多层次且精准的辩护方略。这一成功实践不仅为当事人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合法权益，更以其前瞻性的法律论证，为律师在类似复杂网络犯罪案件中实现有效辩护提供了借鉴。

（一）釜底抽薪：精准打击“犯罪所得”的认定基础

辩护律师没有纠缠于边角问题，而是直指立论根基——“赌资是否为犯罪所得”。这是一个关乎此罪与彼罪的根本性问题。为此，辩护律师首先纵向梳理了从2005年至今的多个司法解释，指出在所有规范文件中，“赌资”与“违法所得”均是并列的独立表述，从未混同；继而横向检索并引用了大量类案判决，以司法实践中的共识来强化己方观点；最后，引入学理观点，从法理上论证了“赌资是犯罪工具而非犯罪所得”的刑法原理，通过立体化的论证排除了掩隐罪的构成要件。

（二）证据为王：程序性与专业性双管齐下的质证

面对控方作为定案核心的审计鉴定意见，辩护律师没有轻易认可其证明力，而是展开了精准的质证。

第一，辩护律师指出鉴定事项本身违法。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是“洗白黄赌资金的非法所得金额”，这直接涉及“资金是否为非法所得”的法律定性问题，超出了司法会计鉴定仅能就财务会计问题发表意见的法定范围，属于典型的“以鉴代审”。

第二，辩护律师指出了鉴定方法的非科学性。鉴定机构在确定关键的“结算比例”时，主要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等明确被禁止的非财务会计资料，这严重违背了司法鉴定的基本原则。

第三，辩护律师质疑了鉴定结论的可靠性。鉴定机构采用简单“倒推法”进行计算，并未核对平台后台原始数据与会计凭证，且自身在报告中声明“无法验证分配比例”，这种“不确定意见”在涉及剥夺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中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通过这一系列的论证，辩护律师成功地将鉴定意见排除在定案依据之外。

（三）阶梯防守：构建多维度的立体辩护方案

在L案中，辩护律师构建了清晰的辩护层次：

第一道防线（主攻方向），是无罪或罪轻辩护，核心论点是定性错误，全力论证本案至多构成帮信罪，而不构成掩隐罪。

第二道防线（量刑辩护），即通过充分论证L在犯罪链条中仅处于末端、其主观上是为了提升平台业绩而非谋取非法私利、从未收取回扣且系初犯、偶犯，并积极退缴1.8亿余元（远超指控金额）等一系列法定和酌定从宽情节，为其争取最大限度的从宽处罚。

第三道防线（程序辩护），即对侦查机关在电子数据提取中存在的程序问题提出质疑，主张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否定相关电子数据的证据
能力。

二、有效辩护：帮信罪与掩隐罪的四大区分标准

精准的辩护策略绝非无源之水，它必须根植于坚实的刑法理论，并通过对构成要件的精微辨析，将抽象的法理转化为法庭上的有力论证。以本案辩护实践为蓝本，可以从以下四个维度对两罪进行系统界分。

（一）主观层面：概括认知与具体明知的原则分野

帮信罪所要求的“明知”，指的是“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这一相对概括的事实，行为人无需确切知道上游犯罪的具体内容与性质。而掩隐罪则要求行为人必须明确知悉其处理的对象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是一种具体的、指向明确的认知。本案中辩护人通过论证当事人虽知资金与“黄赌”相关，但仅停留在“来路不正”的概括认知层面，而无对“犯罪所得”的具体明知，成功实现了罪轻辩护。可以说，本案辩护通过剖析平台无法区分“预备赌资”与“最终盈利”的客观事实，为成功定性帮信罪奠定了基础。

（二）对象层面：犯罪行为与犯罪所得的定性核心

行为对象的性质直接决定了罪名的适用。帮信罪针对的是“犯罪行为”本身，如本案中平台提供支付接口，实质是为赌博活动提供运营支持；而掩隐罪的对象必须是既遂后产生的“犯罪所得”。本案辩护通过“规范-法理-案例-证据”四位一体的论证，排除了对“犯罪所得”的认定：援引司法解释明确“赌资”与“违法所得”的并列关系；引用类案共识和学者观点论证“赌资属犯罪工具”；关键证据显示平台真实盈利仅占流水12%，证明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赌博运营的“预备赌资”而非犯罪所得。

（三）阶段层面：事中帮助与事后处置的时间节点

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区分两罪的一个清晰标准。帮信罪通常发生于上游犯罪的实施阶段，甚至是预备阶段；掩隐罪则发生在上游犯罪已经既遂之后，即上游犯罪行为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犯罪所得，此时再为之提供转移、隐匿等帮助，才构成掩隐。若行为是对赌博活动全部结束后产生的“盈利”进行清洗，则符合掩隐罪的特征。L案辩护律师通过细致梳理资金流向和赌博流程，有力地证明了平台的行为始终处于事中环节，是赌博行为的一部分，而非事后对犯罪收益的独立处置，从而在时间维度上排除了掩隐罪的适用。

（四）法益层面：网络秩序与司法秩序的保护差异

两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位于不同章节，笔者认为这是立法者意图保护不同法益。帮信罪位于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下，其首要保护法益是国家依法建立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而掩隐罪则位于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之中，其保护法益是司法机关追索犯罪所得、查明案件事实的正常活动。在L案中，辩护律师指出，直播平台的行为主要扰乱的是网络支付结算领域的正常管理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体现在为非法活动提供资金通道，而非直接、主要地对抗司法机关对特定犯罪所得的追缴活动。因此，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质更符合帮信罪的规制范围。

三、规范精进：《司法解释》亮点剖析

（一）在主观明知的认定上，确立了更为严格与精确的判断标准，为辩护提供了突破口

《司法解释》第二条明确，认定“明知”应综合考量行为人所接触的信息、经手犯罪所得的情况、资金往来异常程度、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多重因素，明确禁止简单地客观归罪和扩大化推定，强调了对主观要件的实质审查。最高人民法院的解读强调要“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这一定义严格限制了通过“应当知道”等概念扩大打击面的做法，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审慎判断行为人是否对“犯罪所得”有明确认知，而非仅仅“知道对方可能在干坏事”，引导司法实践从关注“行为人是否知道钱不干净”转向探究“行为人是否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钱”。

（二）在行为类型的界分上，构建了更具层次性与可操作性的判断体系

《司法解释》通过明确两罪在犯罪链条中的不同定位，规定出清晰的界分标准：帮信罪规制的是为犯罪“输血送氧”的支持行为，发生于犯罪实施过程中，其本质是共同犯罪原理在网络时代的部分正犯化；而掩隐罪打击的是对犯罪“成果”的后续处置行为，发生于犯罪既遂之后，其本质是妨害司法犯罪。这种以行为对象与行为阶段为双核心的区分逻辑，使得此前模糊的“帮助行为”概念得以被精确拆解和归类。例如，在支付结算场景中，为犯罪活动提供资金通道是帮信，而对已经到手的犯罪收益进行转移、变现才是掩隐。

（三）在量刑政策的把握上，体现了更契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针对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量刑倒挂”（即下游犯罪刑罚重于上游犯罪）现象，《司法解释》强调应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社会危害性以及掩饰、隐瞒行为对司法秩序的妨害程度，旨在实现刑罚的均衡与公正。它明确要求，对于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的行为，即使数额较大，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这为辩方在类似L案的重大案件中，从“行为虽大，罪责却轻”的角度论证定性错误提供了依据。

（作者：毛洪涛，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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