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执业近40年的老律师，年逾古稀的我总是在心底里有着这样一个念头，我要把自己的一腔肺腑之言讲给党、讲给祖国、讲给全国律师同仁听：祝愿中国律师“扎西德勒”！

1951年，我出生于被誉为“藏族歌舞音乐之乡”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基卡依村的一个康巴藏族家庭。质朴善良的阿爸教导我:“蓝天再高，低头感恩自然生态；大地再宽，侧身谦让万物生灵。”勤劳慈祥的阿妈告诫我：“植被地上分枝丫、地下根连根。”从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我渐渐地树立起了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1966年，刚过15岁的我在丹巴县武装部领导的关怀下，被招入县武装部担任通信员。两年后的我光荣参军入伍，成为了解放军某部二连司号员，1969年又升任为营部司号员。1969年12月15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选拔为司令部司号长。

这段军旅生活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也使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凭藉入伍期间的表现，我被选送到中央民族大学学习；1977年毕业后，回到部队担任群工干事；1981年底，我又被保送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

从中央政法干校毕业后，我依依不舍地脱下了戎装，自此，我的“新战场”也转入了司法行政系统。1984年通过四川省司法厅考核，我成为了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后四川藏区的第一名藏族律师。

从1984年执业至今，我曾办理过刑事辩护、婚姻家事、行政诉讼等大量案件，还担任了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在实践中积累律师执业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在长期的法律实务躬身践行中，我一方面切实地感受到了中国法治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律师执业理念。

在我看来，“鲜活的法和死板的法”“有情的法和无情的法”这些看似对立的概念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法律只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现实生活中法律如果要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还需要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相配合。作为一名律师只懂法、只深谙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真正要把律师工作做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们既要懂国情民意，又要储备经济和文化等丰富的社会知识。

自执业以来，我曾经辩护、代理过多少起案件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然而说起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案件，莫过于一起“刀下留人”的刑事案件。曾经有两名姑娘受毒贩蒙骗，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人运送毒品，被抓获后一审被判处死刑。在庭审现场，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还以为自己是在帮助别人。甚至在宣判时，她们都不知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犯罪，更不明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她们意味着什么。

眼看着两名正值青春年华的姑娘即将被处以死刑，这让我非常痛心，“罪不至死”这四个字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为此，我既从法律角度和证据角度提出辩护意见，还从情理上向法庭提出该案被告人其行可悲、其情可宥，希望法庭“刀下留人”，对两名被告人从轻处罚。最终两名被告人在二审被改判为死缓。宣判过后，被告人家属当面向我磕头致谢。

通过这起案件的成功辩护，我深刻意识到，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必须要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执业能力，以满足不同当事人、委托人的各种诉求。

回眸过往，从参军入伍一直到现在，50多年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我拥有深厚的人生阅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还赐予了我乐观的心态、豁达的胸襟和沉稳的作风。

身边的不少亲朋好友经常说：“日戈圣光是名如其人，人如其名；歌如其人，人如其歌。”我从小就酷爱音乐，非常喜欢唱歌。还记得贝多芬曾说过:“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在我看来，作为一名敬畏自然、感恩万物生灵的律师，我要力争成为律师中的歌手和摄影者，歌手和摄影者中的杰出律师。

我曾应邀参加200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高原如歌——西部歌王赛歌会”，在现场独唱了三首民歌；2006年参加中央电视台在湖北省宜昌市举办的“相约大三峡”大型演唱活动；同年9月21日参加了凤凰卫视和广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声响亚洲颁奖晚会”，在现场无伴奏清唱了山歌。

日常生活中，我经常用汉语、藏语和外语演唱一些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中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的金山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祖国慈祥的母亲》等歌曲，一直是我的拿手节目。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我身着藏袍独唱《卓玛》这首经典的藏族民歌。从那以后，我更加坚定了把歌声献给党、献给祖国、献给广大律师同仁的念头。

除了唱歌以外，我的第二个爱好就是摄影。接触摄影以来，我坚持每日拍摄三五幅反映祖国大好河山的照片。2004年1月21日的《人民日报》第16版以“阳光的情怀，圣洁的心灵”为题对我进行了报道。

凡属过往，皆为序章。作为一名入党52年的老党员，2021年我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虽然我已年过古稀，但“退而不休”是我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的状态。我将继续秉持律师执业初心，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热潮当中。

【作者：日戈圣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