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休庭。

被告人张帆即将被带出法庭。

这时，旁听席上传来一个女士的声音：“老张！”

张帆转过身，其身后的法警也驻足。

喊话的是张帆的妻子，她站在座位前，满眼是泪，使劲挥着手，哽咽着。

张帆扭头，与妻子四目相对，老泪纵横。

法警催促。张帆对妻子点了点头，脚步向前走，头却一直扭向妻子。

就在张帆跨出门口的一刹那，妻子终于喊出了声：“保重啊！”

我的眼睛湿了，我知道，这不是电影，也不是戏剧，尽管名字可能用的是化名，但这是刘玲亲历的她的当事人真实的一幕。此刻，我正在读着的，是她的法律随笔集——《分光镜下的法治》。

目睹这一幕时，想必刘玲的心也是湿的，于是她奋笔疾书，写下了那篇文字——《打开看守所家属会见的大门》。我能想象她敲打键盘时心潮的澎湃，然而她的行文又是理性的，不含一己之私的，她说：

“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法律应当是有温度的，应当体恤人情”，“刑事诉讼法除了公正、公平、效率、秩序之外，还有许多价值需要考虑，诸如亲情、人性关怀等。”

在这篇文章里，刘玲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允许家属会见的利弊，她说，中国人注重家庭，亲情的慰藉有助于犯罪嫌疑人消除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直面过错。她说，当下司法中不允许亲属会见，更多的原因是怕串供、串证，这的确也存在可能，但因为高科技的运用，监控几乎全覆盖，这一担忧显然已不足以成为理由。而环顾其他国家，那些允许家属会见的，也并未发生不良后果。

最后，她话锋一转，直逼问题的根抵：

“一个人被依法判决有罪，在接受自由刑惩罚期间，法律尚且允许其家属会见。可是，一个人是嫌疑人时却不允许家属会见，这相当于提前对其惩罚，这种前置性惩罚，背离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这段话在行文语气上与前面也许并没有大的不同，但我在其中分明感受到一个女律师在法庭上的气魄和锋芒，——没错，刘玲是个律师，刑辩女律师，且在专业领域颇有建树，她的简历在法律圈很多人耳熟能详：

刘玲，清华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北京市公安局特聘法律专家。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做律师之前，她还做过８年的检察官，而所有这些经历，都融入了她的血液，并在文字中留下痕迹。

在《刑事律师的职业情怀》里，刘玲说：角色使然，如同医生眼中只有生死没有善恶，专业的刑辩律师维护的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作为一个律师，她对当事人的人性关怀，令我想起了美国律师布莱恩．史蒂文森的一段话，他说：“当宽恕给予了不值得宽恕的人，它才是最有力量、最开放和最具变革性的。那些不值得宽恕、甚至不追求被宽恕的人，正是同情心最有价值的部分。”，这其中的价值，就是布莱恩无比珍视的“正义的慈悲”。

然而，如同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所说，在刘玲的法律人格中，有律师的一面，也有检察官的一面。处在检察官的视野上，刘玲更关注的是法律对社会秩序的修复，是《刑法》对个体犯罪惩罚的背后，在更大层面上对无辜者的保护。书中有一篇文，题为《校园暴力何时休》，类似的文章里，她身上闪烁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检察官的影子。

文中，她谈到了这样一个案例：

２０１５年５月，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留学生欺凌案备受世界关注，十二名中国留学生绑架、殴打、欺凌一同胞女留学生长达五个多小时，扒光其衣服、用烟头烫乳头、强迫其吃沙子、剃掉头发逼她吃下等。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７日，洛杉矶波莫那高等法院以绑架、攻击、严重人身伤害罪名，分别判决其中三名中国留学生１３年、１０年和６年有期徒刑。

此案中，十二名留学生面临六项重罪起诉，最高刑是终身监禁。先行判决的这三名学生，是因与警方达成了认罪减刑协议，检方撤销了重罪指控。

２０１５年５月，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留学生欺凌案备受世界关注，十二名中国留学生绑架、殴打、欺凌一同胞女留学生长达五个多小时，扒光其衣服、用烟头烫乳头、强迫其吃沙子、剃掉头发逼她吃下等。

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７日，洛杉矶波莫那高等法院以绑架、攻击、严重人身伤害罪名，分别判决其中三名中国留学生１３年、１０年和６年有期徒刑。

此案中，十二名留学生面临六项重罪起诉，最高刑是终身监禁。先行判决的这三名学生，是因与警方达成了认罪减刑协议，检方撤销了重罪指控。

这个案件的判决当时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美国判得太重，也有人觉得我们的法律相关案件上判得太轻。

刘玲的观点属于后者，她犀利地指出，校园暴力所以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在于施暴者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法律对潜在的效仿者未能以儆效尤。她说，校园欺凌解决的根本途径，就是修改法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１６岁。已满１４不满１６岁的犯强奸、杀人等重大刑事案件才负刑事责任。司法实务中对这些人还要网开一面，也就是所谓的未成年保护。而不满１４岁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

刘玲在那篇文章里提供了一组参考数据，是各国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数据显示，英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是１０周岁，美国有的州规定是８岁。而中国人并不天生就比人家认知能力低，１６岁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４０年前的，早已不适合这个时代。

刘玲说，要祛除暴戾之气，只能以刑法为主要武器，对暴行零容忍。深以为然，这其实才是对未成年真正的保护，严管厚爱，预防犯罪。

一本合上的书，是作者的独白。

一本打开的书，读下去，是与作者的对话。

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中，张建伟教授用了这两句话作为开头。

诚然。刘玲收在这本书里的不少文章，都是在《法律读库》公众号上发表过的，同为法律读库核心原创部落的成员，我知道这个平台“传递常识，启迪法治”的理念，怎样深刻地影响着其中的每一个作者。透过对法律案件或事件的审视，在表达思想的同时，力求传递法律文化，已成为这其中若干法律人写作时内在的使命。读刘玲《分光镜下的法治》，如同旧友重逢，又如与另一个自己相遇，颇多共鸣，颇多感动。

身为大学客座教授的缘故，她对待法律又更多呼吁，更多期待，而不是被动适应，比如，在《给刑事速裁程序泼一瓢冷水》一文中，她说：

“一个案件，一个当事人，在司法机关数以万计的案件中不过是数万分之一，但对于当事人个体而言，却是百分之百。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试点城市捷报频传时，在速裁耗时屡创新低时，我们更应该给司法机关泼上一瓢冷水。”

刑事速裁让我想起刑事缺席审判，想起浙江大学的王敏远教授，他说：

“缺席审判是此次刑诉法修改中重要的制度，我给缺席审判制度的定义是天然有缺陷的刑事审判制度。

我们曾经认为被告人出庭接受审判是一种义务，但对被告人出庭的第二种理解认为，这是被告人的权利。因为缺席审判制度是天然有缺陷的刑事审判制度，必须严格的限制它的适用范围。”

这两者都是《刑诉法》重大的修改，背后都有时代的背景和需求，但也隐含着对犯罪嫌疑人某些权力的忽视。面对它们，是沉默还是发声？这关乎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

令人敬重的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生前曾在一篇被名之为《法治梦想》的演讲中说过这样两句话：

——“良法”与“善治”是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不可偏废，在实践中要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

——法律制度的改革每行一步都来之不易，但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和支撑，则如无源之水。

促进良法和善治，传播法律智识。在法治的路上，我们其实都是追梦人。

文学批评家谢有顺说，“既要看见光，也要看到光后的暗淡”，这话是对当代作家的一个提醒，如同法国作家加缪所说，“作家该对时代有责任感”。作为一个法律人，当我们拿起笔，视线承担的要比普通的写作者远得多，既要看见生活的光和光后的暗淡，也要看到法律和司法层面的，而这，也正是《分光镜下的法治》文字中值得珍视的情怀和担当。

【责任编辑 刘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