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律师执业生涯至今已有四十四个春秋，倘若将中国律师事业比作一条奔涌不息的长河，我有幸以法为楫，随其潮涌，行至今日。这四十四载光阴，既是个人的职业航程，也是一部微缩的行业发展史。

历史溯洄：从“处级干部”到“社会法律人”

我的执业起点是一个如今已略显陌生的名字——法律顾问处。

1982年，我调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法律顾问处工作，用现在的说法，我那时属于一名公职律师。彼时，律师身处编制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简称《律师暂行条例》）赋予我们“事业单位干部”的身份。1984年，我成为该单位负责人，肩负行政管理和业务拓展的双重使命。1996年，我被调到辽宁省司法厅直属的辽宁省第二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此时我已成为省司法厅的一名处级干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空气中开始酝酿着改革的气息，律师行业也发生了变化。“法律顾问处”的牌子陆续被“律师事务所”取代，但其体制的框架依然存在。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98年。当改革试点的潮声拍岸，我选择了告别“干部”身份，与几位同仁一道，将国办的辽宁省第二律师事务所改为“合伙制”，于是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成立了。由此，我们这一批律师成为了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社会法律人”。
       两年后，全国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脱钩改制”浪潮涌起，我们的这叶小舟已先行在潮头试过风浪。从“单位”到“合伙”，不仅是名称之变，更是从计划经济思维走向市场服务主体、从行政依附走向职业独立的精神“断乳”，是整整一代律师身份与职业的深刻重塑。

1983年10月26日，沈阳市皇姑区法律顾问处律师走上街头，开展义务法律咨询。赵星奇摄

时代烙印：从“准考生”到见证历史的“监考官”

回首来时路，我的律师资格取得过程也能反映出我国律师准入制度的演进轨迹。

根据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律师资格可以通过考核方式获得。我自1982年调入法律顾问处后就担任实习律师，静候两年期满的执业律师“授衔”迟迟未到。当历史的车轮行至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却翩然而至。彼时，我请示上级单位，是不是也需要跟“新兵”们同场竞技。

考前一个月，沈阳市司法局的同志打来电话说：“司法部来通知了，全国还有一些与你同样情况的实习律师，按照原来的程序授予律师资格，你不用参加考试了，准备去监考吧。”就这样，本以为是考生的我，成为那场历史性考试的监考官。

沈阳市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在铁西区第100中学举行，我与其他同事作为监考人员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次律师资格考试。站在考场里，望着台下伏案疾书的那一张张年轻面孔，我手中那本“免试”得来的律师资格证，仿佛成为两个时代悄然接棒的“信物”。

此后，律师执业资格考试不断健全，先后经历了从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到国家司法考试，再到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演进，准入机制日趋严格统一。我的律师执业证号第6至9位是“1982”，那是我首次获准执业的年份。这组数字如同时光烙印，时刻提醒我律师职业的生命在于专业，而专业的根基在于不断更新的知识与能力。

正因如此，我一直坚持专业职称的不断提高。1987年，律师职称被正式纳入国家专业技术职称序列，我和一批律师同仁成为最早获评的“三级律师”，相当于中级职称。此后的职称晋升之路十分艰难，专著、论文、外语考试等一级级台阶，需以数年光阴与扎实学术技能去攀登。即便在律所改制后，律师职称与收入脱钩，我仍选择继续这趟“学术苦旅”。这不仅是为了个人荣誉，更是内心对律师作为一门“专业技艺”而非“谋生手段”的持守。当“二级律师”“一级律师”的证书相继获得，我看到的不仅是“头衔”的变化，更是一片可以沉潜钻研的精神“自留地”。

俯首拓荒：业务领域的延伸与法治生态的繁茂

我的办案记录是一部中国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拓展的微观史。

1979年至1982年，我国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1983年至1986年，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辽宁省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大省，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基本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协调解决，而不是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当时省内的各级法院没有设立经济法庭。居民的住房几乎是工作单位分配的公房，房产纠纷也不需要通过法院诉讼解决。在那个时代，离婚通常不被社会所接受，当时的离婚案件数量非常少，整个诉讼领域只有刑事案件相对较多。

在那个年代，刑事辩护几乎是律师职业的全部版块。特别是1983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严打”期间，公检法机关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律师刑事辩护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

那一年，我办理的一起强奸案经过二审辩护后被发回重审，重审后被告人被判无罪；1984年，我办理的一起流氓、杀人案，被告人经再审辩护被判无罪，用行动依法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那些成功改判轻罪或无罪的案件，是法治光芒穿透厚重现实的珍贵瞬间，也更加坚定了我对这份职业的信仰。

大河不会永远在单一的河道里奔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服务的疆域快速拓展。我也从以办理刑事案件为主，转为全面开展律师各项业务。
       1987年，在大多数人对“知识产权”还比较陌生的年代，我代理了全国首例专利侵权诉讼，为“无形财富”的权利而战，《中国法制报》《辽宁法制报》（现《法治日报》《辽宁法治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还是那一年，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将法律服务的“触角”延伸至党政机关，为党委政府担任法律顾问，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概念尚未完全普及之际，我们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助力提升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

从辩护人到法律顾问，再到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律师的角色随着社会需求的多元化而不断改变。这背后，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国家法治建设历程的宏大叙事。

蓦然回望：个人的小径与法治的大道

四十四年弹指一瞬。我和有着相同经历的同仁们从有编制的国家干部，变为自立自律的律所合伙人；从“考核授予”资格的律师，成为统一考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单一刑事案件代理，到中国律师业务范围不断拓展的全程亲历者……我深深体会到，个人命运始终与与行业发展、法治建设进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
       我个人的执业之路如涓涓细流，却始终与中国法治的磅礴江河相汇相融。沿途风景流转，河道宽窄有时，但水流始终向前。作为新时代中国律师，愿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涓滴之力，也深信中国律师事业的明天将更加辽远光明。

【作者：赵星奇，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