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调”钱塘,彰显律师调解员的风采风貌——杭州律师调解工作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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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杭州市律师协会在杭州市司法局的指导下成立了全国首家以律师为主体的专业性调解组织——“杭州律谐调解中心”。调解中心在命名时专门采用了和谐的“谐”字,旨在用专业调解纠纷,用调解宣传法律,用法律推动法治,以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争议事项,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为营造和谐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经过7年多的发展,如今的调解中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律师主导的调解工作又将如何展开,全市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大格局怎样进一步提升……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思索,笔者前往浙江杭州,在钱塘江两岸实地探访杭州律师参与调解工作的点点滴滴。

调解中心,建制化发展的变与不变 

经过这些年的专业化发展,如今的调解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家建制化、规模化的专业律师调解组织。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介绍,现在的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共有专(兼)职律师调解员1500多名,其中专职调解律师经过认真遴选后,与调解中心直接签约,在一年的服务期内被派往调解中心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从事律师调解工作。

目前,杭州市所有区(县)级法院和杭州互联网法院、杭州铁路法院全部设立了律师调解室,有些已经延伸到乡镇级人民法庭,不少市级和区(县)级政府职能部门也设立了律师调解室,律师们努力将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调解中心在实际考量工作量的基础上对调解员人数进行了统筹安排,规模小的调解室派驻两名调解员,规模较大的调解室有十几名律师组成的调解团队入驻。

据了解 ,现阶段的调解中心已经形成了公益调解、政府购买服务和市场化调解三种成熟的调解模式。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先后复函同意在杭州开展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工作,明确律师、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等专业力量可以通过收取一定费用,为涉企、涉外纠纷提供优质高效的解纷服务。目前涉及到标的额较大、案(事)件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争议纠纷,当事人可以直接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调解中心派出调解团队展开调解工作。

纵观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几年时间里变化的是调解员队伍人数、调解工作开展机制、调解工作实施模式、调解员队伍保障等可见元素,不变的是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信心,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决心,中国人“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

驻法院调解员,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笔者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律师调解室时,3名调解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有的刚从立案庭取回即将进行调解案件的案卷,有的在同立案庭法官沟通诉前调解的相关细节,还有的正在电话联系当事人直接进行调解……在紧张忙碌之余,3名调解员介绍了来院进行专职调解工作的相关情况。

调解员邵东倩来自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她从去年7月来到这里工作,截至今年10月20日,共计参与了1125起案件的调解工作。她说:“这些案件以民间借贷、婚姻家事、买卖合同和侵权类居多,目前计算出的诉前调解成功率在45%左右,调解成功的案件可以在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权益人可以在法院执行局提出强制执行。”

今年3月,邵东倩成功调解了一起标的额高达3千多万元的民事纠纷案件。该案原告要求被告按买卖合同支付货款,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违约在先,原告以货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为由,向被告临时调价并拒绝发货。邵东倩展开调解后,劝说双方以“各退一步”的心态来看待本案,经过几轮“背对背”式的调解,被告理解了原告的苦衷,原告也愿意承担合同中的部分违约款,该案件经法院裁定后调解结案,双方握手言和。

调解员魏雨西是一名执业3年的青年律师,来自北京安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她于今年2月来到该院律师调解室,8个多月的时间调解了719起案件。在接受采访时,她手里还捧着刚从立案庭转来的5起涉及劳务合同纠纷、买卖合同纠纷等案情的卷宗。

在魏雨西看来,涉及民商事纠纷的案件由律师进行诉前调解可以充分发挥律师的专业优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目前上城区法院的调解案件量大,这对律师积累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律师调解具有广阔的前景,在一年签约期满后,我还会同调解中心续约。” 魏雨西说。

调解员吕红敏是一名有着20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来自浙江金轩律师事务所,她从去年11月来到该院律师调解室。在采访前5分钟,她还在处理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当前劳动合同纠纷类的案件数量较多,调解难度也在增加。最多时一天我曾处理了6起案件的调解,这对调解员的体力精力都是较大的挑战。” 吕红敏说。

作为一名资深律师,吕红敏对青年律师参与调解工作有着自己的看法:“由于调解工作接触的案情多样化,这对青年律师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可以让青年律师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起来。”她认为在调解中要注重法理与情理的平衡,青年律师从事调解工作,要发挥执业特长,展现青年律师的优势。

驻职能部门调解员,“和滨江”展现律师风采 

今年2月,调解中心同杭州市滨江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共同组建了“和滨江”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该团队由7名律师和一名实习律师组成,3月15日正式进驻住建局律师调解室开展工作。“和滨江”律师调解项目将普法宣传、矛盾预警、诉前调解、纠纷溯源等各环节有机融合在一起,是多元式、前端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又一次有益探索。

“和滨江”专业法律服务团队执行人王宗豪介绍说,就调解工作而言,律师主要对涉及住房建设、商品房开发及交易、物业公司服务、房屋租赁等方面的案(事)件进行诉前调解。

截至10月18日,“和滨江”团队共处置化解初级矛盾纠纷1695起,工作效率和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目前正式受理各类民事纠纷调解案件112起,调解成功105起,化解了一批“老、繁、难”的矛盾纠纷。累计开展普法讲座11次,培训1600多人(次)。

此外,团队创新探索与110报警平台联动处置的新模式,一人牵头、全体配合,当值人员24小时临机值守,严格落实5分钟内签收联动警情要求。当值成员第一时间联系报警人,了解基本情况和诉求,就报警人关心的问题进行专业解答,全面做好紧急重大突发事件的预警和处置工作。同时,团队律师为滨江区住建局诸多事项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支撑,助力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

今年8月,滨江区某楼盘二楼商铺漏水,造成一楼商铺财产损失,其中当事人包括商铺所有权人、二楼商铺前任承租人、二楼商铺现承租人、一楼商铺承租人及物业公司。经调查,二楼商铺前任承租人是一名港商,现已离杭,他的违规装修是造成漏水的主要原因。而物业公司未及时疏通雨水管道也有违约情形,商铺所有权人在房屋管理上存在疏忽,同样有一定的责任。二楼商铺现承租人在使用房屋时对渗漏水处置不及时,进一步扩大了一楼的损失。

调解员详细分析了案件的法律关系,以及相关人可能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向当事人重点讲解了诉讼成本及主要侵权责任人失联的法律文书送达和后续执行问题,帮助当事人把可能遇到的困难都捋了一遍,引导当事人要算大账、避免纠结小账。经过三次圆桌会议调解,促成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共同承担相关费用。

 “律师调解工作已经上升到了社会治理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今后需要律师主导调解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多。”“和滨江”团队律师王益军有着近20年物业类和房地产类案件的承办经验和调解经验,他表示,今后要加强调解工作力度,尽量多促成现场调解、当即履行的案(事)件,将人民群众和各类经济实体产生的矛盾纠纷发现在萌芽、消灭在当地。

“共享法庭”,新型调解机构扎根乡村 

在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共享法庭”里经常人头攒动。这里不仅有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当地村民,还有申请案(事)件调解的当事人。笔者到访时,一起婚姻家事案件的登记受理工作正在法庭内进行。

径山镇党委副书记丁英奇是一名来自法院的挂职干部,他介绍起这里的情况如数家珍。丁英奇说,“共享法庭”与传统意义上的审判机关并不相同,而是承担了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职能。在这里通过法官调解和律师调解,将可能产生诉讼、信访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当前共享法庭已经升级到2.0版本,当事人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与法院进行对接,法官在线上实时开展调解工作。

法官调解在线上,律师调解在线下。今年4月,杭州律谐调解中心在“共享法庭”设立了律师调解室,3名调解员正式进驻。调解力量得到充实后,共享法庭形成了“信访打头、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充分运用律师调解手段,大大减少了诉讼案件的数量。

“一直以来,径山镇非常重视诉源治理工作,始终将调解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律师进驻共享法庭后,承担了大部分调解工作。”丁英奇说,目前全镇案(事)件调解成功率达65.92%,位居余杭区首位,这背后与律师调解员的付出是密不可分的。丁英奇认为,律师调解的专业性强,对于案(事)件的调解更能够“切中命脉”、有的放矢。目前共享法庭每半个月对调解工作进行一次复盘,及时发现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律师调解工作进一步顺利进行下去。

作为一名经常和律师调解员打交道的法官,余杭区人民法院瓶窑法庭庭长杨春海笑着说:“律师调解员们过来了,我肩上的担子轻松了。”他表示,进驻共享法庭的调解员无论从专业程度、敬业态度还是调解质量上,都获得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

“律师调解员充分扎根基层,在‘群众问题无小事’理念指引下,调解员可以在短期内成长起来,对自身也是一种难得的锻炼。今后共享法庭会将各方面调解力量有机融合起来,让径山镇的诉源治理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杨春海说。

律师协会,进一步发挥律师调解作用 

在10月8日参加了全国调解工作会议后,沈田丰对律师调解工作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当前的调解大格局构建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充分参与到诉源治理工作中来,早发现、早解决,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

专业性和专业价值是保障律师成功调解的“法宝”,如何充实这支律师调解队伍,浙江律协、杭州律协和调解中心一直在行动。现阶段正在积极扩大调解员数量,着重以执业3年至8年的律师作为调解员重点发展对象。选择这段执业年限的律师成为调解员,一方面可以缓解执业初期律师案源少的问题,为他们带来保底性收入;另一方面不会对执业8年以上的资深律师形成后续业务开展的影响。

谈及今后律师调解工作的开展,沈田丰称,全省律师调解工作会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制度,经济较发达地区实行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和市场化调解并行的模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鼓励律师开展公益调解。全省律师要将“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将基层治理现代化工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责任编辑:尚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