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ChatGPT和DeepSeek等为代表的预训练大模型持续快速迭代，推动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技术向纵深应用发展，可以预见，AI最终将会重塑每个行业。律师是一个危机意识比较强的群体，面对汹涌而来的AI大潮也不例外。我们担心AI在未来会取代律师工作，抢走我们的饭碗，也担心自己跟不上AI技术的发展会在行业竞争中丧失竞争力。AI是一柄双刃剑，我们换个角度看，AI的发展会不会为律师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国策

AI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代表未来的“国运”。中国则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制定和技术突破等多维举措，积极构建AI的自主创新生态，力争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并将其视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引擎。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无论是AI研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还是产业应用领域，都将持续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

一是在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方面。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我国处于领跑地位，但仍在若干核心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问题。为了实现突破，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攻关方面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布局，聚焦芯片、算法、数据、算力等核心领域，通过自主创新与生态协同突破技术瓶颈。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这种协同攻关体制已经初显效果，在高端AI芯片领域已经有自主突破，在大模型方面也呈现了“百模大战”的局面，DeepSeek-R1通过算法优化降低算力依赖，性能能够对标ChatGPT等国际领先模型。

二是在AI基础设施建设方面。AI基础设施是AI技术得以实现和应用的关键所在。它涵盖了硬件、软件和服务等多个层面，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采取了多维度、系统化的推进策略，涵盖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应用场景布局及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等关键领域。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 AI 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力、数据、算法等关键要素的协同发展。同时，我国已经完成超大规模智算中心布局，建设国家级与区域级算力枢纽。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和“嵩山”“中原”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平台的建设，提供一站式算力服务，覆盖通算、智算、超算全类型。

三是在高质量训练语料库建设方面。没有高质量的数据集的供应，就没有高质量的大模型，同时，预训练语料的内容清洗和标注也会影响大模型“价值观”的形成。国家数据局明确将高质量数据集的供给作为“人工智能+”行动的核心支撑，要求“人工智能+”行动与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同步推进，重点提升数据标注产业水平，为AI技术创新提供数据资源的基础支撑。为了支持公共语料库的建设，中国大模型语料数据联盟发布了“书生·万卷”多模态语料库。智源研究院联合多家数据单位建设了全球最大中文语料数据库WuDaoCorpora。

四是在产业融合方面。AI最终的价值释放在于与行业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中国的机会所在。互联网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却在中国实现了互联网应用的遍地开花，从而实现弯道超车，这得益于中国的庞大消费市场和门类齐全的产业。同样，AI在中国发展前景也在于产业融合，即“人工智能+”。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人工智能+”列为培育未来产业的核心行动，覆盖未来制造、信息、材料等六大领域，并将“人工智能+”行动列为2025年重点任务。通过AI技术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预计2035年中国AI经济贡献将达30万亿元。

2025年被业界广泛认为是AI Agent（人工智能体）的元年，这一判断基于AI技术的突破、商业化应用加速和产业生态成熟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推动。AI Agent正在重塑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未来将催生万亿级市场空间。

中国在加快构建符合国情的AI政策法律体系

AI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化的深入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监管问题和伦理问题，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正在加紧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伦理规范，防止滥用，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于2024年8月1日正式生效。

中国采取敏捷治理、小切口立法的路径，迅速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监管、法律和伦理挑战。全球首部专门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于2023年8月15日正式施行，与《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等法规共同构建了我国AI治理的初步法律框架。2024年以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等接踵而至，各地网信部门亦陆续公布大模型备案或登记信息，标志着我国AI治理迈入纵深推进阶段。

中国对AI发展采取了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的基本思路，以AI服务提供者为主要监管抓手，规定了算法合规、内容合规、知识产权合规、训练语料合规、数据标注合规等一系列的法定义务。中国相继出台了数部关于算法监管的规定，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则突出AI等技术的科技伦理因素，要求从事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依法开展科技伦理风险评估和审查工作。

AI全生命周期所牵涉的数据合规问题复杂，主要阶段包括模型训练、应用运行和模型优化，各参与主体都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在内的基础性数据安全法律，如涉及数据跨境传输的，还要符合数据跨境传输的法律规定。

AI实现了创作模式的颠覆性变化，也对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比如：使用作品开展模型训练是否构成合理使用，AI生成内容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生成物的权属属于谁，以及谁对AI侵权承担责任等。目前在AI领域，很多企业采取了开源战略，但如何达到商业秘密与开源策略的平衡是一个挑战。在专利布局方面，中国在生成式AI专利申请量全球领先（2014-2023年约5.4万件），但需避免低质量专利阻碍技术竞争。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提出二十条政策举措。国家数据局等部门也制定了《“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目标是在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等12个重点领域打造30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国家数据局强调，数据供给是推动中国AI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提出通过制度完善、技术赋能与生态协同，构建数据与AI的共生关系。

AI发展创造出律师业务的机遇

AI的研发、应用和投资热潮将会持续下去，伴随的法律服务需求也逐渐显现。律师要成为AI专业律师，除了具备律师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外，还要熟悉AI技术和AI行业，能够识别出AI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更进一步设计出针对性的法律服务产品，这样才能变机遇为机会。

一是服务于AI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包括支撑AI技术开发训练和部署的综合性系统，比如集感知设施、算力设施、接入网络设施、互联网设施、数据设施、智能设施、绿电设施等于一体的数智基础设施体系。律师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可以提供全周期、多维度的专业法律服务，涵盖项目立项、融资、建设、ESG、运营及争议解决等环节。

二是服务于数据要素的流动。律师可以协助企业进行数据资源的分类分级、依规治理与确权，进而实现数据资源的依法依规流动和交易，为人工智能赋能，也使得企业的数据资源实现价值释放。

三是服务于知识产权保护。律师可以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一站式的知识产权服务，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在大模型的各个阶段识别和避免知识产权侵权。为企业构建商业秘密与开源的平衡策略，优化专利布局，强化PCT国际申请等。

四是AI产品的依规治理。在AI的全生命周期，都需要依规治理工作的开展，包括算法安全与可解释性、算法与大模型备案、数据安全与质量、隐私保护、内容安全、防止歧视、科技伦理审查等。律师可以帮助人工智能企业和服务使用者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建设合规制度和流程，构建动态化、全生命周期的治理框架。

五是促进AI与资本市场的结合。AI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AI发展的每个阶段都需要资本的加持。在多重政策利好之下，人工智能领域的PE/VC募资活动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资本通过多元化策略加速布局AI产业链。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在《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亦特别鼓励人工智能等领域优质企业在国内上市。

当然，律师还应当积极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和立法进程中。人工智能政策制定和立法与行业实践紧密关联，律师通过服务客户站在了行业实践的第一线，这些第一手经验在国家政策制定和立法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风物长宜放眼量，人工智能对于律师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律师唯有敞开胸怀积极拥抱AI技术，主动求变，才能达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境界。

（作者：陈际红，全国律协网络与高新技术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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