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描

　　从主动与外国游客攀谈的青涩法科生，到获任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委员的中国知名律师，董箫的执业经历，映照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浪潮的发展轨迹，也见证了中国涉外法律人从规则的观摩学习者到规则的参与制定者的蜕变。近日，记者对话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箫律师，聆听他如何以专业和恒心，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领域中，展现出新时代法律人既坚守中国立场，又具国际视野的担当。

       懵懂与启蒙  寻找外部世界的“规则”

　　记者：您是1988年的邯郸市高考文科状元。在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坚定地选择法律，而且是国际经济法这个前沿专业？

　　董箫：这个选择，其实带着一些机缘。因为高考外语成绩比较好，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后被分配到了国际经济法专业。现在回头看，这恰恰契合了我“想要了解这个世界规则”的那份好奇心。

　　为练口语，我曾主动找外国游客交谈。一位美国的毕业生说他打算先环游世界再工作，让当时的我很受触动。这类见闻让我感知到另一套“规则”，总想探其究竟。

　　真正为我定下方向的，是江平老校长提出的“三懂”人才目标：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这九个字，成了我职业生涯最初也是最核心的信条。

　　记者：“三懂”听起来很宏大，您是如何迈出职业生涯第一步的？

　　董箫：1992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国有外贸运输公司，我每天打交道的是租船订舱、海运提单、集装箱运输，发现国际贸易和运输的每个环节都嵌着法律规则，比如“海牙规则”“汉堡规则”等等。

　　1995年我被调到贸促会法律部后，我服务的对象变成了众多外贸企业，从更多的具体业务中感知中国与世界经济规则接轨的脉搏，更加明白法律服务须建立在懂商业、懂行业的基础上。

　　记者：在贸促会工作期间，有没有哪一个案件让您觉得“开窍”了？

　　董箫：有。1996年，我25岁时，曾代理一家中国外贸公司对日本某大型商社提起仲裁。为寻找关键证据，我钻进满是灰尘的仓库翻找了两天，终于在一堆堆泛黄的纸质单据里查找到了与案件相关的履约记录和损失证明。那场仲裁我们赢了，连打印费、住宿费这些律师开支都裁决日方承担，而且日方主动履行了裁决。这种帮中国企业挽回损失、赢得尊严的成就感，让我认定了国际仲裁这条专业道路。

       抉择与转型  “在市场上凭专业吃饭的人”

　　记者：1999年，您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去公职律师身份，投身市场。当时是什么触动了您？

　　董箫：当时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整个社会都涌动着一种开放的氛围。我想，随着中国入世，商业竞争的核心武器一定是规则，而不是关系。我要做那个在市场上凭专业吃饭的人。

　　记者：从体制内到市场化，年轻的董律师是如何获得客户信任的？

　　董箫：我的办法很笨，就是“免费讲课”。我利用之前积累的工作经验，给外贸公司的业务员讲课。从信用证怎么开，到提单怎么审，再到风险怎么防。他们发现，我比他们的经理还懂业务流程，比他们的法务还懂国际惯例。慢慢地，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记者：2005年，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您为什么又选择去美国读书，后来又回母校读了博士？

　　董箫：2005年左右，我明显感觉知识储备不够用了。涉外业务越来越复杂，必须充电。中国的法学教育给我奠定了坚实的体系化理论基础；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和普通法思维训练，则增强了我的逻辑推理和“像裁判者一样思考”的能力。后者对于在国际仲裁中，用西方仲裁员熟悉的逻辑方式说服他们，至关重要。

       博弈与融合  做东西方商业逻辑的“摆渡人”

　　记者：迄今您已被指定担任仲裁庭成员超过400次，您觉得中国律师或仲裁员的独特价值在哪里？

　　董箫：我觉得我们是东西方法律和商业文化的“摆渡人”。国际仲裁最难的不仅仅是法律适用，还有对不同商业习惯的理解。

　　举个例子，我曾和一位英国仲裁员一起审理一个案子。中国企业的大量关键证据——包括合同变更确认——都是通过微信完成的。那位英国仲裁员大惑不解：“几千万元的交易，为什么不用正式邮件？这是不是太儿戏了？”若不加以解释，这类证据很可能不被采信。我就告诉他，在中国，微信不仅仅是社交软件，它也是高效的商业工具，这是中国的“效率文化”。

　　记者：2025年，您获任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委员，成为目前LCIA委员中唯一的中国律师。这份任命对您个人以及中国涉外律师群体而言，意味着什么？

　　董箫：LCIA的委员属于管理机构成员，参与的是规则修订、机构治理等顶层工作。这份任命，是对我长期在国际仲裁领域专注深耕的认可。对中国涉外律师群体而言，我认为它代表着中国专业力量正在更深入、更核心地参与国际争议解决规则的制定，并逐步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国际仲裁规则的演进中，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中国视角”和“中国经验”被考量、被采纳乃至被学习。

　　记者：您曾提到国际仲裁从业者拥有一种“共同语言”。您认为这种“共同语言”现在包含了多少“中国声量”？

　　董箫：客观地说，当前国际仲裁的“共同语言”仍以普通法系逻辑为主导，但“中国声量”正在稳步增加。这不仅体现在更多“中国面孔”出现，更源于中国智慧对规则发展的实质贡献。例如，将“调解”融入仲裁程序、设计更高效的快速仲裁机制等议题，都与中国丰富的实践密切相关。国际同行也日益关注中国仲裁立法与司法实践。

　　声量的提升，靠的不是音量，而是有分量的专业贡献和实践成果。我从二十多年前就开始坚持做一件“公益”——担任多个国际仲裁研究机构和组织的中国报告员，每年用英文撰写报告，介绍中国法院执行《纽约公约》的真实情况，介绍中国仲裁法的修订进展。这就像是在一点点擦亮窗户，让世界看到一个法治昌明、信守承诺的中国。

       时代与使命  中国经济的脉动与律师的脚步

　　记者：回望这三十年，您觉得中国涉外律师的业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董箫：我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上世纪90年代的“货物流动”，彼时我处理的多是日用品出口或设备进口纠纷，中国尚处于产业链末端。其次是2010年左右开始更多的“技术流动”，中国开始大规模引进并输出高铁等先进技术，相关国际技术转让纠纷变得复杂而常见。第三是2015年至今的“资本流动”，随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基建投资的浪潮，律师的角色已从解决争议扩展至为出海资本全程护航。可以说，中国律师的使命始终由经济大势所塑造，我们正是时代的受益者。

　　记者：对于想从事涉外法律服务工作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董箫：我想谈两点：兴趣和用心。涉外律师这条路，外表光鲜，实则充满挑战：跨时差、跨文化、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好奇作为支撑，很难走得远、走得稳。另外就是“用心”。什么是好律师？不是看你头衔多高，而是看你有没有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哪怕是在走路、吃饭，脑子里都在琢磨那个案件的突破口。这种职业状态，客户是能感知到的，也是年轻律师脱颖而出的唯一捷径。

【责任编辑：宋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