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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两个人的恩怨？

北大法律信息网 2008-10-13 12:13:38.0 李利

【摘要】
这个美丽的传说之所以得到流行，并令许多人动容，不能不说它代表着一种民意，毕竟同是中华民族，毕竟血浓于水。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国人怎样“窝里斗”，而一旦发生外来入侵，大家立刻就能息火，转而一致对外。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了，此后，让蒋介石最焦虑的是如何接受日军投降的问题。因为早在8月10日深夜十二时，朱德就以延安总部总司令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要求敌军“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第二天，又连发第二至第七号令，命令中共所掌握的抗日部队“积极举行进攻，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当时，在华日军有百万之众，不仅占有中国许多城市和交通线，而且拥有大量武器和物资。谁最早、最多接受日军投降，谁就将取得最多、最大的胜利果实。因此，11日这一天，蒋介石给各方发了许多电报，其中一份最紧急的就是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该电声称：“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要求该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这份电报实际上剥夺了共产党人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利。8月14日，蒋介石作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共商大计”。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颇感意外。1937、1938两年，蒋介石实行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努力抗战，毛泽东比较满意。在延安作报告的时候，给过蒋很高的评价。但是，1939年，特别是1940年皖南事变之后，毛泽东对蒋的印象就愈来愈坏。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想去。8月16日，毛泽东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文，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为：解放区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解放区军队接受投降，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由国民党军队接受投降。抗战八年中，国民党的部队退守西南，而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则深入敌后，因此这当然是一个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方案。紧接着，毛泽东复电蒋介石：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的这通电报，没有说不去重庆，而是要蒋表态，待表态以后再看。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但不可不防其突变叛乱也。”当晚，他夜半醒来，反复思考，推敲词句，于20日再致毛泽东一电。先高压，声称受降办法由盟军总部规定，不能破坏盟军的“共同信守”；再批评朱总司令对于执行盟军规定，亦持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资格将置于何地？”然后给朱德戴高帽子，声称“朱总司令果为一爱国爱民之领袖，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电报最后重申邀请：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电奉邀，务请惠诺。　

　　电报的这一段话写得情词恳切，似乎不容拒绝。不过，毛泽东仍然不想遽尔应邀。22日，毛泽东再次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抗战中，周恩来长驻重庆，多次和蒋介石折冲周旋，由周作前驱，作“侦察战”，了解蒋的意图，自然再合适不过。　

　　蒋介石看到毛泽东仍然不想来，于23日再次发电邀请：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能迅速解决。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古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现在蒋介石是三电邀请，毛泽东似乎不能再次推拒。　

　　其间，斯大林曾两次致电毛泽东，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又称：“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导者，毛泽东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23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所有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　

　　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　

　　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早在8月26日，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包括“共部之处理”、“国民大会办法”、“参加政府办法”、“释放共犯办法”等内容。　

　　27日日记云：“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　

　　28日，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确定“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　

　　28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与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时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护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　

　　8月29日，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　

　　3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为德威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9月3日，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主要内容为：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现三民主义。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三、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主席、委员，及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任中共人员为主任。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保障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等内容，蒋介石自然满意，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十等条，批评其为“要求无餍”。9月3日，蒋介石日记云：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赖帝之力成全矣！　

　　4日晨五时，蒋起身祷告，“愿共毛之能悔悟，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上午，他约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蒋自感“脑筋深受刺激”，叹息“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他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群等。其主要内容为：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二、承认解放区，为事实绝对行不通。三、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长期实行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党治”，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1936年，国民党提出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成立政府，宣称将通过此途径“还政于民”。除选举代表1210人之外，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监委为当然代表，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又事隔多年，中共主张代表重选，蒋介石则主张增补、调整，坚决反对重选。　

　　从九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　

　　从1945年9月4日至10月8日，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蒋介石之命与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十三次会谈。　

　　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四十八个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十二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军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构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诚”与“敬”，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他明确表示，要对毛泽东加以“审治”。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　

　　当时，蒋介石既要依靠美国，也不敢得罪苏联，甚至还想讨好。　

　　自然，蒋介石在采取行动之前，不能不将美、苏这两个大国的可能反应想清楚。　

　　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他在10月6日日记中写到：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与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在桂园客厅共同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纪要》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　

　　《纪要》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纪要》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三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抗战功绩。　

　　同日下午四时，蒋介石到桂园访问毛泽东，为其送行。毛泽东提出，今晚住到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去。蒋介石觉得毛泽东可能“另生问题”，但仍然表示欢迎。蒋介石的这次拜访，前后只有十分钟。会谈后，毛、周同蒋一起乘车到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国庆祝酒会。酒会后，蒋、毛再次谈了半小时。毛泽东住到林园后，向蒋介石提出：一、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待自己回延安，召开解放区民选代表会议后再定办法；二、国民大会提早至明年召开亦可。由于蒋早就宣布，要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觉得国民大会召开无期，气得在心里狠骂毛泽东。不过表面上，蒋介石仍故作平静，努力“和婉”地对毛说：“如此态度，则国民大会无期延误，我政府不能如此失信于民也。”又说：“如政治协商会议能在本月底开会协商，则国大会议政府可迁就其意，改期召开，但至11月12日，不能不下召集令，确定会期，示民以信也。”蒋还向毛表示，即使政协会不能如期召开，政府也不能不于11月12日下令召集国民大会。谈至此，蒋向毛告辞，约定明晨再谈。　

　　10月11日晨八时，蒋介石约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二人再次对谈。除重复前几次谈话要旨外，蒋介石用非常坚决的口吻向毛泽东强调，“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所迁就，否则不能成为国家。”毛泽东则答以此事留待周恩来与王若飞在重庆继续商谈。通过抗日战争，中共已经在全国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拥有一亿多人口。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容忍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口处于中共统治之下。　

　　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到九龙坡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重庆各界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到机场送行的共约五百余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谈话：“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毛泽东离开延安前，对到重庆后可能的危险作了最充分的估计。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他估计，“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可以去，必须去”，“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圈，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蒋介石一生做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　

　　众所周知，重庆谈判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但实质上是两个利益集团之争，他们当时分别代表着正义与非正义。后来，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三年的解放战争让多少生命消失，又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当时的国共两党能够真诚“合作”，那么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几年前，有一个故事让不少人为之动容。说是1974年，南越出兵侵占我国的西沙群岛，1月19日，中央军委急调东海舰队的4艘军舰赴西沙作战，由于台湾海峡长期被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控制，以往解放军舰艇来往于东海与南海之间，都要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以避免发生磨擦和冲突。此次因军情紧迫，解放军军舰奉命直接从台湾海峡通过，国民党守军发现后向上级请示，蒋介石居然以“西沙战事紧”为由，没有下令开炮。台湾守军还打开探照灯为解放军舰队送行。后来又有人说这只是一个编造的美丽的传说，并不真实。可这个美丽的传说之所以得到流行，并令许多人动容，不能不说它代表着一种民意，毕竟同是中华民族，毕竟血浓于水。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国人怎样“窝里斗”，而一旦发生外来入侵，大家立刻就能息火，转而一致对外。　

　　现在国民党又执政台湾，在以后的日子里，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将是十分微妙也是让人十分关注的事。　

　　

【注释】
　　作者简介：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会员，《中国作家》杂志签约作家。
【参考文献】
　　2008年《中外文摘》第5期《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作者：杨天石。在此感谢杨天石老师为我们写出这样一篇精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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